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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知道是无知的表现，不知才是智慧的开端。 ——J.克利西那莫蒂 知识对于创造过程是关键的，而正规教育并非如此。上述爱因斯坦和克利西那莫蒂（世界著名的研究教育和真理的哲学家）的引语指明：正规教育并非我们曾认为的是通往成功和权力的圣殿，这绝对不是成功的革新、创造活动和创业精神的关键。尽管必须强调完全彻底的知识和理解是任何成功努力的关键，但正规的教育却不是。教育机制有分化生活整体的功能，因而将任何人、任何事物装入符合其体制的封箱里，结果是崇尚平庸，否决异样。而正是不一致是所有创造努力之所在。 一个典型事例是历史上最多产的发明家托马斯·A．爱迪生的教育背景，他只有3个月的学校生活，却在即使是他那个时代也需要有技术专家的领域革新发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经历更离奇，想想他曾因不适合教育机构的繁文缛节而被多次回绝教师职位，不得不到瑞士邮局当职员，只有当他递出举世闻名的相对论文章之后，才谋到了大学教师的职位。爱因斯坦从未接受过院士头衔，因为他不附和学院王国的正规研究：他直觉到许多伟大的思想，但总是留待他的同行去证实。 著名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杰奎斯·巴松在《创造的悖论》中说，“成为太好的学生会限制创造性”，换言之，在生活中过于追求繁文缛节大大限制了广义洞察世界的余地。剧作家伯纳德·萧认为天才是：“事实的主人”，指明复杂问题简洁化的重要性。最完美的结果往往是最简明的，启发式试错结果远比费尽心机的实现快捷而实用。爱迪生在他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中有同样的意思。本田汽车发明者本田给予试错创造性活动以更高评价，“我的成功代表着百分之一的工作——是得自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经济学家乔治·基尔德更加满怀嘲讽地说道：“近年来在美国企业界中，再也没有比凭借名牌大学文凭取得重大革新更为稀有的了”，他继续批评我们的教育制度，说道：“商业院校着力于培养现存价值的玩世不恭的操作人，而不是新价值的创业性人才”。 女性，教育和知识 凯瑟琳大帝是在几乎没有正规教育的情况下登上顶峰的，但却拥有知识和智力性的好奇心。在她与傻子彼得三世结婚后，她花了18年时间埋入书堆，去探寻纯粹的知识，她成为18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庇护者，其中包括伏尔泰、狄德罗、格林和波多米格，凯瑟琳的致力于哲学和思想，使17世纪的俄罗斯女皇保持不该有的对知识的好奇心，她负责资助第一本百科全书出版，并在自己的沙龙里款待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凯瑟琳尊重知识尊重哲学和世界历史，这些帮助她奋斗，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女领袖之一。特蕾莎嬷嬷深受爱迪生传统的启发式好奇心的影响，到大街上群众之中获得知识，组建基督姐妹团，她然后用街头知识帮助贫穷、濒临死亡的人，并以此方式改变了历史，她的努力使她荣获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特蕾莎嬷嬷也几乎没有正规教育，而是凭借真理和智慧的普遍性知识。 玛格丽特·米德是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女人类学家，她是野外观察的先驱，这与她所受的正规教育几乎无关，而是启发式观察技巧推动她考察文化。具有讽刺性的是她直到高中才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她那有学问的父母不想让她成为学校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他们教会她整体观，培养她现实地处置生活问题，她在小孩时便学会“观察”自然，最终运用“观察”来显示文化影响着个性，她以此锐利的眼光改变了人类学世界。米德受过伯纳德学院和纽约大学极好的正规教育，但只身前往丛林世界探寻真正的事实，她前往荒芜的萨摩亚群岛和新几内亚调查各种文化的特性，并找出其原因。 本书中所有十三位幻想家都对各自所在领域绝对通晓，但即使是具备良好正规教育的人，也绝不让自己的教育束缚自己探寻真理的能力。真正的受教育的本质不是她们的身份，而是她们在纷扰的生活中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能力。再没有比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卜克利西那莫蒂表述得更好的话了，他说：“你为什么要成为书本的学生，而不是生活的学生呢？通过你身处环境的压力和残酷来发现正确与错误，然后你才会真正找到什么是对的。”艾恩·兰达告诉传记作者芭芭拉·布兰登：“我并不是从学校里学到价值观的”，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也同意，认为她在史密斯学院度过的光阴，对她以后专业生活的准备毫无用处。 表6 正规教有 高中或更少 玛丽亚·卡拉斯 纽约市八年级，在希腊上声乐课 丽莎·克莱伯恩 新奥尔良十年级，在欧洲学艺术和绘画 艾斯蒂·劳达 纽约11年级 玛丽·凯·阿什 德克萨斯豪斯顿高中全优生，进过大学 哥达·梅 米尔沃基师范学院一年 麦当娜 密歇根全优生，密歇根大学舞蹈奖学金1年，次年退学赴纽约开创事业。 简·芳达 维莎（女子大学）两年，退学往巴黎学艺术。纽约市李·斯特劳斯博格演员剧社两年。 莉莲·弗农 纽约高中，纽约大学心理学三年 大学毕业 艾恩·兰达 历史学学士，俄国圣彼得堡大学，1924年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政治科学学士，史密斯（女子学院），1956年，优等生。一年的瑞士交流学生 琳达·沃切纳 工商管理学士，水牛州立大学，1966年，20岁 奥普拉·温弗雷 戏剧表演学士，田纳西州立大学，1976年（1988年授予学位） 研究生 玛格丽特·撒切尔 化学学士，索麦维尔（女子学院），1947年。化学硕士，牛津大学，1950年；法学学位，牛津大学，1953年。 正规教育 这些女杰所受的正规教育各不相同。四人未完成高中学业，四人上过大学，四人大学毕业（见表6），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读到研究生，1950年获牛津大学化学硕士学位，1953年获牛津大学法律学位，化学和法律都没让她给世界留下印象。看来这些妇女所拥有的商业／创业业绩极少依存于正规教育。玛丽·凯·阿什，艾斯蒂·劳达和丽莎·克莱伯恩在商业上留下了杰出的成功标志，但没有一人念完高中。据1992年《幸福》杂志估计，劳达净财产已达50．2亿美元，阿什和克莱伯恩都拥有几百万美元，然而没有一人是靠进大学获得的。如果这些妇女没有着手控制自己的公司，情形肯定会不同，如果她们获得了更多正规教育极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雇员或经理。泰德·特纳曾讥讽道：“我在拥有CNN之前，甚至连一次露面的机会也没有”。另两位商业巨头，琳达·沃切纳和莉莲·弗农比劳达、阿什和克莱伯恩多受点教育，沃切纳获得布洁罗州立学院的商业学位，莉莲·弗农进了纽约大学心理学系，但退学结婚了。 对于想从事人文和政治生涯的人而言，正规教育显得更重要些，这些领域需要一种身份以慰藉选民或已有的统治等级，在这方面与进入公司等级制度类似，必备的正规教育是人场券。创造、革新和创业的入场费是勤奋工作，敢冒风险倾向，以及不受约束的达到成就的观念，这些品质在大多数公司组织人员的特征中很难发现。在政界，一个学位，最好毕业于声誉卓著的大学，是入场券，选择政治生涯的妇女（梅，撒切尔和斯坦内姆）感到学位的重要性，尽管梅从不愿意费神去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进入牛津最好的女子学院学化学，然后以化学研究者工作3年后获法律学位。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史密斯学院政治专业的优等生，但她坚持认为这对她的职业生涯毫无帮助，相反在某些方面起反作用。哥达·梅期望成为教师，但一年后便离开了米尔沃基师范学院。 四位女幻想家，玛丽亚·卡拉斯，简·芳达，麦当娜和奥普拉·温弗雷，在娱乐界大获成功。玛丽亚·卡拉斯是这群人中受教育最少的，只读了八年级，她初中后放弃了纽约市的学业，到希腊雅典从事声乐训练和歌剧生涯。芳达和麦当娜一年级时便离开各自的大学从事娱乐业，她们获得教育的一部分都在巴黎的“街头”获得。奥普拉·温弗雷进田纳西州立大学，但直到1987年才学完所需的课程，她拒绝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职位，直到教授对她说：“看，从CBS获得职业是人们想进大学的原因”，她才接受，奥普拉是本书受过最多正规教育的娱乐圈人士，主要是由于他父亲坚持认为没有大学学位，她将是个失败者。她在获得学位之前已拥有自己的娱乐公司，每年收入达250万美元。 很显然，如果有此动机，这些女性中任一位都已拿到了大学学位，而她们没拿。看来正因为避免了正规教育，使她们更出色。 男／女教育 我对十三位男天才的研究显示出与书中这些妇女相同的情形。本田汽车创立人本田和Nautilus体育器材发明者阿瑟·琼斯只上了八年级，但都对世界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微软公司的比尔·盖兹和苹果计算机公司的斯蒂夫·乔伯斯，尽管在世界计算机高科技领域表现不俗，却只上过一年大学。根据《福布斯》和《幸福》杂志，盖兹以净值70亿美元荣登美国首富，他在19岁时离开哈佛大学，从事软件事业。多明诺比萨饼发明者汤姆·莫纳冈，仅在密歇根州上了一学期。弗雷德·史密斯，通宵传递之父和联邦捷运发明者说，在耶鲁大学“我是差等生”，他是那儿的经济学毕业生。比尔·里尔以其里尔汽车音响在商业领域进行了革命，他是仅以9年的教育经历来获得这一成就的。 “启发式知识＝创造力” 乔治·基尔德对正规教育格外地直言不讳，如上所述，他批评商业学校制造只能达到标准态的学生，而不是“新价值的创业者”。职业教育家沃伦·贝纳斯以其名言一针见血地描述了这一问题：“教学将主体和客体一概同等化”。这种情况的存在是由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感到，应该从一个组织的中部或顶部做起，而不是从头开始，他们被教育成从不愿意从具有风险的不利环境如糖果店或卑微地步做起，而正是那些地方是革新和创造活动的产生之地。几乎每位有伟大主张的人都希望将主意出售给某大公司，轻松地获取分红利润，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唯一致富的办法是，将主张推向市场，证明它的优点，然后卖掉它。大多数人不愿付出这种高昂的代价。 大学文凭确实是步入已建好的组织经理者阶层的身份证。创造幻想家、创业者和革新天才从不寻找公司职位，因而也不看重表面身份；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异乎寻常地自信，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有证实自己的文凭。书中研究的许多创造天才获得卓越成就，正是因为不具备谋得经理职位的必备身份，这迫使她们从头做起。因而，看来没有文凭无疑显得更有利于伟大的创造努力。“如果你完全信任自己的能力，你不必有个身份；如果你没有它，你将超成就地获得你根本不需要的文凭。” “知识就是力量”，但这并不是凭一张文凭所能获得的，这些创造天才通过掌握远超过任何文凭持有者的职业知识证实了这句格言。她们从最底层干起，大多数人认为具备本领域完备的知识是自己成功的关键，但如果认为她们的知识来源于书本或课堂，那是大错特错。正规教育常常是获得知识最容易、最便宜的途径，但它不是唯一的途径，尤其是对试图尝众人之先者是如此。在街上学习或经由课堂、通过个人试错研究都是从事任何工作和职业可接受的方法。这些妇女常常是采取了更花功夫、代价更高的“街头道路”，她们都是在毫无知识、从本领域底部做起，在没有其他许多帮助的情况下升到顶层，这条道路费时又艰辛，但如同所有事情一样，最艰难之路往往是最能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回报的道路。 这十三位女幻想家通过试错的启发性方法来获取她们的知识和事业。麦当娜不断排练新节目，将其提练到完美为止；艾斯蒂·劳达会尝试新的推销术，但如若它没有能产生预期结果，她便弃之不用；琳达·沃切纳以其特有的工作方法达到顶层，33岁时成为马克斯公司总裁，在40岁仍没被容许获得公司时，她便毅然辞职；她的目标是拥有和经营自己的公司，因而她辞职，冒着一切风险去实现自己的梦。玛丽·凯·阿什和莉连·弗农都是从餐桌起家建成公可的，其装备不过是黄色的台布和一个主张。甚至奥普拉·温弗雷也是从底层演讲开始其演职业，以其工作方式达到顶峰的，她的成功来自于与众不同，她将警告抛在脑后，述说自己所想，那“人情味”是颇具感染力的，她的听众被鼓励敞开心扉，因为她本人便是袒露胸怀的，这种独特而又基本的策略使温弗雷空前成功，在谈话节目中创立自己特有的风格和形象。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也是随其姐姐从大街起步的，她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走到哈莱姆去获取一个种族或性歧视的题材，在成为一个自由作家后，她创立了自己的交流媒介——《女士先生》杂志——以传播自己的信条给大众。从没有人尝试过，但她毫不畏惧，凭借沃纳传播公司的经济后盾做到了。所有这些女性都用其新概念、新思维进行试验，从不偏离最终的目标，她们尝试一种新方法，提练后毫不停顿地朝目标奋进。 这些幻想家用“质量方法”解决“数量型问题”，她们从不屑于使用学院派传教的“数量分析法”。一位接受过MBA正规培训的人能很好地了解现存的事物。但这些对于解决新的技术、营销或社会问题无济于事。被创业活动称作“分析瘫痪症”的数量分析法，对任何领域开拓性活动都不相适应。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概念可通过数量分析加以证实或否认；而取得突破性革新的唯一真正的技巧是针对创造过程的核心部位，反复进行试错实验。 托马斯·爱迪生作为历史上最多产的的发明家，也只相信试诸实验，他认为所有发现都通过启发式方法通往创造活动，绝非课堂教育所成，他说：“你会认为如果我去学校能有所成就吗？大学培养科学家以他们所教授的方法寻找发现，因而忽视了大自然的伟大秘密……发现不是发明，它只不过偶然事件的性质”（杰斯弗森，1959）。 从实践中学习 一位好莱坞律师在麦当娜与西·潘诉讼案中为她辩护说：“她正规教育的缺乏，已从实践学问中得以补偿，我认为她从实践学到的经商学识，超过任何一位有哈佛MBA学位的人”。这是在创造性成功事例中常见到的，在体育项目中也相当普遍，学会如何救起一个网球对于成为出色的网球选手很重要，但是通过书本学习救球的理论几乎无助于成功，只有救球的实践才是能达到救球艺术完美境地的灵丹妙药。试锗性学习是任何努力的良方，反复单调的“操练”而不是去读，是“成为巧手”的终极途径。经验成为成功主导因素的有趣事例得自马来西亚，这个小国生产着成百万美国人的常用品，在我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收到一位没受过任何教育而获得极大成功经理的名片，他的名字背后印着相当于我名片上博士头衔的三个字母QBE，后来我高兴地发现QBE代表具有同等资历。 上述引例都是成功行为的事实所在。知识和技巧只会成为开掘创造性深井的干扰因素，攫取自我，糟踏资材，摧毁自信。真正的知识（或救球例子中的技巧）只会是爱迪生所说的通过勤奋而不是灵感所获得的事实。一言以概之，学会救球或获取伟大的创造性突破概念只会是“操练”的结果，而不是理论化得到的，书本中所获得的“怎样的”知识，只能通过实际生活中反复练习和失败得以完善。 想想为你危险至深的心脏手术挑选最好的医生的例子吧，接受过久负盛名的名牌医学院正规教育当然很好，但是就像任何医生会告诉你的那样，如果没有大量的动手经验，那种教育无济于事。正规教育教会学生从那些书中学到合适的医疗操作程序，但并没教会新手如何处置实际情况。想想你会在下述情况下作出何种选择：一方是一位从没做过难度较大手术的医学院新近毕业的医生，另一方是已在南美丛林中作过近万例手术的没受过教育的开业医生。常识告诉我们选择具有经验而无学历的医生。 我们讨论的创造性女性通常是通过经验性方法来获取知识的，并将其运用于质量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她们以任何可能方式获取知识——在街上、工厂里，图书馆——以创造性方法运用它，给世界留下印象。想想麦当娜，她并不是因为是个颇有成就的舞蹈演员，具备良好的嗓音条件和天赋的表演才能而登上职业高峰的，事实上，她所有这些资质平平，她的才能正是此书所要论及的。麦当娜能以其平庸的资质，造就成世界级的知名的“物质女孩”，她坚持不懈，敢冒风险，自我驱动，踏过许多人的身躯，迈向了顶峰，她通过开拓未知领地来实现这一切，为流行音乐知识的完美而刻苦不倦。麦当娜在生活的大街上发现“知识”，她模仿伟大的明星玛丽莲·梦露和珍妮·哈罗，她的试错实验代价很大，因而也使她名利双收。这些女性证实了爱迪生的格言，是勤奋而不是灵感才是通往成功的金钥匙。她们功成名就了，但这只是因为她们愿意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勤奋工作，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知识、创造和力量 玛丽琳·弗格森，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太空时代阴谋》的作者说到我们的教育制度以牺牲“开放”为代价，强调成为“正确”；她强调学习“在于你去寻找到东西”，这是传统教科书和课堂找不到的东西。弗格森以玛格丽特·米德的家庭教育为例，说明未受学校体制污染的儿童时代，使她不受传统、封闭性思维参数约束，实现散发式思维，这一精神气质才使米德在文化人类学方面作出标志性的突破。教育学家、作者沃伦·本尼斯（1989）证实了弗格森的假说：“每当我们教会孩子某些东西，而不是帮助他学习时，我们是在阻止他自己创造……或再创造自己”。 教育机构由那些官僚所管理，他们武断地认为每个人都应被放入平庸的盒子内。那么那些注定要成为我们创造天才的人，何以能变得才华横溢而反对偶象呢？研究者发现有才华者对于“无用的统一难以容忍”，不幸的是，大多数学校除了建立在按部就搬之上的“无用的统一”之外，什么也不教，无怪乎爱因斯坦、爱迪生和毕加索憎恨学校，玛格丽特、米德和艾恩·兰达轻视她们的学校和老师。幻想家不适合于呆板严厉的环境，迫使他们就范于这种统治，只会抑制他们的创造力，迫使他们反抗。 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变移》（1990）一书中指出从经济力向知识力的巨大转移，他描绘道，我们是从中世纪的躯体力演变到工业化年代的金钱力。最后进化到信息年代的知识力，托夫勒将知识力称作终极的充分实现自我抱负时力量，最终将给使用者带来物质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力量，他预言知识力将成为所有伟大领袖和创造者的催化剂，他说：“对知识力的控制将成为未来每个人类机构中全球性权力争斗的关键”，并进而证实了我们的发现：“大众教育制度已大大过时”。书中每位女性是托夫勒知识力在其各自领域起作用的典范，她们大多数并没浸染哲学的、认知性知识，然而却利用高超的知识力占据了各自领域的利益。 丽莎·克莱伯恩是个高中退学生，但却比所有第七大街受过正规教育的时装巨头们，凭直觉更多地了解工作女性想穿什么，她掀起了女装世界的革命完全是凭其直觉的知识，而这正是受教育的专家所完全缺乏的。奥普拉·温弗雷从没受过大众演播或谈话主持的培训，但她直觉地明白该说什么，该什么时候说。哥达·梅没有受过国家领导的训练，但却成为以色列首任驻俄大使而且深得赞颂，是因为她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多地了解文化交流中的问题。玛丽·凯·阿什创立了以妇女为主体的组织，是因为她创造了自己想要的工作职位，她打破了公司经营的一切常规：坚持对她的推销人员不设任何规则、销售额和工作时间，她的化妆品营业额达10亿元，为其他公司所崇拜和仿效。 玛丽亚·卡拉斯在表演其伟大的咏叹调时从不看指挥，她是近视眼，不得不记住歌剧的所有内容和程式，因而以其革新的技巧获得轰动性成功。艾恩·兰达违背写作和出版的所有准则，在这过程中她的书销量达250万册。简·芳达承认她制作健美像带的唯一原因：是她了解妇女锻炼超过世上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她坚持二十多年每天锻炼以保持体态健美，她一举掀起了健美像带业的革命。所有这些妇女都比世上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领域，尽管她们并不必以身份的装备来炫耀自己的知识，她们的成功再次证实：“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力 玛格丽特·米德开辟了人类学的新径：她的开拓是由于前无先例让她效仿，她闯荡南太平洋的丛林，以她的话来说：“当我走到那儿便创造了野外工作方法”。凯瑟琳大帝的力量更微妙，身着上校军服，登上全鞍的雄武白马，男人般矫健地骑到她那赢弱的丈夫面前，获得了心理优势。他以前从没见过军事表演，直到他那坚定执着的妻子出现在他面前，他心痴神迷，立即让她成为俄罗斯女皇。骑全鞍马在18世纪女士中从未有过，她们通常骑侧鞍马。根据自传作家（亚历山大，1989）的说法这一情节不仅具有精神的性含义，同样也显示出凯瑟琳的热情和“渴望操纵、个人自由、感官愉悦和权力。” 艾斯蒂·劳达对于权力的神韵没有如此精通，但她运用知识力在化妆品业获得成功。她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了解自己领域该了解的一切，因为没进学校前她已开始给别人护肤，她不具备身体和脸部护肤的技术性教育，但却比她这一行任何人都通晓女性的面部，因而赚取了数十亿美元。哥达·梅对政治科学一无所知，但却指导性地创立了以色列王国，因为她熟悉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信徒，她煞费苦心地了解她的敌人阿拉伯人的一切，这便是为什么她能成为以色列女首相。麦当娜未曾上过商业课程，但《工作妇女》在1991年称赞她超凡的商业敏锐性，称她是一完美的企业家，她获此殊荣是由于她那娴熟驾驭大公司的技巧，她几乎没雇什么人员。麦当娜不同凡响，她了解娱乐业的神韵所在，1992年与华纳公司签订了6000万美元的合同。丽莎·克莱伯恩被一家不亚于《幸福》杂志权威性的杂志称为是“美国伟大的女企业家”，因为她在女装业的轰动性革命，在10年之内，克莱伯恩主导了女装业，这是历史上其他公司未曾做到过的。虽然没进高中，她却比任何活着的其他人都了解自己的领域。莉莲·弗农“知道”什么是邮购者的需要，她称自己的市场研究包括：“自我测试”。玛格丽特·撒切尔知道英国需要什么，她减少联邦政府的权力，创造一种更放任自由的商业环境，她的眼光使她占据政府首脑达10年之久。 即使是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完成正规教育的妇女，也并没有得自于学历的多大帮助。奥普拉·温弗雷主修戏剧，但面对电台、电视主持时，她承认自己不得不零敲碎打地学会大众媒介的表演，她说：“我没有任何经验、任何课堂知识能给我临场表演的任何印象感觉。”不受教育也恰恰帮助了莉莲·弗农创立举世闻名的商品目录册，她创造名，是因为作为一个怀孕的年轻母亲，她需要以此来增加家庭收入，她坐在餐桌旁，一边干一边就学会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有着最正规的教育，她的大多数学校生涯用于学着成为一名分析化学家，这有助于她了解英国的工业，但无疑对她攀升到首相职位是毫无用处的。艾恩·兰达有历史学学位，却对她首部伟大的史诗哲学小说几乎毫无帮助。 智力：动因还是阻力？ 根据最近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长子女有比其他孩子略高的智商（约高7分），然而太高的智商同样有害于伟大的革新和创造。书中所有女性都很聪明，艾恩·兰达，奥普拉·温弗雷和琳达·沃切纳都有超凡的智力水平；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玛丽·凯·阿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荣誉学生，基本上本书中所有女性在小学和高中是全优生，甚至“物质女孩”，虽然能以精神品格为代价毫不羞愧地展示其身体资本，也在高中智力测试中获140智商分。奥普拉·温弗雷幼儿园和小学二年级跳级，她像撒切尔，斯坦内姆和兰达一样，是学校巧舌如簧的能言善辩者。 教育家、心理学家及作家弗里德里克·赫兹伯格发现智商并非革新成功的关键，他说：“不可否认，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是革新的先决条件”，但是“革新者并不必是聪明绝顶之人”，“极高的智商可能成为革新的障碍，因为它往往与教育成就相关联”（1989）。弗兰克·拜伦在《创造者和创造过程》（1969）一书中发现：“对于特定的内在创造活动而言，特定的最少的智商可能与从事的活动相关联，但超过这个常常是很低的最小值，创造性活动与智商测试几乎毫不相关”，拜伦理论中引用玛丽亚·卡拉斯的例子，这位全球公认的现代歌剧天才只上了八年级，歌剧评论家约·翰·阿托尼在1994年描述她：“无理智，但一旦开始歌唱，她比其他任何人都聪明。音乐将她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对事物有更多更深刻了解的人。”（《今日美国》，1994年2月） 此书中的女天才情况证实了上述发现，因为十三位女性很聪“明，但并不具备超星级的智力，其他品质，如恒心、直觉、领导魅力、劝诱性、叛逆倾向则是她们借以达到顶峰的途径。她们是聪明的，但比她们心智敏锐更重要的是她们通过驱逐过去不安的魔鬼和失败的恐惧去获取成就的需要。 天赋孩子及其榜样 过于保护的父母倾向于给天赋孩子树立反面榜样；他们限制冒风险从而阻碍了潜在的创造力。相反地，宽容的父母倾向给有天赋而早熟的孩子施予正面影响，因为他们鼓励他去冒险。有天赋的儿童早年需要榜样，允许他们犯错而不予资罚，鼓励其自发行为。根据天赋者顾问琳达·西尔弗曼博士的说法：“天才女孩需要成功地将婚姻、孕育和职业安排妥善的妇女榜样。”看来，一个宽松的环境对于年幼的儿童树立自尊、培植伟大成就是个关键，它训练孩子去获胜和失败，从不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玩任何游戏。天才一般容不得一致，这常常使他们获得“叛逆”的称号，而这恰好是创造天才的理想模胚，他们在没有人身诽谤的情况下学会冒险和失败，因而成为世界的推动者和震憾者。宽慰这种自由行为的榜样是创造性行为的发酵剂。 避开专家：他们知道得太多了； 专家有对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投资，他们常常知道为什么任何新东西不会起作用的所有原因，这些人拒绝变化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权威患得患失，正是这种品性使得好奇事物和哥白尼、伽利略、哥伦布遭遇如此困难。专家往往知道新的未知是危险的，而这正是革新幻想家何以有机会致富和成名的原因。新时代作家安顿·威尔森描绘专家是傲慢的“无所不知者”：权威者是‘绝对正确的’；倾向于获得权力的位置。[这种人]纠缠于事实和数字……我认为正是这种人杀死了苏格拉底”（《普罗米修斯的崛起》，1983）。 市场研究不起作用，你无法研究尚未存在的东西。你会认为在推出进化论假说之前，达尔文会与教会意见相符吗？或者爱因斯坦在形成相对论之前，会与牛顿定律一致吗？绝不！只有涉足无人知晓的创造性荒原，才能建立新概念。这些妇女在启动成功创举之前，无人听从专家的意见，如果她那样做了，便不可能出现在此书中。 悖论意图：不要太聪明 女创造天才们有幅真实的图画，让她们能开拓模糊的地域，她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做不到。对某事无知，承认它并向学习过程迈进。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正是不知其境者，但也并不了解他们的不知。这些幻想家知道她们所不知的，换言之，她们并不是太聪明。学校教育我们什么能完成，并无关痛痒地教育我们生活的限制；伟大幻想家不理会这种说教，很少受未知的约束。她们并不知道自己不能，因而她们便行。换种说法，她们剔除了追求自身生活的自我，随着自我的消遁，才能占上风，推动着她的成功。让“本质的”本能占上风，增加了大多数冒险者生活的成功性，而让“自我”挡道，则阻碍了成就。 维克多·弗兰克将这一概念称作“悖论意图”，他发现“恐惧造成人所害怕的结果，过高期望则使愿望成为泡影”，简而言之，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不要太过份，否则便无法达到目标。确立目标对于伟大的成功，如赢得一场网球赛是必备的；但目标一旦确定就应该忘记，而将所用精力集中于打好每个必须击中的球。想着取胜往往对获胜起反作用，因为自我的闯入，阻碍了身体自然性本能的表演。总而言之，只有在不想到赢球时才能获胜；人们越是刻意去追求，越是难以获取胜利。试试三个一模一样的签名吧，绝不可能！追求爱情和浪漫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糟途径，唯一获得爱和浪漫的方法是不去刻意追求。悖论意图告诉我们不要集中于整个战役的胜利，而要集中精力赢得每场战争，这便是创造天才的本质。 悖论意图同样显示，认知性愿望不利于有效成就。我们要成为“不是我们意识所愿望的那种人”，而是“我们潜意识注定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就是说，我们要尽量放松有意识的头脑，让我们潜意识思想自由探索崭新而未知的领域。整体性地运用我们所有的有意识和潜意识功能，是创造性过程成功的关键。玛格丽特·米德是这方面的完美代表。她的父母放弃正规教育，在少年时代前培养她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他们从生活各方面全方位培养她——艺术、音乐、诗歌——并鼓励她去试验和尝试失败，她8岁，时便记下其他孩子的行为，9岁开始写诗。作家和心理学家珍妮·豪斯顿说米德早年全方位教育剔除了她“或者”精神，她说到米德时说：“双重性是有害的；她被培养成身心并行、思维和感觉并用地接受事物”。豪斯顿认为玛格丽特的早年教育使她能“自如出入于她的潜意识”。大多数这些女性有这种能力，但没达到玛格丽特这种程度，只有她独树一帜地具有利用潜意识力量来实现不可能。 米德是非凡的，但我们却能运用内在（潜意识）信仰体系来辅助我们的日常行为，重要的是确信我们的潜意识印象是积极可取的形象；如果不是如此，关键是我们要改变内部剧本来适合达到目标所需的积极形象。创造性幻想型妇女和玛格丽特·米德一样有一种程序化的潜意识母带告诉她们事无止境，她们有一幅向一切机会敞开大门的现实图象，这一才能使这些女性非凡而自如地达到伟大的创造性成就。 单性学校 女生学校、教会学校和寄宿学校看来是造就女性未来创造成就的重要因素，这为她们树立早年女性榜样创造了有利条件，许多这些成功女性都有对以后成功起基础作用的女性行为模范。一项被称为“掌权的妇女”（1993）研究发现，美国伟大的女政治领袖以高于其他人10倍的比例进过女生学校，研究认为女生学校为妇女提供更好的女性榜样，因为“在共处群体中，女孩有别于男孩”，一位成功的女政治家说：“女孩在男女共读学校不会成功，没有优势，你在希望男孩像你，而不是期望成为班级的头脑人物。” 玛格丽特·米德在自传《冬天黑豆》中当提到自己从一所男女共读学院转到女生学院时，更多地谈到这一点。她强烈地感到她在女生学院乐观地感觉到作为女性所拥有的潜在力量。根据父亲的意思，她曾在芝加哥德珀学院学习1年，然后转到纽约城伯纳德女子学院，因为在德珀“很明显地，所有超过聪明男生的聪明女孩都为此而受挫折”，她继续说道：“在德珀的那段日子，我时刻感到自己是个亡命之徒”。米德确信，在大学环境女生要与男生竞争很难获胜，因为压力使得男孩占优势。在伯纳德学院，她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以她喜欢的方式进行竞争，她在那儿交了群终生的朋友“阿什罐头猫们”，米德是她们的头，罗斯·班尼迪克成为她们的榜样，最后成为米德的朋友、知己和伴侣。 这些妇女中六位进过女子小学、中学或大学（见表7），玛丽亚·卡拉斯，丽莎·克莱伯恩，简·芳达，麦当娜，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从这些女生学校环境中受益于女性榜样，其中四位一直在女子学院就读。 只有艾恩·兰达，奥普拉·温弗雷和琳达·沃切纳毕业于男女共处院校，从女子学校毕业的有格里亚·斯坦内姆和撒切尔。简·芳达在维萨度过了艰难的两年，发现了许多女性榜样，但她们的影响值得怀疑，因为她那些大学生女联谊会的姐妹们说她很少在那儿。玛格丽特·撒切尔从学校的女性榜样中受益颇大，因为她有个独特之处，即在研究生之前从没和男孩同班过，她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在女子学校就读。 表7 单性学校教育 玛丽亚·卡拉斯 八年级前纽约城教会和公立学校 丽莎·克莱伯恩 比利时和新奥尔良教会学校 简·芳达 加利福尼亚和康涅狄格寄宿学校，女子预料学校（康涅狄格洛林威治学院，纽约艾玛·威尔莱德）和纽约维莎女子学院 麦当娜 高中前教会学校，以修女为榜样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美国各种学校，六年级前没在一所学校满1年，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学校。史密斯女子学院 玛格丽特·撒切尔 小学及中学女子学校。牛津索姆维尔女子学院。研究生院是她首次与男生共受教育的经历 小结 正规教育不是伟大女性成功的因素。十三位中有八位没有大学学历，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人受过研究生教育。尽管缺乏正规教育，这些女性都是各自领域有素养的行家，她们通过启发式的方法获取知识，以试诸方法解决问题，进行脚踏实地、平地起步的革新，她们通过实践获取知识。她们的知识是她们的力量，她们比任何人，包括那些在本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对自己的领域了解得更多。 智力或智商并不是女创造天才成功的因素，颇具讽刺性的是，麦当娜是这些女性中智商分最高者。所有这些女性都很聪明，但其他个人品格，如恒心、冒险倾向、领导魅力、自尊和工作热情是导致她们成功更大的因素。然而她们都富有才华，因而难以忍受无用的认同，这使她们不喜欢官僚权威。她们的难以忍受使她们成为不趋同者，而这正是伟大的成功努力的积极性品质。这些妇女在踏入自己的领域之前，并不完全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尽管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她们却成功了。专家们曾断言她们必败无疑，因为她们踏入了男人的世界，或者间人了陌生的禁地。然而她们却证明专家们错了。 单性学校教育看来是有利于她们成功的另一积极因素，一半妇女在早年的学校中找到自己行动的女性榜样。这种经历给她们注入的印象是：不用依存于女性神秘光彩或得到男老师的认可，妇女也能达到顶峰、获得成功。这些成功的幻想家女性，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崇拜和模仿她们的年轻妇女的榜样。她们证实知识就是力量，能够被任何愿意付出代价的人所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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