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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峰 我一直为1988年没能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而耿耿于怀。从北美最高峰回来后的第二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春天，进行了海峡两岸首次联合攀珠穆朗玛峰活动，我也是成员之一。不过队长曾曙生一为确保一名台湾队员登顶，二因对我的登顶实力没底，所以起初他只是计划4名藏族队员为台湾队员吴锦雄保驾，我没有进入突击队的名单。 我知道，我只有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一切，只有一声不吭，在突击顶峰的前期建营运输过程中，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能力。最后台湾队员也为我打抱不平了：为什么不让王勇峰上？这样我才被排进突击队名单。 5月4日，冲击顶峰行动开始前一天，突击队员从海拔8300米高度的六号营地向突击营地运动。跟在我后面的吴锦雄因没有节制地吸氧，把瓶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他实在走不动了，连话都说不出了，我突然感觉到腿上有东西在拽，停下脚步一看，是吴锦雄用雪杖在钩我的脚。我停下脚步，他恳求我把氧气瓶让给他用。我想了想，取下了自己的氧气瓶。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做，几乎意味着选择死亡。 而我也真的差点儿死在山上。 5月5日凌晨，我们6 名登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到了。 这是8680米的七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我们都很为他担心，他还能完成登顶任务吗？ 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时我们才出发。 近10年的登山生涯中，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儿。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太重要了，尤其是在珠穆朗玛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至少零下30度。一冷，天就好。 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雄的后面。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气调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儿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一步要是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也就无法完成了，生命也会受到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顶队员，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我能战胜它。横下一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很多，体力消耗太大。 12时40分，4名藏族队员首先登上顶峰。 13时20分，我终于登上了顶峰。激动，使我忘了失明和疲劳。 10分钟后，来自台湾的吴锦雄也成了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我们拥抱在一起。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合登山队的队旗。这时，藏族队员加措看到我今天的氧气又耗尽了，便把自己还没用的氧气瓶解下送给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了顶峰！我很感激他，他真是救了我，凭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当天下撤到7790米的五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但谁能想到呢？在极度的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氧气瓶还没有放稳，就骨碌碌滚落到山下去了。我懊悔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出现意外实在是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13时40分，我们开始下撤了。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行动艰难。对于我，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由于缺氧，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我远远落在其他人后面。眼见5位战友离我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七号突击营地。 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足有90度，一只眼睛难以判断方位，我更加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一种登山器械）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右脚突然踩空，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这一瞬间，我心里咯喀一下，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这下命肯定是丢在这里了。” 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在海拔低的地方要翻身也是很难的，更别说是在海拔87O0米的高处了。只能是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在岩壁上乱踢。幸亏我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我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很快阻止了下坠，头朝下挂在陡壁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我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常。我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七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希望。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七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3 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 。我一头栽进帐篷，就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别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有划着火。虽然连口水也喝不成了，但是氧气救了我的命。 当时的一篇报道记录了我在山上吸氧时大本营的情况：“再说西藏队员和台湾队员都于当天返回7790米的五号营地，人们惟独不见北京队员王勇峰。” “等到天已黑透了，还不见王勇峰回来，大家都很着急。此时王勇峰的步话机也丢了，大本营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中国登协有关领导整夜未睡守候消息。直到第二天中午前，大本营的队友们不断地用高倍望远镜向山上降望，也没有观察到任何人影。” “5月6日，快11时的时候，望远镜中突然出现一个小黑点，从突击营地的帐篷里爬了出来，慢慢向山下移动。这简直是死而复生！大本营一片欢腾……” 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看来，这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但是，现在我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绝无力气再返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五号营地。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5月7日上午，守候在7000米四号营地的队友攀上五号营地，把我接应下山。由于在山上冻伤严重，我一回到北京就被送进了医院，截去右脚的3个脚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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