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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抗联”使无穷，对苏未敢启兵锋； 支持石井害生灵，白山黑水遍哭声。 冈村宁次带领的第2师团开进东北后，立即被编入关东军的建制序列，担负维持伪满滨江省一带的治安任务，后又移防东部国境地区。师团司令部设在省会哈尔滨。 从国内调到关东军的日军师团，由于一般在国内留下留守部队，故编制较国内常设师团略小。第2师团这次来东北的部队计有步兵旅团2个，骑兵联队、野炮兵联队、工兵联队、通讯队、辎重队各三个，官兵总数约1万多人。部队分散部署于管区各地，从事讨伐“匪寇”与战斗训练、对苏警备等。 第2师团这次要对付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与几年前被日伪军镇压下去的义勇军不同，它是受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1936年2月20日，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组织协调下，分散活动的各路抗日武装领袖在汤原县境举行会议，联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共产党员赵尚志、李兆麟等为抗联的主要领导人。抗联初期编为7个军，后增编第8、9、10、11等4个军。但总兵力不到5万人。其中，由赵尚志、李兆麟率领的抗联主力，主要在北满地区的松花江两岸活动。而这一带的“治安”，关东军规定主要由冈村的第2师团负责。 抵达哈尔滨后不久，冈村宁次带着警卫部队沿松花江两岸巡视。结果，他看到的形势是：“匪寇横行。与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初期的1932—1933年的情况颇为相似，大为吃惊”。令他尤为不安的是，通过无线电侦察，“我师团管界通河附近的匪群，显然与（苏联）伯力有无线电报往来”。过去的义勇军主要是原东北军官兵和民众的抗日武装，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而这次他所面对的是由共产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冈村感到非常棘手。他要采取什么招数呢？回到师团司令部后，他带着一帮参谋幕僚冥思苦想出三条毒计：利用伪满军、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及军事进剿时以切断对方粮道为主。 他满军队最初主要由“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军的奉系军阀部队所组成、后来，在关东军的帮助下，伪满政权通过办军事学校培养干部、征募新兵等手段，使其进一步扩充。至30年代中后期，伪满军警达到了20万人左右，比日本驻东北的正规部队人数还要多。虽然关东军派遣大量“军事顾问”插进伪满军警各单位，但日军许多军官认为这支力量不足信赖，也瞧不起他们。 冈村在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就主张充分使用伪满军警力量，他认为要剿灭东北的抗日武装，“想通过从国外来的日军之手来达到这一目标是极端闲难的。不如使用当地人，他们熟悉情况，因此，必须首先使满洲国军警切实靠拢我们，并给以方便，使他们易于进行工作。但这个意见当时未能在各兵团彻底贯彻，这次任师团长，并负责滨江省地区的治安工作，于是根据这一意见，确定了方针，贯彻执行”。在第2师团的防区内，配置有两个旅的伪满军队，他们以前驻别的地方时受尽了当地日军的冷落和欺压，这次归冈村管辖，“我以诚意和爱抚相待，邀请两位旅长等高级干部会餐并与之恳谈。遇有军务，也与他们共同商量。有时我把他们不值勤的军官都请到哈尔滨，和我驻哈的全体军官共同开怀畅谈，使满洲国军官大为欢喜”。结果，关东军首脑来哈尔滨视察时，看到这种欢聚的场面，都赞叹第2师团与配署的“满洲国”军队能把关系搞得如此“融洽”。 为了笼络伪军替他打头阵，冈村不惜突破关东军的某些限制，在后勤供应上照顾对方。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规定，伪军的平时粮袜由“满洲国政府”负责，作战期间可由其隶属的那个日军部队负责一部分。但在这种情形下，首先应由该部伪军向自己的上级后勤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数量，得到所需款项并转帐给那个日军单位后，才能从该处得到物资。冈村觉得“经过这样程序，一来时间来不及，二来对平素爱如部下的两个旅也采取这一套手续，显得不够亲切”，所以他常常从被委托保管的哈尔滨军需仓库中，把大量物资以所谓“废品”的名义无偿调拨给这两个旅伪军。 见冈村能如此“关怀”自己，两旅（伪军）便格外卖力，将抗日武装逼人深山中。其后，他们在山中继续分散部署长期露营，终于全部断绝了抗日武装的粮道。这两旅伪军由于这一“战功”，受到了关东军司令的优厚褒奖。而当冈村为违犯后勤供应制度，向其上司引咎自责时，也得到了通融，并未被追究。后来在1938年初，关东军各师团长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各部队长都指摘自己管辖的满洲国军队不起作用。唯有我在会上讲了我师管辖两个满洲国的旅是好的，是起作用的，都能积极勇敢地与我军共事”。由此可见，利用伪满军队、以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一毒招，在冈村那里见了效果。 实行“匪民分离”是冈村剿杀抗日武装的又一招。他诬蔑说：“土匪（指抗日武装）大体是农民及其他不法分子、不劳而食的赌徒，总之是社会渣滓。但他们和一般良民都有着联系，因此，必须把匪民分离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日军的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就是在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这个毒辣措施，虽然在冈村这次率第2师团来东北之前的1936年便开始大规模实施了，但它的提出则是在几年前冈村当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不过，由于那时“满洲国”刚刚“建国”，日军团顾忌各方面影响没有敢大张旗鼓地实施。所以，它的最早鼓吹者是冈村宁次。1941年7月他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套来对付八路军、游击队。这是后话。 冈村一伙妄图以这一措施割断东北广大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达到对抗日武装围困和封锁的目的。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各地建集团部落3200多个，到1938年时这个数字翻了几番，竟达12560多个。他们强迫农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东北各地情况不一。在冈村的第2师团驻扎的北满一些农村地区，部落的纵横各约1华里左右，四周筑土墙，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部落四周筑有炮楼，并在土墙外挖有土壕。部落内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设一个大门。部落的位置一般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战的法则进行布局。各部落之间距离以徒步两小时内能够到达为限。每个集团部落容纳的群众少者三五十户，多者百余户。里面多是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屋和草棚、地窖，而且因出入要挂号登记，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粮食不够吃，多以树皮草根充饥。居住在部落里的农民群众，常年忍饥受冻，苦不堪言。 更残酷的是无人区，在那里日军可以肆无忌惮地烧杀。因他们规定的无人区，一般是抗日武装出击日伪军的基地，所以禁止老百姓在这样的区域内通行或居住，违者逮捕、枪杀。 但是，从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指挥的第2师团在防区内虽然实施“匪民分离”非常卖力，可并没有完全阻断当地老百姓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因为无论日本侵略者多么残暴、手段多么恶毒，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的精神是不会泯灭的。 在围剿抗日武装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面，冈村的方针是尽量采取掐断对方补给线的方法。他曾得意地讲起一个战例：“1937年12月严冬，接到管界内六七股土匪共800多人隐藏在老岭山脉的确切情报。这正是一网打尽的好机会，但是，对盘踞在这个广大险峻的老岭山脉的匪群，由于地形及其他原因，几乎不可能使用武力去讨伐。因此，我采取了断其粮道、待其自毙的方针，把发现粮道、封锁粮袜移动等任务让熟悉当地情况的满洲国军（增加一部分警察）负责，我师团各部队则集中部署于其后方负责堵截，间接予以协助。”结果，经过3个多月的围困，转年3月上旬，弹尽粮绝的这部分抗日武装，终于被他指挥的日伪军全部消灭。 冈村吹嘘在他率第2师团负责伪滨江省“治安”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当地多股上匪被歼灭，治安好转”。其实，我东北抗联将士不畏强敌、前赴后继，日本侵略者是剿不灭的、著名的抗联领导人赵尚志同志，此时就一直活动在他的防区通河一带山林里，始终没有被他抓到。1938年6月，冈村离开东北，由第2师团长升任日第11军司令官后，每当向部下提及此事，还深以为憾。 对付苏联，是第2师团开赴东北前军部规定的另一项主要任务。为了试探日军的反应和实力，1937年6月25日夜，苏军派小部队占领了黑龙江奇克上游的江中岛。为了反击苏军、收复该岛，关东军司令部决定由其第1师团发动进攻，并令第2师团迅速向边境开进。冈村判断：“苏军当前不会与我军挑起战端，不致发展成为大的问题，故而我虽根据命令进行了派兵准备，但除临时检阅外其他预定的例行公事一律照常进行。”果然，正如冈村所预料，双方炮艇在江面上经过一阵对射后，不久，苏军主动从岛上撤走，大仗没有打起来。但此后冈村的第2师团防区进一步向边境地区移动，更明确了对苏军“警备”的任务。 冈村宁次这次作为师团长再度来到东北，还与杀人魔鬼石井四郎相勾结，干了大量灭绝人性、残害无辜的勾当。他早就认识石井，1933年石井在哈尔滨以南的五常县背阴河创建“细菌实验所”时，冈村当时正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由于目的不可告人，“关于石井机关的创建这件机密中的极密事项，在陆军省只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课长及医务局长知道，在关东军中也只有小矶参谋长和我知道，而且只有我负责直接与石井秘密会面并与中央联系。因此，只有我一个人了解该机关的情况”。冈村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在该机关创设中起的作用，以及与石井的特殊关系。 石井四郎比冈村小6岁，1892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此魔自幼头脑聪敏，据说在本地“池田学校”念小学时，一个晚上，能把当天学的课文全都背下来，连老师也大为惊讶。中学毕业后，他被军方选中，作为陆军的委托学生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出类拔萃，该校校长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后来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1920年底，大学毕业的石井正式到日军服役，至1924年8月时，职务为日本第一陆军医院军医大尉。同年，他再度考入京都帝大医学部读研究生，主攻细菌学、血清学和防疫学。1926年4月，石井研究生毕业回到陆军医院，一边工作，一边撰写关于防疫学的博士论文。转年，石井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30年8月，石井晋升为军医少佐，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他从这时起，在教学之余，开始着手细菌的毒性研究，还在军医学校同事、军界上层人物中间进行鼓动，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很经济的进攻武器，因此，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并极力要求加紧研究细菌武器。石井的主张，得到了日本陆军省一些高级军官的支持。 1932年8月，石井的研究所在陆军军医学校内开张。一年后，在石井的积极活动下，陆军省首脑批准拨20万日元将其研究所移至中国东北。因为在日本国内，石井的研究所不可能拿天皇的子民当动物来实验，可见彼此心照不宣的石井和陆军首脑，一开始就怀有歹毒、凶残之用心。 该所迁来东北后，受关东军司令部统辖，专门负责作战、情报等工作的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是石井的最直接上司。当时，石井仅是个军医少佐，而冈村宁次是陆军少将，他对冈村的话言听计从，每月总要从哈尔滨跑到长春关东军司令部一二次，向冈村汇报工作。干过多年谍报工作的冈村，得悉石井一伙穿着配有日军医务技术军官标志的服装，进进出出于该所内外，深恐附近中国人侦知这是个特殊机关，便指令石井“使用步兵少位军装，其部下军医亦被命令使用相当官衔的步兵军装”，以掩人耳目。 石井机关初期的经费多半是由关东军司令部拨给的，而直接负责办理批复、转拨手续的就是冈村宁次。平时，冈村对石井机关的“专家”们也处处给予关照。一次，两名军医大尉在细菌实验中感染死亡，“我记得在中央的谅解下，我曾虚报战况为两名死者申请了特殊功勋”。这次冈村再次来东北，他的司令部设在哈尔滨，离石井机关相距不远，两人再度相逢，又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石井机关与哈尔滨日军关押被捕抗日游击战士的看守所为邻，第2师团每次讨伐后都将一些被俘游击战士送进该看守所，再由石井的部下从中挑选出一些人来接受活人实验。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是石井机关“实验品”来源的一个中转站。 一个当时在这里工作过的“医学专家”，战后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亚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它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结果，经过一周的痛苦折磨后，这些人全部死亡。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先对受传染的人进行治疗，身体稍稍复原之后，再次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最残忍、最惨无人道的，是用活人进行解剖实验。一次，有个新来的摄影班队员目睹了实验现场。手术台上，对受实验者施行麻醉手术后，执刀者问道：“感觉怎么样？”回答说：“困了，想睡觉……”很快就不作声了。 手术开始了。手术刀从喉咙处一条线割下来，从左边绕过肚脐，一气割到下身。受害者浑身是粘乎乎的鲜血，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执刀者在腹腔上打开一个小孔，然后把手术刀插进去割，里面的内脏器官被分别摘取。受害者就这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针对严寒条件下作战的需要，石井机关还重点进行了冰冻活人的实验。石井一伙在做这种实验时，每次用5至10人不等。“犯人们”被看押在严寒的室外，强迫他们把手或脚放在水桶里冰冻若干时间，直到被冻伤为止，然后再带回室内迅速浸人温度不同的热水中，以获取实验数据。而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受实验者多半是四肢腐烂，最终死亡或成终身残废。冈村宁次对冻伤实验尤为感兴趣，他供认，“特别对于治疗冻伤，石井得出了用37度的温水浸泡患处是最好方法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并且，他还在率领部队于野外作战、宿营时，利用石井的“研究成果”，抢救和治愈被冻伤的法西斯官兵。 在冈村等关东军各实力人物的直接支持、协助下，石井机关的规模越来越膨胀，“在哈尔滨南郊，建设了相当漂亮的房舍”；“事业”也越来越红火。冈村承认，“由于石井使用了真正的人代替上拨鼠等动物做试验，取得成效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原来对于他顺利地取得医学成果的具体内容并不太清楚，但是在停战以后，据他亲自向我透露，仅获有专利权的成果就达200多件以上”。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用数千名无辜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的生命换取来的。 尽管冈村在论及他与石井的关系时，常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其实，物以类聚，两人的私交一直不错。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私吞大笔公款，并在军需商人承包机关工程时接受贿赂，被军部查出撤职。石井一下子失了业。此时，冈村正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利用手握的大权拉了他一把，让石井来到太原他属下的第1军，干了一个时期的该军军医部长。战后返回日本，他俩也经常来往聊天。后来，作恶多端的石井四郎因冤魂缠身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终于在疯疯癫癫的状态中死去，冈村闻知居然发感慨道：“石井不幸病故，确属可惜。” 书归正传。当冈村指挥第2师团在松花江两岸全力围剿我抗联武装的时候，1937年7月7日，随着芦沟桥事变的枪声，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冈村正在通河一带追踪赵尚志抗联部队的下落。事变发生两天后，他于7月9日在通河接到电报，得知7日“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件，13日回到哈尔滨后，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大体知道了事件的内容。出于对日本帝国利益的担忧，他不愿让日本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中，希望事变能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早日就地解决。他在这几天的日记中记载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宋哲元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同时，国际共产党和斯大林对日军在满洲以外地区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欢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恰如他们所愿。因此，必须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当为苏联所喜。” 在日本一手制造的“华北危机”中，日本军政界上层人物群体内部存在着“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分野。前者是大多数，力主以强硬的手段，一鼓作气立即使中国屈服；后者人数不多且不敢大肆声张，认为彻底征服中国的时机未到，日本先要把“九一八”后吞掉的满洲和签订《塘沽协定》等条约后在华北得到的实惠加以巩固、消化。那个被冈村称为“难得的谋略家”石原莞尔，就是“不扩大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冈村的主张也大体与他一致。但是，这两派在征服中国的根本目标上没有差别，而且战争真的打起来后，“不扩大派”尽管忧虑重重，但帝国军人的“天职”还是使他们踏上了高速运转的扩大派战车上。就是这个石原莞尔，芦沟桥事变时正担任日军参谋本部内主管作战的第1部部长，日本军部向华北前线迅速动员、增调约3个师团兵力的方案，恰恰是由他主持制定的。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势凌厉： 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切断平津之间交通。29日，日军兵不血刃进入北平城；30日，占领天津。 8月9日，上海发生日本军人挑衅的“虹桥机场事件”；13日，淞沪大战爆发，双方激战3个多月后，日军占领了上海、苏州、无锡。 12月13日，日军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同月，日军还先后占领芜湖、扬州、杭州、济南。 1938年1月，日军先后占领青岛、蚌埠。同时，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2月，日军攻占临汾。 4月上旬，台儿庄会战中，日军首次遭受重大挫折。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 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年，日军铁蹄踏神州，战火燃烧了大半个中国。占领徐州后，东京大本营的下一个目标是武汉，并企图在攻占武汉的会战过程中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 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远在北满的冈村宁次，一面率队镇压当地的抗日武装，一面眼盯着关内战局的发展。他祈祷天神保佑，令大日本皇军能“武运长久”，一举击败中国军民的抵抗，彻底圆了日本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扩张梦想。同时，他也预感到军部会将他南调，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多年以后，他曾对自己得力的参谋长宫崎周一开玩笑说：“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那位宫崎周一赶紧自谦地谄媚道：“就将军而言，每次抹得确实相当出色，但我总是抹得粗糙。”是啊，对于这样一个韬略满腹、深谙统率之道的皇军干将，当此大战之际，东京大本营怎会仅让他去对付肩扛几支破枪的游击队，或者仅仅让他隔着黑龙江瞧老毛子的大鼻子打发日子呢？ 果然，就在日军为准备空前规模的武汉大会战、决定要专门组建第11军时，军部首脑立刻想起了冈村宁次。 1938年6月21日夜，冈村宁次突然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转来的东京急电，内称：“贵职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当时，第2师团正集结于掖河镇进行军事演习，原来预定关东军植田司令官于第二天前来观操，并“由我给所辖团队讲授图上战术，内容为师团在预想战场进行战斗的设想”。见到电报后，这一切只好取消。 6月23日，冈村宁次离开掖河，先回哈尔滨师团司令部跟接替他的新任师团长安井藤治交接了工作，然后又与石井四郎、哈尔滨伪满军政头目等一一话别，便在大本营的再次来电催促下启程返回东京。这正是：大战在即调冈村，拔擢干将夺武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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