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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派克·乔伯拉，M．D． 打破常规，逆流而上，另辟蹊径，不受制于陈规陋习。如果有人以一 种方式行事，你就有极好的机会反其道而行之。 ——塞姆·沃顿 专家是那些自认为对现实无所不知的家伙——因而他们从没在生活中发现任何新生事物和伟大创举，他们是绝对正确的原教旨主义者！相反地，新手们从不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什么能得到，哪种产品能出售——因而注定成为新事物和突破性概念的创新者。这种新生幻想家们直觉地“知道”没有通往现实的绝对正确或错误的途径，因而能以透彻的准确性和惊人的速度向目标行进；他们不陷入别人描绘的事实泥坑中、他们设计通往希望田园的自己的图画，针对目标，他们的眼光能摧毁旧图画。专家总是惧怕新鲜未知和新概念，从而让革新创业者有机会毫无束缚地踏入创造性空档。创造天才们往往因其探索和冒险行为收获丰厚，他们所获的财富和名声只是他们对社会所作巨大贡献的一种小小补偿。这十三位幻想家都不理会专家高论，以各自不同的行为改变了世界；她们拒绝随波逐流，因而成为各自领域认可的领袖。 宏观视野：创造者见到森林，而不是树本 以整体、宏观、大场景视野看待世界是这些妇女成功的关键，她们能以“简单”答案来解决复杂的问题。莉莲·弗农知道妇女需要独特的个性化并且在传统目录册中难以找寻的东西，因而她创立了鲜明的直销方式来赢得这些顾客，她知道与西尔斯或佩尼商品目录册公司针锋相对地竞争是不可能成功的，她的直觉告诉她以西尔斯（现已倒闭）为目标，莉莲·弗农的商品目录册已打破销量记录。 创造性妇女看到宏大场景，但以一种简单的眼光贯彻她们的目标决策。她们明白太多的知识有碍于创造成就，她们不理会那些保护性地将其自我投于已知领域的微观眼光的专家。专家了解世界是方的，但他们错了！根据报界对首次飞行的解释，认为莱特兄弟的飞行是个骗局，但正是这所谓的骗局实现了世界旅行业的革命。网络专家认为有线电视网是个愚蠢的想法，但是泰德·特纳的革新改变了电视，从而成为那些预言他死期的网络公司的强劲对手。专家告诉艾恩·兰达，她的作品将难以出售，但她三部巨著售出了2500万册。专家知道像带不能出售：它们只能出租，但是简·芳达证明他们错了，出售了史无前例数目的像带。英国的政治霸头认为玛格丽特是时代的异己分子，不构成重大危险，但她相信自己的命运，攀升到英国政界的顶峰。玛丽·凯·阿什和艾斯蒂·劳达的律师和会计都告诫她们会失败，她俩都毫不理会，现在她们能用零花钱买断这些律师。这些女幻想家有宏观眼光：她们将决策基于长期的可能性，这使她们胜于世界微观眼光的专家们。 自信：所有创造的催化剂 强劲的自信是创造性天才最重要的品格，对意欲以革新的大规模计划闯入一个崭新的领域的人而言尤其重要。探索者往往面临与现存体制及所谓行家的争斗，这不得不具备令人惊畏的自信。有些人常常把不安全与缺乏自信混淆起来。这些妇女有许多不安全因素，但却以其勇往直前的气势克服了欠缺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们对表现的焦虑成为追求完美的积极动力。心理学家，如罗拉·梅曾指出：出色的表现需要一定程度的焦虑；事实上焦虑强化了表现。这些女性以其无畏的气魄超越了自我不安。从外界看来，她们的行为更像是自信，尽管这是立于焦虑之上的假自信。无论怎么称呼它，它奏效了。 在她们达到顶峰之前，几乎无人相信这些妇女的思想概念；前进中她们不得不相信自己以克服敌人和朋友的巨大怀疑。著名的幻想作家玛丽琳·弗格森，在《太空时代的阴谋》（1976）一书中曾谈论冷嘲热讽的专家，她说在新范例创建中，自信是克服讥讽的传统主义者的关键，“新的范例往往在降临时被待之于冷淡，甚至嘲笑和轻视，它们的出现因异端邪说而遭攻击……我们对趋同的恐惧部分是源自于害怕自己，害怕我们对决策正确性的怀疑。” 艾恩·兰达对这一理论给予了认同，“我肯定，那些将成功归之于运气的人，从未有所成就，也未曾拥有一丝一毫成就所必备的坚韧不拔精神。”艾恩·兰达和琳达·沃切纳都提到，大多数妇女有成功障碍，因为她们在年轻时种植了喜欢“得到认可”的概念。玛丽·凯·阿什、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以同样的语调批评妇女不愿冒不认可的风险，不敢违背家长作风盛行的社会。当面对逆境，尤其是遭受到那些让人尊重的人士忠告时，需要有极大的自信。这些妇女愿意对专家置之不理，这并不是说她们的反对偶像崇拜行为不必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她们抑制女性的需要，而投身于成就获取之中。她们日复一日地与所谓的专家斗争，最终获胜。而对低毁者，她们运用超乎寻常的自尊和坚定不移的自信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旦她们的自信占据上风，流行必然隐退。哥达·梅一生中许多时候面临着死亡和毁灭，但她依然自信而乐观，这种自信是创建自由的以色列王国的基石，没有她坚韧的自信不可能有以色列。 细胞质的知识与创造力 在本章开头引用的迪派克·乔伯拉的话讲道，知道是创造活动的致命杀手，而不知才适合于创造性天才。乔伯拉认为我们将生命的潜在机会建立在预知的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的概念之上，我们常常对于什么是得以获取“可能”的东西了解得太多。乔伯拉是相对于精神和身体健康而传播这一信条的。他在报告中显示人体中每个细胞是如何每年更换一次的，当问及癌症和爱滋病患者何以未能以新细胞每年得以治愈时，他解释道：“专家”由于其满腹经伦而不断制造着致死的细胞，他继续解释人体每个细胞每年都更新一次，但是人脑成为限制性的联系因素，因为它每天有6万个思想细胞，而其中90％在其遗传性复制中被预决成如同旧细胞。因此，教条主义思想能使病者生病，因为他们以负面细胞来复制，反之健康者因同样原因保持着健康。病体负想性细胞（预先程式化细胞）污染了新的健康细胞，结果使病人的医疗诊断结果毫无变化。癌症和爱滋病患者通过复制“病细胞”思想预先决定了自己的健康，这种思想每天印刻于脑细胞，决定了他们体内新细胞的性质。 乔伯拉声称：我们对于生病的内在知识决定着我们生病的状态，我们因为拥有太多的我们“是有病的”知识而在自我摧残。研究显示迅速的康复基本上都发生在“弱小老妇”身上，她们通常未曾浸染太多的知识，她们有较高康复可能，是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会死，统计表明较早死于癌症和爱滋病的往往是医生和其他一些“知道”太多自己死亡可能性的人。创造活动、创业和革新很多方面与健康类似，知识当然重要（见第3章），然而当着手新概念时，具有开放式思维很重要，不要“知道得太多”。事情如何完成的预先知识是重要的，但能完成什么的预先知识，则有碍于创造性过程。换言之，我们内在的事实图景支配我们的创造潜能。从研究这些男女创造天才中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基本上从没生病过，尽管他们都是A型工作狂（另一本书的主题）；并且肆意滥用自己的身体和感情系统。 知识性傲慢与创造力 不成功者知道一切，成功者知道太多，天才们知道极少！是个悖论吗？不！有经验的老师教会我们太多的什么不起作用，什么不要尝试，什么不能做到。事实上，我们学校体制所亵渎的正是那些他们应力图尝试着去做的东西，他们以自己具体化实现了的限制教育学生。哥伦布被教导地球是方的，但他不信。其他天才也遇到如此境遇。西尔维纳斯·P．汤普森教授说爱迪生的电灯泡计划“注定要失败，显示出他对电和力学的基本原理都一窍不通”。教授的想法并不孤立，斯蒂文森研究所的亨利·默顿博士也称爱迪生电灯泡的发现是“纯粹无知引致的荒诞行径”。这两位饱学之士都在嘲笑一个只接受过3个月正规教育而恰恰是正确的人。贫穷而无教育的爱迪生没有受到什么是可能和什么是不能做的约束——因而他实现了不可能，他创造了真理。真正的创造天才，就像爱迪生一样，从承认无知中脱颖而出，这些创造性妇女有着同样简单的直觉领悟，引导她们不顾陈规和专家高见。玛格丽特·米德在《冬天黑豆》中令人信服地说道：“就我而言，毫无疑问自己是个离经叛道的人，因为我以极大的兴趣从事着那种大多数妇女不感兴趣，更不用提以此为职业的事情。” 过多的知识无疑自杀！ 众多的研究说明，世界上伟大的革新者有开放式思维头脑，使他们探索无人问津的处女地；历史也给出无数事例显示，专家们是如何以其维护传统的热情阻挠着创造力，甚至爱迪生否认泰斯拉的交流电理论，因为它与自己对事实的概念了解不符，更重要的是这与他自己直流电的发明相违背。更多事例说明，对那些顽固相信专家所传授的知识的人来说，太多的知识害人非浅（托马斯·S．奎恩在《科学革命》中归纳出，没有一种新范例能在旧范例代表性专家逝世前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 再想想那位不幸被锁在冷库厢中的人，他明白如果不在几小时内得救，自己会冻死，他在临死前记下几句话，涂写在车厢墙壁上，“越来越冷，马上要完了。”当第二天发现他尸体后，人们检查了冷库，发现开关关着，温度是58度。这个人“知道”太多，因而杀死了自己。 医学甚至记录了一个更离奇的故事。8个人被困于深坑，因为没有水和食物，他们知道除非在几天内获救，否则必死无疑。他们中只有一个有手表，他负责向别人宣布时间，让他们明白生还的机会大小。为了保持其他人的精神，这个人撒了谎；当过去1小时时，他说过了30分钟；他连续几天谎报时间。一星期后这群人才得救，在缺水情况下他们能活这么久实在不容易。其他人都活着，只有那个知道事实的报时者死了。太多的知识杀害了他，而太少的知识救了其他人。 心理学家已证明思“之”则有之。如果棒球指导对投手说：“别把球扔得太高滚进去”，在投手潜意识脑海内记住的话正好与指导完全相反：“高点和进去”。唯一适当的交流必须有助于潜意识贴切植入的信息，在这个例子中“低点和外面”是唯一合适的交流语言。正面看待是给成功的行为反应刻入合适形象的唯一方法，有两个标准是：限制合适的知识，植入新的正面知识。我们这十三位女幻想家只想自己的终极目标，从不让旧条规来破坏自己的任何思想！ 创造天才踏上无人问津的禁地 麦当娜告诉制作人打破常规，尝试别人未曾做过的。她坚持说要他们试试“不同”，尽管那是有背传统的，这种哲学观帮助她打破了甲壳虫乐队在80年代保持着的流行歌曲单曲唱片销量记录，同时给她带来了金钱。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第一个职位教育大臣的任期中，为控制教育经费预算，毅然停发儿童免费牛奶，她因此立即遭到了新闻界和反对党的批评，给她冠上不友善的头称：“牛奶掠夺者撒切尔”，反对她的文章称这是“母狗的壕沟”，预言她自取灭亡。她是在政治自杀吗？她全然不理会这种宣传，沉浸于未来，义无反顾地迈向长远目标，这种大胆行径正是导致撒切尔踏上这块领地最高位的一个原因。在没有一个男人敢于获取不可能的职位时，她登上了保守党领导人的位置，她不怕烈火的袭击，承受着热浪，她因而获得成功。 作家艾恩·兰达撰写的小说《本源》和《阿特拉斯耸肩》也打破了所有规则。她的出版商恳求她取消重写这种史诗小说。因为这实在太深奥，不适合一般读者。艾恩·兰达不了解出版界关于读者人数的统计调查，但毅然拒绝对手稿修改一个字，造成了与出版商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根据专家说法，两本书创造了史无前例的2500万册销量，《本源》还拍成了由加利·考伯主演的，深得赞扬的电影。 打破常规 打破常规的能力是创造幻想家的关键行为品质。当塞姆·沃顿提到自己成功经营的规则时说道：“我常为自己能破别人之常规而感到骄傲，我始终偏爱能对我的规则提出挑战的异己”，这一哲学观使他成为80年代中期世界首富。在他90年代的自传中，沃顿说：“首先要破除陈规……所有知道我以不成熟想法向前行进的人，都以为我是完全失去了理智，没有人敢将投资赌注押向第一家沃·马特联锁超市时……我们倾家荡产起家”。 像塞姆·沃顿一样，玛丽·凯·阿什的律师也告诉她：“立即清偿你的资产，拿回所能得到的所有现金。如果你不这么做，将会分文不名”；她的会计师，在她开店前30天，丈夫突然死于心脏病的时候告诉她肯定会失败，阿什不理会这些悲观者，她继续行进，创立了数十亿美元的化妆品帝国。具有讽刺性的是，艾斯蒂·劳达在15年前也受到律师和会计师相类似的警告，他们叫她不要到竞争激烈的化妆品行业去，那样几乎毫无成功希望。她置之不理，创建了数十亿美元的化妆品帝国。 哥达·梅到达了大多数男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她连夜穿过沙漠，去和她的至敌阿布杜拉国王见面，在以色列国建立前，争取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她怀揣手榴弹来保护自己的国民，争取以色列国家的保存。她度过了多年生存水平线上的苦行憎生活，她毫无怨言地几乎在躺椅上度过了三十多年时光，大多数妇女可能从没想象过多年来只以两件棉衬衫度过光阴，她却只有这两件替换衣服。对这位激昂旺盛的女性来说这，这些物质条件并不重要，更不用提化妆了。她打破了所有女人特性规则，但却具有讽刺意味地在年满50岁时还被看作是最迷人、令人愉悦的女人。 反对偶像崇拜的女性 许多妇女幻想家被看作是叛逆者，因为她们否认习欲。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莉莲·弗农、麦当娜、艾恩·兰达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极其倔强的女幻想家，她们具有强烈的自尊和自信，能让她们面对传统的挑战而不丧失自我；她们的怪僻源于同行和对手的强烈反对和敌视，她们那不撞南墙心不死的决心使她们富有趣味而与众不同。看看移民艾恩·兰达（又名艾丽莎·罗森伯姆），将她的姓取连合活字，头一个字母与她的“大块”的好莱坞电影赠品相嫁接，以不致于被驱逐出境，然后力图保存她的名，兰达。再想想玛丽亚·卡拉斯告诉她罗马天主教徒的丈夫贝蒂斯塔取消与教皇的见面“今天上午我不想去见教皇，天在下雨，在灰暗的天气穿着黑衣眼让人不舒眼。我们换个时间去吧。”贝蒂斯塔发疯般地解释没有人会因为下雨而不去朝见教皇，但无济于事，卡拉斯固执己见。教皇——伟大歌剧迷——答应了她改日接见，当时反复无常的异已者卡拉斯与教皇就歌剧的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斯坦内姆告诉女性听众，“在接下去的24小时，根据简单的法律原则去做一件出格的事情”。海努埃·珍妮听从此言持续5年，她说“我是个激进派”，在1969年和1972年，她坐在北越南的榴弹炮上，通过向军人的实况转播，恳请他们停止战斗。这种出格的行为举止并非毫无代价，大多数妇女会在这些女性每天所受的精神折磨中垮掉。凯瑟琳大帝是历史上偶像崇拜最激烈的反对者，她颠倒社会现有的男女性别观念，像男人般骑上雄马，跟着个让她愉悦的男侍从。特蕾莎嬷嬷显得同样离经叛道，罗马教皇在去印度时赠给她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车作为交通工具，大多数妇女会出于政治礼节，至少在仪式上使用它，但不趋同的特蕾莎嬷嬷却不顾繁文缛节，将它卖掉后把钱分给了穷人。玛格丽特·米德甚至走得更远，将自己和丈夫乔治·贝特森都称为是“离经叛道之徒”。 许多这些标新立异者都被她们的敌手冠以不雅观的称号。撒切尔的绰号是“铁女人”，这也确实是她好用的方式写照；卡拉斯被称为是“恶魔女主角”，甚至特蕾莎嬷嬷也被杰曼·格里尔称作“宗教帝国主义分子”。麦当娜成为“都市妓女”和“物质女孩”的同义词，她高兴地将此作为获得20世纪最神秘，最具性渗透力女性形象的美称，她说：“我将丧失贞操作为职业生涯的动力，”由此可见她的叛逆天性。当1993年底，她将波多黎各国旗从她两条大腿夹缝间穿过时，激怒了两万波多黎各人，这种举动只有麦当娜做得出。兰达被坎特、斯金纳、索利文和塞特拉责骂性地冠以“认识论的良心”；沃切纳因为生意场上冷酷无情而被冠以“冰与火”和“斧头女人”，她的经商哲学观是：“我的方法至高无上”使其臭名远扬。温弗雷因为她对观众的施情与同情而以“美国精神病医生”闻名，阿什被她崇拜的推销员赋予“王中女王”的称号。这些形象无不缠绕印刻在这些女性的个性行为之中，她们常常无愧于这一荣誉（我们所有人都常有这种内在倾向）。 所有这十三位女异端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叛着陈规陋习。艾恩·兰达反叛了，但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言语表述，那样充满敌对，她学会面对现实生活的艰辛，但决心在长大后改变它并埋葬它；在队伍的发展中，她从不让“现实”生活的艰难来干涉她的主观想法，她在自传中将自己总结为“负有使命的女性”。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都以不妥协的个性闻名，她们从不对自己的看法闪烁其词，装腔作势。莉莲·弗农，丽莎·克莱伯恩和玛丽·凯·阿什在她们迈向顶峰的争斗中也远非柔顺谦恭，因其强劲而优雅的风格达到目标而深受崇拜。所有独立的精神个体都毫不畏惧地以内在鼓声行进，不受外在乐队的干扰。 专家：自我沉湎之徒 1906年1月的《科学美国》否认莱特兄弟的飞行，而称之为一场骗局；J·P·摩根，当时的金融天才写信给贝尔说他的电话发明“毫无商业用途”；威廉姆·里尔将军，一位爆破专家，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1个月的1945年6月说道：“曼哈顿计划是我们曾有过的最愚蠢的行为，我以爆破专家的身份保证原子弹绝不会爆炸。”专家是些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之徒，他们忙于保住自己的权威，因而根本无法发现新生事物；他们的自我是赌本，因而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保住它。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营建帝国大厦时与一位专家针锋相对，对他作出了最简练精确的描述：“他是了解一个主张不起作用的所有原因的人”。马克·谢伯德，70年代得克萨斯机械公司的总裁，当被问及何以成为工业界巨头时，他巧妙地答道：“那些公司了解所有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懂，我们很愚蠢”。 玛丽琳·弗格森，《太空时代的阴谋》（1976）作者说：“我们对于趋同的恐惧，部分地源于对自己的害怕，自己决定正确性怀疑的害怕”。趋同不是书中这些妇女的品质，这些女性比男同伴们更少感情外露，而更多荒谬离奇的怪癖。玛格丽特·米德使其反对者大惑不解，“我被妇女斥之为缺乏女人味而被男士尊称为最具女性魅力者”。 专门技能发自肺腑 所有这些妇女不理采专家意见。丽莎·克莱伯恩以她特具的品味来勾勒女性职业时装的线条，这完全有背于70年代时装制造行家的准则。麦当娜以可能是本世纪最大逆不道的女性形象出现，不断打破一切传统，她的书《性》（1993）和她的禁带是其反偶象崇拜天性的证明。莉莲·弗农常表达自己偏好“与众不同”，她声称这使她得以成功，她放弃传统的市场研究方法论，而代之以自己特有的市场分析“黄金内脏”。简·芳达，曾一度是新左派的领导、资本主义的敌人，却成为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她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演播室，制作出最畅销的健美像带，让她讽刺性地成为了杰出资本家；这位女性更离奇的行径是将所有钱（估计约1亿美元）捐赠给丈夫汤姆·海顿的左翼事业；最要命的是芳达与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她左翼政治事业的仇敌泰德·特纳联姻，特纳一生中许多时间用于追逐女色，是资本主义巨头，右翼分子。芳达不仅否定专家，而且令他们大惑不解。 甚至是貌似柔顺被动的特蕾莎嬷嬷，为了帮助穷人也抗拒着专家意愿。她打破宗教规则，要求教皇授权给她，住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中，这从未有过先例，但她却能获得教皇的应允，运用职位的权力，为加尔各答的穷人和濒临死亡者争得了格外多的利益，她以其巨大的努力，成功地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女性的事例生动地说明：创造发自“肺腑”，而非来自头脑。 害怕知道者，而不是不知者 我们是自己的至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这些女幻想家能够不理会内部的自我演讲，而踏上乐观愉悦的更高境地；她们有巨大的自我价值观念，否认任何拒绝她们内在信仰体系的人；她们不知道自己难以做到，因而她们实现了。玛格丽特·米德不知道一位25岁的年轻单身女子是不能独自踏入新几内亚和萨摩亚岛丛林之中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去过问英国女首相能否为同行所接受，她基本上毫无机会升上如此高的职位，但她却做到了；奥普拉·温弗雷并没因菲尔·达那休拥有日间谈话市场而退缩，她花了6个月的时何超过他。根据常规，这些妇女中无人能成功，她们并不去过问这个问题，因而踏进了天际城堡，就好像是她们有权这么做。 冒风险性：自信胜于恐惧 所有孩子和雇员都应有冒险和失败的机会，不然知识、自信或自我价值将难以获取；创造能力是早年经历活动的功能，如果孩子没有尝试冒险和失败的经历，他们将无法掌握创造活动的关键因素，凯瑟琳大帝告诉一位大臣：“没有比我更大胆的女人，我的胆大妄为无以复加”，正是这种态度，使她成为俄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性，没有她便没有俄国。特蕾莎嬷嬷所冒的风险之大超过书中任何女性，她与临死病人共同工作、居住达50年之久，她住在麻疯病人隔离区，不理会医学避讳，帮助世上的穷困潦倒者。 一般妇女比一般男子缺乏冒风险倾向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生物学上讲，女性只有极低的睾丸激素，荷尔蒙导致男子更富进攻性、竞争性、冒险性和较高的性动力。从社会学上讲，女性历史地被塑造成崇尚“安全”，不去“冒险”，女性继承持家育儿的遗传；在女性的头脑里，冒险是男人的权力。然而书中的这些幻想家女性具有远远超过一般女性的冒险倾向，看来她们除了被养育或自我满足和富于竞争，不伤自尊地尝试冒险和失败之外，还具备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追逐的狂喜可能是她们终极目标的主导因素。 大多数冒风险行为形成于儿童时期。如果父母想让孩子长大后敢冒风险获取成就，就该让孩子有机会尝试风险和失败。玛丽·凯·阿什的母亲让她独自照料残废的父亲，在离开的14小时里让玛丽·凯爬到椅子上为卧床不起的父亲烧饭，她每天要打二十多个电话，以从母亲那儿获得做一个大人的鼓励。玛丽·凯年仅7岁时便迫不得以尝试风险，这种经历难以忘怀，风险在玛丽·凯的词语库并非贬义词。 像父母一样，公司如果要塑造自信、敢冒风险的有能力雇员，也应让他们有尝试风险和失败的机会。与孩子养育中相类似的风险／奖励训练，在商业经营中也应该允许，这种气度应该由每位机构领导所建构，大多数机构是静态的，因而很少有革新。 我发现大多数机构管理形式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风险取向型，是允许创业或革新的机构；第二种是现状取向型，存在于大多数静态或成熟机构；第三种是低取向型，常在那种走下坡路，混乱不堪的机构中发现（参见《改变世界的十三位男性》（1993））。所有这些妇女是风险取向型。 风险和直觉 风险取向型管理模式往往在那些刚刚起家或开辟新径的公司中发现，与书中的这些妇女相类似。这种直觉性类型对任何创造努力都是必需的，这能增加成功的机会。 传统主义者信奉守财持家；老年人及老化机构则倾向于少冒风险。他们财大而输不起，因而变得更趋于躲避风险，因为赌注太大，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阶段中更成熟。然而，生活中没有了风险，也就丧失了一切潜能和机遇，机遇的潜力总与风险成正比，唯有高风险才能带来大成就。关在房间里的孩子从不知道擦破膝盖的滋味，但同样也不会有所成就。除去风险值得吗？通常不是，想想我们能达到目标的有限的生命年限吧。那些从未曾尝试冒险探索的孩子，也极不可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因为他们受制于自我维持动力。 不曾允许尝试风险性决策的雇员最容易维护现状、停滞不前，唯一能培养雇员成功自如地应对动态环境的方法是：让他们在变化的环境中练习操作。一个逻辑性的结论是：如果风险取向与制造程度相关，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制造人才产生于风险回避型环境之中。孩子必须被允许并鼓励去尝试风险和失败，以练就创造革新人才。这十三位妇女之所以有成功机会，起因于她们在鼓励冒险或不是寻求安全的宽容环境中长大。自我维持从来不出现在她们的需求层次中。没有大量的风险，不存在诱人的机会。 风险和家长引导 在孩子幼小的心田注入冒风险品质的典型是理查德·布兰森的母亲。布兰森是英国企业界天才，他建立了弗琴唱机和弗琴飞机公司，是英国第三大集团。在他上幼小时，母亲决定培养他自我依赖的技巧和应付风险的能力，她把他扔在离家5英里的田地里，让他没法自己回家。她说这种风险导向型训练经历有助于“发展他高度成功性的创业举止”。布兰森的母亲深诸心理学自我形象的实践之道，她的儿子赢得了许多热汽球赛，成为风险躲避社会中完美的企业家。这位高中退学生，否定了他所尝试的每个商业冒险计划中的条规，在40岁之前成为亿万富翁，他的成功无疑在于孩提时代造就的风险取向品格。 许多不成功者常常具有高于理查德·布兰森和书中这些成就女性的才能，这些风险躲避者通常有完成反面自我形象的内在需求，或者崇尚一种无风险生活方式，他们对失败的本能性恐惧使他们害怕探索创造、创新和创业的未知领域。风险躲避者害怕失败，而成功的创业者往往由恐惧不成功所驱动。比尔·盖兹37岁成为美国首富，承认害怕驱动着他的日常表现。奥普拉·温弗雷反复承认她尤其恐惧失败，正是这种恐惧推动她取得成就。这种内在对失败的恐惧具有讽刺性的同时成为创造天才和无创造者的驱动力——前者是积极的动力，而后者是消极的。创造性人才为如何获胜而焦虑，而无创造者为如何不失败而担心；大多数世界级运动员都直觉地感到这条公理。 女领袖和革新者对自己进行生存性训练，她们直觉地明白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成功。她们早就明白风险取向是冒风险的准备，而不依存于冒风险的天性；不把它当作风险的话，这纯粹是一场赌博。玛丽·凯·阿什讲起她的历险，“我没把它看作风险，而视它为一个机会……我甚至从没有过失败的念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些妇女的冒风险倾向归纳于表8。 表8 幻想女性冒风险倾向 幻想家 风险倾向 玛丽·凯·阿什 “我没把它看作风险，而视它为一个机会……我甚至从没有过失败的念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玛丽亚·卡拉斯 在战争中，冒着枪林弹雨的硝烟飞奔，战后驶入纽约港从事崭新的生涯。冒着牺牲事业、丈夫及其一切的风险与阿里斯蕾德·奥纳西斯真心相爱。 丽莎·克莱伯恩 在47岁时倾其毕生积蓄的5万美元投资“come line”没有丽莎·克莱伯恩入股，公司将无以为继。 简·芳达 顶住对手及敌人对自己信仰的冲击，进行无所畏惧的竞争。她起诉联邦调查局、尼克松总统、美国国会和政府，获胜而赢得280万美元。 艾斯蒂·劳达 “风险取向是帝国大厦的基石”，她以旋风般的步伐不断周旋、穿行于竞争对手之中，创立自己的东西。 麦当娜 卡米尔·本鲍因说：“麦当娜总是生活在边缘地带，从不害怕任何东西”，有刻意违背所有的传统性穿着、表演和道剧方法。 哥达·梅 她从不惧怕失败：“凭良心说，我从未曾因为想到失败而改变处事方式”。她怀揣手榴弹，深夜穿行沙漠，去见她的致敌阿布杜拉皇帝。 艾恩·兰达 持6个月的签证从俄国来到美国以实现长期居住，为免遭驱逐而结婚。此后，她冒着风险，反对盛行于三、四十年代的左派思潮。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在一项项亭业中冒着尊严和生命的风险，参加了许多转成暴力行为的军事游行。她会前往哈莱姆的大街上收集素材。 玛格丽特·撒切尔 “无畏而不妥协精神”，这是许多传记家的评论，铁女人坚韧不拔，常常乐意冒险获取有利于其政府的结果。 莉莲·弗农 “准备着去冒风险……我依靠我的‘黄金内脏’去抓住机遇”。 琳达·沃切纳 贪婪的滑雪者和竞争精神，她将所有赌注（1000万美元）押在对沃纳考公司敌视性接收 奥普拉·温弗雷 始终愿意为正确冒一切风险。她是个脆弱的女人，常常显露灵魂以让别人也如此。她的餐厅取名为“怪癖”，以此可对她的风险取向性略窥一斑。 最大的风险是不冒险 精神病专家和作家戴维德·维斯考特在《风险》一书中说到：在十字路口车祸中最易丧身的不是那些冲过去的人。而是犹豫不决的人，照此说法，冒风险是由于害怕、毫无准备而危险，不具备或没有一定的风险准备比具有它更危险。泰德·特纳常说，对他来说，较大的风险是不去购买MGM，而不是购买它，如果他没买断MGM，他将没有充实巨大有线网络广播时间的片子。然而，行家却说他疯了，而5年之后又说他是天才。他说：“不，我不是，我只是选择了风险较少的事情”。 在多数情况下，冒风险是令人振奋激昂的经历。在游乐场，最刺激的是旋转滑翔，看似惊险然而却不，能给坐着感到不舒服的人带来恐惧和惊颤。自信建立在冒风险和克服内心对未知的害怕之中、当年者时，我们感到后悔的不是沿途所日的风险，而是那些我们没胆量去冒的风险。书中所讲的都是人们所曾冒过的较大的风险。没有人为所冒的风险后悔，而只为那些没胆魄去冒的风险而后悔。 这些女幻想家早年就学会风险和失败，她们早年培养归纳于树立强烈的自我形象，造就她们成为创造革新人才。她们习惯于将风险当作实现梦想的“机会”，每当她们征服后在沿途树起一块丰碑，她们便因取得经验而变得更坚强，更充满信心地接受下一次风险的挑战。他们越趋自信、更定势地把新风险看作比先前更少危险性，她们树立越来越强的冒风险品格，对危险环境更能处置泰然。其结果是照公众和同行看来的离奇越轨行为，对她们来说这只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道路。 站在高墙上面对5000名观众，对害怕摔下或出丑的人来说是个冒险。而对具有绝对自信和信心的人而言，这种经历并非冒险，而是挑战。这并不是有意混淆冒险与焦虑，焦虑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有益的，但它与冒险无关，担心接下来的进展和工作做好当然不错，这有利于对冒险决定的担扰。在许多商业冒险投资中，同样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例子层出不穷。这十三位女性有较高的冒风险倾向，使她们有别于那些与冒风险无缘的妇女。 女性对凤险的恐惧 在文明进化过程中，女性千百万年来一直被培养成躲避风险，她们被保护、定势和鼓励成尊崇安全、逃避机会。石器时代女性生养孩子，退缩于洞穴（家）中保护后代，这种遗传植入脑海，使她们被教养成寻求安全者，保护家庭免遭外人闯入或破坏，除了洞穴和家庭的安全，妇女们不愿冒更大的风险。相反地，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男性演化成冒风险者，走出安全的家庭到陌生的荒野寻找食物，这种遗传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冒风险认识。男性传统地习惯于探索新领域、满足于冒较大风险；女性则更满足于维持和保护家庭免受外在风险。由于遗传女性一般在风险躲避方面远比男性严重。 女性一般不孤注一掷，因为这有关家庭安全。相反地，男性能更轻松自如地处置不确定，一般比女性更容易选择更冒险的途径；女性对个人及孩子安全方面的需要远远超过男性。我们这十三位妇女没有如此浸染于安全感，事实上她们比一般女性更倾向于冒风险、探索、生活在边缘地带，看来她们对风险和矛盾的忍耐力也远远超过大部分男性。她们宽容惯爱的家庭，教育她们自由探索，毫不畏惧地去冒险，这种早期地培植使她们定势为更满足于风险取向型环境。研究显示咱山”地探索和试错境况下的失败塑造培养了具有辉煌革新的有胆之士。艾里森·斯坦列布拉斯在《自尊的孩子》（1979）一书中进行过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地的少年与西欧、中东环境下孩子的比较研究，发现犹太区孩子有智能发展优势，这是由于早年环境允许他们自由探索，她说：“自由探索环境，发展我们身体技能与智能发展相关联”，这种早年自由地探索和尝试失败，看来是培养创造性冒风险者的关键。 女性直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在他追求宇宙真理的过程中，更依赖于直觉性。哥达·梅直觉到约姆基普战役，但她的预言不为男同僚理会，他们自以为“了解”得更清楚。如果她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成千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拯救。凯瑟琳女皇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来临上具有同样的直觉洞察力，在1788年时曾说到： 这位凯撒何时会来？噢！他会来的，肯定会来的，如果革命获胜…… 如果法国得救，它会比任何时候都强壮……它所需要的是一个非凡的人， 比当代任何人都伟大，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他是否已经诞生？…… 他何时来临？一切取决于此。（特洛伊特，1980） 多么敏锐的眼光，她在1788年描绘的这位超人已经于1769年诞生于科西嘉；她的预言在几年后就变成现实。法国革命在她伟大洞悉后的一年便发生。拿破仑，这位历史上有争议的伟大军事领袖，于1799年成为法兰西统帅。他以对欧洲大多数领土的征服，证实了她的预言，只是没能在这位俄罗斯女皇的领土上逞强。 艺术家和音乐大师常与直觉过程相关联，企业家、革新者、政治家和娱乐家则不如此。然而任何这些领域独特新概念的思维过程没有多少差别，过程包括具备智能自由地探索新事物，不受制于约定俗成。在真理探索过程中，不知如何行走，要比有张地图重要得多，因为地图是别人感知的现实，它只标明别人所到达过的地方；要踏入无人问津之地，重要的是扔掉地图，走你自己的路。这十三位女性正是扔掉所有地图，踏上自己通往成功的大道。 女性直觉事例层出不穷。妇女比男人更倾向右脑驱动，更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西方社会通常对妇女的感情奔放较为宽容，因而与男人不同，妇女具有更多的文化认可和自由去经历自我感觉，从而驱动右脑去探索未知世界。西奥泰里亚大学的多林·基默勒发现女性更明显地通过两侧大脑来表达语言，而男性只用左脑。这再度证实大多数冷静男士知道的事实：妇女更借助于直觉。 创造是个质量型而不是数量型的过程，因而直觉（右脑）的妇女比男士们更具资格，这也是她们通常比男人注重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因。已有规则通常是以数量型演算而成的数字操作，这种高度预定化的环境导致自我稳定，但它同样成为一种生存本能去约定俗成或服从“过去的好网络”，因为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维持标准态。这对于世界静态组织没什么不好，因为它们是依赖于稳定性和数量可靠性；然而，数量品性正恰好相反地不利于世界上创造和创新活动的成功；动态社会和创新成就需要立足于直觉的质量方法。因而，妇女以其直觉优势，高度的风险和矛盾承受力，是领导动态组织的最合适人选；如若容许，她们会成为创造和创新组织的杰出领导者。 右脑思维 罗伯特·E．奥斯坦因的《知觉心理学》观察到，学校培养学生左脑思维传统，有背于创造活动，他发现学生强调分析能力培养，忽视非语言培养，其代价是创造力的丧失，“艺术家、舞蹈家、神秘主义者学会运用智力的非语言部分”，因而成为创造人才。弗利吉夫·凯普拉在《转折点》（1982）发现，由于遵从陈旧的哥白尼／牛顿式的将人作为机械性个体，我们常常有因小失大的毛病，凯普拉准确地将世界描绘为质量型的，而非雷卡尔所说的数量型的。名牌大学培养的MBA学生，将现存的商业模式化，以了解在动态环境中变幻莫测的经营，这对静态组织管理还有用，但对培养学生在新的未知世界创业是绝对有害的方法。你不能通过研究现有的来了解崭新的，这种方法论是过时的笛卡尔理论的化身，那是脱离现实世界建立理想化机械式模型的陈旧方法。伟大的革新者和创造天才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数字性崇拜，右脑驱动革新者学会运用应付动态社会必备的数量式问题解决技巧。特蕾莎嬷嬷以其简单方法取得成就，对此了解透彻：“如果我们等到数字出来，我们会在数字中迷失”。 科学家早就发现，左半脑控制语言、序列、数字和逻辑思维过程，西方式方法是左脑导向，围绕组织和预测。相反地，右大脑负责非语言、视空、感知和直觉，更具东方特性，右大脑所思维的是即将涌现的思想泉流，爱因斯坦对此了解甚多。当离船踏上纽约港时，一位年轻记者问他从地球到月亮距离多远，爱因斯坦说他不知道，记者深感惊讶，认为这是高中生都知道的简单问题，爱因斯坦说，“如果我要费神去知道这些小事情，我会无所适从。我需要集中精力于更重要的事情”，他明白自己的右脑直觉力会被毫无用处的左脑数量性事情所限制，他不想让左脑琐碎之事充斥地扭曲自己的右脑思维能力。 科学家同样发现，在数字演算过程中，左脑占主导，但基本不可能有很好的直觉或创造性思想，这便是为什么伟大思想总是产生在飞机上，在细雨中，或在退潮前，这些时候，脑子没受制于数量问题的解决，而让右脑，直觉的大脑，向创造思维敞开，我们如何能将自己处于这种创造状态之中呢？彻底放松，沉思、感觉消遁封闭和睡觉是最好的途径。坐在计算器或打字机前是不可能有所创造的，这时你的左大脑主宰思维，让右大脑处于催眠状态，无法发挥功效；到海滩边去散步，让左大脑休眠，右大脑就会发挥神奇的直觉力量。莉莲·弗农就采用这种方法选择新产品，她从不采用正规的市场研究技术，而是依赖于自己所称的“我的黄金内脏”，以她的话来说：“我只是卖出了自己想买的产品。” 幻景 安顿·威尔森，著名的新浪潮作家说：“未来首先存在于幻景，然后于意愿，然后才变为现实”。卡尔·荣格在1988年发展了威尔森的观点“幻景是创造的机制”。幻景或象景不受什么“是”的制约，它们去追求什么“可能是”，因此，倾听自己内在心声感觉，让崭新而未知的启示掠过脑海，它让个人随心所欲去试错，卸掉自我，摒弃同伴影响。内在的深刻的成功印记，是完成突破性创造过程的唯一途径，而幻景是导致这种想象出现的过程，无论是通过沉思、放松、感官消遁、催眠还是与个人有关的其他方法都是如此，这种力量只能通过放松性的集中来建立。书中许多女性没听说过安顿、威尔森和卡尔·荣格的理论，但她们以其敏锐的感觉实践着这些科学家智能型创造力的意境。 教条主义思维有背于创造 哥达·梅毕生与一个异端邪说的宗教运动相联系，颇具讽性的是她不是教徒。由于母亲的坚持，哥达以犹太人信奉的仪式成婚，而哥达自己认为教条主义的仪式完全不需要。艾恩·兰达创立了自己的教条，她13岁时，便是个彻底无神论者，但她的作品颇具宗教狂热，以致在美国孕育了一种崭新的政治运动，意志自由主义者运动。她由于一个对抗性的电话而写了《阿特拉斯耸肩》，一位朋友告诉她“你有责任为你的哲学撰写非小说论文”，艾恩被激怒道：“我罢工又怎么样呢？世上所有有创建者都罢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便是《阿特拉斯耸肩》故事的主要线索和道德哲学观：“在道德哲学历史中最具伤害力的反概念之——责任！”兰达概述道：“责任摧毁推理；责任摧毁价值；责任摧毁爱情；责任摧毁自尊（它不让自我存在以受尊重）；责任摧毁道德”。 大多数创造天才探寻真理，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得不摧毁旧的教条，不让教条限制新生事物。约瑟夫·舒姆彼得的“创造性摧毁”定义了革新过程的本质，任何新生事物的呈现都必须以旧事物为代价，教条思想必须被任何想成为真正创造者的人清除出去。书中这些女性将自己的透析立于教条条规之上，是首先摧毁过去偶像的人。 小结 书中这些女性所显示的反叛性的“打破规则”的品质是创造过程的本质，每个人都愿意踏入别人不敢问津之地，并以宏观视野来达到，她们女性化的直觉是她们成功的一大因素，她们以其归纳的、宏观的、质量的视野对待一切事情；她们具有直觉眼光，有福生活大图景和一种长期观念；这些妇女不理会一切教条，运用自己的视野和想象眼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借助叛逆性和离经叛道的态度，达到了各自事业和领域的顶峰。 这十三位创造幻想家也是传统女性角色的叛逆者。不管结果如何，她们是自我的圣人。这种反偶像崇拜被一个富有弹性的自尊武装着，这在商界，政界或娱乐圈并不多见。她们不是程序化为取悦于世界，而是听任自己内在需求和梦想的指挥，她们以优雅而反叛性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以哲学家阿瑟·叔本华所认可的那种方式实现这一切，他说“所有真理经历三步曲”， 第一＝它是荒唐的 第二＝它遭强烈反对 第三＝名被视为不证自明 叔本华进一步证明，只有3％的人卷入前两个步骤，97％的人等待着不让自明阶段，而往往是太后面了，不可能有较大机会发生。这些女创造天才愿意被嘲笑，因而列入3％的行列，也因此99％地成为大有收获者。她们满足于矛盾使她们名利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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