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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区流传的许多歌谣中，有一首这样唱道： 三湾降了北斗星， 满山遍野通通明。 一九二七那一年， 三湾来了毛司令。 三湾来了毛司令， 带来工农子弟兵。 红旗飘飘进三湾， 九陇山沟闹革命。 三湾，是江西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毛泽东接到宋任穷送来的信后，他信心百倍地带着部队进入了这宁静而偏僻的小山村，对部队进行了他思考已久的整编，军史上称为三湾改编。 自从起义以来，毛泽东看到很多，也想了很多。部队屡战屡败，特别经过芦溪一战，卢德铭如大树倒地。用后来某些人回忆的说法，部队已成“惊弓之鸟”。一些人悄悄扔下枪，不辞而别，而队伍前前后后此起彼伏不断传来伤病员痛苦的呻吟，其中夹杂着军官鞭打士兵的刺耳的皮鞭声。 毛泽东眉头紧蹙到9月29日的三湾，终于放开手脚，施展了一系列大动作。 首先，只剩七八百人的队伍干脆改成团的建制，军旗上的字样改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陈浩担任团长，在文家市会议上助了毛泽东一臂之力的宛希先担任政治部主任。团以下只设两个营和特务连、卫生队、辎重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别的军队从来没有过的编制——军官队。 毛泽东是有他的长远打算的。一方面，军官队在以后的扩红运动中为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带有军阀作风的！日式军官可以很好地在这里洗洗脑。 余洒度终于在毛泽东面前彻底败下阵来。他的师长被“改”掉了，成了军官队中普通的一员，不过，他仍然担任前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有一篇回忆文章，讲到三湾改编的情景，其观点不为我们所取，但其中的一段描绘，仍不失其逼真并且幽默。 毛泽东先生望望四面围紧的高山，想想地上生不出多少东西，因此决议再行改编，遣散伤、病官兵，师长、副师长以及团长的，通通作了前敌委员会的委员。部队编为一团，以陈浩为团长。新选的前敌委员们，尤其是今天以前的余师长站在旁边，面红耳赤地圆睁着眼，望着地下。 部队在芦溪时，前委跟着师长跑，因此才会有总指挥的牺牲，部队的减员。三湾改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便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此之前，党的组织在团一级，改编以后，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设党委，班设党小组，并在连以上派党代表，全军归前委统一领导，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以后，人民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一句著名的话，道破天机：“红军之所以艰难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三湾，水塘遇险的那一幕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毛泽东的眼前。他分析，他死里逃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那些民团是只为吃粮而当兵的雇佣兵，所以会那样敷衍了事。 而眼下的这支队伍呢？ 毛泽东吸着劣质的烟草，陷入沉思中。 要改变雇佣的现状，必须要使士兵不挨打，要有主人的感觉。 毛泽东扔掉烟头，对部队进行第三项改革——建立士兵委员会，规定士兵委员会对军队官长的工作可进行监督。人民军队官兵平等正是始于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是“官最不像官”的时期，这时候，井冈山看不到官打兵的现象了，不过，人们偶尔会发现，士兵们有时在打连排长的屁股。 毛泽东出手大方，初次见面使给了袁文才一百柱崭新的钢枪 到三湾改编为止，对此行的目的地，毛泽东仍然没有确定。 井冈山，像一位裹着神秘面纱的仙女，在他的面前忽隐忽现。 毛泽东早就听说过井冈山，省委也和宋任穷说过那里有农民武装。但他没有直奔井冈山，没有调查研究就贸然行事，这不是他的作风。 毛泽东领着七八百人的队伍在井冈山的脚下绕了一大圈，在行军图上看起来，就像一位雕塑家在踱步揣摩着一尊巨大的雕像。 但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这时开始有了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在三湾，毛泽东会见了一位当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的学生，现在是袁文才重要幕僚的陈慕平。 其实，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就知道了井冈山地区有两支农民武装，一支是袁文才，一支是王佐，这个宝贵的情报来自于当时的二团团长王新亚。 1927年的7月，王新亚率领安福农军会同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攻打水新县城，解救出被敌人关押的永新共产党领导人，曾并肩作战过，而且，后来成立赣西农民自卫军时，王新亚任总指挥，袁、王二人都为副。 后来，从省委的来信中，毛泽东进一步证实了袁文才和王佐之事。 这时见到陈慕平，毛泽东欣喜异常。看来，解工农革命军目前之困的出路就在此人身上。毛泽东与陈慕平长谈一宿，知道了袁文才的底细，而且，他从陈慕平的谈话中又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袁文才和王佐还是拜把子的老庚，他们在井冈山上下互为依托，同进同退。 毛泽东不禁击掌叫好。 他写了一封长信，托陈慕平面交袁文才。既然同是农民兄弟武装，何必客气？毛泽东又在信中向袁文才详细叙述了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处境，并提出要在他的地盘上安置伤病员，建立留守处。 也许是毛泽东信中表示的诚恳，也许是出于对陈慕平的信任，行事一惯小心谨慎的袁文才这次没有狐疑不决，他很快派出代表请毛泽东到宁冈大仓相会。 之后，毛泽东六人五骑，手无寸铁，准时来到大仓村。 再一次见到袁文才派来的代表，并得到袁文才肯定的答复，毛泽东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干脆带着全部人马开到了宁冈古城，那时古城这个地方还叫升乡。 显然，毛泽东在古城的心情较之以前大为轻松。“三湾改编”大大改变了部队的面貌，袁文才的诚意又使工农革命军有了暂时歇脚的地方。但是，毛泽东没有歇脚，他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解决理论上一些问题，布置面临的工作。除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外，毛泽东还对秋收起义作了回顾，使大家对成功与失败有了理性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古城召开的这个会上，确定了在茅坪建立红军医院和留守处，并对袁文才和王佐实行团结改造。 要说袁文才一点狐疑都没有，也是不真实的。作为一位常年在绿林中摸爬滚打的人物，他亲自面见毛泽东之前，仍然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因此在毛泽东等人进村之前，袁文才还是在一个祠堂里伏下了一伙精壮汉子。这就是袁文才的天性。 君子坦荡荡，毛泽东心无挂碍走进了袁文才指定的地点，一个叫林风和的农民家里。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有他的过人之处，与袁文才一见面，毛泽东就从他的眼中看出了一丝怀疑和一线微弱的杀机。他微微一笑，轻描淡写然而却是郑重地对袁文才说，工农革命军决定送一批枪支给他的农民自卫军。 送枪？袁文才以为听错了，马上补问了一句：“多少校？” 毛泽东竖起一根手指头：“一百枝！” 袁文才心中大喜，吩咐部下杀猪宰鸡，盛情款待毛泽东，又派人驱散了早先伏下的那伙精壮汉子。 袁文才觉得还不够，又筹了七百块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作为给养。并且，当毛泽东将在古城会议决定的几件事向袁文才提出时，袁文才一概点头。 三天之后，袁文才在宁冈砻市见到了毛泽东送给他的枪，是崭新的钢枪，那种耀眼的蓝颜色让他眼花缭乱，不是一百枝而是一百零四枝，并且每校枪配备了三发子弹。 10月7日，毛泽东带着部队到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茅坪是著名的黄洋界脚下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离井冈山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毛泽东没有上山。 他在想什么呢？ 后有追兵，前有阻截，湘商也去不得了，毛泽东逼上井冈山 这时，毛泽东的目标还是湘南。 在茅坪安置好伤病员，放下一批沉重的辎重之后，工农革命军一身轻松再向湘南。 毛泽东一路上都在想方设法使三湾改编提出的设想付诸现实。当他们走到酃县水口村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名战士的入党宣誓仪式。 后来担任过南京军区副政委，当时是一营二连战士的赖毅将军有幸成为这六分之一，有许多人回忆到这次不寻常的入党宣誓。 赖毅说： “部队到水口时，一个晚上，我和五班长李恒同志跟何成旬到了一个词堂楼上。毛委员早来了。房间里放着几条长板凳，靠北墙一个四方桌上有两张红纸，一张纸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毛委员把那三个从没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原来这几个字念‘西西皮’（CCP），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接着，毛委员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带领我们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现在，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珍贵的文物。誓词内容有许多错别字，但正是从这些错别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人们对党的朴素的感情。 做完这件事，毛泽东得到了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和湘敌准备偷袭宁冈的消息。于是，工农革命军分成了两路。 一营的党代表宛希先率二、三两个连继续向茶陵，毛泽东率三营和一营的一连、特务连折返江西的井冈山方向。 看来，只有上井冈山这一条路好走了。 秋收起义时的五千余人到这时为止，就只有这两个营的全部家当了。但是，毛泽东仍然信心十足。 同时，毛泽东派出文成斌——在井冈山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物——先上井冈山与王佐接头。 就在赖毅等六名战士新党员举起拳头怀着庄重而激动的心情跟着毛泽东念“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的时候，革命军内部出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我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但并不是说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完美无缺的，历史的长河往往泥沙俱下，就在大浪淘沙之中，它让我们认清了哪些是龙，哪些是虫。 本来应该是龙的两个人物，慢慢变成了虫。 10月中旬一个夜晚，在离赖毅等人宣誓的词堂三四华里远的一个亭院，谭希林和一名战士正在执勤，他们负责酃县县城方向的警戒任务。忽然两个人向他们走来，谭希林认出是余洒度和苏先俊。虽然他们已没有担任师长和三团团长，而在军官队了，但谭希林对他们仍保持了应有的尊重。 余洒度和苏先俊跟谭希林微微点点头就要越过岗哨，谭希林疑云顿起，拉住二人说：“请问……” 余洒度说：“我们是去向省委报告我们的行动，请求省委指示。” 谭希林鼓起勇气说：“没有证明不能过。” 截住二人，谭希林火速赶去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摆摆手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余洒度脱离革命军后，很快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混了一官半职，但余虽系黄埔军校出身，究竟品行不端，后因为倒卖枪支，被蒋介石枪毙了。 苏先俊后来也当了叛徒。 余洒度、苏先俊走后，毛泽东更坚定了与袁文才、王佐做朋友的决心。 工农革命军没有来之前，茅坪一带唯袁文才马首是瞻，井冈山大小五井一带唯王佐马首是瞻。 袁文才并不是生来就摸枪杆子的人，落草之前，在当地人的眼中，他是一位知书识礼的秀才，是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一小撮人把袁文才逼上井冈山。 1898年，袁文才出生在宁冈茅坪的马源村，是地道的客籍人，七岁就进了私塾，后又到永新中学读书，他也曾有过做绅士的美梦，但正是那些乡里士绅击碎了他的梦想。 二十岁那年，袁文才美貌的前妻被谢殿一霸占，自己反遭谢殿一的奚落和凌辱。 士可杀，而不可辱。袁文才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如何受得这样的侮辱？但谢殿一家是当地一霸，袁文才咬碎牙齿肚里吞。他渐渐丢掉了做绅士的幻想，想借当地著名的土匪井冈山马刀队报复，与马刀队的头目胡亚春结为生死之交，暗地里随同马刀队干些“吊羊”的勾当。 袁文才公开走上井冈山源于一次偶然的突发事件。 袁文才虽然暗地里与马刀队来往，但终究还是有透风的墙，驻扎在茅坪的一个官兵连长宋士清带着一伙人闯进了马源坑袁文才的家，翻箱倒柜，将袁文才家洗劫一空，并在袁家杀鸡宰猪，摆起了宴席。袁文才一家躲在后山虽看得一清二楚，却也只有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的份。 饕餐之后，宋士清涨红着脸吹起口哨，领着一伙醉得东倒西歪的士兵扬长而去。 一个正在酣吃酣饮的士兵听到哨音，稀里糊涂，抄起门背后的一根木杠子就走，回到茅坪，宋士清发现少了一根枪，多了一根本权，哭笑不得，痛打那个士兵一顿，又带着士兵卷回了茅坪。 正在这时，袁文才的母亲见官兵散去，便回到家里看个究竟，与重新回来的官兵相遇，官兵不问三七二十一，当场打死了袁母。 袁文才大哭一场，掩埋了母亲，带着正在怀孕的妻子谢梅香和那个不满七岁的女儿正式投靠到胡亚春门下，担任了二头领，成了胡亚春的师爷。 历史往往会有它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把袁文才比作西汉时的大将韩信，那么，龙超清就是当之无愧的“萧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悲剧在20世纪20～30年代，在偏僻的井冈山再一次隆重上演，正是龙超清把袁文才引上革命道路，而后来袁文才惨死永新城，又与龙超清有着微妙的关系。不过，问题的症结所在，源于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边界特殊的矛盾——土客籍矛盾。 那个年代，有许多的富家子弟投身到革命阵营中，龙超清也是其中之一，并且，据说，他还是赵醒依的学生，他在南昌求学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回到宁冈后，龙超清没有公开他的身份，他与同学刘辉霄组织了一个“文明社”，由于他的出身，他在宁冈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物。 正当宁冈县县长沈清源为井冈山的土匪大伤脑筋的时候，龙超清看准时机，与他的另一个好友，时任七连连长的王文德自告奋勇去井冈山劝降。 那个时候，为了表示诚意，人们往往赤膊上阵。作为读书人的龙超清虽然没有这样做，但军人出身的王文德在1922年7月22日这天，确实是打着赤膊与龙超清去与胡亚春、袁文才等人商谈条件，并且几个人结为生死之交。 杀富济贫的绿林往往善恶不分，但他们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讲义气，而为了保证双方讲义气，喝血酒，结为生死之交，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所以，龙超清也采取了这个办法。 一身书卷气的袁文才受过的愚弄和灾难实在太多了，所以，在与县长沈清源谈判时，他提出了条件：马刀队受编但不缴枪，并且由政府发给粮饷。 沈清源犹豫不决，龙超清却全部答应。 但袁文才还不放心，他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他出主意叫胡亚春带一伙人携七枝枪留在了井冈山上。 1924年袁文才当上了宁冈县保卫团长，带着三十余人住进了宁冈砻市。 当沈清源为境内土匪招安，太平无事而弹冠相庆时，他没有想到，后院起火了。 1925年，龙超清与袁文才秘密策划了起义，将沈清源赶出了宁冈县境，成立了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为主席，袁文才是负责军事的常务委员之一。 1927年，全国血雨腥风之时，袁文才和王新亚、王佐等率领各自的农民自卫军攻进永新县城，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为副总指挥，带着本部人马和从永新救出的几个共产党人——王怀。刘真、贺子珍等人回到了宁冈。 接下来，袁文才一直蛰伏在宁冈。 说到袁文才就不能不说到王佐，袁文才和王位就如同一个人的左臂和右臂，缺了任何一边，这个人便成了残疾。 在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往往以“袁王”并列出现。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井冈山这段历史时，听到“袁王”往往会误以为“阎王”。而实际上，袁王也确实有点像井冈山上下的阎王爷。在他们的地盘之内，他们基本掌握着生杀大权。 像袁文才一样，王佐也是当地客籍人的代表人物，他的出身虽不能说是苦大仇深，可也算得上是遭遇坎坷。 王佐幼年丧父，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兄弟姐妹六人从小寄人篱下，看尽世人的白眼。他曾经与弟弟王斗娇随母亲范辰妹流落到井冈山下的一个小镇——下七，范辰妹虽嫁给了一位当地人，但在涉及到王佐兄弟的归宿时，当地人坚决不同意将王佐兄弟的名字写进他们的祖谱之中，认为他们是外来的野种。范辰妹无奈，将兄弟二人带回，寄放到井冈山罗浮一个小山村小龙坑她的哥哥家中。这一次，是王光妹、王南斗（王佐乳名）、王斗娇三人相依为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三人感情特别深，王佐待姐姐王光妹如同待自己的母亲，而对王斗娇，则完全承担起了一个兄长应尽的一切责任。王佐出道不久，王斗娇在随他与另一股绿林武装的火并中不幸送命，王佐用尽一切办法，终于吞并仇人的武装并使仇人身首异处，最后用仇人的头祭奠了弟弟。而这个仇人正是王佐的妻子罗夏英的亲哥哥罗冬生，王佐对弟弟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十六岁那年，王佐走上拜师学裁缝的道路——这也是听从姐姐王光妹的建议。王佐是个聪明的人，几年之后便成为当地闻名的裁缝。一把剪刀、一把戒尺伴随他走遍了湘赣边界一带的山山水水。 井冈山独特的地形使它成为远近散兵游勇和土匪向往的藏身之地。其中井冈山村的朱孔阳（又称朱聋子，毛泽东从他的作战经验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是当时最大的一支队伍，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孔阳看中王佐手艺人浪迹天涯的特点，邀请他当水客（即侦探），为他搜集附近土豪的有关情况，王佐欣然从命。 也许是从小生长在土匪常年出没的井冈山的缘故，也许是从小受尽欺侮、太想出人头地的缘故，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反正王佐内心深处确实很羡慕绿林那种杀富济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把分钱的既豪爽又快活的日子。 王佐独特的个性决定了他不甘久居人下，同时，他也有点看不惯朱孔阳及其部下滥杀无辜，在杀富的同时又打贫的作风，因为王佐本人也是穷人出身。不久，王佐决心另起炉灶。 王佐用做裁缝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枝破损的毛瑟九响枪，叫一个他要好的铁匠刁辉林（此人是王佐起事的第一个追随者，刁辉林对王佐忠心耿耿，直至两人同赴黄泉）修好枪后，独树一帜，拉起了杀富济贫的队伍。 在当时的井冈山，只要有胆量，又有枪，想起事当绿林是件很容易的事。不用害怕追兵，因为这里山高林密路远，又有天然的屏障，那些本就无心“进剿”的官兵到这里往往毫无所获，有的甚至损兵折将面回——毛泽东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经过王佐的苦心经营，几年之后，王佐左冲右突，吞并了许多股土匪，成为井冈山最大的一支绿林武装。同时，他又与井冈山山下茅坪的袁文才结为老庚（袁文才与王佐同年生），两人上下呼应，令官兵闻之胆寒。 受大革命的影响，王佐和他的老庚一样思想倾向进步，1927年攻打永新之后，也担任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的副总指挥。 革命军又遭伏击，团长陈浩等人撇下了毛泽东 毛泽东打定主意上井冈山去与袁王交朋友，没想到半路上却遭遇了他最为头疼的一个敌人肖家壁。 在与蒋介石的周旋当中，毛泽东尚显游刃有余，但与这个近似无赖的毛贼肖家壁的交锋中，毛泽东却曾几度大伤脑筋。据有些老人回忆，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土霸子肖家壁好厉害，红军吃了他几次亏，他会藏在山地，暗地偷打，打几下又跑了。 1927年10月23日拂晓，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途经遂川大汾镇，突然遭到遂川靖卫团总肖家壁的袭击，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再次被截为两段。 张子清、伍中豪带着三营越走越远，终于走出江西到了湖南桂东。后来他们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又在工农革命军茶陵受困之时及时赶到，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而毛泽东带着团部和剩下的一营没有因第一次尝到肖家壁的厉害而退缩。他们继续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逶迤向井冈山上走去。 如果说毛泽东在大汾遭到肖家壁的暗算而心意难平的话，那么，他亲自任命的团长陈浩等人的做法却叫他感到失望，进而愤慨。就在枪响之后，陈浩带着团部和一部分队伍仓皇逃出几十里，撇下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追究这件事，他仍然让陈浩担任团长，直到两个月后在茶陵，陈浩又一次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失望并且是彻底失望的事之后，毛泽东方新旧总账一起结算。 工农革命军踏上井冈山之前，这里确实称得上是“藏龙卧匪”，并且这片弹丸之地上土匪之多，可用“馨竹难书”来形容。如果要将井冈山所有土匪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恐怕又是另外一部三十万字的书了。 井冈山历来“盛产”土匪，到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南方战事此起彼伏不断，井冈山的土匪多达数十股，名称也让人眼花缭乱，诸如“马刀队”、“长枪队”、“驳壳队”，甚至还有一伙“抢妻队”。他们在井冈山打家劫舍，互相火并，井冈山一时狼烟四起，百姓怨声载道。 王佐的出道，与他眼里揉进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他一方面向往他们的快活生活，一方面又对他们滥杀无辜大不以为然。 到王佐出道时，井冈山的土匪已渐渐僵旗息鼓，加上王佐势力的膨大，井冈山渐渐成了王佐的天下。 王佐有一个信条：兔子不吃窝边草，即使是当地的富户，他也从不去动。他的目光越过了莽莽群山，落在遂川、泰和、桂东等地。 毛泽东有一句话概述了井冈山的小，他说大小五井之内“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 毛泽东在井冈山曾写过许多的调查，可惜大多不存。现在，我们只能从他的内兄、曾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去一窥早期井冈山的端倪。 杨克敏写道：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钱就可度过一个月。 看到这里，相信大多数读者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惊异，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闭塞的小山沟，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见到些什么呢？ 我们还是继续看杨克敏所作的调查吧，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感谢他。 笼统地说，边界的经济比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所以土豪劣绅在农村占极重要的地位。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遂川、茶陵、酃县、莲花等县土地比较集中，农民的被剥削较严重，苛捐杂税也较他处为甚，所以农民的生活较苦。阶级斗争的情绪也要浓厚些儿。所以莲花三九都、茶陵、酃县、遂川，在国民党的农协时代，都曾有过斗争。然而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仍操在地主手里，农村中大多数的群众，对于土地革命，仍然是为他们所要求所拥护的，所以在整个的土地革命过程中，经济较落后的地域，同样的也可以实行土地革命。 如同中国许多的职业革命家一样，杨克敏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他受过传统的中国古典教育，心中不时泛起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向往。杨克敏在这篇调查中对边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的现象就不自觉地流露出微微的赞叹，但革命家的敏锐使他又及时地发现了这里的浓厚的阶级斗争情绪。 在这里战斗过的许多人都会发现湘赣边界有一个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情况直接影响着后来井冈山的斗争，并且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导致了我党我军早期的一大冤案，那就是袁文才和王佐的被错杀（后文有交代）。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特殊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一批移民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而来，在山清水秀的湘赣边界扎根繁衍，几代之后，他们成了这里的主人，掌管着这里最好的田地和山场，人们称之为土籍人。 明末清初，又一批移民迁来，他们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达几百万之众，应该说他们是庞大的一群，但是，由于这里已有了主人，他们只得沿山而居，望着山下袅袅升起的炊烟，再看看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狼狈相。在土籍人的压迫下，他们只得离群索居，他们叫客籍人。 由于利益的冲突，土、客籍人不时为争山场和田地发生冲突，引发出边界特有的土客籍矛盾。 毛泽东上山不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解决这个矛盾也列入他的议事日程，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一年以后，毛泽东走了，矛盾又空前激化——此是后话。 现在，毛泽东真真正正地站在井冈山上了，而且，一只脚踩在湖南，一只脚踏在江西。 走了几千里路的工农革命军可以歇歇脚了，走了两个月的毛泽东可以歇歇脚了，也该歇歇脚了。但毛泽东在歇脚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的那根弦却一刻也没有歇，他的目光正穿过茫茫的罗霄山脉，在探寻着什么，正如他后来挑粮时，在黄洋界给战士们讲述革命道理所说的那样，站在井冈山，不但可以看到江西、湖南，还可以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走到井冈山的毛泽东，把井冈山作为了一个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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