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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阵脚蒙氏来，作为如何日后夸。 话说以日军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为标志，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头一周日军即占领泰国，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12月10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12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25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 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7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8万新加坡英军向3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战争初期，对英美盟国来说，无疑是一段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盟军到处惨遭败绩，狼狈不堪；日本人频频得手，取得一连串震惊西方世界的奇迹般的胜利。 由于缅甸在盟国向中国输入抗战物资的特殊价值，1942年1月日军饭田祥二中将指挥其第15军分三路入侵缅甸：沿伊洛瓦底江江东岸进犯卑谬，沿仰光曼德勒铁路进犯同古，沿泰缅边境的景迈东进。一时间，缅甸成了东南亚战场争夺的焦点。 1月31日，日军第55师团手持轻武器的万余官兵长途奔袭，击溃了两倍于己的敌人，占领了毛淡棉。至此，通往缅甸内地的门户已经洞开，仰光城在入侵者面前暴露无遗。当时，英国在缅甸的守军隶属于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指挥。2月5日，韦维尔上将飞抵仰光，决心再作一次挽回败局的努力。经丘吉尔首相同意，韦维尔急调英国名将亚历山大将军来缅任驻缅英军司令，原驻缅司令胡敦改任参谋长。3月5日，亚历山大飞赴仰光，他奉令坚守仰光，但他抵达仰光以后便获知局面已无法改变，日军正向仰光外围的勃固猛攻，并向北翼包抄，企图切断仰光至卑谬的公路，以堵住该城在陆上的最后一条通道。亚历山大分析敌情之后，认为仰光的陷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遂下令炸毁仰光大炼油厂，破坏城市设施，迅速由仰光——卑谬公路向北撤退。 入夜，仰光城到处都在起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呛人的焦糊味。英国当局命令将来不及撤走的大批援华物资，包括972辆汽车组装件和轮胎统统付之一炬。缅甸政府已经撤退到几百公里外的曼德勒，后来又撤到印度。仰光市民则扶老携幼，纷纷躲到乡下去。华侨处境最惨，他们无处躲藏，只好将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忍痛丢弃，然后凄凄惶惶地向着遥远的中国老家作长途迁徙。昔日耀武扬威的英国军队撤退时的情景也好不了多少，一位叫斯耐潘的英国记者在这期间经历过一番冒险之后，于《泰晤士报》上撰文写道： ……到处都有黄种人（指日本军队）的洪水追赶着白种 人和棕色皮肤的人群。日本士兵穿着质地粗劣的黄军服，他 们的国旗上画着一个燃烧的太阳，很像印地安部落的图腾崇 拜。日本人长得非常矮小，只有5英尺高，但他的步枪和刺 刀却比欧洲人的足足长1英尺。这种形象尤其可笑，很容易 让人联想起北欧童话中那些扛扫帚的小妖怪。……在公路上， 日本人的军队正在行军，他们是去攻打仰光。前面仅有几辆 小型坦克开路，坦克上搭满了突击队员；接着是炮车，还有 骡马和驮牛，我看见一个军官骑在牛背上，不像去打仗，倒 像去放牧。后来步兵队伍开过来，他们都骑自行车，天知道 这些矮人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自行车。他们有时几百人一队,有 时三五人一排，有说有笑，好像是赶到仰光去看一场精彩的 拳击比赛。……这是二个陌生的敌人，来自中世纪，英勇善 战，斗志顽强，文明的白种人要遏止这些野蛮民族的扩张意 志，就必须要用钢铁筑起牢固的堤坝来。然而，白种人的钢 铁堤坝正在走向崩溃…… 那些行军离不开汽车，打仗离不开坦克大炮，吃罐头食品，携带钢盔和防毒面具，脚上穿着长筒皮靴的英国军队，被士气高涨的日本人像撵鸭子似地驱赶着逃命。 3月8日，日本军队高唱军歌，浩浩荡荡开进缅甸首都仰光。 4月，英军及其印度雇佣军队基本上被赶出了缅甸，只是由于指挥撤退有方和中国入缅军队前来侧援救应，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分析缅甸战事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那里的英军和印度军队训练低劣、装备不足，指挥不当。皇家空军软弱无力，情报机构几乎默默无闻。他们不懂如何打丛林战，只是死守道路，于是，不是被裹挟在中间，就是被甩在后面。缅甸人则态度冷淡，时常充满敌意。” 缅甸沦陷后，日军又挥师西进，直扑印缅边境。印度，这颗英国女王王冠上的明珠，此时是开放着的。仅仅由于交通线过于分散以及后勤补给不足，日本军队才暂时不敢贸然前进。但此时已为英国远东驻军总司令的韦维尔上将，则大有唇亡齿寒之感，他说：“印度为英国的东方防御枢纽，而远东则为印度的右翼，远东军事形势之任何变更，尤以有关缅甸的变更，将直接影响到印度。”远在伦敦的丘吉尔也一反过去不重视缅甸战事的常态，担心如果日军控制了缅甸而闯入印度和印度洋，则“将造成我们在整个中东的崩溃”。正因为如此，丘吉尔一再要求印缅英军，要坚决把日军遏止在缅甸，尤其不能让它越过英帕尔一科希马一线进入印度境内。 遵照首相的指示，韦维尔试图建立起一支有生力量抵挡日军，然后再进行反攻，然而，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充足的装备，再加上保卫印度本身安全的任务，他这一设想取得的进展有限。在从位于缅甸海岸的若开半岛发起的规模有限的反击战中，英军的指挥官似乎重复了他们在以前所犯过的全部错误，被饭田祥二郎中将的有力穿插所击败。1943年5月,士气低落的英印军队狼狈不堪地返回开始进攻的地点，侥幸还能逃了回来。只有温盖特少将率领的一个旅，靠远距离空中补给，才在伊洛瓦底江畔的杰沙地区取得过些许战果。 负责指挥着开反攻的欧文将军很快被召回。他在4月中旬这样写道：“今年以来开展的有限行动表明，英国军队训练不足，指挥不力，即使在我们自认占优势的人数和装备方面也无法和日军较量。”蒙巴顿来东南亚赴任前曾在伦敦见到过欧文，他仍然情绪低沉。他告诉蒙巴顿，英印军队的士气简直糟透了，士兵们认为日军是不可战胜的。他说，“他看不出目前在前线的哪支部队能够阻止日军带有试探性质的进军德里的威胁，更不要说挥师前进了。”印度驻军司令奥金莱克也几乎同样地沮丧，称在目前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不要发动任何不成熟的反攻，而且什么事也做不成。 面对在北非和欧洲战线，英美军队及苏军已逐步转入反攻阶段，丘吉尔抱怨东南亚战事拖了整个战争的后腿，批评在那里的英国将领们“看来一心在夸大困难，要求得到更多的部队，建议继续拖延”。而实际上,驻在印度的6个师和进入缅北的几支中国远征军部队，在人数上已略微超过了驻在缅甸的5至6个日军师团，盟军在这一地区的飞机数量也比日军要多。他们在军事上频频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精神上不能战胜对手。30年后，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科斯特洛在其权威巨著《太平洋战争》中评论道：“在缅甸，日本人完全不是按照西方人的军事教程作战。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作战原则。他们惯于偷袭，声东击西，分成几股到处渗透，从通常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突然钻出来。日本士兵特别能吃苦，不畏惧死亡。……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而英国人对胜利却仍然将信将疑。” 好在随着整个欧亚战争形势的好转，信心正在建立。但这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10月2日,蒙巴顿乘“马可·波罗”号运输机从诺索尔特机场启程，飞往东方上任。 在宽大而简陋的机舱里，蒙巴顿“一想到我已经成为大英帝国重返亚洲发动反攻的外在的和实在的象征，在飞越印度海岸的时候，不禁感到一阵激动”。除了印度，给他规定的作战指挥权包括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湾、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这些地方都是英国在战前的殖民地或传统势力范围。除了锡兰和缅甸境内靠近铁邦山和若开的一片狭长区域以外，整个地区都被日军所控制。但是蒙巴顿自信，他将执行对他的指示，把日本人赶出这一地区。 10月6日,蒙巴顿抵达德里。他名义上的副手——东南亚战区盟军副总司令史迪威中将，前来机场欢迎他。史迪威是美国派给蒋介石的参谋长，也是在华美军总司令。此人以尖酸冷刻著称于美军，事实上他不愿听从任何人的命令，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不过，蒙巴顿与他首次见面倒是令人愉快的。蒙巴顿的魅力令史迪威感到，“这个英国佬热情洋溢、真诚友善，也讨厌保守和顽固，似乎是个聪明的家伙”。 印度土邦主在德里的一处宫殿法里考特宫，被负责安置工作的人员辟为蒙巴顿的下榻之处。蒙巴顿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我应当和我的16位有少将军衔以上的军官们住在一起。”于是，他们把萨默维尔等几位海军将领安排在宫殿的一楼，把法吉德及其几位空军高级军官安排在三楼，蒙巴顿跟他高级幕僚住在中间二楼。 住下不久，蒙巴顿便开始感到摩根爵士曾要他躲避德里的忠告是对的。这里的上流社会生活，还像战前那样充满了洋洋自得地欢乐气氛，好像亚洲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一样。最高统帅部内外熙熙攘攘，来访者不断。甚至经常有从市民管理机构来找活干的失业清洁工、邮递员以及小商贩，光顾这本应是军事禁区的地方。可见，安全工作非常糟糕，谈不到有什么保密观念。蒙巴顿说：“我开始工作后，一个身高约为4英尺的印度少年（我怀疑他是伪装的日本密探）每天都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兜售香烟和巧克力。”随从参谋和警卫居然无法把他赶出去，最后，还是蒙巴顿本人把他赶走。 在这个最高军事机关内，还充满了懒散的气氛。在蒙巴顿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一位参谋人员竟然满不在乎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说自己的一本侦探小说似乎前些天忘在这个房间里了，询问蒙巴顿注意到了没有。同时，老手和新人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出来。研究东南亚问题的老手们认为最高统帅从伦敦带来的参谋们鲁莽、傲慢和不稳重，而后者也在寻找对方懒惰和低效率的现象作为回敬。蒙巴顿按照此前在联合作战总部的作法，把来自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参谋人员合在一起，组建了联合参谋班子。这引起了当地各军种负责人的不快，并感到别扭，因为他们已习惯于掌握和使用自己的一套参谋班子。摩擦肯定会出现的。“但是，蒙巴顿和我合作得很好，”驻印英军司令奥金莱克这样说，“我认为我们制止了摩擦。”其实，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很冷淡的。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见中，蒙巴顿感到对方“似乎已经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堵冰障”。 那位韦维尔上将这时也仍在印度，伦敦给他的职位是出任印度总督。他和蒙巴顿的气质、作风都不相同，简直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虽不反对蒙巴顿来此赴任，但仍疑惑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英国内阁中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利奥·艾默里，似乎预见到他们之间会产生一些隔阂，曾写信给奥金莱克，告诫他伦敦希望“总督、蒙巴顿和你将成为不可分离的三驾马车”。“蒙巴顿和他的参谋人员们正在安顿下来，”奥金莱克回答道，“当然，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获得情报和帮助。只要我在这件事上仍然有发言权，我想我们会尽力而为的，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如果说初来乍到的蒙巴顿，在德里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些棘手和不愉快的话，那么，那些战地指挥官则对蒙巴顿的到来表示出了真诚的欢迎。时任新编第14集团军军长的斯利姆中将后来回忆说：“当我见到蒙巴顿勋爵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形象和举止会极大地鼓舞官兵们的士气。他出身于海军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失望，相反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希望进行两栖作战行动。当然，我发觉他有些过于乐观了，不过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正确地提出应该从我们战线的南部进行两栖攻击，而不是从北面慢慢地推进。”他们支持和信赖蒙巴顿来领导自己的部队。 蒙巴顿上任10天后，决定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中国战区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他知道，重庆方面对英国人怒气冲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保持着同海外的联系。英国丢弃缅甸，使中国丧失了“国内战场的唯一的国际供应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10万吨军用物资来不及运走，对此蒋介石异常震怒；随后，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以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蒋介石又指责英方背信弃义，要求英国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重庆方面便立即丧失了90％的军需品和工业必需品，从1942年4月起，国统区要获得援外物资只有通过印度空运，穿越危险的“驼峰地带”（即喜马拉雅山）运至重庆，但维持这条航线的运输机很少，运量也十分有限，远远不能解决国统区的军需民用。因此，蒙巴顿觉得此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有必要拜访和安抚一下蒋介石。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情报部门在最后一刻得知，日本战斗机正在注视着最高统帅的行踪。因此，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飞行不得不推迟到天黑以后，晚了5个小时。抵达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但几位中国将军依然在机场迎候。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次不无理由的失礼深感内疚。”在机场上，他还见到了前几天刚刚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此时，史迪威与蒋介石已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正在争取得到白宫的同意，打算马上解除史迪威在中国的职务。 走下飞机后，蒙巴顿乐呵呵地要拉史迪威合个影，一脸阴郁的史迪威却摇着头表示拒绝，蒙巴顿惊讶地间：“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合了影，那个‘花生米’也会不喜欢你的，他要解雇我。”史迪威生气地说。“花生米”是史迪威给蒋介石起的绰号，除了在中国将军们面前他不敢随便地叫外，跟西方同行们聊天时，他总是这样放肆地称呼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那样的话，我们就更要合个影了。”蒙巴顿轻快地说完，还是拉住史迪威让人给他俩拍了张合影照。 中国和日本交战已有6年之久。国内西南的大部地区虽并没有沦陷，但国民经济和管理状况却一片混乱。在乘车去市内下榻宾馆的路上，蒙巴顿想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对中国战时首都的描绘：“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几年来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都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几乎见不到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 现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描绘。在车上，史迪威还以中国通自居，向第一次来重庆的蒙巴顿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这里的见闻和感受，尽管他对其他人也讲过多少遍了。“迪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民族。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了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见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口，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 做为皇族子胄的蒙巴顿，从小生活优裕，自然无法去想象和体验史迪威所说的一切。对于美国方面一直主张应积极援华，无论是丘吉尔还是他本人，也向持不同的看法，至少要等一等再说。他岔开了话题，跟冷峻、木讷的史迪威讲起了笑话，不知不觉间，汽车驶进了国民政府专为接待外国贵宾而修建的一幢花园别墅内。 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早已等候在那里，为蒙巴顿接风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近乎奢侈。平民和大兵出身的史迪威历来看不惯中国官场上的这一套，从他的表情上能够觉察得出来。不过，蒙巴顿却得心应手，令陪同他参加宴会的其他英国人赞赏不已，认为他的举止十分得体，只有曾多年在华工作过的罗布森中校不太满意。罗布森深诸中国式的客套，他认为在经过一番谦让之后，蒙巴顿不应在何应钦之前在宴会桌前就座。他抱怨说，勋爵应当继续推让。并且，他在宴会结束后，立即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蒙巴顿。蒙巴顿后来这样写道： 在此后的访问中，我们一直为主人是否应先于我入座而 互相争让着。直到快要吵起来的情况下,我才不再坚持了。这 显然堪称礼仪之最了！…… 晚饭后我想阅读文件，但主人在灯上安装的昂贵的瓷灯 罩挡住了光线使人无法阅读。我要罗布森除去灯罩。他扬起 手，惊恐地说，他们会认为自己照顾客人不周，没有提供足 够的光线。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都呆在半暗中，感受着这令 人可怕的客气。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早上，蒙巴顿刚刚起床，宋子文匆匆来访，并且转告他蒋委员长打算今晚上举行首次会晤。蒙巴顿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内心盘算着见到那位中国最高统治者时，应当说些什么和不应当说些什么，怎样才能既减轻他对英国抱有的不满情绪，又能适当地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欲知蒙巴顿与蒋介石首次会面的气氛如何，且听下章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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