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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这块土地，曾经是法国人以至美国人的天堂，他们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也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没落、死亡。或许，这就是我们一直回避，同时也在不断思索的缘故吧。 我们在这里谈起这个奇妙国家：既不是指它二千二百多年悠久的历史，也不是指它名贵丰富的物产或大片的热带森林的橡胶园，因为无论如何事实已经表明，它不是一块伊甸乐园，在那里至今仍然弥漫着风火和硝烟，就象几百年、几千年来一样。当然，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越南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枚不胜数的物产，盛产各种象咖啡、椰子、橡胶、甘蔗等热带经济作物，拥有象楠木、红木、紫檀木、乌木、玉桂等名贵木材，埋藏着象煤、铁、锡、铝、锌等大量矿产，生活着如虎、豹、鹿、象、犀牛、孔雀等珍禽异兽。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构成越南的历史。只有当我们目睹到那些勤劳、倔强的越南人民及他们同整个世界既相赖依存、又格格不入的关系时，才有可能对这一民族产生某种形象具体的概念。 越南人民，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因为它具有根本的性质和指导的因素，否则我们对所谓“越南问题”的任何探讨都将一无所获。另外，对一个民族的人民探讨，其基点应该建立在那些人民已经反映给我们的或者没有反映给我们的、理解或者不理解但客观存在的独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并由此而进一步深化。 现代的统计资料表明，越南全部人口中妇女远远超过了半数以上。在这样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国家里，如果忽略或轻视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将被证明，并且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绝伦的。甚至可以说，一再在谈什么“亚洲的生产方式和国民素质”，而不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去考虑的话，那么我们绝不可能对越南的整个社会结构有一个最起码的了解。 如果我们敢于不怀任何偏见和主观臆断地回过头去纵观整个越南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那些在我们眼里看来是倔强的还是柔顺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二千多万越南妇女，竟然起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正象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在他的《以阶级观点看妇女问题》中所说：“妇女比谁都更富于民族感，越南民族的伟大、美丽，首先属于越南妇女。”法国人、美国人同越南人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进行了两场漫长的战争：一次是为了维护一块殖民者最后的乐园；一次是为了保留尽可能多的在亚洲的非共产党统治的政权。尽管法国人和美国人为了各自的目的留下了大片的鲜血和财力，结果都无可奈何地怆然离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手无寸铁的然而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越南妇女。 据越南古代传说，他们的祖先是由一种叫作“恩鹅”的鸟生出一百个卵蛋孵化而成的。 在越南国家形成后的两千多年中，直到1882年法国人把越南置为保护国以前，它几乎一直处于中国的一个外邦郡领的地位。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越南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越南著名的爱国者潘佩珠还把越南称作日本、中国的同文国家。 由于许久以来，占人口多数的越南妇女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在越南的历史进程中许多事件都表明了她们的作用，身受其害以富于反抗精神的越南妇女作为主要的力量，不断地显示她们的民族特性。 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对待越南妇女这个问题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即把她们当作无知的、缺乏头脑的，甚至根本不值得去考虑的因素。他们自己或者通过和他们一样无知的越南统治者，公开地或秘密地对那些不乏顽强的妇女们进行奴隶式的统治。 由于越南妇女多于男子的特殊情况，多妻制度在越南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越南的男子视妇女为隶属于自己的奴仆和玩物，无论这对她们的人格或肉体的摧残，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越南古代有个黎襄翼皇帝，在他乘船旅游的时候，要妇女赤身摇船来取乐；还有一个叫邓麟的皇族，每当出游都带上许多奴仆，遇到有姿色的妇女就当场捉住，立即用布幔围出一块空地，把妇女拖到里边奸污，然后再把那名妇女的耳朵和乳房割下带走。这种对妇女施暴的行为在越南平民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把妇女的衣服剥光后令其伏在地上，肚子下立一截芭蕉茎以便受痛后不能躲避，然后进行毒打；再有把妇女赤身裸体地捆在一张用芭蕉茎扎成的筏子上，插一块写着“罪状”的牌子，放到河里去等等。其中最为残忍的是一种叫做“象踩”的酷刑。 法国人戴拉·比沙勒在《中圻和北圻的现状》一书中描述了“象踩”的情况： “当监刑的官员当众宣读了那名将受刑妇女的‘罪状’之后，人们抬起一块盖在地上的木板，露出一个刚好使一个人能够坐下来的深坑，把眼蒙白布、双手反绑的‘淫妇’带来放进坑里，然后由司象牵过一头经过专门训练的大象往坑里踩下，直到‘淫妇’粉身碎骨为止。” 由于国势的衰竭，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对越南的统治只限于令其承认隶属的地位而已。这时候，来自欧洲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踏上了这块青竹遍地的土地。在从此以后的八十多年中，越南成为高傲的、把越南人、尤其是越南妇女视为动物的法国人的乐园。 富尔在《百多禄传记》中说：“如果当时法国人是真心帮助百多禄（即越南）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末叶，我们就可以在越南已经建立了保护制度，而不必在以后使用战争了。” 法国人发现，越南是个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农业国，有着足够的良好条件成为一个为法国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为之倾销商品的地方。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生活无落的城市贫民，不得不把自己最后的财产——劳动力出卖给法国人，而形成一支新的雇佣劳动者队伍。而在这个新的劳动阶层之中，越南妇女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913年巴黎出版的《安南人民》一书中说：“安南妇女非常有才华，她们从来不拒绝做任何困难的工作。” 越南妇女的劳动效率的确很高，能够很快掌握许多熟练工种。当时的法国人也认为：“对于各种精密、复杂的机器，安南妇女和儿童都操纵得出人意外地好。”然而，尽管妇女从事同男子一样的工作，得到的工资却远远低于男子。 之所以法国人被越南人深恶痛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从来没有把越南人看作是与他们自己一样的人类。这一点表现的最为典型的就是1937年在河内举行由法国总督戴萨尔主持的“研究工人计日工资专题会议”的“标准化分配额”。会议认为：“一般安南工人每日生活费只需二十五分，其中，大米八分、盐四分、蔬菜四分、房租三分、药费三分、衣服六分、纳税一分。”从这里，不难看出法国人对越南人所持的态度。 北圻棉纱公司经理杜布列说：“要挑选一百条狗是不容易的。至于苦力，我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立刻有成千个跟你们同种的苦力代替你们。”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法国人对越南妇女不仅从经济上表现出来，而更多的是表现在对他们精神和肉体的欺凌方面。北越领袖胡志明写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妇女们都不能免受侵略者的暴虐行为：在街上、在家里、在集市上或农村里，她们到处都碰到统治老爷、军官、军警、海关人员和车站职员们的残暴行为。” 我有幸在布鲁科利图书馆看到一本H·L·詹姆斯著的《在安南国土上》一书，从而有可能对法国人在这块土地上的行径与美国人后来支持的那个政府作一番比较，因为詹姆斯在他的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法国人在越南的一些情况。 1.南定纺织厂 南定纺织厂是北圻（北越）最大的纺织厂之一，建于1900年，那里正式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小时。由于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连续的劳动强度，女工们疲惫不堪，经常发生被机器碾过致死或者轧断手臂的事故。在法国人看来，那些女工根本不需要什么劳动保护和福利享受。她们在忍受所有的苦难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女性特殊的苦难：处罚、殴打、调戏和奸污。每当听到法国工头特利肃先生的名字，她们就会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1931年，新闻记者罗布报导过特利肃先生的暴戾行径。 “南定纺织厂大约一千名女工中，有个名叫贝氏娃的十七岁的女工，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厂方丢失了一个纱团，约五、六百克，偷者是十五岁的女工海。 “为了不受处罚，女工们都提前十五分钟来到厂里。这是避免因迟到一分钟而被扣掉二、三分钱的最好的办法。人们看见海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绑在柱子上了，谁也不敢问，因为怕被怀疑是海的同伙。 “突然，特利肃先生来了，人们四散跑开。为什么要跑呢？谁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只是怕工头怀疑自己同情海。跑得最快的是贝氏娃。工头看见了，大声喝道：‘小丫头，来！’ “贝氏娃蹲下，瘦棱棱的双手捂住脸，身材高大的特利肃先生走过来，用鞋尖猛踢贝氏娃的肚子。小姑娘倒在地上抽搐，不能动弹了。当特利肃先生发现她不省人事的时候，才叫来一辆人力车，问明贝氏娃的地址，让人把她拉走了……” 2.锡普矿区 锡普矿区的女工在1941年以后，一直占矿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些女人身穿草衣，口里嚼着血红的槟榔，弯腰曲背地推着小车，脸上沾满了漆黑的煤灰。她们所谓的衣服，只是一件类似的裙子的、长及膝盖的草围，内身则赤裸着。一些年轻的妇女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穿上一条类似三角裤的粗布丁字带。女矿工要洗澡，则需等一个晴天，躲在偏僻的溪间里脱下衣服洗晒，这期间她们只能泡在水里等衣服晾干。 尽管把她们视为猴子一样的奴隶，那些远离故土的法国人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她们同时还是女人，而对于在他们心目中作为猴子和女人的混合动物，他们表现出了极其野蛮原始的性情。 锡普矿区第一经理比勒选出十几个在女工中较为标致的姑娘，让她们冲洗干净，然后每天轮流为他们拔腋毛和胡须，并做一些杂务。当然，这些女工除了做上述的事情以外，最重要的是充当比勒发泄兽欲的工具，而这种发泄并不是有着人类情爱的成份，恰恰相反，他身上只存在种本能的欲望和抚摸一只动物所具有的感觉。 在翁门选煤车间，工长利比索命令工人在车间内修筑了一个地下室，四壁围以木板，地上铺席子，每当他要发泄兽欲的时候，便从女工中任意挑选一名带到这个地下室去强奸，而反抗者会遭到毒打以至解雇——因为他知道这两种惩罚都是那些女工所惧怕的。有一次，他遇到了一名强烈反抗的、倔强的姑娘。在他的命令下，四个男矿工把她强行抬入地下室，并按住她的手脚使利比索发泄兽欲。之后，利比索先捆起那个女工的四肢，然后用粗绳勒在她的身上。第二天的下午，工人们打开了地下室的门，发现那个女工已经窒息而死。但是，工人们又能够怎么样呢？他们低着头，脸色阴沉地把那个女工的尸体抬了出去，车间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煤矿的看守都是从法国殖民地来的黑人雇佣兵，尽管他们自己被矿主所歧视，但他们对于越南的女人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优越感。这些黑人雇佣兵常常利用女工们下班回家或者在溪间洗澡的时候把她们捉住强奸。一次在法籍警长奥菲的纵容下，十几名黑人雇佣兵捉住了一个正在溪间洗澡的女工。他们在溪边把她轮奸之后，又用绳索反绑起她的双手，牵着她赤身裸体地跑回矿井，然后继续折磨她；最后，他们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工丢进一个小斗车滑入坑道。 那些黑人雇佣兵还在上班时间闯入厕所，在那里强奸女工。煤矿出入口的黑人看守，几乎每天都要利用检查的机会在女工身上摸来摸去。这种日常惯例的侮辱，激起了煤矿工人的抗议。他们要求：⒈使用女工头管理女工；⒉为女工另行设立厕所。这两件简单的、无须争辩的要求，被矿主当即否决了。 比勒在离开越南的时候说：“我认为已经尽力为他们做了他们需要的一切。” 1954年的春季，法国人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要么放弃这块与其他殖民地迥然不同的世外桃源，要么就必须与愤怒的越南人作一番生死的较量。从1945年开始的越南人的反抗终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法国远征军正面交战了。 早在1946年初，北越领袖胡志明就先后写过八封信给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帮助越南人从法国的统治下赢得独立。但是美国对于共产党越盟的呼吁并不予理睬。在大陆中国陷入中国共产党人之后以后，杜鲁门政府开始着手支持保大皇帝，并且向法国人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越盟。1954年5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让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个决议，要求国会批准把美军投入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两次向法国政府明显地暗示，他愿意用美国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以防止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遭到失败。 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一份保存在国务院的档案中，向驻巴黎大使叙述了美国政府的困难处境：“我们完全承认法国的主权地位，我们不愿意让人看出我们有任何企图损害这个地位的迹象。同时，我们也不能闭目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问题的双重性，而且我们收到的情报表明，法国人既不理解另一方面，反而在这些地区还继续存在那种非常过时的殖民观点的方法。” 然而，那时美国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所控制，那么可以预料，泰国和缅甸等邻国将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下。那时东南亚其他国家将处严重的危险之中。 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从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终于决心投入印度支那战争。以特拉普内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开始在越南与法国远征军进行了合作。不久，法美两个参谋部制定了包括使用战术原子弹在内的“秃鹫计划”，同时两艘美国航空母舰被调到北部湾海域待命。 不幸的是，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在这块殖民地上已经气息奄奄，但是它对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猜疑之心，并且采取一切手段阻止美国军与法国远征军协同作战。他们的这种心情在驻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前总司令纳瓦尔将军《印度支那的末日》一书中得以充分的说明。他写道：“美国人在物质上帮助我们，但在精神上却反对我们。他们一方面尽量利用法国的‘拳头’——并且把这看作是他们反共计划中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他们进行破坏行动，甚至损害我们的利益。” 法国的这种忧心忡忡，不即不离的态度，终于导致了它在奠边府的惨败，以致它不得不在日内瓦协议书上签字而永远失去了它在远东的这块殖民地。 1954年6月1日我随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到达西贡之前，一直在菲律宾政府设在马尼拉郊外麦肯利堡安全训练中心任教员。那是一所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进行反颠覆、反游击战和心理战的学校。我们一共十二名美国教员，主要教授如何开展非常规战和反游击活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主动来对抗东南亚各地区的颠覆活动。 正当我接到调往关岛附近的塞班岛训练基地的命令，并准备起程的时候，又一封变更调令送到麦肯利堡安全训练中心。变更调令通知我在二十小时内赶到马尼拉，随同雷蒙·马格赛赛总统顾问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菲律宾高级军事助手纳波莱昂·巴莱里亚诺上校和三名副手以M.A.A.G.（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名义前往西贡，协助吴庭艳政府公安、警察部门进行工作。 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当时三十六岁，已是一个享有盛名的传奇式人物。他曾协助雷蒙·马格赛赛总统平息了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民抗军分子的暴乱，以反游击专家而著称。他随后于五十年代在越南活动的如此广泛，因而他就以两本描写亚洲故事的小说主角的模特儿而闻名，即：格莱姆·格林写的《沉静的美国人》和威廉·莱德勒与尤金·柏迪克合写的《丑恶的美国人》。人们都认为他很象《沉默的美国人》一书中的“皮利”，或者《丑恶的美国人》中的“希兰达利上校”。他主张在越南建立反叛乱部队，而不是常规军队。 当时，兰斯代尔上校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的小组成员在8月11日以前进入越南，因为那个日子是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冻结外国军事人员人数的截止日期。随着日期越来越近，西贡军事代表团面临着可能只有两名人员在当地的危险，除非采取紧急行动。 我与M.A.A.G.团长兰斯代尔上校等人于6月1日下午4时在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第十三航空队的SA-16飞机的护送下由菲律宾到达了西贡。我们带去的物品极为简单，只有随身的衣服和必要文件，另外还有一台借用的打字机。 降落机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当时西贡正下大雨，能见度很低，着陆时我们都被抛出了座位；等到走出机舱我们才发现，飞机已经滑出了跑道，并且一只轮胎也在着陆时爆炸了。 到机场迎接以兰斯代尔上校为首的中央情报局所属M.A.A.G.成员是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代办罗布·麦克托尔和国防部所属M.A.A.G.团长约翰·奥尔丹中将，以及法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让·卡博内尔上、越南国防部部长黎玉振、军事长官阮文伟等人。我们分乘八辆汽车，在一队全副武装的保安部队护送下来到了美国大使馆。希恩大使设便宴为我们洗尘，并宣布委任兰斯代尔上校为助理空军武官。他说，马上由M.A.A.G.的美国军官与越南军官举行咨询性会议是不适宜的，建议我们的一切活动应该在美国与越南政界领导人接触铺平道路之后进行。 当天晚上，我们住进了阮文伟上校为我们租的位于边城市场西侧一栋法侨的二层带花园的小楼里去，并通过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电台，建立了同华盛顿的秘密通讯联系。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卡贝尔立即取得联系之后，兰斯代尔上校立即召集小组成员布置任务。由于我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所以我的具体任务是通过法国远征军让·博内尔上校尽快同北上的天主教民兵接上头，并配合卢西恩·科奈恩中校招募一个由越南人组成的小组（即后来的“平”小组）。临行之前，我到美国大使馆向译员赫利尔先生请教了一些必要的越语，然后随阮文伟上校同一同前往西宁争取一支被称为“联盟”的高台教武装部队。 1954年6月17日上午10时，我们乘坐的CW-4军用吉普车，在二十二号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已经进入了“联盟”部队的防区。在一个叫作“盏盆”的小镇关卡，我们接受了身穿法式军装、腰挂手榴弹的高台教军人的盘查。阮文伟上校向他们出具了证明。一个面目凶恶、满脸胡须的军官盯着我看了半晌，然后突然抓住我的手说：“oi cha oi！”（越语，表示惊讶）他命令士兵给我们拿来几个椰子和食物，然后十分亲热地与我们攀谈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在那名军官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联盟”总部所在地西宁。 “联盟”领袖郑世明将军是一个双颊凹陷，身材彪悍的军人。他在一座浅黄色前法国官员的豪华官邸的大厅里接见了我们。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为的是使我能够及时了解郑世明将军的态度并作出反应。交谈中我发现，郑世明将军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具有不可遏制的排外情绪，对法国人和“越盟”（他认为“越南”的共产主义也与法国有关）有着种族仇恨，主张“把他们彻底从越南铲除掉”。为了证实他的决心，我们被领到“联盟”总部参观了已经沦为奴隶的法国俘虏。 在总部后院的空地上，十几名带着脚镣的法国人赤着上身，正在挖一个方型的大坑，周围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越南士兵在树荫下监督。大滴的汗珠从那些法国人头上落到土里，他们脚上的铁镣发出叮当的响声。郑世明将军告诉我们，他要在这里修建一座坚固的指挥部，作为防止受到其他教派攻击的堡垒。 与郑世明将军的会谈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他要求我们为他的由三千名士兵组成的部队提供电台和武器，他将以“联盟”的名义北上与“越盟”作战。事实上，由于日内瓦公约的签订，“联盟”北上计划很快就搁浅了。为了表达他的热情，郑世明将军以虎肉设宴招待我们，挽留我们在那栋豪华的总部里过一夜，并且第二天派专人护送我们返回西贡。 6月18日早晨，我们在二十名骑脚踏车的高台教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西宁市，缓慢朝东南方向行进。此时，天下起了大雾，潮湿的空气吹来使人感到有些闷意。渐渐地，雾气在我们面前凝成了白色的屏障，几英尺之外变成茫茫的一片，我们不得不停止行进，下车来到附近一个橡胶种植园休息，等待雾气散去。 这家橡胶种植园主名叫陈助，大约四十岁左右，身穿黑绸的宽大衣裤。他告诉我们，他祖父经营的这块橡胶种植园一度被法国红土公司强行买去，而本应分五年付清的钱款被法国人单方面以一块贫脊的位于灰土地带的橡胶种植园顶替，他的祖父被逼着在契约上签了字。那块灰土橡胶种植园的面积只有五十公顷，而且产胶量极低。他的祖父万般愤慨地联合了几家越南橡胶种植园主上诉到法院，均被轻易驳回。最后，他的祖父含恨死去。1953年，陈助随同高台教的部队打回这里，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这块橡胶种植园。 “现在我雇佣着140多名割胶工人。”他指着橡胶林用法语对我说。“另外，我还购买了一辆卡车。这儿再也不是法国人的天堂了。”说完，他哈哈笑了起来，同时还不断地用手传出口哨的声音，许多工人都放下工具向里跑去。 陈助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着他的橡胶种植园。那时雾依然很大，我们只能望到胶林淡灰色的边缘。我请求陈助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他的橡胶园和工人吃早饭的情形。陈助没有任何犹豫，就笑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拉起他吵闹不休的七岁儿子陪我们朝橡胶林走去，然而还没有走到橡胶林的边缘，他的儿子忽然按着肚子大声哭了起来，陈助尴尬地笑了笑，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患了痢疾，请他的助理陪同我们到橡胶林去，然后背起他的儿子走了。 进入橡胶林约二百码左右，我们来到一座低矮的小木屋的前面，那是给工人做早饭的伙房。可是奇怪的是，工人们并没有坐在小屋前空工设置的板凳上吃早餐，而是聚集到小屋西面围观什么。 他们看样子很高兴，不停地喊着：“Co hai！Co hai！”或者“Co con gai！” “他们喊的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个助理。 他摇着头告诉我：co hai的意思是大姑娘，而北方人则说co con gai。“看来这里的割胶工人也有许多北方人。”他说。 “他们现在围在那里干什么呢？” 尽管我从他们喊的内容里猜到他们可能在干着某种荒唐的事情，但却不能相信他们真地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搞卡博内尔上校告诉我越南人经常干的那种群交，何况其中还有许多女工也在一起喊着：“Co hai！”呢。 助理说他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他说，“工人们在玩一种什么游戏吧。” 我们好奇地挤进人群，向里面望去。我们看到，工人们围在圈子中间，三个神色慌乱的白人妇女正在几名手持割胶刀的越南工人的逼迫下脱着衣服，其中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妇女脸上有一道刀痕，鲜血还在流淌。她们被工人的喊声吓坏了，惊恐的眼睛盯着他们手中的刀子，不住用颤抖的声音求饶。而工人显然不懂法语。听了之后反而哄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阮文伟上校奇怪地问。 “她们是‘联盟’部队刚从禄宁捉来的俘虏。”助理说。“一周以前，法国军队被人们打到柬埔寨去了，郑世明将军把抓回的法国士兵送去作苦工，把女人分给我们作仆人，这几个法国女人就是派到这儿给工人做饭的。工人都非常仇恨法国人，所以要拿她们取乐。一天前他们就要戏弄她们，被老板阻止了。看来，这次她们恐怕要遭殃了。” 这时，那个肥胖的法国中年妇女已经战战兢兢地脱下了她的裙子，许多越南人涌过去侮辱她，有人托起她巨大沉重的乳房或摸她的下身，还有人拿来绳子丈量她肚子的尺寸，一个越南女工嘻笑着挽起裤脚，比量起她那位可怜的、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被人当做稀奇的动物观赏的法国妇女的腿部。……忽然，持刀的工人揪住她的头发，使她向前弯下身子，然后从后面把手塞进她的下身让其他工人观看。工人们发出惊叹的喊声和笑声，又有十几个工人挤过去按同样的方法轮流在她的身上试验，甚至一个越南女工也把手伸了进去。那位法国妇女忍受不了痛苦，呻吟着向前倾倒，但是被几个越南人揪住了。这时候，另外两个法国妇女也被剥去了衣服推到圈子中间。她们看上去都很年轻，似乎是法国文职人员的家属。由于她们强烈地挣扎，几个越南人反扭起她们的双臂，迫使她们接受这种野蛮的侮辱。看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愤慨，想过去阻止那些工人胡作非为。但是被阮文伟上校拉住了。“你会被他们当作法国人的。”他悄声说。“过去法国人糟蹋越南妇女，人民都恨他们。现在这样也并不过分。” “请救救我们吧！”一个法国姑娘看到了我，发出凄惨的哀求。她的双臂被反扭到背后，头几乎都碰到了地面。一个越南人正把手使劲向她的下身里插着。此刻，我已经无法控制我的情绪，摔开阮文伟上校的手冲上前去，挥拳打倒了正在企图把手全部伸到法国姑娘下身里去的越南人，又抓住反扭她双臂的两个越南人的头向一起猛撞，他们无声地倒下了，被放开的法国姑娘也摔倒在地。正当我要向扭着另一个法国姑娘并惊愕地望着我的越南人冲去的时候，我的头部突然遭到了一根木棒的袭击。 我顿时失去了知觉，然而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被越南人用绳子紧紧地捆绑在一棵橡胶树上。我努力睁开眼睛，头部一阵剧痛，同时感到额角淌下冷丝丝的血来，使我一只眼睛的视力模糊了。那时雾似乎小了一些，我看到阮文伟上校也被缚在一棵橡胶树上，而那个助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暴怒的工人把我们团团围住，手中挥舞着割胶刀，看样子要把我们杀死。阮文伟上校不停地用越语向他们喊话，好象在对他们解释：“Chinh thi nguo My！”他重复地喊着。后来我才知道，阮文伟上校为了不使割胶工人把我当作他们憎恨的法国人杀死，极力向他们解释我是从美国来帮助他们打败法国人的，之所以这他们才没有立即对我下手。这时，那个助理带着陈助和二十名护送我们的士兵匆匆赶来，把工人驱散了。 “你不要同情那些法国母狗！”陈助用法语说，恨恨地用手中的拐杖指着赤身裸体蜷缩在地上的三个法国女人。“你想不出我们受过的苦难，当年这个橡胶园里有七十多个越南姑娘都被法国人糟蹋了，就连十岁的女孩子和临产的孕妇也不放过。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不是遭到他们的毒打，就是被他们杀害了。现在不同了，我们就是要用他们对付我们的办法对付她们，不管谁都一样，让她们也受一受我们受过的苦难。” 他给我们讲起了他同父异母妹妹贤的遭遇。 1949年8月15日，他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的妹妹贤参加了要求法国种植园主根据当地气候情况改善工作条件和发给津贴的停工运动，并与另外六个女工一起躺在路上阻止种植园主的车辆进入种植园。8月19日，种植园主调来法国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贤和另外六名女工。她们被带到法国军营中，遭到了强奸、鞭打的酷刑拷问。法国士兵把她们被打的鲜血淋漓的身子浸到盐水池中，然后将她们一丝不挂地捆起来放到8月酷热的太阳下去暴晒。贤和另外六个姑娘被拷打折磨了三天之后，法国士兵把她们带回了橡胶园。 “那天清晨我带了一笔钱送给那个法国种植园主，请他出面释放我的妹妹。”陈助回忆道：“当时我的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不能亲自去那里，便让我陪同继母一起到了那个种植园。大约早晨八点多种，一百多名法国士兵押送着贤和另外六个姑娘沿着大路朝橡胶园走来。法国士兵一面走，一面用脚踢她们。我看到她们都非常虚弱了，脸上布满鞭痕，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快到通往种植园进口处的大门时，一个姑娘晕倒在地上，法国士兵一涌而上，把她的手脚反捆在一起，然后用一根木棍穿过去把她倒悬着抬进种植园。法国士兵把全体工人都召集到一块空地，拿枪逼着他们挖了七个齐腰深的坑，然后把几个姑娘反缚在木桩上放进坑里，把土填到她们的胸部以下，宣布要杀死她们。我和继母急忙去找种植园主，可是等我们一起返回那块空地的时候，发现贤的两只乳房已经被法国士兵用刺刀割掉了。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我们不敢反抗，只好默默地收拾贤的尸体。这时，法国士兵把另外六个被半埋在土里的姑娘的上衣撕开，用点燃的树枝慢慢地烘烤她们的乳房，直到她们惨叫着死去。所有在场的越南人都把仇恨隐藏在心里等待着，而现在复仇的时候来到了。”他轻松地笑了。 那次虎口脱险的经历使我在以后与越南平民的接触中极其谨慎，同时也认识到了这个民族对法国人痛恨的程度，以及越盟为什么能够轻易地战胜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法国远征军，尽管当时我对他们的过分报复心理不甚了解。直到几年以后，当我们美国人（从总统到士兵）被激发起同样强烈的情绪，以同样的方式对越南妇女和儿童进行同样，甚至更为残酷的报复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那些割胶工人当时的心情。 雾气已经散去，橡胶林清晰地显露出来。我最后望了一下那三个已经被割胶工人吊到树上去的法国妇女，然后跟着阮文伟上校钻进了吉普车。在开出几百码的时候，从胶林中传来女人尖厉绝望的嘶叫声，我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我从越南同僚那里得知，自从1945年开始，这种在被捕获的法国妇女身上发泄仇恨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的农村和山区十分普遍，而这种事往往会激发法国军队以大规模屠杀来报复。一次，越南人在中部城市明坎把一个法国商人十五岁的女儿引诱到郊外强奸。那个法国少女被越南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受尽各种折磨，当法国军队追踪到距离明坎七十八公里外一个叫骄诺由口的地方时，那个法国少女已经被越南人肢解在大路旁的一座草屋里。法国人愤怒了，他们在返回明坎途中每遇到一个村庄都要捉几名越南妇女，最后他们把带回明坎的七十多名越南妇女一起杀死，埋在那个法国少女遭受“杂交”的河旁，并且在那里树起一块牌子，以此惩戒那些正在进行报复暗杀的越南人。 然而，越南人的决心使得法国人不得不一步步地后退，最终把他们的远征军赶回了欧洲，留下日渐孤立的法国商人的家属替他们赎罪。虽然许多已经加入法籍的（如陈文敦将军等）和亲法的（如杨文明将军、陈善谦将军等）高级官员的竭力庇护，但是北方的法侨商人仍然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那个地方。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一个当时最危险的任务，即：利用我能够讲法语的便利条件，化装成法国商人混入河内，具体指挥“平”小组进行活动。 “平”准军事小组是卢西恩·科奈恩中校负责，通过一个忠于保大政府的正常“北台越”组织起的由十三名越南人构成的行动组。早在我到达河内之前，他们就已经由美国海军萨宾上将的第九十八特混舰队送到海防登陆，而陈纳德将军经营的以台湾为基地的民用航空公司在更早些时候为“平”小组把武器从西贡偷偷运送进了海防。 1954年9月中旬，我乘坐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难民的C-41飞机到达了河内。 当时的河内正处于一个狂乱的时期，到处挤满了没有地方住的难民，住房和伙食都非常昂贵，人们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每当入夜便可听到冷枪的声音。正象兰斯代尔小组以日记形成撰写的1954年6月—1955年8月准军事小组活动报告中所说：“使人们回忆起了我们拓荒的苦日子。” 越南人民多数信仰佛教，非常相信占卜和星象，他们在结婚、为小孩命名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以此为指导，基于这个原因，我向兰斯代尔上校建议让菲利普中尉利用星象学进行心理战宣传。在他的具体负责下，一位名叫赵定的爱国者编写出一本历书，另外一些越南著名星象学家也编写出预言历书。历书对越盟领导人和活动作了可怕的预言，而对吴庭艳总理的新政府则说了吉祥的预兆，并预测将在南方实现统一。 这些历书被空运到海防，然后送到北方城镇销售，或者偷偷运进越盟地区。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越南平民争相查阅历书的情形，难民的数字急剧上升，无论住在城市的居民还是从农村涌入河内、海防的人们，都迫不急待地想逃往南方。这种情况非常出色的帮助了“平”小组的活动，所以他们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便成为普通公民，表面上从事日常的民事活动，我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把供给“平”小组的武器和设备隐藏到北方还不受越盟控制的地区，下一步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越南人对中国的来源已久的仇恨心理，制造更大的动乱，以便削弱隐匿于中国共产党羽翼下日渐丰满的越盟的影响。 在美国新闻处处长乔治·赫绅尔的密切合作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些对越盟军队和河内政府进行心理战的新战役，即加深越南人担心中国在越盟统治下实行占领的心理。对于越南人记忆犹新的1945年中国国民党部队在入越受降时的残暴行为，许多包括越盟的人员都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当时以中国国民党卢汉将军率领的陆军第一方面军进驻越南北部接受日军的投降，断然以波茨坦公告为理由拒绝了在河内总督府悬挂法国国旗，因而导致了中国军队与法军及支持法国的东京民兵发生了武力冲突。好战的陈修和将军警告法军驻北越司令萨朗：“……（如果）法越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官和士兵肯定会站在越南方面同你们作战。”经陈的授意，中国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命令一三○师“清除”在海防登陆的法军。由于大部分东京民兵在那次战役中站到法军一边，所以一三○师的在击败法军远东舰队之后迅速对海防南面的建安、建水、涂山等地进行了血洗扫荡。他们每到一个村庄便把男人全部杀光，把女人集中到一起进行强奸，然后对她们施行活埋、火烧、剖腹等残酷的报复。这种有失人道的行为使许多越南人对中国存下了恐惧心理，尤其是中国军队在1946年交防法军，更激起越南人有似被出卖了的怨恨。 基于这个心理基础，我们根据一个偶然事件精心编造出来一个悚人听闻的谣言。 那个偶然事件发生在1959年7月7日吴庭艳刚刚从美国返回西贡的当天，那时，法军已经从东京湾地区的天主教省份发艳和南定撤走，越南天主教民兵大量北上到河内和海防，要求得到枪炮以便挺身出来与越盟作战：他们对法军撇开不管的做法心里充满了气愤。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美国军官阻止了女民兵要用手榴弹袭击守卫仓库的法国部队的计划。女民兵说，她们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经过安排，由海防的中国商人为她们提供了食物。然而，其中一个中国商人把安排在他家里的五名女民兵用掺入饭食的药物麻醉，给她们戴上沉重的镣铐送入设在他家楼房内的秘密地下防空洞里，对她们轮流施以强奸和蹂躏。获得这个情报之后，“平”小组海防分部立即派人到河内与我接洽，于是一个新的黑色心理战计划形成了。 9月23日，我和八名携带武器的“平”小组成员由河内到海防之时已经入夜，在一位争取过来的越盟警察的带领下，我们迅速赶到南朝门，包围了那个中国商人的住宅。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平”小组就轻易地解除了那个中国商人两个保镖的手枪，把他们同中国商人一起捆了起来。由于中国商人不会讲法语和越语，审讯由懂得汉语的越盟警察来进行。那个肥胖的、已经开始谢顶的中国商人在被匕首割下半只耳朵之后，马上指出了设在佛像后面的暗道出口并交出了钥匙。 我们进入了地下防空洞的通道，打开沉重的铁门，来到潮湿的、散发着霉臭的关押女民兵的地方。 那是一间用大石块砌成四壁的洞室，墙壁上长着青苔，地面有一些积水；不知什么原因在一边两墙之间安装着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铁管，三名只穿着裤衩的女民兵跪在地下，双手被缚在铁管上，身上有一些便溺。当她们被从铁管上解下来的时候，她们的双臂都已经不能够活动了，因为除了对她们施行强奸和蹂躏时以外中国商人一直把她们那样缚在铁管上，实际上已经使她们的手臂变成了残废；另外两个女民兵的遭遇更为凄惨，中国商人为了防止她们逃跑，竟然割断了她们的脚筋。 侥幸的是，尽管她们蓬头垢面，削瘦孱弱，受尽各种折磨，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们说，除了中国商人的强奸之外，她们还要遭受两个保镖的摧残，而她们几乎是在饥饿中度过了两个多月，因为中国商人每天只给她们一锅稀饭和一小桶冷水。 听了中国商人的暴行，“平”小组成员激愤异常，竟将中国商人和他的两个保镖当即打死了。 我们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把五名女民兵带回河内，告诉她们那个中国商人是中国部队的特务，并据此散布出我们精心编造出的谣言，说中国在东京湾地区的一个团对越南控制的一个村庄采取了行动，中国人强奸了村里所有的姑娘。 经过考虑，这个谣言由在河内的越南心理战连的士兵穿上便服去散布。那个连的士兵一言不发地接受指示，穿上便服去执行任务，但是没有回来，他们叛逃到越盟那里去了。 几周之后，东京湾的人们谈起了中国师在越盟控制地区的不轨行为。经过调查，原来那就是先前散布的谣言，越南人自己又加以渲染，增添了中国士兵如何把剥光衣服的越南姑娘倒挂在树枝上当靶子打、中国人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肚皮或把年仅七岁的越南女孩子轮奸至死，以至把被俘的东京女民兵活生生烧死等血淋淋的捏造的内容。 这种意外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为了增加谣言的可信性，“平”小组成员分别将五名女民兵带到难民中去，让他们看女民兵已经伤残的手臂和脚。结果，越盟的地位在人民中间很快地动摇了，就连越盟内部也有人相信只有吴庭艳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和山区的人们听到这个谣言之后，纷纷离开了家园，大批汇入难民的行列。而本来就处于惊慌失措状态的法国侨民竞相搭乘法国专门接运他们的飞机逃往南方。 这次心理战的成功使兰斯代尔上校第一步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于是“平”小组的活动立即转入第二个阶段：拟造越盟的传单和尽可能破坏更多的在北越的设施。 在阿伦德尔上尉的协助下，“平”小组搞出了一张以越盟抵抗委员会为名的传单。除了谈别的事情以外，这份传单还要求乘波兰和俄国轮船北上的南方越盟人员躲到押板底下以免遭到空袭和潜艇的攻击，传单还要他们准备御寒衣服——御寒衣服这项是为了配合一个口头的谣言，说越盟人员是被送到中国去当修筑铁路的劳工。并且，经过改造的谣言又加入了对女越盟人员的恐吓，说根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秘密援助协议，越盟挑选五十万十岁至二十五风岁之间年轻标致的女人分批送中国，而中国则派遣二十五万军队帮助越盟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占领。 与此同时，另一份捏造签名的传单引起了更大的恐慌，那是第二个准军事小组散发的，小组的代号为“家”（即阮文伟上校）。那份捏造越盟签名的传单指示东京地区的人们在10月初越盟接管河内地区时应该如何行事、谈到的项目包括财产、货币改革和接管后给予工人三天假期等等。传单散发后的第二天，到难民登记处要求离开的人增加了两倍（多数是原准备留下的法侨和华侨商人），两天以后，越盟货币（盾）下跌了一半。越盟通过广播斥责这些传单：这些传单看上去非常象真的，甚至绝大多数一般越盟成员也认为广播中的斥责肯定是法国人更弄的诡计。 在河内进行心理战袭击还带来了其他后果。 “平”小组争取了河内警察局的一个高级官员作它的成员，以便使任何被捕的小组成员可以从狱中得到释放。他协助“平”小组成功地进行了破坏有轨电车线和污染储油的工作。 争取这位名叫武统善的越盟高级治安官员的工作，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河内支行阿皮尔·杜松先生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1954年10月初的一天黄昏，我与“平”小组的一个成员冒雨来到阿皮尔·杜松先生位于费利克斯·富乐尔街三十七号的寓所，一栋法式的、窗上装有铁栅的灰色三层楼房。 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操着一口纯正法语的越南秃顶老头。当我递上阿皮尔·杜松先生的名片，他立即把我们带到了一间豪华的客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见到了法国谍报人员雅克·塔利丹少校。交谈中，阿皮尔·杜松先生告诉我们，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接到指示把法军在河内的谍报网转交给中央情报局使用。由于10月9日法国最后一批部队将撤离河内，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没时间作具体安排，只是把谍报网成员的档案和联络暗号及密码交给了我们。 回到住所，我将那份法国谍报员的档案逐一加以分析，着重阅读了有关河内警察局高级治安员武统善的材料。武统善当时四十二岁，其祖父武鸿卿系“亲华派”（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越南国民党前主席；武统善于1947年参加过越南联合政府，其后一直在治安部门工作，并同时兼任法国谍报人员。 然而，当我同“平”小组成员找到武统善的时候，他的样子几乎使我彻底灰心丧气了。 我们是在新亚大酒家对面的一个丫头唱馆里见到那位前法国谍报人员的。他当时正躺在一个单间的竹床上，法国女孩子给他做着按摩，床下的一个铜制水盆里有两块蓝白色条纹布。显然，他在那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正品尝着一般越南人不可想像的滋味。见到我拿出联络用的黄铜牌，他有点惊讶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杜松先生要我们来找你。”我用法语对他说。“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同你单独谈话。” 他略微思索一下，把那个法国女孩子打发出去。 “很抱歉，我不得不到这里来打扰你。”我坐在竹床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以不无嘲讽的语气说。“因为我认为越盟的官员在这个时候应该呆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不会出现在这种难堪的场合。” 老实说，从见到武统善开始，我就开始对雅克·塔利丹少校领导的谍报人员的能力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我无论如何在这位越盟的高级治安官员身上也找不出最起码的确认的依据；面前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越南官僚的样子，这使我非常失望。自从到了越南，我见到过许多很真诚的爱国者，但同时也遇到不少带有法国式贵族派头的越南人，他们与其说在同法国人进行一场战争，倒不如说在同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更为确切。 “我很高兴能为你们工作。”武统善听完我的介绍之后这样说。“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与法国人合作得很好，可是他们现在要走我，我感到十分遗憾。” 这是我进入越南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越南人，而且还是一名越盟高级官员如此明确地表示他对法国人的友好态度；几个月来，在越南到处似乎充满了仇恨法国人的情绪，甚至连保大皇帝阮永瑞也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了他对法国人的不满。 “如果共产党中国占领了越南，”他接着说，“那么它就会对整个东南亚发动侵略，而它的侨民就会起来响应。越南是越南人的，谁也不要想得到它！”他用手做了一个决心的手势，“每一个越南人都应该起来抵抗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妇女和儿童不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他看起来慷慨激昂，说个不停。 “你大概在担心自己不能再到这里来抽鸦片嫖女人了吧。”我心里暗想，但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我还是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他积极提出要逃出越盟，参加对越盟作战；我向他解释，他留在越盟内部同样非常重要，他仍可以象以前一样工作并接受更高的报酬，只是暗中从事破坏活动。对这一些，他很勉强地接受了。 10月中旬，“平”小组的四名成员在企图进入河内印刷厂去破坏那里的现代化印刷设备时被早已占领印刷厂的越盟治安人员抓获，送到河内警察局。那几名成员关了几小时之后，就被武统善放了出来。在此以后的几十天里，武统善还数次放过被捕的“平”小组及反对越盟的人员。 进入11月份，我接到兰斯代尔上校的指示，准备把“平”小组撤回南方，我们日夜守卫在屋子里，开始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文件和其他物品，并且给全体组员分发了自动武器和手榴弹，以预防在完成任务之后分散返回南方的途中遇到的特殊情况。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撤退的最后一刻，武统善忽然私自决定亲自帮助我们去散发剩余的传单。结果，警察发现他，在早晨没有行人的河内街道上追踪他的汽车，最后向他开枪，捉住了他。他是唯一被捕的“平”小组成员，作为法国特务被关进了监狱。 其他“平”小组成员顺利地如期返回西贡。 11月6日，我乘坐一位法国银行家的专车赶到嘉陵机场，登上了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的飞机。 但是，在这之后有一小段不愉快的插曲：“平”小组一名携带武器的成员因在土伦（岘港）火车上与吴庭艳总理的军队由于误会发生枪战而被捕。他同一个麻疯病人一起上了手铐，受到审问，两人被用一根棍子打出血来。警察告诉他说，那样他也会患麻疯病，然后又把他们两人一起锁在一间很小的牢房间。得悉这个事件之后，西贡军事代表团的科奈恩中校立即设法与警察局联系，把他营救出来。 我在河内的期间，西贡发生了由陆军参谋长阮文馨将军领导的一次未遂的政变。阮文馨将军是兰斯代尔上校1952年就在菲律宾结识的好友。当时参与政变的人还有越南陆军领导突击队的麟中校、参谋部的佳上尉及陆军电台的负责军官胡通明中尉，这些人都在9月9日被国防部长黎玉振下令逮捕。在阮文馨将军11月29日去巴黎之后，他们也相继去了巴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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