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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重任情报官，秘密访华施离间； 强硬军人搞政变，立场站对获升迁。 话说冈村宁次回东京后，在家与老母和儿子度过了1935年的元旦节，接着又休息了几天便于1月11日去参谋本部上班。 他上班后，方领略到“参谋本部所设之本部附一职，没有任何具体业务，每天只是读读报，打听打听消息，就这样一直体养到3月份，真是天赐的好机会”。美景不长，冈村这时正当人生盛年的51岁，经验阅历和才智正是丰富、充沛的时期，上司是不会让他长久地过这种半退休式生活的。3月7日，冈村接到了任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内令，该部职责是掌管日军的对外情报工作，其中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有关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研究和制定对华方略。 4月初，应裕仁天皇的邀请，伪满皇帝傅仪访问日本。4月6日上午，军部各高级将领在东京车站集合，与政府阁僚一起陪同天皇迎接博仪。对傀儡皇帝的来访，日本政府给予了隆重的接待，认为这是“东洋史上划时代的盛事”，“是日本国莫大的光荣”，因为它标志着日本居然能够顶住国际压力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当天晚上，日本军方为在“满洲国”建国过程中的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冈村宁次被授予三级金光章，他“虽感遗憾，但不胜感激”。转天下午，他又非公开性地拜见了博仪，一面畅叙自己此前在关东军任上与伪满官员结下的所谓“友谊”；一面表示他掌管的参谋本部第2部，将全力配合博仪“巩固国家”。博仪很高兴，会见结束后命人把从东北带来的贵重土特产，送到冈村的家中。 这年秋季，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3省经过反复协商，共同制定了“以帝国为中心，在日、满、中三国提携互助基础上”的对华政策纲要，即：1．“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靠欧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的政策，迫使中国就具体问题与帝国进行合作”；2．“最终必须使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而当前要使中国“不仅事实上默认满洲国，停止其反满政策”，还要使其“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交往及合作”；3．“鉴于来自外满等地的赤化势力的威胁已成为日满华三国的共同威胁，为排除此威胁起见，应使中国在与外蒙接壤地区就我方所希望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这3条纲要因是外务省草拟，于是当时就与外相广田宏毅的名字联系起来，被称为“广田三原则”。 中国方面事先侦知了日本外务省和军方联合制定的这个对华“新政策”，所以指示驻日大使蒋作宾数次约见广田宏毅，也提出了中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的三项基本原则：1．彼此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之完全独立，即相互间完全立于平等地位；2．彼此维持真正友谊；3．今后两国间之一切事件及问题，均须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国民政府还表示希望日本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销《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以及在华北的其他约定，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日本如能做到这些，中国将设法停止民众的排日运动，不谈东三省问题，实行两国经济提携。10月7日，广田外相最后一次约见蒋作宾大使，除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外，蛮横地要求中国：1．“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2．中国如不能即时承认满洲国，“无论如何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3．“防止赤化，中日需共商一有效之方法”。广田说，以上3点中国“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再对中国所提的三大原则“逐渐商议实行”。这就是说，中国须首先承认他的“广田三原则”，依从日本、追随日本，然后才可以讨论其他。这样一来，双方在日本的会谈自然破裂。 正式的外交渠道谈不拢，又轮到冈村宁次上阵了。他是日军参谋本部中负责对外情报的部长，这个职务本来就负有一定的外交任务。10月9日，也就是广田与蒋作宾会谈破裂的两天后，日本政府派他秘密出访中国，向中国的军政要员继续兜售“广田三原则”，顺便向日本驻中国各公开及秘密机关传达和解释该原则。12日，冈村抵达大连；15日，到达塘沽。转天，由塘沽先到天津，然后乘火车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1935年的中国，经过国民政府多年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社会各方面已有所发展。冈村到南京发现“南京新修了许多马路，增加了住宅，和我多年前在时相比焕然一新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蒋介石政府的日益巩固和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有时也敢采取强硬态度，已不再一味地妥协、忍让。 冈村宁次这次秘密访华，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接待。于是，他只好以“朋友”的身分拜访了何应钦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唐有壬。在冈村看来，何、唐都是中国军政要员中主张“冲日亲善”的人物，双方的共同语言会多些，谁知情况并非如此。由何应钦作东“一起品尝了精美的中国菜”，席间何、唐二人只是谈些饮食风月之事，绝口不谈外交问题。何应钦青年时期曾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冈村宁次当过他的区队长，算是有师生之谊，此前商谈《塘沽协定》时两人打过交道，10年后的1945年，冈村宁次正是向他当年的这位学生递交投降书的。而唐有壬是清末著名维新志士唐才常的儿子，青年时也留学过日本，毕业于庆应大学，由于有亲日嫌疑，这次同冈村晤面后不久，便被人暗杀于上海的家中。可见，因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引起的中国各阶层仇日情绪，已日渐高昂，任何人都不敢公然与日方要员拉拉扯扯，免得被舆论戴上汉奸的帽子。 在南京没有捞到什么，冈村又到了上海。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内，冈村代表军部召开了驻中国各地武官会议。会上他听取了各武官的情况汇报，然后就国内提出的对华政策纲要发表解释性演讲，并向各武官部署了贯彻“广田三原则”的工作安排。之后，他乘“浅间丸”离开上海，经香港于10月26日到达了广州。在广州，冈村拜访了陈济棠，并设法见到正在这里的李宗仁。28日，他又乘民航班机飞往广西南宁，两次约见了白崇禧。白对他很客气，邀他“饱览了广西风光，品尝了广西料理”，但推说地方不好干预中央事务，也未与他谈论什么实质性问题。 按照冈村宁次后来的自供状，“此次之所以赴广东、广西一行，目的是和西南地方势力提携，牵制南京政府”。但实际上“自此以后，进展不大”。因为这些地方实力派虽与蒋介石存在着矛盾，但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还是深明大义的，不想步博仪的后尘当日本的儿皇帝，干分裂华夏的卖国勾当。 经过1个多月在华的奔波忙碌，无甚收获的冈村宁次于11月16日灰溜溜地回到了日本。自此以后，日本军方的一批法西斯强硬分子更坚定地认为，对中国必须采取高压政策。他们甚至觉得连“田三原则”都是日本软弱的表现，是军部对外务省妥协的产物，认为“现在中国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变化，原因是民国成立以来普遍深刻的反日教育之结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因而“外务省的亲善工作是不妥当的”。在这种认识的促使下，加上对政府国内政策的不满，由某些高级将领暗中支持的一批青年军官，又开始酝酿以武力手段进行倒阁。不久，震撼日本政坛“二二六事件”发生了。 昭和11年（1936年）2月26日拂晓，日本陆军第1师团所属的约1400名官兵，在香田清贞大尉和其他几名同伙尉官的带领下发动兵变。该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一直驻防东京，其中大部分兵营就位于皇宫的外侧。起事前，官兵们向皇宫方向宣誓：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坚决昭和维新！” “誓诛国贼！” 这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政变官兵心情激动得浑身发颤，因为他们将要实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自以为会成为日本将来的电影和戏剧小说里所表现的人物，成为被日本民众世代传诵的英雄。 按照兵变计划，行动分为6个小组。香田大尉自己率领的小组将袭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大将的官邸，说服他支持这次行动。川岛大将是去年9月接替林铣十郎任陆相的，上任后主张“整肃”陆军，取缔部队的越轨行为。另一组将占领警视厅，因为它不时插手涉及军方的案件，被认为是个对军队不友好的机构。其他小组则分别刺杀首相、藏相、宫内相和侍从长，并干掉天皇顾问牧野伯爵和西园寺公爵。 凌晨4时半，香田清贞率领百余名官兵首先包围了三宅坂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大将的官邸，香田带领几名士兵冲进去把川岛吆喝出来，向他宣读了兵变者的要求：1．绝对维护天皇统帅权；2．罢免和逮捕军内与政客、财阀勾结的将领；3．任命荒木贞夫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4．召集各地的“皇道派”主要同志至东京以收拾事态；5立即下达戒严命令，听从起义部队指挥；6．要求川岛以陆相之名义，急速出面收拾时局，并立即前往皇宫，向天皇上奏起义部队之本意和要求；等等。 川岛义之接受了香田宣读的各项要求，答应马上进宫面奏天皇。 与此同时，兵变部队也在其他几处分别得手。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睡梦中，被20多把刺刀团团围住，兵变头目之一的安藤辉大尉将他从床上拉醒，随即“砰砰”几枪，铃木便躺在血泊中气息奄奄，后来经抢救才活了下来；由中桥基明中尉率领的行动组冲进藏相高桥是清的住宅，这位攥着日本财政大权的高桥，因为曾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预算，为少壮军官所仇视，此时10几支长短枪在“灭诛国贼”的怒吼声中，一齐射击，高桥顷刻间被打成了一团蜂窝；斋藤内大臣的私宅也遭兵变部队攻击，内大臣当即身亡。 可是，这次兵变要杀掉的主要目标冈田首相却逃走了。粟原中尉带领的行动小组冲进冈田官邸后，却没有找到他。原来，机警的冈田听到外面的声音不妙，便躲进夫人房间的壁柜里，得以侥幸逃脱。 兵变发生时，冈村在家中还未起床。听到外面的枪声，他急忙起身想立即赶往参谋本部。但兵变部队已包围和封锁了位于三宅坂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这些地方的大门口架上机枪，并对通向这里的各个路口设立哨卡，禁止通行，违者即予射杀。冈村见去不成了，只好从四谷坂町乘公共汽车到鞠町的宪兵队机关大楼，在那里与杉山元中将、喜多诚一大佐等人组成了临时参谋本部。数小时后，临时参谋本部召开部、课长会议，冈村和石原莞尔作战课长主张采取“断然镇压”的方针，以整肃军纪。 但是，一些陆军高层人物，如荒木、真崎两位大将及警备司令香椎中将等，内心赞同兵变部队提出的目标，主张以“训戒”和“劝导”的方针来处理，连“叛乱”一词都诲之应用。川岛陆相的态度也基本如此。 荒木和真崎本来就是发动这次兵变的“皇道派”军人的挂帅人物。自30年代初以来，日军部分少壮军人聚集在荒本周围，形成所谓“皇道派”。他们以日本帝国皇基永固为念，主张通过黩武军人的武装政变，自下而上地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这一派的领袖除荒本外，真崎甚三郎、建川美次和小(口克)敏四郎等，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从1932年少壮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枪杀首相犬养毅起，该派青年军官又谋划了“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形成了昭和时代日本军人以下剋上、犯纪作乱的风气。1934年初，荒木失去陆相职务，转任最高军事参议的闲职，这次发动“二二六事件”的少壮军人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让他重新出山。由此可见，他与兵变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 冈村宁次原先也倾向于“皇道派”，是荒木和真崎欣赏的干将，他能得到关东军副参谋长及现在的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职位，即得益于他俩的力荐。但是，冈村虽然认为有进行“国家革新的必要性，但目前要把扶植满洲国作为首要任务，要稳定国内，即攘外必先安内，不应急于进行国家改造”，特别是近年来下级军官屡次制造兵变，“损害了军队的名声，削弱了首脑部门的统制力”。所以，事件发生后，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开始即明确斥责兵变者为一叛乱之徒”。 由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一直因病休养，本部工作由副总长杉山元中将主持，他与冈村的看法基本一致。因为几年来，内阁大臣10几个遇刺，包括个别军队将领也有被暗杀的，而刺客都是激进的日军少壮军官，弄得日本国上上下下一谈起军人都心存惊悸。一方面，这种暴力手段推动着称霸世界国策的运行，军界高层人士嘴上不说，心里相当满意；另一方面，青年军官身上这种非理性力量又让每一个高层官员，哪怕是军界高级军官睡不成安稳觉。因此，这次“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以杉山元为首的一些将领认为“不能再这么放任了。” 在日本，天皇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裕仁对这次事件持什么态度呢？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川岛陆相按兵变部队头目的要求，进宫面见天皇。他将情况禀奏天皇，并将兵变者要求的书面文件一并呈上。天皇阅毕，半天才开金口：“不管其精神如何，这次叛乱终归是非常遗憾，我意此次行动有损我国体精华。” 日本的臣民们视天皇为神。每个日本人在孩提时便都接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法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应尽义务。没有天皇，则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则没有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天皇是神。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服从与尽义务。神的臣民们警告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人在演说中提到“天皇”二字，全体听众就会立刻将身姿坐正。由于天皇在道法上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天皇不能轻易说话表态。无论是御前会议上，还是临时向他禀奏的人，只能从其几乎毫无表情、含糊其词的半截话中，猜测天皇的意图。 这次川岛禀奏事件经过，天皇使用了“叛乱”一词来定其性质，跟以往发生此类事件时相比，已经是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了。但究竟是剿还是抚，天皇不给你拿主意，再追问下去就属于干扰圣驾，是做臣子的不懂规矩了。川岛本来内心就有些赞同兵变头目提出的要求，这次上奏，天皇又没有说非镇压不可，于是更倾向于以安抚为主。 东京街头的秩序越来越乱。2月27日上午，力主采取镇压手段的杉山元参见天皇，报告了外面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终于得到了镇压的明确口谕，即以参谋总长载仁的名义下达戒严令，部署武力解决的方案。 从27日天皇明确裁决使用镇压手段时起，冈村便整日呆在宪兵队机关大楼内，晚上也睡在那里，与其他部、课长们制定具体的镇压作战计划。参加兵变的官兵有1400余人，人数不少，而且来自战斗力强悍的精锐部队；事件发生在首都市区，他们占据的又是枢要位置，离皇宫很近，打起来难免要惊扰圣驾。这诸多不利，使冈村等拟制计划者，绞尽了脑汁。 再说川岛义之、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3位大将，仍想避免对兵变部队开战，他们派人找到香田等人，要叛军来人到宪兵队机关大楼——临时参谋本部谈判。27日晚，香田大尉、安藤辉大尉和竹岛继夫中尉如约前来，他们觉得陆军中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便声言： “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地区。” 川岛等3位大将向他们平和地指出其面临的危险，暗示他们为免遭杀身之祸应尽快结束这种局面，并表示完全理解参与起事官兵们的动机，他们和这些起事的官兵是一样追求昭和维新、国家利益的，荒木和真崎讲了30分钟。3名尉官听完，感到平常他们所崇拜的人物态度有了变化，但气头上仍然坚决表示：“没有结果，决不撤离。”谈判没有进展。 得知叛军顽固坚持和军方上层仍在犹豫，天皇非常生气。裕仁毕竟考虑得深远些，由于少壮军人一再犯上作乱，已经闹得社会上人心惶惶，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弄得过分反而会干扰国策的实施。于是，天皇毫不含糊地告诉军部：“如果你们不能镇压叛军，朕将亲自带兵去打他们。”28日凌晨，天皇还传下敕令：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地区，回到各自的部队营地去，如果在次日（29日）晨8时前仍继续坚持者，将被视作逆贼而杀无赦。 天皇敕令发表后，兵变部队内部开始动摇。大部分官兵已心无斗志，但仍有少部分人认为敕令是圣上周围的奸臣伪造的，拒绝撤离。 2月29日上午6时，陆军省宣布：“本军将断然镇压制造骚乱的叛军。” 从8时开始，山下、冈村等人分别指挥部队向叛军发起攻击。叛军官兵基本上未作抵抗，纷纷放下武器。这时，冈村宁次“作为先遣，9时半经樱田门到参谋本部，慰问事件发生后被扣留在那里的官兵，尔后直接到了陆相官邸”。陆相官邸几天来，一直是叛军的指挥部。叛军头目之一的矶部浅一，在其后来所著的《狱中遗书》中回忆说，执行镇压任务的部队收复陆相官邸后，“他们如胜利者喧闹，军官和宪兵们在官邸内穿梭往来。这时，我等来到大厅，在此取下手枪及其他武器。山下、冈村少将命令将我们收容在第2接待室里”。接着，冈村来到这里向他们训话，希望叛军头目为武士道的荣誉而自裁。冈村在当晚记日记时写道：“在我不断催促下，有5名叛军军官表示要自杀，接着又陆续叫来了几名，也希望他们自杀。” 冈村这一手是够阴毒的，逼迫兵变头目们自杀，既可以在民众中维护日本军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形象，又免得日后审判时，这些少壮军人在舆论面前披露事件发生的渊源起因，造成新一轮的军内派系纷争。但宪兵司令觉得冈村这样做过于残忍，以提醒他“不要侵越宪兵队的职权”为由，及时制止了。结果，叛军头目中只有野中四郎和井出宣时2人，在宪兵司令没到来之前饮弹自尽。 不久，参加兵变的1483人中，有123人被起诉，审判结果：军官13名处死刑，1名无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间人士6名处以死刑；士官、兵除少数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开释。 军界上层也被动了大手术。3月23日，第1师团长崛丈夫中将、近卫师团长桥木虎之助中将，因负有对其部属官兵管教不严之责而被免职；与这次事件有关联的荒木贞夫大将、真崎甚三郎大将、林铣十郎大将、阿部信行大将、本庄繁大将等被勒令退职或编入预备役；原陆相川岛义之、原警备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当然，这些人有些后来又东山再起，重新走到日本军界、政界的前台，这是后话。 有人遭贬，就有人荣升。由于冈村宁次在“二二六事件”中立场站得对、处置又得当，所以他虽然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荒木和真崎的亲信，但没有像小(口克)敏四郎那样不识时务跟得过紧，因而在那些大将们遭贬的同时，冈村被晋升为中将。与他资历相同的“三羽鸟”之一小(口克)敏四郎，却在“整肃人事”中被解职，转为预备役少将。而且，因第2师团长梅津美治郎调往陆军省，军部竟打破新晋升的中将不满一年无资格担任师团长的规定，破格将刚晋升中将衔的冈村任命为第2师团长。这个职务非同一般，因为整个日本陆军直到1937年上半年，总共才有17个正规师团。 3月底，冈村到该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仙台走马上任。与前任梅津美次郎交接完工作后，他又深入到下属各旅团、联队巡视了数月，考察和了解基层部队的实际情况。这时，已到了1936年夏季。 中国东北的抗日运动，自义勇军在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被日军镇压下去后，沉寂了几年。从1936年起，在中共直接领导下，随着“抗联”的成立，东北的抗日运动再度高涨，“满洲国”的“治安状况又呈紊乱态势”。第2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因而，日本决定增派第2师团赴满洲。从1936年夏季开始，冈村宁次再度做侵华出征前的准备。同时，他还想在率部队出发前，解决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以免去东京家里的后顾之忧。再娶的新娘是谁？婚礼的场面如何？且看下章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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