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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秋收，种籽下了，一定会有果实。 王葆真与上海地下民革的策反对象刘昌义、张轸已先后起义，现在只剩下远在四川的郭汝瑰了。他能否起义成功呢？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由上海回到重庆。 如鲸鲵入海，郭汝瑰回到四川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刚筹建的72军，如狮子滚雪球地发展起来，两个月后就弄足了二个师的兵员，加上同是陈诚系的罗广文拨给他一个师，这样他就有了满满的三个师九个团。其中有三个团还都是老兵。 这时（5月）地下党的联系人任廉儒也从香港带着电台密码、呼号来到重庆在重庆川盐银行工作，这样郭汝瑰可以就近得到党的指示。 郭汝瑰的72军在招足兵员后，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移驻到内江、泸州、宜宾一带。这正中郭汝瑰的心意，因为宜宾偏处川西南一角，便于发动起义。 在和罗广文的周旋中，郭汝瑰深得罗的信任。罗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建议成立叙（叙府）泸（泸州）警备司令部，并推荐郭汝瑰兼任叙泸警备司令。这时张群正与四川军阀王陵基有很深的矛盾，张群千方百计要削弱他的权力。罗广文的建议立刻被张群接受，叙泸警备司令部成立。郭汝瑰任72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这样他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 郭汝瑰在千方百计创造起义条件。 对郭汝瑰的起义，党非常重视。中共中央华南局派了任廉儒回川后，又派梁佐华（任的助手）从香港回内地。要梁佐华待上海解放后，就去前线司令部研究郭汝瑰的起义。1949年6月18日，梁佐华从香港回到上海。第二天一早，梁佐华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这时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副市长潘汉年已经披着衣服在忙碌地办公了。 “你先坐一会，我把手头的事办一下就和你谈。”潘汉年看到梁佐华就招呼说。 潘汉年一目十行，手不停批，很快就把手头的事办好。他回过头来亲切地对梁佐华说：“现在我们就要进军西南，72军正在四川，如果起义成功，将会起很大的作用。” 潘汉年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梁佐华，他也兴奋地说：“华南局要我回来就是研究这个问题，听你的指示。” “进军西南是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你先回家休息。由我写信给二野驻沪联络处，他们会派人来找你，然后去南京二野司令部具体商谈起义工作。” 潘汉年又说：“江南虽然解放了，但还有大半个中国尚待解放，潜伏的特务还多。搞起义工作，还要十分机密。蒋介石抓到你们这些搞策反起义的人，是格杀不论的。” “谢谢首长的指示。”梁佐华答。 6月21日，仅隔一天，二野驻沪联络处的负责人张光西就带着潘汉年的亲笔信找到梁佐华，约定日期，张光西亲自陪同梁到南京去。当时梁佐华要回潘汉年的亲笔信作为纪念。文革中，红卫兵抄到了这封信，“与大叛徒勾结”，梁佐华被关押7年。这是梁佐华始料不及的后话。 10天后——7月1日，梁佐华到二野司令部。与柴军武（处长）、李潢（科长）、张光西（参谋）共同研究商量后，决定派干部两人化装成商人秘密入川，就近指挥郭汝瑰的起义。 “去的同志不能带任何文件，也不带介绍信，他们与任廉儒、郭汝瑰又不相识。这怎么办？” 商量中遇到难题。对柴处长提出的问题，一时间在座的人都想不出办法。 “有了。”梁佐华忽然高兴地说。 “我可以介绍一个人陪同这两个干部去川。”梁佐华又说。 “是谁？你快说。”柴处长催促他。 “他是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生，他可以托词回家，他有警官身份也可掩护这两位同志进白区。”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 任英儒、赵力钧、展云剑三人经历重重险阻，乘船经过宜昌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同船的人死了不少，三人幸而安然无恙，于8月间到了重庆，与任廉儒接上关系。 任廉儒带着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展云剑另有任务去了别地）到泸州来见郭汝瑰。郭汝瑰在宜宾视察部队，又辗转来到宜宾。 任廉儒与赵力钧找到一个偏僻的小茶馆，泡了两壶茶，边喝茶边打听郭汝瑰在宜宾何处。终于打听到郭汝瑰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的家里。任廉儒把赵力钧安顿在小茶馆里，径来肖家找郭汝瑰。 两人见面，任廉儒低声说：“党派来的人已经到宜宾，在什么地方见最稳妥？” 郭汝瑰想了一下说：“就在这里吧，在客厅说话是不会有人窃听的。” 赵力钧被带到萧家。又是拥抱，又是握手， 郭汝瑰似乎和他原就很熟，这样做当然为着给别人看。 谈到赵力钧的工作安排，郭汝瑰说：“赵先生是否请你屈就我的侍从副官，我们可以朝夕相处，有事可以立即商量。” “这，恐怕不行，除帮助你外，我还有别的任务，你需要我时我自然会来的。”赵力钧说话非常坦率。 “我最好留在重庆。”赵力钧又说。 郭汝瑰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到72军的重庆办事处去当办事员。” “他用什么名义进去呢？弄不好人家会怀疑的。”任廉儒说出他的意见。 “这倒是的。”郭汝瑰双眉紧锁在想着能否有个妥善的办法。 “让他持一封要人的八行书，而你非安排不可。”任廉儒说。 “你这一说提醒了我。你们去刻一方顾祝修的私章，用他的名义写一封信来请给亲戚赵力钧安排一个小工作，我一回泸州就来见我，我就派他去重庆办事处。这是妥当的。”郭汝瑰不急不忙说了一套办法。 “顾祝修何许人？”赵力钧问。 “他嘛，总参谋长顾祝同的弟弟，这样的面子，我这个军长不会不给。安排你谁也不会怀疑。” 商量定当，三人大声说笑了一阵。任、赵两人告辞。 几天后，郭汝瑰回到泸州，赵力钧果然拿着顾祝修的介绍信来了。 郭汝瑰装着并不相识，看了信笑笑说：“你是来谋小差事的，既是顾先生力荐，我怎么不安排呢。” 他把军需主任叫来，说：“这位赵先生是顾总长的弟弟介绍来的，你就把他安排在重庆办事处当办事员，他做事不做事听他的便，照发他薪水便了。” 赵力钧就此有了公开的身份，在重庆安下来进行着他的活动。 10月，秋风吹叶落，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历史悲剧用空前的速度在演最后的一幕了。 1949年10月13日，国民党的残军撤离广州，所谓“政府”迁到重庆。10月15日在重庆正式办公。 抗战时期，重庆曾作为国民党政府的精神堡垒，而现在由于挑起反人民的内战，这时已是“燕巢于飞幕之上，鱼游于沸鼎之中。” 已经退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又重新跑到台前，想挽救残局，然而“唿喇喇大厦将倾”，“寻好梦梦难成。” 郭汝瑰从任廉儒那里得到消息：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的大军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郭汝瑰判断，二野的部队将要从酉阳、贵阳入川，先攻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将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72军必须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入成都与国民党的主力作战，自己利用这形势带部队起义。 就在这时——10月下旬蒋介石偕他的儿子蒋经国飞到重庆。他亲来主持作战会议。 重庆的街上，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柏枝牌坊。上面挂着“欢迎蒋老先生回到第二故乡”的匾额。 这实在是历史的嘲笑。 抗战时期，蒋介石曾借故杀了袍哥出身的兵役署长。而现在张挂欢迎匾的却是各个山头的袍哥。可见这时的民心向背了。 作战会议是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 郭汝瑰和44军军长陈春霖一同到了重庆。 陈春霖说：“我们开会得小心，丢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只剩这西南一角，老头子一肚子气，惹了他可要倒霉。” “你说得是，反正我们少说话就是了。”郭汝瑰说。 郭、陈两人走进会议室，会场里坐得满满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重庆的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三处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刘文辉、邓锡侯等一干人物。 会议室墙壁上挂着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图，室内横放一张餐桌。 蒋介石与蒋经国进来了。蒋介石背靠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蒋经国、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打横坐。 其余人员都围着餐桌坐。 蒋介石强作冷静面露一丝笑容，眼光扫视全室一周后，说，“目前党国正经历着艰危，希诸位协力同心，精诚谋国，同时要坚定必胜信念。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只要我们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待国际局势变化，我们就可反败为胜。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研究如何固守西南，共军从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说到这里，蒋介石面向刘文辉、邓锡侯说：“请大家畅所欲言，共献良策。” 静场片刻后，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按他的分析，共军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理由是此路交通方便，易于展开。他说：“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设防于川北剑阁一带，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 沈策说完后，会上没有人吭声。郭汝瑰原不准备讲话，加上又接陈诚的指示，要陈系部队紧靠胡宗南，他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这时陈诚系统的罗广文起立发言，他赞同沈策的意见，并主张72军不动，以免后方空虚。这正中郭汝瑰的下怀。 沈策、罗广文定了调子，其他人也不再说什么。蒋介石表示察纳雅言，又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你们两位有否高见？”这两人当然识相，都表示没有意见。蒋介石遂即作了把主力放在川西北的部署，这个圈子一兜就是几千里，这是兵家大忌。郭汝瑰心中暗暗发笑。 作战会议散后，郭汝瑰在重庆逗留一天后就回到泸州。 回泸州没有几天，郭汝瑰忽然接到参谋总部办公室的电话：“请即来重庆，委员长召见。” 是祸是福，郭汝瑰惴惴不安。联想不久前的几件事，他更感到凶多吉少。 不久前，陈诚的亲信赵志尧（预算局局长）来找他，说：“辞公（即陈诚）的意思，劝你把你太太送到台湾去安全些。” 这显然是人质！他当即以妻子老小到台湾无以为生为由顶回去。赵志尧以陈诚自会照管作辩解。他还是用种种措辞顶住。赵志尧才无可奈何而走。临走时，郭汝瑰要他传话： “请辞公放心，如果失败，我一定打游击到底。”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天，罗广文向郭汝瑰透露了一个消息：“据张群的政工处长陈国儒说，新闻局长邓文仪（字雪冰）要陈国儒严加监视你。”罗广文要他多加小心。 这同样是不祥之兆！虽然他借罗广文、陈国儒都在场的机会，吵了一顿。他嚷起来：“邓雪冰凭啥子说我靠不住？！我都靠不住，哪个才靠得住？我说邓雪冰才靠不住。”罗、陈两人自然安慰他，但难保陈国儒不暗中监视着。 …… 现在蒋介石又来召见，不去又不行。他只好舍命去闯了。 车到重庆，郭汝瑰才知道召见的并非他一人，还有44军军长陈春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重庆，林园，当年国府主席林森所住之地。小有花木之胜。蒋介石在这里接见郭汝瑰与陈春霖。 郭、陈两人连袂来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在那里等候。 蒋经国见到他们，把他们引进园内，又热情地说：“请稍坐，父亲马上接见你们。” 两人坐下不久，侍从副官招呼他们进去，只见走廊上摆着几张藤椅，刚准备坐下，蒋介石就来了。两人敬礼，蒋介石摆了摆手：“坐下说话吧。” 蒋介石两眼看着郭汝瑰，问：“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打仗有没有希望？” “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是有希望的。不说别的部队，就是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3个团正在紧张训练，另3个团都是医院里收来的老兵。新拨来的傅秉勋师成立得很早。因此，我以为这个仗是有把握打的。” “唔，唔，这好。”蒋介石说。 接着，蒋介石又问了陈春霖同样的几句话。 随后，蒋介石又对两人作了几句训示，即让他们走了。 蒋经国、陶希圣又把他们送出林园。 从此，郭汝瑰不敢再去重庆。其实他身边就有一个军统特务（参谋长许亚殷）随时都有不测。 11月初，解放军二野攻进贵州。这时蒋介石才弄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 11月14日蒋介石父子又匆匆从台湾飞到重庆，急忙调兵遣将。 蒋介石要胡宗南放弃关中，全力保四川。胡宗南的裴昌会、李文两兵团在广安通电起义。40万军队风消云散。 蒋介石又命令驻守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返回重庆，到乌江去布防。脚跟还没有站住，防线就被突破。锋芒所向，直逼重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在上海起义的刘昌义一样，蒋介石给郭汝瑰也加官进爵。国防部忽然电令郭汝瑰任22兵团司令，让他指挥本身的72军外，还有21军（军长王克俊驻乐山）、44军（军长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另外有3个独立师（都驻内江）。命令要他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 这当然是蒋介石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 郭汝瑰另有所谋——准备起义。 任廉儒到泸州来了。 在军部的密室里，郭汝瑰和他研究通讯联络问题。 “老任，你还是编一本密码吧，便于联络。”郭汝瑰说。 “由你编，编好后送一本给我。”任廉儒回答。 “我编，容易泄密。不如你编了，送我一本。上面写‘泸密’郭军长密存——陈诚。这样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敢问的。至于你来电只要写‘泸密，郭军长亲译’，这也无从泄漏。” 郭汝瑰的意见，得到任廉儒的同意。 对起义的地点，他俩又作了研究。 “现在重庆危急，你最好自告奋勇去守重庆。就在重庆起义。不然重庆的工厂与重要设施都会被破坏。”任廉儒说了他的意见。 郭汝瑰笑笑说：“你这意见当然好。不过，你不了解，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不同。我的部队是新组建的，意见不统一，也不听招呼，再加上部队里混进许多特务，特务控制很严密，到重庆起义困难太大，就在宜宾起义也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要在重庆起义可能弄巧成拙。” 郭汝瑰的意见说服了任廉儒。任廉儒表示同意。 两人又研究了一些其他问题才告分手。 不久后，郭汝瑰属下的新34师奉蒋介石的命令从内江驻地转移到泸州以南江门一带。这个师的师长柏恒是郭汝瑰的同乡（铜梁县），两人交谊甚深，郭一直把他看作是有血性的左道热肠的人。郭汝瑰要起义的意图，柏恒也知道。一到泸州，柏恒告诉他：“我师里的100团团长许汉洲是个特务，必须设法除掉，否则对你不利。” 新34师当时正在行进途中，郭汝瑰匆匆赶上去。他传下话：“部队暂停行进，军长要清点部队。”在蓝田坝的对岸江边，进行清点。许汉洲的100团，缺少100多名士兵，又丢失了枪。郭汝瑰勃然大怒道：“许汉洲，我一直信任你，你却是这样不称职，对我阳奉阴违。”“军座，人枪不足，我一定马上补齐。”许汉洲心想为这一点事军长要这样发怒。“不行，把他押起来。”许汉洲除掉后，他当即派了一名亲信当100团团长。解除了一个隐患。 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正好与柏恒的新34师成为鲜明对比。 1989年台湾出版的《百战军魂》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重庆撤退前，郭（时为72军军长）与同为‘天子门生’的徐孔嘉（当时72军参谋长）、傅秉勋（时为104师师长、傅为郭之姐夫）在泸州72军司令部密室，计划干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业——活捉蒋介石。 结果因为傅秉勋不同意，终未实行。” 这记载其实是不确实的。傅秉勋是郭汝瑰的妹夫（并非姐夫）。他们商议的只是起义，并非活捉蒋介石。 傅秉勋与郭汝瑰不仅是亲戚，而且有同窗之谊。先后在黄埔军校与日本士官学校两度同学。傅秉勋的104师当时驻守新津飞机场。郭因与傅有这样一些关系，又知道傅在30年代是共产党员，就发了一个急电，请他来泸州商量起义问题。 他应邀来了，选择了一个茂密的桂圆树林中进行密谈（并非是“72军司令部密室”）。他俩佯作散步。说到起义，傅秉勋面有难色地说：“我在新津，你在泸州，两地相距这样远，怎么能拉到一起呢。” “这并不难。我以兵团司令的名义，把你部调宜宾，不就行了吗？” “要是国防部派兵打我，怎么办？” “你真是聪明一世，胡涂一时，现在整个四川就只有我这个军是机动部队，难道我会打你吗？” 傅秉勋一时语塞。数分钟后，吞吞吐吐说：“不过，我想，再是战事失败，我就藏到松潘里边去，待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到时我再出来。” 郭汝瑰不禁笑起来，说：“我说你呀，真够胡涂了。你能算定三次大战一定能打起来？就是打起来，谁和谁打，胜负如何？再说就是蒋介石打回来了，别人有汗马功劳，你是躲在山沟里的，又拿什么晋见？” 郭汝瑰的一连串问话，傅秉勋无从回答，他低下头，半晌才说：“我不到你这边来，就到松潘去。” 郭汝瑰的劝说没有结果。 后来傅秉勋的名字却上了毛人凤拟订的“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在该计划第二部分“组织及系列”中写着：甘青川游击根据地，辖“三边靖绥反共司令部”四个师，总司令周迅予，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1951年藏族头人苏永和在松潘叛乱，傅秉勋担任指挥。解放军黑水平叛，傅秉勋开枪自杀在一条小河边。 就在郭汝瑰的起义计划在密锣紧鼓进行时，重庆已岌岌可危。11月29日行政院迁往成都。重庆市内秩序混乱。 蒋经国后来曾追忆这段情况：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末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升空之时，从江口渡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半小时后解放军由海棠溪进入市区，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 这是11月30日。 重庆既丢，成都门户洞开，无险可守。 12月7日，行政院再迁台北。 10日，成都也濒临绝境。住在中央军校的蒋介石父子，听侍卫人员汇报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父子俩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后离开军校。下午2时，凤凰山机场一架飞机升空，蒋氏父子凄凄惶惶最后离开大陆。 12月3日清晨，泸州，72军军部。 “你是郭军长嘛？” 郭汝瑰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我是。你是哪里？” “我们是第10军，军长杜义德。” 郭汝瑰猛然醒悟，这名字好陌生，莫非是解放军。他立即问：“你是解放军？”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那边回答。 “好！我按计划行事。”郭汝瑰回答。 放下电话，郭汝瑰后悔了。怎样的计划，对方是否知道？他拿起话筒问电话局，要他们再接过去。电话局回说不知是哪里打来的，无法接通。 郭汝瑰考虑，派人去和解放军联系。 派谁去呢？他想到新来的高级参谋徐孔嘉。 这徐孔嘉是有来历的。1927年郭汝瑰和他在涪州结识，徐曾是共产党员，不过已有多年未通音信。前不久郭汝瑰向任廉儒要军事干部，徐孔嘉突然来了。郭以为是党派来的，但问他与党是否有联系，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系。摸不清他的底细，留他任了高级参谋。 “孔嘉兄，有一件事请你办一下。” “什么事？您说。” “请你去找解放军。”郭汝瑰说得够清楚了。这时去找解放军当然是联系起义，不过不能这样说。 “去做什么？” “去联络联络。”郭汝瑰看他明知故问就这样回答。 “联络我就不去。”徐孔嘉这样回答。 郭汝瑰默然，心里另外有了主意。 当天，郭汝瑰下令所有部队向宜宾撤退。他所属的新34师已由江门向宜宾撤退中。 4天后，12月8日郭汝瑰的部队到了宜宾。次日上午郭汝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这时郭汝瑰已经成竹在胸，口袋里装着向解放军声明起义的信，待会上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宣读。 开会地点在233师师长赵德树的家里。出席的有参谋长、师、团长共11人。 郭汝瑰首先讲话：“解放军已经入川，国军完全垮了。形势这样紧张，今天请大家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出路。有人说‘仗是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畅所欲言，这关系到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大家的意见必须取得一致。现在请哪一位先说。” 他的话刚落音，233师师长赵德树首先发言。他说：“不能打了，这个仗怎样打呢，要打，我们就完，不如干脆和了吧。” 郭汝瑰心中暗喜，如果没有人反对赵的意见，事情就成功了。那知赵德树下面的话却变了。 “不过，司令的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不合算，共产党以后不会信任你。现在的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你走，我派一营人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着抬你走，三天就可赶到新津，再乘飞机去台湾。你看怎样？”赵德树振振有词地说。 这一下，全场惊愕。 赵德树的话明明是要赶走郭汝瑰。 郭汝瑰大感意外。不过他并不惊慌。因为这部队他完全能掌握，不仅全军营以上军官是由他委任的，而且许多团、营长是他的亲信与亲人。再说赵德树本与他私交甚厚，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在赵德树有危难时（因枪杀一临阵退缩的营长被国防部军法局扣押），曾救过他。有这两点所以他非常镇静。 郭汝瑰在想：赵德树这样讲，也许是因事先未和他商量，他在试探我起义与战的真正意向；或许他怕干部一时接受不了，发生意外，他挺身而出，为我担当危险。 想到这里，郭汝瑰胆气壮了，他说：“败军之将，谁还来和我们言和？只有起义一条路。不管是起义，或是打，还是由我来指挥。在这时刻，我岂能一人求安。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在一起。打，看来是绝路一条，仅有‘忠义’虚名，而留下孤儿寡妇。大家如果要打，我和大家死在一起；不打，那就起义！现在大家再发表意见。” “军长说得对，我们起义。”又是赵德树跟着说。 这一来，会场的气氛由紧张变为缓和。 “仗是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697团团长张纬说。 张纬的话还没有说完，冷不丁地698团团长吴让站起来说：“我反对起义！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为什么不打？比如一个女人，男人还没有死，就想改嫁，说得过去吗！？” 吴让这人原就桀骜不驯，他这一骂，会场的气氛又紧张起来。699团团长廖觉雄与其他人都低着头不说话。 郭汝瑰一看这情况，觉得会不能再开下去了，立即收蓬，他：“这是件大事，大家再去考虑考虑，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回到军部，郭汝瑰分析了会场情况。面对着这严峻的形势，各人都在作出选择，其中有少数死硬派不足为怪，只要大多数人能够意见一致。会场上699团团长廖觉雄的态度值得注意。现在他这一团负责宜宾的城防，对起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应该把他动员过来，否则关系到大家的安全。 他的想法得到军部高级参谋代参谋长徐孔嘉，干部学校教育长张继寅的同意。这两人建议233师师长赵德树去说服廖觉雄。郭汝瑰就把这任务交给了他们。 出乎意外，两人很快就回来了。而且赵德树与廖觉雄一起跟了来。 “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一进军长办公室，廖觉雄敬礼后就大声地说。 “这好啊！你可不能后悔。”郭汝瑰内心虽然很高兴，但面下很冷静。 “不后悔！什么情况下都不后悔。”廖觉雄的语气很坚决。 原来徐孔嘉、张继寅两人去找赵德树途中，正好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事情的发展意外地顺利。 水到渠成，郭汝瑰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给解放军的信，交给徐孔嘉。 “这个任务你不能推辞吧。信上我已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必武同志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郭汝瑰严肃地说。 “军长，你可能误会了。上次你只是要我和解放军联络联络，如果说是起义，我怎会不去呢。”徐孔嘉很高兴地回答。 徐孔嘉与宜宾本地的代表若干人，一起乘轮下行，江水滔滔，当晚就到了解放军16军的驻地，受到军长尹先炳与政委吴实的欢迎与接待。第二天（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与徐孔嘉等一起来到宜宾。 在发出《起义告官兵书》后，又发了起义的通电。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部在川南宜宾起义成功。 随后，张国华将军的18军来到宜宾。接着18军召开了72军起义欢迎大会。会场上，解放军一阵阵高呼：“向72军起义干部致敬。”72军的全体官兵从未受过这样的对待，很多士兵的眼眶都湿润了。此时，郭汝瑰的高兴自不必说。 郭汝瑰的72军起义通电在报纸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傅作义部的参谋长郭宗汾看了起义通电激动地说：“快了，快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起义了！” 正象多米诺骨牌，川军邓锡侯、刘文辉部也已起义。如汤沃雪，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失败了。 40年后，台湾的一本书还用愤恨的语言写到郭汝瑰的起义。文章说：“……黄埔嫡系并经日本士官校和陆大深造，受陈辞修将军特别赏识倚重（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军的最后本钱——72军在泸州（应是宜宾——笔者注）阵前‘归队’（郭本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的共谍），瓦解了国军的最后部署与士气。政府原以为退路的西康刘文辉、云南卢汉因以往遭受歧视，对最高当局怨毒已深，自然亦乘机投共。”（许逖：《百战军魂》）郭汝瑰起义的作用于此可见。 据熟悉郭汝瑰起义内情的人说：“蒋介石在台湾听到郭汝瑰起义的消息，气得捶胸顿足。” 沪京暴动案的余波在西南一隅写上了句号。郭汝瑰起义的成功是党的力量的感召，也是王葆真、任廉儒、梁佐华等人舍身忘我、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艰苦工作的结果。38年后，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得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这句话说出了郭汝瑰真诚的心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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