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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善与恶创造者的人，首先必须是个消灭者，破除现有价值。因 此，恶的极点便是最大的善行，但必须是创造性的。 ——弗里德里奇·尼采 一旦人们谈及妇女权益问题，便必然会联想到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她不仅站在政治、社会领域妇女问题的前沿，她还是个有身份、尊严和才智的别具风格的女性。她成为精美的庇护人，弱者的慈善家，显贵名流的同情者，有社会良知的大名人，也是世界上所有有思想的开明女士的理想榜样。从1970年以来，她一直是美国妇女运动中事实上的领袖，在动荡的70年代，通过在运动中增添旨在改变社会的优雅和世故风格，她使激进变得时髦。 斯坦内姆巧妙地以文字和语言作为反叛的工具，改变了60年代以来盛行的进攻性方法，她的魅力、口才和有教养举止与原有的“妇女解放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而让人容易接受。大多数反叛性的妇女，将那些有权同意批准和对女权运动给予适当法律权力的男性大人物不屑一顾，这些充满敌意而又行为乖僻的妇女异端分子试图通过形神兼备的反抗行为来改变现有制度，而不采用使男性当权者能够明白的有说服力的方法。斯坦内姆则与他们不同。 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神情激愤，成为叛逆的异端分子，偏向于使用挑衅手段和无政府态度来惹人注意，以此改变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她们试图触及现有制度的神经，引起现在状态的混乱，许多人还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同性恋和非正统生活方式来惹人注目。斯坦内姆则聪明得多，她凭借女性魅力引起端坐高堂者的注意，正如莎士比亚在《尤利西斯·凯撒》中精避阐述的那样，摧毁已有比摧毁绝无要容易，斯坦内姆别具一格地通过与当事者交往和约会来引起某方面的变化，这是她许多同盟姐妹所不屑一顾的。 斯坦内姆决心改变不平等制度，但同作决心在现有制度可接受范围内完成这一目标，因而她成为有影响的统治集团可接受的反对者，斯坦内姆的力量正是在于她明显的异性意向、有教养、中产阶级，对那些反对的权势人物来说适可而止的态势。而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就缺乏这种“适可而止的人格”，无法让她们的压迫者认可，她们选择敌对性，而非平等性的战斗态势。很显然，人们难以改变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也无法与自己毫不同情的人交流，斯坦内姆对现有制度中的人物及问题看得很清楚，因为她比她那些挑衅性的姐妹相比与普通大众更接近相似，她最后的成功是因为她具有同情男人的能力，她争取随时实现的平等和权力，而她的姐妹只是提出需要。变化往往是演进而成，而非一举革命的结果，因而，格洛丽亚比她大多数气势汹汹的姐妹更能作为社会改变和变化的促进者载人史册。 那些男性权势人物即使不赞成斯坦内姆的主张，也还能认可她，而他们无法接受大多数同性恋、无教养的女权主义领袖。斯坦内姆的“正常”举止使她能够在这些变化得以产生的地方得到认可，因而她能为女权主义争取到许多有利变化的实现。这种才能及其被所谓的男性权贵认同，却使斯坦内姆不断受到女权组织核心分子的仇视憎恶。她的女性魅力在70年代中期反过来成为她的羁绊，她的吸引力和适可而止的举止，成为内部女权领导层离经叛道者激烈反对的行为，她们一直看不惯她在男女两个领域应付自如的能力，从来不让她进入她极想进的运动领导层。 斯坦内姆的创造天才来自她在妇女运动领域社会变革的贡献。就妇女权力而言，她对世界的美好变化起着关键作用。从某些方面讲，她是个自我奋斗的女性：从不在公司母体中工作。她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崇拜自己的自由，拒绝承受压力或成为任何固定组织的一份子，斯坦内姆谋生途径很多，先是作为《纽约时代》、《魅力》、《女士家政杂志》等的自由撰稿人，她是权贵名士们出色的采访人。她做过《先生》、《纽约》杂志的编辑，以后又是《女士先生》的编辑，她还是这份杂志创建人之一。斯坦内姆与贝拉·阿布朱格，贝蒂·弗里丹和雪莱·切索姆一起，还是“妇女行动同盟”的创始人，她还写了四本书，为各类女权运动和少数民族事业游行、宣传，还帮助几次总统政治竞选活动，她成为创造活动可靠的旋风人物，这使她成为一个创新天才。 斯坦内姆的事业成功得到认可的标志是她在1972年被《麦考尔》杂志封为“年度妇女”，1983年又被列入“美国十大杰出妇女”。斯坦内姆是第一流幻想家，妇女权力的开拓先锋，如果要推选1993年“年度妇女”，非斯坦内姆莫属。90年代时她为吉尼特·雷诺，希拉里·克林顿的脱颖而出起着推进作用，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使女候选人成功地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州长和参议员，她使社会在思想、选举和功能作用方面发生变化。斯坦内姆无疑是典型的女创造天才。 职业背景 在印度完成一年奖学金学习后，斯坦内姆第一份工作是独立研究服务部的助理主任，这家在波斯顿的组织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这成为斯坦内姆在70年代被人议论的话柄。在这工作后，斯坦内姆在1960年来到纽约市，开始写作生涯。她第一篇文章是在《先生》杂志上的“贝蒂女生的道德两难”，文章最后一句声称：“避孕药物发展的真正危机，可能是在妇女角色变化加剧的同时，没有相应的男性对这种角色的态度变化”。斯坦内姆当时还不是女权主义者，而仅仅是一位有社会良知的思想犀利的采访者。 在60年代早期，斯坦内姆成为纽约一位自由撰稿人，专门采访社会名流，这一角色成为她最后充当向社会权贵提出妇女问题角色的最好训练。斯坦内姆采访这些人，为《先生》、《魅力》、《时髦》、《纽约时代》、《世界主义者》、《麦考尔》和许多其他刊物写文章，她的风度、魅力、知识性修养和迷人的气质，使她在需要敏捷思维的采访领域大获成功，她专访了芭芭拉·史苹珊，杰姆斯·鲍德曼和约翰·列农，与许多她采访过的权贵名士交了朋友，保持缉常联系的人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纽约市长林德塞。 斯坦内姆在60年代初为花花公子俱乐部写了标题文章，这是她首次向性别歧视和女权问题领域发起进攻。她的故事“我是个花花女郎”发表在1963年而现已停刊的《电影》杂志上。其中揭示了色情主义的环境使花花女郎不得不起作用。斯坦内拇指出这一事实，色情女郎们生计窘困，受到客户和介绍人的双重剥削。斯坦内姆在1963年写了第一本书《海滩论丛》，是部描述太阳崇拜艺术的没多少意义的作品。1964—1965年，她又为NBC写剧本《那便是那样的一周》。到了1968年，斯坦内姆发生了根本的哲学观改变，从轻松的电影界转到严肃的政治问题，克莱·福克给她一个周性栏目“城市政治”，为他自己的新杂志《纽约》提供稿源，这成为斯坦内姆最终转成政治行动分子的渠道。为了给自己的栏目搜集情节，而不是有意寻求激进内容，斯坦内姆参了一个名为“红筹股”的纽约妇女解放小组，她们正筹划抗议1968年纽约阿尔巴尼的流产听证会，这种人类的痛苦经历是她终生的创痛，她说她第一次认识到这是“制度”问题，而绝非“个人”过失。她说：“我曾一直认为我的个人问题和经历是自己造成的，不属于更大的政治问题的一部分”，她的顿悟使她认识到黑人、印第安人、女人和移民工人所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斯坦内姆的顿悟使她将新闻宣传与政治行动主义相结合，她不久加入在加州穷人队伍的移民工人组织西沙、查维兹，是政治行动主义者法律保护委员会和共产主义者安杰拉·戴维斯的财务管理人，支持美国圣尤琴斯·麦卡锡为争取196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的暴力运动、支持作家诺曼·麦勒竞选纽约市长职位。其后，斯坦内姆写了篇文章，“黑权之后，妇女解放”，发生了从倾向阵营成员和“知识型鸡尾背景女性”，转变为有报复行动的女权运动领袖，斯坦内姆新交的朋友有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和雪莱·切索姆，妇女行动主义分子和作家贝莱·弗莱丹。 1971年7月，斯坦内姆与阿布朱格、切索姆和弗莱丹一起组建全国妇女政治政策委员会，鼓励妇女竞选政府职位。她随后又成为妇女行动同盟的创建人，这是安置非白种人非中产阶级男女与社会、经济中歧视作斗争的机构。斯坦内姆的领导地位这么快地立足是由于她多方面、高层次的形象，就事论事进行写作、演讲和组织运动。1971年《新闻周刊》称斯坦内姆是“集美貌、优雅和成功于一身的解放女性”。在70年代早期纽约流产听证事件时，一位修女和14个男人为一个妇女是否应该允许对意外怀孕进行流产来论证，而没有一位当事者女性被邀请在听证会上发表这一纯粹“妇女问题”的意见，这触及了斯坦内姆的痛处，她挺身而出，出来代表那些想流产或已流产过的妇女的利益。斯坦内姆自己在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去印度前流过产，她从不愿提及自己生活中这一隐私，但内省性的社会良知使她勇于暴露自己最深的隐私，听证会首次将她流产的经历公布于众，这使斯坦内姆从情感上和理智上成为成功的女权运动者。 斯坦内姆在大学时期，尤其是她在印度逗留期间，形成了自己社会价值方面的基本观点和信仰。她曾参加了印度社会动乱时期的“激进人文主义”小组。斯坦内姆基本价值是人人平等，使她在60年代时成为公民权益问题热心的“要素主义者”。斯坦内姆的价值从来不曾改变，但她的事业重心在1960年至1975年之间发生了剧烈变化，60年代时期，斯坦内姆的事业偏重次序是： 1．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 2．结束越战； 3．帮助穷人； 4．妇女权力。 请注意，在动荡的60年代她的“倾向阶段”，妇女权利排在事业最后。在这早期阶段，斯坦内姆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直到流产事件出现和70年代平等权力的修改案，才唤醒她这些纯妇女事业的敏感神经，使她把妇女问题列为自己事业的首位，这些事件改变了她的侧重方向。斯坦内姆在七、八十年代具有女权主义们向： 1．妇女在生育问题上的自由； 2．根据妇女传统职业习惯，尊重和平衡妇女事业与家庭关系； 3．夫妻双方共商内政，使妇女在家庭中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 4．将政治问题与文化传统分开，保证有关妇女的生活和问题像男子一样受重视。 在1970年斯坦内姆领导为妇女平等权益罢工时，她成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行动分子，仅她成为妇女行动同盟创建人，以及1971年旨在帮助贝拉·阿布朱格和雪莱·切索姆竞选的全国妇女政策委员会。在这些运动的早期阶段，斯坦内姆为她们的政治行动纲领写了许多皙学文章，她条理清晰和引人入胜的表述使她一举成名，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越级明星。 斯坦内姆的一举成名反过来又给她动力，支持她在1972年创办《女士先生》杂志，这份杂志使她能通过全球范围销售网络交流自己女权主义运动哲学的纲领。她从一位华而不实的口头革命者成为受欺压的主妇和受歧视的女工们锐意而具影响的榜样，斯坦内姆也从一位自由撰稿人成为宣传者、示威者、新闻人物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 斯坦内姆共建、编辑《女士先生》杂志并写稿子，这份杂志在克莱·福克帮助下于1971年12月创刊，他出资出版第一期，作为自己《纽约》杂志的妇女专题补充刊物，然后，华纳交流公司投资100万美元。在1972年第一期中，有整页篇幅，由55位有过流产经历的著名妇女，包括斯坦内姆签名的流产合法化请求书，封面上赫然刊登一位女名人，《女士先生》杂志使斯坦内姆成为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第一期在8天内销售30万册，成为各地妇女中知名度很高的刊物。截止1972年夏天，杂志刊登了许多文章，如“从性培养谈起”，“为什么妇女害怕成功”，“女人能爱女人吗？”到了70年代中叶，每期的读者增加到50万，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刊物。 《女士先生》一举成名，使斯坦内姆成为全国知名人士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山鼻祖”。她有着绝对发言权，并应邀为许多妇女组织撰写纲领和目标。在这段时期，她为雪莱·切索姆和贝拉·阿布朱格写竞选口号，而设计了旨在交流女权主义事业哲学的许多有趣的口号： “如果男人能怀孕，流产会成为一件圣品”； “问题不在于我们所作出选择，关键是作出选择的权力”； “妇女有生育方面自由”； “真正的智慧来自消化良好的生活经历”； “自由选择是爱的真谛”； “妇女不能用迷惑来赢得伴侣”。 《女士先生》在女权运动各自流派争执中首当其冲。左翼分子和女同性恋派斥责杂志与70年代国会通过的平等权力修正案同流合污。这一修正案没有在众议院通过，但由这一争端事件引发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女权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根据《纽约时代》的报导，激进派斥责斯坦内姆和她的杂志是“背靠小资产阶级妇女情调的传声筒”。斯坦内姆的领导地位发发可危。 斯坦内姆所创的《女士先生》是“妇女生、妇女有、妇女为”，上面没有流行时装，佳肴食谱和化妆品技巧，她写的文章是关于面临平衡工作和家庭窘境的上班妇女，妇女性方面和医疗方面的问题，妇女教育问题。《女士先生》免税经营的动荡日于一直持续到1987年，一家澳大利亚的大传播公司集团约翰·法尔法克斯公司在它创立15年之际，以1500万美元获得了杂志经营权，斯坦内姆被聘为顾问5年，协助新老板编辑，继续谈论女权主义事业，她继续成为杂志的撰稿人，1993年杂志成为季刊。 个人生活历史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于1934年3月25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多，是鲁斯和李·斯坦内姆的二女儿，她姐姐苏珊娜比她大8岁，在生活中更像个老师／家长而不像姐妹。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保持着与哥达·梅相似的姐妹关系，她俩都在高中最后几年与姐姐同住，格洛丽亚是在华盛顿特区。格洛丽亚的母亲是位受过良好教育（奥伯林学院）的新教徒，她的母亲保琳在本世纪初是俄亥俄州特拉多地区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李拥有并经营着特拉多“海滩彼尔”夏季俱乐部，接着他又在密歇根、弗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四处走动，买卖古董。格洛丽亚在成长阶段跟着爸爸四处旅游，在许多学校所呆的时间不超过两周。格洛丽亚母亲大部分时候情绪躁乱，这段时间一直呆在特拉多。这是格洛丽亚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她和父亲可以常去看电影，共同吃喝，过着自由、轻快的旅行生活。 她11岁时，父母离婚，从此格洛丽亚的生活急剧改变。她的父亲是威利·劳曼似的自由精神者，喜欢说自己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帽子。他对自由的追求方式看来已深深影响了格洛丽亚，因为她在生活中也竭力回避固定的职业、伴侣和组织，她一生都在巧妙地躲避一个固定的位置和恋爱对像，她看来致力于保持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甚至不夹杂丝毫的传统和规矩束缚。她常说：“我并不想知道下周我会挣多少钱，或者是明年我要有两星期的休假”。 早年跟随四处巡游的父亲的迁居生活，使格洛丽亚学会处置新环境，这是革新幻想家早年生活中的关键因素。11岁时，她与母亲在苏珊娜就读的史密斯学院附近生活了一年。在她与父亲到处旅游的时候，格洛丽亚从没像一般女孩那样好好上学，她正式进校学习是在父母分离后，她上了舞蹈学校六年级，她那时想通过跳舞离开特拉多。格洛丽亚在当地爱尔克斯俱乐部跳舞，赢得了当地电视舞蹈比赛。她说：“我知道自己独特，各种思维主张缠绕着我，我躲进书堆，进入幻想，我生活在自己的头脑思想中”。路意莎·梅·奥考特的《小妇人》是她最喜欢的书，奥考特则成为她的榜样。在父亲搬到加利福尼亚后，格洛丽亚得照料神智不清的母亲，她通过幻想来解脱这种难受的生活，她说她希望自己是被领养的，她真正的父母会来把她带走。由于母亲精神病和父亲离家，她常常梦想自己成为纽约的一名摇滚舞星（这与麦当娜情形相类似）。 在格洛丽亚父亲和母亲离婚后，她成为母亲鲁丝的照料者。由于“焦虑神经症”，母亲变得越来越病态，这给格洛丽亚留下永久的印象。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以被迫照料母亲借口不生孩子，她不得不将美好的青春用于眼侍照料母亲的生活，她真受够了。1952年，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从华盛顿特区西部中等学校毕业，她姐姐让格洛丽亚到史密斯学院学习。斯坦内姆品学兼优，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史密斯的政治学系。 在毕业后，斯坦内姆接受了两年期的印度学习奖学金，以逃避与大学恋人布莱尔结婚。在以后20年中，她不断重复这一剧情，逃避多次婚姻。在印度时，斯坦内姆在加尔各答和德里大学学习，她加入一个争取财富分配平等而战斗的小组，从此开始激进事业生活。在几年前使特蕾莎嬷嬷深受震惊的印度贫困，在15年后同样启示着简·芳达的言行，而现在也深深震动着年轻的格洛丽亚。她与“激进人文主义者”一起游行，写着自由评述文章和印度概览书《一千个印度人》。她谈到自己这段经历说：“印度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动物，太多的传统和太多的神——一切都太多了”。 正是在印度，当斯坦内姆注意到“阶层”和“民众”的不同，首次燃起了她的政治热情。她回到美国后说：“我发现自己是在白人聚居区——比如，在史密斯学院没有一个黑人女孩——回想起来令人愤慨。我回到家，充满讨伐开战的激情，是让这个国家［美国］认识到在亚洲发生的事情”（亨利和塔兹，1987）。 气质：直觉—思维者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个有普罗米修斯气质（直觉思维者）的内向者，她以右脑理性方式感知世界，她是个典型的透过树丛见森林的幻想家。斯坦内姆关注生活的可能性，她是个有长期生活观的理智型好问者，她的宏观视野使她在形式和原则方面都超前，她的个性类型使她不热衷于权威：能力是她成功的唯一因素。她也集中了所有伟大创造者、创业者和革新者的行为。 斯坦内姆吸取了父亲的自由精神，在个人生活和事业生活中都避免与国家挂钩。她又从母亲那儿吸取崇拜教育和知识的敏感和雄性激素女性形象，她的反抗和异端天性看来来源于有教养父亲的宽容培养，他们待她如成人。在她一本关心自尊的书《来自内源的革命》（1993）中，斯坦内姆说：“我父亲从不信奉任何形式的训斥、棒击和责骂”，她还说，这一点：“帮助我成为反叛者”。这种早期培养，形成了不怕否认权威的性格，斯坦内姆承认，自己的大胆来源于童年培养。 “我想这一点正是成长的确切含义——逐渐学会冒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能容易地——有益地——看到孩子冒险倾向得以增长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一过程将持续终生”（《世界主义者》，1989）。 斯坦内姆以质量式，而非数量方法行事，她结合两者，以偏向于理性的或“思考的”方法作决策，这与大多数妇女习惯采用的“感情”方式不同，这将斯坦内姆归入少数人（25％）行列，因为美国75％的妇女倾向用“感情”方法处理困难问题。她喜欢以定构设置的而非即兴所致的方法处置生活；也就是说，她情愿做出决策后推行，而不是让问题悬而未决。格洛丽亚内向一直觉型一思维一判断者个性，在美国人口中只有1％，使她成为迈尔斯一布里格斯个性类别中真正的少数型人群。 斯坦内姆无所畏惧和勇于面对未知逆境冒风险的精神，使她成为叛逆者，她总是愿意冒着自我形象、自尊和个人事务的风险去为事业而战。在马丁·路什·金被杀后的哈莱姆暴乱中；在1968年芝加哥全国集会暴乱时，她又不顾安危闻人危险和敌对境地，这些都显示出她舍身为事业的品格。她最无畏的举动是宣传自己流产隐私，来推进她姐妹们的事业和《女士先生》杂志的成功。斯坦内姆说正是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政治保护你的感觉”。她与塞萨·切维兹一起为反对现有制度而游行，为争取权力而罢工。她认为我们控制自己的命运，告诉《观察》杂志：“我们必须学会自己领导自己”。 家庭与事业 斯坦内姆毕生为事业牺牲了家庭和孩子。她高中谈对像，大学同居，一生中有一连串恋爱关系和同居经历。她在史密斯毕业后流产，跑到印度以躲避即将降临的婚姻，她看来左右为难，既有寻求伴侣和恋情的冲动需要，又不想被她不愿意承受的关系所羁绊。另外两次的同居生活和一连串的长期恋情，成为她平衡自己明显的异性性欲要求和同样强烈的自由生活需求的砝码。她是一个在形象上动人而有活力的女性，但却需要不受婚姻约束的自由。她总是事业第一，但她从不妨碍自己不断的恋爱关系，她只是不想让关系固定。 斯坦内姆对固定模式的终生恐惧，从心理学上看来源于她多年照料无法自理的母亲的经历，她在最想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出去玩耍的时候，要照料和抚慰母亲，这给她带来了价值冲突。她谈起那个阶段说：“在我小得连自己都无法照料好的时候，却要成为我母亲的照料者”。这看来完全推翻了她养育照料自己孩子的愿望，以及以一个男人终生为伴的意愿。 斯坦内姆的罗曼史包括好莱坞制片人马克·尼科尔斯，剧作家赫伯·沙琴特，奥运体育名星莱福·约翰逊和政治家泰德·索林森，她通讯录上的朋友还包括约翰·肯尼斯·戈布莱斯（他为《海滩书丛》（1963）写了引言），泰德和鲍伯·肯尼迪，纽约市长约翰·林德塞和总统候选人尤琴·麦卡锡和乔治·麦格文。斯坦内姆与那些上层男士约会，而他们正是被她的许多姐妹所憎恨的人。 在60年代时，斯坦内姆与鲍伯·贝顿同居，他是她《先生》杂志的同事。《一位妇女的权力》描绘他们甚至买好了结婚戒指，领取了结婚证书，而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斯坦内姆寻找出不履行婚约的理由，而让证书过期无效，她称自己一系列恋情是“迷你试婚”。这些恋情关系还包括保罗·戴斯孟德，男高音明星戴伍·布鲁贝克，随后是汤姆·金斯伯格，他是海盗出版社总裁。还有以老板变为情人的克莱·福克，福克是《先生》杂志的编辑，《纽约》杂志的老板，在她为他工作时，他俩进入了罗曼史关系。她称自己与索林森的关系是个“错误”，与尼斯的恋情更绝妙：“我误将他的才智作为心声”；至于金斯伯格，她说：“我想他喜欢书；”而赫伯·沙琴特：“我们停止一起长大”。前老板哈维·库兹曼罗曼蒂克地描绘斯坦内姆：“从性方面而言，她绝对有魅力”。这是与她长期有关系的男士对她魅力的最好表述。所有这些男人都成为她的老朋友，即使在恋情终断后也如此。 在70年代时，斯坦内姆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婚姻在法律上使你成为半个人，什么男人愿意与半个人共同生活”。她的朋友珍妮·奥莱利说：“我想她不相信与一个人有永恒的爱情，她终结爱情关系，将这演变为朋友关系”。斯坦列·博丁格是70年代中期司法部民权处的法官，在那些为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激烈斗争的年月中，成为她的朋友、知己和情人。在随后几年还有一系列与权势人物和成功名流的恋情，但没引发成婚姻和家庭的固定关系。纽约专栏作家丽兹·史密斯也是她的朋友，认为她对于婚姻和家庭何以不能有效起作用的哲学思考太多了，她的理智成为她的报应，史密斯这样描述斯坦内姆的方法：“如果告诉她一个爱情故事悲惨，她会告诉我使之破裂的文化、社会因素”。看来斯坦内姆对于婚姻关系何以不起作用知道得太多，这一点成为许多类型的尝试没有成功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斯坦内姆有几次较重视的关系，但她总是忙于新事业和政治结果，阻碍罗曼史的发展。戴维·舒斯金德在70年代说：“格洛丽亚所需要的是个男人，这是对她不断热衷于传播宣传，缺乏正式的家庭生活的反应。”斯坦内姆以自己将事业优于家庭的选择理论化、合法化地解释为这种“自我发现”是生活的终极目的，这从书面意义看总是绝对正确的。在《来自内源的革命》一书中，斯坦内姆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内在观点：“我认为真理是挖掘自己更多的兴奋点和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这比罗曼史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来得多”，这看来是对她事业高于“个人生活”的解释，事业总比个人生活更安全，但并不能带来所有满足。在年轻时，斯坦内姆觉得应该结婚，完成生活中的使命以使生活变得完整，这也是妇女生存需要的实现。她回忆自己说过：“我肯定会结婚”，随后又说：“我正在考虑，但不会马上，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做好”。然后女权主义运动出现，她热衷于带领姐妹们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同志间姐妹深情成为她替代家庭，也是她得以避免致命的男女固定关系的方法。 许多妇女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会有所牺牲，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妇女成功地担当起这双重角色，也会有精神压力的代价。看来一向理智的斯坦内姆可能考虑采取事业唯一的生活方法，她很多次临近结婚，但她强烈地顾及同伴妇女（她的姐妹们）的需要，阻碍她母性愿望的实现。斯坦内姆和第一位室友，纽约画家芭芭拉·内西姆说：一我总是谈论结婚问题，格洛丽亚从来不。嗅，她约会很多，男人总是爱上她，但我认为格洛丽亚更爱人性而不是人物，她对世界之爱的兴趣胜于人间恋情”。斯坦内姆1988年在报纸上说过的话最明显地表达了事业优于家庭的哲学：“我不能以魅力得到配偶”。这一结论再清楚不过了，这不可能与一位有明确目的的伴侣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生活危机 在格洛丽亚出生前，她母亲鲁斯经受过几次精神打击，斯坦内姆将母亲神经紊乱归罪于男上司的恶劣态度。无人知道真正的缘由，然而这种情形无疑是斯坦内姆童年生活危机不断的原因。在斯坦内姆小时候大多数时间里，母亲卧床不起，格洛丽亚不得不充当护士、陪伴和看护人，这一经历在60年后还深深铭刻在她脑海，她仍然在书中和文章里谈论这件事。斯坦内姆母亲丧失自理能力，给她带来许多怨恨，她不得不牺牲青春时光充当生活料理人。 斯坦内姆所受的磨难可能正是培植她成为创造者的因素，创伤能给那些经受住这一打击的人孕育伟大的创造力。荣格主义心理学家琳达·里尔纳德说：“源自内心混乱和情感跌荡会产生创造力，产生给个人和文化带来新景观的场景”。这看来正是影响斯坦内姆的激励因素，她一直承认早年在俄亥俄特拉多时期的内心紊乱。 不快活的童年也是影响创造、革新个性的共同因素，精神病学家安托尼·斯托“天赐的不满”理论，正好能说明斯坦内姆的事例。她童年时极不快活，总是幻想自己是被领养的，希望能被真正的父母救出，带回到“正常的”家庭环境中。这一生活中的不快活，可能正是她对写作、女权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作出伟大贡献的关键因素，早年的创伤可能正是导致她幻想有个自己是女皇的幸福、逼真的世界之原因。这种超越生活的幻想正是驱动创造者模仿乌托邦世界，让她们挖掘自己的潜意识来达到她们创造出的生活。 年轻时的创伤和危机，还能为她们提供一种处置最糟场景而绝不惊慌失措的能力，培养吸取实际经验，使她们对企图拼命维持现状的阴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斯坦内姆的叛逆天性正是在早年与危机搏斗中强化的，她在《出格行为和每天叛逆》一书中所说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正义事业做一件蛮横出格的事情”，便是斯坦内姆热衷于冲击现有制度的最好说明。大多数人早就学会不与现有制度抗争，因为这会理葬自己，而像斯坦内姆那样经历过重大危机的人，已从痛苦深渊中懂得这伤害不了自己，他们已学会毫不畏惧地行进在未知世界，因为他们已处置过未知的创伤，他们已习惯于在不友善的环境中处事。 在特拉多，斯坦内姆通过书籍和白日梦的奇思幻想来求得解脱，随后她又决定跳舞逃离此地，这是创造革新者用于度过早年生活危机惯用的技巧。斯坦内姆显然已将潜意识编制成乌托邦世界的想像景像，然后变成自己的天赐能力，这种创伤经历也决定她在21岁时只身到陌生、落后的印度，生活得自如而适应；这同样也赋予她胆量，能在20多岁时在纽约大都市中采访显贵名流；最后又使她能在三、四十岁时面对男性权贵们，进行妇女权益的斗争。斯坦内姆坚强的自我形象和自信正是源自于早年的创伤。 女性人物：反叛性的社会良知者 当斯坦内姆谈到妇女问题并将此归罪于男人时，她的声音还是中听的，因为她是这一城镇（曼哈顿）的女性人物，与她所谴责的这类男人约会。70年代许多女首领也反对制度中的男女不平等，归罪于掌权的男人，而她们常常又是同性恋者，这种改变现状的方法无异于一位神父指导未婚少妇计划生育，从对事态的关注着眼这绝没错，但缺乏真实的可信度。斯坦内姆却具备可信度，这使得她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女性领导精华人物，为《纽约时代》、《麦考尔》和许多全国性刊物写文章，这种对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广泛涉足帮助她影响那些她所交往的人物。 斯坦内姆的“反叛性社会良知”，使她改变了男女有别的世界，将它变成更少地以头发长短论英雄。她对社会的影响使《麦考尔》杂志评她为1977“年度妇女”，说她成为回妇女运动最有成就的代言人和像征”，斯坦内姆已成为《纽约周刊》的封面人物，而一年前又以潇洒的模特形象出现在《魅力》杂志封面上。她在70年代中期达到了影响和权力的顶峰。当时，《女士杂志》已羽毛丰满，流产和平等权益修正案事件已出现阳光。她的社会良知和反叛性一直是她最醒目的行为品格，这同时成为她最大的力量，也是她最大的弱点。这对所有个性特点都不例外，外向型往往被认为太嘈杂，而直觉者又在公众感觉中太缺乏。 斯坦内姆的影响力和成功，使她在1983年被《哈普斯·贝察》杂志选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妇女，这一奖赏是由于她在自己所谓的“粉领聚集区”的工作所带来的。斯坦内姆说：“妇女成为决策委员会成员、宇航员和监察员诚然很重要，但这并不影响那些在女性占主导职位工作的人”。斯坦内姆具有非几的能力，起着不同的角色作用、她强硬但不刺耳，有知识而又顾及劳动阶层，吸引人但又是个“正常的”采取习以为常方式的人。斯坦内姆的幽默感往往给那些情绪紧张的观众，无论是追随者还是异己分子，带来轻松气氛，所有这些品格使她成为在政治选举，立法制度的歧视问题方面有影响作用的女性。 斯坦内姆作为政治行动家，还对最近涌现的女领袖如黛安妮·法因斯坦，芭芭拉·鲍克塞，佩特·斯奇劳德，基姆·凯帕贝尔，安妮·理查德，凯·贝莱·哈切森，伊丽莎白·多尔和吉妮特·雷诺等都起着关键作用。她总是争议的中心——有事业者的共同命运——但她从不在敌手和权力面前退缩，这证明了她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斯坦内姆是个完美的激进、反叛个性者，她运用自己非凡的女性才智和魅力，融合社会良知来达到自己高尚的目标。 小结 在《妇女大趋势》（1992）一书中，阿拉迪思和内斯比特谈到妇女自我完善来克眼制度的不公平，他们所论述的就像是针对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的情形，“隐喻中，女神已苏醒…妇女力量才智焕发，美貌、创造力、久被埋葬或被遗忘的一切，从没像现在这样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他们预测妇女从政治生活决策层开始，将改变当代生活的每个领域，并预测2004年会出现美国女总统，妇女最终统治体育界和科学界。如果这些有可能发生，格洛丽亚至少应被作为使之发生的超级催化剂，最高的评价是，她是这些实现最关键部件的领袖。 在激进的70年代，有位女权主义者描述斯坦内姆是集中体现了“永恒的女性魅力…被所有男人和女人所追逐的性目标”。她与许多激进左派不同，她与周围的普通妇女有认同感，与那些运动中常加申斥的权贵精英们约会交往，斯坦内姆的人格脱离于运动之外。大多数人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在成为制度内基本一分子的同时，试图激进地改变制度，换言之，那些被剥削者不可能同时加入剥削者行列，有些人甚至要求斯坦内姆不要这么成为性像征，不要这么时髦，因为这种形象被认为违背她们准备摧毁的欣赏这些旧制度的事业，斯坦内姆言简意概风度优雅的反应是“我将穿军靴漫步，剃光头发”。 斯坦内姆在七、八十年代，以时髦优雅的演说风度吸引着新闻界和追随者。她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什么职业，但她却选择女性权益事业，并为此牺牲了家庭、金钱和地位。她取得了重大成就，可能已驱逐了童年不快活的魔影，以及成年服务于女权主义权力机构的不安全感。她个人力量是智力、吸引力、文字表达力、公众演讲口才，这些使她达到自己领域的顶峰，斯坦内姆的领袖魅力使她能与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权势精英接近，使立法迅速实现生效，没有她的贡献这些根本不可能发生。许多在妇女工资、职位提升和政治代表——成为州长、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方面的改变都能追本溯源到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的开拓性工作。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典型的直觉—思维个性者，运用自身不安全感与不平等的制度斗争，她融合自己的幻想和才智，构建女权主义运动的哲学，而这又成为90年代生效的进攻性法律形成的促进因素。如果2004年真有一位女总统当选，格洛丽亚无疑有独到的作用，因为她是幕后的发言人和策划者，她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终生伴侣和家庭。 斯坦内姆的家一直是她的“姐妹同盟”和“女权主义支持者”，如果她有家庭成贝，那便是平等权力修正案。妇女在每一领域中的平等，妇女在国会领导选举中与男子同等对待，妇女在每一生活领域享有的权力，这些是斯坦内姆的自我实现。由于她的努力，看来在她有生之年，这些将离现实不会太遥远了。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女权主义者，作家，政治行动家 出生：1934年3月25日，俄亥俄，特拉多 主导品格：反叛性的社会良知者 宗教信仰：父亲：犹太教，母亲：新教徒，格洛丽亚，不信教 座右铭：“在接下去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正义事业做一件强蛮出格的事情。” 哲学观：“问题不在于我们所作的选择，关键是作出选择的权力。” 创造／革新：妇女行动同盟和《女士先生》杂志创建人 产品／贡献：创办《女士先生》，写作《出格行为和每日反叛》（1983），《玛丽琳》（1986）和《来自内源的革命：自尊之书》（1992） 成功：《女士先生》杂志，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 自我描述：“我想这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出现了合适的人，我是历史的偶然结果。 孩次序数；二女儿，苏比她大8岁，格洛丽亚像独生女般长大。 儿童迁居：儿童时随父亲在美国各地旅行，高中离家与姐姐同住，大学去瑞士学习一年。 父亲职业：海滩俱乐部业主，周游美国的流浪古董商 良师：路易莎·梅·奥考特：“与父亲在一起比母亲在一起要安全得多”（《一个妇女的力量》），女生学校提供了许多早年榜样。 儿童期培养：父亲说：“我的办公室是我的帽子”，她因而有个频繁迁居的童年，父亲起主导影响，母亲焦虑和神经病是个大问题——格洛丽亚多年照料母亲。 正规教育：6年级前从没有在任何学校完成整年学业，1959年史密斯学院政治学优等生。 生活危机：11岁时父亲离婚，14岁母亲精神崩溃。 婚姻／恋情：大学毕业后流产，与许多重要男子同居或有恋爱关系，从没有固定婚姻的打算。 风险倾向：在每一浪潮中与制度斗争，毫不畏惧。 气质：内向—直觉型—思维—叛逆者—普罗米修斯气质 行为：叛逆性和独立性，具有父亲那种自由的渴望和完全的自立。 事业与家庭：不断为事业牺牲家庭，多次同居而不进入固定婚约，21岁时流产。 自尊：通过白日梦和舞蹈建立尊严 嗜好：理智性辩论，写作和舞蹈 英雄偶像：路易莎·梅·奥考特和夏洛特·布朗特 荣誉：《麦考尔》杂志“年度妇女”（1972），《哈珀斯的贝察》“美国最有影响的十大妇女”（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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