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 ·苏玛博士的温和策略 ·“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 ·“老卫兵”与激进派之争 ·“宫廷政变” ·非国大起死回生 法国早期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40年代中期的南非，一批光彩照人的青年领袖开始活跃在黑人解放运动的舞台上，他们中有温和务实的奥立弗·坦博，有理论大师安东·伦贝迪，有富有组织才能的沃尔特·西苏鲁，有后起之秀纳尔逊·曼德拉，有果敢激进的罗伯特·索布克韦，还有姆达、罗巴洛科等。这些人物产生的原因当然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但不容否认的是，历史上任何伟大的革命斗争都必然造就自己的英雄人物。正是这批英雄人物使青年联盟能突破老一辈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传统斗争方式，于1944年成立。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身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如前所述，1913年制定的“土著土地法”不仅禁止非洲人购买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土地，还禁止他们在欧洲人的地产上进行独立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不让班图农民在保留地外单独从事农业劳动，而迫使他们到矿山去做工。这一法案促使非洲人意识到他们在被人掠夺和剥削。在群情激奋之下，非洲人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由此而生。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就是在1912年“土著土地法”草案公布后组织起来的，为首的是几位知识分子。约翰·兰加利巴莱尔·杜比当选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第一任主席，他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教师兼牧师。曾被教会派往英美学习的非洲律师皮克斯利·卡·艾萨克·塞姆博士当选为司库，秘书长则是来自开普的一位靠自修出身的职员所罗门·茨赫基索·普拉彻。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是知识分子和部落酋长的结盟，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精英和传统统治阶级的结合。它的组织机构亦很奇特，以两院制议会为基础，有酋长们组成的上院和平民组成的下院。两院各有自己的议长。巴苏陀人的最高酋长莱特西二世是一致选举出的名誉总督和上院议长，他坚决反抗荷兰移民的土地扩张，直到1884年才不得不请求英国人保护。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机关刊物是由塞姆博士于1912年创办的《人民报》，它在财政上得到斯威士兰的摄政皇后纳托齐贝尼的支持。这家报纸以英语和3种非洲语言出版，是非洲人的第一家民族报纸。 国民大会的政治目标是竭尽全力来反对政府的“土著土地法”的实施，同时，它也希望成为一个“保护非洲人的权利”的组织。根据塞姆的意见，该组织应建成一个公开的机构，不怀任何不良的目的，尽可能地公开向政府当局提出不满意见，以求讨论和纠正。主席杜比先生后来回忆，当时非洲人与政府打交道“不是带着长矛，而是作为忠诚恭敬的臣民，其目的是为了申诉苦情并清除那些导致贫穷、偏见和有歧视意味的立法等种种障碍”。这些语言表明，当时的国民大会事实上还不能算是一种民族运动。同时，1919年通过的章程中规定的国民大会的策略亦表明，立即实行非洲人的代表制并非该组织的目的，这种斗争方式有必要“等时机成熟了才可采用”。这一章程还规定，最适宜的方法是决议、抗议、宣传、代表团、调查、“消极行动”、教育、讲座和散发有关材料，同时还力争取得有同情心的白人的支持以改变现状。 这样，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早期活动局限于和平抗议和请愿。国民大会成立后即把以约翰·杜比为首的代表团派往伦敦，指望得到英国政府对非洲人的土地权利的保护，结果可想而知。大会代表团刚刚空手而归，在布隆方丹的一个特别会议上作汇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一次大战中，国民大会的领导者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大会郑重声明它效忠英国政府。他们误以为英国一旦获胜，将会感谢他们的忠心而改善目前状况；即使英国战败，他们更容易迫使政府让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们主张应把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斗争推迟到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1915年起担任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秘书长的塞洛普·西马为首的一个黑人代表团来到凡尔赛，代表那些没有代表权的南非人在和平会议期间进行活动。当时在法国，非洲代表团的成员所罗门·普拉彻出席了由杜波依斯博士①在巴黎组织的第一次泛非大会。 ①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年）：（加纳籍美国著名黑人领袖，历史学家，反帝战士。他是泛非运动的创始人，曾积极推动1900年以来的四届泛非会议。1945年当选为第五届泛非大会的主席。由于他反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曾多次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961年以后，移居加纳，1963年加入加纳籍。著述甚多。1963年病逝于阿克拉。 1925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用“上帝保佑非洲”作为会歌，并设计了黑色、绿色和金黄色横条的旗帜。1927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古默迪的罗马天主教徒当选为主席。但由于他的明显亲共态度难于为会员所接受，因而他很快就被国民大会的创始人之一皮克斯利·塞姆所取代了。192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一个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群众抗议运动。1929年9月，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工商联盟的一些支部举行了联席会议并建立了所有非洲人及其社团的统一战线组织—一非洲民族权利同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当选为该同盟的主席。第一次同盟会议又发动了一次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请愿运动，并决定每年12月16日，即丁干日，作为非洲各族的民族节日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运动的结果是迫使政府放弃“土著代表议案”。 1935年，赫尔佐格一史末资政府再次向议会提出“土著代表议案”，这促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这年6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左派分子的倡议下，几个群众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决定召开所有非洲组织的大会，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统一战线。12月16日，南非所有的非洲人组织在布隆方丹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约有500人，包括印度人和各种有色人团体的代表，使这次盛举成为南非历史上非白种人最广泛的一次集会。然而这次集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影响。更令人失望的是，1936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南非联邦对英王必须“信任、爱戴和忠诚”。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的日渐衰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了。到194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改革的时机到了。 1940年，艾尔伯特·苏玛博士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致力于复兴非洲人国民大会，想通过整顿国民大会的管理机构，加强组织人员的责任感和效率，将该组织转变为前所未有的群众组织。但是，他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迁就态度和在争取非洲人的完全权利方面的渐进主义使他的支持者逐步减少。然而，苏玛博士的最大失误仍与他的前任一样，忽略了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目的。 1945年举行的第五届泛非大会标志着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发展的新阶段。非洲人国民大会亦派出代表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①会上一致通过了一系列“非洲人要求”。他们要求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要求降低所有的种族壁垒：废除令人痛恨的“通行证法”，教育平等和机会均等，同工同酬以及购置土地的平等权利。1946年，苏玛博士到纽约旅行，把这些新近提出的要求递交联合国。 ①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克瓦米·恩克鲁玛、乔莫·肯雅塔、乔治·帕德莫尔、黑斯廷斯·卡·班达和杜波依斯博士等。 面对着无数次的请愿和劳而无功的要求，一批青年黑人政治家要求改变斗争方式。当伦贝迪刚到约翰内斯堡时，皮克斯利·塞姆博士邀他帮忙。通过接触与交谈，他对塞姆博士这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领袖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安于现状，坐等白人政权将平等权利恩赐给黑人。他将自己的看法告诉姆达——一个于30年代即已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人青年，姆达建议应找西苏鲁谈一谈，“他那儿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我们应该一起交流看法，提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时，姆达的妻子与沃尔特·西苏鲁的未婚妻和曼德拉的女朋友伊弗林都在一起参加护士培训。当他拜访了西苏鲁在奥兰多的家并见到曼德拉以后，曼德拉马上提出要见伦贝迪，“他的思想太有吸引力了。”很快，这几个人又在另一个人家里见了面。这次还有刚到约翰内斯堡的坦博，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改革派，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斗争策略深为不满。曼德拉和他的这些朋友戏称这些领导人为“老卫兵”，确实到了该换岗的时候了。 第一次改革派的正式会议是由姆达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约旦·恩古班尼，一名来自纳塔尔的记者和威廉·思科莫，一名参加了南非共产党的医学系学生。姆达首先发言，“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领导奉行的是一种趋于灭亡的保守主义和假自由主义，它追求的是一味的姑息和妥协。”在会上，曼德拉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分析了南非的形势，强调行动的迫切性。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南非的工业发展迅速，这样使黑人在南非工业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史末资政府的各种反对非洲人的政策，城市居民正在觉醒，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最近发生的亚历山大工人抵制汽车公司的斗争就是明证。“我觉得现在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极好机会，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在讨论如何组织群众时，恩科莫提出应抓紧时机，大力发展有组织的工会。伦贝迪指出，任何群众运动的成功取决于一种黑人民族感的建立。西苏鲁提醒大家应充分认识目前南非黑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自己对手的实力。 在这次汇集了将在南非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的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交换思想，最后在三个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斗争的方法。他们认识到，黑人地位的改善靠议会道路是走不通的，指望由这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通过土著代表议事会①来表达非洲人的意愿只是妄想。要提高黑人地位只能靠非议会道路。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领导奉行的政策很难适应目前斗争的需要。他们不是发动群众，而是害怕群众。他们对群众抗议的厌恶实际上与白人政权对“暴民政治”的恐惧是一个性质。第三，会议同意与会者下去与各自的熟人朋友讨论一下组成一个青年运动的可能性。这个运动可以暂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为“老卫兵”充当思想库。姆达后来解释这一策略时说：“我们不愿意激怒或疏远苏玛博士，因为没有他的允许，我们就不。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施加影响。” ①土著代表议事会成立于1936年，是赫尔佐格当政时实行的一项土著政策。它成为反映黑人“共同利益”的官方咨询性机构。其成员包括6名白人官员和16名黑人代表（其中12人民选，4人指定），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亦曾任职此会。该会于1951年取消。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些青年改革派起草了一份“青年联盟宣言”，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苏玛博士。在会客厅，苏玛的妻子玛蒂·哈尔向代表团讲述了她自己的政治哲学。她是美国黑人，从事的是社会工作。尽管她每天都要与缺衣少食的黑人或流离失所的孤儿打交道，但她始终相信：南非黑人亦必须重复美国黑人的老路，只有通过几十年的耐心等待和经济自助之后，黑人的境遇才能得到改善。苏玛博士回来后，当他得知了这些青年人想组织一个青年联盟未动员群众时，他感到十分不安，“我们不是已经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吗？”代表团成员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奇怪政策是它根本就没有行动的纲领，既无消极抵抗亦无其他类似的计划。这样下去只会失去群众。苏玛博士的解释是非洲人作为一个集团既无组织又无纪律，如果像青年联盟计划的那样，只能是操之过急；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关心黑人运动的人，行动只能带来暴露和损失。然而，这些青年政治家坚持自己的看法，要求苏玛同意青年联盟的成立并批准他们初拟的纲领草案。在这种情况下，苏玛博士自知拒绝将意味着分裂，只好在仔细审阅了他们的纲领后表示同意。 1944年的复活节那天，在埃洛夫大街的班图人社会中心，约100多名黑人青年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立大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广大黑人群众的不满，青年激进派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一组织，有些人主张成立一个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毫无关系的组织；换句话说，是踢开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另起炉灶；另一派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恢复这个奄奄一息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生。 当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早已注意到了这股激进的潮流，并想方设法掌握主动权。1944年，他主持了一个与南非共产党的联席会议，计划举行一次反对通行证法的抗议运动。大会于5月20日至21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到会代表540名，代表了60多万非洲人。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谴责通过证法，认为： 1．加紧了对千百万非洲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2．加剧了非洲劳苦大众的赤贫化，促使疾病传播，造成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犯罪，被关进监狱； 3．在南非各族人民之间制造严重的种族摩擦； 4．阻碍着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 5．因此，它与南非各族人民正在为之流血战斗的崇高目标相抵触。 大会决定在全国举行反通行证示威，发起签名运动，目标是征集100万人在反通行证法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定于1944年8月由一个非洲人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提交政府。然而这次运动并不成功，签名的人不到1万；请愿书拖到1945年6月才送去。这时的代理总理霍夫迈耶拒绝接见，令代表团去见土著事务部长。代表们为抗议总理“拒绝接见代表几百万非洲人的反通行证法代表团一事的不民主作风”，召开了5000人的集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但遭到警察逮捕。苏玛博士为争取人心，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他召集了一次大会，提出要举行一次集体烧毁通行证的群众斗争。这使他的批评者对他的这一勇敢决定大为赞赏。不料，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难以就采取何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这一计划流产了。 青年联盟成立后，选举了恩科莫为第一任主席，但他的思想被青年联盟成员们认为过于左倾。很快曼德拉和西苏鲁、姆达等提议由伦贝迪取代恩科莫。但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哲学为一些核心成员所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团结更多的人，不能采取排外主义。奥立弗·坦博就认为，非洲主义不过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表现，而民族主义的提法更为妥当。他在辩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南非黑人中，要求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的人与要求剥夺白人特权的人一样多；很多受过基督教教育的黑人对一味排除白人的政策难以接受，因为这与基督教义相违背。而民族主义的旗帜则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最后可能接纳黑人为其同盟军的白人。 曼德拉和西苏鲁则同意伦贝迪的提法。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期望削弱了黑人斗争的决心，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温和的手段。白人中的自由主义者为了缓和矛盾，一味鼓吹温和的改良措施，从而阻止了有效的黑人反对派的发展。非洲主义是唤醒黑人自尊的最有效方法，可以摧毁那种因住在城市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而产生的自卑感。如果提倡多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黑人仍将为白人文化所蒙蔽欺骗。青年联盟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种有说服力的哲学去动员黑人群众，激励他们起来斗争。恩古邦尼表示：只有将非洲人组织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才有可能实现全民族的理想，否则将一事无成。这种对其他民族的恐惧根源于种族隔离政策，同时也是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产生的一种心理自卑感。一些青年联盟成员表示，如果与印度人国民大会或共产党合作，黑人只会成为他们为达到自己目的过程中的踏脚石。但是，这些担心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1944年4月，坦博被选为青年联盟书记，曼德拉参与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审订工作。他们认为以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与压迫者相勾结”的问题，他们竟然支持土著代表议事会，这是十分令人愤慨的。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是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遮遮掩掩。青年联盟则明确表示拒绝白种人统治的一切形式。第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从不注意将国民大会组织成群众运动，从而没有基层联系，只得到群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 青年联盟有明确的宗旨，非洲民族主义将是它的信条，青年联盟要大力推动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了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青年联盟将为废除各类种族歧视的法律和非洲人取得“完全的公民权”而坚决斗争。青年联盟力争非洲人在议会有直接代表，工会权利将不受阻挠。土地将按人口比例在各民族的农场主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将实行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将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的精华。它将创造条件使非洲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 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进派对共产党和印度人国民大会的敌视态度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并不是很有市场。他们曾在一次年度大会上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里的非洲共产党员必须退党，但此动议遭到否决。这种偏激情绪在1946年发生的德兰士瓦罢工和印度人的消极抵抗运动后有所缓和。这两次运动使伦贝迪和曼德拉等人看到了其他政治组织的力量和与这些组织合作的可能性。 1946年8月，德兰士瓦金矿矿工在杰出的黑人共产党员约翰·马克斯（他同时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执委会委员）领导下开始罢工。罢工者要求把矿工工资从每天2先令3便士增加到10先令。罢工迅速蔓延，很快就冲破了把各个矿工营地彼此隔开的壁垒。70000名矿工拒绝上工。史末资派军队去营地镇压，有9名工人遭到杀害，1248名受伤。罢工被镇压后，50名参加罢工的共产党员和非洲矿工工会会员遭到逮捕，并决定按照战时法令以“秘密煽动罢工”罪来审判他们。但因为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罪证，这个案件遂宣告破产。南非白人政权本想通过此案以“共产主义的威胁”恫吓全国人民，为取缔南非共产党作准备。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方面，这次镇压和审判使原来幻想战后史末资会在国内逐步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减缓种族歧视措施的许多非洲人对这个政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共产党员在这场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非凡组织能力和在审判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亦使曼德拉等青年激进派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曼德拉对共产党的疑虑并未消除。 1946年通过的“亚洲人的土地权和印度人的代表权法”规定，印度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无权购买土地或不动产，这实际上是为他们设立了特定居住区。为反对这一法案，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法律学院的两位印度人同学米尔和辛格都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1946年10月23日，德班的印度人举行了抗议性的群众示威游行，一些印度人青年志愿队从约翰内斯堡驾车行驶500英里到德班参与游行。纳塔尔当局严厉镇压，370人被投入监狱。在这场斗争结束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之间首次达成关于“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协同行动的决议，取名“博士条约”，因为它是由苏玛博士（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克尔博士（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主席）和达杜博士（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主席）签署的。这个协议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这两个最大的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盟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次斗争，连伦贝迪也开始与印度人进行非正式接触，他对印度人说，“我们不仅要坐在一起，谈在一起，我们必须战斗在一起。” 自青年联盟成立后，青年激进派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1947年初，伦贝迪曾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上公开宣称，黑人群众已经准备行动，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领袖缺乏勇气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当苏玛博士在联合国为提交南非黑人要求的提案而活动时，伦贝迪发动了一场对土著代表议事会的抵制运动。苏玛博士回国后，对这一行动很不满意，并力图将决议的语调改得缓和一些。这样，面对面的冲突也出现了。 此后不久，南非政府安排了英国国王和王后对南非的访问，伦贝迪又提出对这一王室访问进行抵制。青年联盟同意了这一决定。但曼德拉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强调他不反对组织决定，他提醒在座各位，在抵制过程中，切忌感情用事。英国的君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伟大而持久的制度之一。英国国王、王后及其女儿们到非洲来是作为一个高贵的家庭，而不是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当时的会议是在曼德拉的住地举行的。伦贝迪和姆达强烈主张进行抵制，他们认为，如果对英国皇室成员的访问表示欢迎，这无异于对一个没有为非洲人民尽职的政府表示忠诚。曼德拉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青盟是为民族的利益而战，“我们决不能做胆小鬼，不能去袭击那些弱者，那些作为人类一员到我们中间来的个人。”这场辩论既体现了青年联盟中的民主气氛和思想活跃，同时亦表明了曼德拉政治上的成熟之处。当然这种态度与他的法律专业和贵族出身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伦贝迪逝世后，姆达成为青年联盟的领袖。他吸取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基层组织的教训，在黑尔堡大学建立了一个青年联盟支部，把校园内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当时该校的人类学讲师歌德弗雷·皮特切和享有盛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元老马修斯教授都参与了组织建设工作。这一校园支部的建立大大推动了青年联盟的工作，它不仅为联盟吸收了一批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提高了这一组织的知名度，使它成为全国黑人青年的希望所在，这为1949年青年联盟的路线方针能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打下了基础。 1948年，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自书记。也就在这一年，马兰博士领导的南非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从而开始了系统的全面的种族隔离制。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