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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在艰难勤奋中到来 陈光甫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父亲名仲衡，以经商为业，曾在镇江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共有子女八人。陈光甫是陈家的次子。他年幼时体质很弱，经常生病，长到七八岁上，才渐渐地学会了说话。仲衡夫妇见孩子如此体弱多病，总是忧心忡忡，他们并不奢望这个孱弱的孩子将来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求老天保佑他平安长大，自食其力也就心满意足了。 镇江地处长江下游，水上交通极为便利，商贸活动频繁。一八五八年按中英法天津条约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进出口货物日多，贸易额猛增，能与上海和汉口媲美。随着商贸事业的兴起，经营汇兑业务的钱庄逐渐兴盛，而且势力不亚于上海，与扬州在上海经营银钱业者合称扬镇帮，与宁绍、苏常、潮汕三帮旗鼓相当。 当时，镇江还没有铁路运输，也没有工业，是个经商谋利的宝地。但是，由于经营不利，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只得停业转向。经过反复权衡，陈仲衡决定另谋出路。于是，他便到汉口的祥源报关行去当职员。 报关行负责代替进出口商人向海关申办报税手续。当时海关大权被外国税务司操纵，办理报关手续，自然免不了要同这些外籍人员打交道，而且必须用英文填写报关表格。 陈仲衡略通英文。他想：精通英文的买办们，工作清闲，收入稳定，头脑灵活点还可赚大钱。英国人在中国开办商业，实力雄厚，是棵大树。如果能在这棵大树下乘凉，比较踏实。眼前外国人都视中国为肥肉，争先恐后来中国搜刮，并且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若能精通英语，选择职业的路子就宽了。于是，他到汉口不久，便决定将光甫接到汉口来。 光甫乘船逆江而上，只见：云外远山耸翠，船边近水翻银。光甫自小第一次离家，见到这般景象，好似进入仙境一般。他第一次领略到世界如此之大，如此深奥莫测。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走遍天下，不但要在中国走，而且还要到外国去看看。他到汉口后，被父亲送进报关行当学徒。 祥源报关行门前挂着比利时国旗。原来，报关行的东家是借用比利时人地赉的名义。地赉曾经在上海法租界内当过巡捕。借用他的名义当然不会白借，报关行的东家每年要送给地赉酬金三四百元之多。 在陈仲衡的安排下，光甫开始学习英文。启蒙老师就是这位地赉。学习要付学费，每月向这位洋老师交纳酬金二元。 学徒生涯，苦不堪言。这个自小在父母爱抚、兄弟姊妹照顾下长大的孱弱孩子，如今承当起成人的负担，每天清早即起床，开启房门，随之一天的杂务便开始了。倒尿缸，打扫厅堂，侍候主人们洗嗽。开饭之时，等候在主人左右，随时为主人添饭。有客人来时，即马上奉茶。晚上关闭房门，也理所应当是他的职责。 夜里睡在地板上，夏天便睡在凉台上。时常吃不饱。但陈光甫时刻不忘父亲的嘱咐：每天清晨听到汉阳铁厂的汽笛声，便起床读书。 就这样，光甫熬了七个年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不但没有累垮，反而学得很精灵。他处处留意，事事用心，不懂就问，不告诉就偷艺。渐渐他心目中的问号逐渐消失了，变成了知识。就这样孜孜以求，刻苦钻研，学到了许多有关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灵活应对各种人与事。英文也大有长进。 有一次，他从国内土产的输出报关和国外洋货的输入报关中，了解了国内产品在国外的消费市场，和洋货在国内的销售情况、运输渠道、结算货款和垫借贷款的方式等等，亲身体察到贸易、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新知识、新事物，无形中启迪了他对这些事业的兴趣和追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滋生了对这一职业的浓厚兴趣。更大的收获是他无意中得知那些懂得英文的海关、邮政人员，待遇比一般人优厚，而且逐步升迁的机会很多。光甫从心底佩服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明白了父亲为何将他带到汉口来，又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学英语。眼下的客观现实深深地教育了他，对他学习英文的积极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于是他更加主动地去刻苦攻读，务求有所长进。此时，他才理解当初在私塾里背得烂熟于胸的“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的含义。 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八九一年，陈光甫考入汉口海关，时年十八岁。当时海关兼管邮政业务，光甫被分配在汉口邮政局做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牢记“因而知之”、“勉而行之”的古训，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他逐渐精通业务，并深入了解了邮局严格的人事和业务管理制度。 光甫的工作态度深受上司的赏识，不止一次地给予嘉奖。朋友们都来向他祝贺，其中与光甫最要好的算是和他一同考入海关的杨郭甫和与他同在邮局工作的杨介眉。 由于光甫工作成效显著，江汉关税务公司委派他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一八０三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一千五百万美金收购了法国在北美的大片殖民地，包括密西西比河以西、洛矶山脉以东、北抵加拿大、南至墨西哥的广阔领土，总计五亿二千九百余万英亩，约合法国在欧洲大陆面积的五倍。为了庆祝购买包括路易斯安娜州在内的这一大片领土一百周年，美国发起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举办国际博览会。中国是被邀请赴美参展的国家之一。但当时清政府中的官员们，对于这件事毫无经验，于是把这次参展的筹备工作，包括所有出展物品的征集等事项，全部委托总税务司交由各地海关承办。江汉关税务司委派陈光甫专门负责登记经汉口海关征集的准备运往美国参加展览的各类物品。 一九０二年，光甫满心欢喜地承接了这个差事。没有想到事与愿违，一些外籍职员，傲慢得很，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往往采取歧视的态度。陈光甫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一天，又有一位海关的英籍职员以藐视的恶劣态度对待他，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辞职而去。 辞职后，陈光甫到汉阳兵工厂谋职，经过考核担任英文翻译。他仍是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博得了该厂经理景维行的赏识。景维行见他天庭饱满，鼻直口阔，面色白皙，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机敏和干练，觉得这小伙子潜力很大，日后定能有所作为，于是招之为东床快婿。 大洋彼岸的深造 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中国号”轮船，即将启航了。岸上站着一对恋恋不舍的新婚夫妇。陈光甫看着妻子的眼睛：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景小姐仰望着他的眼睛，和他靠得更紧了。陈光甫觉得她今天美得十分迷人。一件绛红色缎子连衣裙很薄，上面的褶纹软得动人心弦，悉索作响，将她的腰身包得很紧，因而那优美的双臂、隆起的乳房和修长的大腿显露得十分清楚。 轮船远离上海码头，驶向大洋深处。陈光甫依然伫立在甲板上，凭栏望着月亮，望着波涛，久久未动。 买办出身的景维行，与湖广总督端方交情甚密，因而请准端方，委派陈光甫为湖北省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这样，才有了陈光甫的这次跨海之行。 一九０四年年底，国际博览会终干闭幕了。美国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常。人们忙着准备在圣诞树下，与孩子们一起迎接圣诞老人为他们送来的节日祝福。 陈光甫目睹这一切，一种难以遏抑的乡思，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思念他的祖国、他的镇江、他的亲人、他的爱妻。 参加博览会的这几个月，对陈光甫来说，初时感到新鲜，继而感到乏味，最后感到自卑。 使他感到新鲜的是，既有海上长途旅行的诱人风光，也有美洲大陆的独特风采，更有博览会上各个不同国度送来参展的琳琅满目的产品。西方先进国家送展的工业产品，使他惊羡，感叹，大开眼界。 相形见绌，中国送来参展的物品，显得十分落后。参展物品以农产品为主体，其余的仅仅是把国人平素常用的衣饰器具等日用物品做成模型，附带展览。 面对这些难以与洋货抗衡比美的国货，年轻的陈光甫，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展览，使他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如同面对塾师的威严目光死啃硬背那些难认难懂的古文一样。 而每当他偶尔看见外国参观者的藐视目光，或听见他们的晒笑时，他的内心都充溢着难以忍受的自卑感。 他自卑于参展的这些国货的落后，自卑于国内生产状况的落后，也自卑于国家整个境况的落后。 面对这些，怎能不让他深思呢？他深思着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自己出生在一个国势日渐衰败、列强步步入侵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从记事时起，他经历了甲午年的中日战争、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和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这些重大事件，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流着血的创伤。 陈光甫从报章书籍以及人们的街谈巷议中，感到国事越来越堪忧虑，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吞噬的危险。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也体会到外国人对华人的欺凌、歧视和侮辱。 他不甘心忍受这一切。想到此，他握紧拳头立志留在国外，求学深造，寻觅兴业救亡的道路。此时正是天赐良机，岂可失之交臂？他想起前些时候，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见了敢于公然反叛朝廷的“大逆不道”的孙博士忽然出现在眼前，使他感到惊惧惶恐、惴惴不安。孙中山先生端庄的仪表和豪迈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孙先生的盛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光甫早已听说，如今偶然相遇在异国，真是天意。 他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询问了他的情况。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孙先生说； “列强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对于固守前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无需乎去提醒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地的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执行后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敢大胆预言：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了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历史证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等阶段。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认为，如果维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善意与义快行为，是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的支持，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代替旧政府。这样，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能解除其他国家插手维护中国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艰巨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陈光甫对于孙先生讲的这一番道理，此前未闻其详，今日当面聆听，备感心悦诚服。孙先生极其诚恳地说： “你参加兴中会吧。” 兴中会是革命党人的组织，与华兴会并称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骨干组织。孙先生的意见来得太突然，他从未想过。他低头思忖片刻说： “我一心想的是自己矢志求学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实业救国的本领也还没有掌握，眼下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原谅！” 孙先生听了陈光甫坦诚的想法，点头说道： “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孙先生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为了表明自己对先生革命运动的赞同和支持，他拿出五美元献给先生，深致同情与崇敬之意。五美元不算多，但对于孙先生来说，他看重的当然不是钱数的多少，而是眼前这位年轻同胞的一片热诚。 陈光甫没有随展团回国，他抑制着与亲人重聚的愿望，继续留在圣路易市，进入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打字、簿记及商业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识。 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又感到不满足。他需要更多的知识乳汁，浇灌心头硗薄的荒田。 于是，他与几个朋友一起，转而进入依阿华州印地安那镇的辛普森学院。 这时，他的经济发生了危机，手头拮据，生活窘迫起来。他眼望星辰，心中盘算着：怎么办？中途退学吗？能有今日的机会不易啊！难道要失之交臂吗？不！决不能！ 他到华盛顿，找到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公使馆，请求予以资助。当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称赞陈光甫的求学意志，特别批准每月给予陈光甫津贴美金一百元。同时，他又从岳父那里继续得到了资助。次年冬天，陈光甫转学到俄亥俄州的俄亥俄卫士林学院。一九０六年，又转学到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登商学院。 能够进入这所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陈光甫自然感到欣慰。机会难得，如愿以偿，他信心百倍，决心在学海之中，乘风破浪，不畏艰险。然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一帆风顺，都有沟沟坎坎。 光甫早年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再没有进过学校，学业荒疏，基础较差。这给他带来很大困难，他深感学习吃力。于是，他起早贪晚，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加倍努力。 陈光甫缺少系统的课堂知识，当然对他的学习深造形成障碍，但他当学徒及在海关、邮政部门工作时的许多有关经济贸易、商业金融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他的学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利用自己所长补己之短，把课堂上老师讲授的知识及课本上的理论阐述，与他过去和现在的实际观察和切身体会联系起来，互相验证，从而逐步加强理解，渐渐融会贯通，终于掌握了系统的近代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知识。这样，陈光甫于一九０九年从商学院毕业，并获得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又到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两个月，才启程回国。 陈光甫归心似箭，此时，他春风满面，圆润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浑身喜气洋洋。他时而拂拂刚刚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时而把头转来转去，环顾着这间宿舍——与他朝夕相伴了三年的小屋，似乎他不是在华登商学院，而是回到了镇江，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 改组官钱局 陈光甫回国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清朝政府，请求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以表示朝廷兴办实业的意向。后来朝廷调端方任直隶总督。此时已是宣统元年，曾经统治中国臣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和皇帝光绪在前一年先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年举办老太后归葬大典。端方想起当年老太后与皇帝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而仓皇逃到西安的情景。那时担任陕西巡抚的端方因为拱卫周备，深受宠信，得以擢升。大概是为表忠荩之心、铭恩之意吧，他在东陵拍摄了老太后的葬仪。不料此举却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将他免职。他所倡导的南洋劝业会，改由他的后任总督张人骏继续筹办。具体负责筹办事项的是道员陈琪。 这位杭州人曾经是主持中国赴美参加国际博览会各项事务的官员。陈光甫和他同时赴美。博览会期间，陈琪向国内呈送会上见闻报告时，陈光甫经常帮助他翻译有关文件，供他选用，二人因而彼此相熟。他深知陈光甫颇有才干。知道光甫学成归国后，他特邀陈光甫参加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并委任陈光甫为该会的外事科主任，负责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照料劝业会开设的展陈各国产品的展馆。 当时，社会已经处在辛亥革命前期，百姓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深怀不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理论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受时代气氛的影响，加之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交往，陈光甫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运动深表同情，并常同年纪相当的好友议论时政。他们悄悄商量，怎样才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 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视，邀请他住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此时的陈光甫非常活跃，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家兴衰，匹夫有责”，并为革命担忧。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一次聚会上，他们谈到了要改变裕苏官钱局的现状。 “诸位，你们说，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 众人听了，都目瞪口呆，一时无言可对。半晌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众说不一，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之法。陈光甫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 “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作点文章？” “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实施呢？” 友人的话提醒了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改变官钱局的现状。裕苏和裕宁两个官钱局，是当时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是一九０五年八月在北京开办的户部银行。这是继一八九七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二家全国性银行。该行一九０八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这一年还由清朝邮传部奏准成立了交通银行。当时的私家银行，继盛宣怀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已有由周廷弼集资于一九０六年在上海创办的信成银行、由虞洽卿等于一九０八年创办的四明银行、由盛揆臣及其家属于同年设立的裕商银行以及一九０七年成立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这些银行的创设，标志着中国金融业民族资本势力的兴起。而当时在华的外国金融业，自一八四五年闯入香港和广州的英国东方银行（两年后在沪所设分行称丽如银行）之后的二十年间，就有十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到十九世纪末期，尚存的有英商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处于旧中国金融业霸主地位的英国汇丰银行，还有许多外国银行在华设置的分支机构。 面对众多的中外公私银行，陈光甫的事业心受到强烈的怂恿。他不满足于裕苏官钱局的经营现状，希望自己能够一试身手。他经常找专家与他们详细研究，认为可以利用格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这一优势，加以改组扩展，兴办江苏兴业银行，以开拓江苏财政。 他把这些构想写成条陈文书，到苏州向巡抚程德全当面陈述。程德全采纳了他的建议，撰成本章申奏朝廷核准实行。陈光甫热切地盼望着朝廷的恩准。可不久便有消息说本章被留中不发，陈光甫的满腔热情盼来的是一盆冷水。但陈光甫没有灰心，他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给古老的中华大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由于程德全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应得闳督理全省财政。陈光甫时刻没有淡忘改组裕苏官钱局的创议，于是重新提起此事，当即获得当局通过，江苏银行从此诞生。总行原设苏州，不久即迁上海。在苏州时，应德闳为银行正监督，陈光甫为副监督。迁沪后，陈专任总经理。额定资本一百万元，由旧藩库拨出现银六十万元，后又收到津浦铁路债券四十万元。 十年寒窗苦，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番事业。 首先，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是他采取的两项重大举措。江苏银行是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依照旧例，理应设在省会所在地苏州。总行迁往上海，一则可以使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当中，便于业务发展。再则，他认为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府机构的工具。离开省府，力求使银行力量少受政府的干预和操纵。至于停止发行钞票，也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银行开业之初，曾在商务印书馆及英商某公司订印钞票。陈光甫一开始就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确定不滥发行的原则，并对发行工作严加管理。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都在事先准备好现金，并将每天所发行的数字开列清单，送到各大报纸公布于众，以此举向世人昭示江苏银行具有十足的信用。后来他考虑到，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将会误以为向银行借款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从事业的长远着眼，他参照美英等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决意放弃发行权。 然后，他又采取了一些新式的经营方法：聘用外籍银行的华人买办作江苏银行的董事，以便于与洋行的业务联系；采用新式银行帐簿，请来洋行的会计主任到本行指导；在上海、无锡设立货栈，提倡对物信用；重视储蓄业务，多方面诱导和吸收储资；聘请住沪外籍著名会计师，每半年彻查全银行帐目一次，并对外公开，增强银行的信用；在行内设立传习所，为青年行员补习国文、英文、簿记及商业地理等科知识。他亲自讲授英文，以提高行员素质，增强银行的办事效率。 这些新措施，多具首创精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银钱局的旧风习，在中国金融界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气，其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江苏盛产蚕丝，而丝、茶向来是我国对外出口的大宗货品。江苏银行实行收茧抵借的办法，由银行派出人员到各地茧行，按照茧行向蚕农收取蚕茧数量的多少，发放不同额度的钱款。蚕茧收上来之后，经过进灶烘干、缫丝、打包等一系列工序之后，把成包的蚕丝运到江苏银行的贷栈内存放，可以作定期押款。这自然为茧商提供了许多便利，也促进了蚕丝的生产和贸易。 难能可贵的是，陈光甫规定派往各地的办事人员，不收贿赂，不受招待，不举荐私亲故旧，减少中间盘剥，保障蚕农茧商的正当利益。 陈光甫原打算取得外国银行的合作，参与洋行的平等业务交换。但当时外国银行的洋员们一个个趾高气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陈光甫见此情景，气得全身的血都往头上冲；眼珠仿佛都要滚出，红得可怕；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心中憋着一口气，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决心办好中国人的银行，为中国人争口气，与外国银行一争高低。 袁世凯要杀他的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杀身大祸悄悄地乘虚而入。民国初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夺去。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贪得无厌，又要阴谋策划实现他的皇帝美梦。一九一三年，他先阴谋刺杀了曾主张民主立宪、反对他专制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又非法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磅。这两件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原来，一九一三年，在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沙、武汉、上海、南京各地不断发表演说，主张民主立宪，反对袁世凯专制。袁世凯授意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秉钧即刻指使国务院官员洪述祖，于三月二十日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车站。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陈光甫忧心忡忡。 形势如闪电般飞速发展。不久，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积极组织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不料，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于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江西都督、老同盟会会员李烈钧的职务。七月二十日，李烈钧率部采取反袁军事行动，占领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于是“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不久，黄克强由上海到南京，与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一同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开始程德全有些犹豫，后经说服，终于妥协。由黄克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程德全因病回上海养病。后来，上海也成立起讨袁军，总司令为陈其美。陈光甫听到这接二连三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动不已。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讨袁军纷纷失利，孙中山、黄克强、李协和、陈其美等再度亡命东瀛。“二次革命”归于失败。 小人得势，岂肯善罢干休！袁世凯下令捕杀革命党人，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听说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参与革命，并得知其开支来自江苏银行，便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军事行动，来反对我袁大总统？实乃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 正当陈光甫的生命岌岌可危之际，有人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世凯的手今，被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一九０三年曾经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幕僚。一九０八年袁世凯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项城原籍，张一麇也随着被解职还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经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筹办民政。当时陈光甫正受程德全委任，以副司长身分，协助办财政。后来，张一麇受袁世凯电召入京，就任总统府秘书长。他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张一麇想方设法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说： “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袁世凯闻听，觉得言之有理，也就无话可说，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二次革命”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并派张寿龄为江苏财政厅长。 真是祸不单行，陈光甫刚刚躲过杀头之祸，又迎来另一场灾祸。张勋和张寿龄上任后，立刻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 陈光甫按此命令，感到可笑，这简直是毫无道理的蛮横行为。他深知二张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这些军阀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然而，顺从他们的要求，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自己怎能做无信无义、无廉无耻之人呢？ 陈光甫思前想后，便决定挺直腰杆，面对这些恶魔，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所作所为，令张勋惊叹不已。他没有想到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敢抗命不遵。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被上海《大陆报》记者周锡山知晓，便把事实真相披露于报端。 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抱打不平。陈光甫虽然丢掉了职务，得到的却是社会的赞誉。孙中山先生在报纸上得知陈光甫的磊落卓行，非常赞许。他没有忘记这位在大洋彼岸结识的小友。他为中国出现这样年轻有为的金融实业家感到骄傲。 陈光甫没有被军阀的气焰所吓倒，他没有气馁。陈光甫望着西子湖里春水泛滥，树木已经抽出新芽；在生机盎然的绿野上空，百灵鸟在飞翔，空中回荡着快乐的歌声。他的心也随着百灵鸟在飞翔，编织着自己重新创立的人生轨迹。这是他一生的又一个转换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他手中诞生 陈光甫正酝酿着，要创办一个不依赖官府、不受官僚政客们操纵、可以自主经营、自由发展的新式私营银行。 当时，中外公私银行集中于上海，可谓山深而林密。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商银行，计有美国的花旗、菲律宾、汇兴，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法国的东方汇理、中法实业，日本的正金、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德国的德华，荷兰的荷兰、安达，俄国的道胜，比利时的华比等资金雄厚的银行。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两大军事集团，交手较量。为争夺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英、法、德、俄几国互相火并，无暇东顾，暂时放慢了对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的侵吞步伐。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金融信贷相应随之扩展。至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在上海的中国公私银行，其总行或分支机构，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以及浙江、江苏、山东银行等十余家。其中有树大根深的旧有银行，也有长势颇劲的新建银行。 此时，上海的钱庄，发展势头也很猛，由一九一二年的二十八家，发展到一九一五年的四十九家。其中永丰、福康、顺康等家，具有相当可观的实力。 在这样环境中，要开辟出一条路，创建一个新银行，具有几分可行性？发展前景可观还是堪忧？而且，当时的陈光甫，缺少开办银行的必备条件——雄厚的资金。他几乎近于两手空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他们三人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他们兄弟三人都曾就读私塾，对于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皆有相当的基础。都是出洋留学的洋学生。所学专业相同。都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有从事银行工作的共同经历。而且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 张嘉敖，字公权，江苏宝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十二岁曾随他二哥张嘉森（字君励）在上海学习法文。后在家乡从师学儒学。十五岁中秀才。十七岁赴日本，在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由于学费无着，未及毕业，提前一年辍学返国。思想开明，曾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正需金融方面专门人材。经梁启超介绍，他于一九一三年底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七年生。幼年曾读私塾，并曾入杭州教会学校。一九０五年赴日本，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毕业回国后，一九一二年任设于杭州的浙江银行稽核，嗣后升迁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初时，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二人从实际出发，顾及到开办银行，必须有一定额度的资金为基础。而筹措大量资金，谈何容易！ 陈光甫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 那么，用什么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呢？ 陈光甫牢记古训，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他认为自己的银行可以为大银行服务，只要其服务能力足以取信于大银行，即可利用大银行的资金。另外，可以利用优良的服务，吸收储蓄存款。他早已发现，洋商银行一向注重与政府进行交易，以及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银行的广厦，以及办公使用的外籍语言，使一般小商平民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若有服务周到的银行出现，正迎合这些人的需要，即使资本不大，也可以不动声色地与各洋商银行逐鹿竞争。因为，洋商银行资力雄厚，难与抗衡，只有从服务方面入手与之竞争，才能够扬我之长，克彼之短。 因此，陈光甫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如果真正能够有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大片隙地。这隙地虽然遍是榛莽，但只要肯于开掘，不避艰辛，定然会有一条通途出现在脚下。 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透辟分析，特别是他创业的胆识和披荆斩棘的勇气，使二位挚友深深佩服。于是，三人同心协力，积极着手筹备起来。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该行开业之前，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创立会，也就是首次股东会。股东共有七人，出席创立会的仅有四人。陈光甫当然是必到者。另外三人是庄得之、李馥荪、王晓籁。未能到会的三位股东，分别由李馥荪和王晓籁二人代表。李馥荪当时任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王晓籁是浙江萧山通惠公纱厂上海办事处主任。 会上选出七名董事，也就是仅有的全部七名股东。董事会推举庄得之为董事长，推举陈光甫为总经理。 庄得之，名录，江苏省武进人，清末洋务派官僚、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人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经在张之洞、李鸿章手下筹办军需，有候补道台的名衔。沪宁铁路筹建时，他曾参与其事。一九一二年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他先在位于上海的专门从事军火经营的奥地利信义洋行当买办，该行后来与德国的礼和洋行合并，他继续以买办身分供职。大战爆发后，该洋行停业了。 有这样一位合作者，对于陈光甫实现开办银行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首次股东会上，议定该银行开办时的资本额为十万元，庄得之当即认股二万二千五百。陈光甫财力单薄，仅认股五千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垫支的。陈光甫与庄得之是经李馥荪介绍才相识的，初相识即能真诚合作，而且并肩联手敬业多年，实为可贵。仅以十万元的资本开业的这家银行，其资本额是当时上海各家银行中最少的。那一年，其他银行中的洋商银行与中国官办银行的资本，自不必拿出比较。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资本最多的是拥有一百九十万元的盐业银行，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拥有二十五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众行之中起步最低，难望各行项背。它的资本额甚至不及几个有名的钱庄。 当时，人们把这家银行叫做“小小银行”，或者叫做“小上海银行”。大上海中的小银行，倒也名实相当。然而，当年身处海外的一位伟人，却在这家小小银行诞生之初给予格外的关注。 一天，一个职员进来说：“经理，有人要见您。” 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地喊道：“是你，老朋友！” 来人名叫孔祥熙。他与陈光甫相识十余年了。当年，陈光甫在美国参与博览会工作时，孔祥熙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圣保罗参观博览会，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两人谈得很投机，从而结下交情。 孔祥熙满面春风地握着陈光甫的手说： “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来。” “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干？” “中山先生委托我，给小上海银行送来一万元股金。” 陈光甫闻听深受感动，他感谢中山先生在他处境艰难的创业初期，给予他的理解与支持。而这种理解和支持的宝贵，其价值决不是用钱数可以衡定的。 光甫怎能不受感动。此时，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自己这个小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 “孔兄，你近来可好？” “我早已成家，妻子是宋霭龄。今年初中山先生与内妹宋庆龄也结为眷属。” 陈光甫高兴地说： “恭喜！恭喜！如今孔兄已与先生是姻亲了。” 随着中山先生的慷慨投股而来的，还有宋庆龄、宋子文等宋家姐弟的母亲倪桂珍投来的五千元股金。 巧妙的经营艺术 徐徐的夜风，吹拂着面颊。星光之下的西子湖，那平平展展的水面，没有一点波澜。这与陈光甫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反差，此时他正心潮起伏。他倘祥湖滨，身影映在湖中，与湖中的山光树影一样，都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人声静寂，这世界好像就剩下他和伴着他的西子湖了。他想起了白天遇到的外商银行的一位要员，竟断然说，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汉口报关行的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商银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和白眼…… 面对这些压力和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个银行给他们看看！ 当时的中国，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那时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帝国主义银行的天下。其中尤以英国汇丰银行势力为大。 外商银行通过对中国钱庄的操纵利用，以达到其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洋商银行只收钱庄的庄票，不收银行的本票。外国银行还向钱庄提供贷款，钱庄的庄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银行票据也要委托钱庄代理交换。因此，钱庄成为国内商业金融的枢纽。国内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尚可有一定活动余地，必要时可以用租界上的地主官契道契作抵押，向外商银行借款。一般银行则无此条件，甚至于想在外滩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开立一个户头，都相当不易。当时外商银行的买办，傲慢得很，凭借手中握有道契，可以用作借款，有财力为银行垫支款项，与官府、洋人都有往来，左右逢源，成为“上等华人”。 而陈光甫当时财薄力微，根基尚浅，社会声望还不算高，在当时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还不及一个洋商买办。上海银行开业之初，不但没有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可作押借款的道契，也未取得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 审时度势，上海银行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外商银行与钱庄及国内大银行之间的夹缝中寻求生路。 当时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变故频繁，内地的官僚、士绅等有钱人，多把资财转到上海，存入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凭借外国银行在租界内享有的特殊权利，寻求对财产的安全保障。同时，一般中产者及广大百姓，尚有许多闲散资金。陈光甫对于这些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因而，他拿定主意，想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的办法，迅速扩大银行资本，开拓出一条可供通行的路。 为此，光甫明确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他把这一战略性口号，作为上海银行的经营方针，并作为行训，要求全体行员必须遵守。 陈光甫提出“服务社会”这一举措，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 上海银行在业务方面，通过庄得之和陈光甫的社会关系，征得一定数额的存款。同时开展往来存款业务。 上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的吸收。当时钱庄对于小额存款持轻视态度，根本瞧不上眼。特别是对于银元存款，一般不付给利息。陈光甫则有金融企业家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当时银两与银元并用的局面应该改变，也终将改变，因为货币的混乱，对工商金融业造成许多不便。他看到银元的使用范围必将日渐扩大，而小额储蓄又有比大额存款更加稳定的特点。因此，陈光甫力倡银行开办小额存款，不嫌麻烦，务求广为开展。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少有的。 紧接着，陈光甫又提出一元钱即可开户的规定，这在当时金融界可以说是一花独放。 此举引起了各界的不同反响。一般平民从心里欢迎上行这一举动，欣赏它大众化的特点。但金融界中也有人对上行此举不以为然，并且故意难为陈光甫。据有关资料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此举的影响。 有一天，上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绅士怀揣一百块银元。趾高气扬地声称要开立一百个户头。 银行的雇员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雇员们热情与彬彬有礼的行为，使这位绅士心悦诚服。 上海银行“一元开户”的举动，初时虽曾遭人讽刺，后来却备受欢迎。 不断创新 “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地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 此时已是十八年后，陈光甫正在办公室里看报，无意中从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这段话。他兴奋不已，没有想到，自己倡导的“服务社会”的银行宗旨，会从太平洋彼岸获得新的印证。这是在不同国度，由互不相识的人各自的从业经历中得出的共同认识。 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业务新举措是多方面的，每项新举措都体现着他的勇猛创新精神。 在他的倡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其各分行，逐步开办了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多姿多彩，五花八门。另外还开办了定活两便储蓄，付给储户比活期存款较多的利息；私人运用支票存款，方便储户，存取自由；婴儿储蓄，专门为有孩子的家庭开办的一种长期定额储蓄，每当有新开户的存款者，由银行赠送一元银币以表贺意。 上海银行还发行了礼券，更是独出新裁。社会之上。无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家家户户，都在所难免。遇见此类事情，出于礼仪，亲朋故友之间馈酢之举，势所必需。 有鉴于此，陈光甫创办了适应人们这种特殊需要的新颖储蓄方法，发行储金礼券，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种礼券，有红色与素色两种。红色礼券，供人们用于婚娶嫁迎或者弄璋弄瓦、小儿满月周岁、成人金婚银婚、老者高年寿诞等等喜庆欢娱的场合，素色当然仅供奔丧吊孝的场合应用。 礼券款式大方，印制精良，备有相应的封套，购存高雅，礼赠不俗，而且革除陋习，避免浪费，提倡节俭，有利于用户。 礼券金额分为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等多种，购买时只需交付与票面相同的币值，不收印制礼券的工本费。因而适应了不同经济水平各阶层人士的购求需要。 用礼券兑取现金时，不分地域，可以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行或任意一个分支机构办理兑现。如果存期较长，银行还要付给持券者相当于活期存款利率的息金。 由于有上述种种优点和惠利用户的方便条件，所以储金礼券颇受人们的青睐。鼓乐喧阗、宾来客往的热闹时节，或者哀声四起、碎瓦执绋的祭奠场所，往往都会看到上海银行发行的或红或素的储金礼券出没其间，为事家增添几分喜气洋洋或者悲风戚戚的气氛。因陈光甫深受洋人和大银行的冷慢和白眼之苦，所以特别重视上海银行的眼务态度。他对行员时刻强调“顾客永远是正确的”，“顾客是衣食父母”，要求全体行员服务周到，态度和气，仪容整洁，礼待顾客，决不允许冷待顾客。另外他觉得外商银行往往建造得高大轩敞，豪华阔气，甚至金碧辉煌，耀眼夺目，使人望而生畏，临而却步，因而要求上海银行及其有关分支机构，做到门面朴素，勿求奢华，以消除一般顾客的疏远感。 上海银行还不惜工本，印制年历，制作皮夹等赠送顾客，以便联络感情，广为招揽。顾客对上海银行增加了亲近感，因此乐于与之往来。 陈光甫特别重视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树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形象。自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在上海银行成立了学校服务处，一方面吸收学生储蓄，一方面代替学校收取学生的学费、膳食费和住宿费。他认为学校服务处储蓄业务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学生没有什么钱，老师们多数为低收入者，也没有多少钱可以储蓄。但学校服务处的工作，既可以为学校代劳，受到校方的欢迎，又可以使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对上海银行留有深刻印象，将来学生们毕业走向社会，必然会使上海银行影响更加扩大。 此外，上海银行还开办了代收电灯费、电力费、自来水费和代发工资等业务，不避繁杂，为顾客提供广泛的服务。代厂方向工人发放工资，有的发给现金，有的发给储蓄折。此举既方便了工人，又省却了厂方许多繁琐的工作负担，上海银行本身也可以从中获取存款利益。尽管这种利益有时显得微小，但从长远看，上海银行在公众中获得的好感，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当然，上海银行决不会轻视大额存款。上行的各位股东，通过各自的关系，各展神通，尽力争取上层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广泛吸收存款。 陈光甫另一项著名的新举措，是首倡银元与银两并用。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币制还没有统一，社会上银两与银元并行流通。 当时中国政府历年向国外借款，皆以银两为单位。中国的关税、盐税由外商银行经管，所收税款就是银两，用以抵押中国所借的外债。外汇牌价也由外国银行以银两作本位定价。国内货币虽银两、银元并行于世，但以银两作为计值单位，计值办法沿用一九一０年清政府颁行的“币制则例”。该则例规定，政府标准银两“库平”七钱二分为银元单位，各地其他成色、重量不同的银两，如海关的“关平”、天津的“行化银”、北京的“公砝银”、汉口的“洋纹银”、南京的“二七宝”等，均依据“库平”八九归元的本位制相应加以折算。 当时各地银钱业与商家往来，无论收付的是银元还是银两，都要折成银两记帐。而银元折成银两的兑换率，由钱业公所依照市面需求量的大小随时定订牌价，加以公告，名叫“洋厘”，钱庄惠得洋厘差额。其时民间往来交易，用银元很普遍，用银锭、银块、元宝的渐次减少。但银钱业收付银元时，每元要收取二毫半的手续费，而以银元存款，却不付给利息。由于币制不统一，不仅造成折算收付的诸多麻烦，不利于流通，而且也使用户蒙受损失。 陈光甫认定中国的币制终将统一，并积极与有共识的同业人员吁请政府早日统一币制，废两改元。早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的前一年，北洋政府曾经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七钱二分，并且铸造发行上有袁世凯头像的大头银元，摆出统一币制、废两改元的架势。但由于军阀各自为政，滥铸辅币，加之外商银行、本国钱庄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废两改元，因而统一币制的政策未能颁行。 但陈光甫、张公权等新式银行干才及一些青年行员，则极望政府早日统一币制。一九一七年上海总商会曾呈请北洋政府废两改元，一九一八年以陈光甫为副会长的上海银行公会再度呈请政府实行统一币制，同时在以陈光甫、张公权等为委员的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上，多数委员提议早日施行废两改元。 此议因遭到当时操纵中国税务大权的英国人赫德极力反对，直到一九三二年，中国政府才正式公布了废两改元的法令。 在废两改元的愿望未得到实现的时期，陈光甫为便利顾客，在上海银行首倡银两与银元并用，顾客可以用银两按八九归元开户，也可以用银元进出。就是同一个顾客同时在上海银行用银两和银元开户，银行也准许。 这种业务的开办，顾客感到十分便利，而且不必损失洋厘差额和手续费，因而深受欢迎。上海银行则舍弃了以上两项收益，而且增加了许多工作量，还必须保有银两、银元两种准备金。陈光甫不避烦难，以“服务社会”的精神，推行这种业务。 同时，他注意到上海与无锡两个商业码头的不同之处。上海为银两码头，无锡为银元码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进银元之后，在上海不容易运用。陈光甫于是决定在无锡设立分行，把上海收进的银元，转而投放无锡的工商业，以对物信用的办法，开办押款押汇，使上海银行的业务范围又获拓展。 陈光甫舍小利而求大成，既显出民族实业家的挚诚，也显出金融企业家的精明。嗣后，两、元并用的业务，也被其他银行仿行，一度成为上海金融业的惯例。 为了方便顾客，上海银行还积极开办汇兑业务。汇兑方式多种多样，有票汇、信汇、电话汇款、小额家用汇款等，不拘一格。上海银行后来在国内各地及香港设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为汇兑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广泛吸收各地的工商汇款及个人汇款。个人小额汇款，免收汇费，而且即便收款人所在地没有上海银行的分支机构，也要通过就近地区的分行、支行或办事处派人专程送达。上海银行把汇款视为另一种方式的存款，是一种可以为银行短期利用、而且不需要付给利息的存款。基于这种实惠，上海银行的汇兑业务发展很快，三十年代该行在国内的汇款总额度居于全国各家银行之首。 为适应银行业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设机构，作出有别于其他银行的创意安排。 陈光甫非常重视国内外商情信息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方面信息的捕捉与调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属于私营银行，处于与中外大小银行、钱庄竞争业务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地位。陈光甫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自己所要了解的“彼”，不仅是各家中外公私银行，也不仅是华夏风云，而且是寰球烟雨。为了审时度势，及时决策，他在上海银行内设置了国外部，并租用路透社的电传机。世界各地的商业情况、经济新闻、市场动态、金融信息，每天从海外遥遥传至上海，陈光甫可通过国外部随时了解这些情况。 为加强国外经济信息的搜集与传报，上海银行总行特在纽约设立通讯处，派专门人员负责调查了解国外的投资技术、市场动态、国际贸易、汇兑收解、政治形势、金融状况、产业结构等各种情况，提供总行及时参阅。同时，上海银行还特设经济研究室、棉业研究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等专门研究机构，经常召开各种专业性的研讨会，对某一门类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并提出建议，以供总行领导人决策时参考。总行有时还特聘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对本行的调研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 此外，上海银行为加强业务往来，还设有往来部。为加强对物信用业务的开展，在广设仓库的同时，专门设立了仓库部，以便统一管理该项业务。为加强储蓄业务的开展，特设储蓄部等等。这些业务机构的设立，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事业发展，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上海银行在业务工作手段上，还曾首先采用机器记帐，以提高工作效率。 面对这些新的起步，陈光甫感到无限欣慰。但他没有停止不前，他又在筹划新的举措。 新鲜的创意：银行办起旅行社 一九二三年花发草长的季节，陈光甫到香港，准备转路去昆明。他非常注重对社会情况的考察了解，自上海银行创办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内各地或国外旅行，以此增长知识，扩大见闻，促进新意念的产生。这次香港、昆明之行，也是本着这个目的。 当时从香港去昆明，交通很不方便，既无火车可以直达，也无飞机可以乘坐，只能坐船到越南，再乘滇越铁路火车前往。 一天中午，陈光甫到一个外国人经营的旅行机构去买船票。进门之后，看见柜台里边一个西籍青年男子正和一个女职员娓娓交谈。陈光甫以为他们在交谈与旅行行业相关的事情，不便打断人家的谈话，于是默默地站在一边，等待他们业务交涉的结束。可是听来听去，二人交谈的内容与旅行事宜根本无关，而且谈兴正浓，以至陈光甫在柜台前伫立十几分钟之久，他们竟然视而不见，根本不加理睬。 陈光甫受到这样的冷遇，心中忿然难平。他转身走出门来，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汉口报关行服役时遭受外籍行员白眼的情景。他想，那位外籍职员之所以对我视而不见，不加接待，还不是因为他看我不是和他一样的外国人！这些洋人眼中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而中国人又不争气，偏偏连一个自己办的旅行机关都没有，不能为国人的旅行提供方便，因而只好求助于洋人在华开办的旅行机构，同时也只好不时地遭受洋人的白眼。 此时，他浮想联翩，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有一年冬夜，他一个人于午夜乘火车抵徐州。那年气候特别冷，朔风凛冽，冰雪载途。他虽身裹重裘，仍止不住冷得连打寒噤。其时因夜色已深，凋年腊尾，异乡过客，不免有一阵凄凉落寞之感。可是，当他出站的时候，望见还有许多三四等车的乘客，麋集在露天的月台上等候搭车，男女老少，各自守着自己的行李，依偎一团，在彻骨的寒风中发抖。长夜漫漫，无栖身之地。此情此景，使他留下了一个深刻无比的印象。他当时立即想到，像徐州这样的苏北重镇，地处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纵横两大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北上南下，东去西行的旅客在徐州车站换车的很多，假使能在车站附近有间屋，只要能宽大轩敞，足避风寒，倒也不必求其豪华考究，其中有条凳，有灯火，再能免费供应一些热茶水，让这些在长途旅程中备感辛劳的过客，暂时能有一个休息小坐之所，岂不也算是为他们解除了一些痛苦，增加一些方便。假使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或者这就是服务。 后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为了推展业务，发起环游全球的活动，以便招徕乘客。一时美国的富商巨绅、名流学者，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很多。在他们的旅行日程中，中国当然是一个大节目。可是轮船公司安排的时间非常短促，大概只能游览上海一个地方，而且是上午驶进黄浦江，下午就要开航驶往别处。当时便有一些略通“洋径浜”英语的人，陪着这些外宾登岸观光。这些游客对于上海租界里的高楼大厦。通衢闹市不感兴趣，于是那些以导游为职业的人，便把他们带到城隍庙会，以迎合这些外国游客的好奇心理。上海的城隍庙，好像北京的天桥，台北的万华或圆环，在陈光甫看来，根本谈不到风景名胜，更是无所谓文化。即使有一些可以代表我国民间古朴的风物，亦不是洋人在匆促的时间内所能领略的。这些对中国本无较深了解和印象的外国人，不远万里而来，一眼便看到了我们这一个地方，匆匆归去，少不得信口宣扬，说这就是他所亲历目睹的中国，难免会发生对我国的种种错误认识。想到这里，加之受到这场刺激，他握紧拳头自言自语道： “要洗雪耻辱！要争回权力！” 于是，他决心把久蓄的意念立即变为行动。要创办一个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旅行机构，以服务于国人，同时也与洋人在华开设的旅行机构一争长短。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可代办旅行服务的机构主要有两家，一家是英国的通济隆公司，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通运银行。这两家外国企业在上海、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开办代售旅行所必需的车船票等营业项目，几乎包办了中国人出国旅行的全部业务。外国旅行机构还发行旅行支票，这种支票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作“通天单”。外国人利用这种机构赚了中国人的钱，而中国人却没有想到要收回这种权利。 一个人成就一项事业，其创意的萌芽，有时可能在心头蓄积相当一段时间，一旦遇到某种机遇，或某种刺激，这萌芽便破土而出，迅即成长，形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陈光甫也即此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旅行社。 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条消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已订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各省代表都需要先集中到上海，然后转香港、经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达目的地。陈光甫想到，这些教育代表们所行路线，正巧与自己的这次旅行路线相吻合，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不便，不应该再让别人照样遇到。于是他在旅途之中便向上海银行总行拍发了电报，嘱咐相关人员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取得联系，争取教育部与各省代表齐集上海后，从上海至昆明旅途间的一切舟车食宿事项，全部由上海银行派出人员陪同料理。 陈光甫此举，颇令上海银行的有关人员感到新鲜，一时不甚理解，但却受到教育界代表们的欢迎。这是陈光甫意料中的事。长途旅行，谁不愿意尽量减少旅行途中的诸多繁杂事务，安安稳稳到达目的地呢？从别人的切身需要出发，为之提供某种便利、某种服务，岂有不受欢迎的？经上海银行人员与教育部门黄炎培先生接洽，得到首肯。陈光甫的计划，得以顺利执行。上海银行的周到服务，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称赞。 陈光甫在中国旅行事业上，获得了首次成功！受到成功的鼓舞，创办中国旅行机构意念更加坚定了。返回上海后，他进一步加紧筹划这件事。后来越干越红火，随着业务的逐步扩展，到旅行部来办理购票、接洽事宜的人越来越多，旅行部遂于一九二四年一月迁至四川路，独立门户，以利发展。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起，改称中国旅行社。自此，旅行部与银行分立。 本着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一贯精神，上海银行旅行部中国旅行社积极从事各种旅行服务项目，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售火车票，尔后又代售船运票、航空票；既办旅馆、饭店，又代办火车上的餐饭。而且发行旅行支票，并逐渐打通国际关系。至抗战前夕，中国旅行社的分支机构在国内大部分省区星罗棋布。诸如著名风景胜地匡庐、青岛、北戴河、莫干山等处，更是中国旅行社“用武”之地。日后又在新加坡设立星洲分社，在美国西雅图设立通讯部，逐步把业务推向海外。 随波逐流 一九二六年夏秋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不断传至上海，引起陈光甫的极大关注。北伐开始后，陈光甫收到一封孔祥熙的来信，约他去广州。孔氏并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兼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赴沪面见陈光甫，陈告广东一切情形。 这一时期，贝祖诒曾经把广东情形专函报中国银行总行，内称“南方声势很盛，军事有把握”。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副总裁张公权接到报告，决定由冯耿光以探亲名义，回广东原籍察看实情。察看一番后，冯认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很大，遂议决靠拢蒋介石。张公权母亲在沪病危，张乘机留驻上海。陈光甫与张公权再度聚首，自然免不了一起议论时局，预测未来。 一向稳健的陈光甫，并没有应孔祥熙的函邀前往广东。他还在观察局势的进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十一月八日，攻占南昌。嗣后，国民政府宣布以武汉为首都。然而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在南昌另立中央，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以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宁汉分裂局面形成了。 蒋介石抵达南昌后，曾经有专函给时任“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合称）联合准备库协理的钱永铭与陈光甫，邀请他们“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钱永铭应邀前往，陈光甫却心怀顾虑，没有前去。 三月二十日，北伐军进驻上海龙华。次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天一夜的激战，起义获得成功。起义过程中，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陈光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王晓籁等，名列被选出的十九名委员当中。但陈光甫仍抱迟疑态度，托故未去参加市政府会议。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这时，时局已经渐露分晓，蒋介石取得政权的形势已成定局。当天晚上，虞洽卿到龙华面见蒋介石，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的身分，商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一九一五年，上海十三家银行曾组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会”，陈光甫一直任该金融组织的副会长，在上海金融界声望日炽。这次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十五名委员中，由陈光甫担任主任委员，主持其事。 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函令上海市临时政府暂缓办公。虞洽卿、陈光甫急忙宣布辞去临时市府委员之职。四月一日，经陈光甫积极活动，决定由上海各银行垫借一百万元，以供蒋介石军政费用的急需。这笔巨款，成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工农革命人士的财政支持。 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钱永铭出任财政部首脑。二十五日，上海金融界再次为南京政权垫付三百万元巨款。月底，蒋介石为维持军政费用，催迫上海商业联合会已经认可的五百万元捐款尽早送缴为其所用，并电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付一千万元。身为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本不情愿垫付这么巨大一笔款项，恐怕垫付后银行陷入困境。但蒋介石电令措辞严厉，张公权如果抗衡，结果必然不妙。陈光甫不愿意老朋友身陷危殆境地，劝说张公权命上海中国银行如数垫付一千万元，因为他知道这笔巨款不久即有把握收回。 张公权听了陈光甫之言，才仗着胆子命上海中国银行如数垫付了这笔款项，得以度过难关。但蒋介石新政府开支庞大，军费时不敷用，于是再发库券，聚敛钱财。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库券发行量已达四千万元之巨。钱永铭已于上年九月卸任，此时财长已是宋子文。陈光甫主持的苏沪财委会也已结束。 蒋介石对上海金融界采取了多种手法，软硬兼施，把金融界上层人物网罗在手，加以利用。稍不从命，即加威逼。他曾派军需官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和中国银行坐催一千万元，讹称中国银行在武汉集中大量现金支持共产党，并通过手下谋士放出口风，意欲没收中国银行。而当时上海金融界人士对于共产党的政策缺乏深入了解，惧怕工农运动，唯恐共产党势力扩大后有损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因而决定支持蒋介石。陈光甫也只得说： “押宝一次，不知如何？” 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的臣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意在控制金融全局、攫取中国银行的企图因故搁浅后，他要成立中央银行。为此，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专约陈光甫在南京面商。陈光甫当时提出建议，献策两条：一是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二是在两行之外另立新的中央银行。陈光甫参照西方社会的银行体制，建议新建中央银行应该有商业股份，中央银行不宜由财政部长兼任总裁，发行局局长不能由政府人员担任。这些建议并未完全被蒋介石采纳，宋子文就是以财政部长身分兼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尔后，国民党政府又逐步采取措施，在中国、交通两行加入官股，并进行改组。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密谋于汉口，决定把中国银行夺取在手，逼走总经理张公权。蒋介石认为，国家社会困难的原因，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的不统一”，关键是中国、交通两银行不听命令，因此决计使这两家银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张公权被逼无奈，不得不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上提出辞职。 张公权挥泪辞职，在中国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动。陈光甫更是忧心忡忡。尽管如此，陈光甫为保住上海商业银行的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不得不随波逐流了。他因与当上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过从甚密，因而当上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平息挤兑风潮 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银行新建的办公大厦落成。望着这座崭新的多层建筑，陈光甫感慨万分。 崭新的办公大厦，标志着他一手创办和苦心经营的上海银行事业发展的崭新阶段。十几年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发展到如今地步，是多么不容易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根基深固，业务范围铺展得相当广阔可观，在国内设有几十处分支机构，已经跻身于中国当时有名的大银行之列。 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入秋以来接连发生的天灾人祸，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巨大劫难，也使上海银行几乎遭受到灭顶之灾。 这场灾祸来自于天上人间，国际国内，东方西方，有自然灾害，有政治祸患，有军事杀伐，有经济险情，不一而足。 这一历史时节，大而言之对中华民族，小而言之对上海银行，都是存亡续绝的多事之秋。继去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交火长沙之后，今年蒋介石以所谓“得胜之师”，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围剿”。蒋氏七月三十日曾宣称在赣红军“十日内定可完全消灭”，然而十五天之后他还在训令部下“务须以成仁之志，与赤匪决死生，于最短期内完全肃清”。到八月二十四日他还在高悬赏格，捉拿红军领袖。九月十四日，他再次督令部下限一个月内将赣南红军全部肃清。 世人渐渐明白，红军是不那么容易就被“肃清”的。 六月二十四日，福州市因闽江洪水暴涨，市内除东北两隅外，尽成泽国，居民溺死甚多。几天后，广东西江、北江洪水横溢，灾情严重，灾民达四万余人，溺毙、饿死五千人。至七月底，被水灾区已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等十六省，灾民达数千万人。 陈光甫密切关注着灾情的变化，时时从《申报》等报章上，或从各地分支机构的电报中，了解雨情和水势的消长信息。 七月二十七日，长江、汉水暴涨溢岸，汉口水标高达四十九点五英尺，为长江数十年来未有之记录。江、汉两水合流处江堤溃决，汉水浸入汉口市区。 陈光甫感到紧张了。条条雨丝像鞭子一样在抽打他的心。他为上海银行作为押款而存放在汉口仓库的几十万担食盐担心。 自一九二八年起，陈光甫经过努力，打开盐业放款之门。他认为，食盐是民生日用必需品，盐税向来是政府部门的大宗收入，盐业一向被特权阶层所把持，盐商素来富甲一方。陈光甫极欲在盐务上有所作为，意在兴利除弊。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希望盐运顺利，税源流畅，所以鼓励银行贷给盐商周转资金。陈光甫趁此良机，实现了对盐业放款的理想，特在上海银行设立了盐业部，专营此项业务。其经营项目有由淮北盐场用轮船运到浦口、扬州十二圩或皖赣湘鄂口岸的押汇，有由淮北用木帆船运至淮阴西坝存栈押款押汇，有由浦口转运蚌埠的铁路押汇及蚌埠存仓押款，有由十二圩用木船转运至芜湖、九江、岳州、长沙等地的船运押汇等。上海银行在汉口与淮南合资成立的公泰盐号，因资才雄厚，在汉口的盐仓存盐数量甚大。 当时中国禁止“洋盐”进口，所以经营盐运业务，可以免除与洋人直接竟争的风险，没有亏本倒闭的后顾之忧，放款稳妥可靠。不意天不作美，大雨滂沦，江河暴涨。而盐又最遭不得雨淋水浸。如今水淹汉口，陈光甫怎能不忧心忡忡？ 在此期间，公泰盐号已经采取了应急措施，急备船只转运库盐到湖南存岸。可是江水长势迅猛，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只顾发动内战，抗洪救灾组织无力，一任江河肆虐，百姓遭殃。汉口库盐存量巨大，一时哪里运得过来？ 七月二十八日，汉口长江水位创下高达五十二点五英尺，为近六十年来所未见，水面高出租界地面四英尺多。到三十日，汉口除一块高地外，市内全部浸在水中。八月二日，汉口丹水池、张公堤子堤相继溃决，汉口全市被淹，自铁路到江岸，一片汪洋，深处水平屋顶，一般深达三四尺。灾民逃避不及，淹死无数。至八月九日，汉口长江水位高达五十五英尺的新记录。八月十五日，江水继续上涨，日租界防堤凌晨溃决，汉口发电站被淹，武汉大堤亦溃决。次日，数万灾民唯一避难处所铁道线，已经没入水底。汉阳兵工厂水深已达两丈…… 水情紧急，函电、报纸送来的消息，令陈光甫触目惊心。然而水势还在上涨！八月十七日，上海各轮船局接到汉口急电，武汉江水已达五十五点六英尺，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盐，那几十万担食盐，付之汪洋了。上海银行遭到了重大损失。 长江大水至九月渐渐消退。九月中旬，被水淹了一个月之久的汉口，令人惨不忍睹。 这时，上海银行的一些客户，对于该行在汉口遭受损失的消息虽然渐有所闻，但尚未引起波动。以上海银行的实力，应付这次损失，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汉口大水毕竟已经消退，一场灾难似乎已经过去。陈光甫心头的压力略感有些轻松。 可是，更大的灾难降临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武装事变，侵略者的屠刀已经横在东北民众的颈上。然而蒋介石的方针，却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至上海，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同时也造成上海银行一些客户心理上的恐慌。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九月二十一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月内外债券暴跌。上海银行对于风险很大的有价证券业务虽持稳健态度，但毕竟也曾涉足经营，损失自不可免。 于是谣言蜂起，不胫而走，风传上海银行汉口损失数百万元，债券损失二千余万元。客户们大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资金受到损失，争相涌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造成了一次提存风潮。风潮从九月二十二日爆发。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上海银行平日所备的准备金被大量提走。而且势头有增无减。 噩运降临到陈光甫头上。平素稳健老练的他，此时心中也没了底。望着门前涌动的人群和人们焦灼的目光，他背上突然有种冷冰冰的感觉，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 陈光甫眼看提存势头越来越猛，有时竟提兑千万余元现金。平时的现金准备虽较充足，也难以应付不知何时终了的提存。 陈光甫迫不得已，只好四出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好友、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张公权。他想起了当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草创之时，公权兄对他的支持。一九一六年他与公权兄又一次并肩战斗之时，两人的友谊越来越深。 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建立起北洋政府，经济上十分匮乏，加之他为圆皇帝梦，挥霍无度，弄得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由于增加税收、举借债款筹资不力，于是指命中国、交通两大银行滥发钞票。到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称帝登极前夕，交行已为袁氏政府垫付四千七百五十万元巨款。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做完了他的“洪宪”皇帝梦。四月间，交通银行京、津、沪分行即发生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的情况。袁世凯的心腹、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兼交通银行总办的梁士诒为摆脱困境，借当时责任内阁总理段琪瑞之手，下达了“停兑令”。此令传到上海后，时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的张公权即与经理宋汉章紧急磋商应付办法。二人议决抗命不从。并征得“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主要负责人叶揆初、蒋抑卮、李馥苏和陈光甫的支持。这些人分别以中国银行股东、钞票持有人、存户等利害当事人士代表的身分，共同延请律师向会审公廨起诉。这样，宋汉章、张公权即代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作为被告应诉。依照法律，诉讼期间，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便无法撤宋、张二人的职。随后，他们成立了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推举声望卓著的张骞为会长，叶揆之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全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加以管理，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所有到期存款均立即照付。 这时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已遵照“停兑令”执行，实际营业已经停止。五月十二日上海中国银行一开门，即出现挤兑现银的风潮。这一天兑现者达二千余人，后来一直不见少。星期天本应休息，但仍然照常开门，并登报公告，安定人心，至十五日前来兑现的人数只有百余人，一场风潮才告平息。又过二十一天，袁世凯在国人唾骂声中病毙。上海中国银行抗“停免令”获得胜利，信誉大增。宋汉章、张公权被视为反袁斗士。 想到此处，陈光甫长出了一口气。二人的友谊在这场波澜的激浪冲淘下，变得更加坚实了。 这次，张公权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尽力支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各分支机构渡过险境。并允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江西路上海大楼作抵押，贷借八十万元，用以应付提存。又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这场心理战。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 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提存者眼见上海银行现银似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势头，心中自悔急切前来提存的盲目，有的人反而转取款为存款。提存风潮很快平息下去。 陈光甫这才松了口气。他趁热打铁，令银行调查部编印了《谣言感想记》的小册子，寄给全行存户，指明谣言的由来及其危害，对存户表示同情和歉意，希望今后不要轻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誉大增，营业额成倍增加，坏事处理得当，转而变为好事。 风潮虽过，创痛犹深。提存正猛时，许多人从上海银行提出存款后，转身改存到外国银行。这使陈光甫大感屈辱，心中久久难平。有鉴于这次风潮的教训，陈光甫极力呼吁国内金融制度的改良。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之后，陈光甫在中国银行的研究会上发表演说时，郑重而沉痛地说： “我们要记住：中国当前的敌人，是外国经济侵略，……至于中国人不信任本国银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在上海，一家银行有风潮，有人帮忙，便可以过去，设使大家都有风潮，则大家都不能过去。” 因此他极力主张应努力组织一个“银行的银行”。经多方呼呼和不懈的努力，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宣告成立，三月十五日正式开业。十月一日，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成立。上海金融业加强了内部互相支持、共同应变的能力。 与洋人一争高低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业伊始，陈光甫就把业务经营的目光，投向了外国在华银行的经营领地。他决心要与外国人争上一争，争来国人的一席之地。他在行训三句话中，后二句是“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他一直努力实践着这后二句话。 吸收外国在华企业存款，是陈光甫向外国银行在华业务地盘渐进的跬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重新加重对东方的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步履艰难，中国民族资本银行业务扩展范围有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极力争取英、美在华大企业的存款，竭力为之提供周到的业务服务，创造种种方便条件，不避繁难，多方承揽，渐次打开局面，使当时，些外国银行不愿承做的某些业务项目，逐渐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承揽过来。如美孚、德士古公司要求将公司开出的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付款后的支票，在每个月的月底退返各该公司，以供公司核对。这种业务，英、美等国在华开设的银行不愿承接。因为一则支票作为存户提款的原始凭据，该归银行持有、不该退还存户、再则支票数量大，如德士古公司一切开支都用支票，连每个职工的工资都用支票支付，业务量可想而知。但陈光甫不顾本行职员所持异议，始终坚持承做该项业务。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英、美等国一些在华大企业如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祥泰木行、恰和洋行、太古洋行等建立起联系，吸收这些企业及一些外国在华教会机构的存款。 当时这些外国企业在中国推销商品或收购原材料，常有款项在上海与内地之间往来汇兑。上海银行千方百计承做这些外国企业的汇款，并逐步开展国际汇兑业务。为此，上海银行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在总行设立国外汇兑部，并在英国设立代理处，以后还把这种业务逐步扩展到设有海关的各地分行，并在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家设有通汇地点。上行为承做外汇业务，还特聘一位德国专家作为指导。 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由华商经营的甚少，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外汇兑都被外国人所操纵。上海银行继中国银行之后开办外汇经营，是私营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第一家，也是陈光。市打破外国银行一统天下，为民族金融业争光的又一事例。陈光甫对属下说：“我们经营外汇，决不从事投机。我行多做一笔生意，外商银行就少做一笔生意。” 为开展国际汇兑，陈光甫又想方设法争取外汇储备，二十年代初期，曾先后获得美国纽约几家银行、信托公司的一百七十五万美元透支。随着业务的拓展，上海银行的外汇储备越来越雄厚，不仅使国内一些银行生羡，也令外国在华银行刮目相看。 但在上海银行诞生初期，曾遭到国内钱庄的排挤和外国在华银行的要挟。对这两种压力，陈光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由于上海银行业务发展很快，抢了钱庄的生意，因而遭到钱庄的妒忌和排挤。有一家老牌钱庄曾拒收上海银行开出的本票，这对上海银行的信誉大有损害。上海银行到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也曾遭到当地钱庄的抵制。一九二五年春，南通钱业公所曾突然宣布与上海银行南通分行断绝往来。常州、芜湖也曾发生类似情况。 陈光甫胸怀大度，冷静对待。南通一事，邀请南通、海门、泰州商会会长张骞调解，纠纷得以化解。常州、芜湖问题，也得以解决。对拒收上行本票的那家钱庄，陈光甫也友善待之。当那家钱庄一时手头紧张，遇到困难，向上海银行求援时，上行不计前嫌，连夜拆款相助，而且不要押品，只要钱庄开具一张第二天的即期本票。上海银行以德报怨，一时传为美谈。那家钱庄从此再也不拒收上海银行的本票了。 而对于来自外国银行的压力，陈光甫则敢于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上海银行的外汇经营逐渐得手之后，便不断地向外国在华银行的世袭领地争进。这触怒了外国银行。那些洋人岂肯坐视上海银行与之争利？英商麦加利银行首先向上海银行发难。一天，担任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会长的麦加利银行经理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银行与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意在限制上海银行咄咄逼人的外汇业务。 来而无往非礼也。面对洋人的无理行径，陈光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致函上海外国银行公会，郑重声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 陈光甫的举动，在上海金融界中外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惊愕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感佩者亦有之。结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场纷争中取得胜利，两家银行的合同恢复交换。从此，外国银行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杉，同时知道中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一位不怕压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声誉和陈光甫的名望在金融界同步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与外国在华企业争生意争权利，陈光前又创办了保险公司，并积极辅助民族工商实业，冀望他们得到振兴与发展。 拳拳报国心，殷殷赤子情 一九三六年五月，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签定了“白银协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奉命赴美斡旋签定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担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又当上“国府委员”。但他虽然如此效力，在国民党内却并没有真正的地位。为求生存与发展，他不得不改变“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而求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保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九三六年他赴美签定“白银协定”，虽遭人白眼，低声下气，但因得到在美国财政部里任职的同学的帮助，最后终于获得成功，使国民党政府对陈光甫另眼相看。一九三八年再度赴美签定可作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又使他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陈光甫为保证借款能及时清偿，在国内设立复兴公司，多方收购桐油、猪鬃并用自购汽车运至海口，装船运往美国。又在美设立接收、偿债机构，专司其事。陈光甫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一则出于为抗战出力，为国家尽责，一则是出于维护自己在美国的信誉，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办事不认真的印象，增强美国人的信任感。 陈光甫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他经手的借款都能按照协议如期清偿，他在美国的声望很快提高。一九四一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要蒋向陈请教。由于美方提名，这年成立的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会，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这时，与陈一向不睦的宋子文，对他也奈何不得。 陈、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结怨亦深。一九二七年陈光甫为蒋筹款之举，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却使得宋子文不大高兴。陈光甫感觉味道不对，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举家迁往武汉，至宁汉合流后才又返沪。这时，宋子文得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存有从开封运来的硝，于是委托章士刽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私运军火，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查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是，陈光甫办事一向谨慎，从开封运抵上海的确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物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持有军政部的正式护照。宋子文无话可说。事后，章士刽力劝陈与来搞好关系。陈对宋只是表面敷衍，心中时存戒备。一九三一年提存风潮时，陈光甫曾向中央银行求援，得到该行业务局总经理唐寿民的支持。宋子文闻讯曾专程由南京到上海责问唐寿民。一九三四年国申新纱厂一事，陈光甫对宋子文更加疑惧。一九三五年张公权洒泪去职，令陈光甫有物伤其类之感。一九三六年春，陈光甫从上海北上视察，途中突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密电，阻止他继续北上。其原因据说有人在南京、上海散布谣言说陈光甫这次北上，是有政治企图，意在联络韩复榘和宋哲元。陈光甫认为这又是宋子文在图谋自己。因此，他放弃了拟议中的济南、天津之行，仅在徐州与这两地的分行经理会商行务。 陈光甫对政府当局压榨金融界的作法本不满意。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说：“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一若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 他已经感受到四大家族的压迫。加之他与身任财长的宋子文关系微妙，不得不令他心存警惕。 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军进攻汉口。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中国没有外援将不能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员赴美磋商。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于是，陈光前于九月九日由香港秘密启行，十天后飞抵美国首都。 在美期间，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定了“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定“滇锡借款”二千万元的协议。其间，陈光甫与蒋介石、孔祥熙函电往来频繁，及时密商一切。一九四０年五月三日当陈光甫离开纽约返国之时，蒋介石曾发专电予以嘉慰。 陈光甫虽有劳绩于国事，一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得以名列国府委员，但他仍持稳健谨慎态度。据说他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为继续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曾要陈光甫出任财政部长，但被陈光甫所拒绝。陈虽从政，但未入阁。虽任国府委员、中央常务理事，但只是虚衔，并未因此缚住手脚。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仁发表他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经济政策的见解时说： “观史例，按现情，经此次大破坏之后，中国首先需要之经济政策，应是‘休养生息，以苏民困’。” 并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破坏的严重，他希望战后中国经济得以发展和恢复，督励行员以新的姿态贯彻服务社会的宗旨。然而他的这些设想在现实社会中受到阻碍。他所主张的“休养生息，以苏民团”，被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所代替，带来的是兵连祸结，民生凋敝。他寻求银行新发展的企望，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他所推崇的“忠诚廉让”的社会道德风尚并没有形成，而他所痛斥的“私诈贪霸”恶劣世风却愈演愈烈。’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陈兵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已一败涂地，于是有国共和谈之议。李宗仁赴上海邀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冷御秋、陈光甫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探询中共意向。陈光甫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不愿承此难为之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出访泰国后，避居香港。 纵观陈光甫的一生，他常常以“随缘善变”的态度，求得与变幻多端的世态环境相适应，相谐调，借以实现他“不变”的人生愿望，创立与发展中国的民族金融事业。 人生的尽头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十六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前些天爱女淑英与女婿吴世爵还搀扶着他去了阳明山，那里温泉瀑瀑，瀑布声声，花红草绿，风景如画。山上遍植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自从定居台北，每年春季百花盛开时，他都前去游览。今年虽身体不适，还是去了。这时，他的不听话的手脚拍击、搅动起来，痉挛似地一忽儿动，一忽儿停，力量也薄弱得很。他仿佛觉得自己在水中沉得太深了，永远升不到水面上来了。他觉得仿佛懒洋洋地浮在一片朦朦胧胧、幻影重重的大海上。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不知为什么，他不自觉地想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名不见经传到为世人所瞩目，步步皆注有他的心血。当年他常说： “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自己之所以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达到人生目标，关键在于认识人才、罗致人才、培养人才、任用人才。视有无人才为企业盛衰的关键。如果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当年创业之初，将曾与自己同时考入汉口海关邮政局工作的二位朋友杨介眉、杨郭甫请来银行工作，人称三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桃园三结义”。又想起协助自己创办中国旅行社的朱成章、继朱之后主持中国旅行社的陈湘涛、协助自己创办海光图书馆的莎士比亚专家林博士等等，都为成就自己开创的金融事业出力不少。自己还任用教会元老为存款部经理，任用与驻沪海军有关系的人为虹口分行经理，便于开展教会与海军方面的存款业务。一九二六年，自己看到《银行月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文，认为颇有见解，便多方打听文章作者资耀华的情况，并发电报邀其晤谈，终至请其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任调查部负责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所贡献。那时，自己非常注重对人才的培养，认为人无完人，亦无废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至于培养训练人才，更是不惜血本。不仅对新招募的人员定期加以培训，即如行中各部门骨干，也要他们定期到国内外考察，以开阔眼界，吸收新知识。 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平生最钦佩的实业家张骞、范旭东、卢作孚，银行家张公权、李铭，文学家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仿佛看见了大哥咏青，他在家乡承继父业。三弟海秋，他历任湖南省盐务办事处处长和国民党政府盐务总局处长达三十余年。四弟翼祖，曾赴美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随员，回国后在汉口、香港等地经商。 他脸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脸显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张开，口沫在两撇八字胡上面发亮。他感到自己一生奋斗无所遗憾，只是对故乡的眷恋深深地刺痛着他那颗即将停止跳动的心。 （丽君）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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