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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巧妇炊无米，再好方案难施展。 蒋介石的黄山别墅位于嘉陵江南岸，距市区10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弯弯河流。抗战期间，委员长一般都在这里会见来访的外国军政要人。 他向来对英国人不抱好感，这大概是北伐战争时他的兵锋首指英国支持的吴佩孚和孙传芳而结下的积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与英国同样对日作战，蒋介石蛮以为做为同盟国家可以捞到跟英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上次韦维尔访华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使他觉得受到了污辱，至今仍记忆犹新。 韦维尔那次访问重庆是在1941年12月23日。此人被伦敦1980年版《历史百科全书》中称作“……二次大战中最有成就和最不幸的将军之一。”他身材魁梧，性格倔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失去一只左眼，因此当他跟别人会面时，常常用剩下的那只右眼蛮横地瞪着对方，使人感到他像一头随时都会发怒的独眼公牛。 韦维尔抵重庆时，带来一大群衣着华丽、趾高气扬的军事助手和参谋。这些狂傲的不列颠军官从走下飞机的第一刻起，就以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俯视前来欢迎他们的中国主人，并且公开把中国的委员长称做“酋长”，那意思是中国人还都是原始的部落民。 也是在黄山别墅。蒋介石真诚地欢迎并宴请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身着戎装，满脸微笑，亲自在别墅庭院的大门口欢迎贵宾到来。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则亲自为丈夫充任翻译。蒋介石显然对即将开始的双方会谈持乐观态度，因为大敌当前，英国人到处吃败仗，所以他觉得这位英国将军会对他客气一番，并就盟国的援华物资和中国军队参加缅甸共同防务等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不料会见刚开始，韦维尔就不顾起码礼仪，当面对中国的最高统帅宣读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中国方面将“囤集在仰光的租借物资，部分地转入缅甸防务”，并规定中国军队入缅人数“不超过一个团”。因为英国人虽然自顾不暇，却并不情愿中国来插手缅防务。伦敦从来没有忘记中国在历史上与缅甸曾保持过的那种宗藩关系。即使将缅甸丢给日本人，将来打完仗还能收复，可是如果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岂不是给大英帝国造成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吗？ 蒋介石挨了当头一棒。会见气氛十分尴尬。 韦维尔一出门，蒋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宋美龄安慰道：“大令（即英语Darl-ing，亲爱的），同英国人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好在美国人跟他们不一样。” “娘稀屁！这些洋人，都是帝国主义者，没有什么好东西！”蒋介石狠狠地咆哮。他嗅嗅同韦维尔握过的手，厌恶地皱起眉头。夫人知道丈夫不喜欢同这类洋人打交道，这不仅因为他们盛气凌人态度倔傲，还因为欧美人身上时常散发出一种不讨人喜欢的“羊膻味”。宋美龄立刻大声吩咐： “来人！侍候先生洗澡。把门窗统统打开，把洋人的臭味都给我赶出去。” 这次蒙巴顿来重庆访问，蒋介石是同意了的，事先夫人又对他介绍过蒙巴顿的举止是如何的优雅和懂礼貌，跟韦维尔完全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所以他决定见一见蒙巴顿。此前，凡有英国人来华访问，除了老相识和礼节上非见不可者以外，他一般让外交部或军委会的何应钦、陈诚等人去接待，自己则借口公务繁忙或外出视察不在重庆而不愿会见他们。 不过，这次他见蒙巴顿，也还想着借机报复一下上次那个英国将军对他的不礼貌。晚上，蒙巴顿在中国陪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黄山别墅。蒋介石没有在别墅的门口迎候客人，而且蒙巴顿进入会见厅后，蒋介石也没有马上露面，让客人呆呆地在那里等候了一刻钟。当然，蒙巴顿也有过错，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但据他本人讲，那确是由于忙乱之中寻找他从伦敦带来的国王的信而姗姗来迟了，并非是故意表现对中国领袖的不尊重。蒋介石迟迟不露面，令他感到不快，心想至今为止还极少有人会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他听说过韦维尔跟蒋会面时给对方造成刺激的那件事，因此他能够谅解蒋介石，不快的心境转而平静了一些。 当蒙巴顿趁这段等候的时间，观赏摆在会见厅里几件精致的盆景的时候，蒋委员长在夫人的陪同下步入了会见厅。他这次没有身着笔挺的戎装，而是穿一件很随便的青布长衫，刻意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蒋夫人依然美丽大方，挽着他的胳膊，用温婉动听的英语向蒙巴顿及其几名随员表示了问候。 蒋介石的表情显然很冷淡。可是，他那不含一丝客气的言语，被夫人翻译成英语时作了一番加工，使不懂汉语的蒙巴顿听起来并不那么刺耳。 蒙巴顿对蒋介石说，作为一名年轻而无经验的军官，他感到很有必要前来重庆“向当代最受敬重的军人讨教智慧和经验”。接着他又奉承道：“尊敬的先生，我还没有完全安排好在德里的事务，就赶着来拜访您了。您已与日本人作了长期的浴血奋战，我认为自己必须尽可能早地前来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多予指教。” 奉承得近乎肉麻。蒙巴顿后来回忆，“我还说了其他一些溢美之辞。如果我听别人对我讲这样的话，将会感到不安的。但对蒋来说，它们却好像一杯可口的清茶，泰然受之。” 他的恭维很奏效，蒋介石绷得很紧的脸开始有了笑意。随着蒙巴顿滔滔不绝的奉承和赞美，“会见的气氛越来越好，最后简直是春意盎然了”。 趁这个火候，蒙巴顿向蒋谈起了史迪威的留任问题。宋子文早上拜访他时，曾透露史迪威肯定要离职。蒙巴顿于当天下午即找到史迪威，问他是否愿意继续任职？史迪威回答说愿意。蒙巴顿便许诺晚上跟蒋会面时，将努力促成他能够留任。此时，他在与蒋谈笑风生之中，声称“他个人在缅甸开始新的作战之际，对中国部队更换高级指挥官感到遗憾”。并且，绵里藏针地暗示，史迪威毕竟是他挂名的副手，如果将此人撤职或调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直接统辖下的任何部队恐怕都不会满意，也不会配合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蒋想了一想，点头表示理解。 尽管蒋介石同意史迪威留任的因素很多，但在蒙巴顿与蒋的这次会见中，蒙巴顿巧妙地把握住时机替史迪威说项，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和结识蒙巴顿，总要给这个融洽的客人点儿面子。就这件事，蒙巴顿后来向丘吉尔报告说：“虽然我也感觉到史迪威将军是一位难于共事的人，但我却很高兴地看到他没有在我抵达这里时被解职。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肯定，这里的美国部队将会认为我是罪魁祸首。” 毫无疑问，蒙巴顿给蒋介石夫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蒋介石在不久以后给英王乔治八世的复函中，称蒙巴顿是“我的亲密而伟大的朋友”，并说，他们之间已就在抗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必要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罗斯福也从白宫热情地写信给蒙巴顿，说他已经详细地得知了会见的情况，“两年以来，我第一次对中国和缅甸方面的人事问题怀有信心，这使我激动不已——这主要地应归功于你本人。”因为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做为他手下的典型美军将领之一的史迪威，或许是个出色的军人，但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跟蒙巴顿相比简直望尘莫及。那个经常给他惹麻烦的史迪威，这次多亏了蒙巴顿替他暂时缓解了与蒋的矛盾，做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罗斯福自然要对蒙巴顿表示感谢。 当然，通过接触蒙巴顿对蒋介石的气质也很钦佩：“他非常吸引人——在我见到过的中国人中，他是令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对于宋美龄女士，蒙巴顿更是倍加赞赏，“她体态窈窕，腿部和双脚美得令人难以想象”。当蒙巴顿说到今后将大大地仰仗她的帮助时，宋女士答道：“如果她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的话，那就是她对人们的特点判断准确。她已经决定做我的坚定朋友。”在蒙巴顿于3天后离开重庆时，“应该说，我对蒋介石夫妇怀有一种真正的感情和敬意。我相信这是一种报答。我在返回之后被告之，蒋介石曾不断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要求保证我安全返回。”这令他十分感动。 其实，除了笼统地表示友好之外——这也正是蒙巴顿此行的主要目的——这次访问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蒋介石要求蒙巴顿监管好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并保证每月通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线”运抵中国的物资不少于一万吨。蒙巴顿未置可否地回答说，由于缅甸的战事，供应不足有时将不可避免，但是从长远来看，重新开放陆上通道将使中国获益。言外之意，为了集中精力扭转缅甸的战局，他不能保证绝对有把握地实现中国方面的要求，只不过话说的婉转些罢了。 “我相信你。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蒋介石被对方的乖巧言辞所迷惑，表示了对蒙巴顿的信赖。实际上，从蒙巴顿后来的行动证明，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蒋介石还同意由蒙巴顿指挥暹罗湾和印度支那的秘密作战，还答应驻在缅北的中国军队可以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不过，印度支那并不属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管辖之内，蒋介石也从来未肯放弃过任何一支部队的指挥权，史迪威的去留’风波就是明显的一例。所以，他对蒙巴顿的许诺也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受各自不同利益所决定，他们的相互融洽和好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正像一贯谨慎的波纳尔见到蒙巴顿出访归来后喜形于色的样子所评价的那样：“我希望他这种乐观态度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指望他对东方人的判断力能比我强。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蒙巴顿比韦维尔两年前在相同情况下干得要好，但是我担心他的热情使他有些忘乎所以。” 就是那个他为之说项过的史迪威，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维持几个月。史迪威在1944年1月时这样写道：“（蒙巴顿）这个所谓有魅力的家伙不过如此。我开始怀疑他是否了解自己的部属。机构臃肿，不停地说教，就是不愿意作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迪威在日记中的用词也越来越尖刻了。在他的笔下，蒙巴顿“是一个愚昧的混蛋”，“稚嫩，喜欢出风头”，“尿壶”。他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怀疑并担忧英国将以美国为代价去寻求自己在东方的殖民利益，说自己“每当看见这个英国佬时，我就更仇视他们”，“这些混帐伪君子干方百计要切断我们的喉咙。一群猪猡。”但是，在和蒙巴顿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史迪威却总是若无其事，甚至态度友善。虽然蒙巴顿发觉跟他越来越难于共事，但却不了解在他脾气乖戾的外表下明显增长的仇恨。只是当蒙巴顿后来感觉到了这一点之后，才反唇相讥，声称史迪威心胸狭窄，尖酸刻薄，带有贫民出身的军人那种自以为是和玩弄权术的坏毛病。 从重庆访问归来后，蒙巴顿继续考虑他行使职权的方式问题。这个在韦维尔原指挥机构基础上组建的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本身，以及不同人员之间权力和责任分配方面的争执，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有时竟使外人怀疑他们的主要对手不是日本军队，而是内部的分歧和争吵。用一句话来说，“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人准确地——有时甚至是没有人接近准确地——知道它的最高司令官的职权，或应如何行使职权。”尽管对蒙巴顿本人，人们能够知晓他的工作作风和好恶什么。 战区最高司令官一般认为可以有两种模式，即欧洲战区的艾森豪威尔式和太平洋战区的麦克阿瑟式。艾森豪威尔的作法是，他行事时应对英美两国的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而不是像麦克阿瑟那样，除了重大的战略问题以外，只对一国（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认为，最高司令官应有3名半独立的下属司令官，每一位司令官都应有自己的参谋班子。他们可以作为某个委员会的主席，也可以实际担任部队指挥官的职务。而麦克阿瑟则认为，部队指挥官应由统一的联合参谋部门领导。 艾森豪威尔那样做有他的道理，因为在欧洲战区范围内，除了美军外，英国也有旗鼓相当的实力，甚至在数量上还比该战区美国部队要多。而在麦克阿瑟的太平洋战区，除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些许部队外，几乎完全是由美军支撑局面的，所以他的作法和方式也有其理由。东南亚战区很特殊，这里有英国、美国和中国的部队，还有当地原来各个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部队，况且英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地位。尤其与欧洲和太平洋战区不同的是，在这块战前殖民地或半独立地区作战，几个盟友之间各自挟带的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特点，勿庸讳言是比较突出的。其中，重庆国民政府和伦敦之间尤为互相猜疑。 蒙巴顿本来想按照艾森豪威尔方式工作，但是伦敦总部坚持要他采用麦克阿瑟方式，并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我不可能逃避这一责任而必须执行伦敦的指令。”蒙巴顿告诉他的海军指挥官萨默维尔，“另一方面,我看到了将成为独裁者的危险”。不过，按照他个人的主见，至少还是要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国防性的、把最高司令部的利益放在高于本国和本兵种利益之上的工作班子。完全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成功得多，也比其他指挥官所能做到的要成功得多。为了使自己成为各路盟军合作的象征，蒙巴顿在座车的两侧，漆印上他名下指挥的各国军队的旗帜；司令部中的各个机构分别由富有经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负责，尽管中国军官被排除在高级职位以外，但也有一些中下级军官被蒙巴顿邀请进来。 经过一番调和与努力，蒙巴顿的屁股总算坐稳了，开始着手设想重新夺取缅甸的具体计划。 蒙巴顿在魁北克会议期间得知他将被派往东南亚时以为：“他们让我去那里，会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他抵达德里接见第14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时还吹嘘说：“我们得到了许多船只，印度和锡兰的港口都快容纳不下了！”目的是给这位战区一线指挥官鼓劲。起初，确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和英国舰船停泊在那里，蒙巴顿一厢情愿地以为它们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开来的，其实这些舰船的真正用途是什么，华盛顿和伦敦正在争吵中。 做为一位来自海军的将领，除海战外，若干年来蒙巴顿所潜心钻研并熟悉的是在两栖作战方面。如果他要按照自己的专长和本来的设想去完成任务，这些舰船是必不可少的。蒙巴顿认为，只有通过海上进攻和登陆才能击败日本人。除此之外的选择是在缅甸的丛林中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那却不是英国人的专长，打起来也不会占上风。他的这一观点，得到过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决策者们衷心地赞成，也认为以两栖登陆进攻的作战模式，重新夺取缅甸南部以及仰光“将是付出巨大努力后的一次有规模的战略成功，……占领仰光之前占领新加坡是使用海空军力量的完全正确的作法。它将振奋东方世界，也将对日本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而在使东方，还有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感到振奋这一点上，蒙巴顿则想得更多：在缅北的深山密林里，无论怎样苦战和取得多么大的战果，除了中国之外恐怕也不会引起什么国家的舆论反响，而在浩瀚的海洋上实施两栖作战，一举拿下新加坡、占领缅甸首都，便会一鸣惊人。正像对他有所了解的史迪威说的那样：这个还稚嫩的年轻人，爱出风头。 然而，争执发生了。美国的埃弗雷特·休斯将军在日记中写道：“缅甸的事情有点儿南辕北辙。英国人想先去新加坡，美国人要先去援助中国。”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会妨碍打通陆路援华运输线的计划，美国无意提供帮助。由于美国人将提供大规模海上作战所需要的大部分装备，因此，没有美国的首肯蒙巴顿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询问过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断然否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有同意他那种设想的可能性。实际上史迪威本人于同年11月回华盛顿汇报工作时，曾被问及对蒙巴顿的两栖作战计划持何意见，史迪威回答：“除了批评以外，不值得一提。”应当说，史迪威将军对中国怀有真诚友好的感情，做为美国派驻中国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他只会支持能够明显地减轻中国方面压力的行动，即：在缅北、起码首先在滇缅边境地区彻底肃清日本军队，恢复中国通过那里至印度的陆路国际交通线。 面对美国人的反对，丘吉尔不得不表示让步，他承认在对日作战中“英国应谦逊地把自己看作是小伙计”。这样，蒙巴顿雄心勃勃想要一鸣惊人的计划，必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面临夭诉的厄运。况且他从伦敦白厅那里得到的支持，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坚决。参谋长委员会赞赏他的观点，但在权衡东西方战场地位时，自然认为应当优先考虑欧洲的需要。特别是布鲁克，则明确反对首相把地中海地区的舰船抽光去“支持蒙巴顿的两栖冒险”。早在离开伦敦之前，蒙巴顿就已经知道，分配给他的登陆艇将被挪用于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战斗。经过提出抗议，它们才被勉强地重新分配回来，但在印度港口驻泊不久便又被拖回了欧洲。的确，他与美国军政要员的关系不错，丘吉尔之所以冲破阻力任命他，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方面对他的良好印象。然而感情并不能取代战略利益和原则，特别是美国在中缅战区的全权代表史迪威，动辄以华盛顿的名义，将任何与打开中国通道没有直接关系的计划均予毫不迟疑的否定。 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经讲过，“……对英国人来说，放弃一百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重要。”他之所以不得不关注缅甸战事，是因为担忧日本力量在那里巩固后会西进印度，除此之外他是无所谓的，更不想“为中国人看守缅甸的大门”。丘吉尔是以夺取苏门答腊为目标的“毛瑟枪”行动的热心支持者。他佯称，夺取苏门答腊之后，就会对驻缅甸的日军形成侧翼包围，并可以进攻新加坡——丘吉尔将此称之为印度洋的“火炬”行动。用美国人的话说，即英国人在欧洲自私的“巴尔干战略”在远东的翻版。总之，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离中国愈远愈好的那些南洋群岛和半岛。蒙巴顿说他“曾经，现在仍然对这样的行动极为热心”。但是，他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到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比目前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当他从重庆返回后指示参谋人员按首相意图拟订具体计划时，才发现了这一点。好在恰巧伦敦又发来了电报，说由于从欧洲和其他地方抽不出部队和物资提供给东南亚，指示暂时冻结这次行动。蒙巴顿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也没有抱怨什么，他把“毛瑟枪”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开始寻找适合他的部队作战的新目标。 同年11月，为了研究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问题，并规划战后秩序，美英决定在埃及开罗召开盟国首脑会议，同时指令蒙巴顿等几个战区的主要负责人参加。而此时蒙巴顿新的目标——实施“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也找到了。正是：上任数月忙协调，携带新案赴开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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