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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界问题的会谈于1969年10月20日开始，但在以后的数月（参见第七章）里进展甚微。与此相应，中国报刊上的反苏论战暂时不见了；但是，到1969年11月下半月又重新开始了争论；反过来，苏联报刊也重新开始了其反华运动。1970年1月6日，《真理报》谴责说：“中国在进行备战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日益恶毒的攻击。”最近几周，出现在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反复谴责挑起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这个时期里，许多事情受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政府内部日益占优势的温和派的影响。苏联依然被看作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两国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对抗和论争。然而，中国激进派对莫斯科的军事敌视政策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放松了，这一政策被周恩来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苏联的比较实际的对外政策所代替。此外，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美国发展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参见第十章），作为对看得到的苏联威胁的一种战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的反应 （1970年4月～7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1970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未被邀请。4月21日至22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预是保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需的，而且使苏联的行动与中国在亚洲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自我扩张政策形成了对比。 在涉及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阴谋……是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精心策划并用恶意宣传作掩护的企图。这种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勾结，并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国家隔绝起来，从而给欧洲社会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盟国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旨在破坏 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并最终破坏欧洲大陆和平的危险计划……” 勃列日涅夫继续指出：“遗憾的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产物，是他们同列宁遗训的原则相决裂的结果。……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反苏运动，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效劳。最后，这一运动是在凭空捏造的来自苏联的威胁的幌子下进行的。这一运动的那些发起人以自己的反对列宁的国家，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暴露了他们是列宁革命事业的背叛者。” “至于苏联，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主张在凡是社会主义之间的良好关系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这种关系。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今后仍将按照列宁的教导积极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面努力……” 1970年4月22日，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长篇社论，它被看作是开始双边谈判以来对苏联领导的最猛烈的攻击。社论重申了中国的断言：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声称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见上述第二章，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反革命政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1964年5月说过的话：“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社论还猛烈抨击了用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把它称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论”。社论把其内容解释如下：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们主权和命运在内。……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 “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 “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 “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 “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伴随这些争论之后，是一国指责另一国具有扩张主义意图的一系列历史交换文件。1970年5月18日，《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强有力的五千字社论。社论指出： “若干年来，中国领导一直在亚洲宣传破坏进步政权，引起国与国的冲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北京这样行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它不打算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立场使帝国主义集团能够实行他们反人民的计划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国对柬埔寨的干预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根据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们力求在自己的全球阴谋中利用各国人民的英雄自由斗争，这种全球阴谋起源于大汉梦想。成为若不能统治全世界，至少能统治亚洲的‘大中国’的新皇帝……” 1970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呼吁中国人民“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篇联合社论中，指责苏联准备进攻中国。 两国互换大使 （1970年9月～10月） 1970年秋，当以互换大使的方式采取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时，中苏关系显示出明显的改善。9月16日，在莫斯科宣布任命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为驻中国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于10月10日抵达北京，中国的新大使刘新权（前副外长）于11月22日抵达莫斯科。在1967年，由文化革命所引起的极度紧张时期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从此，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比较调和的情绪进一步反映在1970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之际苏联政府的祝词，和同年11月7日俄国革命纪念日之际中国政府的祝词里。两国的祝词语调都非常热情。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 （1971年3月） 1971年3月31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政治纲领，却要求我们放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和“个人迷信”——作者注）的路线和苏共纲领。他们展开了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激烈的敌对宣传，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把事态弄到1969年春夏在边境上发生武装事件的地步……” “近一年半以来，由于我们方面表现的主动性，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1969年9月，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会晤，在此以后，在北京开始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调解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进展缓慢，为了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当然需要不单是一方的建设性立场。” “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中，反苏路线仍在继续，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已把这一敌视苏联的方针固定下来。……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 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后面的一段话里，又批评了中国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他指出：“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我们提到的时期里，想从各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进攻的企图，最为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倾向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现在恰恰是最乐意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倾向上，特别是以反苏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上……” 恢复争论 （1970年12月～1971年7月） 1970年12月，继波兰普遍的粮食暴乱对苏联的支持的波兰政权引起严重的挑战之后，中国报刊上又出现了反苏攻击。不过，自1970年以来，第一次对苏联的主要攻击出现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文章里，这篇文章于 1971年3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尽管如此，苏联副外长列昂尼德·伊里奇夫，仍于3月21日会见了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参见第十二章）。 文章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复辟了的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苏修叛徒们把苏联变成了一小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乐园，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监狱。”文章还谴责“苏修叛徒们”利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严加控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到处进行军事扩张，对别的国家进行种种阴险的颠覆活动。” 1971年4月，这期《红旗》杂志上重新开始了中国对所谓的苏联扩张主义的攻击，说苏联：“加剧蜕变为法西斯专政，实行与其在世界霸权斗争中的对手美帝国主义一起侵略和合作的政策。”在稍后的197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是“叛徒”，“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至于苏联的报刊，在中美关系改善这一时期，对此表现了特别的不满。1971年4月发表的一些文章指责中国政府与美国“勾结”。在1971年7月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指责逐步加强了。 林彪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973年8月） 1971年9月13日，中国的前国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被指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乘飞机飞往苏联，在蒙古境内爆炸身亡。当这一消息报道之后，同年9月苏联的反华宣传有所缓和。据中国方面说，林彪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暗杀毛泽东。1971年9月30日，《泰晤士报》评论道。“反华宣传的沉默表明：俄国人希望北京发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变化，而且他们在坐等静观情况的变化，他们不打算使自己显得似乎比平常更加反华……” 西方评论家认为：林彪危机主要是由中共领导内部在对外和对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所引起的，它反映了林彪所主要依赖支持的党的左翼和周恩来总理所领导的稳健派之间的分裂。继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这种分裂明朗化了。会议之后，两名突出的左翼分子陈伯达和李雪峰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大家认为，分歧的主要问题如下： （1）有人认为，林彪元帅反对稳健派在1971年最初几个月内所积极推行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缓和的政策，这一斗争以7月15日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而达到顶峰。据一些资料报道，他提倡如果采取这项政策，应同时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在此之前就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策略；在1965年发表的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一篇文章中，他曾预言，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战争将结束“美国和西欧的包围”。 （2）林彪以及军界反对削弱军队政治优势的措施；文化大革命在破坏共产党的各个机构的同时，却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政治作用，军队基本控制了各省的革委会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经济企业。1970年12月，在重新建立各省党委会的同时，加强了同1969年以来正在发展着的极左派的斗争。从而，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对过激的“5．16”组织（该组织曾对北京的外国外交使馆组织了多次进次）的打击构成了政府实行缓和政策的组成部分。 （3）1970年9月提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设想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纲领。据说，林彪元帅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反对通过缩减军费开支来为这个纲领筹措资金，他们争论说，与美国的缓和政策将会恶化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就有必要加强武装力量。林彪的所谓阴谋（显然，是在1971年9月11日或12日发现了这个阴谋）的详细情况，没有正式公布。但是，许多 据说来源于中国资料的非正式报道，于将近一年以后，在 1972年7月和8月出现了，其中包括苏联卷入了这个事件的说法。 1972年7月23日，中国民族主义政府的情报机构（在台湾），发表了他们声称的（中共）寄给各省党的领导的正式报告。据这份文件报道，林彪元帅在1970年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与毛泽东发生了口角，并且与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黄永胜将军、吴法宪将军、海军将军李作鹏和邱会作将军（军队后勤部部长和政治委员）组织了“571”计划。据说这些阴谋家们计划起义，他们期望苏联支持这次起义。他们计划要么赢得毛泽东主席，迫使他接受他们的要求，要么暗害他。据说，“571”这个代号用汉字来说类似“武装起义”这几个字（的读音）。 在后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中，重复谴责了苏联（与林彪）的勾结。周恩来在1973年8月24日举行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主要是指责已故的林彪元帅和攻击苏联，周恩来认为，苏联支持了林彪元帅已经尝试的军事政变。 在讲到林彪阴谋集团的详情时，周恩来指出：“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周继续指出：“继刘少奇（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被视为‘走资派’而被撤职。——作者注）及其支持者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当时，苏联谴责了这种清洗（参见第七章）。周恩来把苏联与所谓的新右派分子的威胁联系在一起。 “早在1967年1月13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重新回到林彪元帅及其支持者的话题上之后，周恩来继续指出：“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上，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林彪这一类……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展现了他的总暴露和总失败……”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时，追补通过了一个决议：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林彪元帅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争论的加剧 （1971年后期～1974年初期） 由林彪危机引起一段间歇后，苏联的反华宣传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1971年12月的战争而重新开始。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中国和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参见第八章）。《真理报》（12月22日）指责中国企图，“与美国做交易”，并把苏联报刊上原来没有攻击过的周恩来描述成“反印和反苏的领导人之一。”1972年3月，当边界谈判中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始时，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消声匿迹了，但是，当年秋天，双方的争论又加剧了。 1973年3月7日，《泰晤士报》评论到：“最近，中国指责俄国人在日本的领空侦察，抢劫巴基斯坦的鱼源；通过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大量购买，破坏委内瑞拉（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经济；把自己武装起来威胁西欧；通过承认大量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伤害阿拉伯国家。反过来，俄国指责中国卷入了世界毒品生意之中……” 1973年8月15日，当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由于中国“公开的反苏”政策而失败时，几个月的间歇又一次结束了。1973年8月和9月，在不结盟国家的阿尔及尔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之中，苏联的宣传断言，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它已被旨在变成核大国和主宰亚洲的军事官僚政治专政家们所统治。周恩来在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意图进行了相似的攻击，要求警惕苏联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在答复党内对政府与美国的缓和政策的批评中，周的整个讲话都强调相信：苏联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胁要比美帝国主义大得多；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日益衰落”，因而“它（不得不）从越南撤退……” 周恩来指出：“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强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撤走专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洲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代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这句话最后提到的各岛是指捉泽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占领着日本北方几个岛屿， 日本声称是自己国内领土的一部分。——作者注）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妥协区别开来，”他继续指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1973年后期和1974年初期，双方都严厉攻击对方国内政策的所谓镇压本性，一国声称另一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另一国称对方的政权是众叛亲离，大失人心。 1973年11月7日，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报》杂志指责中国政府实行反对少数民族的“接近种族灭绝”的政策。据说，一些少数民族已被完全灭绝。该杂志断言，在1967年到 1972年间，新疆、内蒙、西藏、四川、海南和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当1972年西藏新的起义被镇压时，有一万二千多人被杀。（关于1972年西藏大叛乱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西藏被流放者的进一步证实。——作者注）。 1974年1月8日，北京《人民日报》回击了这种攻击，宣称苏联正处于普遍反抗“苏修叛徒集团”所引起的混乱之中，“新沙皇处境危险”。文章特别指出，除了在精神病院给持有不同意见者服用失去理智的药物外，一百多万人被禁闭在一千多个劳改营里，他们用坦克、装甲车、伞兵部队来镇压普遍的动乱。自1960年以来，这种动乱采取了罢工、暗中破坏，示威游行、成立地下革命组织的形式；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几千名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统治。 互相驱逐外交官 （1974年1月） 1974年1月，当五名苏联公民（包括三名外交官）因进行所谓间谍活动被驱逐出中国，一名中国外交官以相似的指控方式也被驱逐出苏联时，中苏关系降到了自1969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点。1月19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宣称，V·I·马尔琴科（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书记），U·A·谢苗诺夫（苏联大使馆的第三书记），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A·A·科洛索夫（翻译），在与两名苏联特工秘密会晤时被捕，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1974年1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说：1月15日傍晚，苏联五名外交官驱车到北京郊区的一座桥上，在那里，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会见了一位名叫李洪枢的中国人，一位不知姓名的李的同犯把用秘密文字写成的情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给了他一个包，包里面装有一台有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和用隐显墨水写成的说明书，“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一张伪造的出境证，一大笔钱以及其他谍报材料。这时，信号灯亮了，警察逮捕了这四个人，拍摄了现场，当其他三名苏联公民驱车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时，他们也被捕了。李洪枢的所谓招供也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于1967年飞往苏联，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于1972年6月返回中国，从那时起，他在莫斯科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命令下，在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1973年12月27日，他接到莫斯科的一份无线电报，命令他与其“朋友”一起到北京，于1月15日到北京那座桥上与大使馆人员接头。他抵达北京后，于1月15日晨给大使馆拍发了密码无线电信号，并接到了批准这次约会的答复信号。 1974年1月21日，苏联的一个抗议照会宣称：马尔琴科、他的妻子以及谢苗诺夫夫人在街上车子被堵塞，他们的车子被拖下来落在了后面，他们驱车来到另一条街上，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安置了电影摄相机。摄相之后，他们被带到一幢大楼，试图让他们供认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在街上行走时被捕，并且受到与上述相似的对待。尽管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官方否认了他们行踪的一切情况。直到1月19日，才释放了他们。 1974年1月19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关恒广被 指控企图从一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军事情报在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1月25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在答复苏联的抗议时，把关恒广的被捕说成是“一个反华丑剧”和“一个卑鄙的报复行动”。 中国照会声称，关完成值勤任务返回北京时，乘座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次克车站被阻挡，其借口是发现了一名乘客正患天花。他被从车上带下来，被迫留在隔离站，在那里，一位妇女设法把一个“画片夹”塞进他的手里。接着警察走进房间，拘捕了他，带他乘飞机飞回莫斯科，他一直受审，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周恩来在向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这一事件。他指出：“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宪法，修改了原来1954年起草的宪法的序言。1954年宪法涉及到了中国与 “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并且用“我们应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句话替换了它。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1973年～1976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1973年4月恢复了地位）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1975年1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的差别等，有可能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1973年至1976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1973年至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1974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1975年7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混乱作出反应，1974年秋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1975年1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1975年2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1975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矛头多半是指向对苏联持调和态度的共产党人。 然而，稳健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一大批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在1975年夏秋恢复了地位，而且，9月份发动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有助于转移对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了，在选择总理接班人问题上，导致了两派间的直接冲突。最后，选举华国锋继周恩来接任总理，而没有选举邓小平（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日益履行了周的许多职责），这被外国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举动，因为，华国锋在党内与任何一派都没有联系，1976年4月7日进一步证实了对他的总理任命。然而，1976年2月，当激进派开始了一场反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激烈运动时，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了。特别是邓小平蒙受了耻辱，1976年1月以后，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1976年4月，报道他被撤了职务。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 （1976年2月） 1976年2月24日至3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报告。虽然他提到了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指责毛主义“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调和的方法似乎基于苏联的希望：即中国政治领导人最近的变化将对苏联产生更有利的政策。 关于中国，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现领导人的政策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说毛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现在已经不够了。它们甚至是直接敌对的。……我们仍将同毛主义作斗争，作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想再次重申：对待中国也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坚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总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但如此，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那么，这定将得到我们方面相应的反应……。问题就在中国方面了。” 继华国锋1976年4月7日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发了祝贺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苏联“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1976年4月28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署名为“I·亚历山大罗夫”（发表苏联政策的重要声明常常使用的假名）的长篇文章，好象苏联政府要同中国政府内的稳健派联盟，希望主动改善关系。文章把中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归咎于“毛泽东集团”，并且说：“正如最近北京和其他城市大规模的不安定局面所表明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毛主义一道走的”。文章还呼吁恢复边界谈判。（参见第七章）。 这种做法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在 1976年4月29日招待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的宴会上，华国锋谴责苏联是“野心很大”的“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1976年4月29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门前还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两名中国卫兵和一名市民遇难。5月13日，中国官方发言人说，这次爆炸事件是“一个现场遇难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次破坏活动”。 中苏经济关系 （1970年～1976年） 自1959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的互换贸易等值总数达二百亿美元以上，即占中国对外贸易的47％）中苏关系破裂以来，中苏贸易逐步下降。文化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1970年，贸易数额下降到四千五百万美元。不过，从那以后，贸易扩大了：中国的进口需求——特别是资本货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虽然，中国工业设备的进口来自西方和日本；但是，与苏联的商业联系，由于这种贸易的易货方式和直接铁运的方便而特别吸引中国。 1970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缔结了一项新的贸易支付协定。尽管1971年夏（见上述）两国关系恶化，然而1971年8月5日和1972年6月13日，还是签订了两项更进一步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在这些协定下，两国的贸易值计划从1971年的一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增长到1972年的二亿八千八百万美元。 1974年1月30日，在前一个月签订的协定下，提出了一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达航空服务。迄今为止，苏联的航空公司在伊尔库茨克中途停下，只管理这段航线；而中国民航总局只服务北京——伊尔库茨克这段航线。大家同意，苏联公司和中国公司各管理一周的直接飞行，双方都使用I－lyushin62s标志。 1974年7月4日，1975年7月24日，1976年5月21日，两国分别签订了每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已经确定的贸易额1974年为二亿美元：1975年为一亿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1976年为二亿一千万美元。贸易方式没有变化，苏联提供机械和设备，中国提供原料和消费品。1976年6月16日，《金融时报》评论道：“现在，贸易的规模把苏联列到同联合王国相等的北京合作者的名册里，尽管日本、法国、西德和日益增长的美国远远地超过了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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