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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 1998年是春涛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已48载了，那还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万事更新的年代，享年52岁。周恩来总理在郭春涛追悼会上曾拉着我的手沉痛地说道：“春涛是累死的。”回忆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往事历历在目。 一、在并肩战斗中相识 我和春涛初识于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次北伐的征途中。春涛是武汉政府派去的人，当时，武汉政府还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春涛是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人，任政治部组织处的处长，同时还在军校讲课任教官，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我是随军女子宣传队队长，军特别党部成员，是代表共产党方面的。在整个行军和战斗过程中，双方相处得很好。1927年5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倒戈清除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全部公开的共产党员被押送出境，春涛对我们相当同情，在我寻找组织。漂泊无依的困难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表示愿意筹款资助我出国去。 1936年春涛由刘湘的高级顾问马叙伦介绍到四川来策动刘湘反蒋。刘湘被春涛的才学与辞令所折服，请春涛做他的秘书长，并请春涛再找几个笔杆子，与他的枪杆子相配合，要与蒋介石争一个高低。“七七”事变后，春涛积极策动刘湘出兵抗日。我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在混乱中失去了组织联系，又加上重病返乡，这时也在刘湘的川军中担任一个参议官的闲职。春涛来找我，希望我帮助他了解地方上的一些情况，我很乐意这样做，这样我们又成了反蒋抗日战线上的战友。我们曾共同资助了不少的从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杰出青年，由春涛联系周恩来和林伯渠的关系，介绍他们去延安，因为春涛和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和朋友，作为国民党的左派，他们一直有联系。 刘湘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时，春涛担任了第七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与刘湘共同出川抗日，直接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冬，刘湘撤退到武汉，最后病死在武汉。 二、共同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湘死后，由于川军的矛盾，春涛失业了，到了重庆，那时的重庆已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同一时期我也放弃在川军中的职位来到重庆，准备奔赴延安，回到党的怀抱。春涛答应帮我联系，并愿护送我到延安。他也想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回来好参加抗日报效国家。但周恩来却指示春涛留下来，配合中共党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因为春涛是国民党第一届和第二届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春涛建议我留下帮助他工作，董老（必武）也建议我留下，由于工作的需要，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们就结合了。 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加强争取杨虎的工作，我们在报上登了一个简单的结婚启事，就在杨虎家设了一桌简单的婚宴，这一婚宴也就成了一次有意义的统战活动。后来春涛还与杨虎结拜为兄弟，我也跟着叫杨虎为大哥。杨虎很器重春涛的才干，几乎是言听计从，在以后的岁月中，杨虎的各种关系，对我们各项革命工作的开展，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婚后，就以我们家为据点开展了活动，从此我和春涛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直到伴他走完人生的历程。 先是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不公开的九人小组。成员有张澜、陈铭枢、郭春涛、杨杰、杨虎、章伯钧。姚觉五等九人，又叫九人团，经常在我家开会，有时周恩来夫妇还来我家作客。后来九人小组规定每周一开例会，周恩来、董必武不一定每次都来，具体的联系与组织工作都由春涛来完成，大家也都明白，春涛的意见是传达了周公（即周恩来）的意见。这个九人小组在抗日战争前期，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参加这一小组的人，都是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有各自广泛的社会联系。到日本投降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民主党派纷纷成立，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蒋介石被迫召开了旧政协，这个小组被别的组织活动所代替，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1939年，周恩来同志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指示王炳南与春涛配合，共同组织了“东方文化协会’，以团结东方各民族各国共同抗日，由王炳南出面请于右任（国民政府政治院长）担任会长，由春涛出面请罩振（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担任副会长。郭春涛、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为常务理事，郭春涛兼任秘书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会址就设在我家，我家门口一直挂着一块“东方文化协会”的大字招牌，一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到南京时，这个机构才自行停止了。 协会的成员还有日本反战同盟、台湾抗日组织、越南。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各国的代表，协会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沟通了各国的抗日信息，同时还研究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协会工作繁忙时期，工作人员就有20多人，后来缩减到四五人，春涛的表弟朱汉英是当时的驻会秘书。 1940年，周恩来同志介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后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来找春涛，请他帮助了解当时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活动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阶层和各党派的一些动态。春涛给罗申送去不少情报。1941年春涛得悉在奥国总理来访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春涛及时命我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为了这一切，后来罗申曾送来一份由斯大林亲自署名的致谢电报，对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感谢，称他为“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为了牢固和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春涛和王昆仑、许宝驹等18人建立了“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王炳南参加了筹备工作，其中春涛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携手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活动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在“民主同志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在一次筹备会上，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昂地说：“孙中山已经故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共产党走到底，非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不可，誓不罢休！”1945年10月28日，“民联”在曾家岩50号开成立大会，到会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总部机关就设在我们家，我也被推选为中央5个常委之一。主要任务是建立与扩大爱国主统一战线。“民联”的分支机构包括全国各省直到海外的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加拿大各地。这时我们的家又是川流不息的人来联络，有一次川军的潘文华、刘文辉等也派人来联系，春涛说：“这些人不满意蒋介石，但对共产党又诸多疑虑，所以愿和我们合作，我们可以起这方面的桥梁作用。”1948年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解放后“民联”就和“民革”合并了。 国民政府还都回南京后，重庆各界人士纷纷东下，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春涛是坐中共代表团的飞机，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由重庆飞往南京的。其他“民联”的人员则是坐冯玉祥的“民联”号江轮去的南京，交通员郭凤涛押送行李和各种文件随行。 四、并肩参加隐蔽战线的斗争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周恩来走时指定吴克坚作为春涛的联系人。“民联”转人地下，活动中心也转到上海。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推行白色恐怖，大批镇压民主人士，民主阵营人士纷纷转到香港。我和春涛也打算到香港。吴克坚转来“翔宇”（即周恩来）的电报要春涛留在上海，开展对国民党海、陆、空三军的策反工作，以配合解放军的正面的作战。各地“民联”的策反工作也都通过春涛与共产党联系，具体的就是与吴克坚联系。 春涛与吴克坚经常碰头，有时共同召集一些会议研究工作。这时就形成了吴克坚、郭春涛、徐大可、秦德君的一个事实上的四人小组，中共地下党员徐大可负责与党内的交通，我则负责与党外的交通情报的传递。春涛全心全意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广泛联系各方面的关系。像川军的刘文辉、潘文华，湘军的程潜、陈明仁，浙江省主席陈仪，驻澳大利亚大使骆介子，国府委员邵力子，还有海军方面如重庆号、江阴要塞、吴淞要塞等，这些都是春涛通过“民联”或个人的各方面关系进行联系，如吴淞要塞是通过徐友擎，江阴要塞陶司令叛蒋是通过张国华的关系做的初期工作。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进攻。加速了全国解放与新中国的成立。此外，还有如配合党组织准备发动的国民党海陆空三军总起义，准备进行的活捉蒋介石父子于复兴岛计划，对上海警察头子毛森的处死活动等等。可惜这些计划都没有完全成功，但对劝诫敌人放弃顽抗则起到一定作用。我们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对爱国民主人士与地下党员的搜捕活动，如春涛从内线得知蒋介石要暗杀宋庆龄女士的消息后，立即告知党组织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为此等等。国民党下令搜捕地下市长郭春涛（化名胡君健）的通缉令，悬赏美金20万元。 1949年5月14日，春涛与吴克坚等人正在寓所开会，命我去拿海军方面的材料。由于叛徒的出卖。在离开所住的弄堂时我被捕了，为了及时通知尚在住所开会的春涛他们，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与国民党军警大吵大闹的办法，引起了群众围观，交通堵塞，从而惊动了春涛等人，使他们得以立即疏散隐藏起来。 在监狱中，我顽强地与敌人开展斗争，受尽各种酷刑。由于我已生命垂危还没有口供，国民党企图延长我的生命以设法套取地下活动的情况，便将我送往提篮桥警察医院，解放军临近上海时，我被判处死刑，只是因大军进军神速，切断了警察医院与他们总部的联系，死刑未能执行。 五、我们双双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成立 全国解放后，春涛和我都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协的筹备委员，这筹备委员也就是即将召开的第一届政协的委员，我们就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正在这万众欢腾之际，不幸我却遭到冤屈。从上海来电诬陷我在国民党监狱中出卖组织，我被立即撤销了第一届政协筹委资格。最初我们还不知道事出原因，春涛勇敢地据理力争，要求多方查询事变的原因后，方可做结论。遭此不白之冤，我痛不欲生。春涛和我并肩战斗多年，他坚决信任我的气节，相信我决不会有此事，他鼓励我回上海去把事实搞清楚。面对忠实的战友如此信赖，使我心中感到万分安慰。 1950年3月，我起程回到上海，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终于澄清了事实，否决了诬告，恢复了我的清白，调查的事实表明我在狱中表现是英勇的。正当进一步查问这横祸的来由时，突接上海统战部转来北京急电言春涛病重要我返回北京。恰如晴天霹雳，我等不及作完结论即匆匆赶回北京，见春涛已气息奄奄病卧在北京医院。医生诊断春涛的病是膀胱癌，已到晚期，手术无效。 春涛的病早有端倪，时因开国之初，百废待举，春涛担任第一届政协的副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由于春涛工作勤奋，理论水平高，文字能力又强，周恩来总理特别欣赏和信任他，诸般事务诸如起草和他工作有关的各种政令、政策、条例等文字工作，大都压在春涛肩上，他成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由于任务很紧迫，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我常在深夜醒来，还看见他伏案疾书。那时春涛已有尿血的症状，我多次劝他去看病，他总说等忙过这一阵再说，而往往是忙完这一阵，下一阵的任务又来了。我去上海之后，没有人管他，他就更加不把疾病放在心上，还是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高烧才送往医院，诊出已是癌症晚期，虽经多方治疗，终已回天无术，于1950年6月30日3时，黯然长逝，舍我而去了。 春涛走了，他为新中国的奠基与创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死在他最后的战斗岗位上。诚如周恩来总理拉着我的手沉痛地指出的那样——“他是累死的。”周总理为他主持了追悼会，亲自致悼词公正地评价了他的一生。周总理亲笔为他题写了墓碑。在墓碑的上方，刻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春涛：在你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来怀念你。我们共同奋斗所建立的新中国，如今是如此的繁荣昌盛，你应该无憾了吧！ 1998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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