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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童年，应该是产生中最美好、最无忧无虑的时代。应该背着小书包，接受妈妈的抚摸，听着妈妈亲切地嘱咐，蹦蹦跳跳上学去。 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渴望着念书，渴望着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渴望着和那么多的同学一块玩耍。 但是，我却不得不扛着扁担，扁担上挂着一串绳子，腰上别着把小镰刀，每天迎着初升的太阳，经过大连金州的七里村、八里村，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家乡东边的大和尚山去打柴，负责八口之家烧火做饭用的柴禾。 偶尔有一天能带上一块玉米面饼子进山打柴，那么，这天山谷间便有我的欢声笑语。但是，经常早晨只有一碗玉米面粥来充饥，中午没有干粮带。人小，干活，饿得快，一碗粥，一泡尿，肚里早已空得慌，只好坐在山腰上哭。那时，我只梦想能有一块玉米面饼子！眼看天黑又怕狼，只好咬着牙，流着泪，一步一步住家挨。 为了能念书，有时我一天上两趟山，砍两担柴。积攒下足够的烧柴，我终于上学念书了。那时我已经十一岁了，却已经当了三年的小樵夫。 哦！家乡黄海之滨的大和尚山，那山中肃穆恒静的谷壑密林，那山谷密林之中幽寂古朴的寺庙古刹，在在都印满了我儿时的足迹，流下过我多少辛酸的泪呵！ 十一岁，我入了八里小学二年级，后来又转入七里小学，终于实现了我渴慕日久的学生生活。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位温柔善良的乡村女教师，她像姐姐，又像母亲，寓情育于教育事业之中。她给了我爱，给了我温暖，她使我苦涩的童年，添上了许多欢悦的色彩。 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换了个用野蛮手段进行“教育”的王姓教师。一个班，六个学习小组。他居然把我开除“组籍”！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小组，我被遣送安置在全班最后一个座位上。可我是全班个子长得最矮的一个。后来，他逼使我必须把同座位一个各科成绩均在零分分数线上的、有痴呆症的同学帮助到60分以上，不然就永远把我开除“组籍”，让全班同学将我孤立起来！于是，我不得不被迫辍学，转入金州纺织厂子弟小学。那位王姓教师，如同那位乡村女教师一样，永远深刻在我孩童时稚嫩的心灵上。 呃！一个人童年时心灵的创伤，一辈子也是抹不平的呀！不过，它可以更早地激发我去认识人生，思索人生。它可以缩短一个人的童年期，更早地越过这个年龄段，而提前进入少年、青年的行列。 后来，当我发现评梅当年也是寓情育于教育事业之中时，我的心被震动了。我写石评梅传是歌颂评梅，同时也倾注了对我儿时那位乡村女教师的深深的爱。 1962年我作为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第一次来北京游玩，到过陶然亭公园。我在高石之墓前伫立了许久许久。我反复吟诵评梅题写在高君宇墓碑上那大气磅礴、光彩照人的诗句，——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 我反复揣摩评梅题写在这首诗后面的几句感情深沉浓烈的话语，——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 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在荒家的四周我镇日踟躇徘徊，是悼亡当年那位灵魂高洁、命途凄艳的少女吗？是缅怀远逝的古亭梅魂吗？是寻觅陶然亭畔评梅的泪痕，足迹，春恨，梦影吗？对于一个年轻的中文系大学生来说，虽然激动感奋，然而束手茫然，一无所知。因为，任何一部文学史，对石评梅这位“五四”新文化开创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居然只字末提。 二十年后，有关高、石的材料相继问世出版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邓颖超同志对高君宇和石评梅的高度评价和赞美。我借重这些材料和评梅的作品，决心为一代风流才女的坎坷悲艳的一生，写一部传记文学。 柯兴 1986，3，2，于京郊复兴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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