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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敌人屠刀下的幸存者，一生历尽沧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死囚牢里的王葆真，由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迎接出狱。先在上海永川医院治疗20天。民革特派员朱蕴山代表组织向他致以亲切的慰问， 20天后——6月17日，李济深电邀王葆真去北京。18日夜车赴京。到京时，董必武、吴玉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在北京车站迎接，民革主席李济深也亲到车站迎接。随后由李维汉陪同住北京饭店。 王葆真到北京不久，在周恩来同志邀请下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开国大典。 在狱中受毒刑拷打的王葆真，这时胃病发作了。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当即派人把他送进北京医院，并通知傅连璋同志要他主管治疗工作。傅连璋建议动割肾的大手术。手术前由李济深签字。经过精心手术与治疗，七旬高龄的老人又一次从死神的魔掌下解脱出来。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王葆真历任政法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老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老人的晚景坎坷曲折。1990年6月末，王葆真的女儿王振琳，远从北京给笔者寄来一本《王葆真文集》与一封信。 信上说： “……来信所提问题在文集上都可得到梗概。从各时期文章，可了解父亲的爱国激情百折不挠。在旧社会他与黎民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为蒋独裁政权所不容，在新中国与人民共沐朝晖，为党和领袖称做朋友，‘特邀’参加历年各次庆典，都因为他不再是他参与创建的党派的执委。直到去世10年后，该党的领导换为共同参加创建该党的两位老人，才得出此文集，两位老人一题书名，一写怀念文章。文集出版可慰藉友人对老人的怀念之情……” 这里所指的“两位老人”，一是屈武（题书名），一是朱学范（写怀念文章）。 王葆真是1948年民革在香港成立时的创建者与参与者，为什么不再是执委，又为什么以“特邀”身份参加历年各次庆典呢？ 回答这两个问题，涉及他20年的不幸岁月。 他是戴着右派帽子离开人间的。 50年代初期，河北洪水灾害严重，安平、饶阳、献县一带，每到雨季，堤坝溃决，洪水横流，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治理河北水患曾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河北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洪水灾害，受灾农田有4500万亩，受灾人口达1500万人，受毁灭性破坏的村庄有807个。王葆真留学日本时，对农田水利建设造诣颇深。这时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深入到海河水系的一些地、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又经严谨周密的思考，写了长达2万余言的治水方案——《沟池制》，郑重其事地送给领导，算作千虑之一得。他还以根治河北水患为中心内容，在全国政协与河北政协会上发言，岂料事与愿违，他的意见未予采纳，反因言获罪，被认为是“借水利问题捞取政治资本”的“政治掮客”，“是有组织的向党猖狂进攻”，有了这些罪名，也就被推入“右派”的行列。他内心自然是感慨万端，何以会有这样的处理呢，他坚信总有一天党会给他纠正的。 这样，王葆真就被打入另册。从此蛰居于北京西城区的松鹤胡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一到10年动乱，他又遭难。四间简陋平房，梳篦似地抄了几遍，结果除几件衣物外，什么金银财宝，什么存折现款，一概全无。真应了“两袖清风，一肩明月”的赞言。 历史终于翻到新的一页。 1978年1月8日，党为王葆真的逝世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沈雁冰（全国政协副主席）主持，出席的有乌兰夫、邓颖超、王震、康克清等人。遗体葬于八宝山。 1979年，党为王葆真的右派问题作了平反改正。 他——不愧为一位“为国为民终生不渝的老英雄”（陆定一语） 1990年5月，在毗邻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的一侧，上海民革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当年与王葆真一起战斗的梁佐华先生。 他已80余高龄，精神矍铄，说话声音洪亮。在他盛情邀请下，我造访他在瑞金二路的寓所。我们是步行去的，一路上他步履沉稳，还时时关照比他晚出15个春秋的我。 谈到王葆真先生，他流露出非常崇敬的神色，他说：“卓山先生把一生献给革命，高风亮节令人敬仰。当年他不幸被敌人逮捕，我和任廉儒有幸逃出上海去香港。后来我又从香港回上海，按中共华南局的指示，继续联系郭汝瑰的起义工作。” 他又说：“王葆真先生写了一本自述，交给我保存。这是留给我们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 梁佐华——这位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民革成员，谈起他解放后的经历，深深感到自己的幸福。他说：“饮水思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由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等千千万万的烈士流血牺牲所缔建的。孟士衡的音容笑貌，至今想来，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际。” 梁佐华在解放后也有过短暂的不幸，说短暂也有2500多个日子，整整7个年头。他说：“1949年6月19日，我从香港回到刚解放的上海，在上海市政府见到副市长潘汉年同志，联系有关郭汝瑰的起义问题。他说这事将由二野驻沪联络处派人带着我的信来与你联系。二野驻沪联络处的负责人张光西来找我时，果然带着潘汉年的亲笔信。后来我把这信保存起来留作纪念。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在抄我家时抄到这封信，硬说我与‘大叛徒’潘汉年有秘密勾结，通宵斗争，后来抓进公安局，整整关了7年。” 梁佐华在1985年离休。现在担任上海民革市委顾问，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梁老给我来信说：“我虽年逾8旬，身体很好，健步如常，尚可发挥余热。”（1991年4月8日来信）近年他写了数万字的文史资料。 在和梁老的谈话中，我问起他的战友、当年与他一起做郭汝瑰起义工作的任廉儒。梁老黯然神伤。 他说：“任廉儒已经过世了。”说完，他低着头。几分钟后，他又说：“任廉儒同志当年是中共中央军事情报处的负责人，由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郭汝瑰起义成功后，中央考虑他的身份没有暴露，准备派他去香港作秘密工作。因当时他的血压过高，而未成行。岂料1953年7月13日，廉儒同志突患脑溢血，逝世于重庆。遗体葬于重庆磁器口杨公桥附近，董必武同志为他写了碑文。” “象任廉儒同志这样不求名利，甘作无名英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说了自己的意见。 “对，对！是这样。”梁老神采飞动，赞同我的看法。 话题中，我们谈到了起义将领郭汝瑰。 梁老在抽屉里翻出一份剪报，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这是刊于《人民日报》（1981年5月18日）四版的一则消息。内容是： 昔日起义将领今日共产党员 郭汝瑰体谅国家困难谢绝上级的照顾 （本报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郭汝瑰，自去年4月9日加入共产党后，不遗余力地为党作贡献。最近，他主动交回拨出的16000元修房费。 郭汝瑰今年74岁，四川铜梁人。原是国民党72军军长、22兵团中将司令官。1949年12月9日（应是12月11日——笔者注），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历任我军军长、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等职。1970年离休回四川，现在住在其儿子处。 组织上批准郭汝瑰离休时，他主动申请不进大城市，不住干休所。他认为，一个人离休或退休后，就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照顾，不能再给组织上增添什么麻烦。他在巴县和北碚的住房，都是由当地房管部门给分配的，现在住着一套三间的房子。按总后有关规定，组织上准备给他拨出16，000元修建住房。他听说后，主动向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写出退回修房拨款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经过学习今年中央的有关文件，知道目前国家经济有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为国分忧。” …… 我看完剪报，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敬意，同时问：“郭将军近年的情况？” “这几年郭将军埋首笔耕，把他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回忆录，同时还担任《中国军事史》的主编工作。”梁老答道。 看来解放后郭将军是一帆风顺的，是否也有过小的挫“小挫折是有的。”梁佐华说。 1957年，郭汝瑰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肃反运动开始，一个教员，说他自己是特务，检举郭汝瑰是特务组长。真伪难辨，郭汝瑰先被隔离反省，后宣布逮捕。当时郭汝瑰万念俱灰，曾作诗两首以明志： 一 闻道现行罪证齐，魂飞汤火命如鸡。 案情当有澄清日，领导英明我无欺。 二 谁知平地起风波，镇日铁窗唤奈何！ 最是亲恩忘不了，征衫点点泪痕多。 假的终究是假的，后来经过组织调查，董必武、王葆真、赵力钧、任廉儒的爱人罗莹澄等同志的证明信先后寄到，终于真相大白，郭汝瑰被释放，主持运动的同志向他平反道歉。 郭汝瑰对这件事曾说过这样的感受：“……这时情况大白，不想死了，但是感觉这种运动恶作剧，身受的人精神肉体都受折磨，还是实行民主法治，依法办理为好。” 郭将军的话无疑值得人们三思。 当年民革上海临工委的重点策反对象是淞沪警备副司令、北兵团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梁佐华也曾参与策反工作。 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入刘昌义将军解放后的情况。 “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梁”老的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上海的战火停熄，刘昌义的部队交给三野27军，他到三野政治部训练团学习。学习结束回到上海，协助华东军政委员会作解放舟山的工作。他在学习总结时，三野政治部确定他与一个处长及两个通信员作为起义，随他起义的部队算投降。一个时期，报纸上有时说刘昂义起义，有时又说是投降，和这原因有关。 解放舟山时，刘昌义秉承陈毅司令员的意旨，秘密派他的亲信部属戴中琪到舟山去策反国民党13军军长石觉，后因策反事机泄密，戴中琪被国民党军活埋。继续派去的化装成商人的刘仲安、宋跃武，也被国民党怀疑而遭逮捕。1950年，刘昌义被选为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担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顾问；1954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从1956年开始，刘昌义历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委员。 从1957年至今，刘昌义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委。 1985年8月19日，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给刘昌义颁发了起义证书。 他得到了人民给予的荣誉。 经过多方辗转打听，笔者在南京城北偏僻的一隅，见到了当年在上海敌人心脏里率三千士卒起义的江南纵队少将司令程海山。 他魁梧高大的身躯，可以想见当年的英姿。然而当年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垂垂老兮。伴着他的是一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老妻。室内没有雅致的陈设，凌乱的杂物到处摆放着。 这位久历戎行的武人，解放后改行在教育界，但又并不是在讲台上。 他在南京市23中任总务主任。高级教师职称。 他也有一段辛酸的往事。他曾经被摒弃在人民之外。三中全会后获得新生，担任过南京市政协委员，现在任南京市民革白下区文教支部主任。 “过去的让他过去。往事如云烟，我并不介怀。”他对笔者说。 然而，使他难以忘怀的是王葆真曾指引他走上起义的道路。 他找出了几封王葆真给他的信。 1974年6月28日，王葆真给他的信说： ……来书诵悉，回忆往事，一言难尽。今者您我都健康，感谢伟大领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两年来我身体感到多病，今届94周岁……人都羡慕我身体健康。但自己感到非常惭愧，一生革命，一事无成……我对同志讲这话，是希望同志多读毛主席和马列主义著作，掌握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就是美好光明的前途。 “你看，王葆老是这样谦逊又这样关心我。”他插话说。我又看了另一封信，是1977年4月16日写的。这一年王葆真就逝世了。这是珍贵的遗笔。 信说： 收到来信，颇为高兴。你在我国最大都市上海解放时立下功勋，记录在《解放上海大事记》上，名重史册，深表庆贺。还承你来信对我的引导极力奖饰，我以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愿意今后共同努力互相勉励。 你起义的事迹，我知道时已晚。如在解放初期还可以向领导上反映得到表彰。上海起义的将领还有刘昌义同志，也是经我策动鼓励的。此时他还在上海，可惜当时因我被蒋匪拘捕入狱，不能使你们连络起来，否则声势更大，效果更好了…… “你看，葆老设想得多好。当年我要是和刘昌义连络上了，这战果就更大了。” 说到这里，他沉默片刻，又说：“令人伤怀的是王葆真先生就在这年去世，那时他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想来是他深沉的感慨。 邻接高大巍峨的南京中华门城墙，一条逶迤曲折的窄窄的街道，正是雨后，道路泥泞，举步维艰。在一个迷宫样的小巷深处，一个院落里，我见到了1948年南京地下民革的成员王留一先生。 民革南京临工委组织委员马骏名是王留一先生的好友。笔者此行的目的就是了解马骏名生还后的情况（马骏名是解放后出狱的） 王留一先生也饱经沧桑，曾被打成右派。虽年已望七，但身体硬朗，豁达豪爽，热情待人。首先谈的却并非马骏名而是孟士衡。 “孟士衡烈士是吉林省珲春县人，生于1906年7月27日。孟烈士原名昭铨，又名十道。他的家庭是个忠烈之家。大哥孟昭铭（又字鼎新）遭日寇杀害。他的三弟黄铁城（参加革命后改名）在193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曾被日寇囚禁在旅顺。孟烈士后来为革命牺牲，和他的家世有关系。” 王留一神采飞动地谈起孟士衡。 “你见过孟士衡吗？听说马骏名与孟士衡的关系很深，所以他让马骏名负责组织工作？” “孟士衡见过。他身材高大，脸色微黑，有关外人的豪放气概，说话爽快，他嫉恶如仇，常常痛骂蒋介石。1948年我在夫子庙的新都照相馆工作，孟士衡与马骏名常借我的地方开会或打电话。不过相比起来，我和马骏名的关系更熟些。” “说起孟与马两人的关系，又得叙述孟先生的经历。孟先生是抗战前在北京中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继续从事教育，先后在北师大附中、广安门中学教书。抗战暴发后，孟士衡参加冀察党政分会工作，成为王葆真的部属，两人相渝以沫，安危共仗。孟士衡随王葆真去晋西北与朱德会晤，返回洛阳后，孟士衡就被特务逮捕囚禁于洛阳黑洞监狱达一年，经王葆真力保出狱。后来孟士衡到河南新蔡任今是中学校长，这时马骏名在这个中学任教师、教导主任。这是孟马两人结识的开始。从此起，马紧紧相随着孟，因两人志同道合，孟也赏识马的才干。这样就不难理解孟士衡要把组织工作的重任交给马骏名了。” “你能否谈谈对马骏名的具体印象？” “说起来，我对马骏名的了解远比孟士衡要多，因为马是我的具体联系人。马骏名也是东北人，中等身材，善于说话，分析能力很强，我的直觉印象，他这人比较沉着。京沪暴动失败后，他把140多人的名单藏了起来，没有被敌人搜去，不然将会有更多同志逮捕与牺牲。” “马骏名在解放后的情况怎样？” “这，这。”王老思考后说：“解放后，马骏名先在南京，并不如意。以后回到北京。听说不久就死去了。他有后人在北京，我和他的后人没有联系。” 四十年已经过去，孟士衡烈士的墓木已拱，他家庭的情况怎样，这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笔者从王留一处得到了孟烈士的妻子秦秀卿女士的通信地址。 秦女士当年是国大代表，是南京地下民革利用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吉林妇女代表名额，以合法斗争的手段取得代表资格。 1949年，孟士衡的寓所在南京珠江路过小铁道处。南京地下民革出事后，秦秀卿遭到软禁，她们的寓所遭到几次抄查。同时几个特务卧底（潜伏在她家中），等待革命同志上钩。秦女士着急万分，为其它同志免遭无辜灾难，她暗地和家里的女佣刘淑华商量，想出一个办法。刘淑华利用每天早晨外出买菜的机会，或在路上，或在大门口，见了熟人就说：“孟先生出事了，请赶快躲避。”当时孟士衡的东北同乡姚凌久（立法委员）、曲银轲，还有民革成员傅熙先都幸免于难。 秦秀卿被软禁，有一位比较进步的立法委员李峰申张正义，把这情况反映给美联社记者。一位美联社记者亲自上门访问，当着在场监视特务的面，秦秀卿气愤地说：“按宪法规定，国大代表不得任意逮捕和拘禁，然而政府无视宪法，通过宪法的国大代表都无辜失去自由”。美联社记者把这情况捅了出去，国民党政府只好恢复秦秀卿的自由。 秦秀卿在恢复自由后，立即上书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两先生，同时又上书代总统李宗仁请求释放孟士衡与其他政治犯，这样有利于当时正在进行着的国共和谈。结果秦秀卿上书并没有起到作用，孟士衡还是牺牲了。 孟士衡被追认为烈士，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秦秀卿女士告诉笔者，她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后，中央民政部和省民政厅及徐州市民政局以及各级民革组织，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调查清楚，追认孟士衡同志为革命烈士。1981年4月7日《南京日报》发表‘民革南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孟士衡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多年沉冤，终得昭雪，生者感奋，死者含笑九泉。” 秦秀卿女士现在安度幸福的晚年。 民革南京地下组织的另一负责人胡勤业（副主任委员），自逃出特务魔掌后，仍然是反动政府通辑的要犯，南京很难久藏。后来由民革成员陈里特、陈康文两兄弟的伴同下从南京尧化门搭火车到了上海。在上海与杭州二地，隐藏了二个月。 1949年4月22日，胡勤业在上海听到解放军已经渡江的消息，他冒险赶回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胡勤业与刘海亭、冯子厚配合维持地方秩序，同时得到中共的支持，成立民革南京办事处。二个月后，胡勤业去上海。由华东局组织处长陈约珥介绍，到私立台光小学（上海台湾同乡会所办）任校长。以后定居在上海，现已去世。 民革南京京临工委的妇运委员夏琫瑛，是京沪暴动案被捕人员中唯一的女性。 这位从敌人死牢中喜庆生还的巾帼英雄，她急公好义，为人排难解纷。解放后她一直活跃在南京与江苏的政坛，人们盛传她的许多事迹，还尊敬地称她为夏大姐。 现在76高龄的夏大姐，她担任很多的职务。她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监委常委，江苏省民革副主委，南京民革主委，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委。 在唐代诗人韦庄吟咏的“依旧烟笼十里堤”的南京古台城畔，那座幽美洁净的寓所，笔者多次访问夏大姐。不管是风雪交加的冬夜，春风和煦的春晨，她的室内都是春意盎然。 夏大姐的的记忆力相当好，谈起当年在敌人死牢中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如绘。 她说：“孟士衡、吴士文两同志（肖俭魁关于别处）死难那天，从狱中提出，我还以为是通常的审讯。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知道情况不妙。直到第二天，一个新的犯人进来，才知道他们已光荣牺牲了。” 她又说：“孟士衡烈士不愧是个英雄。他受尽酷刑仍坚强不屈。在牢里，敌人给他加上最重的铁镣。我听了他的铁镣拖在地上的噹啷声，心都要碎了。敌人给他上老虎凳时，加上了七块砖，腿骨断了。牺牲那天，我看到他的腿拖着在地上走。” 她说：“孟士衡同志的牺牲，充分体现民主党派与中共的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吴士文、肖俭魁两人是中共党员）。为追认孟士衡同志为烈士，我摆出种种理由，据理力争，有一次曾与不同的意见，争论了四个小时，终于有关方面同意追认为烈士。” 夏大姐还谆谆嘱咐笔者：“我们回忆往事，是为了不忘过去斗争的艰难岁月，同时也是激励和教育年轻的一代更加热爱今天。” 是的，“弥天风雨忆艰难，”我们的新的一代将更奋然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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