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温柔多情的伊弗林 ·“志同道合”与“患难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非 ·非国大精神领袖伦贝迪——“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 ·非洲主义哲学 1944年，曼德拉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弗林·恩托科·梅思。当时他还在读书，两人见面后，很快坠入情网，不久就结婚了。伊弗林是恩科波人，与西苏鲁既是同乡又是亲戚，当时亦住在西苏鲁的家里。她年轻漂亮。说话温柔，在市立深矿医院当护士。结婚后，曼德拉和伊弗林搬到伊弗林姐姐家去住，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股比。这位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每天下班后，曼德拉回家后总要逗孩子玩一会儿，伊弗林则忙着做饭。 1946年，地方当局在奥兰多为这一对夫妻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他们才真正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但很快这套房子就成了曼德拉亲戚的临时旅店，来了总是睡在地上，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纳尔逊的妹妹丽比是第一个来到此地读高中的，长住在此。曼德拉的母亲也来住过。他的堂兄马坦齐马则是一位常客，不时开着车来一趟。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一定看法，老是提醒曼德拉不要和非国大的人混在一起。在他看来，黑人提高地位的根本希望在于与白人合作。而曼德拉当时已深受西苏鲁的影响。他认为，黑人要想取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团结所有的黑人一起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1944年发生的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则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西苏鲁的介绍下，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从结识西苏鲁起，曼德拉愈来愈认识到黑人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沃尔特·西苏鲁经常激励自己的朋友，帮助他们扩大眼界并鼓励他参加到这个黑人政治团体中历史最长、斗争最持久的组织中来。他一直认为曼德拉志向高远，素质优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因而对曼德拉的教育工作格外耐心。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曼德拉又碰到了黑尔堡的知心朋友坦博。那年被校方开除后，坦博来到德班找工作，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校圣彼得学校的科学系有一个教职。经过通信联系后，校方表示欢迎奥立弗·坦博回母校任教，讲授自然科学和物理课。坦博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这可以从他在黑尔堡大学拒签神职声明一事中看出来。在圣彼得学校，他又一次经受了类似的考验。当一些白人和黑人教师劝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并说这与教师的身份不符合时，他感到十分气愤。“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我想帮助人来领导这一场非洲人的解放斗争，你们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教师的责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示那种执着的追求和叛逆精神。在西苏鲁的鼓励下，曼德拉和坦博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选定了自己的政治归宿。这三个人的关系用“志同道合”与“患难之交”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三个人最后都成为了非国大的高层领导，又都一起饱尝了南非白人政权的铁窗之苦。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中，而南非的投入是十分可观的。1938年，南非的军队只有2万人，非洲人和亚洲人不能加入战斗部队，只能编人后方的辅助部队。二战中，南非的军队不断扩大。1943年2月，南非联邦议会批准在非洲大陆境外使用南非联邦的军队，随后就有几个师调往西欧。南非联邦军无论在技术装备上还是在兵种设置上都强于非洲其他帝国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军队人数已达345000人。南非军队参加了对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在各个战线上的作战。在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皮纳尔将军指挥的南非军队一举俘虏了80000意大利士兵。然而在利比亚失利，克勒佩尔率领的10000名南非士兵被俘。 经济上的投入比人力资源更为明显。由于军事订货和世界经济联系的断绝，南非联邦的军人生产规模发展很快。在约翰内斯堡的国营工厂里开始生产装甲汽车，在战争年代里共生产了2000辆以上。另外，其他企业还生产了500门炮和几百万发炮弹。南非的钢产量在1938年只有30万吨，但到1945年已达536000吨。南非各机器制造业还生产约90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以及飞机、船舶和汽车零件，化学工厂则保证了炸药的生产。在战争的影响下，轻工业各部门的产量亦大大增加。皮革、制鞋和缝纫行业为盟军制造各种订货，并提供羊毛制品。罐头食品业的发展，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战争末期，南非联邦的工业产值已达1.55亿英镑，比和平时期增加了一倍。 然而，对南非历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影响远比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意义要大得多。在二战中，近40000名南非黑人士兵被派往非洲境外，122000名在非战斗部队里服务的非洲人也有很多被送往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参战。在非洲境外，他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人的神秘感破灭了，子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他们也看到盟军中的黑人军官怎样对白人士兵发号施令。在海外，他们还接受了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欧洲白人自相残杀的事实更是最好的说明。为争取更多的帝国臣民当兵，英国（乃至整个盟军）军官进行反纳粹的宣传，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绝妙地反映了非洲人是如何通过这场战争来认识他们的统治者的。 英国军官：“赶走希特勒！打垮希特勒！” 非洲人：“他做错了什么事呢？” 英国军官：“他想统治全世界。” 非洲人：“那又有什么错呢？” 英国军官：“你瞧，他是德国人。” 非洲人：“是德国人又有什么错？” 于是，英国军官试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并尽量使用非洲人能听懂的词语：“你看，一个部族去统治另一个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应该统治他们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国人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统治意大利人，法国人统治法国人。”当然他不会提英国人，亦没提南非白人，但非洲人是明白这种关系的。一位非洲士兵给他朋友写信时说，“我们所有在海外服役的士兵即将带着新思想返回家园，我们已得知我们是在为什么而战，是为‘自由’而战。除了自由，别无他求……”然而，当他们凯旋而归时，等待他们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种族歧视和白人优越感的不平等的世界。很多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勇敢地投身到这场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之中，曼德拉的好朋友，“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杰克·霍奇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曼德拉参加非国大后，积极投入到实际斗争中。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很快吸引了周围的人。虽然他已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律师专业，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却是在与西苏鲁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论家们讨论时和在实际斗争的观察中才逐渐明白。最明显的是关于土地、劳工和赋税三者的关系。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听到过部族老人讲起欧洲白人为侵占科萨人的土地挑起的争端和科萨人发动的9次反侵略战争。在皇家矿业公司当警察时，当他看到矿工那种艰难的日子和非人的待遇时，亦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为什么非要当矿工呢？不要给白人干，自己回家种地养牛不一样活吗？”他不明白为什么矿工“自讨苦吃”。现在，他明白了南非资本主义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机关系。 如果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白人还只是把南非黑人看作是在“殖民地”或“共和国”边境地区骚扰的外来者，白人对黑人土地的侵占还只具有原始积累和自发剥夺的性质；那么，钻石和黄金的发现则使南非的历史整个地改写了。从此，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直接与迫使非洲人为矿产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挂上了钩。1894年开普殖民地实施了一种新的法律，规定对“强壮成年男子”征收10先令的现金税。当时任开普总理的谢西尔·罗德斯大言不惭地表示，这样就可使农村的黑人劳动力摆脱懒惰和闲散，还会报答“我们英明仁慈的政府”。非洲黑人为交税就不得不外出去挣现金，而在矿山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离乡背井的强劳动力很快就被金矿公司吸收了。当然，如果他们交不起赋税，或公开抗税，其结果也是成为劳动力——服苦役的囚犯，这样的下场当然更惨。 大部分的南非矿产公司就这样找到了劳动力。首先剥夺黑人的土地，其次制定交现金税的法律，最后使矿井得到送上门的劳动力。而这种不须暴力强制就能得到的劳动力使矿产公司得以把工资压到最低水平。这些公司最先是从南非得到劳动力，随着深矿层的开采，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它们开始从所有邻近地区招募单身男工，合同期为一年；最后它们发展到从南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招收契约劳工。这种流动劳工至少在三个方面使矿业公司得利。第一，因为是流动劳工，矿产公司根本不用为他们的健康或其他的社会福利负责，这为公司节省了一大笔开支。第二，公司亦不必为这些劳动力的再生产（即这些劳工的家庭开支和为生育下一代所需费用）提供任何费用。第三，这种流动劳工制还可加强对工人政治活动的控制，使工会难以成立或维持。 在这些讨论、辩论和学习活动中，曼德拉结识了一批南非各个民族的先进分子。据奥立弗·坦博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我们可从来不是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从不跳舞，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亦如此。”他们或聚集在某人家里，或在办公室碰头，彼此交换看法意见，又力图说服对方。当时，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在伊斯梅尔·米尔的房子里聚会，他们中间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产党人，而曼德拉则可说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代表。 米尔出身于一个印度人家庭，父辈信奉伊斯兰教。米尔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相貌英俊，态度和蔼。他当时正负责组织消极抵抗运动并担任报纸《消极抵抗者》的编辑。自从他父亲在1930年的经济萧条中破产后，他饱尝了穷孩子的滋味。从懂事时起，他开始对老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一味与白人政权合作的做法表示不满。当时的印度人大会也确实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阶层把持。通过与费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接触，他慢慢倾向于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党是惟一的泛种族的政党。他的几个朋友中包括辛格——一个激进的法律系学生，鲁思·弗斯特——一个出身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通过米尔的这些左派朋友，也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然而，曼德拉对共产党的哲学是不拥护的，这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他坚信非洲酋长制，认为这才是符合非洲人的制度，而共产党要打破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使他难以接受。有一次他表示，“我觉得这种哲学（指共产党的哲学——著者）威胁着要推翻这种制度，而对于非洲人来说，我们则应该保持。”其次，曼德拉是在一个严格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被认为是反基督的，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再次，则是南非共产党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的政策。达杜博士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南非共产党人。在战争初期，他极力主张非欧洲人不要卷入战争，因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当时这种立场博得了非洲黑人的热烈赞扬。由于达杜的反战立场，他被监禁了6个月。但是后来苏联参战，南非共产党立即改变其既定方针，宣称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要求全世界人民都动员起来，予以全力支持。这样，南非共产党失去了南非黑人的广泛支持。 曼德拉最难以接受的还是阶级斗争高于种族斗争、阶级矛盾高于种族矛盾的观点。他认为，南非问题的症结是种族问题，是一个非人性的白人政权压迫和剥削一个处于最低层的黑人种族的问题。在这种政治现实中，奢谈什么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无异于隔靴搔痒，既不能说服黑人群众，更难以调动黑人群众。然而，在后来反对种族主义、争取黑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这种转变在他于1964年4月20日在比勒陀尼亚最高法院所作的法庭供述中说得十分清楚：① ①杨立华编著：《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60～161页。 “我在1944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年轻时曾抱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接受共产党人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会导致削弱非洲民族主义的观念。在那个时候，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成员，并且是一个提议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小组成员。这个提议遭到惨败。投票反对这个提议的人当中有些是政治观点十分保守的非洲人。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咸立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容纳一派政治观点的政党，而是作为非洲人民的议会，接纳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我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见，南非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人政治家那么欣然地把共产党人当作朋友。但是对我们，这一点很明显。在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的人们当中，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在目前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支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起进餐，一起交谈，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他们是惟一准备与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 正是因为曼德拉的这种态度，他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囚禁多次，而法律依据则是“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尽管他一再否认他是共产党。 就在曼德拉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一年，一位祖鲁人学校的教师放弃教职，来到约翰内斯堡，他激进好斗的性格和丰富渊博的知识很快使他在自己身边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曼德拉受他的新思想影响很大。这位名叫伦贝迪的青年日后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成立和非国大本身的理论建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伦贝迪的身世亦很艰苦。他于1914年出生于纳塔尔的乔治代尔地区，当时他的父母是一个白人农场的分成制佃农。到20年代后期，为了让孩子们读上书，他们举家搬到附近一个叫伊莎贝罗的小镇。伦贝迪的母亲受过少许小学教育，在与他父亲结婚之前当过几年教师。看起来，她将自己所学的那点可怜的书本知识都教给了自己的孩子。这样，当孩子们能够进天主教传教士办的小学之前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伦贝迪的童年是在贫穷屈辱中度过的，当时他穿着上学的破衣裳被形容为“非洲人苦难生活的活生生的象征”。伦贝迪在学校以刻苦学习和喜爱辩论而著名。但他同时是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并梦想成为一名教士。 小学毕业后，伦贝迪得到一笔助学金。这使他得以在亚当斯学院接受教师培训。这所以自由主义著称的学院是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兴建的，伦贝迪在这里尽展其才，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果汁，充实着自己的精神世界。1937年，他通过了大学资格考试并在拉丁语的考试中获得优良的成绩。随后的6年里，他在纳塔尔和奥兰治两地任教，并通过函授学习哲学和罗马——荷兰法，获得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奥兰治自由邦历来是阿非里卡人的极端分子的中心，而当时的背景则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疯狂和史末资政府决定保卫英国的政策引起的激烈反对情绪。对一个黑人来说，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教书决不是一件轻松事。但伦贝迪来此地教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他的塞索托语和阿非里卡语的语言能力。实际上，他确实具有语言天才。当这位非洲民族主义的空想家才33岁时就因疾病和辛劳英年早逝时，他已熟练地掌握了7种语言：祖鲁语、塞索托语、英语、阿非里卡语、荷兰语、德语和拉丁语。 当时，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伦贝迪和姆达等青年政治家经常在一起谈论非洲人的命运和前途。与很多非洲早期政治领导人一样，伦贝迪曾对法西斯主义很感兴趣，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思想可以说是全盘接受。幸亏他的朋友姆达极力从正面影响他，使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南非实际问题的思考上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南非黑人民族主义的理论问题，伦贝迪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攻读哲学硕士学位。这对南非的黑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和自身经历的感受中，伦贝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非洲主义。他的非凡才能和这一理论的激进特点确实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非洲人。为曼德拉写过传记的玛丽·本森曾把伦贝迪描写成为“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还有一种嘲弄他自己的不平凡的才能。他虽然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有时还有口吃，但他时而用教师的口吻，时而用煽动的语调，讲起话来颇具诱惑力。” 伦贝迪注意到，一个民族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和意志，这大概也是他崇拜纳粹主义的专制精神的原因之一。他指出，阿非里卡人的统一决心和坚守纪律跟非洲民族运动领袖的优柔寡断和游移不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向非洲人提供一种全新的思想和哲学至关重要。这种思想不仅可以武装黑人群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沟通民族运动领袖和非洲普通民众的桥梁。 非洲主义实际上主要包括两个内容：非洲人的自尊和非洲大陆的统一。由于长期忍受白人政权的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摧残，很多黑人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伦贝迪认为这是非洲民族的致命伤。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道德的沦落”，其主要症状是自我信心的丧失、低人一等的表情、受挫失意的感觉、对白人事物的刻意模仿和对外来思想的一味崇拜。这些都是一种心灵的病态。非洲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教导黑人不要为自己的肤色而感到羞辱。伦贝迪常常动情地指着自己的皮肤对曼德拉以及其他青年朋友说，“看看我的皮肤，它和我的母亲非洲的土地一样黑。一个黑人的责任是不要让自卑将自己击垮。” 伦贝迪明确地提出：我们必须发展一种种族骄傲。自然界赋予了黑人各种力量和高贵的成分，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夺走的。要打破那种白人津津乐道的黑人自卑感，恢复非洲人的自尊，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积极的自我形象。非洲人应对过去的成就、未来的信心以及非洲人的天然黑色发出一种出自肺腑的热爱。“我们必须坚信我们并不低于任何种族。非洲和我们自己构成了一个整体。”同时，他自认为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这就是“统一和解放非洲的神圣使命”。 在政治方面，伦贝迪强调非洲统一的思想。他认为，非洲人注定要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非洲大陆必定要成为一个国家，从而在世界大家庭里占有一席之地。“非洲是一个黑人的国家”，用他的话来说，非洲人是非洲这块土地的原始居民，从很久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非洲人的肤色决定他们将组成一个民族，目前这些异族的众多部落将演化成一个同根同源同类的民族。而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础是非洲人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是不受其部落关系、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经济基础等条件限制的。在他看来，所有部落团结成一个民族是争取解放和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 很明显，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就是一种非洲民族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非洲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根源于对非洲这块土地的热爱、对非洲的过去和未来的一种深深的热爱。“将所有的非洲人在非洲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纽带是对非洲—一我们的祖国和她的自由的充满激情的炽热之爱。”尽管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在哲学上并不深刻，在政治上亦欠成熟，加上表述上的抽象，使同时代的南非黑人群众并不容易接受；但是在一批青年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却很有鼓动性。这种致力于发掘和强调非洲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文化民族主义，激励了整整一代非洲的青年政治家，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激进的南非政治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伦贝迪的思想武装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政治家，为青年联盟的成立（1944年）并于1949年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取得支配地位提供了思想武器。难怪有人认为，非洲真正的现代解放运动是从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立而开始的；而青年联盟的非洲主义思想则来源于伦贝迪。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