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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不要光看这件事耗了你的生命,从作家角度说,不正给了你一种生活的切实体验,让你有了了解中国国情的好机会吗?房子风波结束,方燕被任命为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他还得到了一个让作家羡慕的机会。高扬说:“你们作家一写高级领导。 就是哼啊哈的,摆出一种架子。写不像是因为没生活,想当然。 这样吧,你跟我一段,你看看我们是怎样工作、生活的。但咱们约法三章:不许写我;我跟你的一些谈话,不要外传;你可把我看作省委第一书记,又不视为第一书记,说话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方燕一一答应了。果然,他有啥说啥,还不断和高扬争论。比方高扬有个关于文艺方面的谈话,开座谈会,文化部门领导一致称赞高扬决策英明,没有不同意见。他却反映下面的不同意见,和高扬老人争个脸红脖子粗。高扬老人说:“只有你这个作家,能跟我这样说话呀!”方燕说:“因为我头上没有乌纱帽,我又不想得乌纱帽,我才能说真情吐真声啊!”高扬感叹道:“现在阿谀之风盛行呵!领导如不提高警惕就会在阿谀之风中出错了。”高扬不久写了一篇谈阿谀的杂文发在报上。 后来,方燕跟随高扬到唐山地区各县调查研究,他为老同志对人民的感情所感动,他也体会到老前辈的工作作风,他真想写写这位七十多岁的省委第一书记,但他记住了约法三章没有写,后来这个书记的形象被作家袁厚春写出来,引起很大反响。 如果他不是呆子,他也不用像现在那些‘跑官’的人那样去千方百计送礼行贿钻营,他得到省委第一书记的欣赏,是可以当上厅局级领导的,他不知道中国是“官本位”,什么都是讲官级的,他一心要写书当作家,却不知就连作家协会这种群众团体,为争个官位也早已斯文扫地了!为了他的专心写作的目标,他要求连副所长这个官也不当了。这时,中央歌剧院领导刘莲池、海啸听说他想搞创作便答应要他,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也支持他来京工作。他的一部歌剧,在全国歌剧交流演出会上获奖,他决心再写几个歌剧,为中国歌剧事业做出贡献,所以他想上中央歌剧院。 命运不好,正在他准备调来时,中央歌剧院的老领导离职无权了,新的领导听说是文化部介绍来的,产生了误解,便不想要。骑虎难下,卡在半路了,北大同学说,你到市里文艺团体吧,那里户口好解决。市里就市里吧!经过北大老同学和刘绍棠的介绍,戏曲剧院同意了,说他们正需要熟悉农村和革命历史的一级编剧哩! 1989年,作家方燕调进北京。 本来他不想全家进京,他想一个人过来写剧本就是了,可没有想到一年后,文化局人事处找他谈话问他想不想解决两地分居,如果想,马上填表,有进京户口名额。方燕和家中商议,上中学的一儿一女都要上北京,母亲只好来,因为儿女的户口随母亲。于是填表上报,很快批下来了,全家进京,住房没有,文化局正建宿舍楼,与戏曲剧院谈定:暂在剧院落户,住房由文化局解决。 一家住进了文学组腾出来的办公室,书呆子又成了无房户。 女儿自己考进了可以住宿的八中,儿子上了丰盛中学,要回家住,办公室放不下床,导演组长同情,说:“我们组的人不经常来,你儿子晚上可住导演室,反正白天他便上学了。”住房虽困难,毕竟全家进了北京,不知情者全议论他家不知花了几万元才买下北京户口;也有人怀疑是通过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关系,因为陈希同是北大中文系校友呀,方燕说,我根本不认识陈希同,想找也摸不着他的门呀!于是方燕以《北京公民》为题写散文发在晚报上,也表彰那廉洁的人事部门同志。 人生是个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从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到两鬓白霜,该有多少教训,他应该成熟了吧!哪想到他本性不改,还是个呆子!为了住房,他竟又打了一场官司,虽惊动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到头来却没有解决……事情是从剧院换了院长之后发生的,文化局派一名叫马仁的副局长到这个剧院任院长,此人四十多岁,一表人才却官气十足。有院办公室主任小夏向他反映,编剧方燕一家应由文化局给房,却占了两间办公室。马仁当即决定,让方燕搬出导演室,否则以非法占房论,每月罚款100元,直到他搬出为止。导演组长擅自借房也罚50元。艺术处把此命令告知方燕,让他在一周内搬出,方燕急了:“让我搬到哪去,总不能睡在露天吧。”他找到马院长,请马院长上19级台阶看看他家住房能否容得下一张床? 马仁不理。说如果都这样,剧院还怎么办公?你自己想办法吧! 方燕无法可想,只得听之任之,到月初发工资,果然扣了150元(因他说不能扣导演组长的,若扣罚只罚他一人),他当时工资一共280元,还剩下130元。妻子到京后患病休息,只能领百分之六十中的百分之七十工资,不过160元。一家四口,两个中学生共花300多元,已难以维持生存了。但他实在不想和院长讲理,有什么理?理是里加王字,你是王,便有理!当官的总是占理的。他只向马仁哀求:“让我顶替清扫工,每天清扫大院吧,我好占清洁工住的那个床,也为剧院省下点开支。”,马仁也不理会,只说两字:“不行。”逼得方燕无路可走,便只有借债维持。 他对妻子说:“不用愁!我在北京有这么多北大同学,我向每个人借10元就足够维持生活了。”他便开始了向北大同学校友的求援活动。 他向每个同学借钱时,人家无不感到惊奇,怎么回事,混到了这么惨的地步? 先到《华声报》社,见总编辑周倜,周说:“这马仁太不仁了!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你妻子病了,还毫无人道之心,可恶! 我刚得了200元稿酬,你先花去!” 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社长吴绪彬处,吴立马拿出200元交给方燕,并建议说,你把求援信给市委书记陈希同寄一份,他也是北大校友嘛,看他如何表示。 方燕去北京市委找到北大同学贾秘书长,说明借钱原因,秘书长大惊,说:“你可不要向陈希同求借10元钱,他会误认为是开玩笑哩!你不妨把此事写一封信,我转给陈,让他给解决一下房子吧。”方燕却不想给陈希同写信,这不又成了告状吗?让马仁知道了,我还有好果子吃?贾秘书长点点头,又出主意:“你去找新华社社长借钱吧,他不也是咱北大同学吗?你可别说是我的主意。”方燕说:“这戏就由你导演吧!” 方燕去找社长,秘书说出国了,问何事?听说此事,便道:我们派记者去了解一下。 新华社两名记者来到方燕的住室调查,一进屋便大吃一惊:“你这居住条件,在中国目前的作家中恐怕是最差的了。”调查后他们又说:“这类问题太敏感,不适宜公开见报,我们发内参吧。 一个月后,一份给中央领导看的内参送到中央各位领导的桌上了。陈希同桌上的内参是由贾秘书长亲自送到他手上,并让他看那篇文章。 标题:“剧作家方燕呼吁解决住房问题”。里面写道,方燕,烈士遗孤,1946年参加革命,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8部,电影电视剧8部,歌剧舞台剧6部,小说纪实文学等9部。全家四口调人北京,妻子是全国优秀家长,受到李鹏总理接见;女儿是中国最小的作家。现全家只住一间办公室,儿子因借住一间导演室而被每月罚款150元,无法生存。 “为此,方燕曾多次找剧院、市文化局领导反映生活、住房问题,但没有得到解决。方燕希望能尽快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他全家能有一个栖身之所,能有一间可以安静地进行创作的住房。” 陈希同看完,当即批示:“请万副市长解决。” 此件转到常务副市长万展手上了。应该说,掌握数万间住房的领导,只要想给你解决,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举手之劳。 此事过去两年之后,陈希同。王宝森问题暴露,尉健行主持北京工作,曾当众质问:王宝森作案时间达数年之久,数额多达数亿元人民币,难道都是他一个人所为,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帮办’、“帮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中央举报?据透露,王宝森曾擅自令财政部门购买了100套住房,陆续批给亲朋好友。尉健行同志曾就此事讲,市政府、市委的某些人也有幸分得了“一杯羹”。 那些“人民公仆”一个人把儿子孙子的住房都安排好了,他们可以把国家的财产据为己有,把国家的住房像自己的财产一样随便批给对他有用的人,或者恩赐一些人,让人对他“感恩戴写报告去了。临走,院长又把小夏叫回来,叮嘱:“不知方燕通过什么关系找到市里的,我们也不知市领导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以院的名义写报告,不要带上情绪,要客观冷静。你告诉财务处,这个月先不要扣罚款了。如果万展那儿没有回应,说明我们的报告让他相信了,不再过问了,那时再继续从他的工资中扣除罚款!” 方燕当时可不知这些事,他还处在等待分房的兴奋中。方燕去领当月工资时见没有扣150元的“罚款条”夹在工资袋里,一数钱,果然照发280元,十分高兴,他以为是万展秘书的电话果真起了作用,诗人的幻想联翩又生出了希望,可过了一个月没见动静,再去领工资时又照扣罚款150元,他才彻底明白:完戏了! 他去找到秘书长贾某的家,问其缘故,秘书长同学嘬着牙花子,一副犯愁的模样,久不吭声。方燕知他有难言之故,便道:“没什么,你说给我真情,也便放心了。”他这才说出原委:“你们剧院给市里写了一个报告,我不好给你说全部内容了。总之,是说不能给你解决住房,说了你很多坏话吧。万展也没有办法,他说,看来要给你解决住房,就需要你调出这个单位,这要由文教书记、宣传部长把你调离剧院……”方燕没有想到会引出这么麻烦的事,事到如今,还上哪个单位?他说:“我哪儿也不去了。房子不给,没关系,我们也没睡在露天,这无所谓,怎么还会对我全家调京无事生非,怀疑我走后门,这不是造谣吗?”他要求公开这个“报告”,以正视听!秘书长说:“那是以组织名义给上级写的,你怕难以看到!” 下一步怎么办呢? 方燕向秘书长讨办法,秘书长沉默良久,说:“陈希同批给万副市长,没有解决问题,我也不好多说了。看来,你得罪了剧德”,总之,国家财产便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给那些真正需要住房的无权元势的平头百姓落实党的政策,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据说,万副市长曾为不少人批过住房,就说文艺界吧,不也有几位女演员的住房是由他批给的吗?当方燕从秘书长电话中得知陈希同批给万展了,他高兴得一夜未睡:“这下可好了,万展批个住房还不简单!我可以有个放写字台的地方,正常写作了。 儿女们过春节时可以团聚了。” 妻子却提醒他:“你就是好激动,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真让他妻子不幸而言中了。 万展不仅没有给方燕解决住房,还由此引发了以后的灾难,使这位作家、诗人为了生存,重复上演了在河北省的悲剧。因为在北京没有遇上“高扬”,他这回可是彻底的失败者了。 据方燕本人和北大校友、市委贾秘书长所谈情况是这样的:万展让秘书给戏曲剧院打电话,了解情况。 马仁接了电话,怒火中烧,连连说:“我们马上给市领导写报告,说明真实情况。”他把院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小夏叫来说:“方燕把剧院告了,告到万展那儿去了!刚才万副市长秘书来电话,让我们写个报告,你马上起草,把他是怎么调来北京的,到剧院后强占办公室,不干工作,不服从领导等等问题都写上。最后还要写上,如市里因为告状便解决住房,会助长告状之风,影响剧院的安定局面。此外,还要写写咱剧院广大群众的住房困难情况,有不少为剧院做过贡献的同志都还没有解决住房,在这种情况下给方燕解决住房,群众会有很大意见,如果市里能解决,希望一同解决。” 小夏听着,连连点头,口说“就是就是”,然后按院长指示院领导了,对你有了成见,就很难办了,你直接给文教书记写写你的情况,看能不能调离剧院,请领导想想办法吧!能不能起作用,可不好说了。” 久在官场的同学是了解官场的。方燕对老贾的帮助非常感激。北大同学呀,是重友谊的;可重友谊的同学应该当官,当大官,才能为老同学办成实事,解决实际困难呀! 贾秘书长感叹一番:“当官的没有感到压力,他就难为你解决问题;如果陈希同也感到不解决你的住房会对他本人有影响时,他还会管,那时肯定会解决了。” “可我一个无职无权没有后台的穷知识分子,有房没房,活与死,会对陈希同有什么压力?” 老贾笑笑,不说话了。 方燕回到那间斗室,把见老贾的话一学说,妻子受到刺激,竟一夜睡不着了。她没想到家里的日子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革”中,方燕的妻子珊月正在总后的文艺宣传队演“阿庆嫂”走红,如果不是受方燕的株连,入党、参军、提干,全解决了。当时一起在部队的同志,如今最低也是师级了,房子还是问题吗?至少也是四间一厅了! 俗话说:“男怕找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一家,男的找错行了:怎么会搞上文艺,当什么编剧,又怎么要调到这剧院来?女的嫁错郎了,倒了一辈子血霉! 夫妻俩想到这一生,都哭了。怨谁?怨天怨地还是怨人?谁也别怨,只有怨命了! 方燕越想越窝囊。他的本性难移,凡事总要弄个是非,争个明白,为了生存,他要斗争,要同倚仗职权欺负人的马仁做斗争。共产党的天下,不信就没有理可讲! 方燕一夜未睡,头晕脑胀,没吃早饭,便去文化局了。挤上102路无轨电车,因脑子里全是“官司”,乱糟糟的,他坐过了站,到了菜市口才忙往外挤着下车,售票员要票,他没有买,挤下去了,也不想补,急匆匆走了。售票员在背后喊:“你这大把年纪,看样子像知识分子,怎么还沾公家便宜不买票呢,真不像活!” 方燕想:“他妈的!不像话的事儿太多了!我这么大把年纪,干了快一辈子了,是教授,用得着为生存为找栖身之地这么挤车奔波吗?”又挤上往回开的102路车,心里有气,有意不买票,到站便挤下车,向文化局奔去。 他找到人事处处长。处长正为此事上火,说市里真的要查他方燕一家是怎么调来北京哩!怎么来的?光我们人事处能办的了吗!那是要经宣传部、组织部和人事局几个大关才能办成的,市里还是去查宣传部、组织部为什么批吧,我们没有鬼,不怕查! 吃饱了撑的,没事可干,就去找事吧!你是怎么得罪了剧院呢? 果然,马仁的“报告”起了作用。方燕太想见到那个“报告”了! 历史有时会惊人地相似,一些官僚整人的招数也大体相同。 方燕想当初在河北,因为房子问题,得罪了老院长,院长便派人去东北搞调查,整“黑材料”;没想到来北京又碰到了马仁,也用此法治人。不过他更狡猾,用给市政府领导写“报告”的办法,让市里批示去调查了。 方燕想见见新来的局长,又一思量,局长能不听马仁的而听你方燕的吗?去他的,不见了,回家吧!方燕一路走一路想:马仁你为何如此歹毒,我哪儿得罪了你?我并没有给市委。市政府领导写信告你,是新华社的内参让陈希同见到批给万展引起的事呀!要不要回去找马仁解释解释,消除误会?不!没有必要了,看来你是逼我上梁山,逼我上告,逼我给市领导写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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