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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任敌酋虑全局，曲高和寡被人拒； 欲求“和平”时已晚，日本帝国大势去。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惯例俗套冈村宁次也未摆脱。 日军通过“1号作战”，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它的兵力有限，不能巩固这次战役的成果。相反，为保护这条交通线，订多部队被牵制住了。这时的日军，已经丧失了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且，它在豫湘桂正面战场逞凶一时，并不能挽救在其他战场——太平洋战场、缅甸战场以及中国敌后战场正在遭受的失败，不能挽回它在对外侵略全局中的颓势。 但是，冈村还是决计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军事冒险：直捣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他觉得，通过8个多月以来的河南作战、湖南作战、广西作战等一系列进攻，日军都在天气不良、交通不便、丧失制空权和供应不充足的情况下，完成了预定任务，并且击溃了对方参战部队的相当部分。经过六七年的战争，中国军队虽然因美国援助而在武器装备上有了改善，但战斗力反倒比战争初期下降了，如乘此良机，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军队还会继续撤退。 他这个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还在日军拿下桂林、柳州后不久，他就开始试探着向拱卫四川的贵州省进攻。尽管由于战线拉长、物资匮乏，时至冬季，日军官兵仍着夏服，军靴也都破烂不堪，还要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法西斯武士们仍攻到了距贵阳城百余华里的地方才止步。中国军队和大量机关、难民一路惊慌逃命，蒋介石连呼：“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且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多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恐日军自贵州继续西进，甚至向蒋介石建议“应有再迁都的准备”。法西斯将领总是唯意志论者，冈村坚信自己的官兵能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创造出直捣中国大后方的奇迹来。 同时，冈村宁次还想以此来呼应陷入绝境的南方军：“莅任南京听取各部、课长所作情况简报后，我首先想到，以前虽亦考虑过全军的情况，但就任总司令官后，考虑问题更须着眼于战争全局。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南方军屡经苦战，前途堪虑。国内情况虽不甚详，但财政困难当属无疑。当前，南方军总兵力约75万，而我中国派遣军则拥有105万大军。战争重点虽在南方军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却在我这方面。以如此重兵仅能维持现状，心甚不安。如何报效祖国，如何支援陷入苦战的南方军，此乃就任总司令官后首先考虑的问题。”他要孤注一掷全力扑向重庆，企图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之后抽出兵力至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为了赶上1945年1月3日大本营召开的军事会议，冈村令参谋人员在元月1日前拟好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 在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的率领下，参谋们加班加点忙了半个多月，终于在1945年元旦上午，把“中国派遣军关于今后作战指导之意见”送到冈村案头。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自3月份开始，衡阳第20军的第40、第47、第116师团由宝厌攻向芷江，在方月中旬，用一个半月时间，由左江沿川鄂交界地带攻占涪陵，尔后渡长江攻占重庆。自3月下旬开始，桂林第11军的第3、第13、第58师团由宜山攻向贵阳，此阶段约需一个月，在贵阳地区，20军第40师团一部归11军指挥，第13师团在安顺作战役警戒，第3、第58、第40师团于5月中旬由贵阳攻向沪州，尔后渡长江，北上攻占成都。第20、第11军完成该作战任务后，即向四川东、西地区扫荡，以巩固占领区。驻武汉第34军，在适当的时候，由宜昌之第39师团攻向万县，以策应第20军攻占重庆。 胃口是够大的。冈村还问：“时间上能不能再作压缩，由4个月缩短为3个月？” 松井太久郎道：“恐怕不行，这已经是勉为其难了。” 冈村说：“好吧，松井君，你明天就启程回东京，向大本营介绍我们进攻四川的计划，相信一定会得到支持。” 10天后，松井太久郎从东京回来了，带来的却是该计划没被大本营批准的消息。东京给冈村的指令是：全力准备应付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以确保本土国防资源。 这盆冷水浇得他透心凉。他感到日本帝国的前途没什么指望了，大本营里找不出几个精明的军事家。他认为鉴于军事的、政治的诸多原因，“美军对踏上中国土地有所顾虑，大规模来华登陆的可能性极小。而大本营判断大量美军在中国东海岸进行登陆作战可能性很大，并命令准备迎战”。退一步说，即使美军真的再重演一次诺曼底登陆，“依我看来，此乃意外之幸事。以我擅长苦战之派遣军，若将大部美军引至中国大陆，以减轻皇国本土之负担，正所欢迎。我所虑者唯有帝国全局之未来”。 后来的事实应验了冈村的判断，直到战争结束，美军也没有在中国东海岸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意图和行动。因为它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在欧洲，其次在太平洋战场。 使用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远途进攻四川，确系冒险之举，但在全局被动的情势下，舍此还能有何良策？冈村根据他多年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认为此举能够取得成功。“数月前，我军占领桂林、柳州迫近贵州省境时，重庆阵营内不就曾出现迁都西康省的议论吗？”曾于1944年10月到重庆出任驻华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上将，战后在其名著《魏德迈报告书》中，也从另一方面认为冈村的主动进攻计划若实现，将是最凶险的一招。书中写道：“当时在印度受美式装备训练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有5个师，限于运输能力，至多只有2个师可调往重庆，故日方若进攻重庆，或能成功，对中国方面来说，可能为一重大打击。然而远比重庆更重要的要地是昆明。该地为物资集中、补给唯一枢纽，倘陷入敌手，即使再顽强的中国军队也将举手投降。”当然，这是魏德迈的一家之言，不过从中可看出，冈村此人确比远在东京的大本营那帮人胜算一筹。 1月下旬，冈村召集各军司令官以上高级将领会议，想鼓动他们支持自己的作战计划，然后以与会者集体名义再次呈请大本营批准。但是，会议连开几天均很沉闷。继冈村之后担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大将，一个月前按照冈村建议的飞行路线赴广州视察第23军时，途中恰恰遭遇到美军飞机的拦截，虽未丧命，可被弹片击伤的肋骨至今还隐隐作痛，他后悔不该听冈村的话，走那条倒霉的航线。他对冈村的冒险计划不以为然，不赞成再发起大规模进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因在国内高级指挥机关呆了多年，养成了遇事顾虑重重的思维习惯，没有多少锐气。同时他认为，日本已是四面楚歌，中、美与日的敌对自不用说，日苏的中立条约仅仅是一纸空文，苏联随时都会对日宣战，如果刺激了苏联，苏军除了打关东军，其次就是打他属下的驻蒙军，因此，他也不主张发动大的进攻。 这样，冈村就是在中国派遣军内部也有点孤家寡人的尴尬了。会议结束时，他觉得应给这些高级将领打打气，发言道：“太平洋上的险恶狂澜，已逐渐向帝国本土及中国大陆袭来。处此战局危急、皇国兴废之关键时刻，拥有百万大军的中国派遣军，全凭在座的12位军以上司令官竭尽全力，奋起迈进，以打开危局……” 会议草草收场，冈村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却又不好向这些方面军大员发作。于是，冈村恼羞成怒之际，借故将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从身边调走，换上了小林浅三郎中将。他认为松井在协助自己制定计划时态度就不坚决，到大本营汇报和游说的工作，做得也不理想。 直捣重庆大后方的计划告吹了，根据大本营要他准备迎击美军登陆的指令，他只好拟定了以长江下游的三角地带（沪、杭地区）为主战场，以广东和山东半岛为分战场的作战方案。为此，他把远在广西桂、柳一带的第11军作为对付美军的决战兵力，边与中国军队交火边后撤，向沪杭地区集中；同时他仍向大本营积极反映自己的主张，等待批准。这件事，就暂告一段落。 就任派遣军总司令以后，他另一件费尽心机的事情是所谓“和平”工作。他之所以强烈主张进攻四川，其实也是企图以军事压力作配合，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实现停战。“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8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计划及开展对重庆工作。”东条英机内阁在1944年7月下台后，小矶国昭随即组阁，转年初他通过杉山元陆相向冈村发出指示，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全权负责对重庆的和平工作。 冈村在侵华日军将领中，素有所谓“不扩大派”之称，又因自青年时代起长期在华工作，在中国军政界有许多熟人，所以，东京认为由他主持这项工作，不致引起重庆方面的反感。当初，预感到日本战局败势已定的大本营，让冈村当这个末任总司令官，也是有这种考虑的。 说来话长，早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冈村就不持积极态度。他当时任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驻扎在哈尔滨。他认为，经他手签订的《塘沽协定》，已使中国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协定中停战线之划定，也是日本控制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是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恐国力无法承受”。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军中另一个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态度一致。冈村政治上极端反共，他当年签订完《塘沽协定》后，在与中国军界要人何应钦的交谈中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何的预言：‘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因此，当时我对何的说法，立即表示同感。经过几年之后，我在南京陷入向何应钦投降的窘境，何的预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2年半以后，日本开始尝到了苦头。冈村在1940年初的一次日记中写道：“那次芦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造成的原因是：（1）缺乏全局的认识，对当今中国要求统一的觉悟判断错误。（2）轻视对作战成果的消化，政务不统一，煞费苦心于建立新政权。（3）对蒋介石的人格、实力的错误估计，日本内阁过于频繁的人事更迭和海陆军意见不统一。（4）由于陆军当局的强硬态度，不注意蒋介石的面子，失去了早期解决的机会。” 他认为，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没有稳定的战略，朝今夕改，放弃不扩大方针是个失策；而占领南京、武汉后，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更是错误的。他不同意抛开蒋介石，另立汪精卫政权，“扶植没有武装力量的汪政权组织政府，逼迫重庆政府的想法，是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人才会作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实力的政权是维持不久的，孙中山就是一例”。 1940年初，刚刚率第11军攻占武汉不久，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占领武汉后）日本面临着的是，应如何与重庆商谈改善关系的问题，然而却热衷于搞汪精卫的工作，完全把事情颠倒了。日本政府和陆军当局看错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性格和他的实力。”在他看来，日军占领武汉后就此罢手，还来得及与蒋介石谈判停战的条件，对日本是有利的，而让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蒋介石的存在。他认为蒋的性格不同于江，跟他谈判停战条件时哪怕只在形式上“对等”也是可以的，即使要价高一些，或许也能接受，但要他像汪那样公然投向日本，是不可能的，扶植汪政权上台，只能增强蒋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然，作为日军高级将领，个人私下在日记里流露的看法，丝毫不影响他指挥部队在战场上拼杀。对此，他曾自我表白道：“个人有不同意见，但一旦成为决议，那么忠实执行是有教养的人应采取的态度。尤其是军人，必须服从上层领导所决定的事，为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尽职，这是军人的本分，我也经常教导部下这样做。” 1941年7月，他到北平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一年日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人秋后达到决定性阶段。冈村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着：“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我平时虽为乐观主义者，但思及战争前景，未免有所忧虑。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他的结论是：在没有解决日中之间的战争时，又发动日美间的战争实属下策。 据那位著名卜师小玉吞象追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他立即占卜一卦，结果断出凶兆，两天之后，他瞒着这个结果拜访冈村，请冈村谈出自己对太平洋战争前途的看法。冈村当时回答说：“打卜新加坡，就必须停止这场战争，这是唯一的时机。不过，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行。现在究竟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呢？目前日本连一个小村寿太郎（指日俄战争讲和时的全权大使）都没有，怎么办？” 当许多日本人还陶醉于从南洋频频传来的胜利捷报时，冈村却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对天皇为什么同意发动这次战争感到不可思议，并流露了微词。具体战役他力求一鼓作气。凶猛进攻，而在宏观战略上主张谨慎行事，对于一个高级将领来说倒也并不矛盾。 这次接到小矶内阁把对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指令后，他首先开辟了对重庆的无线电联络线。“至此，除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开辟的北京（殷同，后为汪时璟）一重庆（王大祯）联络线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无线电联络线，联络相当频繁，但是，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无所收获。所以如此，盖因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英、美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的情报机关对此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当时，日本曾下最大决心，通过冈村的无线电联络线告诉重庆：“中国派遣军亦可撤至山海关（需时一年），而对方认为撤至山海关仍不满足，要求我撤出满洲和朝鲜才行。如此条件在当时不屑一顾。但以后想来，作为投降条件来讲，当然是这样。” 1945年2月2日，冈村早年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时的朋友船津辰一郎来南京告诉他，重庆方面的代表袁良要与他见面。冈村随即在船津的陪同下，专程赴上海一处秘密地点与袁会面。袁良离开重庆前见到了蒋介石，蒋要他带口信给冈村： 1．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 2．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 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 3．望互相尽力克制行动。 蒋介石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因为他一贯认为只有中日两国合作，才能抵制苏联和亚洲共产主义势力。但碍于开罗会议上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允诺，又不能再深说什么。冈村听了这一口信，认为蒋的意见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因我对开罗会议的决定一无所知。加之从1941年7月以来一直未回国，长期身居战地，对正在衰落的国内情况亦不甚清楚，因而以蒋介石出言狂妄，竟未予理睬。蒋介石当时所讲确是真心话，实际上他已想到了日本被打败之后的事，想得很周到，是想尽量使日本在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日本已尝到了两线作战的苦果，也意识到真正会置它于死地的对手是美国，而自恃实力强大的美国是不会于战争中途且胜利在望之际，坐下来与它谈判什么停战问题的。它只能幻想通过“1号作战”的军事打击，再作些让步，或许能拆散中美联盟，先结束中国战争，然后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它的主要敌人。但明鉴利害的蒋介石已明确告诉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日本却未怎么在意，“作了许多无谓的事”。冈村战后追忆，“凡是在开罗会议以后对重庆做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成效。事后想，我方真是不识时务，太不了解情况了”。 同年3月4日，何应钦派遣使者余万青至南京，冈村没有出面，只是派一个叫延原的参谋与之晤谈，并将一封信转交给何应钦。事后冈村说，这封信写了些什么忘记了，可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一般问候性言语。 小矶内阁虽将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冈村宁次，“但急于谈判的阁员绪方竹虎等人却在东京直接进行所谓缨斌工作，其实缨斌与重庆有密切联系之说，纯属谎言，故我等未予利用”。他见东京方面在究竟由谁来主持这项工作上变来变去，没有一定之规，重庆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也没有妥协的意思，便索性将此事不了了之。 就在日本对重庆工作一筹莫展之际，冈村接到了大本营的新指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准备击退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主力，打乱他们的作战企图，确保大陆的主要地域，并要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 这个指令虽仍认为冈村的注意力还应主要放在东部沿海，但“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一语，实际上是最小限度地承认了进攻四川方案的实施。为此，冈村袜马厉兵又要准备新的军事进攻了，他的主攻目标是湘西。欲知详情，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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