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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评论家张韧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对上面这句话，有过极深刻的论述。—— 1962年，当柯兴作为一位大学中文系的风华正茂 的青年学生，第一次来到首都拜谒高石荒冢的时候，虽 然对高石生平业绩因“一无所知”而一时无法落笔，但 是他对君宇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的浩然之气的 景仰，对古亭梅魂的缅怀与追思，这应该说是作者二 十年后写此书的情启灵动的最初之因。还有一个动因 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作者说：“我写石评梅传是歌颂评 梅，同时也倾注了对我。儿时那位乡村女教师的深深的 爱。”这是他在小说《后记》里所写的，看来似自我抒 情的闲笔，其实它是作者无意之中道出了写《风流才 女——石评梅传》另一个重要因素。福楼拜说“包法 利夫人就是我”；郭沫若说“蔡文姬就是我”。其实包 法利夫人和蔡文姬，不过是他们笔下的小说和戏剧里 的主人公，她们的经历和作家本人并没有多少共同点。 郭沫若与福楼拜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们和自己 创作的人物心灵息息相通，倾注了他们浓烈的感情。柯 兴并没有说“石评梅就是我”，然而，评梅的形象无疑 是灌注了作者对那位温柔善良的、曾“给了我爱，给 了我温暖”的童年时代女教师的情丝。 从对小学启蒙女教师的怀念之情，大学时代因观 瞻高石之墓而激发的敬慕之情，直到读了评梅作品集 和邓颖超同志的题语，如果没有这一条数十年积累的 挚爱的情感线，我想，柯兴也许不会写《风流才女—— 石评梅传》的；即使写了，也不会是一部盈灌着激情、 柔情和诗情的成功之作的。 1987年、199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次连播这部长篇传记文学的时候，连初版“后记”也一块播放了。于是引来了不少听众及读者，在来信中询问“乡村女教师”的情况；他们问我为什么对她有那么深挚的感情，以及她后来的情况怎样了。 真的，每当提起“教师”这个词儿，我的心中总会油然而生敬意。在我的—生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许多许多。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就是“那位乡村女教师”了。 1945年8月15日日冠投降，这年的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了我的家乡旅大地区(即旅顺大连也包括金州)。新旧交替，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社会一时顾不上我们这些郊区农村的孩子。 我们村，是金州城郊的八里庄，大约是离县城八里地的意思吧。村东是大和尚山，那时，山高林密，野兽出没；西边是渤海湾，海阔天高，渔帆点点。我的家乡，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可爱极了。可惜，就是没有学校，没有教师。 有一天，我额娘告诉我，说村里来了个女教师，是大连师专毕业的，看模样挺俊俏，就是岁数小，左不过十八九，哪就能管得了孩子？她自己才是个孩子嘛！ 我在深山老林里砍柴，直到十一岁进学校，——我们这些野惯了的孩子都给笼进了八里小学——一家土改时被赶走了的地主大院。 学校虽有了不少教师，教我的，还是我额娘说过的那位女教师。她长得挺好看，很文静，很和蔼，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吼我们、呵斥我们，我们都很喜欢她。你就是上课玩东西说话，她也只走过来摸摸你的头，冲你笑笑，摇摇头制止你，使你感到温暖，感到柔情，感到爱。特别像我这样的小樵夫，从小生活在深山老林的壮美粗犷里，生活在大海的雄壮与狂野之中，经常受到饥饿与孤独的袭击，受到黑暗与野兽的恐惧的包围。我强烈地感受到她的温柔她的爱，像一股股暖流滋润着我稚嫩的心灵。 女教师的家住在县城里，离我们八里小学总有十几站远。丘陵岗坡路，没有车，她每天步行。有时她来晚了，我们想她，就成帮结伙去接她，一直接到北山苏联兵营的道边上。那是她的必经之路。 有一回下大雪，我们全班大队人马去迎接她。路上，她和我们一起打雪仗玩。她清脆纯洁的笑声洒满一路洁白的雪地，仿佛是细碎的银块撒在大地上。太阳一照还放着光亮呢！有时，她和我们一块去山里拣松仔，摘蘑菇，爬山比赛。我小时候极顽皮，况且这座我砍了三年柴的大山，哪哪我不熟？我逞能，爬到一棵很高很高的钻天杨上拆老鸹窝，吓得她胎煞白，声儿发颤，仰着脸喊我叫我快下来，别摔着。待我下来时，她一下把我搂到怀里，说：“妈呀，可吓死我了！”我听得见她的心蹦蹦跳得厉害，白净的额角，丰胶的唇边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不知心疼老师，我只觉得很好玩。有时，她和我们去海边赶海，拾海货，拣贝壳。她两手抓着裤管儿，裸露着两只白嫩的小腿趟着海水，一个浪头打来，溅她一身一脸的水。她咯咯地笑着，笑声甜美、柔嫩，纯洁得像是一串串珍珠撤在海滩上，撤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 有一次，早晨，已经上课了。可她没来。我们去接她，一直接到苏军兵营也没接到。我们正愣愣地朝城里的方向眺望，突然，看见她披头散发，衣服撕破了，半裸着上身，嚎叫着从兵营里跑了出来，仿佛是疯了一般。等我们几个回到学校，只见所有的学生都站在院子里，鸦雀无声。只有女教师的哭泣声，阵阵从教研室里传出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柔弱悲痛的低泣声，仿佛是无数根钢针扎在我幼小的心上！ 第二天，她没有来上课。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见到她。后来听说，苏联红军在小北山上要枪毙两个犯纪律的士兵，正要开枪的时候，她跑到山顶上，苦苦地哀求，才把那两个士兵从枪口底下救了下来。 1957年整风的时候，听说她把这件事的经过谈了出来。接着反右。她因为“美化自己”、“诬蔑苏联老大哥”、“破坏中苏友谊”的罪，名受到批判。1958年，因为她后来执教的这座学校所定右派名额不够数，便给她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一年，我考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离开了家乡；有一年暑假回家，听我额娘说，那年第一个来到我们八里村办学的女教师投海了，身后还扔下个小女孩。我躺在炕上叹息了半宿，流了不少泪。她死的时候，也许才二十几岁吧？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回家乡采访，中间去了八里小学、县教育局，还到过七里小学和八里小学的几位教师家里，还托了好几位我中小学的同学，打听我那位乡村女教师离开八里小学以后的情景，以及她现在何处。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四十年了，人世沧桑，也难怪！ 我怀着抑郁惆怅的心绪，只好去了海边，去了那个据说是她投海自尽的地方。看天水一色，听海涛喧啸。我镇日徘徊在海边，是寻觅她的足迹、笑语，她的泪痕、遗恨，还是她在人世间的绝望？是悼念当年那位美好善良、然而命运悲惨的少女，还是被扼杀的年轻的生命？不！我是从心底里在呼唤她，呼唤我儿时启蒙老师远逝的英魂！ 我弯腰拾起一个贝壳，仿佛就是当年她拾起过的那个，那么洁白无瑕，在沙滩浅浅的海水里闪着耀眼的光亮。于是，她甜甜的笑语，俊美的面容，又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个从大连师专毕业、家住金州南城外，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到山村来办学的女教师，那个像姐姐又像母亲，给了我爱，给了我温暖，使我苦涩的童年添上了许多欢悦色彩的温柔善良纯情可爱的少女！ 哦，我儿时的启蒙老师！ 我望着她葬身的茫茫无边的大海，向着也许至今还游荡在蔚蓝大海上的不死的师魂，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老师，你柔弱而伟大的灵魂，永远和你的学生同在！ 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曾经有过幻想，有过梦。但，却不是当作家的梦。 说来惭愧！我这个人开化晚，当过三年的小樵夫，已经十多岁，才实现了我孩提时代的第一个梦，——终于上学念书了！读初中的时候，看见有的同学拿着一本厚厚的、比教科书还大的书，在课下阅读，我就纳闷儿，不知道那是什么书，偷偷地窥视一眼，——是《红楼梦》！说真格儿的，我当时真不知“红楼”为何物！不过，我曾梦想过当音乐家！ 现在想来，可能因为我阿玛会吹箫的缘故。他的箫，吹得动听动人。山村月夜，他的箫声常常吹得几里地以外都听得到，——清彻透明，酣畅淋漓，醇美似秋天甘露；淡泊高远，婉转幽深，清越如山间清泉。小时候，我常常披着我额娘的大襟夹袄，拿着小板凳，到院子里，坐到我阿玛身边，望着冷月畔不停地眨动眼晴的小星星，听他吹策。 在初中二年级，我诌得一首曲子，居然在一个铅印的小刊物上发表了，我偷着乐了好几天，险些把我乐出屁来，于是我的兴趣陡然大增。回到家，把书包往堂屋高桌上一扔，便拍案击节，边敲高桌边哼哼，作起曲来了。敲得破高桌叮当山响，简直是如痴如魔！如醉如狂！我绝对相信我将来能成为作曲家！可谁知，下了夜班正在睡觉的二哥被我吵醒，他从炕上一跃而起，把我臭骂一顿，声言如若再吵得他睡不着觉，上夜班打磕睡口了工资，就不给我开饭，甚至声言不许我再念书！从此，我的作曲的兴趣大减，我仅有的那点儿音乐“天才”，便湮没在那一顿臭骂声中了。我有限的几个音乐细胞、彻底的破碎了！ 我的音乐家的梦，也就从此破灭了！ 我常常站在家乡的渤海之滨，望着茫茫的大海，惆怅、茫然，不知将来干什么好。 到了高中，我又转了志向，梦想当个工程师。那是因为我大哥是工程师。他二十几岁就有创造发明，1948年，二十五岁，便荣获了旅大地区特等劳模的光荣称号。1952年他以工地主任和工程设计师的身份，为他所在的工厂建造了四栋集体宿舍大楼。1953年，他却被当着贪污受贿的“大老虎”打了几个月，不许回家，不许睡觉，交代问题。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可能不贪污受贿？但是查实的结果，他没食一砖一瓦，没受一分钱的贿赂！可仅仅几个月，他便被折腾得脱了一层皮，变了相，待回到家中嫂子险些认不出他来了！经过辽南大地震，经过四十年的风雨春秋，而今，那四栋大楼，依旧岿然不动，无一裂纹！他对机械、水暖、建筑什么的，也无所不通，简直就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天才！他小学没有毕业，人们说他隐瞒学历隐瞒历史，他被迫填了假学历：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人们这才颔首称是，信假为真。后来，1955年“肃反”，“里通外国”的嫌疑，便是他被送去“劳教”的原因之一。“文革”开始，他被遣返回乡。在农村，他创办了乡镇机械加工企业，为生产队赢得了大量的经济效益。于是队里的领导干部想方设法阻挠他平反，他如果平反，人一走，那队里的经济损失可就太大了。 啧啧，多么仁慈的伯乐！ 大哥四方奔走，八方呼吁，疲于奔命，直到1982年，才终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然而，他已心力交瘁。四年后，死于癌症。 呢，苍天，你断送了一个天才！ 呜呼！我的一身鲠骨、两袖清风的兄长！ 当时，大哥给送去“劳教”，我想：原来，当工程师比起当音乐家的日子更不好过！从此，我便不敢再有当工程师的梦想了！ 高中毕业，报考志愿时我便转了志向，报考了中文系，一心一意做着将来当作家的梦。但是，我命途多外，出了大学校门，虽然混迹于文艺界，我却只在《北京文艺》(即今《北京文学》)充当一名编辑，成天埋头于稿子之中。住在北京市文联的集体宿舍里，一抬头便望得见窗外矗立在长安街北侧电报大楼的钟楼，夜晚听得见钟楼的钟声。这样，一直干到“文革”开始。 《北京文艺》因为发表吴哈的《海瑞罢官》而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说是“三家村”的分店，连编辑们也统统都给赶出了北京市文联，扫地出门，清理阶级队伍，接受革命的大批判。直到这时。我方才大彻大悟，大梦方醒！我决计今生再也不当编辑！ 有一年，北京市委把我调去搞京郊区县文化工作调查，干了半年，搞了两个调查报告，虽然深得领导的赏识，但终觉非我所愿，再四要求去搞创作。无奈那时作家们也都在农村下放劳动，我便去了一个剧团帮助搞剧本，这是我和戏剧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于是我离开了市委那座红毡铺地的大楼，到山东鲁南地区深入生活。两年的时间里，四下鲁南，历时八个多月，与老根据地的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夜晚一铺炕上聊，白天一张桌上喝玉米面粥。那粥稀得如同“洪湖水浪打浪”，不过我至今不悔。我到过十多个县，查阅了上百万字的战史资料，访问过百多人，写了一个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收抄延安整风文斗的剧本。 到了1974年，北京市剧院团创作人员召开创作会议。文化局一位姓马的局领导找我个别谈话，动员我放弃这出戏，他说；“在山东抗战的是115师，而115师的师长是林彪。从你主观上肯定不想为林彪树碑立传，但假如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你倒没什么，我可就负不起这个责任了！”我说：在山东坚持抗战的虽然是115师，115师的师长虽然是林彪，但是整个抗日战争，林彪从未到过山东。他一直在苏联养病！山东的历史，是山东人民创造的，山东的抗战史，是山东抗日军民创造的，与林彪无关！然而，这位局领导，仍旧继续动员我放弃这出戏。言语之中透着诚恳、真挚，坦率！我为他为下级着想的精神而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意放弃这个我实在不愿放弃的剧本！可他太诚恳了，他大使我感动了！ 但是，十分钟以后，仅仅十分钟，在全市剧院团创作人员大会上，还是这位马领导，却突然发难，慷慨激昂：有人，用剧本“企图为林彪树碑立传”！“九。一三”以后，这是多大的帽子啊！他简直要置作家于死地！会后，他责令剧团派人四处调查这个剧本的历史背景。无疑。这是“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专制的丑剧。这出戏，当然只有流产了。整个这件事，真是滑稽！如同一出滑稽戏！我却被打得好几年抬不起头来！ 人闲着要生蛆。剧本不排便没事干。于是我发愤把这个剧本改成小说。世人都是将小说改成剧本，我却不得不将剧本改成小说。这就是后来全国一百多家电台相继播放的长篇小说《使命与情网》。这部小说连续两版四次印刷，发行四十多万册，四次向国外订户发运。 戏剧作者写小说。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水土流失”。我大约是较早被迫“流失”的一个吧？ 我终于做成了一个梦！ 但是，这却是一个苦涩的梦！一个孕育的是剧本、问世的却是小说、变换了品种的奇特的梦！ 1985年，我根据中国评剧院的剧院领导会议的决定，又写了《石评梅》。剧本刚写出来，还没有审读，便又决定我与剧院两位正副院长合作写一出改编的戏——《芙蓉镇》！而且我被告知由我执笔。写戏要分配，与谁合作也要分配，有比这更滑稽的吗？《石评梅》当然只有胎死腹中了！ 1986年夏，为了排演《芙蓉镇》准备去湖南体验生活，我提出不同意见，我对剧院领导说：目前全国上演《关蓉镇》的有九家，就是说全国已有九台《芙蓉镇》了；而且年底谢晋导演刘晓庆、姜文联合主演的电影《英蓉镇》就要公演；评剧院的力量是无法和人家相比的，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再搞了！ 剧院领导很激动很严肃地说：我们就是要和刘晓庆对着干！ 我真的有些愕然而且感到悲哀了！他们是不是有病？ 于是由两位导演、两位搞音乐的、两位搞舞美的、一个编剧组成的《芙蓉镇》剧组，七个人，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从北京到湖南，从湘南到湘西，钱花了好几千，剧本改了好几稿，最后还是下马了。后来听说，剧本不错，只因为在演员人选问题上意见不统一才下马的。简直是轻率得不能再轻率了！拿着伤害作家当儿戏！ 剧本《石评梅》被压下去了，《芙蓉镇》也让你白费功！但是所有的文学样式的路，不能全都给堵死吧？长篇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孕育的虽然还是剧本，但是几经阵痛以后却以传记文学的样式问世了！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尚在付印的过程中，《光明日报》连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已经同步进行。尔后，几乎所有的省台和省会市台都陆续播放了。北京日报(郊区版)、南京《青春》丛刊、《青年文摘》等报刊也都进行了连载或选载。 这又是一个在孕育的过程中改变了品种的梦！当然，虽然这个梦闪着美好的光彩，但是仍旧带着些苦涩！ 不过，因为覆盖面大，影响广泛，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陶然亭公园的游客陡然增加、高石之墓的瞻仰者开始络绎不绝。作者先后收到了上千封的读者和听众的来信，信中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还有许多没有来过北京的读者听众在信中表示，以后但凡能来北京，下了火车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陶然亭公园，到那里去凭吊高石之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比这，更感到令人欣慰的吗？ 只是，对于还没有把电视剧《评梅女士》与长篇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弄明白是两位作者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便挥毫狂谈的人，我感到有点悲哀！这如同把才华绝代的著名教授刘半农看成是“浅近”，误以为荷花淀便是大海的人一样可悲。 柯兴 199l年教师节于京都梅园书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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