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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毛泽东在井冈山埋头苦干的时候，湘南特委派来的一名代表到了井冈山，让毛泽东苦恼了一阵子。 这位代表叫周鲁。 周鲁，湖南叙浦人，曾在长沙豆泽中学读过书，后来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担任过指导员，北伐军打到长沙时，周鲁回到衡阳任青年团书记，后来又成了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 1927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追究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未按中央的意图攻打长沙，而是“躲到”偏僻的井冈山，自然难逃责难。 11月9日，翟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毛泽东进行处分。决议写得明白，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当了三个月的“毛委员”就这样被橹掉了。 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到1928年3月才传到湘南，湘南特委立即召开会议传达。 周鲁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鲁埋头做着笔记，当会议宣布“撤消井冈山前委”、“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许是手忙脚乱，也许是笔误，也许是根本没有听清，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周鲁在笔记本上记的是“开除毛泽东党籍”。 早在1927年的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信的最后一部分点了毛泽东的名：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革命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该部应在湘赣边境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这才算是尽了该部的革命的职任。 看最后一句的意思，中央似乎愿意给毛泽东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责任层层落实，湘南特委便选定周鲁上井冈山“宣判”。 3月上旬，周鲁在宁冈砻市见到了毛泽东。 此时，站在毛泽东面前的周鲁无异于一位“钦差大臣”。“钦差大臣”一到，便宣布了三道“圣旨”：一是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改组为师委；二是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三是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任师长。 “圣旨”一颁布，举座皆惊。 但毛泽东没有争辩。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的高级领导干部，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这次当民主人士当了近两个月，直到4月底与朱德会面才得知了中央的真正精神。 紧接着，毛泽东又受到了“钦差大臣”更严厉的批评。 进入井冈山以来，周鲁所到之处见到的房屋虽然破！日，但都井然，不如他在湘南所见，处处狼烟。心中有了怒气，他责问毛泽东： “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可是你们呢，一幢房子都没有烧，行动太右了。” 毛泽东有点光火，又有点疑惑：“房子烧光了，我们住哪里？群众住哪里？” “你这是布尔乔亚！”周鲁说，“我们烧房子的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毛泽东向来看不惯夸夸其谈，不搞调查研究，瞎指挥的人，可是，现在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跟湘南特委派来的代表去理论呢？ 最后，周鲁又给毛泽东下了一道“圣旨”：将工农革命军悉数调往湘南。 毛泽东没有过多地与周鲁争吵，他知道，吵是没有用的。 既然当师长，就得有当师长的样子，从未拿过枪的毛泽东，腰上挎了一枝短枪，虽然样子不如拿笔杆子协调，但毛泽东极认真。 何长工当时担任第二团党代表，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3月上旬，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砻市，我在龙江书院见到他，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命令，取消前委，改组师委，要毛泽东当师长，何挺颖当书记，并调部队到湘南去支援湘南暴动部队，我们留下少数人守山。部队经酃县十都．在水口中村集合，在水口正式成立师司令部，宣布毛泽东当师长。毛泽东讲了话，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不能动刀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奥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 虽然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可是，在这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里，毛泽东以其诚恳和秋收起义以来的崇高威望，仍然是这支队伍事实上的领袖。 毛泽东以师长的身份带领部队前往湘南，可是，他所做的一切，仍然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所应该做的。 3月19日，工农革命军到了酃县中村，在这里休息了一个星期。 说休息，只是没有连续行军，没有打仗而已。 利用这个空隙，毛泽东给部队上了一个星期的政治课。他把全部人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讲三天，每天有半天时间听讲，半天时间讨论。 早春三月，山间的稻田还是光秃秃一片，于是政治课的课堂，便选在了中村前面的干稻田里。 工农革命军排成整齐的队伍，个个身上挂着子弹，掮着枪，席地坐在干枯的禾蔸上，毛泽东则因陋就简，面前横放一张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小桌子，围绕着他所熟悉的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特点，侃侃而谈，讲干了嘴，呷一口面前藤花土碗里的凉水。 毛泽东深知，只有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才能使士兵知道枪往哪里打。 他做到了。 迄今为止所知，这是井冈山斗争中时间最长，也是最早、最集中的一次政治教育。 后来的赫赫名将罗荣桓、谭政、陈士渠、陈伯钧、谭希林、韩伟等都是这次政治课虚心的小学生。 毛泽东即使当师长，也是一位政治师长。 毛泽东读过很多古书，“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最谙熟不过了。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一提出“均田亩”，那么那些靠土地为生却无寸土的农民便首先云集响应。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群众基础。 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到桂东沙田，为了夯实群众基础，他又进行了建立根据地的另一个实践活动——也是最得人心的活动——打土豪分田地。 在井冈山，毛泽东走到哪里，土豪打到哪里，田地分到哪里。 郭名成老人说： “1928年3月份，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沙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晒布堆召开了土地革命动员大会，随即掀起了插牌分田。按人头每人分七担谷田，以原耕为基础，有多的要退出来。插牌时，上插一块下插一块，两块牌中间的田就是分给这一户的。当时上豪也分一份田。”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团结大多数，所以，在分田的问题上，他能够给土豪也分一份田，让土豪也吃上饭。 这就是统一战线。 真要如周鲁所说，土豪不要说吃上饭，恐怕连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做法。 所以他能够走自己的路。 有的人能指挥百万大军攻城略地，却当不好一个连长；有的人是个好上尉，却终究成为不了将军。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挥几百万军队在广袤的土地上，同蒋介石展开殊死决斗，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在井冈山只任一个小小的师长，率两团之众，不上千人，照样干得红红火火，颇为出色。 因为毛泽东能看到战争以外的许多东西，而他所看的和所做的这些似乎是战争以外的东西，却为他赢得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支能赢得最后胜利的军队，不仅仅只会攻城略地。 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这是些很简单又好懂的短句，相信文盲听了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简单的条例帮助毛泽东使他的部队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些条例的产生经过，相信毛泽东至死也不会忘记。 1965年的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住在茶陵招待所。那天晚上，陪同他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他是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酃县县委书记），陪毛泽东散步，毛泽东看到茶陵县城，感慨地说： “当年，我们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 张平化紧接着追问了一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在什么地方颁布的？” 毛泽东脱口而出：“是在沙田稻田里土岗子上讲的。” 毛泽东确实记得很牢。 他不能不记得牢啊！ 没有纪律作保证的部队，连一个小小的茶陵县城都守不住，日后何以能掌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龙开富少将在井冈山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帮毛泽东挑书籍。文件，建国后担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他曾跟部下开玩笑说：“毛主席的著作不光是主席写出来的，还是我挑出来的。”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干田里，那后面还有山，有些树林，主席是站在田埂上讲话。 “在沙田宣布纪律是在退出茶陵之后，那时有三个营，茶陵打开后，纪律很坏。茶陵打开时，缴的东西很多，公家没有要，抢的抢掉了，丢的丢掉了，影响很不好，后来毛主席便在沙田讲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其实，初上井冈山，毛泽东便向部队提出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但是到了桂东沙田才正式地、系统地向全体将士作了颁布，严令执行。 在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亲眼目睹了部队无纪律的情形。秋天，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行军路上，战士们又饥又渴，看见路边诱人的红薯，毫不犹豫，连苗拔出，用袖子胡乱揩去泥巴，便塞到了嘴里。 毛泽东当时并未说什么，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一路上苦思冥想。一直到要和王佐会面的1927年10月24日早晨，也就是上井冈山的前三天，毛泽东站在井冈山的荆竹山雷打石上首次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 当时，工农革命军可算是一支疲惫之师了。自从秋收起义失利以来，整整两个月了，部队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如今听说到井冈山能歇歇脚，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抓住大家的这个心理，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这块被写进了军史的普通石头上，毛泽东扳着手指，讲了最早的三条： “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 自从宣布这三条后，拿红薯的现象没有了。然而，1928年初，当工农革命军攻进遂川县城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部队将小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激科也拿走了。 接着，在遂川县的草林圩，又有当地的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 “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1928年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又特别说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来解释： “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颁布的结果是：看到工农革命军来了，老百姓不再跑到山上去躲起来了。 几年以后，当红军到了中央苏区开辟出一块更大的根据地时，在六项注意中又加了两条，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 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叶群听了，立即走到吴法宪面前，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吴副总长，你真是个很好的宣传员，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你。” 他们没有放过这个你吹我捧的极好机会。 从周鲁一上山，似乎就意味着边界要遭受一次浩劫。本来，周鲁要毛泽东放这一把火的，但毛泽东没放，毛泽东走后，曾经被毛泽东赶走的土豪回来放了。 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最早建立县工农兵政府的茶陵、遂川和宁冈，三个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被敌人占领后，接受了一次血的洗礼。 敌人闯进宁冈茅坪，放火烧毁了三十多幢房屋后，茅坪乡工农兵政府主席谢甲开又成了敌人的姐上之肉。 如同后来许多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敌人要谢甲开说出茅坪乡党政干部的去向，遭到了谢甲开的严辞拒绝，敌人一再威逼，谢甲开则以高呼“共产党万岁”作答。‘最后敌人一不做二不休，将谢甲开开膛剖肚，挖出心肝，又将谢的尸体切成四五段，抛入河中。 与此同时，宁冈的上寨、蒋家田、西源等地也尽为灰烬。 遂川的肖家壁、永新的尹豪民也纷纷组织还乡团，杀向井冈山。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当初走时并未完全按照周鲁所示，将部队悉数调往湘南，他不动声色地在茨坪留下了一个特务排，所以，茨坪大小五井一带在覆巢之下，尚有完卵。 对于这次边界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1928年5月19日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告了”周鲁一状： 因同志们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以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象。 接着在1928年冬天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参了周鲁一本：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 但是，如果说毛泽东率部往湘南纯粹是因为听命于周鲁，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将秋收起义所剩不多的部队拉上井冈山，苦心经营了近五个月，岂能因周鲁的一句话就轻易放弃井冈山？ 毛泽东在组织上是服从湘南特委的指示，其实心中另有“小九九”。 早在1927年冬，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前往湘粤一带与朱德取得了联系。朱德部派出的代表、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也早就到了井冈山。毛泽东深知一根筷子和十根筷子的道理。3月，正是朱德湘南暴动后遭敌围攻之机，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是毛泽东顺水推舟下湘南。 正如毛泽东所料，这时，朱德、陈毅正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部队近万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艰难地向井冈山方向逶迤开来。 如果说，湖南浏阳的文家市是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广东大埔的三河坝则成了南昌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 9月中旬，南昌起义大军在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主力直下潮汕，只留下以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为首的两千余人，军长韦杵从未到职，朱德实际上成了这支部队总的指挥者。 10月的三河坝，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河坝，以位于梅江、汀江、韩江三条河流的会合口而得名，10月3日，一路“追剿”起义军的钱大钧部以三师之众与朱德的三团之众，在三河坝激战三天三夜，而钱大钧部的伤亡又恰是朱德部的三倍。 10月3日到10月5日，是三河坝血雨腥风的三天。 10月3日，钱大钧以十个团的兵力首先向起义军发起了进攻。起义军以顽强的火力，击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企图强行渡河的梦想，许多满载士兵的船只在河中央被击沉下去，而满载尸体的船只因无一活人掌舵而在河中央团团打转，如同空中断线的风筝。 并不愚蠢的敌人很快改变战术，以大炮和重机关枪向起义军阵地猛烈轰击，掩护渡河的士兵。 三天三夜的激战之后，起义军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起义军消灭敌人一千多人，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十五师的参谋处长游步仁指挥七十三团作战时腹部受重伤牺牲； 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负重伤； 七十三团五连连长张子良牺牲； 七十三团团长王一平牺牲； 七十三团三营在营长蔡晴川的指挥下与敌人激战几天几夜，在子弹、手榴弹打完以后，与敌人展开肉搏，最后，蔡晴川与全营官兵壮烈捐躯； 弹丸之地的三河坝，每一丝空气都流淌着血水。 朱德率剩下的两千人退出三河坝往潮汕方向开去。 行至饶平，又一个沉痛消息传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附近的乌石山全军覆没。 就像突然听到慈母辞世噩耗的孝子，队伍中发出抑制不住的抽泣声。 何去何从，南昌起义最后的星星之火？ 能脱离险境，保存力量就是最大的胜利。 一位憨厚的、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将军朱德的雄才大略，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这支弱小的部队。 强忍着悲痛，收拢起从潮汕退下来的小部分人马，朱德率部在饶平稍事整顿，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上杭，一路急行军，向江西方向的山区开去。 此时，朱德的想法和一个月前刚刚吃了败仗而在浏阳文家市召集前委会议的毛泽东不谋而合。 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过三河坝这次历史性的转折：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建根据地。” 当时，朱德和毛泽东想的都是要有一块能站稳脚跟，然后打出去的根据地。 冥冥之中，两颗心在一南一北中悄悄靠近。 1962年6月，也就是在朱德重上井冈山后的仅三个月，朱德在与陈奇涵、杨至成等人畅谈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这段历史时又说：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 陈毅在南昌起义中，不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本来，他与武汉军校学生从8月2日乘船从武昌出发已经迟了，在8月4日船到九江后，这些学生就被张发奎缴了械。 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已经是一名著名的“红色分子”，在武汉中央军校负党的责任，这时，他只有赶快下了船，与特务连连长肖劲一起，一夜走三四十里往南昌方向赶去。沿途因为兵变，到处关门闭户，陈毅等人只好在树林里稍事休息。 待6日晚上陈毅赶到南昌时，连共产党的影子都不见了，满街上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叫骂共产党，杀共产党。 陈毅不敢多呆，好容易听说了叶贺起义军队已向临川、抚州方向开去，连夜拔脚出了南昌城，几经周折，终于在临川、宜黄一带追上了起义部队。 起义的前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分配陈毅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当政治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 “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弃。” 陈毅报之干爽朗的笑声：“什么小不小呢，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于，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在当时四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坚定的想法的人，确实不是很多。 三河坝之战后，连遭打击的起义部队似乎成了一只脱毛的凤凰，人见人欺，虽然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主要追击，但是却连地方武装、反动民团，甚至山野土匪都可以来欺负一下。 10月的山区小道上，寒冷、饥饿、痢疾、疟疾与这支沉闷的队伍一起向北走去。 一路上，不停地有人从这支队伍中走出去，有开小差的，还有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开大差的。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任凭朱德有三头六臂，他一个人又如何能拢起这支不到两千人的军心涣散、毫无斗志的队伍？ 在不停地应付来自四方的射向这支弱小部队的各种明枪暗箭的同时，朱德迫切希望有人能出来协助他稳定军心。 这时，陈毅从队伍中站出来了。 陈毅是在人们不解、冷漠甚至是鄙夷的目光下站出来的。 在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而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中又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陈毅在部队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而他来到这支部队尚不到三个月，又只是一位团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出来协助一军之长的朱德，其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但是，陈毅却是一直做政治工作的，他二十一岁时就开始在重庆编辑《新蜀报》，1926年，他二十五岁，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第二年调到武汉中央军校又做政治工作。做政治工作的酸甜苦辣，陈毅心里比谁都清楚。 但是，陈毅还是果断地从队伍中站出来了。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中，只有感激二字。 10月下旬，在江西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垇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会上朱德向大家正式宣布说： “今后由陈毅同志和我一起指挥部队。”他咽了口唾沫，又横下心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后来谈起这段走麦城的经历，陈毅的语气不无调侃：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不久，8月半赶上起义部队，10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瘐，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 陈毅还讲过一段颇有哲理的话：“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不得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粟裕将军说：“陈毅同志是真的英雄。” 在陈毅劝说大家不要走，跟着朱德干革命时，有许多人却也在劝陈毅和他们一起开小差走。 林彪当时是七十三团七连连长，虽然他只是一位连长，却以其正宗的黄埔军校出身而对陈毅摆起了老资格，他对陈毅说： “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当即回答：“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 末了，陈毅说了一句最能击中黄埔学生的话： “作为一名军人，拖枪逃跑最可耻。” 也许是这句话起了作用，也许是未看到合适的机会，林彪暂时打消了走的念头。 然而当部队经过大庆的纪律整顿，即将离开大庾进入湖南之际，动摇已久的林彪终于打起包袱走了。 在走了大量的逃兵之后，特别是大庾整编之后，开小差已渐渐成了这支部队的稀罕事，林彪一走，七连的官兵着了急，连忙四出寻找，但怎么也找不着。 一天之后，林彪又回到了部队。问了与林彪同去的几个人之后才知道，林彪等人走到梅关附近，见到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严紧，不时盘问过路的行人，特别是他们躲在附近的小树林里，看到有行迹可疑的人走到梅关被挨户团抢走了财物，有的被抓走，有的甚至被捅了几刺刀。 林彪自忖走投无路，跟着共产党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长叹一声，当天夜里又跑回了部队。 当晚，陈毅与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详细内容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得知，但据说林彪的认错态度非常好，陈毅甚至还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此后，陈毅对此事一直未提，特别是林彪在此后的战斗中可以说是军功卓著，官阶也一路扶摇直上，陈毅也就更无旧事重提的必要了。 但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陈毅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林彪根本是个逃跑分子。” 与开小差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人是死也不愿离开这支部队。 粟裕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就在起义部队撤出武平时，粟裕第一次负了伤，子弹从右耳上侧的头部打进，然后穿颞骨而出。当时粟裕只觉得受到猛烈一击，就倒在地下，动弹不得，但耳中听得清，心中雪亮明白。他听到他的排长说了一句：“粟裕，我不能管你啦。”便卸下粟裕的枪，丢下他走了，待粟裕缓过神来，身边已空无一人。 粟裕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追上队伍，他摇摇摆摆站起来，又摇摇晃晃倒下去，实在没有力气了，他便顺着山坡滚将下去，好不容易爬到路边上了，却又一头栽到了路边的水田里。 如果这时不是刚好有几位士兵经过的话，也许共和国的十位大将当中将不会出现粟裕的名字了。他们把粟裕拉出水田，帮他包扎好伤口，又挽着他上路了。 不久，他们追上了部队。 就在朱德、毛泽东各率一支部队向着同一个目标靠近的时候，朱德意外地在北上西行的途中与毛泽东部的一支——张子清营巧遇，从而拉开了朱毛大会师的序幕。 张子清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的一营是10月23日在江西遂川大汾因遭到地主武装肖家壁袭击而与毛泽东失去联系的。 据老人回忆说，毛泽东发现张子清与伍中豪带领的一营没有跟上来后，也曾用纸片在经过的路上作了记号，可是，这些小纸片被当地不知情而又好奇的老表拿起左看右看再放回原处时，其意与原意已大相径庭。待张子清他们赶到，按纸片方向一路赶去时，才发现早已走出了江西，到了湖南桂东县境内。 此时，毛泽东已带领部队到了井冈山，而张子清也和朱德越来越近了。 不知不觉中，张子清充当了朱毛之间的第一位使者。 说到朱德与张子清的会师，由于当时特殊环境的缘故，而使会师的前奏充满曲折和戏剧性。 在这场戏剧性的会面中，陈毅充当了主角。 不知什么缘故，陈毅一生中屡次被自己的同志误认作坏人，最惊险的一次莫过于三年游击战争之后，国共合作初期差点被谭余保毙于枪下，而他在与张子清部下的连长邵辉会面时，离被杀头也就一步之遥了。 一天，张子清营游击到了桂东的南部，这里离朱德部所在地——鹅形只有十五华里远了。在这里，邵辉等人碰到了陈毅。 陈毅穿着当地老百姓的长夹衣，在鹅形街上逢人便问：“这里有部队吗？” 老百姓说：有土匪，人数不多，在十几里路远的地方。 陈毅与另一位高个同伴径直朝鄢辉连驻地走来。哨兵“哗啦”一声一拉枪栓，喝问：“你们是搞什么的？” 陈毅反问：“你们是什么部队？” 哨兵吃不准，赶紧跑去向鄢辉报告：“连长，哨口上来了两个人，问我们是什么部队，我们没有回答他，看样子，两人都带了枪，红绸子都露出来了。” 鄢辉一听，不敢大意，连忙带着几个人，叫他们子弹上膛，并叮嘱看见他一举枪就开火。他赶到哨口，问陈毅：“你们是搞什么的？” 陈毅却仍不回答，反问鄢辉，“你们是什么部队，是不是毛润芝的部队？” 鄢辉一激灵，马上抽出手枪指住陈毅：“把手枪拿出来！” 陈毅两人老老实实将枪丢到地上，又按鄢辉的命令，“后退三步走，向后转，坐下。” 这时，陈毅开始自报家门，“我叫陈毅。”满以为鄢辉等人会如雷贯耳，却不料鄢辉不知陈毅为何人，陈毅只好说：“我们是南昌暴动朱德的部队。” 鄙辉不认识陈毅，却不能不知道南昌暴动和朱德，最起码，他知道南昌暴动是共产党发动的。 鄢辉赶紧带陈毅到张子清处。 张子清认得陈毅。四个月前在火炉般的武汉，他们有过一面之交，后来，陈毅随中央军校顺长江而下，追上了南昌起义的队伍，而张子清则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任三营营长，也是顺长江而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悉九江已被张发奎部封锁，便弃舟登陆，至武宁、修水待命，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张子清和陈毅都未曾料到武汉一别竟会在此时此地见面，双方都一愣，接着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那心情没法形容。 陈毅离开张子清后将情况向朱德一说，朱德闻知是毛泽东部队的一支到了，很是兴奋，按他的意思，马上就要会会张子清，无奈天色已晚。他可是一军之长啊，最后，他派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前往张子清部。 这一晚，毛泽覃与张子清抵足而眠，彻夜长谈。 正是有了这一夜的交心，所以，几天之后，毛泽覃便肩负着朱德的重托，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去了。 第二天，张子清与副营长伍中豪一起，率三营的全部人马赶到了上堡，开始了为期一月的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战斗，共同训练的生活。 王楷这个名字是在大庾整编时朱德为自己取的。 军至大质，朱德的部队只剩下了区区七八百人，当时部队的状况与秋收起义部队行至永新三湾时几无二致，而世界上竟也有这样的巧事，朱德竟在大瘐也进行了一次类似于三湾改编的整编。此时的朱德，尚不知毛泽东早在9月29日在他一月之前便进行过了三湾改编。 大庾整编首先从整顿纪律开始。 南昌起义仅剩的这点部队能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走到江西就已经很不错了，加上沿途着重对付敌人的围追，因此，纪律问题例显得次要了，但一俟摆脱了追兵，纪律问题便空前突出。 由于部队人数越来越少，原有的编制已失去了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这样，破坏纪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到达信丰县城时，终于登峰造极。 信丰县城在当时是一个繁华的小镇，商店、酒楼、当铺、钱庄应有尽有，一路饥肠辘辘的部队到了这里，真是如鱼得水。有的人便一头扎进了酒楼饭馆大吃大喝一顿，完了，嘴一抹便走人。 这还算轻的，还有更严重的。 有几个兵油子竟然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零花钱。”老板的膝盖哆嗦得把柜台撞得直响。 事情终于传到了陈毅耳朵里，他马上下令：“号兵，发生敌情，吹紧急集合号，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出发。” 陈毅带着部队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二十多里，在一个小山拗上就地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执行严肃的纪律。末了，三个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家伙被推上了断头台。 从此，军中再没人说陈毅是“卖狗皮膏药的”了。 接下来，在大瘐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首先，将部队中的五六十名党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支部，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有点像三湾的支部建在连上）。 其次，将部队编成七个步兵连，另加一个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参谋长是南昌起义时任七十四团参谋长的王尔琢。 朱德从这时起对外用他的化名王楷。“王楷”由他的字“玉階”变形而来。 部队可以整编，但还有更让朱德头疼的事。 隆冬已近，可是部队的服装、给养没有办法解决。士兵们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穿的单衣、短裤。就是这样的单衣、短裤，经过几个月来的奔波也已破烂不堪了。此外，薪饷弹药毫无着落，连损坏了的枪支都得不到修理。 没有薪饷弹药，成什么军队？ 朱德四十一岁却显得苍老的脸上霎时平添了许多皱纹。 正当朱德为这支七八百人的部队的生计大费周折时，听说了他的老同学范石生在汝城。 应了“瞌睡碰上枕头”这句俗语。朱德还未向范石生伸手，范石生倒先派了他的副官韦伯萃到了朱德的驻地上堡，并直截了当地向朱德提出：范将军希望能与贵部合作。 朱德对范石生是再了解不过了。 两人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石生出身书香门第，曾是清末秀才，当过普洱小学校长，后来到蔡愕部任文书职，不久考人讲武堂。在讲武堂时，朱德、范石生、杨秦、田钟觳四人最是要好，以至结为金兰之交，以示永好之谊。 1911年10月11日，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二天，讲武堂特别班毕业，朱德被分配到蔡锷的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任见习排长，范石生则分配到赵复祥的七十三标任见习排长。不久，两标同时参加了昆明的重九起义，后来朱德从少尉排长而至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范石生也一路顺风，升至上校团长。 1922年以后，朱德脱离滇军，由云南赴四川，转至上海，后来留学德国，又到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经讲武堂同学、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介绍，到江西任警察厅厅长兼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后来与周恩来等在1927年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 范石生在1922年后，率团离滇，进入广西，前往广东，拥护孙中山参加北伐。沿途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改编成一个旅。不久，滇军成立总司令部，范石生升任第二军军长。因出师讨伐陈炯明，大败陈军，拥戴孙中山返粤，受到孙中山的垂青，被授予上将军衔。 此时的范石生平步青云，踌躇满志。1923年1月，在广州的范石生派人回云南老家迎接父母到广州同享荣华，不料其父行至云南开运，为路警分局局长施而村借过境护照之故，大肆刁难，范父当夜气死店中。范石生闻此噩耗，勃然大怒，但他误认为是唐继尧指使逼死其父，遂积极准备，终于1924年秋举大军一万五千余人，报经大元帅孙中山同意，以“定滇军”名义，出师讨唐。 范石生的出师讨唐，可视为其一生的转折点。讨唐不但不胜，反而落得个仅剩四千余人逃到广西，其至交杨秦也被部下兵变所杀。后幸得到桂系的支持，才获准被中央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在广西平马扩充了一部分军队，又得到广州发的粮饷物资，后于1927年7月奉命从平马出发，经梧州、三水、广州，北上韶关，转达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城口，11月，全军开至郴州。 然而，范石生再不济，也是背靠国民政府的大树，何以会来要求与朱德联合？其中大有来由。 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党就已与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保持着密切联系，不但十六军内部有共产党的组织，而且范石生也有同共产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还特地给朱德写了一封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发生联系时使用。 1926年，当范石生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后，需要成立政治部，周恩来叫王德三处置，王德三乃介绍了共产党人余少杰、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赵庄传等八人到十六军报到，分任政治部秘书、科股长等职，并兼任各级部队的党代表。范石生明知，却放任自由，后来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下令各军清党，范石生的回答是：“我军并无一个共产党员，若有共产党人，则我军老早就整顿好了。” 范石生乃一介军阀耳，何以对共产党如此同情，乃至友好？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与蒋介石两次极深的过节。 第一次在1923年，范石生任滇军第一军军长时，指挥东征，讨伐陈炯明，当时蒋介石只是粤军许崇智部下一个无足轻重的参谋长。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不知轻重，要求即席发言，范石生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傲慢地问：“你叫什么名字？”蒋介石老实作答，范石生又问：“你要讲什么呀？”蒋介石马上打点起十二分精神，畅谈自己对作战的意见，然而，范石生不等蒋介石谈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倒轻巧，拾根灯草。”蒋介石真是无地自容。 这是范石生对蒋介石的一“骂”，另外，更有一“打”。 滇军克复广州后，立下大功，范石生部更是如日中天，声誉高涨，以致当时有“军中一范”之称，范石生也每每自比为范仲淹。而孙中山对范石生的倚重，竟到了“每有事垂询，必躬高就范”的地步。一次，范石生奉命追击陈炯明，战斗正酣，突然接到大元帅府的急电，要范部立即返回广州，范石生眼睁睁看着功败垂成，也只有带着人马撤退。回到广州，范石生仍气不过，趋车赶到元帅府，带着几分怒气，询问孙中山：“我军将擒陈逆而大元帅竟下令召回，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拟的电稿？”孙中山还未回答，一旁的上校参谋蒋介石趋前朗声答道：“此电乃部下所拟。”范石生一看又是蒋氏，气不打一处来：“你是什么东西，你一个上校参谋，竟有偌大的权力调我回防？”盛怒之下，抬起胳臂给了蒋氏一记响亮的耳光，口中兀自恨恨不已。 蒋氏何等样人？虽算不上豪杰，也可称得上旷世奸雄，岂可受此奇耻大辱？但蒋介石到底算是能伸能屈，事后，他竟能不避宿怨，下气前往范宅拜见，但每求见一次，总要在外等上数小时，及至得见，蒋氏又恭顺地侍奉范于烟榻之侧。 蒋氏是干大事的人，所以能受此羞辱。但我们可以想见，在他立于烟榻之侧，低声下气地向范石生求见时，内心里一定在翻江倒海。 机会终于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蒋介石终于可将范石生玩弄于股掌之间了。而范石生会主动向朱德发出联合的信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几乎没经过什么讨论，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高级将领就达成了与范石生部合作的共识，即使在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三大原则上也达成了一样的共识。 朱德很快修书一封，托韦伯萃面交范石生。 看来范石生欲与朱德合作的心情比较迫切，不久范石生的回书便到了。 不愧是清末的秀才，范石生一手漂亮的小楷，让朱德看得很舒服，但更让朱德心下大慰的可能还是信中的内容。玉阶兄台鉴： 春城一别，匆勿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多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限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日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当时，范石生手下有三个师长：张浩、曾曰唯、赵超，且都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 朱德一眼就从信中看穿了范石生的心事。范石生人在韶关，却要朱德去汝城和曾曰唯共商良策，不言而喻，曾曰唯对他这个老同学还信不过。 朱德决定亲自前往汝城，让曾曰唯口服心服。 就在去汝城的途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朱德从此以伙伕头军长的“美誉”而蜚声中外。 1927年11月20日，朱德从教导团中选精兵五十人，径赴汝城。途经汝城县的濠头圩，天色已晚，朱德等人宿于一祠堂内。半夜时分，土匪何其朗部突然包围了朱德等人。混乱之中，朱德未及多想，冲进厨房，抓起一条围裙系到了身上。这时，一伙匪兵冲进词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 朱德装出睡眼惺松的样子，懒懒地答道： “我是伙伕头。” 土匪见朱德身穿破棉袄，脚上趿着草鞋，满脸胡须，便不再生疑，转问：“朱德在哪儿？” 朱德指指后厅的楼上：“他住上头。” 土匪为抢头功，不再理会这个“伙伕头”，一窝蜂朝后厅涌去。 朱德一转身，三两步便跨到院子里，掏出哨子猛吹一气。闻听哨声，五十名战士全部赶到院子里集中。这时那几名土匪听到哨声也赶来集合，朱德见状，一声令下：“把他们枪下了。”战士们立即缴了土匪的枪，这几个土匪这才知道上了“伙伕头”的当了。 朱德赶到汝城与曾曰唯整整谈判了两天，终于达成了协议： 一、朱德部是共产党的部队，听从共产党的调动。 二、补充的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 三、来去自由。 协议一达成，范石生就从韶关赶到了汝城。朱德与范石生达成的最后协议使朱德不仅暂时喘了一口气，甚至还很是阔气了几天。 朱德的部队管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张子清、伍中豪所部用四十七师一四一团的番号，朱德仍用王楷化名，任一四○团团长。 范石生向老同学展示了一下他的大方，当场发给一四○、一四一两个团一个月的薪饷和一套冬装，连毯子、行军锅、背包带、绑腿、干粮袋、洋镐、十字锹、水桶，也统统补充齐全。并且每校步枪发给二百发子弹，机枪一千发子弹，坏的枪炮优先修理。 与几个月来的日子相比，不啻掉进了蜜缸里，而朱德也尽可放心地把部队拉到犁铺头操练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12月中旬，张子清率部离开了犁铺头，临走，他将从范石生那里获得的一批子弹带上了井冈山。 也许是觉得让昔日的“金兰至交”在自己的手下当一个团长太委屈了，范石生又给朱德挂了四十七师副师长和十六军总参议两个虚职。 这一段时间，朱德常以十六军总参议的名义到范石生的司令部去畅谈。两位讲武堂的好友今番重聚，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到当年曾给过蒋介石一耳光，两人不禁开怀大笑。 自从受制于蒋介石以来，这一段日子可能算是范石生最愉快的时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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