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954年11月23日上午10点30分，我从海防刚刚返回就带领“豪”小组的二十一名越南特工人员和两名厨师，装扮成苦力的模样，在西贡庆庙附近上了卡车。 那天西贡的天气异常燥热，到处都被太阳晒得发烫，街道上来往的人流夹杂着汽车喇叭的鸣叫和刹车尖锐刺耳的声音，更增添了一种令人厌烦的气氛。然而，为了这次行动的秘密，我必须乔装成法国人的样子，带上那些越南特工人员，站在露天的卡车上面。 由兰斯代尔上校亲自主持的这次行动，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天晚上，负责拟定这次行动计划的安德鲁斯中尉和我见了面，直到那时我才得知，我所承担的任务是要把“豪”准军事小组的21名越南特工人员护送到离北加里曼丹不远的布格苏克基岛的一个秘密训练基地。 卡车开动了，我们先要经过市区，然后开往西贡码头。 离开西贡市区并不是那么容易，车子象在锯齿上行走，颠簸得人头晕脑涨。成千辆汽车、摩托车、脚踏机动车、三轮车，还有载满乘客的三轮马车都挤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行人在卡车和吉普车之间乱窜，搞得司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急刹车，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到了市区的边缘，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卡车司机名叫防，一个年龄同我相近的年轻人，也是小组成员之一。这时他嘟嚷了一句什么，然后狠狠向车窗外吐了一口痰。“我们现在是往堤岸方向开。”他用英语对我说。 我感到奇怪。一个卡车司机怎么能讲这种流利的英语呢？ “你是从河内来的？”我故意改用了法语。在这块法国人统治了八十多年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懂得这种语言。 “是的。”他仍然用英语回答。显然，他不想使用被他们打败那个国家的语言。 “我出生在香港。”他又补充一句。 “那么你为什么到西贡来呢？”我问。 “为什么？我父亲在河内开设了一家纺织厂。”他又向车窗外狠狠吐了一口痰。“法国人还没有走，越盟就把我家的工厂破坏了。” 越盟怎么会破坏它将要接收的工厂呢？我以为他讲错了。 “是越盟搞的。”他好像看出了我疑惑的神情。“原因是我执行了一次任务，使他们怀恨在心，以此来报复我的父亲。” 防告诉我，他父亲曾是越南国民党的一个执行委员，起草过判处法国总督巴斯基埃死刑的判决书。安沛暴动失败后，他父亲携家小逃往中国的云南，后来回河内开办了一家纺织厂。防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加入越南国民党的，当时越盟与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的关系已经破裂，相互之间的指责日益加重。一次，越南国民党领导人阮海三命令防去刺杀一个与越盟关系密切的“脱党分子”。在越南国民党的纪律中，除内部批评、警告以外，没有公开的开除。对脱党成员一律处以死刑。防执行了任务，从而导致了越盟决定惩罚他的父亲。 “你还想回到河内去吗？”我问。 “一定要回去的！”他说得非常自信。“选举之后，我要回河内去。” 卡车继续向前开，燥热的空气从车窗外吹来，令人烦燥。 “前面就是人肉市场了。”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几栋楼房对我说。 “人肉市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感到毛骨悚然。它使我联想起屠宰场架子上用钩钩着的一排排已被开膛破肚的猪猡。 “你们这里还有卖人肉的？”我问。 “当然有。”他若无其事地说。“日军到这里之前，法国人就开起了那个人肉市场。” 他看着我，明白我误解了“人肉”的意思。 “你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人肉市场就是妓院，法国人起的这个名字。几乎所有的西贡妓女都到那里去，有几百个姑娘随你挑选。” “你常到那儿去吗？”我问。 “那儿不是越南男人去的地方。老板是法国人，在门口站岗的也是法国人。”他向车窗外指着说：“你看，那就是人肉市场。” 我向窗外望去，只见道路的右侧有一个象兵营似的大院子，正面是几栋两层的白色楼房，一块招牌上有两个巨大的法文缩写“R.A.”(Rlegie Alcool 酒店)，另一块招牌上写着La Boucherie（肉店），许多小贩沿着路大声兜售香烟、糖果、驱蚊剂等什么东西，几十辆卡车、吉普车、小汽车和摩托车停在楼房的前面。我没有看到站岗的法国人，却发现进出的人当中也有许多越南人。 “以前越南人是不到这里来的。”防用空着的那只手掏出一支香烟，然后在驾驶台上巧妙地擦燃了火柴。“现在逛肉市的越南人都是北方佬，和我一样。” 他给我讲起了这一年7月份大批北方人搭乘民航运输公司C-46型飞机逃离河内的情况。他说：“许多北方人在那个时候离开了河内来到南方，但是大多数人留下了，同时，几万名南方越盟分子也在那时跑到北方去了。西贡的秩序一团混乱，到处都发生抢劫事件，就连宝禄亲王的女儿也被暴徒带到郊外轮奸了。法国人和吴志士（指吴庭艳）签订了一个合同，由民航运输公司把难民送到西贡。于是，大批难民日夜坐在飞机场等候接运，混在难民中的一些越盟分子不时地对他们进行煽动劝说，结果，又有很多人留下了。” 路上，防不停地给我讲着，到达码头的时候已经12点了。 弗雷德·艾伦少校在那里同我见了面，他是负责这次行动的。我让小组的成员和厨师混在难民中，先登上了早在那里等候的一条美国海军舰艇，然后与艾伦道别，也登上了那条船。这样，“豪”准军事小组的成员就人不知鬼不觉地悄然离开了西贡。 在菲律宾的布格黄克岛，“豪”准军事小组成员接受了几个月的秘密训练。那个名叫防的成员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兰斯代尔为他起了个越南名字“豪”为代号，训练结束后，“豪”小组成员由美国空军送到一个转运站。几天后（4月16日），艾伦下达了登陆的命令。我把他们送上一条驶往海防的美国军舰，然后返回了西贡。5月16日，越盟接管了海防，以后这个组就直接与阿伦德尔取得了联系。 我回到西贡的时候已经到了雨季，气温下降了一些，然而只要太阳一出来，这地方立刻就到处一片闷热。在这期间，兰斯代尔上校积极进行活动。应陆军参谋长阮方馨将军“宠妾”的要求，兰斯代尔开办了一个小型英语训练班，学员都是当时越南政府重要人员的情妇，尔后，兰斯代尔又指令他从菲律宾带来的马格塞塞总统的高级军事助手开始训练吴庭艳的一个营的总统府卫队。在1955年春，教派危机开始的时候，他参与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建立一个专门对付平川教的秘密小组的工作。……而相对地说，艾伦少校和我们却因此得到许多空闲时间。 作为年轻军官，艾德华·贝恩上尉、安德鲁斯中尉和我都时常上街去闲逛。 “哈尔，你说的那个人肉市场在什么地方？”有一天贝恩上尉问我。 “怎么，你想去那里找个老伴吗？” “当然艾伦少校是例外。” 他向外间正对着小镜子整理头发的艾伦的背囊努努嘴，我们都笑了。 艾伦少校当时疯狂地爱上了年轻漂亮的越南妇女龙夫人，尽管他是一个反美的法国文职人员的情妇。 龙夫人是《新生报》的发行人，她的法国情夫经常在她的报纸上发表一些反美言论。尽管如此，艾伦还是帮助她，使她的报纸免受政府的封闭。在艾伦的劝说下，龙夫人刊登了赵定写的关于越南爱国主义、反对共产党越盟的托马斯·佩因式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越南有影响的人士中得到传播，因而使这家报纸的发行量大为增加，这使得龙夫人明白了，在她的报纸社论内容方面听从艾伦少校的建议，无疑对她是有利的。很快，这位漂亮的越南妇女就倒入艾伦的怀中，并且和他打得火热。 我们到人肉市场去的行动是在背着艾伦少校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兰斯代尔正忙着布置那个反对平川教暴乱小组的活动，往返于西贡、边和、嘉定等地之间。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在边城市场出租汽车站搭乘一辆黑色的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瘦小的中年越南男人，只会讲可数的几句蹩脚的英语；然而，当我使用法语对他说了“La Boucherie”之后，他狡黠地一笑，把抽得可以烫到手指的烟蒂往车窗外一扔，调转车头径直向堤岸方向开去。 人肉市场设在连接西贡——堤岸的公路上，名义是出租汽车与茶点供应站，实际是长途汽车公司开设的一家大型妓院。 法国人开设的这家妓院与世界各国的妓院大不相同，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几个世纪以前埃及的奴隶市场，或者1965年以前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黑奴拍卖场：一、黑人雇佣兵木然地坐在门口，向每一个进去的人发放避孕工具；二、三百名越南女人站在露天的大院子里，任由买主肆意地，像检查牲畜似地进行挑选，甚至被扯开衣服观看。在她们当中有三十多岁的已婚妇女，也有刚刚十几岁的越南少女。她们不象其他国家的妓女那样死死地缠着顾客不放，而是默默地像橱窗里的展品似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供人们欣赏和挑选，只有当顾主走到她们面前时，才露出越南姑娘特有的笑眯眯的神情。酷热的天气使她们汗淋淋的，浑身散发出一股香粉和汗混合成的味道。 当我经过一名穿着白绸三婆衣和宽大的黑裤子的姑娘时，她轻声用英语和我打了个招呼。 这是个身材窈窕的姑娘，年纪不过二十，雪白的紧身三婆衣使她的胸脯显得格外丰满和肉感；乌黑的长发整齐干净，一直垂到腰间；她的五官轮廓清晰而标致，具有典型越南女性的特点：微隆的颧部，浑圆的下巴，微微撅起的嘴唇，使她看上去象个被宠坏的总有点儿不高兴的大孩子。 她没有象其她姑娘那样马上对我笑眯眯地流露出那种讨好的神色来，只是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看着我，这使我心中一动，没有同贝恩和安德鲁斯一块儿放肆地抚摸她的身体。 “哈尔，这可是块鲜肉啊！”贝恩上尉用手拍着她浑圆的臀对我喊道。 那姑娘显然猜出了他的话，微微皱了皱眉头。 “就算你帮你挑中了。”我说。 我感到十分喜欢那个姑娘。不知道因为什么，看到贝恩上尉在她身上摸来摸去的时候，我竟然觉得非常难堪，甚至为自己和他们站在一起而惭愧。 这并不意味着，我是见到女孩子就脸红的那种“乖孩子”。我在马尼拉与那个菲律宾姑娘一起度过的销魂时刻和在训练基地同两个黝黑的邦邦牙族少女的风流艳事，使同事们都对我刮目相看。直到我们进入了越南，贝恩还在说：“这家伙该换换口味了。” 然而此时，一股强烈的独占欲不可抑止地涌上我的心头，好象那个越南姑娘就是我多年的情妇似的。 贝恩和安德鲁斯笑着走开了，去挑选别的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我用法语问她。 听到我讲法语，她显得活泼多了，她操着一口越南味很浓的却能够使人听懂的法语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黎氏春。“今天在这里碰到您，我感到非常高兴。”她说。走过来熟练地挽住我的胳膊，领着我朝有一栋旧式的木板楼走去。她当时那种神情真象一个买了块巧克力和逃学的坏孩子，这使得我心里掠过一丝略带恻隐的念头。 门房是个五十多岁的越南老头，身材不高，戴着一付摇晃的无过眼镜，对我们龇牙傻笑。他先把我们领到洗澡的地方，一间很小的、地上有孔的屋子里。一只很大的耗子，浑身灰色，肥胖得像个懒汉似地坐在角落里。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它紧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才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个黑洞。 靠近门口的地上放着两只装满凉水的木桶，上面横放着一把长柄勺子供我们冲洗之用。 “脱下衣服洗澡了。”春简单地说，已经解开她上衣的扣子。 我脱了衣服，站在屋子当中。春先用勺子把水浇在我的身上，然后拿一块和过的香皂在我身上涂了一遍，再用凉水把肥皂沫沫冲下去。最后，她站到我的面前，把那个长柄勺子递到我的手里。 “请你帮助我冲一下，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她说，用手把头发挽到上面。 在我给她冲澡的时候，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屋中间，这样就使我能在往她身上泼水的同时，得以欣赏她匀称的胴体。 春具有那种典型的越南女性的体型：较长的腰际线，纤细而有弹性的腰肢和低宽的臀围。这种体型使得一般越南妇女在一生中可以顺利生下五个以上的孩子，许多越南姑娘在十几岁时就开始生育，而我们白种女人则不行，黑人妇女也难以办到。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一个指定的房间。 那是个大约十平方米的地方，墙壁上用旧纸箱打着补钉，平整地钉在孔洞上，另外还有一张图片显示着两只紧握在一起的友谊之手，图片的一边用英文和越南文写着：“一件来自美国的礼物！”但是那张图片已有一半被细细的绿霉遮盖了.* 春走到床前，先为脱去衣服，然后自己迅速地把衣服脱光，钻进了网点很密的蚊帐。我已经抑制不住性的冲动，一下把她按到了身子下面…… 过了很久，我疲惫不堪地伏在她柔软的身上。也许是在人肉市场站得太久的缘故，春此时合着眼睛似乎睡着了，她原来紧紧搂着我的腰部的双臂无力地滑到了床上。 一切都平息了。 “你睡着了吗？”我问，轻轻抚摸着她丰满的肩膀。 她微微睁开了一下眼睛，然后又合上了。“就这样呆一会儿。”她喃喃地说。渐渐地，我也感到了倦意，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惊醒了。 “哈尔，你在那里吗？”是贝恩的声音。 “这个浑帐的东西！”我心里恨恨地骂道，没有回答，依然抱着春躺在蚊帐里。 突然，门被撞开了。贝恩上尉、安德鲁斯、门房老头儿，还有一个越南警察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 贝恩使我丑态百出。尽管如此，我想起他和安德鲁斯脸上紧张的神色时，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在外面等了我三个小时，以为我遇到什么不测。 眼下，轮到艾伦少校嘲弄我的时候了。自从那天遇到春之后，我一直惦记着她，又去人肉市场和她度过了好几个销魂之夜。每当与她分手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我是否爱上了那个越南娼妓？”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地自问着。 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婉转地问起过她家的住址，但是都被她巧妙地回避开了，她甚至拒绝告诉我她的实际年龄。有一次在冷饮店里，她说过她的父亲曾经在堤岸的柯发烟厂工作，一次意外的（但她认为可能是反法分子放的）大火使他双目失明了。另外，她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有关她个人的片段经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决不想对她那时从事的行当表示我个人的看法，只是探询地对她说，我很可能为一个我所喜欢的姑娘提供一个好一点的职业，比如在政府机构或供给部门等等，但是她总是笑着表示感谢，从来没有接受。 几个月来，雨一直在下，到处都是潮湿的空气。在这一段时间，我和春常常呆在人肉市场的那栋木板楼里，听着雨敲打木板发出的单调的声音。我渐渐的感到，尽管春有时候表情非常痛苦，甚至尖声喊叫起来，但是她对我偶尔的粗暴并无反感；她经常在作爱之后用手轻轻抚弄我的头发，试图把它们弄直，或都用灼热的嘴唇吻我的身体，同时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柔和的神情。 象其她站在人肉市场的姑娘一样，春只能讲几句流传在娼妓之间的英语，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授的机会。很快，她基本上可以听得懂我的一些简单句子，尽管她还不能使用英语进行谈话。 “你应该学习越语。”有一次她在我们用英语的手势困难地交谈之后忽然建议道，“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其实，从我一进入越南的时候起，几乎每一个人都试图教给我越语。虽然我很想学习这种语言，但是几次努力都归于失败。越语是一种十分难学的语言，无论是发音还是语法总使我晕头转向，它浩如烟海的同义词简直可以同英语相媲美了。 春是个特别热心的教师，不妙的是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象聋子一样，然而她却以为我能够听懂。她黑色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芒，经常猛地把嘴唇贴近我的耳朵大声喊道：“An com！”（开饭了！）这是一种通知半英里以外家里人的方法，尤其是被一些东西所阻的时候，越南人是常常这样喊的。 不久，春为我找来一本越语课本和一本越英词典。越语虽然使用罗马字母，然而许多字母的读音与英语毫无联系，o可以读成ur，d可以读作z，nh不知为什么要读成ng……我实在分辨不清如何读音的时候，就只好整句地强行记忆，而这个方法竟然十分有效。 雨天，人肉市场木板楼的房间里总是坐满了越南姑娘。她们快活地谈论着西贡的最新传闻，偶尔也露出一丝怅惘的神情。我很快就能够基本听懂她们的意思，甚至与她们交谈起来。她们嘻嘻地笑着打量我的身体，把这个也当作一个话题。“他到底有多少公斤重呢？”一个身穿浅黄色无袖短上衣的姑娘戏谑地说，故意作出惊讶的样子瞪大了眼睛望着春。 我听懂了她的话，走过去抓住那个只到我胸部的姑娘，象弄小孩子似地把她举了起来，然后轻轻放到床上。她吓得脸色苍白，以为我要惩治她呢。 “对不起。”我用不太熟练的越语对她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多重，因为美国人不用公斤，而用另外的方法来衡量。我有两根棍子加上五根柱子再加上一个横梁那么重。” 她们咯咯地笑了起来，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我渐渐发觉，那些人肉市场的娼妓与美国人之间并不象在其他地方那样充满着仇恨之情。相反，对美国士兵的友好并不仅仅是她们的一种荣耀，而且也是所有人的一致态度。她们瞧不起越南人，对她们自己的文化也采取鲁莽和轻蔑的态度。然而，轻率傲慢的美国士兵粗暴地对待乡民，对村里的长者也极不尊敬，这真是一大罪孽。 然而，人们却一直在毫无结果地问：“为什么美国人想要得到这小而可怜的国家呢？他们不是已经拥有地球上最富有的土地了吗？” 没有一个越南人相信这种说法。对他们自己来说，越南就是神的所在地，因而最富饶、最具有吸引力；基于这种意识，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在密切地关注、向往着这块土地。我所遇见过的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越南人也都相信越共的这种理论。 泰国人、柬埔寨人都固执而自命不凡地认为：他们的土地是肥沃的，他们的妇女是最美的形象，他们的食物是无法比拟的，他们的艺术、音乐、历史和传统，更是无与伦比的卓越。地球上所有的代表不同种族的政府都放射出嫉妒的目光，在不自觉地策划着以使自己取代他人的计划。我确信西方国家对中国、越南等东方国家这种根植很深的意识是十分恐惧的。 我发现，当越南人看到美国士兵和越南姑娘一起在街上闲逛的时候，他们甚至产生一种骄傲的情绪，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即使在越南政府的高级官员之中，除了令人尊重的、清廉的吴庭艳总理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越南贵族出身的高级官员）都或多或少地冀求这种使他们空幻的自大得以平衡的精神满足。 越南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她们的商品性更加突出，她们可以象牲畜、农具一样被一定的价格出售给购买者。如果说人肉市场出售的只是女人的肉体的话，那么，在边城市场可以看到出卖整个女人的情景。尽管警察几次严厉地试图取缔那种“有伤风化”的买卖，但是饥饿这个无法逃避的“债主”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那里卖掉自己最后的财产：女人。 在边城约五百米长河岸上，是专门进行人口交易的黑市，被拍卖者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和儿童。她们大多数是来自北方或从“垦田区”逃回西贡的难民，既无土地，又无住房，为了使家里人能够生存下去，父母或者丈夫只有采取这种唯一却又残酷的办法。 那些来自北方的难民妇女在政府“净化城市”的政策下显得更为恐慌，甚至连她们站到人肉市场去也被警察禁止了。为了避免被送到“新经济区”去垦荒，她们宁愿成为奴隶而留在西贡。1955年7月14日《自由报》报道了被强行送到“垦田区”的50名北方难民妇女全部饿死在山中的消息，使还留在西贡的难民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而边城市场的一个成年姑娘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六千元南越币下降到一千至二千元左右，也就是说还不到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的半数。 一个美国人很难想象得出当时越南是处于怎样一种贫困的境地。《国家革命报》写到：“工人的工资如同火车站，车站是永远站着不动的，但是迅速上升的生活费用却如同疾驶的列车飞奔。”即使那些侥幸的职工和士兵的工资也受到日趋严重的威胁，不少人3至6个月才能领到一次工资，而且仅能领到三分之一的现金，其余的部分则以美援黄油、牛奶、面粉和布，以及“建设彩票”等来支付。在中产阶级中，逃债、破产的现象日益普遍；成千上万从事纺织、建筑、手工业、陶瓷、运输、鱼器制作等行业的人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大一部分被迫歇业。另外，糟糕透顶的“土地改革”政策使数百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大批涌入城市，更加深了那场危机的恐惧性。 “哈尔，我看你好象是喜欢上了人肉市场的那个姑娘？”贝恩上尉拿起那张我刚从照相馆取来的春的照片，笑着用嘲弄的口吻问道。 爱上一个越南娼妓，这是我一直不愿承认的事实，我宁愿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只是对春那丰满诱人的肉体起了兴趣，就象长驻西贡的许多美国军官一样，与越南女人姘居的目的，只是为了调剂一下沉闷无聊，有时又充满了风险的生活。 当时西贡拥有数万名娼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她们。1955年中旬以后，人肉市场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西贡——堤岸市区。尽管她们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肉身，但是可怕的麻疯病使得许多美军官兵望而却步，宁愿在扫荡中使用暴力对那些农村妇女发泄积郁的性欲，而不敢随便在市区寻欢作乐。即使这样，仍然时有美国人染上那种可怕病症的情况出现。 棋盘区是距西贡市中心不远的平民住区，居住着占西贡人口十分之一的平民，一般认为平民那里的姑娘不会患有性病。贝恩上尉经常从那里弄来一、两个姑娘到我们驻地过夜。久而久之，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种牛”。他对此毫不在意，有时甚至当我们的面与一个越南姑娘进行性交。 1956年3月的一天下午，贝恩上尉带回来四个卖槟榔的越南小姑娘。 “你这是要干什么？”安德鲁斯中尉问他，放下手里的纸牌，“这里可不是你的配种场。” 我抬起头一看，也觉得贝恩上尉搞得太过火了。那四个越南小姑娘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岁，头上都戴着斗笠，身穿着宽大的黑衣服，每人还提了一个装槟榔的竹篮子。她们显然听不懂英语，很窘迫地站在门边。 当时在西贡的美国军官几乎都去搞越南女人，那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即使兰斯代尔上校也在所难免。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时谁也没有把家属带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当饥渴难耐的时候，只有光顾人肉市场那类的地方，久而久之，许多美国人对个子矮小的越南姑娘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癖好，似乎她们原本就是美国人天然的搭配。艾维尔说：“如果没有搞上几个越南女人，那么你就等于没有到过越南这个国家。” 贝恩上尉这个从非洲战场回来的古巴佬至少搞过一百个越南姑娘。无论白天或晚上，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到外面去搞女人，而且还把搞过的女人拍成裸照收集在一本很厚的照片册里。有一次我因找刮脸刀片翻看了他的照片册，那里面装贴着数百张照片，下边还注明姓名、年龄、身高以及家庭成员等详细说明。其中最小的只有八岁，最大的是四十四岁，另外还有三位肚子隆起的孕妇竟然也出现在他的照片册里。 “那个小东西嘛，”贝恩上尉在我问他是否真的搞了那个八岁的越南女孩的时候漫不经心地说：“我的确是把她搞了，为此她母亲收了我五块钱（美元）。本来她母亲坚持要把她卖给我，对我说她已经十二岁了，还亲手扯开女儿的衣服，声称只要几个月她就会长得象大姑娘一样。那些骗子！我说要先在她身上试一试，她母亲犹豫了一会儿，把我领到她的家里，一座位于运河边的破房子。搞个小东西太费事了，她忽然不再听从她母亲的话，拼命地挣扎，还在我手上咬了一口，最后她母亲也跑进来，帮助我一起把她按在床上，结果弄得我的手上和身上都沾满了血，那几张照片就是搞她之前，在她家里拍摄的。” 贝恩上尉说得如此轻松，就象讲述他只是把邻居的牲口抽打了一顿又赔了几块钱似的。 “别那么假正经了。”贝恩上尉把四个卖槟榔的越南小姑娘扒了过来。“今天是周末，连女人也免费，让艾伦少校见鬼去吧！”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四个越南小姑娘突然挣脱贝恩上尉的手，扔下篮子向门外跑去。 原来，她们在随贝恩上尉到我们驻地时，并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带着她们去美军驻地卖槟榔。由于她们不懂英语，我们说的话她们也没有听懂，直到贝恩上尉动手剥她们的衣服，她们才明白，转身就逃。 贝恩上尉气得大骂，追过去捉她们，但是只捉住两个，另外两个小姑娘已经逃之夭夭。 “Cun mang！”（救命）那两个被捉住的小姑娘尖声叫了起来。 然而，没有一个人来搭救她们，这种呼叫在当时的西贡不会得到反应，都会装作没有听见，甚至连头也不会抬一下。那位穿着考究的越南妇女在都城公墓附近被三个美国士兵和一个越南人往吉普车上拉的时候发出过这样的喊叫，周围的警察、士兵、职员和商贩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饱有兴致地观看了那个动人的场面，直到吉普车载着那位被猎获的越南妇女卷起一阵尘土飞驶而去。“她不会被杀死的。”一个警察告诉我。 是的，既然谁也不会被杀死，所以就不必喊“救命”了。两个小姑娘明白过来，不再喊叫了，于是胆战心惊地脱光了衣服。她们站在那里，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惶惑的目光不住地在我们脸上打量着。 那两个小姑娘的样子很难看，头发又脏又乱，汗水把脸上的灰尘冲成一道一道的，身上也瘦得可怜。她们用黑糊糊的小手挡住下腹，似乎觉得暴露那个部位是可耻的。 “我们都不感兴趣，种牛。”安德鲁斯对贝恩上尉说，“你最好把她们带到楼下的厕所去搞，完事之后把她们扔进去，然后再扔进去几块钱。” “猪养的！”贝恩上尉骂道，怒气冲冲地把两个小姑娘的衣服弄成一团包好，带着她们走出房间。 时隔不久，又到了雨季，到处都变得潮湿起来。一天，卢西恩·科奈恩中校来到我们的驻地。由于白宫将兰斯代尔上校召回，西贡军事代表团的具体事务暂时由科奈恩中校负责。 “报纸上的这个家伙是你吧？”科奈恩中校把一份当时在西贡发行量很大的《民主报》扔到贝恩上尉手里。 贝恩上尉莫明其妙地拿起了报纸。 报纸上刊登着一张贝恩上尉在我们驻地的房间里半裸的照片，那副样子看上去很滑稽。因为《民主报》是越文报纸，贝恩上尉把它递给我这个在当时军事代表团成员唯一懂得越语的美国人。 那篇消息以一个很大的“？”号代替了标题，内容这样写的： “据悉，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军官爱德华·贝恩上尉于本月25日将四名卖槟榔的越南女孩子带到他的住处，使用暴力将其中十二岁的黄氏月蛾和另一个名叫况的十五岁的女孩子强奸数次，并在强迫她们照相之后对她们进行野蛮的蹂躏。两个女孩子在第二天早晨被放回，至今尚在病中。 另悉，外交部长武文杜已就此事向美国驻越南大使提出抗议，然而特别警察总署却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拘留了被害者和目击者。是否这次强暴行径会如同上个月美军劫持、轮奸左莱医院女护士陈氏欣一样不了了之，值得人们关注。但是据提供消息的人士声称，贝恩上尉有一本记录着他奸污越南妇女的照片册为证，恐怕政府在‘普选’即将到来之际无法再对此充耳不闻。” “你的照片册呢？”科奈恩中校问。“我不愿意在明天报纸上再见到你令人作呕的丑事。现在就把它交给我带走！” 贝恩上尉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从蚊帐里拉出他满是油渍的行军袋。 忽然，他抬起头盯住科奈恩中校。“你这个臭不可闻的家伙！”他呲牙咧嘴地骂了起来。“有个狗娘养的把照片册偷走了。” 我意识到事情变得严重了。“你会不会放到别处去了？”我问。“比如说保险柜或其他什么地方？” “那东西只呆在一个地方，就是这儿！”他指着行军袋喊道：“他自己能跑到保险柜里藏起来吗？” 科奈恩中校显然紧张起来，他帮助贝恩上尉把行军袋里的东西都弄了出来，然而除了贝恩上尉几件泛着酸臭味的衣服、几个胶卷和一把贝恩上尉从非洲带回来的木刀外什么也没有。 照片册失踪了。 那绝非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照片册里上百个赤身裸体的越南女人会因此都被说成强奸的受害者，何况里面确实有几个被捆起双手的姑娘，即使是娼妓也会使人误解的。如果科奈恩中校知道那些照片下写着的记录和其中有一名八岁的小女孩和三个怀孕的妇女，一定会把贝恩上尉狠狠地揍上一顿。 “你这个又脏又臭的古巴猪猡！”科奈恩中校揪住了贝恩上尉的衣服骂道：“我马上就把你他妈的阉了，混蛋！” 贝恩上尉想挣脱，但是科奈恩中校有力的手抵住他的喉咙。“放开我！”贝恩上尉嘶哑地嚷道：“反正在她们身上下的不是美国种，你说什么都晚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越南女人。“都闭上嘴巴。”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们拉开。 “看来的确有人偷走了那本照片册。”我说。“现在我们要做的首先是把这件事分析一下，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无论如何也要把照片册找回来！”科奈恩中校喘息着说。 贝恩上尉偷偷眯起眼瞟了科奈恩中校一眼，然后又故作镇静地合目养神。 “是不是被你那些臊娘们偷走了？”科奈恩中校问。 贝恩上尉仍然合着眼睛，没有回答。 我告诉科奈恩中校，贝恩上尉病了，患上了，已经许多天没有离开过驻地。 直到这个时候，科奈恩中校才注意到桌子放着青霉素药膏。 是的，从发现自己身上长出了梅毒以后，贝恩上尉沮丧得要命，一直呆在房间里长吁短叹，再也没有搞过任何越南女人，那么照片册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我们的注意力渐渐集中到艾伦少校漂亮的情妇，《新生报》和《民主报》发行人龙夫人的身上。 32岁的龙夫人是一位阔绰的越南贵族的遗孀，当时在西贡的美国军官几乎都认识这位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的美人。她总是穿着带越南南方民族特色的叫作aao daai紧身旗袍，乌黑长发在头上挽成一个很大的发髻，身材丰腴动人，那双略带忧怨似的厚嘴唇经常吐出一些充满机智的话来，使得艾伦少校为之倾倒。由于与艾伦少校的特殊关系，她常在我们驻地出入。事情发生之前的几天，我曾经见到她坐在贝恩上尉的床上谈笑，怀里抱着那个永不离手的、蛇皮制成的皮包。 “她偷照片的可能性非常大。”科奈恩中校说。“近来《民主报》和《新生报》刊登过许多反美言论，内容涉及到越南政府的高级官员和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事情，显然不是一般报纸那种过激的排外情绪的发泄。但是由于她与一些政府官员之间的暧昧关系，我们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一定要慎重对待。” “如果证实她与此事有关，我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问道。 “即使是那样，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与越南政府协调一致。”科奈恩中校回答。“目前西贡局势还没有稳定，有关选举的谣言越来越多，越共分子还在策动游行请愿。另外，政府内部的分裂也没有弥合。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以直接出面交涉，只能通过越南政府或警察部门在有利的前提下进行调查。” 事实上，当时的越南政府内部存在着不少亲法分子和狂妄民族主义者，与亲美的以吴庭艳总理为首的官员时常发生磨擦，政变的企图也非常频繁，所以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是十分艰难的。 “为什么不马上逮捕她？”贝恩上尉怒气冲冲地说，用他的木刀做了一个挑的姿势。“她还会继续散布谣言。我要把她捉起来，剥了她的皮！” 艾伦少校试图在最后的关头搭求他的越南情妇，他帮助龙夫人搭上了西贡到顺化的列车。然而，当龙夫人走出车站时就被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特别警察押送到顺化市警察局了。 主持这次秘密逮捕的是吴庭儒的部下，秘密情报机构主任陈金宣。事实上，几天前科奈恩中校找到吴庭儒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确定龙夫人近日来策动发表反美言论的表示，只请求吴庭儒能够协助查找贝恩上尉跌的照片册，因为那本照片册一旦落入越共之手，就可能将其中大部分内容加以歪曲宣传，将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产生不利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吴庭儒下令逮捕龙夫人，我们一直没有能够搞清楚，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那次逮捕是早于照片册失窃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 1956年4月12日，艾伦少校终于通过国防部长黎玉振和新闻部长陈正诚的帮助获得吴庭艳总理的批准，保释龙夫人出狱。第二天，我陪同艾伦少校来到了顺化市。 在顺化市，我们见到了吴庭艳总理的胞弟，中部行政长官吴庭谨，他告诉我们，龙夫人已承认她在为越共工作，为了配合“普选”，她从事了一系列抵毁吴庭艳总理形象的宣传活动，其中包括搜集美国军事人员的情报。因此，吴庭谨说，她不能够被保释，除非等事态平息下去，由她自己发表悔过书。但是经过艾伦少校的请求，吴庭谨批准我们到顺化警察局探望龙夫人。 下午4时，龙夫人由两名警察押着来到会见室，一见到艾伦少校就扑到他怀里哭了起来。她显然消瘦了许多，仍然穿着浅黄色的旗袍，发髻已经散开，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她脸颊上的一条黑紫色的鞭痕。 她呜咽地用英语告诉艾伦少校那里可怕极了，还受到警告不允许把遭受拷打的情况告诉我们，就连她的衣服也是这次会见时才给她换上的，为的是掩盖她身上的伤痕。“马上把我带走吧！”她恳求道，“我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 “贝恩上尉的照片册在哪里？”我急切地问。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管龙夫人为越共做了什么，倘若贝恩上尉的照片册还没有转移到他们那里，还是有办法的。” “我把它存放在《民主报》主编武玉阁先生那里。” “这么说武玉阁先生也看过了？”艾伦少校焦虑地问。他知道那件事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武玉阁先生也在为越共工作吗？” “武玉阁先生与越共根本没有关系，”龙夫人推开艾伦少校抓住她左臂的手，因为那只手碰到了她的伤痛。“其实，我与越共也不能说有什么关系，只是几个月以前我收到了越共南方干部黎笋送来的一些宣传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给我送来那些东西。后来，给我送东西的人被政府情报部门抓住，说出了那件事，警察就认定我负责越共在西贡的宣传工作。” “你对警察说出了照片册在武玉阁先生那里吗？” “是的，我已那样说了。” “你为什么要把照片册的事告诉他们呢！” “为什么？”龙夫人眼里噙着泪水重复着。“他们总是打我。如果不是没有办法，我是不会牵连武玉阁先生的。你想不出那些警察是多野蛮，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希望马上离开那里，你们一定要把我带走，否则今天晚上我还要去罚跪的。” 谈话时，一个警察就坐在我们的身后，他根本不懂英语，很不耐烦地用钥匙在椅子上敲击着。艾伦少校告诉龙夫人，假如她没有那么早承认那些事情，本来已经可以获得保释。但是由于她把事情搞糟了，吴庭艳总理的批准也失去了作用。最后，艾伦上校安慰她一番，说马上去与警察局交涉，便她得到尽可能好一点的选题，等他再去想办法仲秋她出狱。 龙夫人显然对再返回牢房极为恐惧，她不顾一切地抱住艾伦少校，无论如何恳求把她带走，甚至跪到地下哀求。艾伦少校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吴庭谨联系，这件事在吴庭谨与陈金宣之间推来推去，直到傍晚的时候，吴庭谨才不耐烦地通知艾伦少校，那个案件是越南情报部门的事务，请美国人不要从中作梗，至于保释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找到了顺化市警察局局长，请求他对龙夫人给予“特别照顾”。 顺化市警察局局长根本不承认对龙夫人进行刑讯。“她是自己坦白的。”他肯定地说。“虽然她是越共要犯，但是政府还是准备宽恕她。你们不必听信一些人散布的谣言，我们对待象龙夫人这样有名望的妇女决不会动用刑具来审讯的。” 看来，再在顺化市呆下去已经失去意义了，我们便乘当晚火车赶回西贡。 “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人保管过照片册。”武玉阁强硬地对陈金宣说。“至于你们所说那位龙夫人，与我并不熟悉。倘若她坚持照片册在我这里，那么请她出示证据好了。” “其实证据已经有了。”陈金宣拿起一份4月2日的《民主报》。“你能解释一下这篇消息和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吗？” 武玉阁傲慢地把报纸推到一边。“作为报馆，我有义务对消息的来源予以保密，而问题在于消息是否真实。假如问题出在捍造事实上，我要对此负责。请问，那篇消息是否真实？” “当然有问……”陈金宣忽然停住了，他发现武玉阁盯住他的目光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 “那本照片册肯定在他那里。”武玉阁走后，陈金宣对我说。“他的语气非常坚决，说明他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因此我没有过分谈论下去。”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十分担心武玉阁会把照片搞成复制件，那将使我们无法控制。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发生，陈金宣立即请示吴庭懦布置对武玉阁及《民主报》进行监视，严防照片复制品流出。 此后的几天，陈金宣使用了各种方法劝说武玉阁交出照片册，并保证今后为《民主报》提供可观的经费支持，但是都被武玉阁拒绝了。 武玉阁是西贡十分有名望的人士，与民主领袖潘光诞、议员范文桶、阮文寿等人形成一股社会势力，因为在政府中派系斗争（尤其是军队内部亲法派系与美将领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不能采取象对待龙夫人那样的办法对待他。 然而，陈金宣还是决定对武玉阁施加压力。他雇用了二十名北方难民在一天上午冲进《民主报》报馆，捣毁了电器、桌椅、门窗和电话。这件事引起了武玉阁的反应，他立刻伙同其他几家报馆的主任、主编一起找到了新闻部长陈正诚进行交涉，因为有一名难民为他们提供了捣毁报馆者得到特别警察部门指使并领到津贴的证据。在吴庭儒的授意下，陈金宣秘密派出人员，准备伺机暗杀武玉阁。 就在事态愈演愈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希望。武玉阁17岁的女儿在堤岸遭到黑社会组织的绑架，作为con tin（肉票），赎金高达85万元南币。 17岁的武氏娟是西贡改良戏剧团的演员，在乘坐汽车时被四个武装匪徒强行架走。匪徒的目标显然十分明确，在武氏娟被绑架的当天下午他们就把赎票送到《民主报》报馆，限令武玉阁在5天内交纳赎款。据当场的目击者证明，绑架是由堤岸一个叫作天地会的黑社会组织所为。 武玉阁非常清楚，如果他在期限内不交纳赎金，他的女儿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他没有报告警察局，尽管那笔高额赎金使他手足无措。 一个越南特工人员向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提供了这个消息之后，科奈恩中校立即布置西贡站所有美国与越南特工人员进行营救活动。为了使这次行动不致失败。科奈恩中校一方面对警察局严格保密，另一方面准备了85万元南越币，以防万一在5日内没有结果便代武玉阁交纳这笔赎金。 “无论如何要保证那个姑娘的安全！”科奈恩中校强调道。“假如行动没有把握，就暂时不要暴露我们的目的，另外，一旦因此被警察方面发现，马上改变成为一般收集情报的行动以避免他们的介入。” 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工作进展还是异常缓慢。当时西贡正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原法军改编部队、亲美的政府部队、警察部队、民间武装游击队、各教派武装及从北方撤下来的东京民兵等都各自为政地聚集在西贡——堤岸四周，甚至两条街道之间也分成了不同的防区。这些给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而事实上，在政府和军队中也有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 4天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有关被绑架的那个姑娘的消息。看来，我们只有把赎金交给绑架者这一条路了。 然而，当我在一名越南特工人员的陪同下把85万元南越币的赎金放到武玉阁的面前时，他竟然以一种鄙夷的态度把钱推到一边。“我们素不相识。”他说：“我不能接受这笔钱。” “武玉阁先生，”我郑重地对他说，“我们有确切的情报证明你无法付出这笔高额赎金。明天就是期限中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来自真诚朋友的帮助，使你的女儿早日脱离危险。” 听了我的话，武玉阁感到很恼火，他拍着桌子对我喊道：“你们是怎样知道我女儿被绑架的事情？谁给了你们权力调查我的财产？如果你们真象你刚才说的那样是‘真诚的朋友’，那么就让告诉你们消息的那伙人把我的女儿放回来就行了！” 武玉阁是我进入越南以来遇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他们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具有一种戒备感，总认为来自外国的帮助存心不良。这种情绪表现得极为强烈的就是吴庭艳和胡电明两个人，他们甚至无论何时都对他们的盟友加以防范，以致后来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着排外的态度，直到最后他们的盟友与他们决裂。 我知道与武玉阁继续谈下去也不会取得什么结果，便同那名越南特工人员向他告辞，走出《民主报》报馆。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狼狈的。在武玉阁强硬态度的感染下，所有在场的编辑和记者都嘲弄地望着我们，似乎我们就是绑架者派去的。 “你们不必这样讨好他们。”在返回驻地的路上，那个越南特工人员愤懑地说。“如果用这些钱的一半就去雇佣帮会组织，照片早就找回来了。” 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帮助吴庭艳总理维护社会秩序，肃清那些武装帮派组织，在这个时候雇佣黑社会成员去为我们做事显然不是太适宜的；另外，黑社会成员的背景很复杂，其中一大部分已经被越共利用搞恐怖活动，雇佣他们弄不好反而可能把事情泄露出去。 那个越南特款式人员对我的话似乎很不满意，他哼一一声便不再说话了。后来我才得知，他自己就参加了一个名叫“青林帮”的黑社会组织，而那个帮派的头目竟然是当时吴庭艳总理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1956年5月9日下午，西贡警察在诺罗敦大街与黑社会武装匪徒展开了枪战，两名警察和一名匪徒被打死，双方还有许多人受伤。 那伙武装匪徒是在索取赎金的时候，中了警察的埋伏。由于无法支会那样一笔巨额的赎金，武玉阁终于把他女儿遭到绑架之事报告了警察局。他拿了一个装着稿件的公文夹在诺罗敦大街会见了黑社会成员，要求在把钱交给他们之前先见到他的女儿。 一辆停在街口的白色冷藏车开了过来，透过半开的车门，看见了与匪徒坐在一起的女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冒失的警察的枪走火了，匪徒们钻进汽车逃跑。武玉阁拖住一个匪徒，抢过他的枪扔到远处，但是他自己却被匪徒打昏过去。最后那个匪徒被警察击毙，可是冷藏车带着武玉阁的女儿逃了。 这个事件使我们的营救计划全落空了。两天以后的一个清晨，人们在武玉阁家门前发现了武氏娟的尸体。她的身上被匪徒用匕首戳了一百个以上的洞，显然是处于疯狂的报复欲而干的。从现场看，武氏娟是被杀害在她家的附近，因为尽管天亮前开始下起了雨，地上仍有很多血迹。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金宣主任打来了电话，通知我们那本照片册已经找到了。 “龙夫人根本就没有把照片册交给武玉阁。”陈金宣告诉我们。“她在我们逮捕她之前就把照片藏到堤岸罗芝维尔工厂一个法籍工长的家里。在艾伦少校保释她的希望破灭之后，她终于说出她情夫的名字。” 几天之后，《西贡晨报》刊登了武装匪徒袭击罗芝维尔工厂，将值班的法籍工长用自动步枪打死的报道。 一切都很快过去了，就象当时发生在西贡的许多正中下怀一样，甚至没有人还记得那件事。时隔不久，贝恩上尉也离开了越南，他被派到刚果去了。直到战后我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龙夫人没有获得释放。1956年7月份，她被由顺化市警察局转送到嘉定监狱关押，后来又被转送到距西贡以北三十三公里处土龙木省的富利集中营。她曾经给艾伦少校带过两次口信，要他设法为她求请赦免，但是艾伦少校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成功。当时掌握实权的政府顾问吴庭儒一向不愿美国人插手他的事务。“我不愿意听别人告诉我现在应该干什么了！”他毫不客气地对艾伦少校说，轻易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1958年12月，从富利集中营传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事件。据说在那里关押的六千多名政治犯遭到了毒杀，其中一千多人已经死亡。 大批的人们涌向土龙木省，要求到富利集中营探望和救治那些幸免的政治犯。在西贡，一边几个星期，许多身穿丧服的妇女和儿童的游行队伍走过街道，要求政府释放她们的亲属，那情景十分凄惨。 艾伦少校去富利集中营探望龙夫人的请求被拒绝了。直到一个月以后，他才接到越南警察总署的通知说龙夫人因患疟疾死亡，尸首已经被她的家属领走。 尽管艾伦少校对这个谎言非常愤慨，但是最终也无可奈何。因为吴庭艳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开始不理睬美国人的建议，认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管理那个国家，而美国人根本不了解那个国家的情况。 毫无疑问，他们那种古老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再适合于新从法兰西政府殖民地摆脱出来的越南了，然而当那些顽固的官僚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为时已晚，最后终于失败在北越共产党强大的攻势之下。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