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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工作做得好，成竹在胸迎顽敌。 蒙巴顿来东南亚战区就职，至今仅仅几个月。这期间他忙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制订一个又一个均未被实施的作战计划。现在，他总算能腾出手来整饬一下归他指挥的部队了。 这个战区的重点，实际上就是缅甸战场。缅甸失陷后，从那里几乎是赤手空拳溃退下来的几十万英、印、中军队涌入印度。他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至今还未从对日本军队的恐惧症中摆脱出来。1943年底，蒙巴顿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沿着印缅边界进行了视察，看望了一些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眼下首要的目标是重振士气。 两年来，盟军方面、特别是在缅甸作战的印度、南非和英国部队吃尽了各种苦头。由于指挥不力和兵力、装备不占多少优势，他们被日本人追着打，溃退了几百英里。在此过程中，他们已成了惊弓之鸟，日本人似乎随时都会从树丛后或山道旁发起攻击；疾病和饥饿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蒙巴顿声称，“他们仍能作为一支部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因为每一支部队都曾不只一次地败在日本人的手下，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过一次有多大意义的胜利。所以他们认为，日本军人是超人，是丛林战中的战神，目前他们能够在印缅边界地带保持下来，仅仅是由于对方进展过快，后勤给养跟不上。蒙巴顿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些部队的信心，帮助他们认清自己，认清日军。 他的方法是个人领导艺术和魅力。只要飞机能着陆或吉普车能驶入的地方，蒙巴顿都要亲自去看看。他的技巧是不拘于礼节，而是随随便便、气氛宽松的交谈。通常的作法是：每到一地，他先要召见军官们，与他们进行单独谈话。他详细地询问每个人的过去和偏好，并且总能够找出一些彼此之间的相通之处以显示亲近。谈话时，暗示随行副官默默记下对方的详细情况，下次再见面以前把这些交给自己，使对方常常感到总司令竟如此熟悉他，并佩服蒙巴顿的博闻强记。这套手腕有时并不成功，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顺利。军官们为自己和最高司令官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感到又惊又喜。 与军官们谈完了，他又去看士兵。他认为，士兵与军官不同，对他们不能装腔作势，也不能耍滑头，一定要真诚地对待他们。通常他总是先选好一块林间空地，将自己挂着将旗和印有麾下各部队标志的吉普车开进去，然后跳下车来站在“偶然”放在那里的一只箱子上，大声吆喝着士兵靠拢过去。很快，在他周围总是挤满了各种肤色的来自英国、美国、中国、印度和非洲的士兵。 “弟兄们，”蒙巴顿底气十足地大声喊道：“弟兄们！可能你们认为缅甸已被人们忘记了。你们错了！它不是被人们忘记了，而是这块战场就从来没听人提起过！” 顿时，丛林空地上一片笑声，气氛活跃了。这是蒙巴顿每次丛林演讲的开场白，听起来似乎有点儿故作一鸣惊人，但效果奇佳，总是引起士兵们听下去的兴趣。 他的讲话简短而随便，使人感到他把听众当作知心朋友。他告诉士兵们，日本人也是脆弱的，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丛林居民，而是城市人，并且是目光短浅的城市人。他通常还会提到国王和丘吉尔首相对他说过的话，言下之意是让士兵们相信他能够解决问题，是一位握有实权的指挥官和一位有才干的人。 一般在时间允许的情形下，他还要向士兵们指出在该地区进行战斗所面临的哪些特殊困难、丛林作战的注意事项等等。听了不知多少遍他丛林演讲的随行人员，还忘不了他要在讲话的最后来贬低一下日本的种族： “弟兄们，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擅长于丛林战吗？因为他们还是正在进化的低等种族！他们钻丛林就是明证。现在我们既然也掌握了在丛林山地作战的技巧，那么打败他们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是比日本人更高等的人类。” 蒙巴顿乐于到部队去讲话，其间，也发生过一些轶闻趣事。在库米拉，一群飞来的乌鸦使他不得不中断讲话。人们向乌鸦扔石块，但乌鸦们很快又飞了回来。“最后，包括两位海军陆战队中将，一位空军中将，一位海军陆战队少将，一位空军准将和三位随从参谋在内的一群人向大树发起了持续的进攻，我则在这种干扰下继续讲话。”在访问第607飞行中队时,来往不断的飞机时时使讲话受到干扰。最后，蒙巴顿只得作罢。“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最终将有足够的物资基础来保证取得胜利，”他抬起手臂指着天空上飞翔的机群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见到的情况比我的任何讲话都更能证明这一点。” 有一次，一支前线部队刚刚从阵地上撤换回营地，士兵们个个脏乱而疲惫，蒙巴顿又来到他们中间要讲话了。米歇尔·爱德华滋回忆说：“当时，最高司令官衣着整洁，上装辍着将星和作为英王助手标志的特种符号。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似乎并不是刚刚从舒适的总司令部来到这里的，相反，我们感到他是来清洗我们的汗污的。他把军官们挥到一边，也没有像指挥官那样地说一通大话。他让士兵们稍息，然后开始把自己的想法和希望向他们娓娓而谈。这次讲话真是好极了。至少有一位当初持有疑虑的士兵……在离开的时候已经相信，跟着总司令官干是会出现奇迹的。” 为了便于接近印度籍士兵，蒙巴顿还学会了一些乌尔都日常用语，然后就和印度士兵试着说一说，希望他们能听懂。这一作法在多数场合获得了成功，联络了相互间的感情，但有时也会出岔子。有一次，他用乌尔都语问一位看上去很老的印度士兵：“你在部队服役多少年了？”对方感到不知所云。蒙巴顿又重复了一遍。那位士兵终于听明白了总司令那不规范的问话，反而用流利熟练的英语回答他，“我已经服役12年了。”令蒙巴顿和在场的其他军官感到一阵尴尬，觉得这个老兵的语言能力比自己强。不过，印度士兵们见总司令肯于说一些自己民族的语言，还是很受感动的。特别是他们得知蒙巴顿是英王的侄子，也就是说，身上带着王室的血液，能够放下架子做其他英国军官做不到也不肯做的事，就更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了。 在印缅地区的美军部队并不多，但蒙巴顿也得要去看望一下。美国人发现，来到他们这里访问的这位贵族出身的英国上将跟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1943年岁末，刚刚过完圣诞节的蒙巴顿去印缅边境慰问一支美军的侦察分队。美国人对能够亲眼看到这位“据说是迷人的小伙子”感到好奇。他们想，既然蒙巴顿要留下过夜，“这位高贵而听说爱挑剔的总司令一定会需要洗澡的”。前方条件很差，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一个野战救护所里借来一个白色的澡盆，然后把它安置在一顶帐篷里。蒙巴顿慰问完部队后，晚上到那里满意地洗了个澡，并连连夸赞他们想得周到，说自己洗得很痛快。使美国士兵们感觉，蒙巴顿既不放作高贵态，对生活也不过分讲究和挑剔。“我们发现他友好，懂得战地军人的生活，敏感，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显得宽厚而体贴，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士气鼓舞很大。” 中国在印度兰加驻训的部队，名义上也归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管辖。蒙巴顿清楚缅甸对中国抗战的价值，也知道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那里作战的主力将主要依靠他们，而他们也乐于充当主力。他需要去看望他们，特别是他们与英国人还存有很深的矛盾和芥蒂。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新编第38师和第22师先后退到了印度。在他们入印之初，伦敦生怕中国军队的到来会对兴起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产生影响，指示韦维尔对退到印度英帕尔和迫不鲁加尔的这两个中国师实行缴械，声称：“不列颠王国准许中国在缅甸的军队及其装备到印度避难。但有一点需要说明：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军队入境前须申报难民身分，由英国军队予以收容，并在指定地点集中管理。”韦维尔起初打算这样做，遂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韦维尔只是考虑到这两个中国师援救英军曾有过功劳，若对其缴械，恐引起英国和印度士兵的不满，才经请示伦敦，免了这一不义之举。现在中国军队已经进入印度境内，一切都成了既成事实，在美国的推动下，美英首先达成一项协议：作为实施租借法，由英国为中国军队提供驻地和粮食，而美国则提供军饷和装备、训练。 由于拟议中的反攻缅甸计划的需要，美国人答应大规模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从1942年10月开始，每天近20架飞机装载中国士兵入印，有时再搭载一些受训完毕的部队回来。至1943年底，将近10万名中国官兵先后在印度接受过训练，其中大部分暂时驻留在那里，以待今后从西路反攻缅甸。 中国军队在印度的兰加驻地，是韦维尔上将掌权时选定的。从地图上看，英国人选择把兰加（一译兰姆伽）作为中国驻印军营地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兰加位于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恒河流域以北，与西藏和尼泊尔毗邻，满目荒凉，人烟稀少。高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滚滚恒河恰好把这片不毛之地夹持在中间。以前在这里设战俘营能够有效地防止俘虏逃跑，现在将大量中国部队搁在此地，也能防止他们觊觎印度内地，起到良好的天然绝缘作用。蒙巴顿对此也曾佩服过韦维尔的老谋深算。 驻印军的薪饷由美国人支付，上等兵每月津贴12个卢比，约合3美元；而一名美军上等兵每月薪饷则高达110美元，约为中国人的37倍。但在当时，一名印度工人的月薪通常不超过4卢比，1卢比可买到30磅大米。对于习惯节俭和精打细算的中国士兵来说，3美元的月津贴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不仅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印度也可算得高薪阶层。再说，由美国军需人员直接掌管财物供给，免去了某些中国官员的克扣和贪污，饮食、被装也都还不错，尽管按西方人的标准还是很低的。 “在这个囚徒般的兵营里，对中国人来说，看来唯一缺少的仅仅是娱乐。”蒙巴顿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每次去兰加营地访问，都让副官们带一些诸如卓别林、盖博、嘉宝、费雯丽等大明星主演的电影胶片。有了电影看，中国士兵自然非常高兴，军营里放电影，银幕竖在山坡上，正面反面都坐满了人，并不影响效果。蒙巴顿让随从的参谋们，也跟大家挤在一起共同分享艺术的魅力，以示对中国士兵的亲近。 他还与中国驻印部队的罗卓英、孙立人、郑洞国和廖耀湘等高级军官，建立了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其中，有些人在他与史迪威发生争吵和冲突时，站在他这一边。自蒙巴顿就任东南亚战区总司令以来，英印当局与中国驻印军的关系，比起韦维尔时代是改善了。 蒙巴顿频频去看望散驻于各地的部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当然，有的风险也是因他逞强好胜而造成的。有一次，美国空军的科克伦中校驾驶一架轻型飞机从印度的瓜利奥尔送蒙巴顿前往外地。起飞以后，蒙巴顿说他以前曾驾驶过飞机，要求科克伦允许他开一会儿。科克伦只好把操纵杆交给他。“他接过去以后的第一次事就是朝地面扎下去。他的脚整个踩在踏板上，飞机转起圈来。我朝他喊道：‘脚离开制动器！’他却问：‘哪个是制动器？’我赶紧向他指出，飞机才恢复了正常。他驾着飞机在天空盘旋了1个半小时,还不停地转过脸得意洋洋地朝我点头微笑，而我却一直在提心吊胆他怎么把飞机降落？”着陆时一场灾难险些发生，最后还是在科克伦的费力帮助下，使飞机一只翅膀擦着地面降落了。后来，蒙巴顿亲自写信给科克伦中校，对几乎毁掉了他的飞机表示道歉。其实，那位中校当时最担心的是总司令的生命安全。 尽管蒙巴顿不可能与散布于印度和印缅前线和数十万官兵都见上面，他每到一群士兵中间时，也不可能跟每位士兵都聊一聊，然而，听过他讲话、见到过他的官兵们，会以各种渠道把蒙巴顿其人其事告诉自己的战友们，结果整个部队的官兵都知道了他们的头儿是蒙巴顿，是有信心带领他们打胜仗的人物。 蒙巴顿知道自己很擅于鼓舞士气，并为此而自呜得意。除此之外，他也乐于把自己和他的东南亚司令部向外界宣扬。他在请专栏作家怀尔德曼·勒欣顿帮助一位战地记者撰写自己的个人传记时，曾经这样说：“您应当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不能宣扬个人，或者说应当尽可能地把它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目前的形势很危急，某些崇高目的的宣传个人，也许是必要的。”因为东南亚司令部急需要建立自己的威望，而令公众觉得领导它的是一位耀眼夺目的英雄这一事实，将会有助于此。 虽然不无理由，但爱出风头确是他的老毛病。盟军的几位战区一级的司令官中，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前者处事谨慎，讨厌突出个人，在负责指挥英美军队的北非作战时，艾森豪威尔对外发表的战报均以“发自阿尔及尔的非洲最高司令部”的名义，自己从不署名；“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公报则是发自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蒙巴顿虽声称不喜欢麦克阿瑟的这种做法，并指示过助手们不准在新闻公报或通报中提到他个人的名字，但实际上他还是默认了下面人的奉迎，他的司令部发表的新闻公报,通常署名是“发自海军上将蒙巴顿的司令部”。对此，远在伦敦的一些英军老将十分不满，认为这表现出“蒙巴顿对宣扬个人的贪欲”。安德鲁·坎宁安将军后来在一次观看英军重新占领缅甸的纪录影片——《缅甸胜利》时，对该片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但是，看上去那个总司令官（指蒙巴顿）和他的参谋人员以及斯利姆和他的参谋人员成了影片中的主角，这使我感到恶心。” 总的来说，尽管某些人不喜欢蒙巴顿，或不那么欣赏他的军事作战才能，但是，凡是与东南亚战区的老兵们接触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蒙巴顿在接近士兵、笼络士兵、进而激发他们的士气和战斗热情方面是成功的。 疾病，尤其是可怕的疟疾，是蒙巴顿必须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 印缅地区，凶恶的疟蚊往往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官兵们发起进攻，把病毒和疟原虫散播在他们的血液中。官兵们一旦染上，便被高热和高寒轮番折磨，时而如熬炎夏，时而如坠冰窟。特别是在丛林里的部队，“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而躺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令人胆颤心凉”。侥幸活下来者，也被消耗尽了体力，磨蚀尽了意志，而不能再去行军打仗。 在蒙巴顿抵达东南亚的时候，斯利姆中将的新编第14集团军是战区掌握的主要陆军部队，而它的官兵们的身体状况简直糟糕透顶。蒙巴顿的陆军副官长罗纳德·亚当在一份报告说，疟疾“在东部战区是比日本人更重大的敌人”。而实际上，亚当的措词还远非准确，蒙巴顿经过亲自了解发现：“小小的疟虫，现在竟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因为在1943年的夏秋季节里，野战医院里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120:1。除了一些痢疾和其他热带疾病以外，大多数病员都是患了疟疾。 同在联合作战总部时成立专门技术机构的作法一样，蒙巴顿在战区司令部内设立了研究和防治热带疾病的专家小组，并在经费和器材方面予以充足的保障。很快，新的防治药品被研制出来，改进医疗制度和治理传播疟疾的蚊子等措施已经开始收到成效，但是更紧迫的是需要上层给士兵们重新注入活力，蒙巴顿亲自担当了这项工作。在对着开前线的第一次视察中，那里医疗所条件的简陋使他感到震惊。他随即强烈要求印度殖民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设备。此外，他还致电伦敦要求从国内增派医护人员，并希望白厅尽快安排运输工具把他们连同设备一起送来。他视察了所有能够前去的战地医院，对值得赞扬的大力表彰，对懒惰和卫生恶劣的状况提出批评。 在疟虫最猖撅的地区，蒙巴顿要求驻在那里的部队每个营都要建立一座卫生清洁站，给官兵定期严格地搞搞卫生：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肮脏的被装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士兵过长的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短以防传播寄生虫。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仅仅数月病员和伤员的比例便下降到20:1，到战争结束时进一步下降为6:1。整个所辖部队中的疟疾发病率在1943年时为84％，到1945年已下降为13％。 对在军中嬉戏成性、玩忽职守的军官，他也坚决予以惩罚。有一次，一位加拿大籍少将指挥官在前线附近和蒙巴顿相遇。当遇到一群非洲士兵时，这位少将把自己的帽子抛上天空，然后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着帽子射击。非洲士兵们一阵喝采。这位加拿大军官洋洋得意地对蒙巴顿说：“指挥士兵就应当这样，对不对？”“不对！先生。”蒙巴顿对这种在士兵们面前全然不知自重的行为很反感，冷冷地回答。几分钟以后，那位少将的吉普车驶到距离日军阵地的不远处，车上的人都跳下来，躲进壕沟。蒙巴顿对他忘记自己的职责刻意显示个人冒险的举动并不欣赏，几个星期以后，那位加拿大将军就被解除了职务。 恶劣的雨季天气，也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难题。每年从5月份开始，在印度洋高空积聚了整个一冬的暖湿气流被强劲的西南季风搅动着，像千艘军舰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无敌舰队，气势汹汹地闯入南亚次大陆的万里晴空。太阳顷刻消失了，翻滚的浓云就如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低低地挤压着地面。凶猛的暴雨像呼啸的长鞭不停地抽打大地和河流，道路被冲断，桥梁常常被卷走，低洼地变成一片汪洋。面对这样恶劣的天气，无论是英军还是日军都认为在雨季季风时期是很难作战的。因此，这里在每年5月至10月期间，除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之外，战争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但是，蒙巴顿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只要掌握足够的工程部队来开辟道路和加固桥梁，就能够保持作战的不间断性。同时认为，恰恰是要利用敌我双方对雨季不宜进行作战的一般估计，使进攻能够具有突然性，而这种突然性则又会弥补雨季作战给己方造成的麻烦。早在离开伦敦之前，他已经要求专家们研制适合这种策略需要的特别装备了。从开罗回来以后，蒙巴顿视察了斯利姆的指挥部，坦率地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今后无论在任何气候下都能作战。斯利姆对此感到振奋，其他军官们则感到根本不可能。斯利姆的直接上级——地面部队总指挥官吉法德将军在听到这些话之后认为，蒙巴顿只不过是一通吹牛而已，因为他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印缅地区雨季的可怕。然而，蒙巴顿还是坚持让部队做好雨季作战的精神和物资上的准备。结果，在8个月以后的1944年的雨季里，斯利姆在印度的英帕尔无情地重创了日军，从而证明了吉法德的看法并不正确。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担任计划部门负责人的布赖恩·基明斯评论道：蒙巴顿在雨季作战的决定“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遇到了许多相反的意见，它却是在这一地区击败日本军队的一个主要原因。” 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是蒙巴顿这段时间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主要课题。 早在1921年蒙巴顿与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就给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民众群情激昂，学生纷纷造反，当地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战争爆发以后，印度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卷了进来，但是又不想为任务一方发挥作用。印度的主要政党——国大党谴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印度对于“英国的战争”不予合作，并深受日本关于“驱逐白种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之宣传的蛊惑。1942年8月，国大党在孟买召开大会，通过“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决议”，全面展开了不服从运动。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宣布国大党为非法，逮捕国大党全部领袖和积极分子4万多人，印度陷入一片混乱局面。与此同时，原国大党中的激进分子苏布拉斯·钱德拉·鲍斯组织的印度国民军，公开与日本驻缅军合作，共同对付英国军队。鲍斯所属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还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方答应今后由日军攻占的印度领土，将交由他的“解放地区行政委员”来掌管。 蒙巴顿清楚，他的战区在人力和物资方面要依赖于南亚次大陆，这里是他的后方。印度，作为大英帝国国王王冠上的“珍珠”，在是否允许它独立的重大问题上，他无权决定。再说，战争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也不适宜。但是，他现时能做的是，至少要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他需要中国人的帮助。蒙巴顿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他知道在安抚印度人的反英情绪时，中国人说话的地位要比英国人自己有利的多，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境况几乎差不多。他请中国驻印机构的人员在各城市散发宣传品，宣传品中称：“为了打倒人类公敌日本强盗，为了争取各民族共同胜利起见，我们必须并肩作战。要对世界各民族的安危祸福，视为一体；对世界正义自由之保障，更引为己任。现在，全世界阵线分明，一为德意日侵略集团，一为中英美苏联和全世界各族的反侵略集团，所以这一次战争为光明与黑暗之战，自由与奴役之战，正义与残暴之战！”并指出：“我们必须粉碎日寇一切无耻宣传，日本已发动了这妄欲奴役人类的不义之战，却还公然欺骗我们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南进是为了驱逐白种人，解放亚洲各民族’。这是何等卑劣无耻之班语，中国人不是亚洲人吗？他们何以要处心积虑以侵略中国？要知道，在日本的心目中，亚洲根本不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是它所独有私占的亚洲，不仅白种人应退出，非日本的亚洲人，都应该做它的奴隶牛马！日本为了实现它那大亚洲新秩序，竭尽方法，挑拨离间我们各民族间的感情和意志，望欲拆散我们反侵略阵线的伟大集团，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日本的一切无耻宣传，勿受其愚弄而为虎作怅，巩固我们严整的抗战阵容。” 相同内容的话，由中国人说出来效果很大，印度人相信：同样遭受过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不会欺骗他们。因而蒙巴顿多次感谢中国驻印机构的宣传工作，并承诺在资金和物资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蒙巴顿还觉得应当办些实事使印度人感到满意，起码要改善一下英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掠夺者形象。1943年下半年印度自然灾害频繁，蒙巴顿认为，大规模的救援计划对于这里迫在眉睫的赈灾工作是非常必需的。可是，他却感到由于丘吉尔首相的顽固态度，难于把这种紧迫感传达给白厅。因为丘吉尔认为给印度提供粮食，只不过表明了某些英国人对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绥靖伎俩”而已，是对那些人闹独立的鼓励。至1944年初，印度的饥荒已发展到危急程度。蒙巴顿致电伦敦：“除非立即制订进口小麦计划，否则，他将被迫把军用船只用于运送小麦。”这一威胁果然奏效，伦敦的决策者们只好同意派船抢运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去援救印度的灾民。他在这件事上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战后不久蒙巴顿之所以能出任印度总督，也与这一好感不无关系。 蒙巴顿缓和英国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目的是为了他的作战需要。尽管总的说来他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的，但有时也遇到过麻烦。例如，当他提出要印度企业界把每月的降落伞产量从3.5万个增加到20万个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做将会占用民用市场的布匹。有人甚至怀疑说：“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未曾表达的或隐或暗的想法，即在战后使印度成为英国产品的市场。”蒙巴顿生怕引起新的纠纷，只好作罢。 在阿萨姆铁路问题上，蒙巴顿也遇到过声称代表印度人利益的当地殖民政府的抵制，但是这一次他取得了胜利。通往印度利多的铁路是以前驻缅英军及通过喜马拉雅山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这条铁路原本是为制茶业设计的，每天可以运送600吨茶叶，到1943年底时，它在印度的路段已每天提高到2800吨运量，但蒙巴顿需要它在此基础上再提高3倍。当地政府反对如此大规模地提高运量，理由是一旦战争结束后，这条铁路这样大的运输量会引起本地区的通货膨胀。蒙巴顿请求伦敦直接干预，首相这次帮了他的忙，以军事需要的名义命令当地殖民政府接受蒙巴顿的要求。于是在美国工程师的协助改造下，这条铁路的“每日运输量很快达到8000吨，即使在最恶劣的天气下，也不会低于6000吨”。 到了1944年的初春，蒙巴顿和他属下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和日军作战的准备。但是，由于他此前制定的几个主动进攻的作战计划被抛弃，只好排兵布阵等待着对方首先进攻，这也正是蒙巴顿所期待的。恰好此时，1944年2月上旬日军向着开发起了进攻，蒙巴顿数月的辛劳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欲知英军能否抵挡得住日军的这次攻击，且看下章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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