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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囊取物来谈判，威逼利诱耍蛮悍； 做完平生得意事，不满冷落走为善。 话说当时的塘沽，还是个居民仅万余人的小镇。它位于天津东南方向100多华里的海滨，港内风平浪静，便于船只停泊。经日方同意，中国当局选择在这里举行双方的正式停战谈判。 本来当关东军向长城以南各地实行武力进逼时，日本的一项和平侵华阴谋已在付诸实施，这就是在中国策动内变，分裂华北，扶植傀儡，建立所谓“新政权”。早在1933年2月间，与关东军进犯热河的同时，其高级参谋、奉天特务机关长坂垣征四郎便来到天津，专门开展此项活动，经费由冈村宁次具体筹措。坂垣最初计划策动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北洋派头目出面组织亲日政权。但由于这两个人不愿留下汉奸的臭名，他们又选中原皖系军阀成员张敬尧作为主要工具，企图使张在北平发动政变，华北其他地方军人加以响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坂垣不惜重金收买华北的地方军人，并利用他们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进行煽惑，借以削弱中国中央政府在华北的势力。 在华北一带建立所谓“缓冲”地区，以确立伪“满洲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保障，是关东军历来的追求目标。在冈村宁次建议下，日军4月下旬对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阵地的进攻，主要就是为了配合坂垣的活动，企图以日本军事上的声威来促成华北的内变。但原北洋系统军人中甘心充当汉奸者毕竟是少数，纵观整个抗战期间，降日或反复无常经常反水的多是原西北军系统的一些将领，旧北洋派军官的气节反而要高些。这是后话。5月7日，张敬尧在北平被刺杀，坂垣的计划搁浅。16日，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特务中野英光操纵下，在滦东打出“独立”旗号，但无人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坂垣只好向武藤、冈村等人报告：在华北制造亲日政权的计划，“因各将领持观望态度，难以进展”。因而，日军向长城以南的新攻势便从策动内变，发展为以战迫和。 自日军向长城一线进攻以来，中国军队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南京政府并没有抗敌到底的决心。在上海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1932年12月又返回南京。蒋介石等人对当时各项政策研究的结果，仍然主张一面对日妥协，一面加强与列强各国的友好，首先要谋求国内统一，以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基本方针。即当前以讨伐中共军为目标，至于日军的进攻，则作为将来的问题对付之。次年1至2月间，适值蒋亲率国军主力专心剿共之际，关东军攻陷热河部分地区，令蒋十分难堪。3月8日，蒋自南昌剿匪司令部飞赴河北省保定与张学良会谈，结果张以承担热河战败责任辞去军委会北平代理委员长之职而下野，11日赴上海。12日，何应钦受命继张后任。蒋介石则急速南下对付中共军。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分别以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为各军军长。至此，蒋介石瓦解东北军以及使中央威令扩及华北的夙愿，经一番周折反而初步获得成功。 这时，正赶上汪精卫在国外“游历”约半年后回国，于3月30日又任行政院长，再次组成蒋汪合作政权。不久，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外交部长罗文干辞职，汪兼任外长。于是，对日政策也由抵抗更明显地转变为对日谈判。4月中旬，国民政府通过北大校长蒋梦麟与英国公使蓝浦森联系，要求英国调停停战。5月3日，蒋汪决定起用亲日派、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郭为委员长，成立有华北各界实力人物参加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职责是“改善华北方面的中日关系”，并将此意转告给日本方面，以博得对方的好感。 而在军事上，何应钦起初是想要顶一顶。他准确地判断日军如果再进攻，主要将来自山海关方面。因此，他将华北的中国军主力集中于滦东地区，沿滦河构筑数道防御阵地，又将其余兵力配置于长城沿线。 为了“教训”何应钦，并在停战谈判开始前再作一次军事讹诈，5月3日，关东军经中央部批准下达了由冈村宁次起草的“关内作战”的命令。命令指出：“华北方面之敌，依然坚持挑衅态度，不仅再度进入滦东地区，而且在兴隆县方面已越过长城线进入热河省内，我军务须予以致命打击，以挫败其挑衅性进攻。”6日，东一京的参谋本部也提出了《北支（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其要点是：“以关东军继续使用武力加强压制为基调”，“坚持在沿长城地区反复打击中国军队”，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促进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方面的分立倾向”；中国如要求停战，其军队须“大体上后退至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以南及以西，并以事实表明不再进入该地区”；而且“中方必须在事实上厉行取缔排日，并予以切实保证”。该方案还告诫关东军，要“避免缔结停战成文协定。在看清形势的基础上，根据对方之迫切要求行事”。 从5月7日起，日军沿长城猛攻中国阵地，很快又侵占了滦东地区，并侵入滦河以西。15日，在冈村宁次的建议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发表声明：“如果中国军队幡然悔悟，放弃以往的挑战态度，从国境线远远后撤，则本军有意速回长城线，从事维持满洲国国内治安之本务。若中国军队仍不改变态度，则本军亦不得不继续作战。” 未等何应钦答复，5月17日关东军的第6、第8两个主力师团，开始向南推进，目的在于“以作战上最有力的态势进入谈判”。第6师团于当日占领唐山，18日进入玉田，19日占领蓟县，20日越过平谷、三河，第一线部队抵达蓟运河一线。第8师团于19日攻占密云，21日进攻怀柔，23日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并继续南进。这样，北平已处于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 此时的何应钦已无心再战，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情势下，急于要与日军达成停战。而人数较中国军队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也已用尽。冈村宁次认为，日军虽暂时胜利，但整个平津地区的各派系中国军队约有40个师，区区几个关东军师、旅团尽管战斗力强悍，长期作战毕竟不支，“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唯恐予中国军以反击的余裕”。可是，他的这个看法一时不被东京方面理解。参谋本部的首脑们起初对关东军人关作战顾虑重重，这时见战事顺利又主张继续干下去，全然不顾现地作战的关东军兵力已捉襟见肘。于是，“关东军对此发出抗议电报，认为停战谈判应由其自行处理，其他机关不得干预”。5月22日，参谋本部在关东军指挥官们的压力下，电告武藤信义可以与中方进行停战谈判。 何应钦和黄郛知道，此时关东军的掌权人除武藤信义元帅外，其次就是冈村宁次副参谋长。所以，黄郛的和谈密使殷同于5月24日到达长春后，就要求直接与冈村宁次晤面。冈村在日记中记载：“5月24日及25日，我应殷同的邀请，单身前往他的住处密谈，并把我军有意缔结停战协定的想法告诉了他。通过两天的会谈，彼此间疏通了大体的意见，达成了有关停战的大致意向。” 冈村宁次这次与殷同秘密会谈，起初居然对顶头上司武藤连个招呼也不打，可见其专权跋扈和武藤之所以对他反感的原因。后来，“可能是军司令官知道了这一情况，故而委任我为全权代表。本来，协定全文已经决定，任务只是迫使对方同意，因此可以说委任谁为全权代表都是一样”。 其实，这是武藤顺手推舟让这个军部的大红人再去出次风头。 中方谈判代表是熊斌。此人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人广西陆军干部学校、奉天讲武堂，武昌起义时投身革命；1924年起在冯玉祥部工作，1925年任过北京政府的陆军部次长，1931年改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国民政府参军，1932年后任参谋本部厅长。日方以冈村宁次为正式代表，又命喜多诚一大佐、远藤三郎少佐、藤本铁熊少性等参谋和林出贤次郎书记宫随行。另外，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住比重和日第6、第8师团各选派的1名参谋，也作为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参加谈判。 5月29日，冈村率代表团由大连乘日海军驱逐舰“朝颜”号，在风平浪静的渤海上以24节的速度驶向塘沽。因山海关及沿京奉铁路一线，早已成为中日双方军队争战或对峙的地区，陆路交通基本阻断，所以，选择塘沽为谈判地点也便于日方代表走海路前来。 5月30日，“朝颜”号驱逐舰抵达塘沽港。冈村一伙人换上一艘小艇，沿海河往塘沽镇驶来，他“目睹海河河口及两岸堑壕上，中国兵守备之状态，不禁要属下做好战斗准备”。自诩“中国通”的冈村宁次，虽然知道中国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但带着这10多个人闯入同仇敌忾的对方营阵中，还是令他战战兢兢，不得不小心谨慎为妙。 当天下午2时，以熊斌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乘火车经由天津驶抵塘沽。冈村先派永津佐比重前去接洽。下午4时，中日所有谈判代表集中开了一次会，双方寒暄之后，互认委任状，熊斌和冈村宁次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随员，并约定次日上午9时正式开会。 在塘沽逗留期间，冈村二行被安排宿于火车站的站长室，由日本卫兵和中国警察共同负责警卫。塘沽镇上戒备森严，唯恐中国民众和下级官兵袭击这伙所谓“和谈”代表。 5月31日上午，双方按约定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但严格说来，这并非真正的谈判，而不过是日方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一个仪式。会议一开始，冈村便拿出了事先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说了一下大体内容，要求中方在1个半小时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他还蛮横地宣称，对草案中方一字也不许更改。熊斌事前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此次停战谈判应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不可有放弃长城以北领土之类的文字。熊斌披阅日方草案内容，发现字面上没有这类文字，但还是希望能发表一项声明，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或一个地区的立场。对此，冈村宁次自然不会同意，熊斌也只好不再坚持，在日方限定的上午11时前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日本的草案，在上面签了字。这就是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文如下： 1．中国军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 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行为。 2．日军为证实第1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 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 3．日军在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1项规定时，不再超过上述中国军之 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1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 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签字后即生效。作为以上证据双方代表于此签上名盖章。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宁次和熊斌经讨论，又签订一项觉书，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应由双方协议之后再作处置。此外，日方还提出希望条件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形式上是中日两国特定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所委派的代表签订的，但其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并无差别。这个协定有两方面的严重含义：第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省的非法侵占；第一二，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使冀东至北平20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日本侵略华北的通路被打开，正如战后日本战史专家自己所供述的那样：“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冈村宁次就是在这关键的一步上，为后来“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楔子，尽管他战后竭力表白这不是他的初衷。 塘沽停战协定，仅经过数小时的所谓“谈判”就高速度签了字，除何应钦在日本军事胜利面前急于想停战和冈村在谈判桌上的欺诈威逼外，冈村宁次后来还谈到了一个原因：“由于永津佐比重驻北平武官，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国委员探询日方意图时，故意透露好像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这是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但是，及至谈判条件内容时，出乎中国方面委员意料，条件并不过分苛刻。加之，作为我方随员也参加了会议的永田武官又从中说服，也有关系。由于这一功绩，永田武官后来被委任为关东军参谋，受到特殊功勋的恩赏。”冈村和盘托出了他这个谈判高手，与部下里应外和共同施展欺骗、讹诈的嘴脸。 与熊斌签完字后，冈村着实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转天的日记中看出：“夜独居客舍。此次签字，深感已使圣上安心。”7月27日，武藤信义元帅暴病死于任上，冈村于8月初送灵柩回东京。7日，武藤葬礼一结束，本庄侍从武官传天皇圣谕要召见冈村，“我作为一名少将，被再次吩咐即时上奏是少有的”。8日下午，冈村去叶山御用邸参见天皇，并用了约15分钟把塘沽停战协定的拟制和签订情况详细上奏，“陛下非常满意”。后来，裕仁天皇还亲自率侍从，携带协定文本到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因为这个协定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是它这段侵略成果的总结。 达成停战协定，也使伪满政权感到高兴。冈村称：“当6月5日我回到长春时，意外地受到了满洲国高级官员及很多满洲国人的迎接。6月12日夜，满洲国国务院设宴招待我全体停战交涉委员时，除国务院高级官员、各部总长全体参议等，几乎满洲国的全体高级官员数十人都出席了宴会，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在日本人炮制和扶植下的“满洲国”虽然“立国”，但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心理就是虽然热心讨伐匪寇，但不希望中国人和中国人进行战争。因此由于停战，人们特别高兴。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冈村宁次视塘沽协定为他一生事业的“杰作”。由于这个协定是经他本人拟制和签订的一时其内容的夸赞“虽有自私之嫌、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我同长期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日本战败后，1945年12月5日一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马裘里·萨班斯小姐采访冈村时问道：“如果日本在进入满洲或在塘沽阶定后即行停止岂不更好？”这时作为待审的侵华日军总司令似乎也有所察悟，对这位“其军事素养之丰富，观察之敏锐一远远凌驾日本记者之上的美丽小姐的卓越见解，不胜惊叹”。冈村回答说，塘沽协定签订后，“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国对外的积极政策，那就好了，不论当时或后来，我都认为应在此停止”。 冈村的回答一半是撒谎——一个是战争赌徒事后诸葛亮式的后悔。因为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得到了这份塘沽协定。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政府默认了它侵占长城线以北的事实，对华北事务它也可以插上一手。无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胃口太大，竟进一步要发动对华侵略的全面战争，结果在中国及反法西斯国际联盟的共同打击下战败投降，使日本反而失去了原来通过战争得到的台湾、朝鲜半岛等大片土地；它好不容易在中国东北拼凑起来的“满洲国”也垮台了。军国主义的所谓日本“国家利益”。真可谓是鸡飞蛋打，连到手的东西都没有保住。 武藤信义病死后，关东军司令由菱叫大将继任。菱刈上任后，不想让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当自己的参谋长、副参谋长，要换上自己更信赖的人。小矶没什么想法，他早想离开关东军返回东京，另谋仕途晋升之道。冈村并不想走，“我期望牺牲一生，永驻满洲服务于国家，又考虑到对居住在此地的日本青年的指导，以及一部分同志和关东厅日本官员的希望，也应永远呆在满洲”。他把这个想法说了，菱刈没有啃声。菱刈早从死去的前任那里闻知，这位副参谋长虽仅为少将，但恃才做物、权欲旺盛，且在下面的基层干部、幕僚中很有威望，留下他恐怕有喧宾夺主、架空自己这位大将司令官的危险。冈村见留任不成，又要求按他的职级平调到关东军下面部队中任旅团长，菱刈推说他本人没有意见，但要听从东京方面的安排。 东京军部内，此时正矛盾重重。日本陆军中权倾一时的荒木一真崎体制已开始不稳。陆相荒木因病卧床不起，反对派借机逼他辞职，荒木想让参谋次长真崎接替自己，但遭到闲院宫的反对，最后妥协的结果由日军教育总监林铣十郎大将担任陆相；真崎就任林铣十郎留下的空缺，并由中将晋升为大将。 但是，林铣十郎当上陆相不久，没能得到这个职务的真崎很快就拉了一批亲信与之作对。林铣十郎也不示弱，他手下的一帮幕僚也处处与真崎派作梗。一时间，日军领导层内部乱了套。冈村宁次本是荒木和真崎这一派的干将，也受过他们的提携栽培，但他这两年离开东京远在关东军任职，客观上使他与荒木、真崎的来往不那么密切了，加之他对谁也不愿得罪，所以，在军部的一般将佐看来他是个超然派，便希望趁关东军新任司令官菱刈不愿冈村留任的机会，要求军部首脑把他调回来，为各派幕僚之间的团结“尽微薄之力”。 小矶国昭调走后，西尾寿造中将出任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比小矶能干，这样一来，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作用不如从前了。1934年3月，“满洲国”正式实施帝制，博仪由“执政”登基做了皇帝，而在博仪所熟识的日本军官中，坂垣征四郎是和他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因此日本政府也希望由坂垣来接替冈村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 满肚子怨气的冈村宁次，自参加完博仪的登基仪式后便什么也不想干了，上面的意图他已猜到几分了。对菱刈司令官他更是不满，当菱刈染上痢疾暂时住进医院时，他竟一次都不想去探望，表面的理由是“我在前年、去年都遇上了两任司令官（指白川和武藤）在军中暴亡之事，自省是位不吉利的人物。这次菱刈司令官得病一回都不去探望，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实则，他是对菱刈的排挤和冷落怀恨在心，巴不得他早死或早日离任。 这期间，无所事事的冈村宁次忽然儿女情长起来。他写信要儿子忠正来长春游玩，去年夏天忠正就写信说要来长春看看，他推说公务繁忙，没有让儿子来。忠正在那封信中，还告诉父亲自己交了个女朋友，叫山口美知子。作为父亲的冈村，“感到不知何时儿子已长大成人了。立即给忠正回了信，提出两个要求：既要恋爱自由，也不要背叛家族主义，并且不能因恋爱而荒废了学业和事业”。这次忠正来了，冈村本想要他把山口美知子带来，当面看一下未来的儿媳，可忠正偏偏没带她来，反而把女朋友的哥哥带来了。冈村叹息儿子不理解为父的心思，便以“我在关东军任上是战时的待遇，不能安排他们”为由，让他俩去长春的一个朋友家小住几天，就给打发回国了。 儿子要娶媳妇了，冈村也想到了自己的婚事。虽说理枝死后，他曾发誓不再结婚，但这七八年的鳏夫生活让他尝到了没有家庭的滋味。远在日本国内的石田还在等他，可见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娶自己，热情也就渐渐减弱，曾来信流露出：“再也熬不住了”的意思。作为在别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占领军高级军官，什么日本艺妓、中国美女，虽说不难弄来伴宿，但他自视是个有素养的帝国军官，不是个无甚教养的普通官佐、士卒，所以他要维护自己在部属面前的正人君子形象，轻易不敢去寻花问柳放纵自己。他开始产生回国后定下自己再婚之事的念头。 1934年11月30日，冈村宁次接到陆军省人事局长松浦淳六郎的来信，私下告诉他做好精神准备，军部将要把他调回参谋本部，由于眼下没有实职的空缺，可能暂时安排他做少将级“参谋本部附”，并以个人名义担保：一经腾出个实职空缺，定会为他话动、推荐，在关东军副参谋长这个实权位子上受到过武藤和菱刈排挤和刁难冷落的冈村宁次，此时似乎想开了，他回信给松浦，表示自己眼下并不在乎权位的大小和尊卑。说自己在关东军这几年因极为忙碌，健康受到相当损害，承蒙给安排了“参谋本部附”闲职，“完全无事可做，一方面可以处理家事，另一方面这也是天赐给的休息机会”。 12月10日，冈村接到了军部发来的正式调动命令。下午。冈村参加了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为他举行的送别会，听了作战课长冢田大佐代表所有参谋幕僚的致词，“其痛切之言辞使我感动，特别指出我的明确而慈爱的指导使他们铭刻在心。赞美之词令我惊恐，我亦致辞表示感谢”。 冈村的欢送会，菱刈大将没有参加。倒不是因这位大将没有肚量，而是因为在冈村接到调令的前几天，菱刈便先于冈村被军部免去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职务，原因是他在处理这年秋季发生的“满洲国”警察日本宪兵之间的对抗事件中，有失职行为，引起了关东军内部和一般日本侨民的不满与抗议，东京遂决定将仅在关东军司令部位子才呆了一年多、屁股还没坐热的菱刈调离，山南次郎大将接任。当然，冈村在这次令菱刈倒霉的事件风波中，暗中也给他做了点儿手脚，让他领教了这个冈村少将在官场勾心斗角中，也非可任人欺负、宰割的寻常之辈。 临近1934年年底的12月26日，冈村和菱刈两个昨日的对手，此时同乘一船由大连返国。菱刈的脸色灰溜溜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个堂堂的陆军大将，在司令官的交椅上才坐了一年多，就被人赶下台来，回国后他真是无脸见人。 两人在船上互不理睬。觉得无趣，冈村早早地回到仓房，“9时半就寝，但不能眠，起身也无事可做，12时才渐渐入睡。对于以能睡而闻名的我，这一个月来每日酒醉而眠已成僻，上船后因未多饮而不能眠。回东京后，要好好休养恢复旧态。本年已过，来年应自觉地趁职务变动之机，改变生活方式”。 这是冈村转天在船上写下的日记。看来他是想回去后，挂着个“少将参谋本部附”的闲差，领份不算低的薪俸，过段悠战悠哉的日子。但是，日本国内的政局正酝酿着新的变动，军部法西斯势力急于攘夺权力对外扩张，此刻正是用人之际，究竟冈村能过上几天的休闲悠哉的日子，且看了章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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