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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战争狼烟起，调遣冈村唱大戏； 别具只眼科战事，发动大战见高低。 冈村宁次返至6月30日才回到东京，次日，即到参谋本部向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报到。接着，他到陆军预科士官学校内，检查了暂设在这里的第11军新编军司令部的组建工作。 东京大本营认为：攻取中国武汉、围歼中国军队主力，靠若干个师团是完不成这一任务的，除继续增派新的师团外，还必须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下属各师团之间增设一个军司令部，以它来集中指挥诸师团，才能完成这次带战略背景的战役性大会战。所以，他们对第11军司令部的组建格外重视，除了决定由冈村担任军司令官外，司令部各部门也由从日军各单位选调来的精明干练的军官来充实。那位深居官中的天皇陛下，也宣召军司令部的几个主要头目人皇宫拜谒、参观，以示特殊恩宠。 7月5日上午，冈村“进宫拜谒天皇陛下，随后拜谒皇后陛下，并拜受皇后陛下亲手缝制的围巾”。随后，他带领军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等人，在宫内侍从的向导下参观了皇宫各殿，受领了御赐的神酒和赏金。 因武汉作战的意图此时还需保密，冈村这次抵东京后，下榻在位于东京九段的偕行社新馆，未被允许回四谷坂町私宅。7月6日，他率军司令部参谋人员离开东京时，军部各首脑也都未去东京车站送行，只在参谋本部门前送别。尽管如此，外界舆论仍有所闻。他们乘火车先抵宇品军港，在那里逗留了几天，9日从字品登船出发，12日到达了上海。 黄浦港码头日军警戒森严。冈村等人一上岸，便见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由参谋长率领大部分参谋专程前来迎接，并将他们的食宿、行车逐一安排妥当。对此，冈村即向身边的幕僚感慨道：“本军上级机关派遣军司令部的热情态度，值得你等效法。按中国古代兵书的说法，所谓带兵之道即收揽英雄部将之心。盖因在日常交际当中，即使第一次印象欠佳，尚可通过不断交往，逐渐谅解而成密友，但战场上往往只能相逢一次，以后就多靠电话、电报、书信等往来。因此，第一个印象是极为重要的。”冈村对所谓“领导作风”甚是注意，待人接物从不忽视微末细节，出了差错也及时补救，他觉得这些“决不是单纯的礼仪和庸俗的亲切，而是以诚意换取人心”。经常听他训戒的身边幕僚，也总是感谢这位教师爷似的上司“常在匆忙之中及时对幕僚进行实地教育，使我等受益匪浅”。 在武汉会战之前的徐州会战中，日军虽于5月19日占领了徐州，但在战略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它企图聚歼徐州附近集结的约50个师中国军队的计划没有实现。 徐州会战的简要经过是：攻占南京后，日本在中国长城以南华北、华中地区，已总计约有60余万兵力，而且连战连捷。首都南京陷落后，中国政府依然无意屈服，而且激愤于日军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抵抗的意志更加坚决。因而，日本大本营试图再次通过大规模作战，寻歼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日军强悍。当时，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在作战中进行兵力计算时，一般是按1个日军师团抵3至5个中国师来制订军事方案。甚至有时1个日军师团，居然追得10几个中国师到处跑。除了武器装备的因素外，日本官兵各方面的素质确实要比中国军队高出一筹。但是，相对而言不能打的军队能跑、能躲、能机动，“七七”芦沟桥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无论是在攻占平津的华北作战中，还是在攻占太原、上海乃至南京的一系列大规模作战中，都没能重创中国军队主力，每次都让蒋介石及属下的高级将领们，成功地将主力部队撤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这种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使留下来的老百姓遭了殃、受到侵略者的蹂躏，但也确保了中国军队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日军一口吞掉，中国军力的元气未伤，才使得8年抗战能够坚持下来。日本近代以来受“脱亚人欧”潮流的影响，崇尚欧洲强国，瞧不起中国，它的某些军事理论家甚至连东方优秀军事遗产《孙子兵法》都不屑一顾，认为里面净是些机诈、权谋之计，在日军内宣扬多了会影响日本武士那种死打硬拼精神的发挥。其实，东瀛列岛的那些军事理论家，哪里懂得我泱泱中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底蕴和力量。闲话这里且不再多说。 根据大本营的这一意图，当时隶属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于1938年3月派其两个精锐师团向南转进。13日，第10师团在矶谷廉介中将率领下沿津浦路进攻邹县、滕县、临城，坂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5师团由东路进攻莒县、临沂。企图汇合于台儿庄，从北面包抄徐州。中国军队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指挥下奋起抗击。14日，日第10师团濑谷机械化支队从邹县南面的下店附近发起进攻，连陷滕县、临城、韩庄、驿县，逼近台儿庄。经过短暂休整并补充弹药后，从23日起，日军向台儿庄大举进攻，中国守军池峰城师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殊死战斗。这时，李宗仁急令庞炳勋、张自忠等率10余师前去增援，将已占领了台儿庄一角的濑谷支队包围。日第5师团报木支队前来援救濑谷支队，4月2日到达台儿庄以东五六公里处，很快也受到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3日，台儿庄大半已为日军夺取，池峰城等部当夜组织敢死队向敌猛冲，又夺回了一些阵地。次日，汤恩伯军团到达庄北，日军陷入重围。7日，日军这两个实力相当于旅团的支队，除少数官兵冒死突出包围，大部分被歼灭。 台儿庄之战，中日双方军队都有拼死精神。日军战斗详报记载：当獭谷支队猛攻庄内阵地时，“全部守军凭藉散步壕顽强抵抗。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亦须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尸山血河，并非日军所特有。不识他人，满足于自我陶醉，为国、为军计，极应以此为戒”。而日军也不含糊，进攻时官兵们踏着一排排倒下的同伴尸体往上冲，仅随战随运回莒县焚化场的尸体，几十辆卡车就往返了两个来回。溃退时，几十名重伤无法行走的日军官兵，竟狂呼着“天皇万岁”的口号自焚。双方都打红了眼！ 是役，日本方面的统计是：第5师团死1281人，伤5478人；第10师团死1088人，伤4137人。中国方面的统计是：敌死伤2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坦克40辆、大炮50余门。 双方的统计虽有差异，但这是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较大胜利。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为此，利用这次军事上的胜利，国民政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力宣传台儿庄大捷，旨在一扫开战以来的失败情绪，鼓舞军民的斗志，并借此引起世界注意，争取欧美援助。 中国方面搞宣传战，日本甘拜下风。因为作为侵略者，失道寡助，理本来就不在它那一边。日本担心“彼等宣传的所谓‘台儿庄大捷’，使中国军的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并向内外大肆宣传，已歼灭日军，将其击退至海岸。实有促使中国民众团结、各国援蒋政策积极化之虞”。在台儿庄之战进行过程中，大批中国军队向徐州地区集结。日本方面发现中国军队的主力已集结于徐州地区，认为这是“实施南北夹击、痛击中国军队、瓦解其抗日意志的大好时机”。所以，台儿庄的枪炮声刚一沉寂，东京大本营就下达了陆字84号令，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联合发动徐州会战，核心只有一个，聚歼徐州地区的中国军主力。 东京大本营唯恐华北、华中两个方面联合作战时，出现不协调，4月中旬，特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少将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前往现地，负责协调和指导两军的行动。 从5月下旬开始，日军7个师团配置若干混成旅团、重炮旅团，总计30余万官兵，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兵分5路，像一只张开的巨掌，向徐州扑来。其中4路已接近徐州外围，即将形成合围之势。另一路由“东方劳伦斯”土肥原率领的第14师团则脱离主力急速南下，欲切断陇海路，阻止郑州、开封一线中国军队东进增援。小小的徐州地区一时集中了中日双方上百万军队，中国军队能在此时此地与日军拼死决战吗？有把握取胜吗？这个大主意只能由最高统帅蒋介石来拿。 蒋介石没有想到局势会演变到这一步。他从来没有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念头。当初，面对日本的一步步侵略，他奉行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的对象自然主要是消灭共产党，以及异己的各地方实力派。结果，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放弃了他那个主次颠倒的政策。不过在那次事件以后，他仍坚持自己那句著名的口号：“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现在能够与日军在徐州地区进行一次战略性决战吗？“不能！拼光了老本，那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权衡了利害得失后，他作出了决策。 周恩来在一次与记者谈话中提到对蒋介石的印象时说过，就战术和战略这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在战略问题上他是强项。蒋介石认为，在中日战争初期要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为战略方针。因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毕竟不如对方，必须要有长期战争和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本来，他希望以几倍甚至是10几倍于敌的重兵集团，稳妥地消灭对方个把师团，再创造一个台儿庄式的胜利，岂料30万日军黑压压地扑来，徐州一带虽有自己50多个师的60万人马，但从历次作战的经验和一般估算来看，是打不过对方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打不起躲得起。5月15日，就在日军的包围圈即将形成时，蒋介石瞧准在中国军队西南方向还有一个间隙，果断地下令放弃徐州，向西南突围。至5月下旬，各部队甩掉日军撤退至皖西、豫南。东京大本营妄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失败了，只得到了徐州一座空城。 不久，恼羞成怒的东京大本营，给指挥失当、在所负责的西南地段上给中国军队留下缺口的香月清司中将，以严厉的处分，撤销了他的第1军司令官的职务。那个在香月手下率该军第14师团南下冒进，险些把整个师团让中国军队包了饺子馅的土肥原贤二，也被从师团长的位子上调换下来，派他到上海建立和主持“土肥原机关”，干他的特务老本行去了。 徐州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回该轮到冈村宁次在武汉会战中露一手了。 根据东京大本营的命令，武汉会战主要由华中派遣军完成。为此，在1938年6至7月份，大本营调整兵力部署充实华中派遣军，除冈村的第11军外，还将原属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编入它的序列。此外，华中派遣军还直辖有第3、第9、第15、第17、第18、第22、第116师团及航空兵团。连同第11军、第2军所属的诸师团，该派遣军序列下总共有14个师团、1个支队、1个航空兵团。 进行武汉会战的主力是华中派遣军的第11军，其第2军担任策应任务。第11军下辖第6、第101、第106、第27师团和波田支队，其中，第6师团又是该军的主力师团，而第106师团则是战斗力较弱的所谓特设师团。 冈村率第11军司令部人员于7月12日在上海上岸后，15日到达南京。该军司令部即被安排设立于此。从这天起，他正式行使第11军司令官的指挥权。 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部队，据说这是冈村的信条之一。他到达南京的第三天，便离开司令部到一线视察部队，随行的参谋宫崎周一，在其1959年出版的《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纪事》一书中，追述了当时的情形： ……从飞机上下来的是第11军司令官冈村将军一行5人，时间是1938年7月17日上午，地点是在彭泽县城附近。这一带正是就要发动的武汉作战的战场，处于敌我最前线中间的不安全地带。军司令官无论如何也要访问即将开始作战行动的第一线兵团，想亲自会见前线官兵。为了访问江南的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团）和第106师团、江北潜山的第6师团，今晨便由南京飞抵彭城郊外。第106师团秋山参谋长前来迎接，先领进地头的帐篷。离帐篷不远，秋山参谋长和军参谋副长沼田悄悄地谈了许久，秋山讲的大意是：一支强大的中国部队从昨天开始进攻彭泽，彭泽南侧高地的我警备队遭到优势敌军不断攻击有相当伤亡。今晨战斗仍在继续。师团决定派昨夜在彭泽登陆的联队袭击敌左侧背后，眼下正在部署进攻。这里到彭泽约2公里，途中恐多危险。第106师团长、波田支队长等主要干部均在彭泽，所以是否请司令官在此稍候，以便召集各部队长到此地来见将军。 从幕僚主场来讲，秋山参谋长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最后我们商定探询一下军司令官的意见，于是我走近军司令官请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您看如何决定？”军司令官以平静、轻松的语调答道：“啊！我到他们那里去吧！”一语定乾坤。师团参谋长立即高喊：“出发！”一行人分乘汽车和军马驰向彭泽。中途遇到举着军旗的步兵纵队，穿过路边的野炮阵地，炮身旁散乱地放着一些发射过的炮弹壳。各部队长正聚集在彭泽一家阔绰的宅院里，见到军司令官以和蔼的表情，亲切地向他们问候，心里非常感激。 宫崎的追述难免有溢美之辞，却也符合冈村宁次的一贯主张：“综合种种体会，我深深认识到，在危险、困难、关键时刻，高级指挥官更需要深入阵地指挥作战。”一上任即来到前线，给部下们做出了身先士卒为天皇卖命的样子，属下众炮灰岂敢不卖命？ 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之所以马上着手武汉会战，除继续寻歼中国军队主力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因素。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虽迁都重庆，但蒋介石在武汉，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中国当时实际上的政治、军事中心是武汉。日本认为只要占领武汉，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至“地方政府”的地位，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是年底，汪精卫果然逃离了重庆，投进日本的怀抱。另外，选择武汉地区为会战地点，从军事上说便于海军配合，发挥日本战舰的威力，也便于沿长江水路对大部队进行后勤补给。 不用说，武汉的地理位置更是十分重要。在中国这块巨大的雄鸡状的版图上，湖北省居长江中游，北连河南、南接湖南，这三个省实际上是中国这个巨人的腰脐所在。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从湖北境内蜿蜒东去，可呼应江西、安徽两省，而从宜昌溯江西上，则能背靠巴蜀作大后方。省会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缘，居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大铁路的衔接点。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无疑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是中国的心腹地带。 任何一个欲征服中国大陆的侵略者，都会对它垂涎三尺、志在必夺。 如何拿下武汉？日本大本营原设想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由于花园口决堤后，涛涛黄河水和形成的黄泛区迟滞了日军南下的道路，遂决定以主力沿长江由东向西进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坐镇南京，规定以长江为界：第2军在江北向大别山北麓进攻，牵制部分中国军队；而由第11军主力沿长江南岸攻击武汉。 日军德川好敏中将指挥的航空兵团共500余架战机协同进攻；海军第3舰队120多艘大小舰艇，从水路配合。 投入武汉大会战的日本陆、海、空军近40万官兵。同时，大本营为配合武汉作战，向中国再新增兵力40余万，增拨作战费用32.5亿日元。 凶悍的日本侵略者已经紧锣密鼓摆开了阵势，武汉周围战云密布。东京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对众内阁大臣、军部首脑声言：我在东京等待皇军胜利的消息！ 任务层层落实到冈村宁次的头上，因为武汉会战的实际操刀手是他的第11军。 冈村毕生有垂钓的雅好，即使大战来临之际，他也常常抽暇离开嘈杂的司令部，带着卫兵去水边钓鱼。他要一边享受垂钓之乐，一边独自静静地思考。综合这些天对一线部队的巡视和参谋人员整理上报的各方面情报，他觉得，即将面临的“攻占武汉作战，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敌人拥有极为优势的兵力；二、在恶劣地形下作战；三、冒酷暑作战”。 先看兵力对比。中国军队参加武汉会战的总兵力为50个军，120多个师，计110余万人。而且，冈村这个军在长江南岸直接对付的，是以27个军为基干兵力，由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相对说这批部队是中国军队的精锐力量。但是，冈村对兵力对比处于劣势似乎并不过分担忧：“敌人兵力比我军多十几倍或几十倍。然而，我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深知中国军队的素质。而当时参谋本部内对中国军队的习惯看法，一般是我一个联队足抵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个师，我一个步兵大队足抵非嫡系地方军的一个师。因此，当收到前方敌军不断增加，长江南岸地区已达30个师，北岸地区已达10几个师的情报时，并不吃惊。”骄横的冈村，还没有怎么把中国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放在眼里。 但是，冈村要指挥第11军“在恶劣地形与酷暑条件下战斗，却使人极为厌烦”。 冈村在20年代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随孙的军队在湖北、江西一带作过战，所以，他对该地区的地形特点是基本掌握的，这也是东京大本营调他来担任第11军司令官的原因之一。 长江北岸地区，由于大体上是3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及农田，所以“我皇军面对数倍之敌，一般会顺利进行作战。采取每作战1周，休整10天的尺蠖战法，顺利地向前推进”。可是，冈村的部队大部分被规定在长江南岸地区作战，“南岸地区山连山的地形，使人烦恼”。他来前线后，一个幕僚闻知上司书道功夫不错，非要求条字幅，冈村随即泼墨挥笔：“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以此，也顺便向部下们巧妙地提示了他们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虽然南岸地区的地形对第11军的攻势作战不利，但细心的冈村在思考中还是发觉，就是在南岸地区，“在二三百米以下的山地与在二三百米以上山地作战，部队攻击进展会有着显著的差别。这是一种感觉”。作为一个受过各层次完整军事理论教育、经验阅历又非常丰富的高级军事将领，冈村的军事直觉确实很敏锐。他当时身边的得力作战参谋、后官至陆军中将的宫崎周一回忆说：“关于地形高低问题，冈村军司令官感觉到的300米以上和以下的差异，后在作战中确实如此。当时我未能那样明确认识，只是看到一个个的山头都很高，却看不到它们的差别。”司令官和参谋的水平毕竟不同。 冈村认为，“根据山地战的原则及上述感觉，军主力应当向右迂回转进丘陵地带较好”。不与高地各要点的中国军队死缠，而把预设作战地点选择在300米以下的平缓地区，紧紧贴着长江江岸边狭长的低平地带，逐点攻击前进，以夺取长江诸要塞为主。 在武汉作战还要对付酷暑。7月的武汉，正是炎热的盛夏，而武汉三镇中，尤以汉口最热。冈村“在壮年时代尝受过汉口酷暑的滋味，夏季气温大体为华氏九十七八度，温度极高，而深夜和白天也几乎无大差别，非常不舒服”。他这次从东京出发前，财界一位阔朋友对他说：“听说你这次奉命出征攻取汉口，像汉口那样的炎热，现在季节无法进行战斗。我看从10月左右再开始，来春等你的捷报。”冈村听罢只是笑一笑，心里想：财阀阔佬们在东京享清凉，说的话“不过是一般常识罢了，然而，我们却是要冒着酷暑攻击前进的，官兵之苦可想而知”。可军令如山倒，那位天皇是顾及不了那么多的。 但酷暑是平均分配给双方军队的，中国军队同样要在炎热的天气下进行战斗。相比较之下，医疗卫生条件较好、较规范的日本军队更能减少一些因酷热带来的非战斗减员。想到这一层，冈村的信心十足，他觉得只要保障好部队的后勤供应，特别是指示各部队长在行军宿营时，能尽量让官兵每天沐浴一次，“不使多数部下失去一天最大快乐的人浴时间或因人浴而推迟睡眠时间”，就能保持住战斗力，完成会战任务。 他想的确实是够周到的了。但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后来在会战末期第11军还是有数千名官兵中暑或患了赤痢。本来武汉的酷暑，有很热的年头，也有不太热的年头，而这一年武汉会战时恰逢前者。后来冈村在日记中写到：“当时部队发的汗衫土黄色的很少，白的又太显眼，所以官兵都是赤膊上阵。有胡须的老兵，脸上长满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像开了花一样。当我看到用担架抬下来的伤员时，忍泪把目光挪开。” 这些军国主义的炮灰们，毕竟也是肉身，不是酷热能挨、蚊虫不咬、枪弹不人的神兵天将。 冈村沉思概括出来要把握的这三点，对其第11军面临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很强，它提出了问题，又设想了解决的大致路子，同时还没有让法西斯官兵击败对手的信心受挫。他的部下们承认，他们的上司“归纳的我军攻占武汉三条须关注的事项，后来果然与事实相符。往往听说，有的将军对战术上的细小问题，也与幕僚争辩不休；还有的将军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使幕僚无所事事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他们对于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反倒缺乏指导。而冈村军司令官却能从大局着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点，使我等幕僚平常认识不太清楚的问题清晰了。回顾起来，我等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 话说得有点儿肉麻。但此话是其部下在60年代所发表，这时的冈村已不再是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军大将，而是早已战败回国，且常常辗转于病榻上年近8旬的糟老头子了，当年的部下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去阿谀奉承他。可见冈村当时还是有些用兵之道的。 基本设想有了，下一步是行动。在第11军的编制序列未正式由大本营下达之前，原直属于华中派遣军的第6师团一部，与波田支队相互配合下，已经于6月13日占领了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武汉的第一道东大门被撞开了。从安庆溯江西上，约行100多里水路，就是马垱要塞，该要塞地处长江中游，是皖赣两省接壤之地。还是那个凶悍的日军波田支队，攻占安庆稍事休整后，便乘船沿江西上，于6月26日上午攻陷了马垱要塞。7月4日，东京大本营下达正式命令，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15日，冈村正式行使军司令官指挥权。前头的仗打得不错，下面才是他真正指挥第11军参加武汉会战的开始。 冈村的眼睛盯上了九江。拿下它，就意味着在中国军队武汉外围防御圈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意义非同小可。 九江的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欲知九江之战的详情如何？请看下章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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