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人生是个圆吗？三十年前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全国文联，那是许多人羡慕的单位。工作一年之后，党中央号召精简机构，支援边疆，我出于青年人强烈的事业心，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长影去。不少朋友闻讯跑来劝阻：“你可要慎重，出北京易进北京难哪！也许你只有离开北京才能更体会到在北京的优越性，那时你后悔可就晚了。北影要你，你去北影岂不更好？” 那时年轻气盛，一心所向，百折不回的劲儿，使我对多好的话也听不进去。带着浮肿，迎着刺面的风雪，飞过山海关，满怀豪情走进长影的大门。 不几天，我便对北京产生了强烈的思念。是的，只有离开北京，才感到作为北京公民的光荣、幸福。 时光蹉跎二十八载，我又回到了北京。老朋友也都两鬓如霜，感慨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家属孩子一块儿弄来？是钱不够吗？不要舍不得送礼，一个人花一万都不算多！” 我笑了，如实相告：我来北京，一分钱没花。他惊愕，半信半疑，猜我有“中央”级的“硬后台”。我说没有，他似乎仍不信。不好多做解释。他谆谆告诫：“家庭进京要早做准备，没有二三万的积累，肯定办不成，不信你试试！” 这些年我也听了不少传闻，说为了户口进京，送彩电、摩托车并不稀罕；一个户口送一万元是常有的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因为腐败现象的存在，人们对传闻往往都信以为真。如果在五六十年代，我会立刻反驳一番的。现在只有沉默。 喜从天降，我没有精神准备。上级人事部门领导主动关心我，说中央对高级知识分子关怀，要求尽量优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并给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妻子没有想到，竟说出“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吗？”这句傻话！表送到市人事局调配处。调档案，开有关证明，补身体检查……这一切办妥，调配处领导批了，向河北发函，一共用了二十九天。我告诉关心我的朋友。祝贺，惊愕！一致对我说：对人事部门的同志的热情关心，你无论如何要有点感谢的表示。 我给调配处具体办事的小陈打电话（说明一下：我与他们都素不相识，姓名是打听出来的），请他告诉我他及领导的家庭住址，以便拜访。电话回答：“谢谢！您的心思我们明白，不必到家里去。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放下电话，我涌出了热泪。 我把这事儿告诉朋友。他们相信，我说的不是天方夜谭，是实实在在真实的事儿。 此刻，我想到，我们都是北京公民，我应怎样无愧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1993年4月开始的“非法占房罚款”一直罚下去，如果没有马仁院长和小夏主任打击，方燕也就忍下去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借钱过日子也习惯了，这种受压抑的生活也有好处，它给孩子以深刻的教育：要争气，以后再不过爸爸这种窝囊日子！记住，你的爸爸是穷作家，没权势，没后台，只有你们自己努力去改变命运。生活的教育是深刻的，刻骨铭心的。那些生在高干家的子弟，没有这种生活，便难体会普通百姓的这种感情。 方燕的儿子从这间导演室走出去了，他以优异成绩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提前录取。但方燕认为：他报错了志愿。儿子随老子，不会搞人际关系，犟种，绝不是当官的料。已经考上就好好上吧！ 方燕的小女儿在罚款的日子里就住在这间导演室，填写表格，被八中保送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了爸爸的校友，然后在这间屋里，整理出版了她在高中时写的散文集。她一直整理修改文稿到深夜，为的是早日出版，用这本书的稿酬，偿还因罚款而借的债，给父母减轻一点压力。 1993年9月，方燕的女儿把这间屋子清理出来，提上行李，去北大报到，10月份方燕通知剧院：我们把“非法占房”交出来了，请从本月停止罚款。 小夏听到此消息，心中怀疑，本想对他进行打击，让他家日子过不好，竟想不到他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还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办公室的人向方燕祝贺说：“这可是大喜事，你应该请客呀。” 书呆子竟不明白这种提醒。如果他是聪明人，趁此机会请夏主任，或暗里送点礼，以前的矛盾也许便和解了，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他就是因为不知送礼上供，才和马仁、小夏搞僵的嘛！ 书呆子听不懂那提醒的话，反而扔出一句难听的话：“每月罚款150元，我们家连吃饭的钱都要借，还有钱请客？那一千多元够请客的了！” 夏主任脸面铁青，却没说话。 1993年12月30日。方燕左思右想，决定给万副市长、文教书记写信。不写，心里头憋闷：妻子严重失眠，每夜都睡不好觉，总叨念这些事，他也忍受不了！那无故罚款就算白罚了吗？ 人家打报告查你，就不弄个水落石出吗？你这个书呆子，软松货！ 半夜，拉开灯，方燕写信。 万展同志： 向你拜年！ 在这一年里，得到您的关心，我全家感激之至！新华社记者见我家惨状，写了内参，希同同志批转给您，您便想给解决；但由于剧院写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报告给您，您便感到棘手了。您和这个剧院关系密切，有人可以直接找您，您会完全相信这级组织的报告，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但许多事情也坏在这里，下面为了保自己或讨好上级，常常用说谎欺骗领导，给事业带来损害，而领导却被蒙在鼓里！ 因此，我希望能找您面谈，谈谈剧院真相。如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请让秘书通知我。 我的北大同学刘绍棠知我真情，他给您写信，但未得回音。 他还要为我呼吁。 您也许早已忘记，1958年您当建筑青年突击队队长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学习。我曾接受团市委领导指示采访过您，写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朗诵诗，在北京市宣传总路线誓师大会上朗诵，其中写了多面手万展。 如今您当了副市长，仍管城建工作，有多少房都握在您手里。而我调回北京已五个年头，还是无房户，暂住在剧院办公室里……我是国家一级作家，应该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我1946年参加革命，应该落实老干部政策；我妻是民进会员，是受全国表彰的优秀家长，也应考虑落实对国家表彰人员待遇的政策；我是烈属，国家有优抚政策：我女儿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小的会员，多次获国际国内大奖，也该有个栖身之所吧！ 如果是由于剧院那不切实际、歪曲真相的报告，使您很为难，我诚恳要求，将此报告复印一份给我，我将按事实反驳，以正视听！您也可以由此事引发思考，看您所信赖的下级领导是怎样欺骗您的。 秘书同志，请您务必将此信转交万展同志过目。请体谅一个老同志在困境中的心情！ 此致 敬礼 方燕并全家敬上 1993．12．30。 他又给市委常委、文教书记写信，也约面谈。他写道：“据说，万展的意思是将我调出剧院，否则不可能解决住房，而此事只有靠您亲自过问了。如果不是剧院马仁等人逼人、欺人太甚，使我无法生存下去，我实在不愿去麻烦领导，给领导写信。我要求给我一家生存的权利：住房、吃饭；我希望两个孩子能有家可归，春节能够团聚！” 这真是诗人的天真！他想以理服人，还想以情动人。因为他写信时眼里含着热泪，他想以他的条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解决住房，以他诗人的真诚，赤子之心，一定能感动领导，最低也能把秘书感动吧，只要当官的有情，不会不关心百姓的痛苦。 他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他对这个“革命大家庭”的印记太深，他想的还是过去那样的人和人的关系，由于和高扬老人的接触，他又加深了那种对大家庭同志关系的感情。 两封信全交给他的秘书长同学，肯定能收到。他想像着，掐算着……盼着像那年给高扬写信，秘书第二天便来找他，然后让他去当面谈话……他失望了，有点伤心。他的思想实在落后于现实，他不知道，今天当官的有多么忙，每天不知要处理多少问题，比你的事重要的太多太多了，哪有时间去找你谈话，耽误宝贵的时间。你有痛苦？就像你有病去找医生，总觉着病给你带来多大疾苦，你想让医生感动，对你的疾病高度重视，给你认真治疗，开最有效的药物……可医生听了你的述说，脸上很平静。不必奇怪，你不知道他每天接触的病人太多太多了，他听惯了，听烦了，甚至有些麻木了，他表现出来的冷淡。冷酷也就难以责怪了。 当官和当医生的相似。他面对那么多要处理的“脖，能够都有动于衷吗，那不把人累死！ 所以，我总劝说像方燕这般有呆气的知识分子：放弃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当官的关心。支持和恩赐上。不要浪费精神去找他们求援求救。别烦人家，让他们安宁些吧。你们应理解当官的难处，理解万岁嘛！ 因为两封信没反应，方燕又去找秘书长“导演”了，他怀疑是否交到了。秘书长说：“肯定见到了，也肯定不会找你谈话。 他们太忙，何况这是你一个人的住房问题，人家下级给上级写报告，也是人家的权力，这也难说有什么错。你若想让领导重视，除非找刘绍棠和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联名给陈希同写信……还是那意思，你的问题没让当官的本人感到对他的官位有影响，他是很难过问、重视的！” 这真是至理名言，只有熟悉今日官场的秘书长才有这种体会。 方燕和妻子去找他的老同学刘绍棠，说出秘书长的意思。绍棠是市人大委员，说话爽快，反映敏捷，因偏瘫不能离开座椅，但对方燕仍欠起身热情握手。他说：“领导最腻歪联名上书，这是给他加压力，形成反感，便更难办了！今年二月开市人大会，我为你在人大会上发言呼吁吧。”他还帮助想办法：“珊月不是受过李鹏总理接见吗？他一定还有印象，你不妨给李鹏写个信，只要能得到总理一个批字，市里就重视了。万展那儿我得问问，为什么不给回音呢？珊月是民进会员，我建议你们也找找民进领导方向明，他是市人大的副主任。如能和他谈谈，他会主持正义的。” 方燕和妻子还未见到方向明，便感到方向明了。 就在他们和绍棠商量时，剧院院长马仁和夏主任已商量好进一步整治方燕的办法。马仁告诉艺术处负责人：“不能给方燕发年终奖。他不干正事，整天去告剧院，搞得剧院不安，我们不能奖这样的人。还有，你们可以通知方燕，今年剧院不聘任他了，工资还可以发给他60％，但不能用了。” 停聘，不再聘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他下岗了。 方燕回到剧院便被艺术处的处长唤到办公室。今天是集合的日子，发年终奖金300元，方燕想这下可以过年了！但却一直不叫他的名字，直到没人领了，他问：“怎么没叫我？”此时处长才说：“院里说没有你的年终奖。“”“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完成工作任务。”“我什么任务没完成？你们给了我什么任务？今年在没给我任务的情况下，我写了一个戏曲剧本《燕赵石》，要拿出来吗？毛主席诞辰百年，要排演小节目，我都写了……你们说，有什么任务没完成？” 聘不聘用，是他院长的权力，方燕无话可说，临出门喷出一句带火的话：“他院长想置人于死地！我不信共产党的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马仁这一招很损，却也是常用之法，这是领导权威所在，你不听话，便摘你的“鸟食罐”，让你没饭吃，看你老实不老实。这两年一些工厂厂长利用“优化组合”之名，让得罪了他的工人下岗，暗中报复给小鞋穿的事屡见不鲜，马仁用的就是这一招。 这年国家实行岗位工资制，方燕属于国家一级编剧，相当正教授级。他又是1946年参加工作，是第一批评定的职称，所以工资最高是950元，马仁身为院长，副局级待遇，那工资却不如方燕，也心里来气，不聘用方燕便只发60％，那就是570元了。 这样他心里好受。 方燕当然不好受。凭什么不聘我，让我下岗？这是打击报复，明目张胆给小鞋穿！两个孩子上大学，一人一月300元，就得600元，日子还是艰难的，为了生存，他被逼上梁山，只有斗争了！下岗没事了，正好全力以赴。 方燕夫妇照绍棠的指引，去北京市民主促进会找方向明，不在，打听到他家住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宿舍，便又奔向首都师大。天已很黑，路又不平，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那座住宅楼，却黑着灯。他们上去，自然敲不开门。向明呵向明，你怎么家却不明？方燕看到一幢幢高楼万家灯火，那每扇明亮的窗子里都有一个温暖的家……而他们夫妇俩却面迎刺骨的寒风，在不平的路上奔波，为了什么？还不就为有一个可以栖身之所，可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吗？ 方燕顶着寒风走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流出了泪，又被寒风吹干了。他口里吟出这四句诗来：高楼林立入云端，万家灯火写诗篇。 何时有我灯一盏？ 望楼兴叹又一年！ 他回到家，立刻把诗抄出寄给北京市委陈希同了。 第二天，方燕又去文化局，他一定要见见新来的艾局长。一直等到上午下班，方燕在门口迎上局长，自我介绍。艾局长马上说：“你的房子问题我知道了。我手上有房可以给你解决，现在文化局役房，有什么办法？你回去吧，再说也没用……”他一边说一边往食堂进，方燕跟进来还要说压抑在心头很久的话：“为什么你们不给房，我们没地方住，还要罚款，一共已罚1oo0多元，如承认是局里的责任，应责令剧院退我；为什么打击报复，今年不再聘我，只给百分之六十工资？我是1946年的老干部，我离休还要给百分之百的工资呢！为什么？应给我答复……”他紧紧跟着艾局长，并不管他要不要吃饭。艾局长无奈，虽心烦却不好说别的，问：“你没有吃饭吧？” “没有吃。他们打击我，就是不让我们全家吃上饭。你吃饭吧，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说，你太忙，找到你太不容易。” “那就一块吃，我请客。” 方燕也不客气说：“可以，今天吃局长一次。如果我一家吃不上饭，我们全家都要找你来，你精神上有点准备吧，我从来不会客气的！” 方燕和艾局长同桌吃，局长要了4个炒菜。他算是第一次接受局长请客。让领导请客而不是请领导吃饭，只有他这书呆子能做得出来。 方燕从艾局长谈话中知道，他的耳朵里早灌满了马仁副局长的谎言，先入为主，对方燕的话有点听不进去了。方燕的印象是，这个从知青中提拔的年富力强的新局长能说会道，也敢说敢做，有魄力，但也是不了解下情的官僚。 方燕口到他的斗室便躺下了，心悸，早搏，自己摸脉，每分钟120次，心里闷得难受。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无依无靠。 他是个孤儿，可从投到革命大家庭那天起，他便把党组织，把前辈老同志视为自己的亲生父亲，大家庭同志情给他温暖，他性格开朗乐观，因为他处处有亲人。而现在竟有了无依无靠的感觉，他下意识中的凄凉感也许是自己要死了吧。不！不能这样稀里糊涂死去。此刻，他觉得给不给住房已不要紧了，要紧的是这种凄凉感。他不甘心，他要找寻那失去的温暖感觉，他不能没人管呀！这些官们，都想个人私利，怎样往上爬，保住乌纱，掠夺财富；老百姓死活疾苦与他们升迁似乎无关。他想，自己还算小有名气的作家，还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也还不是找不到门的人，也还不是这样艰难地活着。至于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又该怎么样呢？！ 方燕不相信中国像美国每年都攻击说的没有人权。人权最根本的是生存权！那些官僚不管百姓死活、不给老百姓生存权利，就是和美国那些敌视我国的分子一个鼻孔出气，为这些敌对分子提供攻击的材料，实在大可恶了！他这时觉得这绝不是对待他个人的小问题，而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声誉的大事。 想到这儿，他支撑自己从床上爬起来，给李鹏总理写信，他知道李鹏也是烈士的遗孤，是周总理，是党把他养育成人。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他给总理写信，竟像和一位兄长倾吐心中的痛苦，向兄长求援。他的言辞没有思考推敲，想什么就写什么，他写道：“我从小丧父，是烈士遗孤，是共产党把我养大，成了作家，而现在竟无依无靠，没有人管；我和妻子都患了重病，但仍希望在死前能看到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让我全家得以生存，这不是我一人一家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免得在我死后装入骨灰盒时，让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说，他终于解决了住房问题……我的住房本应由文化局解决，但新局长官僚主义偏听偏信，只对我回答“无房”了事；剧院领导让我家无存身之处，只想推出了事……我相信党，只有依靠党来管我；如果党不管我们，也只有一死了！” 他写出心里的话，心里倒轻松了些。 他把信装进信封。不能从邮局寄，那样便转到信访办公室去了，李鹏总理不可能看到，他要亲自送到中南海去。 他从长安街向新华门走去。 新华门前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向他招手。他想交到新华门的传达室就可以了。他走到那石狮子旁，从旁边过来两个穿便衣的人，问他干什么，他说去找李鹏同志，给他一封信。那便衣说，你去前门外信访办吧。他说，我把信交给你们，由你们转吧，便衣说我们没交信的任务。方燕连大门都难靠近，只好自己把那信装起来往回走。去信访处吗，还不是一样？于是花两角钱贴上邮票，投入了邮筒……就在方燕给总理写信的时刻，那个夏主任把他起草的一份《通知》交给马仁院长了。他汇报自己的辛苦和为剧院的打算：把咱们这个后院出租，每年可以收入20万，咱这里寸土寸金哪！ 我这几天跑好了南城的一个旅馆，好说歹说，人家总算答应租给咱们一个小院。砍价砍到租金7万5千元，这样一来，剧院便可多得10万多元呢！我们需要让住在剧院院内的住户全部搬走，好腾出房子创收。 马仁赞扬夏助理能干后，问：“怎么对这十几户说呢？到那旅馆去，住户每平方米每月要交2元，怕有阻力吧？！” 夏助理一笑说：“院长考虑周到，我们自然不能说为了赚钱，你看我写的理由：为剧院基建改造拆迁做准备，加强管理，维护正常工作作秩序……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来了。”马仁看了一下《通知》，说写得不错，不过如果方燕不搬，怎么办？得有个办法。 夏助理说：“我想补充一条，逾期不能搬完者，每滞留一天按每平米25．61元收取滞纳金……”马仁说：“他还不搬呢？” 夏助理说：“给他限定日期，再不搬由剧院配合有关部门强行搬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剧院就要有剧院的办法！” 马院长拍拍夏助理的肩膀，表示了对这位院长助理的信任：“改一下打印，发给住户。” 打印的盖着剧院行政处公章的通知送给方燕家的时候，方燕妻子因子宫肌瘤大出血，正要去医院，方燕扫看一眼便放到一边了，不用细看，给他的通知不会是好事，眼不看心不烦，眼下看病要紧。他送妻子去了医院，医生埋怨为何到这么严重才来，立即安排住院。方燕马上给珊月的剧院打电话，取支票……这京剧院的领导真好，一位副院长劝说不要急，并派工会的人马上把支票送来了。这和他所在的剧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阴历腊月二十八日。 这年我应邀到全国政协参加迎新春茶话会。我惦记老同学，会没有结束，便提前退场来看望方燕。我们虽同在北京，见面机会很少，我只从电话中知道他生活得不痛快，问何故，他便说：“一言难尽，是长篇小说题材。”这政协礼堂离方燕所在的剧院很近。 我来到他住的办公室，大吃一惊！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这样的惨状：一间十多米的办公室丁字形地安了两张单人床，占去近一半面积，三个书柜和大包小包的衣物，又挤去近一半面积。进屋只能在书架空隙中穿过。因为珊月住院，床上未及收拾，乱七八糟，被子没有叠起。方燕正躺着，见我进来才慢慢爬起来。我说你不舒服？他说妻住院了，他本人心脏病也犯了，心动过速，早搏胸闷，他一会儿要准备给妻送饭，先歇口气……我这几年到全国各地去，到过无数作家的家里作客，由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生活状况、住房条件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像方燕这样的一级作家，都有了四室一厅的住房，最差的也是三室一厅了。而方燕他竟还挤在这样的窝里——我只能叫它是“窝”。 我说不出话，心里压上沉重的铅块，气闷难忍。我说什么呢？我作为他的同窗同床的大哥哥，有些自疚，我对老同学小弟弟关心不够。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问：“孩子们呢，不回家吗？” 他说：“家里没地方，他们都住学校。女儿在北大，辅导留学生，算勤工俭学可以有点收入；儿子在青年政治学院也找了个家教。孩子大了，知道家里的处境，他们的妈妈住进医院不让我告诉孩子，免得他们着急。北大留学生要来我家，被女儿婉言谢绝了，怕外国人见了写文章，捅到国外，给攻击中国没人权的人提供口实，内外有别，咱不能做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事呀！” 我说：“你不该来北京呀！” 他说：“北京是中国首都，首善之区，谁不想来呀！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这就值！其实，如果不是有人找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很安宁的，真是逼上梁山哪！” 我问他是怎么和剧院领导搞得这样僵，是不是得罪了他们？ 方燕讲了得罪夏主任的原委： “……我调来时的老院长是个好人，是不整人的，我永远感激他那片好心。可他在剧院不痛快调走了。调来一位能干的女书记，像个党的书记，要求很严格，可她也没有呆长久，也走了，事情就出在她身上——“我被批准到家乡白洋淀深入生活，挂职县委常委，是1992年的事儿，是女书记支持的。这年夏天，行政处处长小夏找到我，说他们想到白洋淀旅游，你是县委常委，跟县里说说给咱们照顾一下吧。我满口答应，立即和县委联系了，告诉他们何时到白洋淀，我当然以为剧院办事为荣了。由我做向导，剧院的大客车开向白洋淀，直奔县委招待所。谁知到后便遇到麻烦，原来安排在县招待所，因为一个省里的会议延长了半天，尚没腾出房间来。县委办公室的人直向我抱歉，说是在这儿等呢还是转到县文化局招待所？不好让人们久等，便把客车开进文化局招待所。这里条件当然较差些，我立即找到局长，安排找船，以便明天在淀上游玩。第二天，我带文化局长去招待所接大家上船，他们已不辞而别。招待所所长说，当他去结帐时，那个姓夏的头儿说：方燕是你们县委常委，还管我们要钱哪？并且还说：‘我们挨了一宿蚊子咬，还要花钱！’一句礼貌话没有，走了。文化局长对我说：‘你们是大剧院的人，怎么连点礼貌都不讲？我们租好船了，不用，也得告诉一声呀！请你向剧院领导反映我们的意见，这样的大爷，再来我们可不敢伺候了。’我回到剧院把这情况如实向女书记谈了，女书记很认真，说：‘我让夏处长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太不像话！’我说：‘算了，回头我去解释吧。’我不知女书记怎样批评的夏处长，只知从此后夏处长见我怒目而视。早有剧院朋友劝我不要为他们办事，这夏处长是小人！我不听，辛苦一场落此下常不久女书记调走，这小夏也报复了书记一场，要车没有，让她自己想办法，马仁一上来，他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并对我行此报复伎俩。真是宁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哪！” 我对方燕说，“对这种势利小人，你得格外小心。” 他说：“领导信任，我小心何用？” 是啊，是没有用，一个单位有了这种小人，又得领导信任，这里的书呆子可就要受罪了。 我劝他别生气：“你是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讲讲，找你们现任的书记谈谈。马上过年了，怎么过呀？” 他说：“怎样都得过去，无所谓，我找了块红纸写个春联贴上就是。” 正说话间，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的两位同志来看他了，代表市政府对烈属进行慰问，带来一条毛毯和一瓶“绿宝”植物油。方燕接过来，连声说谢谢：“这是给我送来的一片温暖和生命的绿色呀！” 他又感动地做诗了，我却仍感沉重：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是很容易满足的，只要给他一点点安慰，他便激动了。欺负这样的老实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走时，给他留下500元，他接过去，什么话也没说。 这年春节，他把一幅对联贴在门上。上联：与命运搏斗，车到山前必有路；下联：同灾难抗争，泰山压顶不弯腰。 横批四个大字：否极泰来。 事物走到了极处就要往回走了，方燕的灾难应该到了极处了，他应该转运了。 事实却没有像祝福的那样。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