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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秋的三件大事——苏联与南斯拉夫友好关系的重新建立、古巴危机和中印战争——导致了中苏双方论战的重新开始。在这次论战中，双方很快地抛弃了他们的攻击是针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伪装。 在访问保加利亚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６日瓦尔纳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苏联必须全力以赴地与南斯拉夫合作并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加强其社会主义地位。此后，反南斯拉夫的论战在苏联新闻界销声匿迹了。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国家元首职务）于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至１０月４日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时，他指出，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在赫鲁晓夫瓦尔纳讲话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激起了反南斯拉夫宣传的加剧。９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激烈攻击“铁托集团”的声明。声明宣称：“铁托集团在背叛共产主义事业和满足帝国主义的需要方面变得更加卑鄙”。 伴随着与苏联意识形态论战的加剧，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在中国暴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２日，肯尼迪总统声明，美国政府掌握着苏联设置在古巴的、能够把核导弹发射到美国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导弹基地的确凿证据，在导弹基地由联合国监督之下撤离之前，“将对所有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设备的船只进行严格的检查”。当肯尼迪总统于１０月２７日保证美国将不会入侵古巴，作为报答，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同意拆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时，古巴危机结束了。中国政府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反美示威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这种妥协。１０月２９日，由北京的示威者发给古巴政府的一份电报宣称：“６亿５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诚的战友，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苏联向印度空军提供苏制米格式战斗机和特许在印度建立一座制造这种飞机的工厂的协定，于１９６２年夏签订。虽然，苏联的第一批战斗机直到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１日，中印战争结束后才抵达印度，但是，由于中国与印度的紧张关系，该协定极大地触怒了中国。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印军队之间的战斗在印度的东北边界和拉达克地区爆发了。在东北边界地区，中国军队向南推进了１００多英里，威胁着阿萨姆平原；但是，在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没有越过声称为中国领土的边界线。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国人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撤回了军队。 苏联政府对这一事件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对任何一方都不表示明显的支持。１１月５日《真理报》呼吁中印之间“无条件”地停火和立即进行谈判。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举行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进展的情况，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危机的加深。在１１月５日至１４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托多尔·日夫科夫（党的第一书记）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谴责。在言词上也明显地有意指责中国人。 他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无所不为，他们捏造弥天大谎，并把它们散布于全世界。……他们宣布几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都因当代或现代修正主义而陷于困境。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宗派活动和冒险行为以及虚伪的分裂活动保持沉默，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上述最后一句话他故意引用了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和欧洲各党代表团之间的争论发生在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４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但是，亚诺什·卡达尔（党的第一书记）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他向中国代表团呼吁考虑他们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正象他向他们保证的那样，匈牙利党将重视中国党的观点。然而，在１２月２日至８日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当意大利党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指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时，争论至少公开化了。 意大利党的总书记帕米尔罗·陶里亚蒂强调指出，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古巴危机期间苏联的政策捍卫了古巴的独立。他谴责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和荒唐的”；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诬蔑和攻击行径”和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团结”表示痛惜。他还警告中国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 同样的问题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４日至８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地争论。中国代表团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协商会议”，来讨论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 赫鲁晓夫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讲话中，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他在评论中印冲突以及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时，暗示道，阿尔巴尼亚对苏联的攻击是被中国唆使的。 他说：“在古巴冲突的和平调停期间，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自称他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们不满的尖厉声音，纵然他们的行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尤其指的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实际上是重复西方那些最反动最好战的集团所说的话。为什么今天这些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来自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口呢？我很想从我的生涯中列举一件事来说明这一点…… “我记得在采矿居住区有着脏嘴巴的人，有时他们常常去找一个刚刚会说话而不理解话的意思的小孩，并且教他最下流的话。他们会告诉他：‘去到那所房子里向那些人说这些话’。有时他们甚至教他更难听的话。他们会说：‘去到你妈妈那里把这些话给她再说一遍。 现在给你三个戈比，说完之后给你五个’。于是，这小孩跑到那所房子里，或者跑到他母亲那里，把这些脏话重复了一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象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有人教他们脏话，于是他们就说这些脏话和用这些脏话反对苏联共产党。但是苏联共产党是他们的妈妈呀！说这些脏话他们得到了允诺的三个戈比，如果他们使用更难听和更粗野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另外五个戈比……”关于中印冲突的问题，他说：“首先，出现了一种情况： 由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与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而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武装冲突……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是明智的：它声明单方面停火，并（从１２月１日起）开始撤回它的军队。我们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欢迎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 “有人可能会说：‘你们怎么竟说这是明智的步骤呢？因为这是在死了那么多的人、流了那么多的血之后所采取的步骤啊。假使双方根本不采取军事行动，岂不更好吗？’是的，这样当然更好些。……但是，既然未能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那么，最好现在表现出勇气，停止冲突…… “但是，有一些人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决定却试图作出不同的解释。他们问道：‘这难道不是撤退吗？’他们还问道：‘这难道不是中国同志的一种让步吗？’当然，这些问题是那些爱吹毛求疵的人提出来的。” 当谈到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时，赫鲁晓夫说： “有人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南斯拉夫早就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私人资本、私人企业或私人财产和私人银行。……因此，……就不能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正是从这点出发，并把南斯拉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它建立相互关系的……”赫鲁晓夫谈到了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并且指出： “兄弟党的会议警告说，如果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一贯的斗争，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个别党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中的主要危险。从那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结论是多么地富有远见。 “有些人……只是片面强调修正主义的危险，只是断章取义地提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一个人必须对事物抱有具体的见解。在古巴危机中，当那些伪装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挑衅活动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古巴危机尤其表明：正是那些采取了和正在采取教条主义立场的人们出现了主要危险。……” 《人民日报》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答复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并于１２月３１日回击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１２月２５日的《人民日报》在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口号辩护时，坚决主张共产党人应当“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谴责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时，《人民日报》指出：“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必然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的‘进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文章继续谴责了在中印战争问题上更同情“印度反动派”而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当谴责利涉用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攻击其他共产党的讲台时，文章指出，这种“恶劣的表现”起源于１９６１年的苏共党代表大会上①—— （①这里是指１９６１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苏联的地方。最后，文章重复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另一篇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长篇文章中，重复了上述许多争论。这篇文章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就是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并且谴责了陶里亚蒂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关于古巴危机，文章指出：“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 ”文章断言，“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显然是指赫鲁晓夫—— 作者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人民日报》坚决主张，莫斯科声明中对南斯拉夫政策的谴责仍然对各个共产党具有约束力。 到１９６３年１月７日《真理报》所发表的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为止，苏联领导人最充分地暴露出了自己的态度。《真理报》以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这样的语言，“只能在人民中间引起自满情绪和削弱他们的警惕性”为借口，为与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讲话相一致的苏联外交政策辩护，并再次谴责了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的观点。 当文章坚持认为苏联党仍然赞同莫斯科声明时评论到，“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时时诋毁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文章继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由于他们自己发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无礼攻击”，从而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形式和精神，而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恢复友好关系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团结。文章继续指出：“最近，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国内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消除了大量对建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所抱的错误和有破坏性的观点。那些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人……是故意地在撒谎。……苏联共产党公开声明，苏联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若干意识形态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毫无疑问与南斯拉夫这个正在建议社会主义的国家恢复友好关系，能够更快地有助于克服在若干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的答复文章引用了赫鲁晓夫早些时候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并谴责说：“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在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举行的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为苏联的观点进行辩护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他呼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攻击”，并以立即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将导致分裂的危险为借口而反对立即召开这一会议。中国代表伍修权欢迎停止互相攻击这个建议，但支持早日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 但伍修权的讲话被“呸”声所数次淹没，而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则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正在动摇兄弟党的团结的公开的持久的激烈争论”的关心，并建议召开一个两党代表会议，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作准备。在答复苏联的信件之前，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他的对手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①批评了苏联党第二十次（①原文误著为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６日——译者注。） 代表大会，宣称它“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 文章认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公开化，起源于１９５９年９月的戴维营会谈和塔斯社对印度边界争执的声明，“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的是第一次。”“某些同志”攻击中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一些同志”对中国“施加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协定和合同”。 《人民日报》继续指出，苏联不顾中国和解的尝试，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并且干涉阿尔巴尼亚的内政。一种“无原则的妥协”，在古巴问题上起了作用，“一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党的攻击在东德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这次代表大会造成了“严重的分裂的危险”。文章结束时说，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必要先决条件，应把停止对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与把南斯拉夫人定罪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连在一起。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８日至３月３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了一篇十万字的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的文章，文章嘲笑苏联领导人害怕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国的文章和干扰北京的无线电广播。文章指责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指责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赞成议会方法。 １９６３年３月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答复苏联党的信件时，重复了１９６２年４月７日信中提出的建议，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保留对公开攻击答复的权力时，将停止攻击。３月３０日，苏联党答复，建议会议可以在当年晚些时候在莫斯科召开。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语调上是调和的，它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但是指出，苏联党２月份就提出与他们开始讨论，而且现在仍然准备这样做。关于南斯拉夫，信中声明，“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我们争取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是符合各兄弟党的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力量的路线的。我们还考虑到最近在南斯拉夫的经济上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定的良好趋向。与此同时，苏共也看到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并且认为必须把这一点直接了当地告诉南斯拉夫同志。”在呼吁停止攻击时，信中指出，“我们可以讲出不少东西，来保卫苏共的列宁主义路线，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答复中国报刊最近所发表的文章中毫无根据的攻击。现在我们之所以不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叫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感到高兴……” 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３月３０日来信的６万字复信，复信于次日被送往莫斯科，并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出来。这封信提出了在莫斯科会谈中进行讨论的二十五条建议，它是已经发表的中国方面情况的最充分的声明，虽然信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名字，而只是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有些人”，但是，它却包含了对１９５６年以来赫鲁晓夫的政策和理论的全面的控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中陈述的二十五条建议，概述如下： （１）“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２）“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可以总结如下：……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阶级的新世界…… （３）“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４）“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５）“……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１．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２．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３．认为……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４．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５）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６）“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和古巴，而不是南斯拉夫，“由十三个国家组成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说法，最近才开始使用；１９６１年１２月《人民日报》提到“十二个兄弟党”，当时，古巴还没有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注） “如果有人……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段显然针对的是苏联，尤其针对的是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作者注）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７）“１９６０年声明指出：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 （８）“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９）“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需要学会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１０）“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它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１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走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事实上，岂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１２）“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现在自称为从列宁之后对革命路线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１３）“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怪论，正如１９６０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说穿了，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１４）“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反对革命。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大战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 （１５）“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不过），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已经过时了…… （１６）“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作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与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１７）“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１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 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１９）“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２０）“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是把领袖与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的‘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覆活动，又是什么呢？…… （２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依靠自力更生……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这一段明显地涉及到在同年２月的经互会上所出现的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分歧。当时，罗马尼亚的代表反对苏联所提出的包含有打乱罗马尼亚工业发展方案的经济协作计划。——作者注） （２２）“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身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允许把自己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虯E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的方式，公开指名道姓地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至同志采取‘分裂主义’。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分开暴露在别人面前？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所有这些问题，那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准则的严重事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２３）“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１９６０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迫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２４）“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２５）“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论战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的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其，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 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我们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到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你们在３月３０日的来信的未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就是指的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是颠倒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的文章说得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象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义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这封信最后指出“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莫斯科）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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