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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生活不如意，初衷不改是右翼； 黄泉路上子先去，晚年凄凉苍天先。 美轮“维克斯”号在海上航行了3天，于2月3日晚绕过伊豆半岛南端，在横滨港外下锚等待进港。次日晨，船靠港内码头。 战后的日本政府为冈村等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几个小学生向他们每人献上一束鲜花。对此，冈村内心甚觉欣慰。来码头迎接他的亲友旧部有复员局长原中将上月良夫、停战当时在南京的原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原派遣军司令部参谋西浦进、野夙德雄、小笠原清以及他的儿媳美智子等。 为了显得体面些，冈村临下船前，请同船的越智理发师为自己梳理了一番，还换上了干净的衬衣和西装。此时他颇有风度地“与来迎者以微笑致意，但心里痛感今非昔比，不无伤感”。7年半前离开日本时，东条英机亲自率陆海军将领和达官显贵数百人欢送，那时他身着陆军大将戎装，胸佩彩色绶带，是何等的凛凛威风。当年的送行者如今多已化为骨灰尘埃，连大日本“皇军”都被缴械解散了，他自然也就失去了以往的一切荣华地位。 厚生省的官员让冈村等人先去援护厅横滨援护所报到，这是日本政府专为接待和转运归国战俘而设立的机构。冈村在那里住了下来，“并在该所履行正式复员手续”。不久，一起回国的人经体格检查和办理完各种手续后，都陆续各自归家了。冈村去哪儿呢？ 令老冈村发愁的是：“东京我的祖居毁于战火，我妻已疏散至青森县娘家居住，儿等也从国外返回，现在他处寄居，此时我已无家可归。” 昔日尊贵的大将军，如今真是狼狈之极。复员局长上月良夫见自己的老上司窘困发愁，便以冈村因公致病为理由，申请到政府经费把他安置进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冈村感谢上月良夫的关照，还自我解嘲道：“对于一个已无家可归的老者来说，能住进医院，可谓适得其所。” 他在1937年续弦的妻子为何一直没有露面呢？当初冈村在前妻星野理枝病故10多年后，放弃独身主义想法而娶下加藤女士，主要是为了安慰和照顾老母。实际上，两人经人介绍认识到举行婚礼仅仅用了个把月时间，感情基础并不深厚。结婚3个月后，他即率领第2师团开到中国东北“剿匪”一年多，紧接着又调到华中指挥第11军发动进攻武汉等一系列战役，倥偬间虽回过一二次国，但每次与家人团聚不过10来天时间。1940年3月他调回大本营任军事参议官一年多，算是跟家人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转年7月又去中国赴任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打这以后，他就一次也没有回过国，标榜的理由是：“我对于当时下级官兵在战地一千四五年，而上级军官却一二年便可轮换的现状，一直颇有反感。为起表率作用，故不想回国。”其实，他也怕回去后不可避免地卷进政界和大本营内部勾心斗角的是非圈里。他之所以能从一直受军界元老排斥的幕府武士后裔，一步步爬到高级将领的地位，除了个人才干和“献身事业”的精神外，也得益于他处理人际关系谨慎的风格，除了效忠天皇外，尽量使自己避免被涂上某一派系的强烈色彩。 加藤自1942年到1944年底的3年间，每年来中国与丈夫生活个把月，但因冈村所属侵略军散驻于数省，他不是去这个师团视察，便是去那个师团指导，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的时候并不多。加藤觉得受到了冷落，每次总是悻悻离去。冈村空闲时间的爱好足下棋、钓鱼和读书、后来又迷上了东方宗教，对冷淡的夫妻关系也觉得无所谓。如今他失去了往昔的荣华富贵，以老朽之躯攥着两只空拳返回日本，自然得需要与妻子相依为命了。 深受日本传统妇道影响的加藤，多年来没有埋怨过丈夫的冷遇，自打做了冈村的填房后，一直在四谷坂町侍奉婆母。阿定于1943年病故，活了86岁。阿定病危和病故时，因冈村正在华北指挥部队进行对八路军的“肃正作战”，脱不出身回国，加藤便替他给老母送了终。对此，冈村在1945年12月5日的日记中遗憾地与道：“我在早年于军务演习出差中丧父，两年前的今天作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领导作战中，又接母亲讣告，作为军人，终于未能亲自为两亲送葬。”他对母亲感情最深，“每逢亡母忌日，于案前设母亲遗像，焚香为她祈祷冥福”。 从1944年底至今，冈村与妻子也三四年没有见面了。他知道日本投降后随着一批战犯被陆续送上绞刑架，妻子也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确，这几年加藤惶惶如惊弓之鸟，冈村被匆匆释放回国，加藤事先不知缘故，又受了一次惊吓，“2月4日，驻仙台美军某上校，专程去青森县黑石市，由该市警察署长带领，去到我妻家，当时全家人等大吃一惊，及至拿出巧克力及化妆品等礼物相赠妻家，我妻始放心。据该上校称，他奉占领军总部命令，前来迎接冈村将军夫人，并请立即准备，乘美军专车前往东京。因事出突然，我妻乃托辞谢绝”。直到冈村在东京医院住下一个月后，加藤才放心去了东京。 冈村住进医院的第一天，驻日美军司令部派参谋肯尼中校来看他，翻译是名日裔美国青年军官。 一见面，肯尼就让他先看看窗外飘扬着的日本国旗，问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冈村摇了摇头。因为当时美军仍严禁日本悬挂国旗，他弄不清楚在自己房间窗外悬旗的用意何在。 肯尼解释道：“因为您曾经是为国效劳的将军，麦克阿瑟将军特命令厚生省在你窗外悬旗以示慰劳。” 冈村在中国逃脱了惩罚，但回国会不会在美军占领当局那里遇上些麻烦，他心里并没有底。听了肯尼这番话，他感到美军先前抑制日本旧军人的政策已经有了变化。 “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麦克阿瑟将军吗？” 冈村说：“停战以来，承蒙派出大批船只，不到一年，帮助我200多万军民返回国内，深为感谢。” “那只是小事一端，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建议，在这里的谈话我们可以互相保密，绝不向外界透露。”肯尼提议道。 “既然如此，我有一事相告，但不知麦克阿瑟将军在处理远东问题上的权限如何，我认为，美国如不早下决心，采取有效对策，不出半年，中国大陆必将尽归共产党掌握之中。” 对冈村的这一预见，肯尼表示要如实转告给麦克阿瑟。他临走前提醒冈村说：“对您的活动，我们虽无特别限制，但要求目前以不接触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为好。” 冈村表示遵守美军当局的规定。 日本战后初期，国内生活非常困苦。1947年3月冈村还在南京金银街时，曾接到加藤托人捎来的家信，“信中叙述了平时生活情况：早饭粥，午饭面包或山芋，晚饭一碗盖浇饭”。他这次住进医院后，医生也告诉他：“战后日本国内长期食品缺乏，不少患肺结核病的老人，因缺乏营养，多有死亡，最近始见好转，滋养品也都上市，你此次回国正是好时机。”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算是个幸运者。 在冈村住院疗养期间，“几乎每周都有美军当局的人来探望，每次均以衣料、食品、滋养品相赠”。美国人为何对他如此厚待？除了随时监察他有无从事不利于美军当局的活动外，冈村认为：“我想可能是由于过去占领军为了瓦解日本精神，尽力压迫旧军人，优待左翼势力。而现在似乎觉察其政策之错误，而改变主张，利用我归来之机，以优待我为示范，表白不再压迫旧军人。”不过，这使他……生活有了很大提高。日本政府虽以公费将他安置人院，但支出的。仅够伙食零用和治疗费用而已，并不宽裕。对政府的吝啬，曾多次发牢骚说：“缺乏道德是日本人的通病”；“国家忘恩负义”。 冈村不爱钱，也没有什么钱。他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是以所谓“清廉”著称的。除规定的职级待遇外，他自称从不妄取一分，特别是就任华北日本侵略军总头目以后，捞钱的机会很多，“自1941年6月以来，至1945年停战。4年间各方友人送我很多礼物，金制品也不少。因此，刚一停战我就和清水主计中将研究，将这些礼品换了一大笔钱，准备汇回日本，作为救济身边同事回国后之用。但不许可汇款，这笔款等于付之流水”。他的薪金多年来一直由副官保管，“出外购物由副官承办，自己从未摸过纸币，有无余缺也并不知道”。1946年底他的副官被先期遣返回国，“行前为我留下零用钱，并告知南京现在物价的情况等。后来我七八年来第一次自己用钱，是让人去给我买水果”。看来，他不是阿堵物的迷恋者。 冈村的肺结核病本来就并不太严重，加之此时已经有了治疗此病的链霉素等特效药物，所以在国立第一医院治疗和休养了一年多，便出院了。由于他在四谷坂町的家在战时东京遭空袭中毁掉了，加藤只得把他接到青森县自己的娘家去住。 1950年前后，一批战前日本军队的官兵酝酿成立了“战友会”，冈村被邀请挂名为该会的副会长。该会是日本战后冒出的首批右翼组织，宗旨是维护和捍卫天皇制度，振兴日本的“固有精神和传统”，反对民主改革。在战友会后来组织的许多活动中，冈村发表了大量为侵略战争辩解的言论，例如，他一方面承认“过去日本对外政策，其侵略污点确实必须反省”；另一方面又声称“但其解放东亚之大目标，从人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还是光明正大的”。他还不厌其烦地列举诸如帮助东南亚国家摆脱英美而“独立”，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在日本长期占领和控制的地方教育普及程度有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跳跃式发展等一系列“根据”。在战友会的资助下，冈村到各地巡回演讲，千方百计地扩大右翼势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党组织在战后迅速扩大的影响。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尚不敢优遇原日军中的高级将佐，许多地方和机构还对这帮人持排斥、整肃态度。包括冈村在内的这批人在日本受到冷遇，却在台湾受到了欢迎。当时，许多日本旧军人纷纷举家迁居到台湾谋求出路，一则台湾有50年属于日本“领土”的历史，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均能适应；二则国民党到台湾后想重整旗鼓，也需要他们之中的“各类人才”。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蒋介石为了重振旗鼓，培养所谓“中坚干部”，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该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还设有军官训练团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等一些原日军将佐被聘请为高级军事教官，他本人还有该院的“顾问”头衔。 对自己能获得“无罪释放”和日本投降后200多万日军、日侨能顺利从中国返回国内，冈村对国民党一直感恩不忘。他称自己出于“报恩”的目的，先后介绍和组织过他所熟识的百余位老部下，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而这些人由于找到了饭碗和“用武之地”，也非常卖力地去干。例如，50年代驻台湾新竹的国民党第32师，经他们的严格训练，成为当时台湾的第一流部队，蒋介石检阅后曾夸奖其为“模范师”。 冈村多次去台湾讲学、访问，每次都受到国民党当局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热情接待。后来，有一次何应钦以私人名义赴日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冷淡，冈村闻知后即召集老部下举行欢迎会。冈村致欢迎同时，因为过于激动，竟失声痛哭，何应钦也老泪盈眶。冈村称何是“对日本人了解最深的友人”，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并历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来证实何应钦如何“爱护和友好日本”。对日本政府忘恩负义简慢何应钦，他指责道：“何将军对于日本及日本人深具理解与同情，尤于战争结束时曾经竭力为日本人谋求福利，何将军此次来访，我国政府及国民却未能公开表示谢忱，以酬厚意！尽管我们是一个战败国，仍属遗憾之至！”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进一步抬头。冈村等一批战前法西斯将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进了在东京的新居。这时，许多政界名流和魏德迈之类的“国际友人”，时常来拜访他。日本自卫队的军官还慕名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着实令他欢喜了一阵。 可是，好景不长。1962年4月，他此时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时年仅49岁。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后，便跟着祖母阿定生活，由于祖母的溺爱和仗着有一个步步高升的父亲，他一直不思上进。从冈村日记里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出，冈村并不喜欢他。但是，他的晚年毕竟需要有儿子来照顾。忠正之死，对冈村的打击很大，这一年冈村已经78岁了，身边除了有老伴加藤及几个孙辈外，就再没有其他骨肉亲人了。早年，他最喜欢的武正夭折于上海，而现在忠正又先他一步死去，莫不是上苍的报应？一想到这儿，他常常不禁老泪纵横。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启示”自卫队青年干部。接受这件事情后，他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为了宣扬“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场去“说清历史事实”，他压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时而发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两年的心血撰写完毕。 不过，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看到它出版面世。以“右翼首相”著称的佐藤荣作第二次上台组阁后，才于1969年底决定公开出版它。这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上是件大事，197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专门就此发表述评称：“佐藤政府疯狂反华，公然出版几年前死去的战犯冈村宁次回忆录，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温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可见，冈村的回忆录在日本近邻国家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引起极大义愤。 回忆录写完了，冈村宁次感到自己走进了人生终点。1966年9月，他的心脏突然发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时年82岁。 冈村宁次死后的葬仪倒是颇为隆重。日本政府和防卫厅首脑表示“沉重哀悼”；许多右翼团体和旧军人为他执幡送葬；远在台湾的他生前一些故友旧交，也专程来参加葬礼；报纸、电台还纷纷作了报道。正是：一生罪孽深重，至死未改初衷；晚年境遇不妙，厚葬聊补最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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