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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身民主运动 到了重庆，我打定主意，带着女儿秋燕赴延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锻炼。这时重庆已成为国民党的陪都，我与重庆的郭春涛联系上了。他答应帮助我找关系，并护送我到达目的地后，他再赴苏联学习军事，回来参加抗战报效国家。但是周恩来指示他在重庆配合中共党组织从事民主活动，他便留下了。在郭春涛和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也改为在白区同他一起工作了。 郭春涛原名“名忠”，湖南炎陵县（原酃县）水口乡人，1898年生。1911年他考入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学习，在校曾参加湖南长沙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运动，从事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及抵制日货等活动，与毛泽东相识。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受到杨怀中、李大钊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郭春涛与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同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组织成立湖南新民学会欧洲分支在巴黎留法学生的“工学世界社”，蔡和森被选为社长，郭春涛被选为秘书长。1921年法国政府应中国北洋政府驻法公使的请求，将有反北洋政府倾向的蔡和森、向警予、郭春涛、张昆弟、罗学瓒等人作为首要分子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在广州，郭春涛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并加入了国民党。继而又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保障民权大同盟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1923年成立“中国人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李大钊为书记，郭春涛、丁维汾、顾孟余等任执行委员。共产党员乐天宇、陈毅等人为干事。两党共同组织北平市各界反对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斗争。 郭春涛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1926年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郭春涛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受派担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处长。我和郭春涛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他是国民党武汉政府派去的人。当时，武汉政府还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春涛在西北军中是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人，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我是随军女子宣传队队长，军特别党部委员，是代表共产党方面的。在整个行军和战斗过程中，双方处得很好。冯玉祥出师潼关，与广东北伐军会师中原后，郭春涛升任为西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冯玉祥倒戈，清除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全部公开的共产党员被押送出境。郭春涛对我们相当同情，在我寻找组织，漂泊无依的困难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表示愿意筹款资助我出国去。后来，郭春涛又参加了国民党左派活动，反对蒋介石。 1931年，郭春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由马叙伦介绍，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刘湘会晤，刘湘任命他为绥靖公署秘书长。郭春涛积极策动刘湘促蒋抗日。 七·七事变后，刘湘调任抗日前线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郭春涛担任该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指挥南京保卫战，直到最后撤离南京时，坠崖受伤。 1937年冬，刘湘在武汉病死，郭春涛也因反蒋而失业。 郭春涛是一个拥共反蒋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有着长期合作的亲密关系。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陪都”。1939年，周恩来指示，要王炳南与郭春涛配合，在重庆组织“东方文化协会”，目的是团结东方各国家、民族共同抗日。这样，郭春涛就放弃了先护送我和女儿到延安，然后自己赴苏联学习军事的打算，留在了重庆。他建议我“留下帮助他工作”，董老（必武）也建议我留下。而我也就被他们说服，成了郭春涛的助手了。由于志同道合，接触频繁，不久，我们结婚了。（此前，王心卫在成都已病故了。）我和郭春涛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婚礼简单朴素，就在杨虎（此人下面还要介绍）家备了薄酒，请了几位亲朋友好欢聚一番，就算告成了。从此，我和春涛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直到伴他走完人生的历程。 二 参与组建“东方文化协会”和“民联” 组建“东方文化协会”需要有个办公和活动的地点，这地点自然而然就设在我在重庆的家里了。 重庆储奇门内，凯旋桥下的一座三层楼绿房子，就是我在重庆时的家。自从蒋介石王朝从南京撤退到重庆以后，蒋家的军事委员会就把我的家屋占据了。我的表弟周宇寰本是个农村小学教师，投笔从戎，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后被保送到德国深造，后回国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他和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唐纵的关系很好，郭春涛也熟悉唐纵，由于他们的斡旋，就由唐纵负责把我的家屋归还给我了。 那时，周公（恩来）、董老（必武）为首，和杨杰、杨虎、张澜、陈铭枢漳伯钧、姚觉五、郭春涛等不公开的九人小组，就在我的家里聚会。他们在客厅里会谈，由我一个人进进出出做招待。我体会九人小组的工作目的是：促使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中央所属军事系统以及各地区各方面的军事头目，共同合作进行抗日。 1939年5月3日、5月4日，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以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为主要目标。我家是比邻，像倒煤球一样的炸弹从空中落下来，把我的家炸得稀巴烂，我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 郭春涛原来在南岸老君洞进门的右手边租得一间半房，在大殿左边角落里有个独院，住着郭春涛的湖南同乡，号称为“神童”的沈曼若，他率领16位秘书在那里著书立说，恰好其中有间只能容一榻一人的小屋还空着，我就暂时租来住下，每天下山到海裳溪，再搭轮渡过江，找工找料修复被炸之房。郭春涛也热心地帮助觅工寻料，并在院内挖个防空洞，忙得不亦乐乎。 每天过江时必经储奇门码头，那里被炸被烧，两千多人横倒竖歪，陈尸江边。憔悴不成人形的死者家属在烟火中边哭边找自己的亲人。死者有缺腿断臂的，有失去下半截只存头胸连肚肠一摊的，睹此种种惨象，人们无不义愤填膺，痛骂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消极抗日的无能之徒。 由于人力物力等困难，我的房子只能部分修复，但还算宽敞，楼下开300多人的会议也能容下。于是由王炳南、郭春涛积极筹备的“东方文化协会”就以我家作会址，在我家门前挂上“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我也从老君洞搬回来住了。协会由王炳南出面联系，请于右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为会长，郭春涛出面联系，请罩理鸣（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为副会长，郭春涛、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为常务理事，郭春涛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日本反战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亘、绿川因子、池田幸子，台湾代表谢南光等也参加了筹备事宜，东方一些国家均有代表来。协会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沟通了各国的抗日信息，同时还研究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 在协会筹备之初，王炳南约我到“天林春”吃饺子，畅叙大革命高潮时期我们在西安的往事。故人重逢，倍感亲切，谈昔论今，感叹时事，不禁激起满腔革命热情。我慨然承担了东方文化协会所需的经费。协会工作繁忙时期，有工作人员二十几位，管吃管住，而无工资；工人四个，两男两女，管吃管住，还给工钱。春涛的表弟朱汉英是当时的驻会秘书。日常事务归我管。印度来的女政治家都弥亚新发表演讲，就是在我家举行的。越南胡志明派来的代表姓陈，个子矮小，大家叫他“小弟”，就住在我的家里，回国时把他仅有的手提皮箱留在我的家里，只身离去。箱内有一条薄薄的红色毛毯，我叫他带走，他说：“不，此去路途险阻，携带不便，我们后会有期。”他走后，我一直把他的小箱儿带在身边，在艰险困难时，就把它寄存在安全的人家里。全国解放后又带来北京，想碰上他，物归原主，不料一直不见他的踪影。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小箱儿跟我一起遭了厄运，它从此无影无踪了。 东方文化协会的四个工人中，有位女青年是长征队伍过大渡河时掉队的女兵，她说她是泸县女中学生，偷跑出去参加红军，掉队后不敢回乡，而流离在外。她喜欢单独和我谈心，诉说她长征的经历。她的同伴中，做警察的很多，她说都是长征中掉队下来的，有人上庙出家当了和尚，有人改名换姓报考，当了警察。川流不息的警察来找她，惹得其他三个工人说长道短，也引起文化协会工作人员的顾虑。这件事我曾经告诉了邓颖超大姐。不久，不知道那女工有什么隐情，哭哭啼啼地走了。她的胸部竟有了奶汁。等到邓大姐来找她，她已不知去向。 凯旋桥下我的家作了“东方文化协会”会址后，九人小组就转移到杨虎、杨杰家轮流聚会，每星期一次例会。为了保密，仍然只有我一人进出照料一切。杨虎的家在重庆国府路范庄，杨杰的家在南岸新建别墅。 杨虎、杨杰、张澜、陈铭枢、章伯钧、姚觉五、郭春涛原都是反蒋家王朝的积极分子。杨虎原来是孙中山的贴身马弁，又是国民党第一艘兵舰肇和号的舰长，因打败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而立下功勋。他和国民党的海军陆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各地方军事头目都把他叫做“大哥”，他又是上海帮会头目，等于上海十里洋场的土皇帝。他颇器重郭春涛的才干，郭春涛按周恩来的指示，跟杨虎结拜为兄弟，推动杨虎做于革命有利的事。杨虎对郭春涛言听计从，亲如兄弟。为工作方便，郭春涛要我也叫杨虎为大哥。 东方文化协会成立之后发展很快，东方各国、各民族纷纷派代表来参加。 我曾将原来的想法向董老说过，我要把重庆和成都的家业交给党，我和女儿秋燕到延安去受锻炼，但后来遵从郭春涛和大家的意见改变为白区工作了。东方文化协会活动蒸蒸日上，但经济上的问题也客观存在，我力不从心。1940年，我想回成都去处理家业，变卖一笔款子作为经费来开展会务。 “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特务横行，乱抓乱杀，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硬说东方文化协会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武装没收了我重庆的家，我沦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后来，在南纪门韩家巷一个贫民窟里有个破院，把它租下来，修理以后，才又挂上“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原来的工作人员都散了，只留下一个秘书杨少屏，办理善后，工人只留下一男一女。家中仍然是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会谈。还有，从近郊、远郊进城来从事民主活动的人们，夜深了或下大雨必须留宿者就留在我家里。此时我正打算回成都处理家业。忽然重庆警备司令李翰丞请我去一趟。李翰丞把成都地方军头目潘文华通缉我的指令给我看，上面写道：“查民国甘三年朱、毛、萧、贺率红匪长征，经过西、秀、黔、彭时，剿赤司令官为女匪秦德君所惑，不肯清剿，致有今日之延安政府，危害民国。今王总司令已故，着将迁居重庆的女匪秦德君逮捕归案究办……”上面还提到要没收我的全部财产。李翰丞对我说：“当心呀，谨慎些！潘文华叫我把你押解到成都去查办。”后来李翰丞夫人洪双瑜也邀我到她的新居李子坝“翰苑”去，她既沉重又愤恨地对我说：“该千万割万刀杀的潘文华，他见翰丞没有逮捕你，便派暗杀队来重庆杀你。暗杀队就利用专车贩运鸦片，到了重庆浮图关，警备队把鸦片没收了，把暗杀队的人抓进监牢关起来了。翰丞为了保护你，和潘文华结了冤仇。秦参议，当心哪！可能还有花招咧！” 如今，我在重庆的家被没收，在成都的家又被掠去，临时在韩家巷贫民窟新建的家，只能容得下二十人左右开会座谈。经济来源日益枯竭。欲话说，破船也有三个钉，只好将一些破烂清点出来，能进拍卖行的就送交拍卖行，不能的就在韩家巷口马路边摆地摊卖。那时的困境，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当时，章伯钧为首的“第五党”（后改为农工民主党）、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曾琦、李璜为首的“青年党”、梁漱溟为首的“乡村教育改进社”、黄炎培为首的“职工教育改进社”、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合组成为“民主政团同盟”，公推张澜为主席，后又改名为“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澜是秦仲高的老师，秦仲文做旅长时又驻防在张澜的家乡四川顺庆，他们往还甚密。张澜介绍我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的妇女运动委员。民盟组织部长原来是朱蕴山，后来改为周新民担任。 重庆有两个妇女组织，一个是宋美龄为首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物质条件好，经济充裕，有很大的会所，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夫人派”，俨然一大衙门；一个是邓颖超大姐为首的“中国妇女联谊会”，三十来个人签名发起的，开会只能临时借会场，但仍然举办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我也是妇女联谊会的会员。 1940年，正当我的经济情况十分拈据时，适逢周恩来介绍苏联大使馆武官（后来是大使）罗申找郭春涛，请郭春涛帮助他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党派、各阶层的一些动态。罗申问郭春涛经济上有什么要求，郭春涛提出只需三个人（他自己、我和女儿秋燕）的生活费用，从此我在经济上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有时我也帮助郭春涛送材料到炮台街23号苏联大使馆罗申家里。1941年，春涛得悉，在奥国总理来访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春涛及时命我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为了这一切，后来罗申曾送来一份由斯大林署名的致谢电报，对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感谢，称他为“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周恩来与郭春涛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彼此相处很好。郭很爱戴周，对他言听计从，周也颇信任郭，所以工作起来，一直十分顺利。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为着团结国民党内外的进步人士，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春涛和王昆仑、许宝驹等18人在曹家巷陈铭枢的家里和韩家巷我的家里，轮流聚会，多次座谈，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简称“小民革”），王炳南参加了筹备工作。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在“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有一次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门前挂的“周公馆”招牌）开筹备会，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昂地说：“孙中山过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共产党走到底，不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誓不罢休。” 1941年开始的各种各样的民主座谈会中酝酿出来的“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筹备成熟了以后，于1945年10月28日在曾家岩“特园”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以签名为序）：陈铭枢、阎宝航、谭平山、潘震亚、王光钧、叶南帆、何公敢、王葆真、杨放、于振法、张秉义、杨维懋、梁蔼然、杨集贤、丁日初、余俊生、王昆仑、郭春涛、肖隽英、吴信达、于志疾。杜云芦、叶和中、董冰如、高启杰、范朴斋、陈伦、秦德君、张赫荪、董紫剑、吴茂荪、柳亚子、朱蕴山、高崇民、邹民初、孙荪荃、许宝驹、马寅初、杨杰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秘书长。成立中央临时九人干事会（即委员会）和临时监察会，同时成立了组织、宣传、农工、青年、工商、文教、妇女、华侨8个委员会。重庆分会也相应建立。推定陈铭枢、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于振法、许宝驹、何公敢、柳亚子、朱蕴山9人为常务干事。我为中央五个常务监察之一，还参加了“中国革命史料编纂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民联”将全国暂划为华北区和华南区，与广西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密切联系，并告以改名称的理由。推举李济深、何香凝、李任仁为华南区负责人。安徽、贵州、广西、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云南、四川、江西、东北、新加坡、吉隆坡、加拿大等地均有会员负责开展工作。 为推动抗日工作，“民联”又起草了《告美国人民书》。《反内战宣言》，提出了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表明了成立全国各界反内战运动联合会的态度。派杨集贤、谭惕吾。叶和中、陈伦、甘祠森、何公敢、柳亚子、朱蕴山和我9人参加反内战筹备会，声援“一二·一”惨案中的昆明学生，发表致昆明全体教职员、学生函与重庆各报馆函，并发动会内外个人写信与捐款。 1948年，何香凝、李济深等在香港创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全国解放后，“民联”、“民革”就合二而一，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后来的事了。 记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来和谈的时候，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约见我们“中国妇联”的几十个人。毛主席一进门就和每一个女同志一一握手，握到李达夫人王会悟时，王就放声痛哭不已。毛主席说：“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是在她的家里开的。”毛主席给我们指示谈话以后，就站在会场门前，又一一握手送别。我走在白薇背后，毛主席拉着白薇的手微笑着说：“白薇咧，蓝苹记挂你哪！”白薇、蓝苹就是30年代在上海戏剧舞台上轰动一时的“白色的蔷薇、蓝色的苹果”的一对名人。被接见回来以后，我就积极参加筹备组织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事了。 三 妇女文化公司的风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面高唱和平经，一面磨刀霍霍，公然破坏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进行军事进攻。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为配合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对于敌军的策反工作，也采取了积极行动的步骤。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清晨，我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首先把一件很重要的材料送到重庆炮台街22号信箱里，然后才到打铜街口福钰银行去开“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成立大会。这个文化公司是邓大姐领导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文化组筹备起来，准备由重庆复员到上海时开展工作的机构。 我被推举为文化公司的总经理。郭春涛热情支持，帮助我创建这个文化事业。他从潘震亚、高崇民、陈铭枢、柳亚子等友人那里筹集了资金。我也从刘必珊等友人那里得到了一笔款项，并请郭沫若题了“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招牌字，准备带到上海去开办文化事业。 文化组有个组员，也是这个文化公司发起人员之一，这里姑且称她“Ｌ君”。她跟我并不熟识，骗取了一封胡风的介绍信找来，表示愿意先到上海去打前站。并且提出要把我的私人印章和文化公司的印笺交给她，还要求郭春涛写介绍信委托在上海的杨虎出面，帮忙向上海市政府钱大钩联系办理接收有关这个文化公司所需的一切事项。我们觉得先去个人作准备也好，便同意了。于是郭春涛写了个介绍信，把我的私章、公司的印笺，业已收到的190多万元款项，一齐交给她作先行。Ｌ君原来只是愿意为编辑部写稿子的，现在她表示要做公司的总务主任，我们也同意了。这样Ｌ君把总务主任的职务骗到了手，带着我总经理的委托书和郭春涛的介绍信等出发了。 不久，我也来到上海。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历史上有着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斗争的光荣业绩，但它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反动营垒。想起我到上海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好笑。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从头到脚打扮了一番，穿一件黑底闪银花的南京织棉长旗袍，剪裁得腰身很细，乌黑的鬈发刚好齐在衣领口上，白珠珠框黑珠珠的发带系在头上，黑皮半高跟鞋，白色丝袜，俨然是个衣着入时的女总经理。 郭春涛随后也到达上海。我住在北四川路公司的三楼，Ｌ君住二楼。不久我便发现她瞒着我，悄悄地已把公司五大间玻璃门市部租出去两间给一个绸缎商人，还把以公司名义接收的供职员住宿以及储放文化公司物资的四所洋楼也租出了一半，所得的金条全入了她的腰包。我开始对她怀疑起来。 当时，由于战云密布，时局紧张，党在上海的办事处已从马思南路撤离上海，留有地下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吴克坚，湖南人，矮墩墩的胖个子，一到冷天，常用长围巾围起他那圆面包脸，光露出两只眼。 “你知道‘翔宇’的指示吗？”1946年的一天，郭春涛对我说，“党组织已从上海撤退，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去了香港，‘翔宇’指示我留下来搞好策反工作，由吴克坚同志与我建立固定的联系，传达周副主席的电文，还有党员徐大可也参加工作。” 我知道“翔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当时的代号。 此后吴克坚、徐大可和郭春涛经常密商，讨论如何展开策反国民党蒋军的活动。我们有秘密电台，直接接收党中央的指示。这地下电台是通过杨虎的关系设在伪警备司令部的，因为在敌人窝内，反而更安全。对于策反的对象，开始的时候由郭春涛出面接头联系，工作将近成功时，再由徐大可与他联系。等到工作已完全做妥，再由吴克坚与策反对象最后接头。而我的任务是在策反国民党军和杂牌军的海陆空军以及警察人员等的行动中传递情报，做交通员之类的事情。 有一次，我到四马路中央饭店七层楼屋顶临时加盖的矮小房间里，见到我二哥生前的一个朋友，四川新蜀报总经理王伯与，这个人是无党派人士，有正义感，后来牺牲在重庆“白公馆”里。这回他是到上海、杭州来玩的。他介绍了一个叫晏道刚的人来。晏道刚曾经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工作过，因为对蒋不满而丢了职务。在敌后重镇的上海，由于我党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有很多敌军人员在新形势下急于谋取出路，晏道刚就是这样的人，他与郭春涛接过头后，就介绍了他的得意学生，国民党军事委员侍从室机要处处长化名“江浩东”的人，供给我们关于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面活动的资料。 江浩东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写过一篇关于宋美龄的桃色新闻，投到报馆，文章没有刊登，江本人却因此惹了大祸，被监禁八个月，险些送了性命。也许由此对蒋有所不满吧，提供情报表现得很积极。他把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全国负重要责任的组织名册，将军统、中统、CC集团的一些内部情况，以及它们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的特务组织，都提供给我们。 党的地下组织选择了华龙路顾家武2号陈贤慧家作机关。陈贤慧是我的朋友，她是个爱劳动，性格温柔善良的妇女。她的女儿张凤君在中国科学仪器公司做机务、打字等工作。她们母女二人冒着风险协助我工作。每天由江浩东送情报，从顾家弄前门进去交给陈贤慧本人，然后由我从华龙别业后门进去取出来，送情报的与取情报的没有对过面，所以送情报的不知道取情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我却把送情报的人了解得清清楚楚。有时我到得比江浩东早一步，就上楼在窗户玻璃窗里张望弄堂里来来去去的人。事先约定，如是紧急要件，就在封面上写“张凤君谨启”，立刻由贤慧送交我；不那么紧急的事情，封面上写“张凤君启”，则等候我按时去取。 我们所做的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策反工作。此外若有重要情报，也及时处理，例如关于蒋匪特务准备搜捕交通大学地下党和爱国师生的黑名单，图谋暗杀宋庆龄的情报等。 我们本来想利用“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招牌作一下职业掩护的，可是由于Ｌ君的原因，这不行了。她利用总务主任的职务招摇撞骗，捞到了一大笔外快，心犹未足，还无耻地更进一步向我提出，要与国民党分子“合作”，妄想把公司的经济权交给国民党的经济特务头子陈××，开展文化事业的活动，要接受文化特务头子陈高庸的“指示”。我坚决顶了回去，Ｌ君见计谋未能得逞，就不择手段，朝朝暮暮率领国民党特务集团的一群小喽罗，借故跟我瞎缠。一个冬天的早晨，天气很冷，我正弯着腰站在日本式火钵跟前，把一支烧红了的铁火钳插在红火里，右手拿着另一支火钳拨弄着红得可爱的杠炭火头。我想把房间弄得更暖和些，这样才能够坐下来写点东西。忽然从我背后传来一声Ｌ君的怪叫：“打呀！把她从窗口掀下去，跌死她，粉身碎骨！”我猛回头一看，Ｌ君一双手早把衣袖口高高卷起，摩拳擦掌向着我准备动手了。在她背后还有一群年纪轻轻的男男女女。巧得很，那间房屋朝南的窗户下，顶着窗口摆了一张写字台，床铺又是靠墙放的，火钵子恰好放在写字台和床铺的中间，其余的就是一个死墙角。我的左右和背后都走不过人。我就一转身，左手随势抓住插在红火里的那把铁火钳横举起来，右手把另一支红火钳高高举起，双脚的重心踩得稳稳的，跟Ｌ君面对面相持着。我说：“恶鬼，你来吗？试试看！只要你动手，就回敬你这个！打得你脑袋分家，我可不负责任。”我又把一双红通通的火钳指向那站在Ｌ君背后的一群小喽罗，说：“喂，你们要做帮凶吗？我就左右开弓回敬你们这样一对好东西！” Ｌ君虽然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看见我手中这么一对烫人的红火钳，吓得她立刻就把拳头松开来，缓缓放下。跟在她背后的那一群，看见我的个头儿比Ｌ君还高，手里还有这么一对新武器，不愿意吃眼前亏，都阴悄悄地灰溜溜地踉踉跄跄地直往外退。Ｌ君还在咋咋唬唬地弓起背、扭起一双脚，转身臭骂：“你们这些饭桶！”然后跟在那一群家伙背后，边骂边下楼去了。 对于Ｌ君的这种恶劣行为，我气得口吐鲜血。按我的脾气，非和她斗下去不可，但念及目前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不能因小失大，便决意解散妇女文化公司，剩余的经费归还原主。这样Ｌ君再也不能利用公司招摇撞骗了。 于是由郭春涛的朋友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介绍，我先悄悄地搬到汾阳路振舍别业居住，然后请闵刚侯律师做全权代表，通过法律手续解决了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一场风波。 振舍别业是一所小巧而精致的洋式平房。建筑在一块四周空旷的土地上，绿柳成荫，围墙内的花园万紫千红，无邻居纷扰。这环境对于做地下工作者极为合适。不料那个地盘却原来是上海渔业大王黄某在敌伪时期霸占来的，姓黄的不过是想罩副院长介绍个有势力的人，住在那里帮他保持房产而已。但原业主坚决要求收回产权，而且业主又是个国民党的军阀，我自然不可能有条件去对付他们，惟有搬走一条路了。于是又委托一位姓武的朋友出面，租到江苏路月村62号的一个大杂院楼下的房间。户主姓武，我作为姓武的表姐暂时住在那里。吴克坚惟恐我长久住在那样复杂的人堆里，会出乱子，坚决要我转移。我便借口住医院，秘密搬到复兴公园后门复兴路964号一位姓陈的二层楼上。这里离顾家弄很近，工作起来更加方便了。 四 反内战，壮士牺牲 1948年，正当淮海战役激烈的时期，我的侄儿秦士宪由杭州笕桥空军基地发出快信，催促我去一趟。那时我正巧接到一项任务，就是到国民党空军基地，通过侄儿的关系了解国民党空军的思想动态。我仔细考虑能够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方式方法，便去山阴路约秋燕过去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好友郑苏苏一路前往。因为在重庆时，秦士宪和秋燕。苏苏三人常在一起聊天、玩耍。我由于工作关系，顾及到秋燕的安全，1946年就把她送到解放区去了。现在找郑苏苏，假扮母女去览桥探亲，觉得比较妥当。为着此行的安全，我扮成一个有地位的贵夫人，特制一件银灰色掺银丝条花绸长旗袍，外加肉色玻璃丝袜，白皮高跟鞋，白玻璃皮包，还有耳环、钻戒、手表。郑苏苏穿一件白底浅蓝色花绸西装，短发前留海，平底皮鞋。沿途很自然地给人以“母女偕行”的印象。 到了资桥，恰遇他们的空军首领大宴宾客，我们两人临时被邀参加，由于空军家属能够到笕桥探亲的人太少，我俩便成了座上贵宾，姓胡的校长还来敬酒，邀我跳舞。有个叫张宗跃的小头目作演讲，一派胡言乱语，大骂共产党。我不得不在就筹交错、婆娑起舞之中稍事敷衍。然后让秦士宪开车送我到湖滨旅馆。一群空军青年也亲亲热热地拥进汽车，挤不进的就挂在车门外边，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老秦，我们陪你送姑母，今晚就在西湖边包个小船过夜，明天是星期天，我们陪姑母游览一天西湖风景，机会难得，你说对吗？”一位湖北口音的青年空军，早就钻进司机台和秦士宪并肩坐着，他灰心丧气地接着说：“可不是吗，机会难得，我们奉命后天清早开拔飞南京，继续作‘祸国殃民’的刽子手，所以在这开技之前，让我们自由两天，机会难得！”这一群青年空军都以为我和郑苏苏不过是探亲而已，没意识我还负有特殊的任务。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说：“姑母，老秦是我们的‘飞行第一’啊！” 夜里，秦士宪陪伴我轻言轻语地谈到12点以后，他声低得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得清。自然少不了谈起在重庆的事，他说：“姑母，我高中毕业那年，妈妈要我考大学混张文凭回家去做孝子贤孙，我却去考空军，还是你给我的路费咧。”他忆起这事，说到这里就停顿下来，笑盈盈地凝望着我，又见他把胸脯一挺，接着低下头悄悄说：“姑母，秋燕在解放区，我拼命地钻研飞行技术，也是想把飞机驾往那边去。”秦士宪知道秋燕去解放区是我的主意，所以他才这样对我说出贴心话。我把自己的右手紧握住他的右手，又用左手拍拍他的肩膀，悄悄称赞他：“好儿子，有志气，对！就这样干吧，光明前途就在眼前。” 第二天，我、郑苏苏和一群青年飞行员，备好面包、点心、糖果、水果，准备吃野餐，游览一个整天。他们扶着我由黄龙洞爬上紫云洞山顶上，四望重重高峰，西湖全景尽收眼底。这时空中轰隆隆的，黑色大型飞机接二连三从头上飞过。游客甚少，大家席地而坐，把背包打开，青年人把食物先分送给我和郑苏苏，说：“姑母，表妹，请吃这个……”边吃边谈，他们都有无限感慨：“我们当初来学空军，为的是保护国防，为的是对付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谁料到而今要我们来伤害自己人。” 一个湖北青年激昂地作起演说来：“抗战时期，刘善本起义，把飞机驾驶到了延安。原来我们都认为飞机失踪了，后来被放回来的七八个人中间，有个坏蛋工程师向他的主子献忠诚，把刘善本预谋起义以及如何降落的经过完全暴露了。”他说：“刘善本起义以前就是有充分准备的，他对付乘客的方法，是在空中把航线扰乱，使乘客认不清东南西北，他把飞机开进云端里乱钻，还对乘客说：‘气候突然变了，只有上升，以免撞山失事。’把飞机上升到氧气稀薄的高度，他又说：‘氧气不够，汽油也完了，惟有找个地方暂时降落，再想办法。’不料一降落，竟有很多共产党人欢迎他来了，这才使人大吃一惊，原来到了延安。后来有几架飞机被派到延安，把那架巨型飞机炸毁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飞行员被控制得不能动弹，行动不得自由。有的同学闹点情绪，说点怪话，都被抓走了，那些被抓走的同学们一去不返，不知下落。我们都是离家乡，别父母，献身国家。同学之间亲如手足，真是骨肉连肝胆！最初要我们去炸延安，我们就把炸弹扔在水沟里，或者扔在荒山无人烟的石谷梁上，后来他们又派飞机去空中照相，发现我们并不忠诚，然后又来他妈的一套空中指挥，甚至何应钦、胡宗南之流呆在飞机上发布命令。只要他们认定目标，就用无线电发令，所以那次在开封就炸死了十多万人哪！还有一次用的美国新型炸弹，像足球那么小，可杀伤力大，炸弹着地开花，如棉花绒一样遍地飞滚，伤害老百姓。我们回来之后，大家都痛哭，哭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说到这里，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大家都纷纷落泪。停一会，那湖北青年又继续说下去，“我们都想把飞机驾驶到解放区去，苦于不知往哪里降落。随便闯过去么，又怕遭误会，给打下来。不服从这边的命令么，就会脑袋搬家。所以各人肚里都有想法，谁也不敢暴露思想，谁也不敢信任谁。姑母啊！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其余的青年空军，都听得痴呆呆的，只是擦眼泪。秦士宪低着头，一言不发。 看看天色不早了，青年们陪送我回到湖滨旅馆，大家忙着归队。只有秦士宪留下来陪我长夜叙谈。这时空军已接到紧急命令调往南京。我问秦士宪：“你那些同学说的是真话吗？”他点头回答：“是真的。”我又问：“你去轰炸过解放区吗？”他慢吞吞回答：“一次也没有过。”我再追问：“万一要你去，你怎么办？”他很坚定地回答：“那我就在空中倒戈，捞本钱。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指挥，大不了同归于尽！” 我赞赏地又鼓励了他一番，于是留下郑苏苏的地址，叫秦士宪以后来信要她收转。我们就此分手，我和苏苏搭夜车返回上海。我将此行所闻情况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吴克坚又发电请示，另派人前去作策反活动，并叫我断绝与空军的联系，免得接线者多，易出事故。 隔了不久，郑苏苏忽然匆忙跑来找到我说：“秦士宪死了！他的空军同学派人到上海找了三天，才找到我的家里。 晴天霹雳，把我惊得发呆。郑苏苏表示愿意陪伴我去南京一趟，她说：“秦士宪的身体那么健壮，为什么忽然就死了呢？我们非去了解个究竟不可！” 我们又假扮母女去奔丧，搭快车到南京，直奔空军基地。传达室把我们引到秦士宪生前的宿舍里，几个青年空军表现极为悲伤。他们将死者遗物整理得好好的，搬出来给我。我仔细清点简单的行囊，郑苏苏也很注意察看，证明死者是早有准备的，我和郑苏苏以往写的信件和小照没有留下踪影和片纸只字。我选择死者的日记和同学录，这里面有历届国民党空军人员的相片、履历、职位等，绿缎子封面烫着金色，倒是一份重要的情报资料。我说把这留下作纪念，其余东西委托他的同学邮寄家乡，交给他的母亲作纪念。 青年空军们护送我到南京城内，第二天清早，一位江南口音的青年和一位湖北青年自动要破例陪伴我们去空军基地。在紫金山脚一个破庙里，横倒竖放挤满二十几副棺材。青年空军说：“这些棺材里，都是活生生无灾无病，不到25岁的标准青年人，要是为着抵抗侵略，保护国防而牺牲生命，才算是死得重于泰山咧。我们的制度，不准活着的空军到这里来，惟恐受感染起消极作用，不能再去替他们排命。国民党把青年人不当人，强调物质第一，人命第二。他们说，飞机是美国供应的，来之不易，一旦飞机发生故障，不准跳伞，驾驶员非把飞机保护回来不可。躺在这里的飞行员，大多是被美国的破烂飞机葬送了的，惟有老秦这次死得惊天动地，死得光彩痛快。上级欣赏老秦是‘飞行第一’，特给他顶好的美制飞机，要他领队往前线去轰炸。指挥官姓刘，是个老飞行家，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老秦在死的前三天，特别照了张快相寄给姑母，你收到了吗？8月17日夜里，他通宵没有睡，看书写日记，不知在想些什么。18号清早，他收拾得很整齐，服装笔挺，从从容容，笑眯眯地向我们敬礼，说一声‘再见’。万不料，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他，飞到很高的上空，已经超过应有的飞行高度了，可是他还在继续上升。我们都认为他鼓起很大的劲，看他高到哪里去！不料他忽然猛烈地俯冲下来，正对着刘指挥官的飞机迎头撞上去，轰隆隆，哗啦啦，惊天动地，就这样把姓刘的连人带飞机都撞得粉碎，姓刘的尸骨都找不到。老秦也同归于尽。咳！痛快，威武！”他说到这里，把嘴唇咬得紧紧的，一双亮晶晶的眼珠鼓得更大，双手的拳头也捏得更紧，充分表现了他对秦士宪这一悲壮之举的尊敬。他忿恨而又悲愤地继续说：“活着的空军人员，不准见死了的空军人员，但这次老秦的死，我们非把他那残缺的尸体找到不可。我们都很穷，可是老秦的棺材还是我们同学凑钱买的。姑母，你看质量都比别的那些好。我今天破例陪姑母到这个禁地，我不怕犯规，我不怕处分。老秦的日记，我们商量过，本想把它印出来的，但再三考虑，恐怕不行，这会惹起上头的注意，对于我们今后的行动，就更困难了，哼！”他说到这里，双手又捏得很紧，牙根也咬得很紧，不转眼地注视着我。 秦士宪的日记有几万字，意思大多很含蓄隐晦。节录他最后的两节，已足够说明他在决心“杀身成仁”以前，是经过反复思虑，有充分准备的。 七月三十日到车站迎接姑母，她是我苦珠儿患中的惟一亲人。三十一日约林亦明等同学陪姑母游览黄龙洞、灵隐寺……黄昏后游西湖。夜来陪伴姑母畅叙到十二点以后，睡到不知东方太阳红。姑母这次来杭州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大转变。七月已过去，到了八月，将以另一面貌出现。八月十二日南京。 夜长人不寐，孤独和寂寞袭击的时候，听到不祥的狼嚎。今晚，皓月当空，却不能宣泄我的孤独和寂寞，我不幸生而为人，被文明的虚伪包裹着。自然与天性全部被抹杀，在一切束缚中辗转思维：是让好人给狼吞噬，还是把恶狼打死？打死恶狼是容易的吗？不打死它，难道就让它去吃人吗？到了明晨，要我也去做祖国新生的罪人，我怎么能？我不能！只有和恶狼作殊死战，粉身碎骨也情愿。苍天呀！鉴我的碧血丹心。昨天寄给姑母一张最后的小照，代表我向她告别，决心履行我对她的诺言。八月十七夜，日记终。 我和郑苏苏搭快车连夜回上海，心里都很沉重，满腔悲痛。当火车钻过镇江附近栖霞山脚黑洞的时候，我俩不约而同地感到窒息。郑苏苏打开皮包，取出秦士宪生前送给她的四寸半身小照，很沉默地看了又看，上款写的“苏苏留念”，下款写“士宪的容颜，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七日于南京北校场”。这张小照是在秦士宪死的那天才收到的，我俩同时忍不住泪珠儿滚滚奔流。眼前似浮现出秦士宪温文儒雅的形象：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的健壮身体，英俊的风姿，刚强的性格。我俩不禁同声叹出一口长气。郑苏苏睁开眼睛勉强忍着心里的悲痛，靠近我耳边安慰我：“秦阿姨，身体要紧，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土完这样做，以后国民党的空军就调动不灵了。” 车厢里人很复杂，我们俩不能够畅所欲言。我闭着眼点点头，表示她说得很对。半个月前，在西湖边上，秦士宪陪我深夜叙谈的音容笑貌，抗战胜利之初，他从印度被调回国，打重庆经过的情景，都历历如昨日，活生生地浮现我的眼前。当时人们都称赞他“中国的标准美男儿”，他今天这般英勇牺牲，真不愧是个中国的标准美男儿。他的这一行为，对于动摇国民党空军人员军心作用不小。我心中默默地对他说：“士宪，好孩子，你这次的壮烈牺牲，给你的同学作出了好榜样，催促了新中国的诞生，好孩子，你是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无名英雄！” 回到上海，我立刻把秦士宪遗物里的历届空军人员相片和履历册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五 蒋家王朝人心涣散 时局一天天更加紧张起来，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兼《扫荡报》主笔李俊龙写了一篇《戡乱到底》的文章，用大号字排印在《扫荡报》第一版。敌人的特务机关为着维护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正在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千方百计企图破坏党的地下策反组织，为此展开了猖狂的搜捕活动。同时，敌特还派人伪装成进步青年，妄想混进党的地下组织，一方面搜集情报，一方面准备在国民党溃败后转人地下。党的地下人员为了战胜敌特的搜捕，便经常更换居住、联系和集会的地址。这时住在复兴公园后门复兴路上掩护我的朋友坚决不同意我久住，他说：“特务天天抓人，报纸上天天登载杀人的消息，不是开玩笑的事呀！马路对面糖果店，每天清晨总有吉普车送个戴黑眼镜的黑大汉子来，一天到晚盯着这弄堂里出去的女人，可不能大意呀！” 于是我清理了重要文件，装一个小手提皮箱，送到嵩山路委托女朋友王友梅代为保存，她是名医祝味菊的夫人。我又把我不满五周岁的女儿秋桓送到顾家弄陈贤慧家看着，从此开始在女朋友家轮流住宿。朋友们对待我像姐妹般关切，她们都很主动帮助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冷暖，都不用我操心。她们都不满旧社会带给她们的暗淡无光的凄苦的生活，盼望着光辉灿烂的新社会早些到来。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已狼狈到不敢在陆地上过夜了。白天他到陆地上布置怎样屠杀人民的罪恶计划，夜来只敢栖息在复兴岛水面的军舰上。那保护他的军舰舰长，以及一部分高级海员和士兵，对于这个残暴的“两栖动物”十分厌恶，都分头设法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在黑夜里趁着这个帝国主义的奴才蒋介石在大梦方酣的时候，把他葬身海底。由于舰长、高级船员与士兵的步调未能一致，因此引起纷争。原来舰长主张先开出海口，斩断蒋介石的去路，再围歼他，竟然在舰上打了起来。深夜里，炮声一响，伤亡四十多人，骇得蒋介石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 看来，不仅国民党空军军心动摇，连海军也产生了二心，陆军那儿就更不用说了。这里还值得提起一件事，就是我们通过胡允恭做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工作6胡允恭是陈仪的亲信学生。他几番劝说，晓以利害，终于使陈仪动心了，准备起而反对蒋介石。这原来是万分机密的事，但陈仪却把这件事告诉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陈仪觉得与汤恩伯关系密切，希望汤也能看清形势，与他一同反蒋。哪知汤恩伯是蒋介石死心塌地的走狗，他向蒋介石告密了。胡允恭因此受到牵连，国民党到处抓他，车站上也挂着他的相片，胡允恭化装绕山路逃到上海，住在马少荃女儿开的百货商店楼上。胡还是不放心，马夫人就用吉普车把胡藏在她和胡兰畦的背后，由我带路送胡允恭到过去冯玉祥的部下李参谋长家避难，然后再帮助他逃走。陈仪后来还是被蒋介石杀害了。 由于时局紧张，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军心动摇，上海金融市场也更混乱。四大家族、奸商政客加速度扰乱金融市场，搞得物价飞涨。例如日常必需品，清早起来可以一万元买到的，中午就飞涨到八万十万，到了下午又飞涨到十几万，使老百姓简直无法生活。银元贩子也乘机活动，清早起来在市场上以十八万元买进一枚“袁大头”，到了中午他们又以三十万卖出去。人们都把国民党的纸币叫“解手纸”。人心惶惶，大家盼望人民解放军赶快渡江南来，解放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天下午，霞飞路车站候车的人群中间，发出一声焦躁而带希望的声音说：“8路——，还不来！”立刻就冒出一个特务狠狠抓住他，硬说他“通敌”。那人辩解说：“我说的是8路电车还不来呀！”但大家都知道那个车站根本没有8路电车路过。 国民党特务天天在马路上抓人，真可谓是草木皆兵。党的地下工作者刘俊巨，住在沪西偏僻的一所花园洋楼里，楼外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皮，用围墙围起来的，园内青葱野草，很像《聊斋志异》上所描绘的荒芜境界。特务去抓他，他就冒险从楼上跳到宽阔的园地上。园地的四周都是高墙，插翅难飞，特务们认为瓮中捉鳖一样可以手到擒拿。不料刘俊臣在枪林弹雨之下，无目的地从青草丛中顺着围墙飞跑，忽然发现葱定的草荫遮蔽着的围墙边有个窟窿眼，他就钻了出去，逃脱了魔爪。特务们起先以为刘俊臣有什么隐身之术，后来才弄清楚，是些流浪的穷苦人在那里打了一个洞，借园子里那块天地作为他们栖身之所。 我住的朋友家，都是上海市中心区的弄堂楼房，对于我工作来说是很方便的，但使人忧虑的是，万一特务把住前后门走道，我就无路可逃了。朋友们日日夜夜为我提心，又盼望我天天能够带点新的消息来解解郁闷，又恐怕我被特务盯上了尾巴。是呵，越是在这混乱时期，越是要提高警惕，加倍小心。有一次我发现吴克坚把汽车停到华龙路华龙别业附近。从这儿很容易发现陈贤慧的家，他这样麻痹大意，我还跟他吵一顿，说他把汽车停在地下机关附近，该是多么危险啊！ 自从蒋介石豢养的刽子手毛森担任上海警察局长以后，更是天天疯狂杀人，上海成了极度恐怖的黑暗世界。在蒋军军统内部，有一个与江浩东有关系的王子英，他对毛森这个刽子手的行径无比愤慨，便自告奋勇地探查毛森的汽车牌号、平常出门时间和必经的路途。事有凑巧，一次他担任毛森后卫中的一员，便拿着快枪，驾起摩托车，准备追上毛森的汽车打死他。正当追上汽车，举枪瞄准的一刹那，忽然横过马路来了个老太婆，他来不及让路，摩托车猛地撞上去，把老太婆轧死在马路上，鲜血满地。特务没有觉察王子英的意图，作为车祸处理，王赔了两个金条完事。那个老太婆却成了毛森的替死鬼。 许多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官员通过郭春涛个人或民联的关系向共产党表示要向人民靠拢。为此郭春涛和吴克坚情报系统还受到党中央的嘉奖。 六 与女特务周旋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军队一面困守上海，一面命把物资海运、空运到台湾。同时，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他们把化名胡君健的郭春涛当作是共产党的上海“地下市长”，悬赏20万美元通缉，叫嚷抓住以后就地正法。 在这紧急时刻，一个与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人被捕了，他透露了一些情况。敌人就派了一个原是上海交际花，人称“林华老九”的女特务，化名“金蝉”，伪装进步，通过关系向党的地下组织靠拢。我们本想利用她，后来发现她并无诚意，便想摆脱她，可她很狡猾，盯住郭春涛不放，郭春涛只好暂时让我去同她敷衍周旋。 我假装是南京解放后到上海来的大学教授，在黄昏时候从亚尔培路查竹君别墅里走出来，坐上早已联系好的“03．IM6”雪弗来黑色小轿车。开车的是敌伪时期复兴银行经理孙耀东。孙虽不以开车为业，可驾驶技巧很纯熟。他轻快地左拐右弯，把我带到沪西忆定盘路亦村弄口停下来，打开车门请我下车，殷勤地引着我走进一所楼房，说：“这是我侄儿孙以椿的家。”客厅里的摆设很像个小小的古董店，还有钢琴，有两个保姆伺候。楼上卧室陈设也很富丽。这是1949年春暖花开的时节，但不知怎么，我一进门就感到阴气逼人。主人孙以椿自我介绍是国民党物资供应局管理爆炸物的。 吃晚饭时，有个来访孙以椿的大个子男人在座。孙以椿没有作介绍。听到他们说话里有“警察局政治犯越来越多”的话，我猜想那人是个刑讯专家。 第二天，郭春涛坐孙耀东的汽车来接我，把我送到霞飞路1002号，据说那是金蝉的秘密住处。规模宏大的公寓洋楼，产权是法国人的，全部设备电气化。客厅里是中国式的宫廷布置。我穿的米色薄呢西装里面还有件薄毛衣，给暖气烘得浑身毛乎乎的。孙耀东从内室邀出一位穿浅绿色软缎旗袍、朱红色半高跟鞋、矮小而容貌憔悴的中年女人，郭春涛向我介绍说：“这是金蝉小姐。”又向金蝉介绍说：“这是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胡亚平先生。”金蝉闷蔫蔫地和我面对面。她坐在铺着花毯，很像故宫里的皇娘的雕花宝座一样的沙发正中间。稀疏而微卷的长发披在背后，薄薄的脂粉，淡淡的画眉，方形的脸蛋，鼻子、嘴唇、耳朵都还匀称，一双善于撩人的眼睛，虽称不上美艳，也还是娇气十足。可能是香烟吸得太多，一口整齐的牙齿给薰得黄黄的。她把我从头望到脚，又从脚望到头，反复几个来回，又慢吞吞地移转眼光过去，把郭春涛打量一会儿。就站起身来，忽然眼珠儿一转，送一支三五牌香烟给我。我不会吸烟，在和我手碰手互相推让的时候，才发觉她的一双手枯燥得和鸡脚爪一样。金蝉又扭身玲珑地走起八字步，腰长腿矮，两肩摇摇晃晃走出去了。不久，保姆给客人送上点心。在这个空隙里，郭春涛禁不住哑然失笑，小声道：“这是她的秘密住室之一，这送点心来的老妈子也是久经训练出来的，金蝉在这里是个小姐，你看她假装正经的怪样子，硬绷绷地端坐在那里，好笑吗？像她那样从垃圾堆里成长起来的腊鸭壳，还野心不小呢！她异想天开地要做个政治家咧。她说她什么艰难困苦都受过，什么荣华富贵也享过，就是没有登过政治舞台。她现在就梦想利用我们的地下组织来作跳板，支持她将来走上政治舞台！我准备从此就不再见她的面了。你要好好地应付她呀！她目前还不至于就下手的。”郭春涛走后，留下我住在这里。 金蝉待我如上宾，她有三部小汽车，行踪颇神秘。她表示知道我不是新从南京逃难来的，对这点，我既不申辩也不坚持。我和她白天里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互相不要求作任何说明解释。金蝉很愿意为我预备一辆专车，我惟恐她借此监视我的行动，婉言谢绝了。后来她对我更亲切，给我擦洗澡盆，把水调得不冷不热。还在我洗澡的时候，在门外唱京剧里的“长坂坡救阿斗”一折戏为我解闷。睡觉也要和我睡在一头。金蝉没有固定的丈夫，卧室里的摆设很像个皇娘的深宫。在她床前壁上挂有一幅慈禧太后写的“百寿图”横幅，我们一起睡过三个通宵，在这漫漫长夜里，三五牌香烟和美制高级糖果在床头柜上，不断地轮流从她嘴里进进出出，边吃边谈。她的嗓门有点哑，可是国语说得很流利，还能说英语。首先表明我的“胡亚平”名字的身份证她办来的，她要我约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到她密室来吃东西，和她谈谈心。她每夜12点左右，必然把床头电话拿起来，一连串电话打出去。每到清晨七八点钟，又是一连串电话打出去。在电话对白中大多是些离奇古怪的密码。 后来，金蝉对我摊牌说：“我是浙江人，12岁开始做妓女，我的专门技能就是捉摸男人的心眼。抗战以前，我跟过上海红帮头子杨虎；敌伪时期，我跟过大汉奸陈公博；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训练我四个月，教给了我做特务的技术。戴笠夸奖我有做特务的天才。做特务完全是为了救国。”她还说：“上海不会解放的，即使将来有解放的一天，也自然是国际共管。共产党即使能够到上海来，也必然会腐化的，共产党里都是些穷鬼、饿鬼、色鬼，谁个男人不爱金钱，哪有男人不爱女色？金钱、女色绝对能够打倒共产党。”她还狂妄地说：“将来统一全世界的，绝对是美国，毫无疑问。” 整整三夜，金蝉说得口干唇焦，无非是想把我先拉下水，再回过头来掩护她混人我们的地下组织，准备将来一旦上海解放以后，国民党特务组织便转入地下。对她的话，我佯装不懂，她无可奈何之余，仍然如此这般滔滔不绝地说着，又顺手在床头柜里取出一厚本相片册子翻开，我一看，毛主席、周副主席、邓大姐、还有江青等的照片全都贴得整整齐齐的。她一个一个地指着问我：“你认识吗？”我摇摇头回答：“一个也不认识。”金蝉很不高兴地把嘴一歪，肩膀一耸，翻了几个白眼，咕咕噜噜地说：“郭春涛向我介绍，你是不问政治的书呆子、教书匠，既忠厚又老实。骗人！你认为我是可以骗得了吗？我看你简直是假装不问政治的政治家！我把什么底细都向你抖出来了，你却问这不知道，问那不晓得，假装二百块钱数不清的样子，哼！”金蝉气得眼珠快要蹦出来的怪样子，凶恶得像是要吃人的母夜叉，死死盯着我，我仍旧很平静，心里想：“我14岁就在革命队伍里，接受党的教育培养，到今年7月见日，就是30年了，从五四运动算起在颠沛流离的漫长岁月里，什么险滩恶水没有经历过？难道你金蝉这一点鬼把戏，就能够让我变节吗？笑话！垃圾堆里长起来的交际花，少做些黄粱梦吧！” 忽然一阵皮鞋声，从电梯那儿响过来，又是一阵乒乒乓乓的敲门声。金蝉马上改变态度，仿佛是我的保护人一样。她翻身起来，趿上彩色金花拖鞋，披上咖啡色长睡衣，把床头电灯熄灭，两肩摇摇晃晃，迈着脚跟先落地的八字步，过去打开门往外跑，来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只看见玻璃窗外的路灯，照映着金蝉走出门外。她大概心里很急，脚后跟用力太猛，把桶木地板蹬得咚咚响，她叽哩哇啦说了一阵英语，把人送走之后，回头进来打开电灯，把一双灵活的眼睛，骨碌碌地盯着我，又用手捧着胸腔，抖抖颤颤，说起上海话来：“把我急煞哉，把我急煞哉，我以为有人知道你躲在我这里来了，出了什么乱子呢！我费了交交关关的力量，才弄清楚，原来是一群喝醉酒的外国朋友来串门的呀！你听，我的心还在砰砰地跳呀！”我仍然纹丝不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金蝉突然把脸一沉，指着我说：“你还是不当一回事！哼，你太厉害了！”她愤恨地说：“我金蝉出世以来，还不曾遭遇过敌手，想不到今天居然碰上你这样一位‘女教授’。哼！” 她脱下外衣，露出原来的浅红色丝织背心和短裤，钻进被窝里。闷沉沉地想了一会儿，又把眼睛一翻，对我威胁说：“万一你被捕了，你打算怎么办呀？”我反问她：“谁要捕我？为什么要捕我？捕我有什么用处？”金蝉说：“以防万一吧，我只是问问你，你有充分的准备吗？”我说：“不至于吧？假使到了那步田地的话，我手里没有一个他们需要的人，口里也不会有他们所需要的字。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金蝉小姐。”金蝉哈叭狗似的，在被窝里打一个滚，翻身过来面对着我，鼓起一双眼珠，咬牙切齿地“哼”了一声。 我没有反应，只是沉默。她气呼呼地把电灯关了，假装睡着。我困倦得双眼睁不开，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比伍子胥过昭关还焦虑。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很想一去不再回到这个魔窟里来，但为掩护郭春涛，我又必须忍耐着和金蝉周旋到底。 金蝉似乎意识到，若是把我留在身边，既不能争取我倒戈，长此下去，她的情况让我摸得更透，反而成为她的心腹之患，但她又不甘心就这样白白地把我放走。果然，她很快又想出一个鬼花招。第二天清早起来，她喜笑颜开地陪我吃早点，殷勤地对我说：“我们还有一所房子，比这里的条件更好，独当一面更方便，你愿意去吗？”她不转眼地盯着我的脸，我毫不犹豫地点头说：“可以。”金蝉很兴奋地叫来她的一个保姆说：“三姨，把胡先生的行李取出来！” 金蝉送我出门时，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件大衣从壁橱里取出来，亲切地给我穿上，这是一件很惹眼的海军式大衣，浅草绿的英国薄呢制成，前后左右都有金光灿灿的黄铜扣子，穿上它老远就会惹人注目。我笑着向她道了谢，心里却明白，大衣是易于识别的盯梢的标记，但我还是穿上这件大衣，提着手提皮箱走在前面，金蝉抱一对朱红色的枕头，保姆拿着我的被卷，都上了汽车。在汽车行进中，金蝉哑起嗓子阴阳怪气地说：“我是妹妹送姐姐出嫁啰。” 汽车开到华龙路永业大楼前停下来。金蝉引我上电梯到3楼25室。进门是过道，右手是保姆房，朝前走两步的左手边是大客厅，再往里，进一间书房，向右再进去是卧房，又套卫生间。通过卫生间去厨房，从厨房经过道又可到保姆房。全都是精致的红木家具，全部是电气化。 夜来我躺在沙发上，透过色彩鲜艳的窗纱，遥望长空，天空挂着半轮弯月。千回万转的思绪，使我无论怎样疲倦也睡不着。壁上的电钟已指到12点，胖保姆已鼾声如雷。我把前前后后的门插都插得紧紧的，然后搜寻每个房里的桌子抽屉，壁橱里的格子，连电冰箱也打开来找寻过。从电话簿里翻出一张新到任的上海伪警察局长、杀人刽子手毛森写给已故军统头子戴笠的亲信邓保光的字条，又从日用流水账簿的最后一页看见用铅笔画出的连环地图，上面标的是些国民党特务机关。 金蝉派给我的保姆监视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打电话报告金蝉。我为对付她的监视，无论怎样也不让一个自己的同志到这庞窟里来。 过了几天，金蝉欢天喜地的给我送来三支手枪和几百发子弹。她边清点边交待说：“这两支‘白朗宁’，大的一支是送给郭春涛防身的，这小巧玲珑的一支，适合于太太们使用，可以放在西装裤的荷包里，万一碰上危险关头，可以自己用，还有这支小驳壳枪，是预备给你们这样一对国家栋梁夫妻的弁兵使用的。这些子弹，大大小小三支手枪都是齐备的。这都是些美制新武器。这年头，有这样防身准备的必要。”她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我的反应。我表示很喜欢，把三支手枪都接受下来。我心里捉摸，她这套把戏和海军大衣一样，不过是想以手枪引诱我放在荷包里作标记。可怜的金蝉，未免把我当成傻子了吧！她欢欢喜喜地离开了我。我送她出门，回头就把那三支手枪连子弹一齐装进布包里，从永业大楼后门绕弯路送到陈贤慧家里。陈贤慧立刻将那布包塞进楼梯底下煤球堆的破墙洞里，上面再添盖些煤球。金蝉的保姆连影儿也不知道。 郭春涛记挂着我的安全，叫张凤君到永业大楼来了一趟。不料张凤君来时，正巧我出去了，她却在电梯上被盯梢了，张凤君吓得不敢回家，直往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未亡人家里跑。胖太太张夫人立即跑出门把那个跟踪的尾巴臭骂一顿。张凤君才又从后门出来溜回自己的家。我从那天起也就没有再回到永业大楼。 党的地下组织帮我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安全地点，这就是建国西路355弄息村弄堂底外新建的花园洋楼。息村是个只有八所洋楼的死弄堂。这八户人家的身份，不致引起敌特的怀疑。驰名上海的“地产大王”马少荃就住在这里。因为他曾经遭过绑票，便独出心裁在死弄堂底处新建一所三层花园洋楼，并在后首边加一道白铁双扇大门，看起来好像是死弄底的围墙。其实在那所洋楼的里里外外，还安有很多“机关”，万一外边有什么响动，这里的人就可以迅速地通过四通八达的秘密通道跑得无影无踪。因为洋楼外边花园的南面栽着一排葱笼茂密的铁葱树，村外还围着一圈竹篱笆，在靠墙角边特制一个平时上着锁的秘密小竹篱门，在那小竹篱门里面的铁葱树面前，又堆着一座假石山。因为这所洋楼是很隐蔽的，无需登记注册和编门牌号码。 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地产大王也有靠拢新政权的要求。由“蜀腴”川菜馆主人徐鹤轩协助，经胡兰畦出面联系，我接触了马少荃。党的地下组织认为这个秘密地址具备了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就指定我单独住在那里。邻居们自然不会想到地产大王家里会有秘密客人。 七 处变不惊保全组织 1949年5月7日下午，一个雨后方晴的日子，我精心化装成一个高贵妇女，把头发用火钳烫得蓬蓬松松的，然后梳成个乌黑的大发髻，在雪白的印度绸翻领衬衫外面，穿上一件淡蓝色凡尔丁西装，再配上时髦的玻璃丝袜、黑皮高跟鞋、耳环、钻戒、金表等。再把原来早已不使用的五个化名假身份证取出来，对着壁橱上的玻璃镜子仔细对照，打量。我想，即便那五张照片都给特务拿着，也不会发现原来就是今天我这个贵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军到离上海不远的昆山县了。但进攻上海的时机尚未成熟。我原定在下午4：30以前由息村到拉都路1025号，联系当时镇守吴淞要塞海军起义首领杨沧治（四川人，由杨的表妹张国华介绍我们认识的），回头还要到华龙路顾家弄拿重要资料，顺便看看寄养在那里的小女儿秋桓。但临时组织上又叫我先到台拉斯托路去，找孙耀东司机取一件什么情报。我心里顿时迟疑起来，为什么还要和姓孙的打交道，姓孙的原是金蝉介绍给郭春涛开汽车的呀。郭春涛解释说：“在一个月前，姓孙的曾经提出在昆山县附近有一支军队要起义，头子叫刘兴汉。今天作总结，还要用姓孙的一次。估计他们不至于对你下手的。”郭春涛还叫我坐在姓孙的司机台旁边，要他开出去溜一圈，向姓孙的了解那支军队的底细。限定我15分钟把情报送回来，然后再去拉都路联系海军起义的事情。 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惟恐又和那姓金的女特务挂上线。但是为了任务，又不能不去，我已走下楼梯，又折回来，把皮包放在暖气管上，重新把自己西装的上下荷包搜寻一遍，什么重要东西也没有。我又顺手掀开浅红色的绸窗帘，凝视着那淡蓝色的天窗和园里斜阳映照着的争艳的百花。我想，姑且冒一次险吧，好在只使用他这一次了。我把脚步放快些，打那白铁围墙边的小门出去，从公共花园里穿出。 我刚刚迈出息村临马路的第一道铁栅门，猛然发现马路对面停放着的四辆黑色小汽车，车头朝向台拉斯托路口，每辆车头都坐有一个司机，后面还坐着两个西装青年。他们都瞪起眼注视着每一个从息村弄堂出来的人。我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当镇静下来再注意看时，还有大大小小的美制吉普车、摩托车，成一字长蛇阵摆在马路旁边。我意识到被敌人包围起来了。简直糟透了！但转念一想，好在息村是个死弄堂，我所住的是在弄底以外，四通八达，包围不了的。再说我已改变了打扮，这群技人皮的野兽大概不至于认出我吧。于是一个念头很快闪过我的脑际：赶快退回去，告诉屋里正在开地下军事情报会议的同学们迅速转移！但又一想，不妥，万一敌人跟踪进来，岂不是引狼入室吗？最后我拿定主意，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大方方地朝着台拉斯托路口走过去。在靠近那长蛇阵汽车的转弯处，停着一辆车号“03．1446”黑色小汽车，姓孙的司机如约已坐在车头上。这时我已提不得接头的事，只想赶紧找个商店借电话通知息村里的同志们从后花园的假山石后的秘密小门离开。 姓孙的以为我还没有看见他，连忙打开车门大声喊：“胡小姐！”他那尖叫声很不正常。电话打不得了，只好冒险了，我打算坐进孙耀东的车里再想办法。当我拉开车门正要上去的时候，姓孙的却把车门“砰”的一声关起来，从窗口伸出头来对我说：“胡小姐，待会有人问你，你就说我是祖父介绍给胡先生胡君健开车的呀。”说着又从窗口匆匆递出一个用报纸包裹着，用绳子捆好，像一叠线装书籍似的长方形包裹给我。接着把喇叭“咕咕、咕咕”长鸣了两声，便把车一溜烟开跑了。就在这一瞬间，一群西装特务已经杀气腾腾地猛扑过来，包围了我，用美制手铐把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把一支手枪对准我的胸膛，另一支手枪对准我的太阳穴，撕的撕，扯的扯，向我的周身进行搜查。他们兴高采烈地叫嚣着：“赶快打电话报告，已经抓到了交通！赶快派队伍来，派‘飞行堡垒’（国民党的囚车，红色的）来！总机关就在息村！” “胡小姐，你是‘交通’，你的手枪呢？你欠我们20万美金的债，你的同党胡君健也欠我们的债，你们的领导人矮胖子湖南人（指吴克坚）也欠我们的债。我们盯了你整整4天，你等得我们好苦啊！” 我听到手枪、胡君健、胡小姐、矮胖子湖南人这些词儿，一下儿就联想到准是那个金蝉女特务在作怪。看来我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她当初送手枪给我的时候，曾劝我把小白朗宁放在荷包里作防身之用，实际是准备逮捕我的时候作为记号。我回答说：“你们搞错了，我不姓胡，也没有手枪，也从来不欠人家的债，也没有同党，更没有什么领导人。” 他们拿出照片来向我核对，我瞥了一眼，是我的化名“胡亚平”的照片。这就更明白了。因为那是金蝉向郭春涛骗去办假身份证的，而且因为是放大了的，人像轮廓有些模糊。但为了预防金蝉捣鬼，那假身份证一直没有使用过，而且我今天的化妆和那照片完全不同，我抓住这一点就矢口否认那张照片是我。 息村附近一带交通断绝了，在那一段马路两边所有弄堂口的铁栅门都被封锁起来，马路两旁站满看热闹的人。我在人堆里寻找熟面孔，终于看到房主的嫖客（司机）姓潜的也挤在人中间，双手操在胸前。我就装作是被匪徒绑票的样子，拼命往人堆里冲，想暗示姓潜的赶快回去通报，让同志们马上采取相应措施。我大跳大闹，姓潜的果然溜了。在特务拳打脚踢地把我往汽车上拖的时候，我又发现女主人马少荃夫人方慧贞出现了，她咬紧嘴唇，惊惶地望着我。我更大声嚷起来：“这狗强盗在绑票哪！他们向我要20万美金，还向我要同党！我又不是美国资本家，从哪里弄20万美金呀！”聪明的马夫人看来理解了我的意图，立刻往弄堂口右手边的皮鞋店里跑，很可能去打电话。她这样做既不会惹特务的注意，又能够立刻把消息传达进去，这使我松了一口气。于是我转而希望敌人快点把车开走，因为老停在息村弄堂口，对于开会的同志来说是很危险的呀！ 一个大个子戴黑眼镜的特务坐上司机台前，两个矮个子特务把我夹在中间，推推操操把我拥上汽车。右边的矮小个子用枪抵着我的太阳穴，一口湖北话问我：“胡小姐，你们在几号门牌开会？快说！不说就一枪打死你！”他那一双充满血丝的狗眼死盯着我，龇牙咧嘴，唾沫四溅，活像一条想吃人的饿狼。我冷冷地反问他：“你这一枪打出来，岂不连累左边的贵伙伴吗？”那矮小特务有些尴尬，只好把手枪里的子弹退出来，“咔嚓”一声，恰好落在我的脚背上，他又大声吼叫：“别绕弯子，到底在几号开会？” 我心里又有些紧张起来，惟恐那群恶浪会转而追问左邻右舍，问出我住的那一所洋楼，这所洋楼现在不但有同志们在开地下军事碰头会，并且还有许多文件，如果名册档案、通讯地址、电话号码落到敌人之手，那就不堪设想。我灵机一动，决定来个调虎离山，把他们暂时调到军统的特务机关去，让他们自伙儿狗咬狗。我于是很镇静地说：“我姓王，并不姓胡，住在华龙路6号永生大楼25室。’”这时新赶到的“红色堡垒”怪声怪气地吼叫着往息村冲来，我被押在车上，周围被武装特务围得水泄不通。矮小特务听了我的话，似乎怀疑已经提到手的宝贝，是否捉错了人，他挥舞着不拿枪的另一只手，嘶声哑气地吼叫：“赶快叫另外一辆车，把姓孙的小子抓回来，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追赶姓孙的汽车飞快地开跑了。湖北口音的恶狗红着一双眼睛，指挥司机快开车，向永业大楼飞驰。在我这辆汽车前后夹着许多小汽车和摩托车，简直天翻地覆。 汽车刚到金神父路广慈医院门前，姓孙的汽车从背后飞驰前来，他大声嚷叫：“快回来，把车子快开回来，别上那个女人的当！永业大楼25号是我们的机关呀！她就是胡小姐！胡君健昨晚的电话明明白白指定我在息村附近拐角等她，她既然从息村走出来，她当然是住在息村的呀！” 特务们听了暴跳如雷，又手忙脚乱地把我押到息村的弄堂口来，他们把我从小汽车上拖下来，推上一辆大型的黑色警车。这辆车周围满布铁丝网，在车厢正中间安放着一个特制座位——帆布椅子，椅子两边带有四根一寸多宽的帆布带子，我就被绑在这特制座位上。有一个特务把手枪指着我的胸膛，扳起一副像铁皮般发青的脸孔，追问我：“胡君健穿的是西装还是长袍？戴眼镜没有？你们在几号开会？”我根本不理睬。那铁皮脸忽然停顿一下，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从息村里走出来的，你还想东推西赖，我一枪打死你！” 我心想，已经和他们拖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息村里的同志们想必已撤走了吧，为了不连累房主人马少荃，我便回答说：“门牌号码我记不清，我是从上海市潘公展议长家里走出来的，想不到会闯上你们的码头。”事实上我何尝认识什么潘公展议长，只听说他在息村8号住过，那座8号洋楼也是地产大王的房子。于是这群魔鬼来到8号，一问，潘议长全家早已去台湾，又了解到我并没有到过8号，特务们恼羞成怒，那个铁皮脸小个子冲上大型警车来，用手枪柄狠打我的脑袋。我眼里顿时火花直冒，头上冒出了鲜血，顺着脖子直流，一直流到前胸和大腿上，只觉得潮乎乎的。 那群恶魔把整个息村都翻遍了。他们把居民全都赶到弄底公共花园的台阶前，像对待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派一群特务包围起来。两个特务把我拥进息村的公共花园里，息村居民看到双手反铐，鲜血满身的我站在他们的面前，要大家辨认时，都惊呆了，房主人马少荃一只手扶着拐杖，也站在我面对面的人丛中间。他脸色苍白，身子哆嗦，我为了暗示马少荃抢先说：“在这个息村里，我只认识潘议长夫妇，其他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很糟糕，马少荃被吓昏了，没有假装不认识我，他战战兢兢地指了指我，又指着死弄堂底外那座洋楼，说：“她，胡小姐，住在那个洋楼里，她是我的房客，是蜀腴川菜馆老板徐鹤轩介绍来的。” 糟了，暴露了，同志们的安全有危险！我的热血一下子就涌上脑门。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马少荃正向特务们交待的时候，那个看上去是围墙的两扇白铁大门忽然轰隆隆一声被打开了。一群野兽怒吼闯进去，把我也死命地往里拖，然后两个持枪的押着我站在假山石面前。 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我的呼吸感到窒息。我仿佛觉得自己忽然轻飘起来，钻进假山的肚脐里，又从绿油油的铁葱树腰间穿过，经那个小竹篱门跑出来，经过平民住宅区飞跃到枫林桥，很轻松地到达沪西愚园路底台湾人李伟光的医院，远远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仿佛还看见郭春涛正在打电话和朋友们说：“老太太病重，住了医院。”这句话是我们的密码，指我已被捕。但这不过是幻觉罢了。 特务们把三层洋楼翻腾遍了，一无所获。他们涌出来，驳壳枪都大张着机头，故意弄得“达达”直响，借此显示他们的余威。特务气极了，拼命地在我头上发泄怒火。他们像要把我拖下油锅似的，把我拖到楼下大客厅里，仰面捆在正中间的长条餐桌上，扯着我的血淋淋的头发使劲往下拉。有个特务向房主人家里找水壶，准备拿壶水灌我的鼻子，房主家的人东游西转假装找不到水壶。特务们喊喊喳喳，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突然又咆哮起来，宣称我是“飞贼”，把我夹在原来大型警车的前座上两特务之间，两边仍然排列着摩托车，车子不断发出怪吼，把我送到江西路四马路的上海市警察总局大门前。车慢慢地停下来，引擎也渐渐不响了。 八 身陷魔窟 宁死不屈 四马路上海警察总局的圆形大门是花岗石条砌成的，它像吃人的野兽张着大嘴，不知吞啮过多少正直善良的人。当大型警车慢慢开进这个人间地狱停下以后，特务们把我从车上拖下来，好像惟恐我会从那斗方的天井上空飞跑了，死死地把我夹在中间，飞快地押上一座高楼。我只觉得是在腾云驾雾，不知东南与西北。特务们边拖边嚷着：“盯了四天，才捉到你这家伙，害得我们好苦啊！” 大约是到了第五层楼。特务们把我推进一间光线微弱的长方形大房间里。房间大窗户下摆着一张两面开抽屉的大型写字台，左边坐的是个贼头贼脑戴近视眼镜的特务，右边坐一个记录口供的特务，手里握着一支笔。他们眼盯着一群魔鬼把我拖到大型写字台前头早已预备好的单人沙发上。左边那个戴眼镜的反复翻阅卷宗，瞪大了眼睛，恶狠狠地问我：“据报告，你还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你16岁就做共产党，大学生，还留学日本。”他哼哼怪笑两声，又接下去说：“你现在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你被大毛出卖了，你晓得吗？大毛就是给你们开车的姓孙的司机，你晓得吗？”那个特务眼镜片后面的暴眼珠子，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停顿了一下，得意洋洋地又继续说：“你知道吗？你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哪！也是个女人，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赶快把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交出来！把胡君健和你的孩子交出来！” 屋内四角站满了面目狰狞的杀气腾腾的魔鬼，其中一个家伙朝着那些数不清的刑具手一摆，眼珠子像要蹦出来似的，凶恶地叫嚷道：“我们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我们捉到你们，打死枪毙毫不留情。说！赶快说！”主审的特务重复了一遍前面的问话。还有一个特务站在我的背后，手持一根木棍，每当问我一句，他就往我头上敲一棍，像敲木鱼般，还装腔作势地咕噜着：“说！快说！”我的头顶，在被捕的时候，就被特务的手枪打破了，现在又被木棍打得眼睛直冒火花，耳朵嗡嗡的。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紧要关头，必须坚定，哪管它剥皮挖心，为革命也要抗争到底。 “我从南京逃难到上海来，”我冷静地回答，“一直往在江苏路亦村1号孙以椿家里，第二天孙跃东又把我送到霞飞路1020号金蝉家里，后来又由金蝉送到华龙路永业大楼25室。我初次来上海，人生地疏，除了金蝉外，没有什么熟悉的人。”那近视眼特务怒气冲天地把桌子一拍，唾沫四溅，恶狠狠地骂道：“叫你交机关，交人物出来，你为什么东拉西扯，不行！”我很愤慨坚决地反驳：“你们并没有交过什么机关、什么人物给我！湖南人中间的矮胖子多着咧，你们需要的是哪一个？姓甚名谁？我也没有开过保管公司，给你们保管过什么机关、什么人物。你们的矮胖子湖南人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写过收据给你们？无中生有，多么无耻！” 恶鬼们一听此言，怒不可遏，他们一拥而上用毛巾把我双眼蒙起来，再剥去我的衣服，又扯下我手指上戴的钻戒和腕上的金表，还冷嘲热讽地问：“喂，你们共产党还有这么漂亮的钻戒、金表？是谁给你的？”我气愤地回答：“你管不着！”一阵乱棒和耳光，像雨点般落在我身上和脸上。接着我的嘴被塞住了，手脚被捆绑起来。群魔齐声嚎叫：“拿电椅来！上电刑！”这确实是文明世界的“物质文明”啊！想不到为人民造福的电，竟然被利用来当刑具摧残正直的人。上了电椅，我只觉得周身发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似万箭钻心，忽然一下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隔了多少时候，我仿佛恶梦初醒，全身都被特务用冷水浇透了，他们去掉了我嘴巴和眼睛上的东西，又给我披上衣服，拖到原来的沙发上坐下来。还是那一套鬼话，硬逼我交出他们所需要的机关和人物。我在朦胧中暗自思量：敌人口口声声称我是“交通”，要我交出关系人，说“你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也是个女人”，他们还知道我16岁就是共产党员，又知道我到过日本……这帮蠢东西，以为如意算盘只有他们才有，以为这样就能唬得住我。他们哪能料到这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事实摆在面前，这是那个女特务金蝉伙同姓孙的司机，向他们的主子献忠诚搞出来的鬼。本来在上海这样复杂的斗争条件下，必须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国民党的内部情况，必须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来分化。动摇他们。可是我们也知道，敌人并没有睡觉，敌人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我们。所以我们在利用他们的时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例如我们使用姓孙的开车，在行动时总是半路上车，到达目的地前半途下车。他们虽然一口咬定有35个机关，可是连一个有根据的门牌号码也说不出来。 忽然来了个高大的女特务，对我进行了全身搜查，特别搜查我的裤裆。她把腰里的吊袜带子解下来交给近视眼特务，以为是发现了什么重要东西，近视眼特务连忙用放大镜来反复察看吊带里边的两根小钢条，可是又何尝找出个什么名堂呢？我怒骂他们是糟蹋粮食的蠢动物、狗奴才。特务们毫不羞惭，气势汹汹地又用毛巾把我的眼睛捆扎起来，嘴里也被塞得满满的。衣服剥光，把我仰面绑在一条长木板凳上，使劲地往下拖头发，让我的头挂在凳子一头的下边，将我的肩膀和板凳头扯齐。这时一个特务压住我的肚皮，另一个特务把不知什么水，一壶壶地往我鼻孔里灌。他们不让那些钻进我的肚子里去，而是要那水统统压进我的气管里，正当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个特务又把皮鞋尖狠踢我的右肋骨。我只觉得有肋骨被踢断了，好像连肺也被踢烂了。他们用铁钉子钉我的脚后跟，用铁夹子夹我的一双手指头。我感到周身都被横剖竖宰割得稀巴烂，只有一颗跳动的心还在支持着我。忽而，我心也疼痛得难以支持了。 等到我再度清醒过来的时候，全身又是水淋淋的，特务们还是在威逼我，交待什么机关、什么人物出来。但我已经精疲力竭，双眼出血了，我没有力气再骂他们，只是软塌塌地闭着眼睛。狗特务遇着我这个“硬骨头”、“铁嘴巴”，仍不死心，继续折磨我，一次又一次把我剥光后蒙眼捆起来，塞住嘴巴，然后上刑。还把我掀到地板上，用木棍来压我的双脚腕子，再加上一阵鞭挞。他们施尽百般酷刑，也只是白费气力而已，我决不吐露半点真情实话。 九 窃盗科办公室里 当我受刑再度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墙壁上的电钟正指着3点。我的一双大腿已经肿得像一对高腿灯笼，觉得腿骨已被折断，脱了节。据说是为了审讯方便，把我押在“窃盗科”的办公室里。这里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两个特务架着我在房子里团团打转。我好像从昨晚起，一直在做梦，迷糊中回想起童年时候的家乡，母亲带着我到城隍庙烧香的情景。庙里阎王殿地狱里的那些受难冤鬼们的惨状，不正是和我今天的遭遇一样么？那些狰狞的牛头马面，和今天的这些特务又有什么两样呢？天晕地眩，我感觉这个楼房好像悬挂在半空中旋转。朦胧中我觉得有人在给我盖上什么，还端着一杯热水送到我嘴里，我依稀恍惚地看见那位行医40年的著名医生祝味菊站在我面前。我尽力睁开眼睛看他，他把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前，神色沉重。为什么他也被捕了呢？我这才打起精神来，注意看屋内的环境，看守犯人的特务已经下班，换上了警察人员，因为是深夜，气氛也比较平和一些。 我仍然坐在单人沙发上，在我背后墙壁上挂着电话机，对面墙壁上挂着电钟，还有横摆竖置的几张写字台。电钟底下还站着一堆人，据说都是些扒手小偷，因为普通牢房都给政治犯挤满了，这些人一时无处收容，才暂时羁押在窃盗科办公室里的。祝医生也站在那人堆中间，而我是个政治犯，因此把我和那一堆人隔得远远的。几个看守犯人的伪警人员，虽然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自由自在地出出进进，可也耐不住整夜不眠，加之他们与军统特务分赃不均，就酸溜溜地互相闲扯起来。一个50多岁的伪警说：“大毛（姓孙的司机）功劳不小啊！他的姘头金蝉，是军统的红人，也是上海的名交际花。她的名字可真漂亮，但她长得又干又瘦，好像个腊鸭壳子。不知她使了什么魔法，把那个胡君健和这位胡小姐的身份证相片弄到手的。”他吸了一口烟，停一会儿又接着说：“这女人真够厉害的哪，就是她把两张相片翻印下来，指定大毛这小子到南京告发了的。”他拼命显示自己是个老资格，对于军统特务的这一次行动含着轻视的口吻：“这些从南京败退下来的毛头小伙子太没经验，拿着照片跟着姓孙的司机出去盯人，开起队伍大模大样地去抓人，打草惊蛇！要是交给咱们警察局办，准不会有一个人漏得了网。”他很惋惜自己未能为主子立功，酸溜溜地说下去：“既然已经发现了胡小姐，又知道她是交通，那就应多派些人去盯她的梢。准会把经手的线索统统地盯出来，哪怕它共产党怎样高明，也可以钓出几条大鱼来。”另一个警察也起劲地、幸灾乐祸地插嘴说：“呸，他妈的那些毛头小伙子，也不过是为那20万美金急红了眼，手忙脚乱地就把这女人抓起来。可是这么一来恰好关上了大门哪，一切线索都给这女人堵住了。他们拿她有什么办法呀！把她打死。枪毙也不顶事。” 深夜，寒气袭人，狂风暴雨打得玻璃窗直响，伪警们七嘴八舌地闲扯着。忽然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把他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盖上。我睁眼一看，又是祝医生，他口里喃喃自语，其实是说给我听的。他说：“昨晚半夜三更的，我们全家都睡了，他们忽然来打门，说是找什么胡先生。据说是花园坊3号姓唐的说的，有个什么胡先生住在我的家里。他们五六个人把我的楼上楼下都搜遍了，何曾有什么胡先生呢？真是活见鬼哟！他们又拿出一男一女两张照片出来，问我认不认识，来看过病吗，我姓祝的在上海行医40多年，看过病的人成千上万，哪能个个都记得清楚呀！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抓起来，简直没有王法！”祝医生的一段话更增加了伪警的谈话资料。“嘿，赵主教路花园坊3号，也是姓孙的小子报告的，他说那个胡君健经常上那儿去，他们又派人在那儿盯了四天四夜了。”“南京退下来的这一群毛头小伙子，借咱们警察局来办案子，他们出去抓人，还要咱们的人一起去给他们助威，可油水是一点都沾不上的。谁愿意给他们卖力气呢？只不过敷衍罢了。”这时楼下传来一阵阵汽车喇叭声，一个伪警小声说：“喂！他们又大队人马出去抓人啦，格洋钿咱们没份。” 站在电钟底下的那一堆扒手小偷一直没有一个人敢哼一声。 我周身麻木，裤裆里有很多冷冰冰的血块和大小便。我觉得全身的疼痛并不集中在我的肉体上，而是集结在我的心里。远远地弄不清是从哪间房里传来刺耳的“噼拍、噼拍”的拷打声，同时夹杂着惨叫与怒骂。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听得格外清晰，更加激起我对于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的无比痛恨！回忆几十年来，我曾经过数不清的惊涛骇浪，可是昨天这一幕对我来说算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我多么盼望活下去，能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献出生命，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么！想到这里，我顿时全身充满着力量，我决不怯懦和动摇，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这时我的手脚虽已不能动弹，但我感到我的一双流血的眼睛却忽地一下子明亮起来。 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亲爱的同志们，亲人们的脸庞一个一个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我默默祝福他们平安地逃过敌人的搜捕。我又想起了小女儿，那即将失去母亲的幼女——秋桓，将来定会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希望你继承我的未竟之志，好好地为革命事业工作，为那些被敌人残杀了的革命先烈报仇。 我越想越兴奋，越发地清醒起来，再也不想睡，只是静静地坐着，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斗争。 5月18日黎明，特务们带着一群为生活而出卖青春的舞女，走进了窃盗科办公室，敌人强迫她们承认认识我，企图从她们身上找到些什么线索。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身穿着大花绸旗袍，她不住地抱怨着说：“金蝉太对不起朋友了，害得我也来吃官司。听说她利用一个大亨的关系，认识了个什么胡君健，她说她已经分配给那个姓胡的了……”她说得那么活灵活现，我可知道这又是狗特务们想出的新花招，妄图动摇我的意志。这群舞女花枝招展地在这个五层楼上，自由自在出出进进，时常从皮包里取出胭脂、口红来为她们那惨黄的脸蛋加工。她们尽是些在金蝉控制下的舞女、交际花，既显露出与特务警察很有交情的样子，又表现出一种可怜相。从言谈中得知，她们是姓孙的司机带领特务挨门挨户捉来的。我很自然地想到：“姓孙的司机交不了账，只好把金蝉的队伍拉来搪塞责任了。” 这个窗盗科办公室里，又进来一些陆续被抓的人。介绍我到马少荃家去住的蜀腴川菜馆主人徐鹤轩的全家被抓进来了。花园坊姓唐的一对青年夫妇也被抓进来了，姓唐的妻子本是徐鹤轩的女儿。待一会儿，息村的房主人马少荃也被抓进来了。窃盗科办公室被新抓进来的人挤得是满满的，小偷扒手们不得不另挪地方了。 当天大亮的时候，进来三个特务，把我抬到一个小间里。这一搬动使我遍体伤口疼痛难捱。接着进来一个小几岁的小勤务兵，帮我脱下装满屎尿和瘀血的衬裤。由于血肉和裤子粘连在一起，经他这一撕拉，痛得钻心。小孩眼见我那般疼痛难忍的样子，又是一双肿得水桶般的紫黑色大腿”吓得伸长了舌头，很久说不出话来。 这时又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腰里别着手枪。他扶我躺在一条长板凳上，脱下他身上的雨衣给我盖上，又把一个圆形凳放在我面前，将一杯开水放在圆凳上。他假意殷勤地对我说：“胡小姐，你要放聪明些，何苦吃眼前亏呢？你若还要顽固下去，苦难还在后头哩！”我不理睬他的花言巧语。他又用威胁的口气说：“反正你的那些同党是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干些正经事岂不更好？何必死心眼呢？”我本想不理睬他，但又不愿意听他胡说八道，就反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摇摇手表示不愿意我知道他的职务。我又问他：“你哪里人呀？”他居然很感兴趣地回答我：“苏北人，我姓乐。”“啊，你府上原来是老早就解放了的幸福地方。有一天这里也会解放的，到那时你就可以回老家罗。”我闭上眼不无嘲笑地说。这家伙还是啰嗦地说些什么，我不耐烦了，大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他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夹起尾巴走了。 那个小勤务兵告诉我，这人就是办理我的案件的刑警参谋乐震。 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群人，把我抬到另外一间正方形房间的沙发上。右边靠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一个形容枯槁的老特务，双手翻弄一堆文件，继而抬起头来，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又盯在我的脸上，然后慢吞吞地说：“金蝉是胡君健的又一夫人，他们合伙把你出卖了。你还蒙在鼓里，像他这样薄情负义的人，你还不肯把他交出来吗？”我心想：“敌人是想利用妇女的某种弱点来进攻，可是他们又找错人了，我们革命者的家庭关系，不是他们那些腐朽的灵魂所能理解的。”我有心和他们泡蘑菇，就顺口说：“我的丈夫既然如此，那个姓金的就应该负破坏我家庭幸福的法律责任！请你把他们找来，让我和他们面对面，评评理。” 那个脸皮灰暗的老特务，见我故意顺着他的话头扯下去，就东拉西扯地胡说一些问题出来，企图从答话当中找漏洞。最后黔驴技穷，只得把息村的房主人马少荃叫来，在这里，马少荃是惟一认识我的人。马少荃双手捧着肚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假装肚子痛，始终不抬起头来。老特务忽然拉下面孔，拍案大声地说：“姓马的，胡小姐和你什么关系？快说！”马少荃抖抖战战地说：“胡小姐，她、她是蜀腴川菜馆老板徐鹤轩介绍给我的房客呀！”我说：“我不认识什么蜀腴川菜馆的老板徐什么，也不是姓马的房客。大概他有点神经错乱罢。”周围的特务大声吆喝起来：“混蛋！吊起来！打死她！”我还是装作不相识地问马少荃：“姓马的，你说我是你的房客，多少租金？有租约吗？拿出来看看。” 一群饿狼忽地一声又把我拖到昨晚拷讯我的那间长方形房子里来了。又是那个近视眼特务神气活现地审问我：“姓孙的给你们开车到过35个秘密机关。赶快把那些门牌号码和负责人统统交出来！快，赶快！”他又从卷宗里扯出一张四寸照片扔到我的面前。原来这是三年前的中秋节，在我过生日那天，和丈夫孩子在兆丰公园的一张纪念照。只听得近视眼特务追问说：“顾家弄的几号门牌？你是知道的啰！把你那孩子的短头发的奶娘交出来！”——短头发奶娘指的是胡兰畦。我心里想，这不过是从姓孙的司机那里弄来的含糊不清的材料而已，说明他们心里并没有什么底，便用轻松的口吻嘲弄起他们来。 特务见盘问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好又用他们的老办法——拷打。我的眼睛、嘴巴又被捆上了、塞上了。我的衣服又被剥光了。特务们这一次把我的一双大拇指绑在一块，用绳子吊起，使劲把绳子往上拉，于是我的脚就离开了地板，整个身子在半空中晃荡。特务用木棍皮鞭朝我身上猛抽乱打。当我被打得又快昏迷的时候，只听得特务们说：“打不得了，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哩！不能让她就这样痛快地死了呀！”这才又把我从半空中放了下来，又抬到窃盗科办公室的皮沙发上。特务们想在我身上找到党的地下组织的线索，使用了百般伎俩，结果落得一场空。 窗外轰隆隆的炮声传来，已经能听得很清楚了。陈毅将军的部队已浩浩荡荡逼近了上海郊区。敌人在这时候，更加疯狂地屠杀我们的革命同志。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规定每天固定的杀人时间：上午9时至10时，下午4时至5时。还有在这两种时间以外的，就是把整个人的身体连头一齐蒙捆起来，丢下黄浦江里。 敌人杀人杀红了眼，刽子手们一个个在这窃盗科办公室里进进出出，活象一条条疯狗。有一个青年特务，瘦小的身材，铁青的三角脸，腰里挂着手枪，手里托着一大墩白花花的“袁大头”，得意洋洋地走进来，狰狞地站在屋子中间，鼓起一双贼眼左顾右盼，时而又莫名其妙地发出古怪的笑声。他把“袁大头”哗啦啦一个挨一个地从这只手溜到那只手掌心里，反复地玩弄着，嘴里还嘟噜着一些狂言呓语：“他妈的，在我手里只枪毙了五个政治犯。毙一个政治犯的手续费才五个袁大头，他妈的，总共才五五二十五个……”他一边拨弄着手里的银元，一边两只鬼眼不住地向犯人们扫射着。很显然，在他的眼睛里，一个犯人也不过仅值五个“袁大头”而已。 被囚禁在窃盗科办公室的人们，都默默地低着头，阴惨惨的沉闷气氛令人感到窒息。有几个女人在低声啜泣。 过了一会儿，一群特务跑进来，对着关在屋子里的人们大声宣布：“胡亚平这一案，准备明天结束！” 几个特务又来把我抬到最初拷问我的那间房里，于是我又遭到一次从鼻孔里灌水的苦刑。衰弱的身体使我难以支持，呼吸微弱到快要停止了，隐约听到有人说：“打不得了，快要翘辫子了。” 当天下午，进来的两个比以前那班特务还要凶的人，在他们背后跟着一群武装卫队。走在最前头的是个高大个子，身穿草绿色哗叽军服，肩上戴着四朵黄亮亮的星星，塌鼻梁，金鱼眼，脑袋秃了半个头顶。他一句话也不说，板着脸一只手拿着我那张化名胡亚平的照片，另一手叉着腰，站在我对面，装作郑重的样子，很仔细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几个来回，一言不发，转身走了。跟在他后面的一个穿西装的矮小个子，恶狠狠地在屋里巡视了一遍，特别着重地把我看了几眼之后，才带着那群小喽罗走了。 警察们小声地相互递话说：“那个高个子是警备司令汤恩伯，那个矮小的就是他们新上任的警察局长毛森啊！” 同屋被囚的人们听了以后，有的吓得发呆，连气也不敢喘。原来这两个家伙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心想，现在他们来做什么？又要玩什么新花样？ 十 “永不叛党！” 在我被捕以后的第五天，特务们突然换一副面孔。他们假装斯文走进我所在的房里，装出满腔同情的样儿，轻手轻脚地把我扶起来，又小心地将我放在一个青年背上，把我背到另一间整洁的客厅里，扶放在一张柔软的长沙发上，又是献茶，又是敬烟，殷勤极了。 一个穿浅灰色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的特务，嘴里叼着烟，头发油得溜光，用聊天的口吻跟我攀谈：“胡小姐，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学问，又聪明，何不去干一番正正当当的事业呢？”他忸怩作态，坐到我的身边，继续说：“我们很同情你的遭遇，你不过是被人利用了。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 我这几天，太紧张也太疲乏，紧闭着血痕未消的一双眼睛，很想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所以不去理睬他。但是特务不停地换人对我进行轮番“轰炸”，就像苍蝇一样嗡嗡地把我叮着。我很想睡觉，而他们偏偏不让我安静。我忍着疼痛，轻轻地把身子转向里边，把背对着特务们。 我想：我这短短的生命，到了已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由于我幼年时的经历，启发我对革命的认识很早。我不满14岁便流落天涯，所以从小就痛恨旧社会，四处探索新生活，正赶上五四运动的浪潮，接受了新思想。想到这里，眼前不由得浮现了革命前辈吴玉章对我的关怀，给我100块银元，把我从四川送到了北平。又得到了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抚育教养，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特别是1923年，在邓中夏培养下，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入党宣誓地点是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庵，入党宣誓的最后一句就是“永不叛党”，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啊！一想到这些，我觉得精神突然振奋起来，决心和特务恶魔们斗争下去，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惜流血牺牲！ 无知的苍蝇们见我闭目不语，以为我真的睡着了，便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先前拷问我的那班特务，又像饿狼一样地来把我拖回到原来那间房里，厉声对我宣布：“根据中央大员谷正纲的证明，汤恩伯司令的命令，胡亚平就是秦德君的化名。按照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个判决的宣布，使屋子里的其他人都一齐震动起来，不约而同地向我投过一瞥同情的眼光。 我仍然安静地坐着，死，我并不感到意外。遗憾的是我未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目睹这批美蒋走狗的可耻下场。 可是特务们并不就此甘休，继续想办法摆弄我。几天不见的姓孙的司机出现了，只见他在屋角和一个三角眼的特务，交头接耳说了些什么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姓孙的端了一碗面条汤到我面前，厚颜无耻地向我探询胡君健（郭春涛的化名）的下落。我恨不得端起那碗面，一下子打碎他的狗头，可是我连抬手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劈头盖脸地臭骂他一顿。姓孙的一下又不见了。我也懒得再去理他们，仍然静静地歪着残伤的身躯靠在沙发上。特务们暂时没有再来纠缠我。据说毛森大发雷霆，骂他们都是饭桶，花了老大力气，抓一个女人来，什么东西也没搞出来。斥令务必严加审讯，弄到确切口供。还发命令说：“在未取得口供以前，谁把这个女人搞死了，就处谁的死刑。”走狗们深怕毛森惩罚自己，一直拖到傍晚时分，才又来折磨我。我这几天不得睡觉，也没有吃东西，委实虚弱得像瘫痪了一样。当特务拖我再一次施刑的时候，我已弄不清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刑具，只听到嘈杂的人声里说什么“老虎凳”，只觉得一双大腿被捆在木板上，接着便天旋地转起来，失去了知觉…… 一陈冰凉的感觉，我又如恶梦初醒，原来特务不断地在我身上浇冷水。我发觉自己已直挺挺躺在地板上，左边是堵墙的墙角。隐约地听到特务们说：“死了吗？哇！省下一粒子弹。”又听有人说：“赶快签呈申请送警察医院急救，万一救不过来，就报病亡。”我恍恍惚惚觉得好像有人在摸我左手的脉搏。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来到我的身旁，有人用皮鞋尖，一边踢一边自言自语：“死了吧！”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子在移动，原来是几个人把我身子底下压着的地毯四角提拢来，像拖行李卷一样直往外拖。拖出门，又拖上电梯。一阵颠簸，我更加恍恍惚惚的了…… 十一 歌唱第二次青春 一只细嫩的手老是在抚摸我的嘴唇和鼻孔。我是躺在棺材里吗？当我勉强睁开眼睛，才知道自己躺在一张提架式的软床上，身旁还站着一个美丽的白衣姑娘，头上戴着三角白帽，浓浓的卷发披在肩上。我想问话，但我那麻木的嘴唇却不听使唤，舌头硬得动弹不得。大概是我的疑虑和询问的眼光，使这个白衣姑娘低下头来，凑近我的耳朵，秀秀气气地对我说：“这是急救车，我是接你到医院去的人。安静些吧，就要到了。” 急救车发狂似的奔驰了一阵，忽然停了下来。几个人围上来轻轻地把担架抬下来，又转了几个弯，抬进一间有几个白衣大夫的病室里，接着把我搬上手术台。一个年纪稍大的大夫说：“上头的命令，限定四天送回活人。赶快打强心针……” 大夫们反复检查了我的身体以后，又把我放回担架上。几个人把我连担架一齐推进电梯，升上了高楼。又把我安放在一间病房里。接着跑进一群女护士，把我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换上一身白布绣有红线号码的囚衣口裤。过了一会儿，又来人给我满身所有的伤口敷上药，盖上纱布，贴上橡皮膏，还往我嘴里灌药水。等我完全清醒的时候，这群护士早就不见了，只有在另一张病床上坐着的一个姑娘，披头散发，面色苍白，约有二十来岁，长得很秀丽，她身上穿的囚衣和我的一样，都破烂不堪。当看见我已经睁开了眼，她就慢慢下床来，充满同情地看着我。我发现她的行动很困难，仔细一打量，原来她是一个将要分娩的年轻妈妈。我问她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她俯下头来，用一口安徽南部的方言对我说：“好姐姐，这里是提篮桥警察医院，离四马路警察总局有二十多里路。这里名为医院，实际上就是特种监狱，到了这里，就等于进了鬼门关啦！”这位未来的妈妈，朝着那嵌有柳条形的铁柱、外面又网着铁丝的大玻璃门，用手指着说：“我们这里是五层楼，关在这楼上的都是政治犯。好姐姐，这年头做政治犯，死了也光荣。我这是第二次进监牢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是被送到警察医院来了。 黄昏时分，铁门“砰”的一声打开，有个男人给我们送牢饭来了。我已经四天四夜没有见过饭了，确实饿得心慌。这位好心的姑娘急忙端起饭来喂我。但是我怎么也咽不下去。这饭里既有谷子、稗子，又有沙石和糠壳，又霉又臭，令人作呕。那位年轻姑娘眼圈发红，十分关切地说：“好姐姐，勉强喝一点稀饭吧，看你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她扶着我挣扎起来，我勉强吞了几口稀粥，又躺下来。两条大腿已由紫黑转变成腊黄色，肿胀的肌肉也渐渐干瘪起来。全身疼痛，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呻吟了一整夜。 天又亮了，一群护士跟随着一个大夫走进来，给我换了一回药又走了。两扇网着铁丝的又厚又大的玻璃门“砰”的一声关上，还加上了大锁。趁着屋里没有看守的时候，我用心地观察周围环境。刚才大夫进去的两扇大门，除了一层玻璃门以外，还有一层柳条形的铁柱子，在铁柱以外还有一层粗铁丝网，三面朝外，都是玻璃窗，窗的装备完全和那两扇大玻璃门是一样的“铁窗风味”。长方形房间里，床头对床头地摆着十八张病床，中间有一条宽宽的走道，床与床之间有一个茶几，茶几上都有一把白瓦壶，一个茶杯，床上铺的白布床单、白布枕头，不但已成灰色，而且又脏又破。还有一床盖的深灰色毛毯，也是如麻袋般掉了色，还发出难闻的臭气。 同屋那位好心的姑娘，把她的枕头、被毯、用具等等，都搬过来，在挨着我的那床上，和我并头躺着。我问她那么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也到了这个人间地狱。她很兴奋地向我谈起她的经历。“我叫丁德华，苏州人。我的丈夫刘俊臣，安徽人，他是共产党员，他本来姓解，在京、沪、杭一带做地下工作，是军事方面的，被叛徒出卖了。三个月前，我从苏州给他送衣服到上海，走进家门，正闯上特务在抓他，结果特务就用一副手铐把我们俩铐在一起，抓进了黄浦第三分局。”她说到这里很难过地低下头，沉默了一阵，又抬起头来说：“我的丈夫是在八十多名准备起义的警察人员被集体枪决以后，才提出去杀害了的。他是被几个人抬出去的，因为上过几次老虎凳，两个膝盖骨都还不了原了，不能行走。他临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对我说：‘别着急，我还会回来的。’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同号的难友们怕我受的刺激太大会流产，才联合要求把我送到这里来的。”说着说着，她喉咙哽咽，泪珠儿滚滚。 她缓慢地在我们两床中间，双手捧着隆起的肚子踱来踱去。我望着她那因严重缺乏营养而变得蜡黄的脸庞，鼻子直发酸，不由得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是的，这些灭绝人性的家伙，不仅夺去了她的丈夫，也夺去了未出世的孩子的爸爸。 丁德华姑娘端起一壶凉水在嘴边喝了一阵，又斟了一杯凉水来喂我，然后又断断续续告诉我她离开黄浦第三分局前夜的情景：“我丈夫被杀害的那一个晚上，特务又把我提出来，要我写遗嘱，威吓我。他们在黑夜里拖着我绕了很多黑巷子、小夹道，追问我还有些什么人与我丈夫有联系，我说不知道。我原以为自己会被他们杀害在黑巷子里咧，谁知道又把我拖回来。天亮以后才把我送到这人间地狱来了。” 我们正在谈话中，远远传来一阵密集的大炮声。丁德华激动起来了，她对我放开嗓子说：“大姐姐，敌人欠我们数不清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对！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窗外又传来阵阵炮声，隐隐约约还夹杂着枪声。在黑暗的魔窟里，我仿佛看见一线亮丽的曙光。 5月25日这一天，是我来医院的第四天了。特务们在这四天不让我死去，为的是继续拷问我，在处决我以前，再从我身上榨取些情报。但是四天过去了，国民党警察局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来要人。好心的丁德华为我提心，暗地里不知已哭了多少场了。 我知道，自己已是被反动派判处死刑的人了，逃脱不了厄运。但是我的心很坦然，很平静。我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我感到光荣。我一生颠沛流离，历尽沧桑，但始终向往着革命。我的引路人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是我的光辉榜样，我要像他们一样，从容就义，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正当我躺在这名为医院实为监狱的病床上，左思右想时候，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终于在24日傍晚进抵上海市区徐家汇。当晚9时占领了常熟路国民党警察分局；午夜1点进入四马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警察总局。25日黎明4点钟，苏州河以南已全部解放。被黑暗笼罩了100多年的上海，现已大放光明！600万上海人民欢腾起来，到处是欢歌笑语。虽然在四川路桥、闸北、提篮桥、杨树浦这些地方还有小股国民党军队企图作最后挣扎，但已是螳臂当车，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了。 25日上午8时，医院里照例送来霉米掺砂石、稗子、糠壳的“八宝稀粥”和夹着泥沙的“雪里红”，份量似乎比往日多了一点。中午时分，警察总局还没有来提人的消息。午饭时的黄豆芽菜里破例漂浮了几点油珠。我仍然勉强地只喝了很少一点稀粥，把那一点点“雪里红”和黄豆芽都省下来给那怀孩子的难友。丁德华今天似乎特别兴奋，竟然增加了食量。 厨房老司务破例自己上来收碗，他热情地把我的床搬到墙角边去，说这样可以免得中流弹。他悄悄告诉我，外面乱得很，苏州河以北到提篮桥一带正在进行巷战。啊！解放军已进入上海市区了！真是神兵从天而降啊！我侧耳细听，果然有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传来。我的心猛跳起来，这些天来我像个冻僵了的人，现在才又解了冻，重又感到世界的温暖了。 那个往日神气十足的白衣大夫，一出现，就弯腰打躬地向病人道歉说：“我姓屠，对不起，因为马路上拥挤得很，所以来迟了。” 那个送开水的工人借添水机会，悄悄地对我说：“今天清早4点，上海市区就解放了。警察总局也被解放军接收，我们院长已经接到那边来的电话，但是还有一股从吴淞退下来的国民党败兵，有300多人冲进这个医院里来了，院长不准那些败兵上五层楼。他们是新从台湾调来的，还不知道这五层上有你们‘政治犯’呢！” 那一群女护士也进来了，她们变得十分和气，将我们被剥去的衣服都送了回来，还好意地说：“警察总局有电话来，请依放心，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依回去。” 虽然提篮桥这一带还没有最后解放，楼下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残兵，可是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已经伸展到上海全市了。我周身势血沸腾。丁德华狂喜得把我背起来，让我从窗口眺望这解放了的新上海。原来这五层楼外面是多么辽阔啊！前后左右都是宽阔的大马路。马路上正乱哄哄地走着一些国民党败兵，有的倒背着枪，扯着白旗，有的戴着钢盔垂头丧气地走着，有的把军帽一脚踢出一丈多远。败兵队伍里还夹杂着一些穿军服的披头散发的抱着孩子的女人。马路两旁的市民注视着他们的狠狈相。可就在这五层楼脚下，还有一群至死不悟的国民党败兵架着机关枪负隅顽抗。枪声时起时伏，听来像是绝望的哀鸣。一直到26日晚上，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以后，楼外才完全安静下来。 27日上午10时左右，一大群穿着整齐的医生、护士走到病室的大玻璃门外，像喊口号一样齐声高呼：“我们提篮桥，上午9点钟，宣布解放了！”我被喊声激动着，兴奋地猛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忘记了自己的遍体鳞伤，真想大声喊，大声欢呼。这间过去是那样的灰暗的大牢房，今天仿佛都充满了光明和生机。正在这时，丁德华忽然放声大哭：“上海解放了，我的丈夫没有了！”是的，胜利的得来是不容易的，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他们曾经作过多么严酷而艰苦的斗争，付出过多么重大的代价！ 第二天，接我的人来了。首先走进房内的是胡兰畦和徐鹤轩。胡兰畦一跨进门，便赶快跑来把我抱在怀里，热泪盈眶，说：“解放军一到上海，首先接收了国民党的警察总局，我们就知道你还在这里，大概还活着。党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立即打电话，要警察医院的负责人保护你的安全。我们原听说你已经被特务打死了，又听说你已经被活埋了，还听说你已经被枪决了，我们正准备来寻找你的尸首呢。”她说到这里，又不禁破涕为笑。接着又有几个同志来了，大家异口同声说：“要不是解放大军进具神速，你可真正成了20万美金的牺牲者了！” 死里逃生，迎来解放，这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国民党的监狱、电刑、老虎凳、板子、灌凉水、活埋、枪决……去它的吧！陈毅大军，神兵天降，把我从屠刀下解救出来。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宣布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彻底破产。从我卷进五四运动的潮流起，整整三十年离乱，今天才感到了光明和温暖。胡兰畦把我背在背上，欢天喜地走出“牢门”。 这时，我才知道，5月17日下午4点半，我奉命到拉都路口曾郁文家联系吴淞安塞国民党海军起义的途中，在“息村”路口被捕时被房东12岁的女孩马华英看见，她飞快跑回家报信。这时，郭春涛正与共产党员何以端、徐大可等人举行军事策反碰头会，并筹备欢迎即将解放上海的解放军。他们得此消息，立即从后院逃出，使敌特扑了空。后来有消息传出，说是我在敌监狱中坚贞不屈，已被枪毙。由于事关重大，地下党组织已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随后，我被暂送到祝医生家养伤。 不久，我收到了柳亚子从北京寄来的信。他在重庆从事民主进步活动时，我曾协助他做些秘书工作。他信上说： 亲爱的秦德君同志：听说你死了，我很难过。把我这难过的泪水，写好了一首悼亡诗。 宗风真衍秦良玉， 说部能开沈雁冰。 玉貌锦衣犹在眼， 秋坟向杰忍传灯。 东坡儋耳谄容误， 一妹南都血尚凝。 猛忆渝州初识面， 含光健侠气飞腾。 此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余年六十有三生朝，醇洒都门中山公园上林春，闻德君女同志噩耗作也。 柳亚子 亲爱的德君同志，又听说你活了，我很高兴，究竟是你在做戏，还是我在做梦？！…… 重庆城头拱正气， 春申江畔受奇别。 雪肤花貌今无恙， 良玉云英并擅名。 我非常感谢柳亚子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只是为什么我能死里逃生，这对我也是个谜。上海解放的前夕，敌人滥杀无辜，怎么肯放过我这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呢？ 后来，从匪特周洪宾的坦白交代材料中才了解到一些情况，材料中写道：原以为秦“用刑后不能活了，预计送到警察医院就要死的。如能医好，则再提回追逼资料。在这紧张局势时解放了，退却时异常忙乱，把警察医院问题忘了，因而郭（春涛）夫人免了死难。” 原来如此！不是敌人发善心，也不是他们忘性大，归根结底是陈毅将军的进军神速，从屠刀下解救了我，我才得以死里逃生，迎接新的生活，迎接我的第二次青春。我不禁写下了一首小诗表达我的欢欣，我的憧憬！ 第二青春 我是个山沟里的彝族姑娘， 痛恨旧社会的军阀豺狼。 不想功名富贵， 也没有寻找爱情。 怀着崇高的理想， 投进革命的浪潮。 三十年风云， 三十年战斗。 党的培养教育， 迸发着青春的火花。 魔窟深处剑胆烈心， 断头台上昂首挺胸， 要永葆那美好的年华。 新中国啊，朝阳普照， 继续革命奋勇前进。 向着社会主义， 迎接第二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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