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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大战犯，交接有功受报赏； 优遇敌酋为反共，判为“无罪”被释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国际法中，发动和诉诸战争被当作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那时的国际法里无所谓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是非划分。 当时以战争解决政治问题、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任何国家都有诉诸战争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即所谓的“诉诸战争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犯罪并不包括发动战争本身的行为在内，而仅指交战国军队在作战中使用诸如有毒或其他禁止使用的武器，杀害或虐待战俘、平民等行为。至于战争本身却无可非议，发动侵略战争的统治者和军队负责人这些罪魁祸首，亦一贯逍遥法外，从未受过任何审判。就是曾入侵了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遭流放，也非经过国际法庭的审判，而是根据战胜国元首的政令执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发展，1925年国际联盟第六届大会宣告：“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同时，否定了以上级命令作为否认自己战争罪行的辩护理由之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法西斯分子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世界人民强烈地要求严惩战犯。1942年，比利时等9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了惩治战犯的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亦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同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于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城市，成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法庭直属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改隶于国防部。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对此冈村自己也心里有数，“中国事变以来，我虽未直接参与战争的谋划，但一直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因此，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将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是几经曲折，冈村最后竞被蒋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并将其悄悄遣送回国，此举大出国际、国内甚至冈村本人意外，这一案件的内幕究竞如何呢？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大多还远在川贵一隅的大后方，不可能很快赶到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接受日军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自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后，发起了大反攻。新四军已收复了大江南北10几个县城，主力已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新四军为了接收城市，公布了各省市领导名单：刘长胜任上海市长，黄克诚任江苏省长，粟裕任南京市长，何克希任杭州市长，郑位三任湖北省长，李先念任武汉市长。八路军也任命了华北各省领导人。已经壮大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与这些城市近在咫尺，而蒋的中央军却鞭长莫及。 怎么办？蒋介石思前想后，决定依靠日军和伪军替他先看管好这些地盘。8月16日，蒋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而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华北、华东的大城市和日军武器装备交给国、共哪一方？这一决定权实际落在了冈村宁次手上。他权衡再三，认为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且国民党内亲日派多，顺从蒋的旨意，在战后审判时或许能逢凶化吉。于是，冈村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两天后，8月18日冈村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这个纲要是冈村自主决定起草了发的，应当说它与东京方面当时的主张并不一致。日决定投降后，东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曾给冈村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上，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冈村应放手让中共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国民党方面争夺天下。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后来不就是因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使美国决定放松对日管制并扶植其发展，使日本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么？但是，当时的冈村拒绝了大本营这一主张，他从一贯坚持的反共原则立场出发，采取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这当然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好感。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吁胎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对共产党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7日，冷欣中将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抵达南京时，冈村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 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同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中日合作亲善”的怪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其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冈村也供认，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先生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日军投降及对待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他后来还在其回忆录中拐弯抹角地承认，200多万日军、日侨能在战败不久很快顺利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战争以来，在华的日本军民欠下过累累血债，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报复或至少像苏联那样，押他们在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历经战败，遣返整个过程的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敦良宽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中共。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10月21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其中，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河上将说：‘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人，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何言毕举杯与我畅饮。” 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蒋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密来到南京。23日晨，冈村“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共中原根据地为标志，国共两党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这年底，为了隐秘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别墅。据说抗战期间，别墅的主人到美国避难去了。别墅因长期无人居住，院内长满了杂草。当时的金银街以北是一大片坟地，晚上，幽幽磷火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那时候金银街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沓无人迹。何应钦亲自出马，左挑右选，才选中了这幢偏僻隐蔽的别墅，经过一番修缮后，把冈村安顿在这里。 这个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座上客兼高级军事顾问，为什么东躲西藏隐居在此呢？原来，远东国防军事法庭自将他列入首要战犯后，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国内许多报纸强烈要求政府审判冈村宁次。中共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公布的2万名战犯中，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一些民间武术团体也遣杀手追捕冈村。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也无时不在紧盯着他的行踪。风声越来越紧，强烈的声讨之势使冈村坐卧不宁。蒋介石、何应钦为保护这位协助国民党接收的“有功人员”和“军事天才”，曾三次安排他迁居，均因不安全而未成，最后才选中了金银街4号这幢别墅。 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在华的大部分日军、日侨已被陆续遣返回国，而且处理善后工作的各联络组织也相继撤回日本。按理说，这个被封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的冈村宁次，从1947年起除了接受审判外，就该无事可做了。但他在那幢小楼里却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时期。那时候，他靠一帮得力助手、参谋，可以当甩手大掌柜，还有空闲去钓鱼、下围棋，现在没有那一套班子，他得事必躬亲。而且，他的命运毕竟攥在人家的手里，对国民党军政大员频频光顾来“询问”、“讨教”军事作战问题，他又不敢不支应。蒋介石待他也不薄，每月开销按时送到，需要的生活用品有求必应，逢生日、节日，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总要在各自的公馆内请他赴宴。他这时实际上成了国府大员们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想飞是飞不掉的，但也享受着优待。不过，出于一贯的反共立场，他还是心甘情愿的。 直到1948年3月29日他被从南京转送到上海之前，他在这幢别墅小楼里总共住了约一年半。这期间，冈村遵国民党军事当局嘱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其中，他称撰写《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一文时，几易其稿，历时颇长，因为“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嘱托，又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但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应钦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可见冈村的这些文字，在蒋介石那里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金银街4号，拐弯抹角地打探一下这里主人的意见，甚至后来冈村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坚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看法。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过于迷信所谓专家的意见了。其实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军事才能，更决定于大势之走向、人心之聚散，连冈村自己不也是因此而签署了投降书吗？。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抗议。于是，紧急作出两条决定：1．根据国际情况，冈村以暂不回国为安全；2．对外称冈村因肺病（也确患了此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 转眼到了6月，虽然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未按原预定时间解散，但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仍决定在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一时惊恐沮丧。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派副官向他传达两条口信：一、蒋主席、白崇禧部长、陈诚总参谋长和他本人对冈村将军在战后的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二、上海审判是为应付舆论，毋庸挂虑。冈村听罢，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他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审，记忆犹新：“7月12日，我按传票指定日期，由松冈和翻译刘季坪陪同，于9时20分到军事法庭候审。10时半，由施检察官对我作战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部下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我据此做了回答。大体上似乎没有我个人的犯罪事项，法庭调查达一小时之久。其后，石庭长、施检察官和刘翻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事后据刘翻译谈，石庭长等认为，既已成为被告，其健康状况良好，应即移往战犯监狱监禁。而刘翻译坚决主张现寓所乃国防部所指定，除非该部指示，断不能擅自离去，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和石庭长协商，准予申请保释。” 直到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他才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这就是说抗战胜利结束已整整3年了，此敌酋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名囚犯。 8月14日，军事法庭再次开庭，“9时，石庭长开始预审，约30分结束”。当冈村走出法庭时，等候在外面的百余名中外记者立刻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围住，争相提问，令冈村一时失措，无言以对。法庭警察一面为他开道，一面将他送进休息室。 自日停日侨遣返结束后，这一二年冈村究竟在干什么？传闻不少。所以他一露面，记者们便紧追不舍，不从他口中问得三言两语，难以善罢甘休。而他又不好把在南京金银街4号做的事情和盘托出，所以只得支支吾吾。当他进休息室后，仍有二三十名记者跟进去向他提问。直到10时30分左右，冈村才在宪兵、警察的护送下登上警车，而有几名记者竟爬上去，一路向他提问，直到监狱门口方才作罢。 他被送回监狱后，典狱长孙介君即带着随从前来监室“慰问”，称：“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10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并点拨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 冈村心领神会，点头称是，并表示理解中方的苦衷。 8月17日，上海各报在显要位置刊登消息：定于本月23日在市参议会礼堂对冈村进行公审，有关当局届时将邀请驻沪各国外交官及各界人士参加，市民也可前来旁听。同时还公布了审判人员和律师名单：庭长石美瑜，检察官王家媚，法官陆起、林建鹏、张体坤、叶在增；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杨鹏、江一平、钱龙生，其中杨、江系国防部专为冈村一案聘请的上海滩头牌律师，云云。 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临时架设的广播喇叭将公审情况传到广场上的每个人耳中。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首先宣读起诉书。这里要交代的是，负责审理冈村案件的司法人员，当时大多年轻气盛，还是一心想通过审理为民族伸张正义的，他们对上层军政大员与冈村之间关系的内幕详情也知道得不多。王检察官在调查取证时，国防部、外交部及所有政府部门，都没有提供什么被告的具体犯罪材料，他只好抓住冈村宁次指挥部队进攻桂、柳和南宁时，其部下有7个师团长和1个旅团长被判刑，把8个人的罪行加在被告一人身上，以连带罪起诉。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冈村宁次西装笔挺，脸上架着金丝眼镜，一副学者派头。按法庭通例，被告人应一直站立在围栏内，但他受到了特殊待遇，“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在旁边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他回答法官问题时，神情悠然；几个证人都是他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时手下的各师团长。冈村宁次对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官审问的犯罪事实避重就轻，满不在乎。他的态度激起了旁听者的愤慨。 中午休息3小时，午餐菜肴十分丰盛，使冈村和几个日本证人大为满意。 下午3时，公审继续进行。首先由江一平律师进行质问，继而由王家媚检察官宣读有罪论证。随后，江、钱、杨3位律师与检察官进行辩论。法庭气氛从而趋向紧张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江一平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他在受聘为冈村辩护之前，其父曾极力反对，不想让儿子遭世人唾骂。冈村闻知后，也一度担忧这位巧舌如责的高手出不了庭，“然而在此情况下，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华北任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冈村去台北访问时，曾特意前往江一平家中表示感谢。而杨鹏、钱龙生当时还在大陆，他自然是感谢不成了。 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接到南京来的电话，说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判决。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到此休庭。”全场愕然，连被告本人也感到意外。转天24日，孙介君典狱长又来向冈村透露情况：“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 说也奇怪，冈村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军方领导人，一致的意见是赶紧让冈村获得“自由”，反倒是外交等部的文官们顾虑各方面的影响，认为不能那么便宜了冈村宁次，至少先搁置下来再说。有“福州才子”之誉的石美瑜，也认为不判冈村与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还会为后人唾骂，他想辞去庭长一职，但未获批准。 对冈村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但国民党军界大员的幕后磋商则紧锣密鼓，这里有冈村记载为证：“10月11日，孙典狱长来我监室说：‘最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并说，此时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作处理为有利。” “11月28日，据悉：数日前何应钦部长、秦德纯副部长、曹士7登二厅副厅长、司法行政部长、国防部徐军法局长以及石庭长等举行会议，讨论对我的判决问题。会上，何、曹主张无罪释放，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因此，议而未决，只好请示蒋总统。”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日前，汤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 看来汤恩伯这次直接向蒋介石陈情，对冈村案审理的结局起了关键性作用。蒋虽不主张重判，但对无罪释放他还是多有顾虑，经心腹爱将汤恩伯的一通劝说，终于下定了决心。后来，汤在自己的一篇札记里洋洋得意地回忆说：“民国37年（即1948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冈村对汤恩伯的这段“恩德”，一直念念不忘，“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到日本医治胃溃疡时，病死于东京庆应医院，日本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冈村还不顾年已70岁的老迈之躯，自告奋勇当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6个月后，对冈村案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石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这天上午10点多钟才开庭，检察官和律师进行过简单的问答后，石美瑜宣布休庭，下午4时开庭宣读判决书。 下午4时重新开庭后不久，石美瑜即照本宣科地朗读了一遍 判决书——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石美瑜念完判决书，又问被告有何意见作最后陈述？冈村当然没有任何意见，而且他这次到庭前对自己能否获无罪释放也并非十拿九稳，“因为耳闻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思想上已有服刑的准备。不料结果判为无罪，不禁喜出望外”。 一阵欣喜过后，这个老牌侵华分子最后缓缓陈述道：“我对贵法庭判决无任何意见，但内心对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 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大概过于兴奋，而致良知未泯，说出了连至今某些日本人都不肯说的话。这天，他在日记里追忆中方对他处理的全过程时写道：“对我的战犯问题，中国政府起初特设联络班，安置我担任遣送工作，借以推迟入狱时间。东京国际法庭将我列入战犯名单，传我到庭受审及作证，中国政府借口有病予以拒绝。以后因等待东京审判的进展，并考虑国际关系及舆论动向最后才使我人狱，随后又因病情恶化准予秘密保释，恢复狱外生活，以迄今日，终于判决无罪。除对中国政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病愈之后，献身于日华友好，以酬宿愿。” 日记里没有提及他住在南京金银街4号别墅时，忙乎的神秘事务。而且不言而喻，他的“日华友好”对象，自然不是指中共领导下的人民。 对释放冈村一事怎么看？论者的观点历来大相径庭。曾有一位台湾学者写道：“蒋公令冈村无罪释放，使自己当时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书写中日关系史的角度看，则是高瞻之举。历史上，你日本欠中国的帐我可以写，例证俯拾即是。而日本战败后，我连你的总司令官都放了，并且将你200多万军民顺利遣返回国，不辱、不扰，你的日华关系史怎么写？找不出一条中国人欠日本人帐的例子。”另一方面，该学者也认为判冈村“无罪”，在政治上和情理上还是失当的，周全的办法是先判之以徒刑，然后可以总统令来特赦。不过他又具体解释分析道：“民国38年初（即1949年），因军事失利蒋公已决定引退，将不好再以总统令名义发布特赦，匆忙中故而造成举措失当。” 该学者的揣度、分析到底符不符合蒋介石的本意？不得而知。闲话不提。 再说宣布冈村无罪释放的审判结束后，法庭大哗。 石美瑜无法回答听审席上众人的责问，当即宣布退庭，与律师等人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们不顾法警阻拦，拥进庭长室，纷纷向法庭提出抗议。冈村一时颇为紧张，“此时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乘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随行的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因冈村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陡起风波。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 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风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中共中央的声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 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同一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 美轮“维克斯”号本来预定30日开船，但汤恩伯安排冈村等人提前一天住到船上，因为“彼时在上海市到处都贴出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再说汤也不敢把李宗仁的命令扣压的时间过长。为防意外，只好让他们提前住到美国人的船上。 30日上午10时，“维克斯”号美轮驶离了上海黄浦港。自1941年7月冈村到北平出任华北日军首领以来，他整整7年半没有回过日本了。今非昔比，那时日军气焰正盛，他以大将的“荣耀”出征国外，如今则是在一片声讨中灰溜溜地回国。对日本战败投降3年多来的情况，他没有实际的感受；这年间村已65岁了，自然也担忧自己晚年的生活。正是：逃脱惩罚有余悸，盛时出征老朽归。欲知冈村回国后情况怎样，请看下章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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