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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河那颗重21克拉的“闪闪发光的石块” ·口哨与警棍 ·“西苏鲁是谁？” ·两只新口杯与6便士的洗发剂 ·“优秀而体面的青年伙伴” ·“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 ·亚历山大人的怒吼 如果你在南非问起黄金和金刚石是怎么发现的，人们就会给你讲一个遥远的故事…… 1866年的一天，在金伯利地区，一个小女孩在桔河的南岸边拾到一颗闪闪发光的石块，便带回家给她妈妈看。“你们拿着玩吧。”妈妈说。第二年，另一个布尔人农场主沙尔克·范·厄凯克来雅可布斯家访问。这块闪光的石头引起了他的兴趣，“我可不可以买下呢？”他不好意思地问。雅可布斯的妻子，即那位小女孩的妈妈觉得好笑，“你就拿去吧，反正我们也是让孩子们玩的。”尼凯克又把它转交给一位名叫奥莱利的商人，请他鉴定是块什么石头。这位商人将它带到霍普敦，逢人便出示，一口咬定是钻石，结果遭到友人们的嘲笑。后来他又把这块石头带到柯勒斯堡，有些人劝他把这块石头寄给格雷厄姆斯敦的亚瑟斯顿博士鉴定。这位博士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宣告，这块石头是钻石。这块钻石重21克拉，被命名为“欧雷卡”，并在经过一系列曲折的周转之后，以500英镑卖给了开普殖民地总督菲利普·沃德豪斯爵士。 尼凯克先生是一位诚实的人，他将卖得的钱的一半分给了雅可布斯太太。两年后，尼凯克先生听说一个黑人巫医拥有一颗闪光的大石头，就去拜访他。他们的交易很快就做成了。尼凯克先生以价值250英镑的牛群换取了这块石头，这令黑人巫医惊异不已。当然他不会知道，这位白人先生又以11200英镑的价钱将这块不起眼的石头卖给了利立菲兄弟公司。这就是那闻名于世的被后人称为“南非之星”的金刚石。随之而来的就是疯狂的“金刚石热”。这样，一座城市就于1870年建立起来，并以当时的英国代理殖民大臣金伯利的名字命名。金伯利城于1911年上升为南非的第六大城。因为这座城市以金刚石闻名，在短期内没能发展其他产业。同时比较容易开采的砂矿以及金刚石产量在世界市场相对过剩，“金刚石城”在南非历史上就像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在经过几次起伏后衰落下来。1946年，它的居民还不到56000人，因而被“黄金城”约翰内斯堡取而代之。 1870年，在瓦尔河北岸的祖潘斯伯格地区发现了金矿富集层。三年后，在莱登堡地区又发现了更多的金矿富集层。1884年，在东部的巴伯顿地区发现了更有价值的矿层。两年后，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后简称兰德）这块高地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脉，一个黄金巨人被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的冒险者吵醒了，他们中有旅行家、军人、传教士、犯人、水手……一位当事人曾这样描述淘金者的疯狂：“水手们离开了泊在港口的船，士兵们离开了军队。警察扔掉了步枪，放走了犯人。商人放弃了他们兴旺的商业，职员们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农民们让他们大群的牲畜活活饿死……”他们眼里只看得见一个词：黄金。 约翰内斯堡，这座南非共和国最大的城市，就是在1886年由第一座淘金者营地发展起来的。据说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由于当时该地的四个测量员的名字都叫约翰内斯。然而最近的研究又将其来源移到当时该城的政府官员身上，他的名字叫约翰内斯·皮特勒斯·迈尔。这座城市的发展是惊人的。一年之后，它的人口就超过了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建城10年后，它已有15万居民，成为南非最大的居民区，目前它仍雄踞于南非经济中心的位置。在股票商和银行经理嘴里，这个冗长的名字已简化为“约堡”。后来，打字员又省去几个字。因此在票据和商业信函上，约翰内斯堡是由三个字母表示的：JBG。约翰内斯堡的发展当然是与兰德金矿的飞速发展分不开的。兰德金矿区的矿脉就在约翰内斯堡东西约70英里地带中，换言之，约堡正居于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开采区的中心。再看看兰德的产金量吧：1886年，其黄金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0.16％；1898年，已占27％之多；1913年，其产量已居世界黄金产量的40％。1970年是南非黄金年产量最高的年份，高达1000吨，处于低谷的1991年仍生产了597吨。目前，南非每年产金约为700吨左右，相当于西方世界总产量三分之二。 1941年，23岁的曼德拉来到了这个被称为“小美国”的南非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转折。以前在特兰斯凯，因为它是黑人保留地，出身贵族的他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人们对他的态度也是谦卑恭敬的。这里是约翰内斯堡，白人经济统治的中心，黑人的地位低下，种族歧视的现象处处可见。以前是部落生活，大家族住在一起，相互照应，无拘无束；现在是城市生活，住宅区肮脏拥挤，破烂不堪，邻居也互不相识，毫无往来。以前是农村生活，虽然没有现代设备，但风景优美，无忧无虑，看到的是可亲的面容，听到的是牲畜、小鸟的叫声；现在是工业节奏，一切都是那么匆忙，蜂拥的人流，呼啸而过的轿车，白人的冷眼，高耸入云的建筑和无处不见的路标、电话、商店、乞丐…… 一位朋友介绍的黑人带着曼德拉出去转。“这是考洛西姆戏院，听说有2300个座位，每天都满座。”“这条街是拉佛戴街用B边和它交叉的是福克斯街。”“看，那边就是米特罗电影院。”介绍之间，这位黑人朋友不时流露出一种先来者的傲慢，但一谈到种族歧视或一看到“限于白人”的招牌，就情不自禁地骂起来。这座城市确实有它的奇特之处。初建的几十年里，没有人说布尔语，它成了英国游民和环球冒险家的乐园，喝香棋酒、开妓院的外来者无恶不作。在靠务农起家的布尔人眼里，这座城市是撒旦的产物。有一次，当时的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在约翰内斯堡发表公开演说时，也情不自禁地称呼他的听众：“上帝的子民们，你们这些大地的儿子，异乡人，新来者，是的，你们这些盗窃犯和杀人犯！” 曼德拉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各种肤色的人群。应该先去找从乌姆塔塔来的朋友，这是他身上带着的唯一的地址。这位朋友在皇家矿业公司当监督员。当他见到曼德拉那魁梧的身材时，就说：“行。我们那儿正缺少一个矿工警察，你就先干着吧。等过了一段试用期，如果表现不错，我可以推荐你当职员。”说完，他交给曼德拉一个口哨和一根回头棍。每天，曼德拉站在通向黑人矿工住宅区的大门旁。看着那些拖着沉重步伐，完成了一天辛苦工作的黑人矿工，他想了很多很多。这就是种族歧视的严酷现实：一方面是城区和白人居住的市郊，于净、繁荣；另一方面是黑人矿工住宅区，肮脏、拥挤。在这里，曼德拉开始了他的政治教育第一课。 南非早期金矿业的历史是与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罗德斯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词对谢西尔·罗德斯来说并不是贬义，而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他深信“盎格鲁萨克逊种族”赋有统治世界的天职，并一直梦想着建立包括非洲、亚洲、欧洲及美洲的大英帝国。经过在金融市场和采矿业一番尔虞我诈的搏击，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乡村牧师的儿子一跃成为世界上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最后成了开普殖民地总理和英国南非公司的董事长。罗德斯在非洲的目的是建立一块连接地中海和好望角的英国领地，修建一条从开罗到开普敦的铁路和相应的电报网。这一野心因为他策动推翻克鲁格总统的政变未遂而未能实现。然而，他拥有的南非固本金矿公司建立的剥削黑人矿工的制度却在约翰内斯堡一直延袭下来。 招募金矿工人有一个结构严密、颇有成效的组织网络，它覆盖非洲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并保证使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矿山。矿主联合会主席于1930年在南非联邦的《土著经济委员会报告书（1930—1932年）》中指出：“如果没有非洲南部的大量土著劳动力的供应作为基础，就决不可能开办我们现在知道的任何黄金采掘工业，即使开办起来亦决不可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事清的真相。”从1936年以来，南非的金矿在正常状态下每年雇用30万非洲人。招募代理人通过传统的渠道，从政府当局到部落酋长把受雇名额层层分配下去。契约一般要求非洲雇工在矿山工作6个月到18个月。受雇者在契约上画押后，就离开家乡到矿上做工。 “为什么公司不让矿工多干几年而要如此频繁地更换呢？”有一次，曼德拉情不自禁地问这位当监督员的朋友。这位朋友叹了一口气，解释说，“你只了解他们的住房条件，还没到井下去看过。矿工要躺在深达2.5公里的狭窄的坑道工作面开采，空气闷得不堪设想，温度在摄氏35”以上。由于这种苦役劳动的结果，矿工的身体极度衰弱，以致公司不得不每年把全部黑人矿工更换一次。当然，也有矿工顶下来了，愿意继续干的。” 曼德拉亲眼看到了黑人矿工住宅地的恶劣条件。这是用双层铁丝网围住的集中营，矿工在整个受雇期间不准越出营地。他们只能从营地走到矿场去，矿场与营地间有带顶的通路相连。营棚里没有窗户，房顶是一层密网。为了防止工人传递东西，只许他们隔着两层栅栏同亲属谈话。非洲矿工的工作没有专业技能，理由当然是他们的肤色所致，在这一点上各矿业公司的政策是一致的。1947年，德兰士瓦矿主联合会在答复别人对它的劳工政策的批评时宣称：把技术工作分配给欧洲人、非技术工作分配给土著人的办法是各个矿工劳动组织的惯例，“任何人企图扩大向合格的土著人开放的工作种类都会遭到欧洲籍雇员及其工会强烈的反对。此外，法律和习惯都禁止土著雇员担任技术工作。” 问题在于非洲人是否真的“要蠢一些”，“不适合技术工作”，这是白人最常用的理由。然而，曼德拉在与黑人矿工的交谈中了解的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金矿里，欧洲监工往往要到7点以后才来，而非洲工人在清晨3点半左右就下井了。在这4个小时内，黑人矿工划出爆破区，安装炸药和进行爆破，其工作效率与白人监工在场时一样。而按照南非政府的劳工法，这类工作被认为是黑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但是，黑人矿工所作的这些技术活得不到承认，因此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关于采金工业金矿工人的工资变化情况，黑人学者威·艾·韩顿曾作过统计。1911年，非洲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为97美元，而白人雇员的工资为941美元，到1941年，非洲人的工资收入111美元，而白人的工资已涨到1472美元。 由于繁重的劳动、低微的收入和住宅区的恶劣条件，到契约将要满期时，矿工的健康已受到严重损害。一位作者在他的旅行记中形象地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我们又遇到了‘矿工列车’，这一次是从约翰内斯堡运送可怜的‘货物’——在矿坑里做工期满的非洲人。其中有些人已经累得受了内伤，有些人得了咳嗽病，有些人已显出肺结核的初期症状。他们全都虚弱不堪，全都成了‘废物’。许多人从窗口探出身子贪婪地接受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积蓄的钱很少，不久就会因纳税和缴付各种苛捐而用光。”曼德拉对黑人矿工的处境十分同情，部落贵族的出身和受过高等教育使他觉得看门警察的职位并不适合自己，特别是看到有的黑人矿工因偷了矿井的东西遭到毒打时，他心里更不好受。 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被压迫者的种种破坏活动（包括偷窃）可以被看作是对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早在1873年，一位到南非来旅行的美国人就记录下了一个惩罚黑人偷盗者的场景：“我曾经看见一个孩子因为偷了钻石而遭受三十五下鞭笞。他勇敢地挺着身子站着，一丝丝绽破的肉挂在背上，大滴大滴的血沿着他的大腿流下来。九股鞭飕飕地响，向他的肩膀抽去。他的那双大眼睛布满血丝，嘴唇战栗不停，两只手痛苦地扭曲着。然而他仍然保持着沉默。直至鞭子抽到第三十下时，他低沉地呻吟了一下，便晕倒了。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在周围观看的黑人就会非常激动。他们咬牙切齿，用带着威胁的眼光注视着执法官。我常常想，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对他们的主人们报仇雪恨。” 更有效的斗争方式则是罢工运动，这从金矿建立后几乎没有中断过。1913年7月，在白人工人暴动式的罢工发生后，非洲矿工也举行了罢工。罢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工资，好几个矿场的非洲人都拒绝在工资提高以前工作，完全不理会矿场的白人经理的威胁和劝诫，政府派来骑警进行干预也无济于事。“土著工人已经准备就绪，要和这些警察进行光明正大的斗争。在一个矿上，他们真的向警察扔了石头。后来调进了一个装好了刺刀的士兵连才把他们的抵抗镇压下去。士兵们把每个矿场的带头人都逮捕起来。毫无疑问，这次险些儿就弄成严重的土著工人大闹事。”1918年爆发了黑人工人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矿工在矿上抵制矿区的商店，公用事业工人在约翰内斯堡罢工。1919年，南非的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镇压。1920年，兰德金矿的黑人矿工举行罢工，与政府军警发生战斗，牺牲了79名工人。1922年初，兰德区的欧洲工人举行罢工，尽管亦有些黑人矿工参加，但政府采取挑拨种族关系以分而治之的策略，结果发生了反非洲人的屠杀，最后罢工惨遭镇压。1929年11月，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集会，反对各项反非洲人的立法。1931年5月1日，约翰内斯堡8000名欧洲和非洲工人举行联合示威。 所有这些斗争都反映了非洲工人对现状的痛恨，而约翰内斯堡的矿工又首当其冲。每当曼德拉听到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时，总是暗自发誓，要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曼德拉在矿上果的时间并不长。很快，荣欣塔巴的一个代表跟踪而来，曼德拉只好又再次逃跑。他很快在亚历山大找了一个房间。亚历山大是位于约翰内斯堡东北15公里的一个小市镇，是容许非洲人购置地产的少数地方之一。因而这个市镇发展很快，到1943年初人口已达6万。这里的物质条件要比约翰内斯堡差，但人文环境则比他原来住的地方要好。光着脚丫子的黑人孩子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害羞的小女孩抿着嘴望着你微笑。曼德拉爱上了拳击，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他每天坚持跑步。 他住的房子条件很差，铁皮做的房顶用石头压着，每到下雨就漏个不停。为了帮助他完成中断了的文学学士学位学习，他的叔叔给了他一小笔钱用于函授学习。然而，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曼德拉很难集中精力。房子小，人来人往，加上没电，他只能每天晚上点蜡烛熬到深夜。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建议他去找“西苏鲁一家子”想想办法。“西苏鲁是谁？”曼德拉好奇地问。“他也是特兰斯凯来的，在搞房地产，他很有办法，又乐于助人。我带你去见见他。”曼德拉高兴极了。他早就听说过这位同乡，但一直不知道他的背景情况，更不知道他喜欢帮助人。 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混血儿。他来自特兰斯凯的恩科波，从小由母亲、叔叔和矿工们带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白人工头，当他在恩科波监督修路时生下了这位日后要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路修完了，他又走了，再也没有认过这个黑人孩子。因为是混血儿，他的皮肤要比其他孩子的白一些，这使他特别难堪，同时亦使他从小对白人更加仇恨。他的未婚妻阿尔伯蒂尼总是开玩笑地安慰他，要他不要自卑，“这有什么关系？大可不必为你的皮肤过于敏感。要知道，我的皮肤黑得足够我们两个人用。”他信奉过宗教，崇拜过日本人，参加过奥兰多兄弟会。直到1940年，他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两人一见面，沃尔特就喜欢上曼德拉：“我以后就叫你纳尔逊吧。你搬到我这儿来住吧。你看，我的未来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这些亲戚，她们都挤在这儿。你可以在我的事务所工作，每月我付给你2英镑工资，外加佣金。行吗，纳尔逊？”曼德拉高兴极了。他确实是运气好，碰上了沃尔特·西苏鲁这样的大好人。沃尔特自己并不富裕，但总是想尽办法帮助其他黑人。阿尔伯蒂尼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将自己身上仅有的衣服又送人了，他总是笑着解释，他永远也忘不了他睡在东伦敦佣人区地板上过夜的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竟然一个人拿着刀子在街上巡逻，以对付那些威胁路人的强盗团伙。还有一次，当他坐在去奥兰多的火车上时，他亲眼看到一个白人列车员没收了黑人的月票。因为车票很贵，黑人苦苦哀求，要求把车票还给他，那白人一脸傲气，爱理不理。沃尔特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列车员讲理。谁知那白人竟然打了他一拳。他忍无可忍，狠狠将那白人列车员揍了一顿，直到车上保卫人员将他抓起来。后来为这事他还蹲了监狱。 曼德拉和西苏鲁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西苏鲁比曼德拉大6岁，他在18岁时便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层领导人中，他学历最低，但他的丰富阅历是无人可比的。在乡下时，由于叔父早死，他16岁即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种植庄稼，放养牲畜。行过成年割礼后，他决定出去闯世界。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他首先干起了矿工。这种经历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清晨起来，坐吊车下到离地面1英里的地下坑道，用丁字镐和铲子使劲挖着，后面是白人监工催命般的叫喊。矿工不许把食物带下矿井，只能带上能提神的麦特酒。他们在早晨吃过饭后，一直要顶到晚上下工后才能吃饭。“我刚到矿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一下班后就精疲力竭，想睡觉。我总是把晚饭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头便睡。矿井里空气混浊，气温与地面相差很大，很伤身体。”每当西苏鲁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日子，语气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只会和矿工们一起发牢骚，有些年长的矿工们策划罢工时我的劲头最大，恨不得一下把这罪恶的制度踢个底朝天。” “听说你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曼德拉好奇地问。“没错。”沃尔特·西苏鲁辞掉矿上的工作后，来到东伦敦为一个白人家庭当过帮厨。这段时间他读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并旁听了一些政治会议。后来他又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面包房工作。为了争取提高工资，他带领面包房的工人罢工。然而，老板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将每个工人都说服，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复了工，而将他解雇了。随后，他在好几家工厂都干过，与不同的白人老板发生冲突，抗议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样的结果使他极为沮丧。他只好静下心来研读英语。当他完成了四级课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为一家叫《班图世界》的报纸写起关于科萨民族领袖的文章来，这一方面逼得他进一步加强英语学习，同时也使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更为了解。 当他得知曼德拉一直就有学法律的志向，西苏鲁立即答应提供经济援助。这样，曼德拉通过函授课程取得了文学士学位。1942年，曼德拉又找西苏鲁借钱买了一套西服和一件毕业典礼穿的长袍，这是为在黑尔堡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准备的。随后，马坦齐马将曼德拉的母亲和姐妹们用车接到大学城。曼德拉一家人欢聚一堂，回忆起童年的时光，感慨不已。尽管曼德拉很想回库努去看一眼自己的故乡，但他不得不赶回约翰内斯堡，因为西苏鲁的办公室还等着他上班。 曼德拉逐渐在律师界活跃起来，并结识了一些白人律师。通过西苏鲁的介绍，他又在一家白人的律师事务所作为签合同的工读职员，即一边在公司工作，一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极好机会。随后，曼德拉又转到另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的法律事务所。在这家公司里，有三件事他永远难忘，饶有兴味。他一到办公室，发现那些漂亮的白人打字员表面上都很友好。他刚坐下来，一位打字员就走过来向他说，“喂，纳尔逊，我们这里可没有种族歧视。茶放在柜台上，你可以用一个杯子。”然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为你和拉代贝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那两个杯子。”还有一次，当他正向一个白人打字员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来。这使白人女孩很不好意思。为了不让那位白人顾客看出曼德拉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递给曼德拉，傲慢地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店里买点洗发剂。” 也有一位白人同事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人名叫哈利·布里基希。哈利常和他谈起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并称曼德拉为“优秀而体面的青年伙伴”。但哈利也意识到曼德拉对政治一天天感兴趣，担心他这位黑人伙伴某7天会触犯刑律。有时，他警告曼德拉，“喂，纳尔逊，不要参与政治，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格外提防。”他做梦也没料到，这位黑人伙伴将有一天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带领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政权，并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曼德拉选修的业余课程都是晚间上课，有时在约翰内斯堡的公众图书馆，有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里上课。他既缺乏必要的学习设备，又要受长途火车旅程和夜里11点钟宵禁的约束，每天晚上如此，这对他是一个新的考验。当时班上只有3个黑人学生，除了曼德拉和一位名叫杜马·诺克维的以外，还有博茨瓦纳的开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当时卡马刚从黑尔堡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了几个月后，就到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攻读法律去了。这也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塞雷茨·卡马在英国读书时，结识了英国小姐露丝·威廉士。在遭到家族保守势力反对后，他我行我素，与这位伦敦小姐于1948年9月结婚，并将她带回博茨瓦纳（当时称贝专纳）。其结果是他被中止酋长职务并被英国殖民政府逐出国外。从1950年起，他侨居英国6年，随后宣布放弃酋长继承权，于1956年以平民身份回国。·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并于1962年创建贝专纳民主党，主张种族和睦，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1966年贝专纳独立，改名博茨瓦纳，他出任总统。1969年、1974年和1979年三次大选蝉联总统，在博茨瓦纳享有“国父”之称。他执政期间，博茨瓦纳成为非洲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至今享有“非洲小龙”的美誉。 当时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派林立，各种思潮竞相亮相。曼德拉所修的课程中有一门是哈罗教授讲授的。他既是律师，又是作家，但种族成见颇深。在课堂上，他公开宣传黑人和女人难以成为好的律师。但他对印度人颇有好感，认为他们在此专业上是有前途的。有好几次考试，曼德拉都没有及格，同班同学们大都认为哈罗教授的种族成见应负责任。另一位名叫布莱姆·费希尔的教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很受同学们的尊敬。他对提高黑人地位敢于直言，曼德拉特别敬佩他。有一次，在警察找曼德拉麻烦时，他特地赶来解围。 那是曼德拉第一次与警察发生冲突。那天，曼德拉与三位同班的印度学生登上一辆有轨电车。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印度学生叫喊：“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印度学生很生气，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即“异教徒”），而是一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售票员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警察将四个学生一起带到警察局，并要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声称三位同学将他“架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有一个同学赶紧给费希尔老师打了电话，因为他父亲是奥兰治的法律协会主席。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院上为他辩护。四位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这一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这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1943年，曼德拉亲眼看到了一场黑人联合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及种种限制，在住宅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即工资最低的人不得不住在离工作场所最远的地方。曼德拉曾经住过的亚历山大镇就是远离约翰内斯堡的一个黑人居住区。每天早晨和晚上，非洲黑人排着长长的队等着搭公共汽车去城里上班或是从城里回来。直到1943年8月，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各公司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在运输局的同意下，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非洲人当即加以抵制。15000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汽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公司让步了。曼德拉兴致勃勃地指着报纸对西苏鲁说，“你看，这下他们不得不让步了。”西苏鲁笑笑说，“可能没那么容易。”他认为白人诡计多端，对付罢工和抵制等形式的反抗很有招数。果不其然，政府派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根据工人的工资或者甚至根据家庭总收入来说，交通运输费用超出了非洲工人的支付能力。”然而，还在报告发表之前，汽车公司已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去要额外的交通费。亚历山大的居民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非洲工人恢复了对公共汽车的抵制。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许多洗衣妇背着沉重的衣物，佝接着肩，赤着足，拖着脚步往前走。”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笑容可掬地招揽乘客，上面还有警察护送，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这次抵制继续了7个星期。最后，汽车公司同意把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但是必须购买一本联票；只有周末和没购联票者要付较高的票价。抵制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广大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就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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