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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 正当朱德与范石生谈笑风生时，蒋介石却嫌他们的笑声太刺耳了。 两个月之后的1928年1月，范石生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密电：“为发觉在范军隐蔽着的王楷其人，即系共匪朱德的化名，伤范立即解除其武装，将朱德逮捕解系正法……” 此时，正是朱德主办的将校团即将毕业之际。 范石生尚不知蒋介石的情报来源正是他所信任的教导团团长丁煦。蒋介石岂会让范石生过舒坦日子？所以早早在范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现在，这颗炸弹终于发挥作用了。 范石生接到密电，心头既对蒋介石的无孔不人惶恐不安，又为不得不与老同学分别而黯然神伤。 范石生终不忍加害朱德，他修书一封，派秘书杨钟寿和副官孙开科送至朱德，信写得言辞恳切，叮嘱朱德：“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 范石生还觉得没有帮到老同学的忙，朱德临行之际，范石生又派人奉送上大洋几万，以资盘缠。 这一次休养生息，朱德又补充了粮饷弹药，又训练了部队，使人不禁想起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八年过后，如虎添翼。 经过这一次的盘桓，朱德的部队也可算是如虎添翼。 范石生与朱德之间的事情，足可写一部厚厚的书，所以，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朱范分手之后的情况。 放走朱德之后，蒋介石对范石生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不久，范石生即赴广州养病。时值全国废军扩师，范石生的官越当越小，由军长变成了第八路第五师师长。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师长也只是虚名而已，因为原来的十六军缩为十三旅，许克祥的十四旅与王健绪十五旅名为归范统辖，实际上许王两部各在一方，范石生实在是鞭长莫及，只能守住他的十三旅而已。 范部缩编之后，随即调至广西梧州，抵梧不久，又奉蒋命开回郴州待命，返郴不久，再奉命开湖北荆州，走来走去半年之后，范部改编为第五十一师，范石生任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 1929年的冬天，范石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居然重赴南京，面谒蒋介石。蒋介石显出大度的样子，对范石生慰藉有加，并说：“老同志需要什么，只需向我开口。” 想当年，范石生以一记耳光称雄时，断想不到有今日的乾坤倒转。 但不管怎么说，蒋、范终究是“尿不到一个壶里”。1933年，范石生向中央政府提出辞呈，决心放弃军权，“悬壶问世”。 蒋介石非常爽快地“恩准”了“老同志”的请求，由白天民任五十一师师长，让范石生挂了一名军事参议院的参议，月领薄奉而已。 范石生悬壶问世之后，他的老部下不忍看到他残烛飘摇，相约出资在庐山的“庐林”风景区为其购置房屋一院，取名“五一公寓”，以示纪念五十一师之意，另置小部分土地作菜园。在陶园故里作些锄事，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范石生少时曾跟随伯父学医，中医的底子颇厚，加上久居军中，又有了为官兵治病的经验。传说，当年孙中山先生多次问医于范石生。及至范石生悬壶问世，一时间国内名人前来求医者趋之若骛，令范氏应接不暇。 1937年冬，日寇大举入侵，范石生决心回云南行医以维持生计，侍奉老母。 1939年3月17日，范石生在出诊途中突然被已故至交杨秦的长子杨维骞、次子杨维骧等人以“替父报仇”为名，刺杀范石生于西城脚，使范石生终未如颐养天年之愿。 是年，范石生仅五十二岁。 1957年，朱德到昆明，范石生之长女木兰随同其母拜见朱德。提及范氏被刺一事，朱德说：“事先杨秦之女来见我时，也提及此事，我曾对她说：‘这事你们做错了。’”这也算是朱德念及旧情了。此是后话，但不能不说。 和张子清部的会师，在朱德看来是意外之遇，他迫切希望能再次得到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的消息，因此，和张子清会师不久，他马上派出毛泽覃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 正当朱德在范石生的军营中焦灼不安地朝井冈山方向翘首企盼时，何长工来了。 在井冈山斗争的历史中，何长工确实称得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井冈山发生的许多大事，何长工都是直接参与者，或者说是决策者。所以，在今天为纪念和颂扬当时根据地的领导人而建的井冈山雕塑园中，何长工可以作为十九分之一，当之无愧地屹立其中。 在井冈山，何长工是最受毛泽东器重与信赖的人之一，设计军旗的是他，改编袁王的是他，改造“双枪兵”的是他，坚守井冈山的是他，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何长工丢了一条腿。 1930年，何长工任红八军军长，率部攻打长沙。何键恼羞成怒，责令国民党华容县县长李寿眉将何长工妻子孟淑亚、五岁的儿子何光球、三岁的儿子何光兴全部杀害。 为中国革命，何长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27年10月，当毛泽东在酃县十都向何长工交代任务，要他去找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并且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时，何长工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毛泽东之所以千里挑一，挑上了何长工，正是看中了何长工有那么一股劲，同时，又能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秋收起义时，他从一个掌管几十万人口的县团防局团总变成了警卫团一个芝麻大的班长却能毫无怨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 行前，毛泽东对何长工说：“你这个人有不少社会关系，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别人没有办法，你这个人搞点侦察还是可以的。” 这句话毛泽东说得太对了，何长工越是在危急关头，越是能妙计百出。 何长工接受任务后，便化装成一个逃兵，往长沙方向走去，刚走到酃县沔渡，便被酃县民团头子贾少棣的部下抓住了。 抓住之后，便插上标牌要杀头。 但是杀头之前，何长工忽然长叹一声便缄口不言，贾少棣追问他：“你叹什么气？” 何长工说：“你还杀我干什么？你们自己马上就要呜呼哀哉了。” 贾少棣问：“为什么？” 何长工说：“毛泽东的队伍马上就要到这里来，你们还有命啊？” 贾少棣问：“毛泽东现在在哪里？” “今天到酃县宿营，从你们这里过。” 贾少棣一听，也顾不上杀人了，把何长工押上就走，一口气赶到茶陵坑口。 这一天晚上，何长工与被抓来的二十多人关在一起，何长工便串通大家一起喊了一个通宵的“冤枉”。 第二天，贾少棣正要杀何长工时，一个士兵却担心地向贾少棣说：“这个人自称姓何，听口音，又是湖南人，会不会和何键有什么瓜葛？” 贾少棣想不到抓一个何长工抓来这么大的麻烦，便叫人把何长工连同其余抓来的人全部放走，其他的人走光了，何长工却赖在那儿不走了。 贾少棣更感到何长工不同寻常了，何长工却还说：“报告团长，你把我留下当一个马伕吧？” 贾少棣问：“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开？” 何长工说：“我是从毛泽东队伍里开小差出来的，找我哥哥去的，你们的地方关系多得很，我反正走不了，就不走了。” 贾少棣悔不该当初抓了何长工，事到如今，一心只想早点打发何长工走，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想了一下说：“好吧，我给你开个路条，这一带的民团都和我有交情。” 正中下怀！何长工接过条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路果然顺当无比，直抵长沙。 向湖南省委汇报只是何长工此行的目的之一，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何长工在省委拿了五十六块大洋的路费，按照省委的指示直下广州。11月底辗转到了广州，却正碰上广州起义，城里一片混乱。好不容易打听到朱德曾在三河坝一带活动，广州往韶关的火车又不通了。 之后，何长工躲在一个旅馆，苦等火车通车。这时，方鼎英的太太正好也住在这家旅馆。何长工为了躲避搜捕，不惜学会推牌九，大把输钱给方太太。 整整十天之后，何长工才搭上了广州开往韶关的火车。这时已经是12月20日，离开井冈山已经两个多月了。 一路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当何长工赶到韶关时，觉得自己面目全非了，一下车就住进旅馆，接着，忙着去洗澡。 在这里，何长工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韶关驻扎的正是范石生的十六军，当时正好有几个军官与何长工在一起洗澡。水汽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所以，那几个军官也就不怕泄露军机，大声地扯着闲话。 一个说：“王楷的部队到犁铺头了，听说他真名叫朱德，是军座在云南的老同学，还是金兰至交哩。” 听到朱德就在犁铺头，何长工的呼吸都要止住了，想不到几个月来的辛苦，抵不上在这里洗一次澡。 另一个又说：“虽说是金兰至交，到底十几年没见过面了，我倒是听说那是一支共党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 还想再听，他们已经不说了。何长工三下两下洗完澡，看看钟，已经下半夜一点了，可是他又实在等不及到天亮，便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方向的犁铺头走去。 在广东呆的时间长了，何长工发现了一个秘密：华侨在广东地位非常特殊，一般军队对这些人不敢过问和盘查，因为这些人身世各异，有的很有背景。于是，何长工也装扮成华侨的样子，身穿新款西服，外罩黄呢子大衣，脚蹬锃亮的黄皮鞋，如同小康子弟的模样。 这一招还真管用，何长工居然一路顺风，到了犁铺头。 但是，何长工没有想到，待找到朱德的司令部时，反被朱德的部下给绑起来了。 幸亏一进司令部的大门便遇见了蔡协民，蔡协民曾与何长工在洞庭湖一带做过秘密工作，而且担任过华容县县委书记，与何长工岂能不熟？所以，何长工一见他便大叫“我是何长工”。 蔡协民细一端详，赶紧给何长工松了绑，惊讶地说：“老何，是你，你怎么来了，委屈你了，你不知道我们寄人篱下过日子，不得不防啊！” 何长工很快便见到了朱德和陈毅。何长工和陈毅是法国巴黎时的留法同学，而对朱德则是久闻大名，今日才得一见了。 也许是职业革命家的习惯，或者是看着何长工一身假洋鬼子的打扮有点不顺眼，朱德对何长工的欢迎不像何长工想象中的那么热烈，反而问起何长工，从武昌警卫团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各县党组织领导人到秋收起义部队领导人。幸亏何长工不是冒牌货，不然可真露馅了。 考察清楚，朱德才真诚地对何长工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想找一个像井冈山那样的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芝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 如果说朱德与张子清会师是无意的巧遇的话，那何长工与朱德的会面该算是有意的巧合了。 正是有这一次澡塘子里的奇遇，才有后来井冈山上朱毛的会师，以及后来波澜壮阔的场面。 目的达到，任务完成，何长工第二天便辞别朱德、陈毅和蔡协民等人，回山复命。 而这时的井冈山，也正即将进入春天了。 见过何长工，朱德的目的明确了，心里也有底了。 其实，朱德心里最清楚，依附于范石生，不过是权宜之计，也只能是权宜之计。 “道不同，不相与谋。”朱德早已陈仓暗渡了。 从1927年11月26日到28日，朱德与湘南粤北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在汝城扎扎实实地开了三天的秘密会议，会议的最终决定12月中旬在湘南举行年关暴动。会议结束时，朱德还意味深长地送给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两枝驳壳枪。 所以，当范石生催他离开的密函一到，朱德马上绕道广东乐昌，沿着乐昌、乳源边境的大山区进入湘南，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 旧社会的贫苦农民最怕过年，称过年为“年关”，一到年关这天，土豪劣绅纷纷上门要债，一年的借贷，这天要算总账，（白毛女）中杨白劳躲债的恐惧，中国观众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1928年的年关，朱德要让湘南的土豪劣绅也尝尝过年关的滋味，他要让土豪劣绅欠贫苦百姓的账，在这天统统结清。 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宜章年关暴动”。 进入湘南的莽山洞，朱德很快获悉宜章县城没有正规军防守，只有四五百人的民团，力量薄弱，而且没有无线电台，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 天赐良机。 智者千虑，稳之又稳。朱德、陈毅、王尔琢商议后制定了如下的方案： 第一步：由胡少海以范石生第十六军一四○团副团长名义，先给宜章县长写封信，说是奉范军长之命回家乡抵抗从广东北上的共军； 第二步：由胡少海率两个加强连，扮成“国军”模样（不用担心扮不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国军”一四○团的）先期入城，并出面邀请以县长为首的全部反动头脑赴宴，关门打狗； 第三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主力进城。 胡少海，这张朱德捂了许久的王牌，在年关暴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致后来上井冈山后，胡少海成为知名人物而担任高级职务。 胡少海本名胡占鳌，他的家庭是宜章县城数一数二的大豪绅，宜章县有谁不知道赫赫有名的“五少爷”（胡少海在七兄弟中排行第五）？更让人羡慕和敬畏的是，五少爷参加北伐，勇敢善战，升任团长，他是宜章的骄傲，但宜章人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事实上，北伐失败后，胡少海就躲在乐昌、乳源一带打游击，朱德、陈毅一进入湘南，他便闻风而至，加入了革命军。 所以，当胡少海率领两个加强连大摇大摆地开进宜章县城时，人们很容易地就认为胡五少爷衣锦还乡了，以致路人羡慕地指点着：“这支部队是胡少海率领的。”“胡少海在国军里吃粮，当上团长啦厂 而宜城县的头面人物为今后有这样硬的靠山高兴，感激还来不及，谁又会去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呢？ 1928年1月11日，也就是农历的1927年腊月十九日下午，胡少海进入宜章县城。 第二天下午，朱德、陈毅率主力入城。 当胡少海向县长杨孝斌发出宴会邀请时，县长大人为了攀上高枝，却坚持由他作东，为一四○团的长官接风洗尘。 朱德听了胡少海略显焦急的报告后，笑笑说：“那你就‘就汤下面，顺水推舟’嘛！” 当天晚上，杨孝斌在县议会二楼设席宴请一四○团长官。 宴会时刻一到，朱德、胡少海带着十四名干练的卫士，来到议会大楼。 正如后来许多类似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酒过三巡，大家酒酣耳热之际，朱德突然起立，掷杯于地，一声脆响尚未音落，随来卫士如猛虎下山，在众人还在目瞪口呆之际，周围县府卫兵的枪支已经易主，杨孝斌及一伙土豪已经绳索加身。 杨孝斌瞪着被酒灼红的眼睛，结结巴巴地问朱德：“你……你……你们是什么人？” 朱德一拳击在桌上：“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就是朱德……” 下面朱德还说了些什么，杨孝斌已经听不见了。 这顿饭成了县长杨孝斌，前县长黄得珍，挨户团长刘秉钧，保管处长肖星若、队副陈茂金、副官彭亮、分队长谷寅宾等人最后的晚餐。第二天上午，他们鱼贯而上断头台。 在座的教育局督学是个唯一的例外，他叫曾日三，他被抓罚款后很快予以释放。接着，他又要求加入了朱德的队伍。后来，他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参谋、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九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在甘肃作战牺牲。 占领宜章，胡少海功不可没，但从此，胡家父子反目成仇。 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因为父子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了嘛。 对于胡少海的离经叛道，胡泮藻至死也不会原谅他。1928年7月15日，胡少海已经是红四军二十九团的团长了，胡泮藻还咬牙切齿地在“湖南国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悬赏缉暴子”的启事：“孽子占鳌，客岁与共匪朱德等窜入宜城，屠士绅，焚民屋……转呈各处上峰通缉在案，如获占鳌一名，自愿出花小洋五百圆。” 五百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花巨资悬赏捉拿亲子，这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宜章人没心思过年了，但他们心里比过年还高兴（当然不排除少数人的沮丧）。 大年三十这天，朱德在宜章斗争的中心碕石村说的一番话，更加调动起宜章人闹革命的热情劲，朱德说： “我们要干，手里没有枪，可以用梭镖。五枝梭镖可抵一枝枪，五枝梭镖可换一枝枪。当五枝梭镖围住一个背枪的敌人时，敌人朝我们每打一枪，都要退子弹上子弹，我们趁他退子弹的机会，一拥而上，就可以夺了他的枪……” 在这番话的鼓舞下，小小的碕石很快成立一个独立营，彭晒任营长，北伐时当过铁军连长和指导员的肖克任副营长。独立营几乎是清一色的彭家将：彭暌、彭琦、彭严、彭孚、彭成一、彭东明、彭谁桥、彭堃、彭娟、彭儒、彭概、彭霞、彭谦、吴统莲（彭家媳妇）。 当然，这个营除了三十枝枪外，其余全部是梭镖。 肖克为此在1928年4月写诗云：“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 虽然宜章的年关暴动兵不血刃，但湘南暴动的大幕已豁然而开了。 蒋介石还在向范石生追问朱德的下落时，宜章明晃晃的梭镖终于刺痛了他的眼睛。 可以想见，蒋介石向马日事变的功臣许克祥下令“即日进剿不得有误”时，脸上肯定带有几分的气急败坏。 而许克祥因在莽山已挨过朱德的当头棒喝，为了报一箭之仇，此时不待蒋介石的话落音，急不可待地将全部的家底六个团倾巢而出。 为了更加看清朱德，许克祥将指挥部从乐昌搬到了靠近宜章的坪石。 朱德采取的是“请君入瓮”，让出宜章县城给许克祥，率部隐在宜城县城西南八十华里的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山地。 许克祥率六个团重兵长驱直人，直到宜章县城，未遇一兵一卒的抵抗。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许克祥很自然地便以为朱德是被吓跑了。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许克祥犹如猴子掰苞谷，一路走来，将六个团依次摆开。教导团和补充团驻坪石，亲领两个主力团间至岩泉，其余两个团则布置在坪石、长岗岭、武阳习、栗源一线，摆成一条长蛇阵。 当许克祥摆开一字长蛇阵，也就为他的失败绘好了示意图。 朱德隐蔽在范石生部时，得以有暇在犁铺头进行系统的练兵。他将自己在云南讲武堂和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以及辛亥革命后在滇越边境平息战乱和护国、靖国战争中所摸索出的实战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亲手编写出《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两种教材，自己亲自担任教官，在战术上，把旧式疏开队形改为递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把旧式的一字散兵形改为人字队形。 许克祥把朱德抛弃的统统捡起来了。 许克祥市好阵后，农历正月初九日，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向岩泉进发。 朱德先头部队到达离岩泉五里地的百岁亭时，一个土豪慌慌张张地跑去向许克祥报告：“朱德来了。” 许克祥大发雷霆：“你这是造谣惑众，扰乱军心！朱德早吓跑了，一定是几个梭镖队在捣乱，怕什么？就是朱德来了，老子两颗炮弹就把他轰跑啦。” 几句话气冲霄汉，掷地有声，土豪知趣地跑了。 早上七八点钟，许部军营吹哨吃饭。正当大家狼吞虎咽之际，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犹如从天而降，胡少海率部侧面来击。许克样猝不及防又遭朱德一棒，撂下饭碗，收拾残部向栗源方向逃去。 栗源敌兵得知主帅有难，急驰救援，行至渡头河，又遭到工农革命军重击。 许克祥再度向广东方向逃窜，逃至长岗岭，企图居高临下，止住朱德前进的步子，然而，朱德早在长岗岭伏下刚刚收编的农民武装王光佑部。两部夹击，许克祥再度向坪石方向逃窜。 坪石才真正是许克祥的归宿。 坪石地处狭长谷地，许克祥逃到坪石就犹如钻进竹筒的老鼠，只能一股劲地顺着竹筒往前没命地跑了。 跑到武水渡头，许克祥顾不得体面，随便抓过一套便衣换上，划一条小船渡河而去。 追到乐昌河边，工农革命军拾得许克祥军服一套。 除了没抓到许克祥是个遗憾外，朱德对这次战斗相当满意。许克祥部下官兵一千余人成了他的俘虏，三华里长的坪石街道上到处摆满了缴获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弹药等军事器材。其中步枪一干余枝，迫击炮、过山炮三十多门，马十三匹。 先得范石生资助，又有许克祥“惠赠”，朱德气粗多了。 坪石大捷后，“许送枪”的雅号不胫而走。其实蒋介石完全不用责怪许克祥，许克样只是开了个头而已。十多年后，在东北、平津和淮海战场上，蒋介石不是给共产党当了几年的“运输大队长”吗？ 而朱德，真正尝到了胜利果实的滋味，乐滋滋地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赤遍南湘 如果说宜章的年关暴动点燃了湘南大暴动的导火索，那么，坪石大捷就是一阵恰到好处的东风，使这根导火索越燃越快。 坪石大捷后，朱德在皈塘特别会议上说：“我们的年关暴动现在完全可以在湘南全面开花了。” 湘南全面开花的标志是湘南大部分具都建立了红色政权，而各个县也都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这些武装无论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此后湘南的游击战争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中，这些武装的领导人，人们在此后中国的战场上，不断看到他们熟悉的身影。 首先开花的理所当然是宜章。 年关暴动之后，宜章的l奇石、栗源、白沙相继暴动。2月6日，也就是正月的元宵节这天，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毛科文。 毛科文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的“一农民同志”。他在4月底随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大井后方留守处带着一群老弱病妇垦荒、种菜、养猪，为红军减少了不少后顾之忧。“八月失败”期间，毛科文重回湘南，郴州城下身负重伤，于是留在郴县黄茅一带养伤，并带领当地游击队坚持斗争，最后被捕，在家乡宜章牺牲——这也算是叶落归根吧。 2月7日成立的宜章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后来成为井冈山红四军的四个主力团之———二十九团。 从宜章出来，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部队进了郴州。 2月7日，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接着所属十一个区一百三十七个乡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郴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可能是当时人数最多的一支，它的领导人都是后来井冈山赫赫有名的人物，师长邓允庭，党代表夏明震（后为蔡协民），参谋长刘之至。当1929年担任红五军参谋长的刘之至在安福寅破桥之战牺牲时，彭德怀难以自抑，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永兴县是黄克诚大将的家乡。2月11日，永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随之成立的永兴赤色警卫团，由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当朱德、陈毅率部向井冈山转移时，黄克诚率永兴农军八百多人一路追随，朱毛会师后，黄克诚担任以永兴独立团为主体的三十五团团长。然而，不到一个月，为了减轻井冈山的压力，前委动员湘南农军返回湘南打游击，黄克诚义无反顾地带领永兴独立团下山了。在当时湘南一片白色恐怖中，返回湘南的农军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战士，几乎全部地遭到了杀害。 黄克诚是一个例外。他在家乡被逼得东躲西藏，最后一咬牙，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终于在1929年1月，直接与中央军委接上了组织关系。 耒阳是经过了两次拉锯战才于2月19日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的，刘泰任主席。（他后来成了朱德与伍若兰的大媒人。） 正是在来阳城外的鷔山庙伏击战，工农革命军大败敌十九军李宜煊，时任连长的林彪在这次战斗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由连长擢升为营长，并引起了朱德的注意。 据说，朱德与毛泽东初次会面时，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林彪，林彪的名字从此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毛泽东对林彪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恐怕与他是毛泽东的老战友林育英（张浩）的堂弟不无关系。 3月到4月间，资兴、安仁、桂东等县均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相应的武装。 湘南全面开花的标志是，3月10日，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郴州成立，至此，遍及二十余个县，拥有百万人参与的湘南起义到达了全面的高潮。 1928年冬春之际的湘南，一扫往年的潮湿和阴冷，被一群泥腿子用梭缥和大刀搅得热热乎乎。 湘南烧起的熊熊大火震惊了国民党的高层人物，而在这场熊熊大火中突发的一场“白带子反水”事件则更深地震动了共产党。 作茧必自缚。“白带子反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湘南特委提出的“焦土战略”。 说到“焦土”，人们便会想到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在长沙实行的所谓“焦土政策”。那一次焦土没能把日本鬼子侵略的步伐挡住，反而让长沙城中几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历朝历代的老百姓都是任人驱赶、围捕、宰杀的池中之鱼。 湘南暴动之后，湘粤桂军阀很快结束他们之间的混战，携起手来对付朱陈这股他们共同的敌人。 大敌当前，湘南特委想出了“焦土战略”的应急之策：焦土者，连土都要烧焦。他们认为，要让敌人进入湘南之后无法立足，不打自垮，不攻自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烧毁从来阳到宜章的湘粤大道两侧五里以内的房屋，实行坚壁清野。 这已不仅仅是一种过火行为。 如果真要完全实施这种“焦土战略”，恐怕，湘南特委也将焚毁自己的立锥之地。 中国的农民是淳朴的，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情则更加真挚。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后，他们最终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给予他们土地，他们把所有的信赖和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上。然而，当听说他们信赖的党要烧掉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心里开始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28年3月的某一天，湘南共青团特委书记席格思、特派员朱舍我等三人专程赶到郴州召集郴县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特委的“焦土战略”。 整整三天过去，会议讨论毫无结果。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历来有一条，下级服从上级。于是，特委强行下令，烧掉郴州城，郴县境内的大道两侧暂时横直烧五华里。党政机关搬至东塔岭上的东塔书院办公。所有干部群众一律搬出郴州城。 告示一出，整个郴州城，人心浮动，舆论哗然，而有人在暗暗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崔廷彦和崔廷弼。 “二崔”是郴州大土豪，原有“三崔”，其中，“大崔”崔廷鄂在湘南起义后负隅顽抗，被苏维埃政府镇压。在强大的威力下，“二崔”改头换面，以开明绅士的面目出现，讨好群众，其中曾经考取拔贡，“温文尔雅”的崔廷彦还混进了郴县苏维埃政府工作。 蒋介石准备“会剿”湘南的消息传出后，“二崔”暗中纠集了大批的地痞流氓，组织了一个武装团伙，准备与“会剿”军里应外合。 而“焦土战略”的告示一出，对“二崔”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他们躲在暗处，屏声息气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寻找着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郴州城区的居民对湘南特委的“焦土战略”有一种普遍的抵触情绪，“鸟也要有个窝，人怎能没有屋呢？”在大家的一再呼吁下，郴州城区苏维埃政府委员长贺益生前往郴县县委，请求县委收回命令。 县委无权下令，怎能有权收令？ 郴县县委只好表示烧城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但可以向群众作进一步的宣传解释，让群众“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分土地，盖房子，将来胜利了再进城市”。为了让这个“道理”家喻户晓，县委决定于3月20日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 得知开大会的消息，“二崔”欣喜欲狂，这是个既可把水搅混，又可将县委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二崔”立即召集了二十余名骨干，在郴州城郊骆仙铺秘密开会，决定趁开大会之机，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惊世之暴”。 首先，“二崔”进行调兵遣将，接着，将湘南特委的决定“沿湘粤大道两侧烧五里”扩大为“烧五十里”，并散布说，“工人要杀农民，农民要起来自卫，”将工农分化成对立的两个阶层。 尽管“二崔”的行动十分缤密，但县委也曾得到“有坏人要暴乱”的消息，然而，在湘南红遍的思想意识下，他们认为少数人“动”不了。用他们的话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地主还敢么？”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当时大部分群众，已经处于中立，而且，一部分已被地主拉拢了，难道地主不敢么？ 而更严重的是，朱德已率主力北上来阳，陈毅已去永兴开会，农七师正攻打桂阳，县赤卫队也到农村帮助群众打土豪去了。 从武装力量的意义上说，郴州是一座空城。 3月20日上午，群众大会在城隍庙如期召开。 然而，郴县县委的人还未到会场，“二崔”已带其党羽暗藏武器，提早进入会场，在群众中先说开了“道理”…… ——谁房子就打倒谁。 ——烧房子的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最后，崔廷彦让群众“表决”：“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不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 “呼啦啦”一声，绝大多数的群众站到了不赞成烧房子的一边。 在郴县县委的人到达之前，“二崔”已提前把会开完了。 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是这一事件中的目击者。当时她叫曾昭学，是特委秘书，她提前了一段时间来到会场，看到情况有变，立即转身向门外走去，但两个大门早有四个凶悍的汉子把守，只准进场不准出场。情急之下，曾志谎称她刚从乡下来，是到这里瞧热闹的，现在要出去办点急事，一会儿再来。这时一位认识曾志的乡苏维埃干部赶紧为她作证，这才获准离开。 出了会场，曾志没命地跑，抄近路到东塔书院向县委汇报情况，但是，县委负责人夏明震等人已走大道去参加大会了。 上午10时，夏明震等人进入会场。作为县委主要负责人，夏明震首先就烧房子的事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 讲话结束，夏明震没有听见以往那种潮水般热烈的掌声，他的话音落下几秒钟之后，台下一个声音喊道：“要烧房子就不行！” 这一声喊，宣布了夏明震刚才所讲的全是白搭。 接着，是女界联合会委员长何善玉讲话。 何善玉第三句话尚未讲完，台下忽然爆出一个“杀”字，顿时一伙人扯下臂上的红带子，挽上白带子，嘴里大声地嚷道：“反水啦！反水啦！” 与此同时，瑞丰丝绒铺的伙住钟天球一个箭步窜上主席台，将夏明震一刀砍死。 中国人，没几个不知道夏明翰的，“死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激励过多少共产党人为独立和自由前仆后继，而他的亲弟弟夏明震正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与其说夏明震死在敌人刀下，毋宁说他死在“左”的政策下更为贴切，没有“焦土战略”的出台，就不会有刀下屈死的夏明震。 随着夏明震流出的第一滴血，何善玉、周碧翠（妇女宣传员）。黄光书（县总工会委员长）、焦玉才（总工会财会委员）、陈代长（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廖忠（少先队队员）也倒下了。 同时遇难的还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两名指挥员。 夏明震等人的血也很快唤醒了一部分群众，他们拿起大刀、梭镖锄头、扁担，与杀红了眼的暴徒混战在一起。 刚刚还只是暗潮涌动的会场霎时变成了真枪明仗的战场。 暴徒很快杀出了城隍庙，向着县总工会、共青团训练班、少先队等机关团体杀去。一路上，凡是系了红带子的无一生还，沿途的房子也一幢接一幢融进了火海。 湘南特委还来不及实施的“焦土战略”，已经由这伙暴徒完成了。 在苏维埃政府内部，“卧薪尝胆”了这么久的“二崔”的“抱负”并非只是烧毁几幢房子而已，他们要让整个湘南的共产党组织都化为焦土。 当天，“二崔”煽动起数千不明真相的农民围攻东塔岭的县党政机关。 郴州城内的烧杀整整进行了三天。 为平息这场暴乱，中共郴县良田区委组织了一千余人，三区区委组织了四五千人，邓允庭带来了两团农军，陈毅带来了工农革命军两个连，刘之至和曾志带来了教导队。各路援军三面围攻郴州，终于在14日平息了叛乱，崔廷彦狼狈逃窜，崔廷弼被当场击毙。 “反白事件”很快平息，然而事件给人们的教训是永恒的。“焦土战略”虽未实施，但郴县已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暴乱中，县区领导干部和基层骨干就伤达一千余人，郴州城内东、西街许多房屋被烧，整个城内的商店几乎被洗劫一空。 “反白事件”之后，陈毅兼任郴县县委书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使郴县恢复了正常的革命秩序。 后来在湘南农军上井冈山的大潮中，郴县有六千人，这是湘南地区上井冈山人数最多的一个县。 1927至1928年之交的共产党，力量实在不能算强大，而朱德、陈毅却能在湘南二十五个县市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动一场波及一百万人口的大暴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实，朱德他们是钻了一个空子。 湘南起义初期，正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唐生智的地盘一寸寸地让给了李宗仁，他也就无暇顾及湘南的朱德了。 1928年1月，李宗仁如愿以偿打到了唐生智的老家，粤鄂军阀李济琛、杨森看到李宗仁胜券在握，做了个顺水人情，先后通电讨唐。唐生智憋了一口气，被迫下野，到日本当寓公去了。而后来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也纷纷对李宗仁俯首称臣。 李宗仁入主湖南，很快感受到朱德来自湘南的强大威胁，但他小看了朱德，只派了第十七军李宜煊师“进剿”湘南，其结果可想而知，鷔山庙一战败绩后，李宜煊又连败于耒阳。 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把湘粤军阀联合起来，重兵轰击湘南。 蒋介石似乎下了狠心，这一次出动了九个师，另加一个教导团。 北面有： 第七军第二十师（师长李朝芳）； 第十三军第二师（师长向成杰）； 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罗霖）； 第八军吴尚一个师； 前线指挥部设于衡阳，李朝芳任总司令。 南面： 范石生十六军第四十六师； 十六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彭俊初）； 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 十六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丁腾）； 许克祥军独立第三师； 胡凤璋部第一路游击部； 南线的总指挥正是朱德的老同学范石生。 和蒋介石这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国军相比，被视为“匪”的工农革命军岂止是薄弱，简直是可怜。 湘南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只有朱德、陈毅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而这个师也是个虚数，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正规部队，各县虽有农军数万，可那算是什么“军队”呢！纯粹是人数稍多而已，大部分是手持梭镖、大刀的农民。 说句不恭敬的话，他们在南国的水稻田里会是一位好把式，可在战场上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难说了。 3月30日，“国军”发起了总攻击。 夏明震的血并没能使湘南特委彻底清醒，他们还是那样“左”得可爱。面对强敌，他们热血沸腾、勇敢起来，要集中湘南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投入战斗，与敌硬拼。 这是一种真正愚蠢的“沸腾”和“勇敢”。 从南昌走到三河坝，又从三河坝走到湘南的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高级领导人和老对手的接触已非一朝一夕了，他们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 不说别的，就说范石生，朱德对他是最清楚了。 没有真正的优势，只能保证做到死拼，而不能保证做到必胜。 权衡利弊，朱德不顾湘南特委的反对和阻挠，毅然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湘南农军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 这是一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如果没有这次转移，恐怕就没有日后的朱毛，而井冈山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认识到朱德、陈毅那次行动的伟大，但当时他们二人恐怕没有这种成就感，甚至还有点不堪其重。 因为他们带领的不仅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有湘南农军；不仅有湘南农军，还有农军的家属。整个部队是一支兵不兵、民不民的“乌合之众”。 曾是这支特殊部队一员的曾志回忆说： “在这支队伍中，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孩；也有拄着拐棍的白发苍苍的老姐；有提篮子的、背孩子的、担孩子的；有的梭镖上挑包袱、挑尿布……队伍越走越长，头尾相距十几里。队伍越走越慢，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队伍越走越乱，白天还好一些，到了晚上，四处火光，沿途睡觉，喊声、哭声、叫声此起彼伏，乱成一团。” 彭儒当时是第三师的战士，她回忆说： “我们那支农军武器不多，多数是梭镖大刀，有农民，有水口山的工人，有学生，有男有女，有些农会干部把全家老老少少都带上山来了。不带不行呀！敌人来了要报复，要斩草除根，所以能走的都拖儿带女的带着走。” 建国后曾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过湖南省和山西省军区政委的郑效峰就是这支部队中的一名小孩，当时他只有十二岁，是来阳的儿童团员，和他的三姐夫一起在队伍里吹号。由于他年龄太小，有人说他是父亲背上井冈山的，他断然回答说：“其实我是走上井冈山的。” 当时队伍里如果没有吴仲廉这样一批人，恐怕这支特殊部队会走得更慢，慢的最后结果就是被消灭。 吴仲廉当时名叫吴统莲，是衡阳女三师的毕业生。有人称赞吴仲廉有三套本领：会用枪杆子消灭敌人；会用笔杆子搞宣传；会用嘴巴子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在上井冈山途中，吴仲廉正是利用她的能说会道，维持着家属部队的行进。经过她的动员，沿途安置了一些家属，回去了一部分。最后，她又组织起一个担架队，把那些疲惫不堪的老老少少，背着走，抬着走，经过二十多天的旅程，来到了井冈山。 确切得到朱德、陈毅分两路向井冈山靠拢的消息后，毛泽东加快了南行的脚步。 4月6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桂东沙田，向汝城（当时叫桂阳）进发。途经两县交界的寒岭界，和何其朗好好地干了一仗。 何其朗是汝城宣抚团的团长，在寒岭界构筑了坚固工事，号称于人，日夜防守。4月6日清晨，何部正吃早饭时，毛泽东兵分三路，同时发起攻击。敌人匆忙丢下饭碗，端起枪，但在寒岭界早晨的大雾中却不知对手在何处。这时，四面枪声炒豆般响起（实际上群众在炼油桶里放鞭炮，毛泽东还舍不得无的放矢，浪费子弹），敌军一触即溃。 寒岭界只是毛泽东给何其朗一个不大不小的警告。7日，毛泽东在汝城的银脚岭下，才真正使何司令变成了“光杆司令”。 8日，毛泽东攻占了汝城县城，又击溃了胡凤璋的两个排。 几仗下来，朱德已没有后顾之忧了。 9日，太阳刚出山，毛泽东掩护朱德的目的已达到，拍拍屁股撤出了战斗，转到资兴龙溪洞休整去了。 毛泽东一路南来，和朱德的部队配合得天衣无缝，但却未见朱德部一兵一卒，直到龙溪洞才遇见了第一股湘南部队，这支部队就是站在骑田岭上瞩目中原的肖克梭镖营。 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杀向耒阳郴州时，肖克率领梭镖营在宜章的西南山区里四处打土豪。两个多月后，“国军”南北夹击，这个只能在山里面伸胳膊动腿，只有八十枝枪、三百枝梭镖，男女老幼加在一起才六百人的梭镖营，处境就很尴尬了。 用肖克的话说：“当时我们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又远离家乡，就像没有娘的孩子一样，不知怎么办才好。” 当时肖克只能估计朱德是往东走，但他确切地知道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就在东边的鄙县一带。 几经商议，他们决定向东去。 也真亏了这个梭镖营，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层层封锁，详细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们从骑田岭出发，经廖家湾、黄家湾下山，深夜越过宜章至郴州的大道，翻过五盖山，经渡关、滁口、黄草坪，到达了资兴县境的龙溪十二洞。 春天的龙溪洞风景秀丽。 肖克的心境也渐渐明朗起来。肖克到达龙溪洞遇见的第一个人是陈毅安。当听陈毅安说他是“毛师长的队伍时”，肖克明白，他们是孤雁投群了。 毛泽东更没想到，他的目的是来接朱德，却在未见朱德之前，接到了一支要找朱德的部队。 不经意之中，肖克带领的这群离群孤雁成了与毛泽东部会合的第一支湘南部队。 何长工在井冈山是马不停蹄。 从犁铺头回井冈山后，他被派去做袁王部队的改编工作，改编袁王以后，他又带着袁玉（第二团）跟着毛泽东南下湘南。 在何长工的带领下，袁王也离开经营多年的山寨，小心翼翼地走下井冈山来。 想着要和朱德、陈毅再次会面，何长工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上次在犁铺头，他是单枪匹马，而这次，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团，虽说只有六七百人，但他可是堂堂正正的团党代表。 他想象不出这次的会面会是什么情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德再不会对他详细盘问了。 3月28日，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由酃县中村出发，日夜兼程，向资兴方向赶去，阻击北犯粤军，掩护陈毅率领的农军。 在资兴，何长工遇到了邓允庭、李奇中的第七师。同时，也在资兴滁口打了入湘以来的第一仗。对手是范石生。 这一仗打了两天两夜。 对范石生来说，这仗打不打都无所谓，打赢了，蒋介石对他不会增加好感，打输了，蒋介石对他也不敢怎么样。在众人面前，蒋介石怎么样也得尊他一声“老同志”。 所以，何长工的部队与范石生的部队对垒时颇有点谦谦君子的味道，范石生的部队甚至连工事也不做，而何长工看在他是朱德老朋友的份上，打了以后就走，抓到俘虏也不缴械。甚至，发起总攻时还一边吆喝：“你们快撤！不撤就消灭你们。”那样子，该是有点像赶小鸡的味道。 与何长工相比，陈毅的对手可就难缠多了。 首先，陈毅的队伍远不如何长工的精干，他的队伍由农民组成且不说，还有大批的家属，甚至还有整个的湘南特委机关，而且，尾追陈毅的是国民党第十三军以向成杰为师长的第二师。（就是这个师，在陈毅上井冈山后，还一直成为井冈山的主要敌人之一。） 陈毅且战且退，到了资兴城，不得不打一仗了。 战斗是那种可以想象得出的激烈。农军虽然拿出了毒日头下作田的枭雄劲头，但这毕竟是打仗，他们拿惯了锄把子的手，拿起刀枪来就是不如“国军”顺手。 翻开正统的史书，看到描写一场战斗“敌人伤亡惨重，我军损失也很大”，就可以知道，我军并不仅仅是“损失也很大”，而是损失至少是敌人的几倍，但不这样写不行，否则便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 事实上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出，只有梭缥、大刀，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且有大批老弱病残、妇幼拖累的农民武装在与装备精良的“国军”交战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农军仅在资兴城郊老虎山就牺牲了二百多人。南昌起义的老兵，跟着朱德、陈毅从湘粤赣山区走出来的蒙九龄，这位来自广西玉林、四十四岁的农军团长和他的妻子一起悲壮地倒在了资兴城外，没有能看到井冈山的红旗……。 正当陈毅感觉快要吃不消的时候，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还有邓允庭从斜刺里杀了出来。 血战之中相见，陈、何二人都无言，想象过无数会面的场面，就是没想到过这种场面。 不管怎么说，何长工对于能和陈毅会师，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正当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往酃县沔渡方面直追朱德时，从郴州城开始就一直跟着陈毅的湘南特委却突然提出不走了。 陈毅知道他们的心思。 从郴州城以来，陈毅和湘南特委可谓是“同床异梦”，陈毅是一门心思要上井冈山，而特委书记杨福涛，团特委书记席格恩却从来就没有上井冈山的打算。 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的言行是可笑，甚至可悲的，但他们自己却也许认为唯其那样才是正确的、坚定的、革命的。 没有办法，在资兴城外七八十里远的彭公庙，召开了有朱德部队、井冈山部队、湘南特委、各县县委负责人陈毅、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席格思、黄义藻等人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杨福涛就提出，他要带特委回衡阳去。这位工人出身，斗争顽强，个性也强的特委书记，一推眼镜，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上你们的大小五井。” （幸亏毛泽东、朱德没有这种想法。） 知识分子出身的席格思是位秀气的高个子年轻人，他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掠了掠那一丝不苟的西装头，犹如演讲一般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湘南特委躲到江西大小五井的小山沟里是可耻行为，我们坚决不去。” 何长工的小点子常常能够在关键时刻奏效，但这一次，他失算了。他想和陈毅唱一出“双簧”，他悄悄对陈毅说：“你给他们说硬的，因为你熟悉他们，我说软的，因为我是陌生人。我们来个软硬兼施。” 陈毅便苦口婆心地说：“杨福涛同志，你要冷静想一想，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有带小手枪的，有挑油印机的，这一路民团查得紧，怎么走得过去？不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上井冈山后，我们再设法陆续让你们走。” 何长工则敲着边鼓说：“同志啦，现在是赤白对立，各县都很警惕我们，南北两方面的敌人夹击郴州，你们现在要走衡阳，无疑是自投罗网。” 陈毅和何长工的“双簧”丝毫没能起到作用，杨福涛和席格思只有两句话：“守土有责，逃跑可耻。” 当时，何长工真想用枪杆子把他们押上井冈山。可是，这不反了吗？历来只有党指挥枪，哪有枪指挥党的道理？最后何长工提议：“请示一下毛泽东再作决定罢。” 不提毛泽东还罢，一提毛泽东，他们走的决心更大了，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个最大的逃跑分子，就是因为他不打长沙，逃跑到井冈山，才受到中央的处分。 当天下午，杨福涛、席格思收拾好行李，带着特委机关四十余人匆匆向衡阳方向走去。 大“左”的道路，注定走不了多远，当湘南特委走到来阳、安仁县境时，全部被当地的反动民团抓获杀害。 一个对湘南革命运动有过很大功劳的党的领导机关，一批为革命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革命同志，就这样被一根强劲的绳索，一直拉着“向左向左向左”，终于一头栽倒在地，全部湮没了。 与陈毅相比，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要顺利得多。 朱德是3月29日从来阳出发的，经竹市、鷔山、观音阁、华王庙、雷南庙、灵官庙，一路东进。 也许是朱德在湘南闯下的名头太大了，所到之处，竟然不战自胜。沿途的挨户团、保安队之类的地方武装，闻风丧胆，连安仁县县长周一峰听到朱德驾到，也弃城夜逃。 在安仁县城消消停停地休息了四五天，朱德才在4月5日清明节这天离开安仁，经罗山、狐狸冲、神州河、樟桥，进入茶陵湖口圩，到达酃县沔渡。到了沔渡，也就意味着这次主力部队转移的胜利了。 其实，朱德之所以走得这么顺利，是因为他的前面都是些不足当车的螳臂，真正的敌人是跟在他后面的李朝芳的两个团。所以，离开安仁时，朱德早早安排唐天际（当时名叫唐时雍），在后担任警戒。 唐天际率领的安仁暴动队在侯古词与敌人打了一仗，敌人不明虚实，没有贸然追击，所以，唐天际得以带着安仁的武装三百余人赶到了沔渡。 朱德虽然早早到了沔渡，但他的心情却一点都不轻松：陈毅他们怎样了？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为掩护他东进，也还留在湘南。 等到4月中旬，朱德终于等到了陈毅，而让朱德感到意外、惊奇的是，何长工也来了。 故人相见，特别是经过了生死未卜与磨难的故人相见，更是分外的亲热。在沔渡小街上的一间民房里，陈毅、何长工、袁文才、王佐会见了朱德。袁王两位山大王初见朱德都有些愕然：原来名震湘赣的朱军长，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威风八面，而是和他们的手下一个农民老表差不多。 大家都关心地问朱德：“这次没有损失吧？” 朱德呵呵笑着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时间理发，胡子也长得盛了。不过家当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 朱德的担心并非多余。他之所以能从安仁到酃县有这么轻松，毛泽东也在他后面出了不少的力。 朱德进入酃县，湖南吴尚的第八军也从需阝）县两边穷追过来，毛泽东发现这股敌军后，和团长张子清在酃县的接龙桥布置了一场阻击战。 这场阻击战把一路猛往前追的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仓皇向茶陵方向逃去，伤亡不少！然而，就在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时，一颗流弹飞来，击中了张子清的脚踝，张子清一阵摇晃，倒了下去。 张子清，这位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左臣右相般的人物，就在井冈山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却不幸一直为伤所累。后来他在井冈山辗转于多个山洞养伤，由于缺医少药，不得不截去一条腿。但即使截去一条腿，却也未能保住性命。1931年，张子清因伤势加重，病逝于永新的东华山。 接龙桥战斗结束，毛泽东明白他们南来湘南的使命也基本结束了，他对井冈山的思念急切起来，4月18日，他带着部队返回到了宁冈。 然而，毛泽东刚回到宁冈，就听到朱德、陈毅两部均已到达酃县沔渡的消息。他按捺不住想快些见到朱德、陈毅的心情，马上带着第一团三营一连又匆匆赶往沔渡。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辗转，毛泽东、朱德两双农民的大手终于在酃县紧紧握在了一起。 一位是满身书卷气、风流惆傥的农民，一位是当兵吃粮，老实巴交的农民，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两位巨人就是在这样的山沟沟里走到了一起。 朱毛合二为一，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其威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人以为朱毛是一个人。 “文革”期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是朱毛友谊的最好佐证。 197i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20日，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毛泽东指着身边坐着的朱德，充满感情地对这些将军们说道：“这是我们的好司令、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是连在一起的。” 读了井冈山这段历史，就知道，毛泽东说的是肺腑之言。 如果“朱毛”代表的仅仅是朱德和毛泽东两个名字，那么这个并不很特殊的聚合词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 实际上，朱毛会合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支起了一方新的舞台。 1928年5月4日，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在宁冈碧市隆重举行。 何长工当时是庆祝大会的司仪，他回忆说：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10点钟，二十里外的部队也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一万人，群众也不少！ “10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团台，我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队伍威武雄壮。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还宣布了全体部队改编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军下编三个师，九个团，并决定了军师团的干部名单。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接着毛泽东讲话。第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后，毛科文、宋乔生、王佐农等各方面的代表都讲了话。” 有人说：之所以定名为第四军是缘于叶挺在北伐时为第四军创下铁军的威名，不到一个月后的5月25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依中共中央之意更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 经过多方的取证调查，我们得到了一份较为详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序列表：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参谋长：王尔琢 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 第十师师长：朱德（兼） 党代表：宛希先 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兼） 党代表：何长工 参谋长：王展程 第一营营长：林彪 党代表：熊寿棋 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后叛变） 党代表：杜松柏（后叛变） 第三营营长：肖劲 党代表：吴弼 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 党代表：龚楚 第一营营长：朱舍我 党代表：（不详） 第二营营长：李光化 党代表：胡世俭 第三营营长：肖荣标 党代表：彭晒 第三十团团长：刘之至 党代表：（不详） 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因负伤由毛泽东兼代） 党代表：何挺颖 第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兼） 党代表：何挺颖（兼） 第一营营长：员一民、陈毅安（后） 党代表：毛泽覃 第三营营长：伍中豪 党代表：杨岳彬（后叛变） 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 副团长：王佐 党代表：陈东日 第一营营长：袁文才（兼） 党代表：陈东日（兼） 第二营营长：王佐（兼） 副营长：刁辉林 党代表：康健 第三十三团团长：邓允庭 党代表：邝朱权 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 党代表：邓宗海 第三十四团团长：邓宗海（兼） 党代表：刘泰 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 党代表：李一鼎 第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 党代表：黄义藻 军直属单位： 教导大队队长：陈毅 党代表：（不详） 特务营营长：宋乔生 党代表：敬懋修 医院院长：曹（钅荣） 党代表：肖光球 还是在八七会议时，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而今他可以去建设政权了，因为，他的手中有了实实在在的枪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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