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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科奈恩中校从中部城市会安返回西贡，同西贡军事代表团的奎恩少校、西贡警察局的范克明少校去市馆路的一家冷饮店喝酒，由我来作陪。 那天黄昏时下起了大雨，我们乘坐范克明少校驾驶的吉普车来到那家冷饮店的时候已经有9点多钟了。店里的女招待是个身材丰满的姑娘，见我们进了店门，急忙从柜台后面站起身来。我们每人要了一杯加冰块的马丁尼酒，在靠窗口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在此之前，我和奎恩少校见过几次面，当时一直没有讲过话。听说他常常光顾那个“人肉市场”，有一天他喝醉了酒，一次就要了三个越南姑娘。 对于明少校，我是非常熟悉的。他能够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然而却总是认为越南女人比其他国家的女人都要漂亮。他说，美国人那么富裕，还是看中了越南这块狭长的土地，当然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闲谈之中，科奈恩中校先给我们讲了讲他这次去会安碰到的事情以及那里的时态。 从前一年5月开始，越共政治局委员黎笋就行动在广治、承天、广南几个省，策动群众进行游行请愿，并起用留在南方的一些干部进行“政治斗争”，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普选”作准备。这次科奈恩中校带着几名前“平”小组成员到会安，就是为了会晤一个被俘自首的越共干部。 科奈恩中校说：“北方的共产党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进行武装斗争了，今年举行的国家统一选举会使他们轻易地收回南方。” “那些家伙简直是疯了！”明少校鄙视地说。“最近我们抓了一些人，都是越共到北方‘集结’时留下来的。他们到处造谣，说政府将要颁布法令，禁止人们信奉佛教等。” 科奈恩少校笑了笑，没有说话。 “明少校，”奎恩少校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时论报》的主编严出善先生请我帮助他了解一下3月2日游行时被捕的人员的情况，你是否能够告诉我一些？” 听到奎恩少校说起《时论报》，明少校显然感到十分不快。 “奎恩少校，我建议严出善不要过多接触，那个家伙以前是越南国民党陈天前的秘书，总是同政府唱反调。政府正在与军援顾问团协商修建西贡到边和公路，他的报纸竟然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威廉斯将军是个性变态患者，买了两个越南幼女取乐。” “是吗？”科奈恩中校很感兴趣地放下酒杯。 这件事的确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作为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塞缪尔·威廉斯将军无论在美国人和越南政府官员中都是很有威信的。西贡的美国人常常会弄一些桃色新闻来，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不为为怪了。从前的法国人也是这样，他们在这里呆了近一百年，到越南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女人取乐；他们盖起了“人肉市场”，开设了几十家脱衣舞场和妓院。在越南人的眼里，白种人永远是一样的。然而，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位美军高级官员的身上，就难免令人瞠目结舌了，况且塞缪尔·威廉斯将军早已年过半百了呢。 见我们很有兴趣，明少校感到非常得意，接着以一种知情者的口吻向我们叙说了这件事的始末。 谈到嫖雏妓，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各国的妓院都想方设法以雏妓来招揽顾客，而半老徐娘则除了用一个女人的肉体换取最低廉的报酬以外，几乎根本没有什么赚钱可言。作为雏妓，她们孩子气的脸蛋和神情，介于成年人和儿童之间蓓蕾般的身体，都以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使男人们大把地抛出钞票。 在越南这个热带国家里，女孩子身体的发育常在12岁以前就开始了，到了15、6岁就已经呈现出成年人的样子。贫穷和落后的社会状况，使得数以万计的女孩子操起了皮肉生涯，尤其是法国人1947年回到这块殖民地以后，甚至有些中等阶层人家的女儿也站到了“人肉市场”。 明少校说，那些尚未成年的女孩子最能够吸引法国人。前法国驻越北司令拉乌尔·萨朗上将虽然当时已经50多岁了，却十分喜好雏妓，身边总是带着一个12、3岁的越南小姑娘。直到1954年奠边府大败之后，法国人被迫签署了日内瓦协议。在法军撤出河内之际，萨朗上将还没有忘记把那个小姑娘带回救国。 美国人到来以后，卖淫的现象更为普遍了。西贡的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军士兵和越南姑娘搂抱着经过。在越南人的心里，和美国人发生了关系是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假如有个越南姑娘嫁给了美国人，周围的人都会投过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 然而，这种事很少发生，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为了寻找乐子而已。况且这里的姑娘都很便宜，几块美元就会使她们乐不可去，而这几块美元却是一般越南男子难以付出的。于是，所有的越南姑娘的眼光都盯住了美国人，他们从富裕的土地而来，也会给她们带来富裕；而富裕究竟是什么样子，她们既没有看到过，也想象不出。她们把肉体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回报给她们一些钱，这没有什么不公平、不光彩的。就连她们的同胞也不会因此而蔑视她们。相反，许多人正是借助她们的肉体同美国人建立了联系。 象威廉斯将军这样的大人物，当然不会有失尊严地跑到“人肉市场”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嫖上一夜。就是乔装打扮得再出色，对于既不会讲越南话，也不会讲法国话的他，同样意味着生命危险。不久以前，有个美国人就糊里糊涂地被一个越南姑娘领到西贡郊外杀害了。这件事引起了美国人的警觉，出去嫖女人总是三五成群，再不到处乱闯了。 也许是出于同病相连之情，单身汉总理吴庭艳（几个月以后成为总统）注意到威廉斯将军过着鳏夫的生活，便指令外交部长武文牡去安排。然而，武文牡总是以阮朝士大夫自居，循规蹈矩，根本不管此事。后来，经吴重孝负责，把明少校引见给威廉斯将军。 对这种勾当，明少校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他出生在一个越南贵族家庭，祖父曾任保大皇帝的内务大臣。他十岁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法国去念书，因此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 在西贡的美国人都喜欢他，而他也非常热心地给他们寻找可心的越南姑娘。仅就我所在的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来说，几乎每天就可能看到他的吉普车停在门口。同事们都亲热地叫他“明”。就连以严谨称著的兰斯代尔上校与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威廉斯将军原来住在嘉丽埃尼饭店，后来由于国际委员会总部的留守人员也住在那里，所以搬到了军援顾问团所在地，桥库渠旁的一栋戒备森严的楼房里。 1956年8月的一天，明少校带着一位越南姑娘来到了威廉斯将军的住地。 初次见到威廉斯将军，明少校多少有点拘束。他转达了吴庭艳总理的问候，然后把带来的姑娘介绍给威廉斯将军。 那个姑娘的名字叫阿算，二十二岁，是红灯区一家脱衣舞场的舞女，她长得很标致，身材丰满，在那里专门跳淫荡的肚皮舞。 威廉斯将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位窈窕的姑娘，问她是否喝一点咖啡。 “她不会讲英语。”明少校说，然后用越南语把威廉斯将军的话翻译给阿算，阿算局促地点了点头。 明少校婉转地告诉威廉斯将军，阿算是派来照料他生活的。如果将军对她感到满意，可以从即时起留在将军的身边。 “明，”将军说，“这个姑娘可以留下，请你转达我对吴庭艳总理的谢意。” 这样，阿算就留在了威廉斯将军那里，有关修建学校、医院及西贡至边和公路的事情也开始了正式磋商。为此，吴重孝特地把明少校带到“独立宫”见了吴庭艳和他的哥哥吴庭儒。吴氏兄弟夸赞了明少校的工作，并且留他一起吃了晚饭。 然而事出不料。阿算在威廉斯将军那里过了半个多月的情妇兼侍女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被赶了出来。 阿算找到明少校，哭哭啼啼地向他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将军太粗野了。”阿算一开口就说到。“他简直象野兽似地对待我。从第一天晚上，他就用各种方式打我，他根本不把我当人看。” 说着，她小心地把裙子撩起来。 明少校看到她的腿青一块紫一块，左脚腕上还缠着绷带。 “你是不是不大配合呢？”明少校问。 “我一直按照你的吩咐，对他可好啦。那天晚上他干过那事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挥拳把我打到床下，让我给他跳舞，一跳就是两个小时。我又困又累，向他打手工说我明天再给他跳，他就暴跳如雷地冲过来，把我按在地下，然后骑在我身上乱打。以后的十几天里，我看到他就害怕。” “以后又打过你吗？” “以后打得更凶了。”她委曲地抽噎着说。“在每次干那事之前，他都要把我捆起来，象抽打牲口似地用皮带抽打我，还不许我喊叫。这还不算，他整夜不让我睡觉，一晚上就要干六、七次。疽晚上他喝得醉熏熏的，先把我按在浴缸里了一次。然后又心血来潮，带我到外面去吃晚饭。我饿极了，那天不到中午他就把我捆起来放到浴缸里泡着，什么也不给我吃。他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好象有点关心地指着饭菜让我吃。谁知道一回到房间他就变了，这次他也不用皮带了。他把我绑到桌子上，用手枪插进我的下身吓唬我。当时我以为他真要杀死我呢……后来，他打得累了，又去喝酒，喝了酒又打。大约过了半夜的时候，他突然用皮带勒住了我的脖子，勒得我大小便都失禁了，流得到处都是。这时他又把我从桌子上解下来，用枪逼着我去吃我自己失禁时流出的大小便，然后又把我捆起来丢到浴缸里。昨天早晨起床后，他的酒醒了，把我从浴缸拖出来扔到地下，指着房间里的污秽大骂，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然后把我赶了出来。” 明少校的确吓了一跳。他一直以为角威廉斯将军那样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有一股绅士风度呢。现在看来，他简直和越南乡下的地主也没有什么两样。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维护威廉斯将军的形象，明少校给了阿算一些钱，告诉她不要到处乱讲，否则，他加重语气警告她说，一定要把她抓起来。 阿算看了看手里的钞票，鼻子一酸，又哭了起来。 明少校把这件事告诉了吴重孝，吴重孝不仅没有表示惊讶，反而以长者的口吻告诉明少校，在西方有许多象威廉斯将军那样的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还让明少校继续给威廉斯将军找一些“泼辣一点儿”的姑娘。 明少校明白，政府正要靠美国的援助在南方搞一些建设，以此来换取民心。春季平息了各教派的危机以来，政府根本没有努力实现它的重建诺言。这给明年(56)的普选将无疑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一个被俘的原曾在1954年以前“集结”到北方去的南越干部说：“胡主席深得民心，共产党一定能在明年的选举中获胜，从而收复南方。” 吴庭艳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成员格外重视。尽管美国人抱有某种希望并且准备提供一些援助，但平川教武装匪徒与高台教、和好教在西贡的枪战，政府部门间的各派纷争，使美国人对这个政权的稳固性产生了怀疑，从而把原来的援建项目也放慢了速度。 没有比推动美国的支持更使吴庭艳感到惊讶的了。为此他特别拜访了吴氏家族的好友、美国大使尔布里奇·德布罗，希望在个人关系的帮助下，获得更多的美援。 然而，美国人并不象越南人那样能依靠个人关系而促进某件事的成功或者失败。德布罗大使婉转地告诉他，能否获得更多的美援，起决定作用的是能否获取更多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对这个政权的信任，而他本人是无法也不可能对引施加某种影响。 于是，吴庭艳把目标转向顾问团团长塞缪尔·威廉斯将军。 在吴庭艳的哥哥吴庭儒和夫人的努力下，威廉斯将军与他们就劳工、乡村发展、社会福利、卫生和教育等方面提供经费的问题，开始了正面的磋商。 就在这个时候，威廉斯将军暴露了他的弱点，使吴庭艳感到非常高兴。他一直相信个人关系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所以他把吴氏兄弟都安排到了政府的重要部门，并且网罗了大批亲信政府官员。 明少校瑟吴氏家族的关系是从与那“共产党专家”吴重孝的交往开始的。有一次西贡警察局破获了一个秘密的共产党组织，逮捕了四名前“越盟”成员，其中有一名高级干部黎咏知教授。吴重孝从此对明少校十分重视，来往逐渐频繁起来，有些政府的要闻，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也不时地透露给明少校。 自从接受给威廉斯将军“安排生活”以后，明少校又先后送去了4个姑娘，但她们的遭遇并不比阿算好多少，其中有一个姑娘竟被威廉斯将军扭断了手指。 尽管如此，威廉斯将军在谈判桌上面的态度却有了好转，同时，明少校与威廉斯将军之间的个人关系在谈判桌下面也密切起来。久而久之，他们发展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交往中，明少校发现威廉斯将军的脑子里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甚至可以说有点精神错乱。他向明少校讲起了他年轻时的第一个性交对象，一个肥肥胖胖的黑人女孩子。他哈哈大笑地说，他至今还能想得起那个女孩子哼哼唧唧的声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到日本、朝鲜、菲律宾，然而这个漂泊半生的老军人却始终没有结婚，而是带着职业军人的放荡不羁，从一个战场到另外一个战场不停地奔波。这种流动的生涯使他养成一种怪癖的性情，每到一个新驻地就要找上一名当地姑娘尽情享乐，当然其他的军官也只好如此。 占领日本时期，威廉斯将军从那些丈夫阵亡的寡妇中挑选了两名身体健康的日本妇女，让她们住在美国军驻地，并同她们生了一个孩子，直到1950年离去。 到了朝鲜战场，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李钟泌少将特别为威廉斯将军派去了一名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实际作为威廉斯将军的情妇。在一次朝鲜军队内部哗变时，威廉斯将军的头部被弹片击中，从痊愈之日起，威廉斯将军烃得歇斯底里，他怀疑那名朝鲜女秘书为李钟泌少将刺探联合国军队调动的情报，竟然将那姑娘活活掐死在床上，然后酣然睡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李钟泌少将派去的第二名朝鲜女秘书的身上，以致豪泽将军不得不把威廉斯将军调离朝鲜战场去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953年初，威廉斯将军回到朝鲜战俘管理所，在那里，他每当头痛的时候，就让士兵把中国和北朝鲜战俘（尤其是女战俘）带到俘虏营的办公室进行拷打。有一次，当他指挥战俘轮奸一名年轻的北朝鲜女军医下士的时候，引起了北朝鲜战俘的不满，他们与美军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并且举行了为期5天的绝食抗议。那件事的影响很大，以致威廉斯将军不久就接到第二个调令，启程到菲律宾美军基地去了。 一天，明少校开车载着威廉斯将军从西贡码头回来时，在途中讲起法国驻越司令萨朗上将和那个12岁的女孩子的丑闻，威廉斯将军在饶有兴致地听了明少校的叙述之后，用手拍着明少校的肩膀说：假如实验一个那样小的越南小姑娘能否分娩一事实上非常有趣，请明少校给他想办法安排一个年龄在10到13岁之间的越南女孩子。 明少校到“人肉市场”寻找，但是没有成功，那里的姑娘都超过了威廉斯将军希望的年龄。最后，他决定从逃到西贡的北方难民中去挑选。 出乎威廉斯将军的预料，一周之后，明少校果然把威廉斯将军希望的越南幼女送到桥库渠美国的顾问驻地，而且还是了对孪生姐妹。 明少校是在“人肉市场”附近的中国运河边发现那一对名叫“水”和“里”的孪生小姑娘的。 一天下午，明少校和另一名警察力去堤岸，仲秋的天气仍然十分酷热，于是明少校和力都把制服脱掉了，结果还是大汗淋漓，他们咒骂着那可恶的天气，感到几公里的路变得延长了许多。 当经过中国运河的时候，力忽然指着路旁说：“你看那里是什么东西？” 明少校沿着力手指的方向望去，但除了烈日下一大片长得很高有稻田和懒洋洋垂着头的高大椰子树和棕榈树之外，什么动静都没有。 “你说什么？”明少校问。 “看那条河里，有人。” 明少校听到河里有人，心往下一沉，马上提高了车速，并不时向车窗外张望。 这一带是高台教匪徒出没的地方，经常有人在这儿遭到冷战，警察到附近清查了几次，都没有什么收获；他们一走匪徒们又钻了出来。虽然郑世明将军与政府达成了默契，事情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不是匪徒！”力喊道，一面把头伸到车窗外。 吉普车剧烈颠簸了一下，嘎然刹住了。明少校穿上制服，抽出手枪，同力一起跳下吉普车，河里，他终于看到了，紧绷的心才松驰下来。 在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有两个美国士兵在游泳，他们的衣服和枪都显眼地放在河岸上。说是在游泳，可是他们的姿势又不象，他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一个发出吱吱尖叫的东西，在河里一起一伏地。 明少校看了一会，没有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力捅了他一下，说：“那两个美国兵在取呢！” 哦，他终于弄明白了，两个美国士兵怀里抱的是女人，正在河里干那种事呢。“真他妈的新鲜！”明少校心里骂着，向那边走过去。 见两个警察在岸上叫他们，两个美国士兵抱着女人水淋淋地从河里走上来，嘟嘟囔囔地穿衣服。这时候明少校才看清楚，他们抱着的根本不能说是什么女人，而是两个尚未成年的越南小姑娘。她们身材娇小，连乳房还没有发育成熟，只是乳头周围隆出个圆锥形的凸包。上了岸，她们害羞地用手遮住光秃秃的下身，然后背过身急忙穿衣服。 从一见面，明少校就看出这是一对孪生姐妹，她们都长得很端正，留着齐肩的短发，一样圆圆的脸蛋儿，一样乌黑的眼睛，一样微微翘起的小鼻子。这不正是威廉斯将军要用脑袋来交换的“那样的小妞儿”吗！ 那两个美国士兵都认识明少校。打过招呼之后，明少校告诉他们这一带很危险，经常有打冷枪的，劝他们到市区去找乐子免得发生意外。 他们对明少校的话有点不相信，笑着说：这里很安全，象家里一样舒服，越南的小妞儿很好玩。 听了这话，力有点生气了，他问道：“你们美国的小妞儿也很好玩吗？” 力不会讲英语，明少校也没有把他的话翻译过去。那两个美国士兵以为力在谈论越南的姑娘，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太好了。” 明少校告诉他们，他要把这一对小姑娘带回西贡去。他们哈哈大笑起来，以为明少校也要体验一下他们刚才的光趣，连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然而，就在两个美国士兵背起枪准备离去的时候，其中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他们面前，伸出一只手用生硬的英语对他们说：“马尼！”(Money) 一个美国士兵笑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绿钞，塞到她的手里，又把她抱起来亲了一下。 美国士兵走了，两个小姑娘问道：“大叔，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呀？” 没有等明少校回答，力怒气冲冲地吼道：“混蛋！”他挥起手臂把两个上姑娘打倒在地，然后又用脚疯狂地踢她们。 明少校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力拉开。 “不要发这么大火。”明少校劝道。 “这两个狗杂种！”力恨恨地骂道，脸色涨红，“他们把越南女人当作猴子，花了两块钱就到处取乐！” 明少校知道力非常恨那些外国人，他的父母都是被法国军队活活烧死的。力憎恨所有的外国人，在他的脑子里法国人和美国人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憎恨那些向外国人表示亲热的自己的同胞，尤其恨那些和美国士兵混在一起的妓女。他认为，越南的女人是最下贱的，这些人侮辱了国家，所以应该严厉地对待她们。后来，我在警察局碰到力，他表面上和我敷衍，却明显地露出他的冷漠态度。听说，警察局里象他这样的人还有许多。看来，要消除人们的种族仇恨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望着蜷缩在地下捂着肚子呻吟的小姑娘，明少校对力说：“你不愿她们卖淫，她们又吃什么东西呢？难道有谁能够减少这么多女人吗？” “那你的意思是美国人养活了我们？” 明少校不知道，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些事。象我数越南贵族那样，他对有关政治和社会根本不感兴趣，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享乐方面。 他对力笑了笑，没有再争辩，把两个小姑娘带上了吉普车。 在返回西贡的时候天色已晚，力驾驶着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着前行。 明少校在询问中得知，那两个小姑娘的名字叫作“水”和“里”，刚刚十二岁，住在西贡港水附近。她们的父亲到北方去了，母亲一年前患病死于医院，所以她们只好寄居在舅舅家进而。然而，她们在码头做工的舅舅也很穷，要养活他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小孩，又要抚养这一对外甥女，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水和里也常常吃不饱，每天到码头捡一些鱼回来，或者挑着水果去卖。 一天，邻居的女儿告诉她们运河边有个茶点供应站，在那儿陪美国人睡觉就能挣很多钱。于是，这两个根本不知道同男人睡觉是怎么一回事的小姑娘背着舅舅来到了“人肉市场”，从此开始了她们卖淫生涯。她们能吃饱肚子，脸上也有了光彩，还经常带回一些钱交给舅舅。后来舅舅也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但是贫困和劳累使他无心顾及。 吉普车驶过了“人肉市场”，又一直向北开去。这时，那两个小姑娘不安起来，恳求明少校放她们回去。 明少校喝止了她们。实际上，他对是否把她们送到威廉斯将军那里去了民十分犹豫。无论怎么说，把未成年的少女给一个变态的性虐狂作为发泄工具的事情如果流传出去，对他总是不利的，尽管那对孪生姐妹在此之前就已经从事了卖淫的生涯。 这时，吉普车驶进了西贡市区，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减慢了速度。突然，明少校的脑后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一下，随之后面的车门打开了，两个小姑娘跳出车门，开始逃跑。 力猛地踩住刹车，跳下去追她们。 一个小姑娘跳车时没有站稳，摔倒在路边的地上。力揪住她的头，把扭伤了脚腕的小姑娘拖回车里，然而此时另外一个小姑娘已经跑出几百码远了，她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飞快地奔跑。 但是，她显然不熟悉西贡的街道，一直沿着大路跑，这使得吉普车很快就追上了她。 “第二天上午我去接威廉斯将军到总统府会议的时候，发现那两个小姑娘已经不能走动了。”明少校笑着说，“你们可以想象威廉斯将军那一夜都干了什么。” 那时，贝恩上尉的照片册事件刚刚结束不久，这种事又发生在威廉斯将军那里，使得科奈恩中校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现在那对孪生姐妹在哪？”他问，“她们还留在威廉斯将军的驻地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明少校说，目光盯着走过去的女招待扭动的腰肢。“开始的时候，她们作为雇佣的洗衣女工留在驻地，但是《时论报》刊登出那个消息之后，人们都开始注意到这件事，于是威廉斯将军让我想办法。”这时，他俯过身子低声说：“你们不知道，那两个小姑娘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不可能！”科奈恩中校说，“不会同时怀孕的。” “确实是这样。”明少校肯定地说。“她们的肚子已经非常明显了。军援团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目前把两个挺着肚子的小姑娘入回去，必然会引起麻烦，所以我暂时把她们带到家里，过一些时候再把她们安排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吴重孝先生知道这件事吗？”科奈恩中校问。 “我把这件事通知了他，但是他要出任驻金边代表，因此无暇顾及，只是嘱咐我想尽办法妥善安排，不要让报界找麻烦。” 自从吴庭艳当选为总统以来，西贡报界对美国军事人员的指责越来越多，尤其是激进的《民主报》、《时论报》、《行动报》等报纸，把美国军事人员说成“比法国殖民者更残酷的新主人”。1957年以后，这种指责更为强烈，甚至新闻部长陈正诚主办的《民众报》也开始对政府的一些措施提出了批评。 “那么你准备怎样解决这件事呢？”科奈恩中校问。他显然不愿意在贝恩上尉的照片册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再为这类事件引起什么不愉快的麻烦。 明少校告诉我们，他准备将那两个小姑娘送到其它城市去呆上几个月，直到她们平安分娩以后，再把她们接回西贡；或者，他最后补充道，就让她们在那定居，这样就可以长久地消除不利影响。 科奈恩中校对他的想法感到十分满意。近几个月以来，情报部门搜集到许多这类事件，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假如这类事情发生在令人瞩目的军事援助顾问团本身，必然会被越共的宣传机构歪曲利用。 为了使这件事得到圆满解决，科奈恩中校决定亲自见一下那对怀孕的孪生姐妹，以确定她们不被在被转移到其它城市之前突然逃走。 另外，科奈恩中校对明少校说，在把她们转移到其它城市时，可以通过美国军用飞机运送，以免这件事在越南人中间弄出一些不应有的传闻来。 我们离开那家冷饮店已经是深夜时分，街道上空荡荡，没有行人，空气也凉爽了许多。然而当我们走出店门的时候，从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后面闪出一个黑影。 科奈恩中校和明少校同时拔出手枪，隐蔽在冷饮店的门后，我和奎恩少校急忙退回冷饮店。 那个时期，一些教派的武装匪徒又在西贡进行零星枪战。留在南方的越共分子在制宪会议选举之后，重新开始了恐怖活动，已经有九名越南官员和美国士兵遭到了枪击。我们当时认为遇到了匪徒，特别是在午夜时份僻静的街道上，更使我们异常紧张。 几分钟以后，科奈恩中校和明少校从吉普车后面揪出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越南小男孩，他瘦骨嶙嶙的样子，战战兢兢地望着我们。明少校用越语训斥了他一顿，然后一脚把他踢倒在地。那个小男孩爬起来就跑，很快就消失在街道拐角的黑暗处。然而，我们犯了个错误。 那个小男孩是被别人派来的，他已经把吉普车的内外胎都用锋利的刀子割坏了。 由于冷饮店没有设置电话，我们无法在那样的一个深夜找到出租汽车，只好准备步行回驻地。侥幸的是，当我们走出不远，从对面开来一辆警察的巡逻车，终于使我们避免了那次提心吊胆的长途跋涉。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我陪同科奈恩中校来到了位于盐桥光亚乙炔气站西侧的范克明少校家中。 明少校一家住的是一栋陈旧的两层砖木结构青灰色楼房，正面是他妻子开设的食品杂货店，而他们一家人住在二层楼上。见我们来到，明少校的妻子急忙把他们的两个吵闹不休的小孩领到楼下去了。 明少校家的陈设看上去十分简陋，屋子里的空气也非常闷热。他告诉我们，在1954年初，他父亲和家人都被“越盟”人员危害在家乡南定市，只有他携带怀孕的妻子搭乘法国运送难民的飞机逃到西贡，投靠他在西贡政府机构工作的伯父。 “那两个小姑娘在哪里？”科奈恩中校问道。他走到明少校嗡嗡作响的吊扇下，吹着被汗水浸湿的头发。 “她们总在找机会逃跑，所以我把她们锁在阁楼里了。” 明少校指了指天花板答道。他拿出了钥匙，爬上楼梯，找开了通往阁楼的木门。 过了很长的时间，那两个小姑娘才慢慢吞吞地爬下了梯子，来到了下面的屋里。 那对孪生姐妹长得十分相象，留着齐肩的短发，面色苍白，穿着宽大的黑色三婆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许多。尽管如此，她们的肚子却已经在宽大的衣服下面明显地隆起着，给人的印象与其说象孕妇，倒不如说象在衣服下面藏了洋娃娃的孩子。 “晚上好，小姑娘。”科奈恩中校尽可能和蔼地向她们问候，用手轻轻拍她们的脸颊，然而她们却畏缩地退到了一边，目光惊恐地望着科奈恩中校。或许，她们以为科奈恩中校从此将要代替威廉斯将军吧。 我把科奈恩中校的话翻译给水和里听，叫她们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她们的。她们不相信，既没有回答，也没有把警觉的目光变得缓和下来。于是我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候来消除她们的疑虑，并把带来的罐头给她们吃。那两个小姑娘显然很饿，她们每人吃一两听罐头，而对我们带去的菠萝和香蕉根本不感兴趣。 不久，她们的情绪缓和下来，开始和我们交谈。 一个小姑娘（我无法根据名字来区分她们）抱怨说她们常常感到饥饿，阁楼上的蚊子和蟑螂咬得她们无法睡觉。“还有老鼠！”另一个小姑娘补充道。 “Anh xem min iep cua co fa gom chun！”（你看她们多刁哇！）明少校的妻子大声喊叫着走上楼来。她愤怒地对我们表示，她非常不愿意在她的家里收养两个连美国人都厌弃的卖淫娼妓，并且一定要明少校把她的话翻译成英语转送给我们，管理她知道我懂得越语。 我们劝慰好一番，告诉她我们已经为那两个小姑娘安排好住处，过几天就把她们接走，还保证对她一家的花费给予补偿，这样才使她平息下来。 明少校把我们送到楼下，向我们抱歉说他的妻子不愿意他在警察局工作，因为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职业，许多夜间巡逻的警察都遭到过冷枪。 对于他妻子的担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几乎所有的人，记者、商人、小贩、学生、武装教派、越盟潜伏分子以至平民，都十分憎恨警察。而这种憎恨已经导致了相当大的事件，其中最为轰动的一次发生在1955年4月28日吴庭艳对平川教派进攻的时候。 我们表示了谢意，然后离开了明少校的家。 必须把那对孪生姐妹在消息流传到社会之前送到远离西贡的地方去。因为越来越多的记者在国际监察与监督委员会副主席、印度大使德萨的影响下，到处搜集美国驻越人员的情报。前一个月，波兰与印度代表曾就1954年8月以后美国入越人员在各地的行为向吴庭艳总统提出了严厉的质询，西贡各报记者相继报导了那方面大量的消息，给我们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事实上，反对吴庭艳总统的越共及它的支持者怀着惊恐的心情注视着日渐巩固的越南共和国以及几年来南方所形成的繁荣局面，至少是经济上的繁荣局面。胡志明在听取了本年初（1957年）返回北方的越共干部黎笋的汇报之后，认为再这样下去，他“统一”的幻想将永远被打破了。但是，他在1958年底之前，仍然指示南方潜伏的干部加强“政治斗争”，而不是加强“武装斗争”。他们利用美国驻越人员的私事加以歪曲宣传，以便扰乱趋于平衡的南方局势。 为摆脱那些可能出现的困扰，我们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的几年以来，从事的多是这样的事务，或者与那些教派分子打交道。因此，在北越未下决心使用暴力颠覆南方共和国之前，所有的美国驻越人员都没有对今后的残酷漫长的战争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与越共“政治斗争”的对抗之中去了。 作为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威廉斯将军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很赞赏吴庭艳总统对平定叛乱和恢复经济所实行的“垦田区”、“稠密区”、“吸引国外资本”等措施，并为越争取到了修建西贡至边和公路、兴建医院、学校的更多美援。因此，无论事实究竟是怎样，我们都设法维护一个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的威信，而那对孪生姐妹怀孕的丑闻定将使这样一种威信不能继续存在，甚至作为攻击美国驻越人员的宣传。 通过明少校把水和里安排到其它地方去，显然不能从根本上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几个月后，她们将要分娩，那将是一个奔走迅急的新闻；另外，关于婴儿如此处理，也并非一个简单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把她们送到国外去，比如在菲律宾的美国基地。 然而，近几个月来边疆发生的暗杀事件使那个方案搁浅了。于是，我们开始选择了既非美国人，也不是越南人的日本工兵专家今井先生。 今井先生于1956年底同一百二十名日本工兵专家到达了距西贡十公里的芽舨海军基地，那里有一个日资的海军舰艇修造厂。所有的日本专家都住在原法国远征军修造的坚固的兵营宿舍里，四周是草上将的海军基地防区，因此十分安全。在那座日本专家的营地里，住着随着来越南的家属，还有较好的医疗部门，这些条件都非常适宜安置那对怀孕的孪生姐妹。 5月2日早晨，雾气很大，我同奎恩少校驾驶一辆MC军用吉普车到盐桥去接那两个名叫水和里的小姑娘，然后把她们带到西贡的码头，登上尚未交付越南海军使用的“后江号”舰艇，一直向南，沿着耐河航道驶去。 河面下起浓雾，轮船和机动船都已经停航了。但是，仍然有几名越南渔民驾着船在河面上行驶。水和里靠在轮机舱的窗口透过雾霭向外望着，不久她们开始呕吐。她们脸色苍白，不时地看我，显然对这次秘密的“旅行”感到了惶恐不安。后来，她们抽噎起来。我走过去安慰她们，告诉她们不要害怕，我们为她们安排了个很舒适的地方住。她们之中的一个噙着泪水对我说，她们非常想家，希望我们能让她们马上回去。 她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在“人肉市场”等西贡下流淫乐场提供一些避孕工具，但是仍然有很多未婚的越南姑娘隆起了肚子，因而，水和里除了有点妊娠反应所致的不适症候之外，并没有对她们司空见惯的事感到什么意外。当我指着她们肚子告诉她们说，要设法使她们安全分娩的时候，她们竟然很肯定地说，只要让她们回家，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由于事先取得了联系，“后江号”舰艇靠岸的时候，今井先生与一位懂得英语的日本译员已经等在那里。 今井先生不到40岁的样子，身材矮且瘦，初次看上去同越南人没有很大的区别。他身穿淡兰色的上衣和白色宽大的裤子，戴着一副眼镜，很热情地与我们握手。 早在1951年，科奈恩中校（当时任联合国军第一骑兵师上尉）就在朝鲜的釜山认识了今井先生，因此，他认为今井先生绝对可靠，而海军舰艇修造厂本身闲杂人员很少，这对水和里在那里长期居住十分有利。 科奈恩中校告诉今井先生，水和里所需的费用由军用物资供应拨给，她们则作为杂务工在基地内住三个月，然后由美军人员接走。今井先生仔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后，同意了科奈恩中校的请求。 我告诉水和里，她们将在基地内今井先生住所做杂务，月薪为一千五百越币，这个数目在当时越南流动工作中是较高的。我特别告诉她们，这件事情是由西贡警察局决定的，如果她们在这期间逃走，警察就会把她们抓住关进监狱。水和里显然对这个秘密安排感到莫名其妙，只是不住地点头表示顺从。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有关威廉斯将军与他的“爱兽”的传闻也就渐渐消失了。 8月中旬一个周末的下午，今井先生从芽舨海军基地打来电话，通知我们水和里已经从他的住所逃走，去向不明。听到这个消息，奎恩少校和我立即冒雨赶到了芽舨海军舰艇修造厂今井先生的住所。 今井先生介绍说，水和里一直很安静地呆在他那里，对新生活环境似乎十分满意。但是从7月底开始，她们经常说肚疼，今井先生认为那不过是由于她们妊娠所致，便请来医生为她们作了检查，根本没有想到那是她们为了逃跑所作的准备。直到一天前的中午，今井先生从修造厂回到住所时，发现水和里的房间窗子上系着一条绳子，才发现她们已于前一夜逃走了。 那两个妊娠已经8个月的小姑娘能够逃到哪里去呢？我们与芽舨警察局取得了联系，三天过去，仍然没有任何结果。范克明少校找到了她们的舅舅，而他说水和里自从一年前失踪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报纸对这件事一直没有任何报道，那对孪生姐妹就这样消然地在西贡消失了。我们推测，她们也许逃到了农村，平安分娩之后定居在那里；也许她们在逃跑的途中因流产而死亡，被人们当作从“垦田区”逃出饥民掩埋掉了；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们遇到了不幸，落入黑社会的手里，遭到了与许多不幸的姑娘同样的命运，在生死之间挣扎。但是无论如何，她们不会再作为困扰的因素出现，所以我们也渐渐把她们忘记了。 很快，那种平静的气氛被胡志明的暴怒打破了。在1957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发生了三十起武装恐怖活动事件，至少有75名地方官员或者他们的家属被杀或遭到绑架。仅10月22日一天在西贡就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致使13名美国人受伤。 1958年年底，中央情报局截获一封越共劳动中央给中部高原地区指挥部“开始一个新的斗争”的指示命令。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59年1月，中央情报局又得到一份命令的副本，这个命令指示建立两个游击作战基地：一个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西宁省；另一个在中部高原的西部。根据可靠情报，胡志明派越共劳动党政治局第十次会议在5月召开，宣称“已经到了推进武装斗争的时候”，要“通过和平方式以外的一切措施”进行统一。并且拟定了从1959年10月旱季到来之时展开那样的斗争。一切可以得到的材料都表明，这是北越对越南共和国进行颠覆活动的起点。 被俘的越共第五百九十九运输组成员承认，他们已经为中部高原地区的越共分子运送了五次枪枝弹药，其中主要是些进行破坏活动用的烈性炸药。中部高原的越共恐怖分子将这些炸药转运到南方各省，进行炸毁政府机关、警察部门和美国军事基地的恐怖活动。 1959年7月8日，位于西贡以北25公里的边和美国军事基地宿舍区突然遭到了爆炸，当场炸死了美国军官两名，炸伤十五名。这是美国军事人员在越南战争开始后，被越共打死的第一批人员。 据警察局的情报网报告，炸毁美军边和军事基地的十几名越共分子乘船向耐河上游逃窜，边和警察局、保安团、罗丐民卫团和陆军第二十三师立即布置了对耐河两岸附近和村庄的搜索。我率领嘉定民卫团由二十人组成的反恐怖分队到达边和时已经是7月9日下午，登上边和警察局准备的机动船，我们向耐河上游进发了。然而，此时要搜捕那些恐怖分子，希望十分渺茫，因为他们早已分散到各个村庄里去隐藏起来了，而当地农民十分乐意为那些人提供藏身的场所。 然而，还是有四名越共恐怖分子被警察在新渊郡的务乐乡抓获了，他们之中有一个就是两年前从今井先生那儿逃走的名叫水的小姑娘。 在边和警察局的审讯室里我见到水的时候，已经对她没有什么印象了。她的脸上没有了两年前那种惶恐的神情。当我用越语与负责审讯的警察上尉陈公桂交谈时，水认出了我。她睁大眼睛望着我，使我很奇怪。 “你认识我吗？”我用越语问也，也感到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标致的姑娘。 她点了点头。“是你把我们送到芽舨造船厂去的。”她大胆地望着我说，那神情使我马上回想起她来。 我担心她要在桂上尉面前说出以前的事情，便不再回她了。但是，我已经清楚地回忆起她们的样子。看来，她们是跑到越共那里去了，象她们那样的年龄和经历，是非常容易接受越共的宣传的。 水一开始就坚持说她流落到一个务乐乡的小酒店做工，不知道店里私藏炸药的事情，她根本没有到过边和的美军军事基地去。桂上尉是一个矮小但非常强壮的中年男人。他从审讯桌旁走到墙边拿起一根木棒，然后亲自用那根木棍打她。水一边躲闪，一边叫喊她是无辜的。 事实上，在审讯之前，另外两名越共恐怖分子已经供出水和里姐妹为他们准备工具，并为他们铰断边和美国军事基地电线的事情经过。 我拉住桂上尉，劝水把一切都说出来，就会得到释放。我还讲了两年来为她们的担心，希望她不要为那些她那个年龄还不懂的事情触犯政府的法律。 “Xin dung ep uong toi nua！”（请你不要再逼我了！）水喊道，仍然坚持说她是无辜的，根本没有参与什么越共的恐怖活动。桂上尉大骂着挥起木棒击中了水的头部。水尖叫了一声抱着头蹲了下去，血从她的手指间流了下来。她呜咽地抱怨警察，说他们抓不到越共，反而要打人。还有几句显然是越共传单上对越南政府指责的话。 桂上尉强迫她站了起来，用绳子把她双手捆到身后，然后把长绳的另一端抛向空中，绕过木梁垂下。两个警察用力扯动绳子，水立刻被吊得只有脚趾支撑着地面。她大声地骂叫着，开始咒骂桂上尉。于是，她被吊得更高了，脚完全离开地面。警察把绳子缚牢在柱子上，然后，每人拿起一根木棒，轮流抽打她的臀部。不久，水的额角淌下汗水，裤子上浸出血迹。这时，桂上尉走过去，扯下她的裤子，命令警察继续抽打她。水赤裸的屁股上已经布满隆起的抽打伤痕，几处还浸出血来。她的头部渐渐垂到胸前，身子也不再扭动了。 警察解开缚在柱子的绳索，水便从空中落到地下，头重重地磕碰出沉闷的响声。大约十分钟以后，水渐渐地苏醒过来，她呻吟着试图翻过身子，但是被警察踩住了腰部。桂上尉吩咐两个警察：“Khai diem！”（动手！）然后叫我同他一起走出审讯室。 我懂得越南警官所说的“Dhai diem”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执刑的警察都不会理解错。这个词是专门对女犯人说的，大多指除了一般拷打之外的刑法，如强奸、刺乳房、向阴道里灌辣椒水、用火烧烫或将木棍插入肛门等令女犯人痛苦不堪的折磨。许多女犯人经过这样的酷刑都供认了自己的“罪状”（不管她们是否确实有罪），而被判处了徒刑或死刑。在越文中，查询、查问、拷打、肉刑都是同样一个词“tra tan”。 两年前，西贡警察在马查斯蒂饭店内发现流传着印有胡志明头像的邮票，逮捕了一名女侍。由于得不到口供，警察用上述各种残酷的刑法逼使那名女侍指控了许多人，又把她自己说成是越共潜伏在西贡的干部，还有负责某些活动等编造的内容，将她判处死刑。事情过后很久，警察在偶然的机会发现散布印有胡志明头像邮票的人竟是国际监督委员会中的一名波兰代表。那件事过后，在西贡引起了服务业和一些其他行业的罢工。但是警察却在继续使用着那种古老的、不人道的审讯方法对待犯人，以致后来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受到感染，为越南警察提供了一批新式电刑工具。 当天晚上，执刑的警察向桂上尉报告说，水已经坦白了她参加爆炸边和美军基地行动的经过，并且提供了其他逃亡越共分子的藏身地址。警察按照她提供的线索去逮捕了几个人，在那些人的家里搜出了武器和炸药。 我在边和市警察局看守所一间关押现行犯的单人囚见到了水。她坐在没有蚊帐的木床上，左脚包着纱布。 见到我走进囚室，水伤心地哭了。她告诉我，警察把她的两个手指和左腿都打断了，而她把一切讲出来之后，警察并没有象许诺的那样释放，甚至不给她治疗。我向她保证一定马上通知警察送她去医院，并竭力说服警察局释放她；另外，我问她们从今井先生住所逃跑以后的事件。她说，她们搭乘一条渔船到了边和省的务乐乡，不久在一个收养她们的农民家里分娩，婴儿送给了那个农民。几个月以前，那个农民带领她们参加了越共恐怖小组，杀死过一名警察。她们姐妹主要负责各农村之间的联络并散发传单。里在警察逮捕她们之前跟随另一个恐怖小组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因而漏网。水保证道，如果她再见到里，一定不让她进行恐怖活动了。 我们对水的合作态度非常高兴，马上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几个月后，她的伤势痊愈了，开始为警察局作密探工作。我们发现水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她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特工人员，并且很快提供了刚成立的新恐怖组织“南方解放阵线”的大量可靠情报。 水总是化装成卖货的姑娘去进行侦察活动。1961年4月的一天，她去边和锯木厂的工人那里得知恐怖分子计划在7月4日那天炸毁新渊大戏院，因为那一天许多政府官员和美国顾问要到那里去参加纪念活动。警察根据这一情报作了严密的布置，当恐怖分子把炸药放在座位下面的时候，立即把他们当场抓获了。 由于水的一系列活动在边和引起了越共的注意，我们在1961年旬把她调到嘉定民卫团反恐怖分队。那时，保安团已经划归国防部管辖，而各地的民卫团也合并到保安团。这样保安团就成为相当于正规军队的兵种。在组织方面，省会拥有保安团兵力一个营，各郡拥有一至两个连，每个乡为十至十五名士兵。至少在营级设有美国顾问，在训练和装备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 吴庭艳总统增强武装部队的决定是在1960年11月5日作出的，当时北越已经在过去的两年中派潜了大批经过训练的南方恐怖活动分子潜入南方各省从事暗杀和爆炸行动，引起了平民的惶恐和不安。 经过一名自首的北越派潜的恐怖组织成员的帮助，水打入了他们的内部，并掌握了大量活动在嘉定省西部地区的恐怖活动的情况。为了能命名水获得越共分子的重用，我们有选择地让她将一些情报透露给恐怖分子。 1962年越历春节以后，恐怖分子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袭击。这时，水捎回一个口信说，她的孪生姐姐里已经来到嘉定省的新贵上村，她正在想办法将里争取到政府一边来。然后，几天之后，水就被越共发现了，他们把水当作可恶的内奸，用绳子把那名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勒死，剥光衣服悬挂在嘉定市心北那条镇警察所的门前。 我们后来从被捕的恐怖分子那里得知，当水试图争取里为政府工作的时候暴露了自己，而里马上把这件事透露给越共干部。那时越共恐怖组织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对自首或叛变的成员一律处死。那个被捕的越共分子还说，水在被处死之前曾经哀求饶恕，但是越共干部说她因为出卖过很多同志，没有同意。 在美国人的心中，越南战争真正爆发的时间应该是1960年旱季以后，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参与反恐怖活动的战斗。1962年2月8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美国训练越南军队的工作有时是在战斗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不时有袭击美国人员的射击和爆炸事件发生，在他们也曾为自卫向袭击者开火还击。” 面对北越日渐频繁的大规模武装袭击和他们来去无踪的游击行动，受到称赞的和美国官方对之感到有信心的是越南共和国国防部制定出作为在越南农村（越共恐怖分子游击队活动的场所）中包罗万象的反游击战略的“战略村”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这种战略是把广大农民重新集结在设防村庄里的计划，政府将在这些村庄里采取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措施，旨在通过改善地方服务和增加安全的办法，以肃清越共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同时又使人民忠于政府。 越南政府国民议会4月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形式采用了这个战略，并于8月间把这一战略推广到全国。吴庭艳总统的胞弟、政府顾问吴庭儒先生出任了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公民事务部长、治安局长、必理作战局长在内的战略村特别委员会主任，并且在中部和南部设立了战略村事务委员会。 使农民进入战略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美国每年需要为此增加五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直接交给各省政府使用。在一次公开场合，吴庭艳总统欣慰地说：“战略村严重打击了共产党的战术，它由村落和村落群组成一道连绵不断的火力线，因而使共产党得不到便利条件，推动传统的前线，不能再发动他们不久前还能非常容易地用分散突袭战术进行的那种袭击了。” 在调到越南特种部队任训练顾问之前，我到过嘉定省许多战略村，每一个战略村的人数大都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而从前的越南村落通常为一百到五百人之间样子。为了增进安全，战略村都设有三道屏障与外界隔离：⒈最外层是由竹签和铁钉埋在土中作为防范，路中有两名民兵守卫；⒉带刺的铁丝网，埋有铁钉和自动地雷的地带，并在围障之前10米左右设有宽二米、深一米五的壕堑，沟底也埋有铁钉；最后一层防线是高一米五左右的土墙，设有相隔很密的地堡和了望塔。 为了避免村民与越共接触的方式是，每一个十岁以上的村民必须具备按有自己指纹的塑料身份证，当外出的时候在村口关卡把黄色身份证换为绿色通行卡。当时美国人认为越南政府的这个策略能够使越共恐怖分子日益孤立，从而使南语词局势趋于平稳。 然而，这种方法首先引起了广大越南农民的愤慨，他们不愿意从传统的村庄搬到这种受到限制的地方来。于是许多农民开始了消极反抗，拒不从他们的土地和祖先的农园迁移到别处。那些已经迁入战略村的人也积极配合越共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战略村的活动。 里就是在一次袭击战略村的行动中被捕的。 1963年雨季到来之前的一个中午，里和另外两外越共分子闯入守德郡安平战略村的了望塔，企图杀死守卫的士兵。但是因为其他了望塔士兵发现了他们的企图而发出警报，同她一起进入战略村的越共分子迅速逃走了，而她却被士兵和村里的农民抓住了。 3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守德警察分局犯人的名单上见到了里的名字。据守德警察分局局长介绍，里的态度十分顽固，从被捕起的一个月以来什么也不肯坦白，甚至乘警察不备的时候，企图抢过枪枝后越狱逃走。 那天下午我正准备动身返回嘉定市的时候，一队警察押着里游街之后回到警察局。她两侧的头发已经被警察剪不凶，只剩下头顶上一缕长发，脸上被各种颜料涂得看不出她的样子。围观的人一直跟到警察局的门口，这时，她转过身子对着人群，然后张开嘴呜呜地叫了起来。随同我到守德去的保安团士兵告诉我，她的舌头已经被割去了。我当时并没有任何对里同情的相当。她杀死过许多人，包括她自己的妹妹，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来看，她都是有罪的。对于像她这样的恐怖分子，采取任何严酷的方式都并不过分。 当然，在实行战略村计划的，军队伤害过许多无辜的平民，因为越共惯于混迹在他们中间，使士兵难以辨别。有磁这种预料之外的情况，白宫高级助手迈克尔·德雷斯特在1963年2月11日给肯尼迪总统的报告中说：“谁也不知道去年被打死的两万名越共中有多少人是完全无辜的，或至少是能加以说服的村民；战略村计划正提供政府服务是否足以弥补它要求作出的牺牲；默不作声的广大村民对于有人向吴庭艳总统提出的关于独裁和重用亲属的指责有什么反应。” 这种使大多数受到伤害而顽固地推行的强硬政策，是吴庭艳总统在他任职最后一年多的期间里最为糟糕的失败。事实证明，吴庭艳总统的高压政策和战略村计划并没有把越共同农民隔离开，反而把农民和政府隔离开了，结果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安全。 作为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传统的官僚统治阶级家庭的产物，吴庭艳总统既独裁又古板，既僵硬又坚持官僚作风，并且疑心重重地看待每一个人。他的心理状态是一个“西班牙天主教法官”一样。 他的政治机器是人员经过挑选和过分集中的家族寡头政治。他只信任他的家族，特别是他的兄弟吴庭儒和吴庭懦组织的妹妹个半秘密的“勤劳党”。他保持代议制政府的门面，但事实上他的政府实质却是独裁。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对，以至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中，连续发生了数次未遂的军事政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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