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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隔离逐步地减少。尤其是在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后更是如此。由于中国同苏联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国人鼓起勇气寻求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也使中国人对美国的建议作出反应。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加快了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进程。 越南战争结束后，中国决心引进外国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则希望平衡其在东亚的势力，这两种因素有助于中美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但中美双方都视对方为对付苏联的一只法码。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美国在援助台湾问题上出了问题，中国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的状况，制定了明显的平衡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七十年代是苏美关系的缓和时期。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苏美两国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发展，并签署了几个有关限制核武器的重要协定。但是，1976年以后，由于中美关系所具有的反苏意义和美国人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怀疑，从而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1979年12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1980年罗德纳·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两件事实际上中止了苏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与此相反，这些事件却使中苏关系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美国对中国限制的放松 （1969年7月～1971年3月） 1969年7月21日，美国宣布放松某些自1950年以来对中国强制实行的旅游限制。取消限制的内容包括：（1）允许到国外旅游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达100美元的中国大陆产品。而在这段时间里，除印刷品外，美国一直禁止在中国大陆制造的一切物品进口。（2）对某些美国公民撤销他们对中国旅游的禁令。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林蒂克就此进行解释说，这些措施仅仅是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采取这些措施没有同中国当局磋商过，而且美国也不期望北京对此作出任何酬答。他还补充说，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1969年12月19日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已决定放松美国对华贸易的某些限制。根据这些放松的原则，美国将撤销三项禁止贸易令，内容是： （1）允许美国公司的外国从属机构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 （2）尽管禁止中美两国直接贸易的法令仍然有效，但美国公司可以购头中国产品，然后转卖给第三国。 （3）允许美国公民在国外购买供自己家庭使用的中国商品，数量不限。 1971年3月15日，美国宣布撤销美国公民到中国旅游的最后逗留期限的限制。这一决定是美国政府采取的，旨在缓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然而，中国方面对美国的主动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 乒乓球外交 （1971年4月） 1971年4月6日，在日本长崎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持近尾声。中美两国均派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比赛。美国参赛队接到一个令人惊异的访问中国的邀请。美国队当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运动员被邀请访问中国尚属首次。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对这一邀请表示欢迎。并表示，在没有得到北京官方的同意之前，美国是不会安排这次出访的。 美国运动员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在华访问期间，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范围的旅游、观光活动，还进行了多次表演赛。周恩来总理4月14日在北京接见了美国运动员。在欢迎美国人的宴会上，他说：“由于你们接受我们的邀请，你们已经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我深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的开端毫无疑问地会得到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美国运动员回国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给予崇高礼遇和友好接待备加赞赏。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B·斯廷霍文发表声明说：“中国乒乓球队接受了他的邀请，不久将访问美国。”他的声明深受美国白宫的欢迎。 1971年4月14日，尼克松总统宣布进一步放松对中国贸易和旅游方面的限制：（1）美国准备为中国的来访者从速办理护照签证手续。（2）美国将放宽货币管制，允许中国使用美元。（3）取消美国各公司给往返中国的船只、飞机提供燃料的种种限制。但是，中国往返于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运载工具则除外。（4）美国的船只、飞机在各非中国大陆港口可以运载中国的货物。悬挂外国国旗的美国船只可以访问中国港口。1971年5月7日，美国正式取消了货币管制。这样，自1950年12月以来中断的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又重新开始了。 由于尼克松在1971年6月10日进一步放松对中国贸易的限制，从而使美国二十一年来禁止对中国出口非战略物资的历史即告结束。尼克松的这一决定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放宽了同中国贸易条件的范围。这其中包括从中国进口商品。 1971年9月16日，中美两国直通电话线又重新恢复使用（1968年以来一直中断）。1971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释放了两名在押的美国人，其中一名是1952年在中国东北因飞机被击落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承认和台湾被驱逐 （1971年10月）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举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提案，这一提案包括中华人民并和国在安理会有常驻代表的资格。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立即”取消台湾民族主义政体的代表席位——这是联合国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取消成员国的代表席位。产生这样结果的提案是由阿尔巴尼亚和其他22个成员国联合提出来的。联合国经过六天对中国代表席位的辩论，最终通过了这一提案。苏联也投票赞成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代表席位。 在上述提案被通过之前，联合国大会曾否决了美国的一个提案。这一提案是由美国和另外18个国家联合提出来的。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占2／3多数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取消中华民国（即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的建议作出裁决，并指出，“他们的要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提案的投票结果是：55票赞成，57票反对（包括苏联），15票弃权。 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在1971年8月2日曾明确表示：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与此同时，他又表示反对任何取消台湾代表资格的行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在8月17日提交给吴丹（联合国秘书长）的备忘录中，重申了美国的这一立场，他要求联合国大会在讨论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代表席位要同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代表资格的确定，应该考虑不可否认的两个国家同时存在的事实”。美国的备忘录还谈到：“如果这样做的话，象以前根据联合国宪章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一样，在各成员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位这个问题上，联合国无需采取什么立场。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时，联合国应该作出规定，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位不应被取消。如果联合国想在和平共存和促进人类进步方面取得成功的话，联合国就应该以公正和现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 1971年9月16日，在一次临时性紧急会议上，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决定投票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承认该国在安理会的席位，美国的这一决定“考虑了所面临的现实。”同时，他又强调说，美国将投票反对将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我们将尽我们的努力，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达到这一目标。”然而，北京的外交部则早在8月20日强调指出：“除非联合国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加入联合国。”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任何类似的谬论，坚决反对‘决定维持台湾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现状’的谬论；坚决反对制造‘台独’的阴谋。如果联合国出现类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绝对不与联合国有任何接触。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毫不动摇的。任何人玩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不管是谁、无论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兜售同样的货色都不会得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必须从联合国和它的全部机构中滚出去。联合国必须完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这一声明是中国对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第一次作出的官方反应，尽管新华通讯社早在1971年8月2日对罗杰斯的声明作出了义正词严的驳斥。 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联合公报》 （1972年2月）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随行的有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在抵达北京以后，尼克松会见了周恩来。接着，在基辛格的陪同下，尼克松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当地报纸除报道这次会谈是“认真而坦率”以外，没有进行更详细的报道。 在访问逗留期间，尼克松多次会见周恩来并同他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会谈。总统一行到中国各地著名的风景区游览，罗杰斯多次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会谈。起初，宣传机构很少公开尼克松来访的消息。而在1972年2月22日以后，中国的各主要报纸突出地登载了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会谈的消息。访问于2月27日结束。在上海，尼克松和周恩来结束了会谈。 那天，在上海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尼克松把七天中国之行描绘成“改变世界的一周”。1972年2月27日，双方发表了冗长的联合公报。公报声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而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的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成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 1973年3月10日，美国白宫宣布：经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同意，通过外交渠道，中美两国指定各自的驻巴黎大使继续进行联系。紧接着，两国大使立即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举行会谈。 1972年11月22日，尼克松撤销美国船只、飞机通往中国的长达22年的限制。这一行动表明了美国政府在《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鼓舞下，“推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贸易与交往的发展”的意图。但任何通航中国的美国船只、飞机，必须预先得到中国的许可。 基辛格使团抵达北京 （1973年2月～11月） 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博士抵达北京。在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姬鹏飞（外交部长）和乔冠华（副外长）进行了会谈。2月17日，基辛格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谈。 基辛格访问结束后发表的一个简短公报说：“会谈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是认真、坦率和建设性的。”他们商定了一项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双方重申了上海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经商定，每一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其细节将通过现有渠道拟就。双方认为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 基辛格回国后，1973年2月22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说：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从敌对状态进入正常化。”他还说，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的联络处，对没有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中美两国来说，将会促成两国间的正常的密切的联系。（3月12日和15日，中国当局释放了自1952年起就关押的和在越南战争中被俘的三名美国飞行员）。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已担任美国国务卿）再度访华。访问期间，他同周恩来、姬鹏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会谈；他还同毛主席进行了2小时的会谈。11月14日，在以他的名义举行的宴会上，基辛格阐明了他的观点：“不论将来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变的因素。” 在基辛格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中美两国重申信守上海联合公报中确定的各项原则。美国方面重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方面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公报最后谈到，双方满意地注意到，在北京和华盛顿的联络处正顺利地行使其职能。双方商定，应该继续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 在过去一年里，两国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双方认为，采取措施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创造条件，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双方表示将在上海联合公报的基础上为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继续努力。 福特总统访华 （1975年12月）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由国务卿基辛格陪同，于1975年12月1日至5日访问了北京。访问期间，他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进行了会谈。毛主席接见了福特总统。访问的各项细节是由基辛格在1975年10月19日至23日北京会谈期间安排的。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在谈到同苏联缓和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12月1日的宴会上，在福特和邓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对于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样争夺下去，势必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正是和平经念的最起劲的那个国家。‘缓和’的辞藻掩盖不住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 福特总统指出：在国际领域中，我们“共同关心的是希望看到世界不被军事力量或压力——即我们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霸权——所统治……当然，在争取到达我们的目标时，我们各自将根据自己在世界上的不同处境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将既努力减少危险，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机会，但我们对此不抱幻想。当前的形势要求力量、警惕和坚定性。但是，在我们继续决心反抗任何威胁别人的独立和幸福的行动的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实现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 尽管会谈结束后没有发表公报，但12月5日，基辛格举 行记者招待会说，会谈对美中双方都有利。因为他们能使“双方领导人相互理解和懂得能够采取平行政策的做法。”虽然欧洲和安哥拉是“平行政策”的地区，但很明显，美国要花时间去解决继续承认台湾民族主义政府的基本问题。对美国在南朝鲜保留军事力量的问题，两国仍然存在着分歧。扩大两国间贸易、文化和科学交流的设想将通过正式渠道继续实现。 福特在评论他在北京的会谈时说：“我们也肯定了，我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点……并且根本反对别人以任何形式把霸权强加在亚洲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的关系正成为国际政治前景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1975年12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作为友谊的表示，中国当局将归还越南战争中被击毙的两名美国海军航空兵的骨灰。 中美关系正常化和苏联的反应 （1978年12月）自1975年12月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后，到1977年8月没有美国政府官员访华。1977年8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访问北京，同黄华（当时的外交部长）、邓小平（刚恢复副总理职务不久）和华国锋主席举行会谈。两国政府间中断联系，主要是由于中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即：1976年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同时，也由于1976年底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1977年9月28日，万斯在纽约再度会见黄华。据后来透露，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已正式同意讨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于1978年5月20日至23日到中国访问，并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宣布，“美国对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已下了决心。” 在北京的日子里，布热津斯基发表了若干被看作是有强烈的反苏腔调的声明。在1978年5月20日的一次宴会上，他说：“我们认识到中国决心抵抗任何国家寻求建立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我们也有这种决心……只有那些想支配别人的人才会害怕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非正式的评论和报道中，他把苏联比作“野蛮人”和“北极熊”。 苏联《消息报》在8月4日的评论中说：“他本人（指布热津斯基——译者注）所作的反苏声明与美国政府一点也不抵触……我们已明确地指出，在削减核战争的危险和裁军方面，在反苏主义基础上同中国形成的集团与美国的合作有着更为接近的可能性。华盛顿应该考虑这一点而不应考虑微不足道的反苏计划……”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若干名美国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他们为在教育和科学的交流、能源工程和发展农业方面达成协议而进行会谈。此外，布热津斯基的访华进一步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7月中旬，双方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判。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的建议，是有益于谈判的。 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说，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有与大陆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愿意寻求一个现实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当局讨论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中国政府不会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因为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这种保证会使台湾当局拒绝谈判。邓还指出，中国要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将不会放弃三大条件，这就是：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取消同台湾现存的条约和从台湾岛上撤出美国的所有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应减少同台湾继续保持正常的联系。 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官员声明说：美国已经接受中国关于美国和台湾关系问题的三大基本条件。但美国政府也坚持自己的三大条件：（1）同台湾于1945年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不能立即终止。根据该条约的规定，终止该条约需要在通知对方一年后才能生效。（2）美国政府表示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同时，中国不再就台湾问题作出与此相反的声明。（3）即使在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终止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然而，据1978年12月13日报道，邓小平发表声明说， 尽管中国政府仍然坚持美国必须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但中国不再把这一点作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 1978年11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政府以前曾决定有限度地向台湾当局提供防御性喷气式战斗机。今后美国政府将不（按台湾的要求）向台湾当局提供能够攻击中国大陆的战斗机。12月3日，赛勒斯·万斯表示，美国通过北约各成员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政策有所改变。声明说，各国对此问题“应该自己作出决定”。他还暗示，美国目前不会鼓励向中国出售武器。 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在1978年11月15日同美国参议院代表团会谈时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合理的进程”，但他又补充说：“我们不理解的是一个号称自己致力于和平与国际友好关系的国家，与此同时却向中国出售武器，在中国建立一个不仅使战火在亚洲扩散而且将会遍及整个世界范围的危险军事中心。” 1978年12月15日至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公报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1）“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2）“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3）“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同一时间里，两国政府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表明各自的立场： 美国声明：“自1979年1月1日开始，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1月1日同一天，根据美国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美国将通知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终止美国同中华民国制定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还声明在4个月内，将从台湾撤走原保留在台湾的军事人员。将来，在没有政府官方代表参加和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仍保持商业、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美国政府将请求调整美国的法律和法规，以便在新的形势下，允许同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官方的关系……美国将继续注视着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希望中国人民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声明：“中华人民并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1978年12月16日，华国锋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在回答中美建交会不会恶化中苏关系的问题时，他说：“不是同盟，也不是轴 心……所以谈不到正常化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当然，这毫无疑问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我们在公报里已经提到了反对霸权主义。我们既反对大霸权主义，也反对小霸权主义，既反对全球性的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性的霸权主义”。（中国的宣传机构经常遣责苏联谋求 “全球性的霸权”、越南谋求“地区性的霸权”） 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中，卡特总统保证：“这一步骤除了维护世界和平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塔斯社1978年12月21日的一篇报道声称，勃烈日涅夫在他的复信中说，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建立正式关系是自然的事。但正常化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和双方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却是另一个问题。他关注着这一事实，即“假如人们记住中国领导人的常用词汇的话，中美两国联合公报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有所指的词汇（意指霸权）”。这封信作出结论说，苏联始终在实践中密切地注视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从中为苏联的政策作出适当的结论。 一般来说，苏联报刊对中美联合公报抱怀疑的态度。但是，1978年12月19日，《真理报》对卡特在12月15日所作的“我们没有利用同中国的新关系去损害苏联或其他国家利益的任何企图”的保证表示欢迎。但该报又评论道：“时间将会证明上述言论是否与实际行为和政治行动相一致。”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在12月17日指出：“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复活主义和中国大国沙文主义”，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它还遣责中国企图煽动一场使美国和苏联互相毁灭、从而为中国的“全球霸权”铺平道路的战争。美国政府发言人在1979年1月25日发表声明说，卡特总统在他给勃烈日涅夫的复信中反复强调，美国承认，中国不是直接反对苏联的；同时又承认，向北京出售武器不是美国的政策。但是，其他国家出售防御性武器以及中国购买这些武器，这都是国家主权的问题。美国将不阻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武器。 1979年1月29日至2月1日，由外交部长黄华陪同，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邓在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进行了会谈，另外还签署了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外交交流四项内容的协定。 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声明：双方“一致认为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公报补充说：“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邓在访美期间，由于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反复地攻击苏联，从而使美国政府很是为难。邓在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称苏联是“战争的温床”。坚持说美国处于“战略撤退”的状态。邓宣称，“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控制这头北极熊的话，对我们来说，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联合。” 1月31日，在另一次谈话中，邓说：1963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和1972年、1974年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约束不了也减少不了苏联扩充军备的努力和他们的扩军政策。”在否认中国反对这类协定的同时，邓宣称：“需要的是，采取更加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关于台湾问题，邓在1月30日告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向台湾更进一步地表示了和解的姿态。 1979年2月1日，塔斯社发表了一则新闻电讯，评论邓小平的谈话，要求美国政府阐明对邓的“煽动性声明”的态度。《真理报》在2月4日发表评论说：“苏联公众舆论不能闭着眼睛面对美国给中国来访者提供宽阔的论坛，用以诽谤苏联这样的事实。这种反苏行为似乎指的就是中美联合公报中提到的‘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人们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华盛顿的观点在哪些具体方面与北京领导人的政策相一致……” 1978年2月12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特卓有成效地表明了他本人与邓对苏联声明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卡特强调说，他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 中美经济和军事协定 （1979年6月～1981年） 1979年以前，尽管中美两国贸易实际上起伏较大，但两国贸易量已达到了颇具规模的水平。两国期待着关系正常化会导致两国贸易的稳步增长。1978年12月18日，中国外贸部长李强表示，美国公司可以在北京设立永久性办事处。美国公司可以同中国贸易公司共同承担风险。他补充说，“只要条件适合，中国准备接受外国贷款。”这似乎与中国先前的“自力更生”政策相悖。 1979年1月5日，美国钢铁联合公司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关于在中国东北吉达山建立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矿石加工基地的协定。这项工程拟于1983年完工。3月2日，中美两国就尚未解决的所有权问题签订了一项协定。 1919年5月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四项有关中美两国科学和技术相互交流的协定。接着，6月12日签订 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中国援助一台五万千瓦高能加速器的协定。6月22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五年合作协定。1979年7月7日，中美两国签订了美国允许中国为最惠国的协定。这一贸易协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结果，美国将中国产品的税率从20％降为10．5％左右（这一税率是美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贸易税率）。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后，1980年1月5日至9日，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问北京。中国方面同他会谈的有：徐向前元帅、邓小平副总理、耿飚副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黄华。访问期间，布朗暗示，尽管没有打算采取共同的步骤以加强“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对付苏联占领阿富汗，但中国与美国除了在外交方面进行合作以外，同时在 防御领域也应当进行合作（关于这一点两国都有同样的看法）。 1980年1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向中国提供新的技术，但不是提供武器，虽然其中某些技术可以用于军事目的。1月24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正准备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据透露，布朗在访问北京期间，他就已经着手进行这宗交易了。5月中旬，中国副外长章文晋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宣布了某些订货协定。3月底，耿飚也曾宣布过同样内容的协定。1980年9月，美国政府同意批准有关先进电子和军事设备的400多种产品的出口许可。据报道，从战略的重要性考虑，中国准备向美国出售稀有金属。 正象布朗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官方报纸宣布的那样，1980年1月24日，中美两国签署了一份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信息地面接收站协定的备忘录。该站接收的信息由美国代号为Landsat——D卫星系统传送。美国国防部承认，尽管这一卫星系统用于民用，但该系统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军事。 1980年3月，中美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为美国大规模援助中国发展水电工程铺开了道路。协定是根据 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瓦尔特·蒙代尔访华商谈的内容签订的。 1980年4月4日，美国总统卡特授权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中国发放贷款，以便有利于美国在华推销商品。1981年5月，中国银行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一项协定。1980年9月17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又签署了一项有关领事航海和民航协定。同一天，美国同意从1980年起到1982年止，美国有限度地从中国进口六种纺织品。 1980年10月22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又签署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从1981年起到1984年止，中国每年将从美国购进600万吨到800万吨谷物。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总值从 1978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230亿美元；从1980年的48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550亿美元。双边贸易的平衡对美国十分有利。美国大批量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 1981年6月14日至17日，美国新上任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他同黄华、耿飚（最近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及负责经济方面事务的副总理薄一波举行会谈。同时还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赵应邀出访美国）、邓小平。 1981年6月16日，国务卿黑格宣布，美国方面已原则上同意考虑中国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请求。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还强调出售的武器仅仅是用于防御目的而已（尽管美国承认“某些武器装备明显地能够用于防御和进攻的目的”）。 美国国务卿说，会谈是富有建设性的。他还强调了里根总统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结盟”的法律条文；他还希望改善出口控制手续，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中美两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美中商业贸易联系委员会。黑格说：虽然他还没有来中国完成“出售武器的使命”，但是，“我们确实一致同意我们的防御体系方面的交流能进一步扩大。”他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将于8月份访问美国。届时将讨论武器的销售问题。而这将是对“双重使用技术的实质性放松”，即商业和军事潜力、军火项目的限制将进一步得到解除。 1981年6月19日，《真理报》在评论黑格的声明时指出，黑格的声明“鼓吹中美由敌变友，是在扩大军事战略方面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黑格的声明旨在作出最大努力，利用中国的反苏倾向进行冒险，目的是损害缓和局势，挑动局部地区发生冲突，威胁世界和平。”6月27日，《真理报》在一篇署名为“I·亚历山德罗夫（苏联发表半官方评论常用的笔名）的文章中，对黑格的声明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 中国军事化的危险……在于存在着如下事实：“中国人手中的美国武器将首先在中国较小的邻国使用。顺便说一下，在这些邻国中，有美国的盟国。”文章接着宣称：“很明显，中国在加速实现它在东南亚和南亚的领土要求……如果华盛顿利用现在中国领导人狂热的反苏情绪来推行美国的全球反苏战略，北京会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追随之。也就是说，使苏美两国相斗，经过核战争后，中国就能够统治全世界。按照北京的计划，这场核战争将消灭美国和欧洲，但会有许多或数亿中国人存活下来。……以反苏为基础的中美合作，在对待苏联方面，在苏美、苏中关系的来龙去脉方面，应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1981年6月16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广播说：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由美国提供设备、中国人操纵的两个电子情报收集站，正在监测苏联在中亚的导弹试验。第二天，《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广播。但仅说只有一个情报收集站。中美双方官方发言人就此事拒绝作出肯定和否定的回答。6月18 日，塔斯社在引证这篇报道时指出：中国人已经扮演了为“帝国主义情报服务自愿代理人”的“可耻角色”（1979年4月，邓小平曾对一个来访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表团说，中国将进口美国监听设备，在单独由中国人充当监听人员的条件下，同美国共同使用这些情报）。 台湾因素 （1979年～1982年8月） 1979年3月28日至2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同年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这一法令。根据该法令，美国通过在台湾的办事机构，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法令规定：“采取任何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将会使美国对此进行严肃的考虑。”法令要求美国“通过提供具有防御性武器的办法，帮助台湾人民保持足够的自卫防御能力。”法令还详细地规定，从移民的目的考虑，原则上要把台湾当作独立的国家看待。这项法令的签署，遭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对。4月19日，邓小平发表声明说，这项法令等于几乎取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9年4月16日，在台湾的美国办事机构开始进行工作。该机构临时配置离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充当外事官员。根 据美国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设在台湾的台湾非官方机构）签署的协定，设在台湾的美国办事机构人员和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成员均享有外交特权。 1979年1月1日，随着美国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终止通知的下达，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小组的最后一批成员于同年4月离开了台湾岛。1980年1月1日，共同防御条约自行终止。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在1979年2月5日发表声明说，在1979年内，美国将不再答应向台湾提供武器。尽管这些武器早就同意向台湾出售，并准备运往台湾。但是，1980年1月3日，美国国务院又宣布：美国将向台湾出售一些防御性武器。1979年6月20日，新华通讯社强烈地遣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违背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 198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参加竞选期间，建议美国应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这招致了中国宣传机构的猛烈指责。1980年11月5日，中国就里根参加总统竞选发表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希望并期望新的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上海公报和中美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并得到巩固。” 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其原因是受到里根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声明和某些别的因素的影响。1981年6月15日，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允许中国购买额外的可作军事用途的技术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我们宁愿不购买美国的武器，也不同意美国通过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式而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评论最后补充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将不得不作出强硬的反应。” 1981年6月14日至17日，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了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的贸易和军事关系有关（如上所述），同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后，6月16日，黑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黑格解释说，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来往的“非官方”关系将继续下去。“这一点已被中国领导人所理解。”他说，我 强调美国将继续按照美中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里根总统打算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友好国家对待。美国和中国虽然不是盟国，但双方有许多共同的利益。美国还将修订外贸管制措施以扩大对华贸易。”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黑格承认他已经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但拒绝作详细的回答。在1981年下半年和1982年的头一个月，由于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没有达成统一的协定，尽管黑格访华，但中美关系仍然很紧张。结果，中国不接受黑格提出的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建议，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对美国的访问。1981年9月30日，中国政府就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提出了更详细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 198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国家首脑会议上，赵紫阳会见了里根总统。据报道，他警告里根，如果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那将会危及中美关系。 1981年10月29日至30日，黄华访问了华盛顿。访问期间，他同黑格进行了会谈。据报道，他要求美国政府不再向台湾销售比原有武器更尖端的武器了，提供给台湾武器的数量应逐步减少。在指定的日期，美国应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1981年12月28日、1982年1月11日，美国又宣布向台湾提供更多的武器。后来，据透露，美国政府已经拒绝接受中国要求美国确定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最后期限的建议。 1981年12月29日，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移民入境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美国允许每年从中国大陆移民二万人，从台湾移民二万人。对此，1982年3月26日，中国方面照会美国政府，对里根总统签署的这项法令表示抗议，北京方面说，这项法令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待。要求美国应纠正这种“错误”。 1982年4月至5月间，中美关系稍微有所改进。同年3月7日至9日，布什副总统访问北京。同黄华、赵紫阳和邓小平进行了会谈。3月8日，布什副总统声明说，中美双方代表已经同意就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继续举行会谈。据报道，布什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不同意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最后期限的意见，但是，美国并不希望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 1982年4月5日，里根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该信的内容在同年4月9日公开。在信中，里根对中国在1981年9月30日的和平建议表示欢迎。里根的这种观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4月5日这一天，里根给胡耀邦（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任党的主席职务）的信中说，他重申了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同年夏天，美国又进一步表示，对台湾政府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随着通过外交途径在北京举行谈判的延长，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布了一个联合公报。公报声明：“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公报指出，“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原有的供应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通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公报发表后，中美双方作了不同的解释。美国方面把公报看作是中国不会通过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保证。中国方面则把公报看作美国在限定的时间内结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保证。 1982年8月21日和10月10日，中国政府再次批评美国表示支持台湾的做法。同年10月，在中美展开论战的同时，中苏两国之间开始进行磋商，这是自1979年以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磋商。1982年秋，中国官方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在苏美两国之间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中国把美苏两国的政策同等地看作是“霸权主义”，但近几年来，“霸权主义”这个术语却主要是为苏联保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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