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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峰 阿空加瓜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位于南纬32度39分、西经70度，海拔6964米。我和李致新一行6人终于到达耸立在阿根廷境内的这座著名山峰脚下了。和以往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一样，到达阿峰以前，除了它的海拔高度、颇有名气的高空风以外，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阿空加瓜山是世界最长的安第斯山脉的主峰，也是西半球的最高峰。自1897年1 月14日瑞士登山家楚布里根首次成功脊上此山以来的近百年间，许多人攀抵峰顶，但也有不少人功败垂成，死于途中。最悲壮的莫过于阿空加瓜山脚下的那60座墓碑，就是为这些遇难的人修建的。 为了保证登顶的成功，1994年12月3 日，由李致新和我及领队白建强和一名记者组成的中国北辰南美登山队，先飞往加拿大埃德蒙顿市，进行包括野外冰壁攀登在内的为期3周的针对性强化训练。 12月31曰，我们4 人与两位打算共同攀登此山的加拿大朋友兰迪和达戈会合，再一起辗转抵达阿空加瓜山脚下海拔2750米的智利印第安乔小镇。 1995年新年的第一天，沿着奥考尼斯山谷寸草不生的碎石路，一步一步走向险峻而美丽的阿空加瓜山。经过两天30公里的艰苦行军，我们于1月2日傍晚到达海拔4230米处，建立了本次攀登的大本营。 如果说与以往有何不同，那就是作为登山运动员，我们这是第一次靠自己联系协作单位落实登山经费的。说起来还真有点戏剧性，与我们协作筹款的北辰体育文化公司，直至登机前几天才最后落实全部经费，虽然我们并未负责具体的筹款事宜，但长达9个月的筹款过程，其间一波三折，令人心焦的折磨实在难忘。 同行的6 人中，有两位加拿大朋友兰迪和达戈。喜爱旅游登山的兰迪曾在中国任外教，在那期间我们结识。他曾想卖掉在加拿大的房子，在北京搞一个经营性的攀岩馆。后来听说我们要去阿空加瓜，在得知我们经费上的困顿状况后，他表示也想去，并主动表示愿意做点贡献，帮忙拉赞助。于是他在加拿大向100 多家企业发信，可叹的是竟无一回音。聊以自慰的是最后取得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支持，同意提供优惠机票，这就是为什么目标是南美的阿空加瓜，我们却要跑到北美的加拿大兜个大圈子的原因。 12月3 日，我们到达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市，这是兰迪和达戈的家乡。在这里会齐后，我们立即着手采购装备和食品，并进行身体训练。 12月28日，经两次转机、18小时飞行，29日我们到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31日，我们穿过智利和阿根廷边境到达阿空加瓜山脚下的印第安乔小镇。从这个海拔2700米的小镇可以远眺阿空加瓜峰。小镇上几乎没什么人家，只有几家为登山者休息而设的旅馆。 我们在一个小店住下。晚上，小店里来了许多人唱歌跳舞，这时我们才回过味儿来，再过几小时就是新年了。远在异乡，为了淡化一点思乡之苦，尽管事先定下了厉行节约的原则，我们还是要了4 罐价格很贵的啤酒。显然黄皮肤的亚洲人在这里就是少见的“老外”了，旅馆主人对我们这些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的人似乎明显抱有好感，在迎接新年的夜晚，他热情地赠送了一瓶香槟和一盘煎饺子。 1995年元旦，我们在小镇雇了两头驮运登山装备的骡子离开小镇，向阿空加瓜进发。2日下午抵达4250米的大本营。 大本营平坦宽阔，100 多顶鲜艳的帐篷花团锦簇般地早已立起，将近20多支登山队数百人已先期到达。南美这座著名的最高峰早已成为阿根廷的一大旅游圣地，而且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赚取外汇的来源。最令我们惊奇的是，这里为各国登山者提供服务的主力军竟是阿根廷军方，他们可提供直到直升机救援在内的服务，价格当然非常昂贵。 在大本营，我们再次成了“珍稀动物”。 “你们从中国来？”许多不同国度的登山者面露惊奇之色。 1897年，当瑞士一名登山家历经数月成为第一个站在阿空加瓜峰顶的人之后，迄今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登过顶峰。据说，每年到这里的世界各国登山者有近千人之多。然而，据当地人讲，黄皮肤的中国人到达这里还仅限于10多年前台湾的一支登山队。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来阿空加瓜登山本身就是新闻。他们的疑问又使我想起了这次漫长的经费筹集过程，而且还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角色意识——我们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着12亿人口的中国。 “中国远征队阿空加瓜峰登山队”成了热点，很多人都来打听我们这支队伍的情况。当他们知道我和李致新曾经登上过珠穆朗玛峰、麦金利峰、文森峰时，更是惊奇万分。 有一个老兄说，他不知道中国登山者竟这么有实力，既然如此，阿空加瓜应该不在话下。到达大本营物色搭帐篷地点时，我们这支队伍的领队、北辰体育文化公司的总经理白建强不知为什么放弃了李致新示意的搭帐篷的地点。按一般情况看，这是个不错的地方。但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角落搭起帐篷。原来那块地方被一支稍晚一点到的日本队占用了。 3 日早晨，一个绝对属于“天意”的情况出现了。在大本营上方约1000多米高的地方，一块巨大的石头惊心动魄地朝着大本营方向滚下来。巨石在下坠的过程中不断的猛烈的碰撞中崩解和发出巨大的响声，营地中的人全都被惊动跑出帐篷。眼见着，崩解的碎石呼呼地向大本营方向跳跃而来，9 顶帐篷被击中。白建强国自作主张选择别处而幸免，那个“后来居上”的日本登山者的帐篷却被砸毁了。 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白建强运气竟如此之好，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上帝与我同在”的话来。的确，这次登山活动，我们的运气好极了。 4 日，我们开始向上行动，当天即赶到5400米的二号营地，然后又返回4900米的一号营地。我们回到一号营地时，兰迪和达戈知道我和李致新只用了3 个半小时就从大本营上到二号营地时，惊讶无比，因为到大本营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般这段行军路程需要八九个小时。 “现在我们才算知道什么是职业登山，今后你们俩怎么做，我们就学着怎么做。”兰迪、达戈打心眼儿里服了。 此次登山，白建强更是无条件地信任我们的实力。然而，这些信任对于我和李致新也是一种压力。这是国内企业首次出资赞助登山，是中国登山运动与企业联姻的关键的第一步。我们这次很运气，遇到了北辰体育文化公司这个合作者，白建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坚信南美之行一定能成功，并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此行奔波。但也正因如此，这次登山对于我和李致新来说，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压力。我们不仅要登顶成功，还要考虑从宣传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把攀登过程拍摄下来。毕竟已有10年的登山经历了，这10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我与李致新决定，5日和6日在大本营休整两天后，7 日进人海拔5850米的突击营地。 突击营地到顶峰这段高差达1100米，山顶的风力一般在8 到10级。从了解到的情况中我们得知，过去一般登山者从突击营地到顶峰需要10小时左右。最困难和危险的地段，是接近顶峰时有400 米风化极为严重的碎石滑坡。在这段碎石滑坡上行走常常是进两步滑退一步，体力消耗极大。许多登山队都是因为在此地段耗尽体力而放弃了努力。曾有一位美国登山家在登顶后无力返回而死在顶峰，这几乎可以说是活活累死的。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两位加拿大朋友和随行记者刘文彪都有十分强烈的登顶愿望，他们希望在整个登山计划中考虑他们的愿望。两位加拿大朋友曾经攀登过一些4000米一500O米的山峰。整个登山队分为两个攀登组：A组是我和李致新，B组是兰迪、达戈加刘文彪，他们先于A组向上运动。白建强留守大本营。 6日，B组进驻一号营地。夜晚，阿空加瓜峰顶出现了一块一动不动的蘑菇云。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我们心头。我和李致新清楚地记得，1992年在麦金利时也曾见过这种云，它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立即把情况报给白建强，他听后非常焦急，四处询问天气的情况，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 其他国家的登山者也开始议论纷纷，但都拿不准这块蘑菇云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个德国人跑来问我们，我们告诉他这是天气转坏的预兆；他也告诉我们，他的智利向导认为两三天内将会有一场特大暴风雪。 我们的心情沉重起来，如果真如那位智利向导所说，登顶计划就吹了。因为根据这里有经验的人讲，阿空加瓜地区这场特大暴风雪至少要使整个登顶计划延误10天甚至半个月。如此，我们的食品、燃料都不够。 7日下午4时，狂风仍在刮个不停。左思右想后，我与李致新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实施登顶计划，抢在暴风雪到达之前登上阿空加瓜峰。4 时40分，我们两人顶着狂风开始向二号营地攀登，同时也通知先期到达一号营地的B 组向二号营地攀登，两个组在二号营地会合。 晚8 时30分，我们到达二号营地。顶着强劲的高空风支起帐篷，钻进帐篷倒头就睡。由于海拔高度上升，大家都有些头疼，再加上疲劳和狂风肆虐，当天晚上休息得并不好。 8日下午3时，我与李致新到达突击营地。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为纪念攀登阿峰遇难的德国登山家而修建的几个小木屋，小木屋已被狂风吹得破烂不堪、在突击营地，当天已有一名德国登山老者孤身一人在那裹扎营。 9日清晨，只喝了几口开水后，7时我与李致新准时开始进行突击行动。 真是运气，这天万里无云。100 分钟后，我们上到6500米高度，连我们自己也觉得神速。但接着是一个平均坡度40度的岩石碎屑坡，最艰难的路段出现了。走两步滑落一步的情形，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行动节奏，没想到这最后400 米高度竟用了3个小时。 高度近400 米，槽中全是松散的碎石，像沙地一般，上两步就会下滑一步，体力消耗极大。加上这里海拔已超过6000米，我们对缺氧的反应很大，全身疲软，头痛眼花。每上升两米，就不得不趴下大口喘息一阵，而在这过程中，又滑下去一米！我感到右脚的截指部分阵阵疼痛。毕竟才出院3个月。 山上狂风怒号，呼出的热气瞬间便在羽绒帽贴着前额和两颊的边沿上冻结成冰碴。只有咬紧牙关向上攀登。终于走出碎石槽，来到6850米的西北山脊。前面山脊的宽度不足1 米，风大人站不稳。无法在山脊上行走，否则就会被狂风吹下悬崖。我们选择了在山脊两米左右的地方，顺着山脊前行。这时候，因体力消耗已近极限，加上缺氧反应，感到头昏沉沉的，精力已难以集中，只是机械地一步步向前迈腿。 翻越过一块巨石后，突然看到了竖立在顶峰上的标志——一个铅质十字架。现在我们距离顶峰只有10米了，一股狂喜的热流涌遍全身，涤荡了所有的疲惫。我展开藏在怀中的五星红旗，大步流星向顶峰走入李致新拿出带上来的摄像机，摄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这时正是12时零5分。我们俩仅用了5个小时就登上了顶峰，而国外登山家登顶一般需要10多个小时，而且这几天与我们同在大本营的十几支外国登山队无一登顶。 站在峰顶上我真是感慨万千，从瑞士人第一个踏上此峰到今天几乎整整100 年了，我们终于来了。 下撤不到一小时，眼见狂风裹着乌云向山顶压来，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但遗憾的是B组3人已经不可能登顶，天气眼见变坏了。 果然，10日晚，一场特大暴风雪终于袭来。 11日清晨，积雪竟达1 米以上，原来裸露的几乎全是风化的岩石山路已被埋没得无影无踪。我们用步话机向仍在突击营地待机的B 组发出强行下撤的命令。此时驻扎在二号营地的十几名阿根廷救援军人已把所有在二号营地的登山者集合起来，掩护他们集体下撤。 B组3人在下撤中迷路，差点儿走向深渊，幸亏李致新在能见度变好的瞬间发现了险情，一阵声嘶力竭的大喊，终于把他们引到正确方向上来。我们终于安全返回了大本营。见到我们，白建强本来准备好了的、在心里反复默念了好多遍的演说词顿时忘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有无言的激动。对中国登山运动员来说，到海外登山并不容易，但我们毕竟来了，而且我们成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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