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他的前途堪忧了 对此，贺龙心里引起了波澜。 1954年9月，他担任了军委常委，开始参预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那时，在彭德怀主持下，他和徐向前负责各特种兵的工作。1956年又分工由他主管海军工作。工作起来心情舒畅，得。已应手。现在，彭老总下台了，林彪主管军委工作。他对林彪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虽然觉得有点儿哗众取宠，但是，牵涉毛泽东，何况，是对是错，他一时也说不清，所以，并未有什么明确的态度。但是，和林彪共事，从直觉上，总有一点子不安全感。然而，新军委成立之后，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总应当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为军队建设出力。因此，很想到部队里走走，调查研究一番。但是，不久，中央又任命化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他为国防工业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下部队去，直到196O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战胜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他才借此良机，实现了下部队调查的夙愿。 东交民巷八号，住着三位元帅：贺龙、陈毅、罗荣桓。陈毅当外交部长以后，迁入中南海。现在只有贺、罗两位元帅为邻。他们天天见面，一起散步。贺龙性格爽朗，为人坦荡；罗荣桓谨慎稳重，学者风度，两人交往甚密，也颇知心。罗荣桓元帅私下里一直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罗荣桓1956年底辞去总政治部主任，1960年再度复出以后，对部队情况感到有些生疏，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经济困难岁月，指战员们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不知底细，所以，也很想到部队去亲自了解一番，于是，两人商定，结伴而行，顺京沪铁路南下。 2月4日，火车离开北京不久，贺龙敲开了罗荣桓所住的车厢门。 他是个不能忍耐寂寞的人，没有事，总想找人摆摆龙门阵。两人坐在沙发上，清茶一杯，无拘无束，信日谈来。说是“信口’，其实并非没有主题。他们谈的大都是关于此次南下调查研究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所谓“立竿见影”问题。 贺龙说，他觉得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什么都可以“‘立竿见影”的。例如，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一下子还学不懂，学不通，要反反复复地学，怎么能“立竿见影”呢？再如，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字数虽不多，却内容深奥，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的结晶，要掌握它、运用它，并非易事，很难“立竿见影”。他提出来向罗荣桓请教。 罗荣桓并不同意林彪的所谓“三十字方针”。不久前，他在总政治部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曾说：“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次，他也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问题，他说：“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你们俩口子吵了架，有了矛盾，怎么到《毛选》中去找答案？” 贺龙点点头，赞同他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彼此观点一致。 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过江来迎接两位元帅。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被一节一节地运上轮渡，摆渡时间很长，要一个多小时。利用这段时间，他们在轮渡上听取了许世友、肖望东的汇报。 许世友告诉两位元帅说：“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十一斤粮，一天一斤，又没有肉吃，油水很少。团以下干部年纪轻，要带领部队爬山涉水，搞训练，体力已普遍下降。” 罗荣桓问道：“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许世友说：“大家情绪到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没有怨言？”贺龙不大相信。连肚子都吃不饱，情绪会很好？胡闹！许世友不敢说吧。其实，他在汇报中已经摆了部队面临的困难了。吃不饱，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吸了一口烟，说：“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啊！军队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嘛！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天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唤！” 罗荣桓不愧为总政治部主任，说起话来总带有概括性。他说：“贺老总说得对。你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越要关心他们。” 贺龙点点头，心里便挂念上了这个问题。一到南京，他便同罗荣桓专程到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里去视察。他们跑伙房，下猪圈，走菜地，同干部、战士交谈，了解连队搞生产的情况。他们看到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不错，心里感到安慰许多。在连队，两位元帅同战士们谈起了那时的热门话题：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 罗荣桓间连队干部说：“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带着问题学’，你们怎么理解？” 指导员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听了，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周嘛！” 他想，“立竿见影”不是给下面出了难题吗？什么都要“见影”，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强调了“灵活运用”。 罗荣桓却说得比较明白。罗帅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这两位元帅显然对林彪的那一套提出了挑战。 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蚊前来看望他们。 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 贺龙站起来说：“对啊，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话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河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f：说些怪话就说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指示，向各单位打招呼说：在文件、报纸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可相对于“先进”，改用“后进”的提法。 方中铎汇报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常来偷连队种的蔬菜，使连队头痛。 贺龙说：“你们可以学习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方法：同公社联系好，把老百姓找来，开了一个会，同他们讲清道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部队种的菜多，就应该主动送给老百姓一些。军民鱼水情。在困难时期，军队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吃不饱，我们看着不管，就不能称得上人民的军队。过去打胜仗还不是靠老百姓帮助，现在军队节省一点，帮助老百姓是应该的。你们这些将校，不要做了官，住了大房子，就忘本。” 农历腊月二十八，两位元帅来到福州。除夕之夜，他们把福州军区领导请到宾馆，向他们祝贺春节，询问有关海防的情况。谈话中，一位领导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来人去抢粮。 贺龙听后说：“这是群众发动得不好，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这一百来人难道都是地富反坏？不会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得好，个把子坏人鼓动闹事，群众自己就会把他搞出来的。” 罗荣桓对此表示同意。他说：“抢粮事件的发生，恐怕主要是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安排好了，坏分子煽动闹事就煽动不起来，所以，这几个月，安排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两位元帅，身居高位，却时时惦记着人民群众，处理问题都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真是难能可贵啊！ 春节刚过，他们便深入莆田、泉州、厦门。对驻军进行视察，就保卫海边防、搞好民兵工作谈了许多极为中恳的意见。 此后，他们又去了赣、湘两省。 这次深入部队，历时一个半月。2月30日，返回了北京。贺龙深切感到，在这样天灾人祸严重的灾难性岁月，怎样才能保持部队的巩固，最重要的，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思想工作。因为，部队生活困难，干部战士吃不饱，这是个现实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关键是做好深入细致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决不能用“划类”、扣帽子这样的办法。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干部战士的水平，而不是去搞追求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是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在这封信里，他没有象当时流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他这位军委副主席，大概也只能如此了。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为什么大权在握的时候称病不出，笔者没有确切的材料，其原委也不拟妄测。但是，从四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便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这一点来看，林彪此时称病不出，恐不在“病”耳。 林彪撂挑子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身上。 他们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军委日常工作不能停顿。他们也是军委副主席，有责任挑起这副担子来，保证军队工作的正常运转。但是，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因此，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作出了决定，还得向林彪报告。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介蒂。 1962年，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未予扭转，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国际上，反华浪潮高涨；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等等。事情很多，很急，不能不予处理。在这段时间里，贺龙、聂荣臻主持了几次军委常委会议，正确处理了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中的若干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巧妙地处理了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每走一步，他们除了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外，同时也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林彪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弄不清他的想法。好在有毛泽东的批示，可以作为他们决策的依据，才使军队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个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就这样，林彪自己放弃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若干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但是，这给贺龙带来的，并非喜讯，而是恶兆。林彪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指派贺龙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一来，不是等于将自己排除在军委之外了吗？贺龙不是夺了他的权了吗？他当然不会默不作声的。于是，贺龙的前途堪忧了。 贺龙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层，善良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同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密切协同，到1965年底，军委常委作出了一系列有关军队建设的重要决定。例如，关于国防工业建设规划，关于国防科研机构的建设，关于设防问题，关于加强边防建设问题，关于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普及“尖子”经验，关于加强民兵建设以及各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工业、国防科委等部门领导干部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在没有林彪参预下形成的，林彪怎能不耿耿于心。 1963年12月下旬，叶剑英元帅到南京军区参加了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认为很好，于是，给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贺龙积极支持叶帅的建议，请罗瑞卿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得很仔细，在一些他感兴趣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肯定了叶帅的意见。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很快，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 5月的羊城，春意盎然、百花盛开。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广州珠江宾馆接见广州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评比现场会评选出来的先进代表。 贺龙在会上说：“兵是练出来的，就是过去战争时期，也很重视练兵。如果一百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五十发训练他打棍，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一百发子弹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一百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五十发子弹可能消灭五十个敌人。” 聂荣臻说：“近战，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不能忘掉。” 徐向前说：“部队一定要坚持在复杂条件下的训练，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发挥威力。” 罗瑞卿问一个炮兵班长袁春阳说：“表演时，为什么最后一发没有命中？” “炮筒打热了，影响命中率。”战士回答说。 “恐怕是有点子紧张吧？”贺龙笑着说，引起了一片欢笑声。“办什么事都要思想领先。我们的政治工作一定要做到训练中去，做到每个战士身上去。如果，元帅们、将军们来看就影响命中率，打起仗来怎么办呀？” “我们不怕敌人。”战士坚定地回答。 贺龙赞许说：“好啊，脑子里经常装个敌人，任谁来了，心里也不紧张，也不影响成绩。” 对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普及练兵“尖子”的经验，贺龙充满了热情。1964年这一年，在这个问题上，他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他把北京军区作为自己抓好这项工作的一个“点”，先后七次到军区部队看训练，看表演，作指示，进行视察。他还去海军、空军、炮兵、工兵等部队观看“尖子”表演，发表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意见。风尘仆仆。 4月初，北京军区召开军训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组织了几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尖子”分队进行表演。贺龙在看了北京军区某师七连七班的单兵冲击表演后，对在场的军区领导说： “单兵、班、排、连、营都要这样练。鄙队平时不打仗，要练好兵才有战斗力。” 他尤其欣赏七班长徐国栋的带兵方法。这位班长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方法，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贺龙赞赏地说： “每个班长、排长、连长和指导员都要这样作。要学会这种方法，都懂得五大技术。这样练出来的兵，打仗就有把握了。” 他对陪同来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滕海清说：“配好领导班子很重要，要把连、营、团的班子都配好。” 看了七班的徒手格斗，他高兴地同全班战士—一握手，对他们说：“你们是北京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标兵，但是，要不骄不躁，回去继续好好练，还要提高一步。部队是个革命大学校，每个战士都要好好学习。” 表演完毕，郑维山请他给干部们讲几句话。贺龙对在场观看表演的军、师、团领导干部说：“各部队一定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他们是一些‘尖子’，要把这些‘尖子’的经验，普及到全军去。应该把我们每个战士都练成这个样子，全解放军都练成这个样子，人人过硬，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打胜仗。”他强调说：“搞好部队训练，先要抓好干部训练。干部训练不好，战士就训练不好。” 看了北京军区训练标兵的表演，贺龙十分振奋。他觉得应当想个办法进一步推动全军的练兵热潮，可以考虑用这种表演的方法。 4月，经过军委办公会议的讨论，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的“比武”，并成立了全军的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由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负责。 贺龙则深入到北京军区去亲自抓“点”。他两次来到北京军区训练现场会，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和选拔参加全军“比武”代表的情况。他不顾六十八岁的高龄，看完白天的比赛科目，接着看夜间比赛科目，真是不辞辛劳。 在北京军区新河靶场，他强调说：“训练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军训部门要抓，作战部门、通讯部门也要抓；不仅司令部门要抓，政治部门、后勤部门也要抓，都要了解部队的训练情况。只有这样，全军的训练才能搞好，所以，这种表演，要把作战部门的同志请来看看。作战部门不知道部队训练情况，怎么指挥打仗？总政、总后的同志也要看看，因为这不单纯是个训练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你们说是这样的吗？” 他对军区司令员杨勇、副政委张南生说：“摆在你们军区、军、师、团看级司政后机关面前的是要研究怎样普及的问题。一方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一方面找出你们自己的郭兴福，把你们自己的东西总结出来。” 我们的元帅把军事训练说成“首先是政治问题”，要把全军各部门都动员到军事训练中来，这不是在同林彪的“突出政治”相对抗吗？贺龙元帅没有去想这些，依然积极地在推动全军的练兵热潮。他在新河靶场看了两个排的对抗项目：炮兵对固定和运动目标白天和夜间射击以后，又作了不少具体指示。几天以后，他又赶到了天津杨村，在这里，观看了白天和晚上的十二个项目。每个分队的表演，都使他十分兴奋，颇为满意。 回到北京，他感到需要向上头“造造舆论”了。解放军的军事训练搞得如此热火朝天，中央领导者还不知其详，那怎么行呢？ 他去找罗瑞卿商量，说：“长子，我们是不是向中央报告一下？” 罗瑞卿想了想说：“对，老总，我也这么想。请他们去看看表演？” “这个办法好。我先去踉总理吹吹风。”贺龙觉得罗瑞卿的想法太好了。 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告了部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全军准备进行“尖子”分队表演的情况和打算，并提议中央领导有空可以去看看表演。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接受了贺龙建议。 5月ZO日，周恩来、彭真、陈毅由贺龙、罗瑞卿和杨勇陪同，来到了天津杨村，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 白天，周恩来他们观看了步兵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侦察兵搜索、攀登等八个项目的表演。 周恩来看得很高兴，不时地鼓掌说：“好极了，了不起，个个过硬。” 白天的表演结束了。周恩来他们舍不得离去，还要观看夜间项目。夜里，天下起了小雨，周恩来、彭真、陈毅冒雨观看，兴致不减。 表演结束，周恩来对杨勇说：“你们的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要这样的练法。” “总理，现在表演的都是‘尖子’，以后主要是普及推广的问题。”杨勇说。 周恩来一边点头，一边说：“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 第二天，周恩来公务繁忙，要回北京。彭真、陈毅着兴正浓．不想回去，要留下来再看其他项目。贺龙陪着周恩来先走了。 回到北京，贺龙想到了一个问题：应该给林彪通通气，把北京军区军事训练和“尖子”分队表演情况告诉他。他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最好能把他请出来看一看，表个态，这对进一步推动部队的训练会有很大帮助的。于是，他伏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哪知，信发出以后，音如黄鹤。林彪对此未予理睬。贺龙的心上升起了一团疑云，不知林彪有什么想法。他哪里知道，林彪看了信以后，丢在一边说：“这就是毛主席批评过的单纯军事观点。” 林彪没有回音，毛泽东却发出了令人鼓舞的信息。6月初，贺龙把全军淮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练兵热潮以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以后，引起了毛泽东很大兴趣。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说： “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很快，批示转到了贺龙手里，他立即给正在济南观看济南军区军事表演的罗瑞卿和副总长张宗逊打了个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毛泽东的批示，请他们俩考虑如何组织安排。 罗瑞卿同张宗逊商量，从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抽调“尖子”分队到北京，为中央领导作汇报表演。 贺龙同意这一安排，请罗瑞卿负责组织。 6月几日和16日，是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作汇报表演的日子。 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来了；董必武、彭真、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薄一波、康生、陆定一、杨尚昆来了；贺龙、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当然是少不了的，还有正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解放军三总部及军兵种的领导人。一时间，北京西郊地区大官云集，精美荟萃。这可忙坏了那些保卫工作人员。 战士们的高超技术、过硬功夫、成功表演，征服了这些老革命家、老战士。他们精神饱满，兴致勃勃，交口称赞，掌声不断。 看了射击表演，毛泽东对坐在身旁的贺龙说：“不错嘛！” “主席来观看，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是百发百中。”贺龙说。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 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夜老虎连’的表演。” “什么叫‘夜老虎连’？”毛泽东没弄明白，他问道。 “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贺龙连忙解释说。 “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毛泽东十分注重近战和夜战。 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说：“军队无非学两个东西，一个会打，一个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 在这里，毛泽东对军队训练作了高度的概括。就军队的职能来说，不就是要会打吗？会打就要学会走，不会走无法去抒。即使在武装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军队训练也离不开这一打一走。毛泽东真是言简意赅。 毛泽东还说：“训练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 毛泽东提出了“从难”的要求，贺龙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 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赞扬了这次比武表演，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 ．“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 毛泽东认可了这种训练和表演，贺龙心里象吃了一粒定心丸。毛泽东的首肯，说明军委全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做得是对的、正确的，得到中央肯定的。他无需担心什么了，下一步的问题是搞好普及和推广了。所以，表演一结束，17日下午，他便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议，请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传达毛泽东在这次观看表演中的指示，并请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未能到会的军委常委汇报，其中当然包括林彪。 纯朴的贺龙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成功的军事表演会引起林彪对他的忌恨，给他的政治生命抹上了一层阴影。 林彪认为，“比武”是那几位老帅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不感兴趣，也没有出席观看，但是，他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自出席，并带去了那么多领导人，对这次表演作了充分的肯定、全国的各种宣传媒体也因此而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了大型纪录片，全国发行。毛、刘、周、朱、陈、邓和各位老帅观看表演谈笑风生的镜头，令人兴奋。但这一切却没有他林彪，报纸上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林彪有些懊恼，甚至有点儿后悔。比武表演也请了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难堪吗？好象我林彪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我怎么那么蠢？要是贺龙、罗瑞卿他们把我不理睬、不支持他们搞军训的情况捅到毛泽东那里，就更麻烦了。想到这里，他将这股恼怒全部转嫁到贺龙、罗瑞卿的头上。 他对叶群说：“他们想通过大比武突出他们自己，贬低我！” 叶群当然是顺着他的思路，火上加油。 林彪开始寻找贺龙、罗瑞卿的“岔子”。他要待机而发了。 贺龙、罗瑞卿对此却一无所知，反而越干越上劲。 这次表演之后，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中南海谈了几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普及“尖子”的经验，尤其是“夜老虎连”要推广普及。1964年9月16日，贺龙让张宗逊在各军区、军兵种军训部长会议上传达说： “我已向毛主席说了，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推广开来，普及全军。”“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雷厉风行；要象今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搞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搞出点成绩来。” 在推动普及“尖子”经验中，他着重纠正训练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偏向。8月23日，他同陈毅、罗瑞卿在工程兵技术学校观看“尖子”分队表演时；专门谈到了形式主义问题。他说： “普及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训练是为了打仗的，不能弄虚作假。我看了一些材料说，在选拔‘尖子’比武中有一些作弊、拼凑‘尖子’，调人换枪，冒名顶替，代替操作，挡步枪准心缺口，打不好不算，等等，名堂实在多着哩。” 陈毅插话说：“打仗打不赢，可不能再来第二次！” 贺龙接着说：“打球也不行呀！全国都学解放军，解放军自己不大健康，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学？三总部要反对这个东西民带头反，部队也要反。” 24日，贺龙对杨勇、廖汉生说：“从杨村到北京进行了几次大的表演。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看了。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和鞭策。今后，应该把兵练好，从实战需要出发，都练出过硬的本领。训练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那一套。要踏踏实实培养出更多的郭兴福。” 其实，这种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等不健康现象不过刚刚露头，还没有形成气候，但贺龙他们这些军事训练的组织者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是在做防患于未然的工作。 贺龙的工作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全军“尖子”分队表演结＞后，他一直在部队检查督促，抓落实普及工作。他到昌平看工程兵表演、看“蓝军”的“尖子”；去青岛视察海军；来济南检查民兵，简直是马不停蹄。这对于一个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人来说，已非易事。 有人问他说：“贺总，你累不累？” 他笑着说：“大家劲头这么足，累也变得不累了。” 其实，他怎么能不累呢？他是个糖尿病患者呀！ 然而，就他个人的处境来说，干得越起劲，倒霉便来得越快。因为一只阴谋的手已经向他伸来。 1964年12月，林彪派他的老婆叶群带了一个工作组悄悄来到广州军区某部“蹲点”。名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则搜集“大比武”的“罪证”。叶群在这个团“蹲”了一个月，先后写了四份“调查报告”，把“大比武”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缺点收集起来加以夸大。她在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了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和一、二、三（单双杠）、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她危言耸听地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接班人。”此后，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尖子”都是假的，十三陵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等。 林彪看到叶群的报告，心中大喜。他把总政治部一位领导同志找来，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时间过多了，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冲击了政治”，要打电话给总参管军训的副总长张宗逊，让他作检讨。根据林彪的指令，1965年的《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讨论稿中，给1964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罗瑞卿是个正直的人，他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对于此种行径当然是不买帐的。他召集了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讨论怎样评价1964年的军事训练。 贺龙心里明白，叶群的调查报告、给张宗逊的电话和《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讨论稿，其矛头是对着他和始作源者叶剑英以及积极的组织者罗瑞卿的，心里很气愤，但推广“郭兴福教育法”、大比武是毛泽东已经肯定了的，怕什么？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辩论一下的。他光明磊落，坦然处之，支持罗瑞卿召开这次会议，并指示，将叶群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 林彪自有其追随者。在这次会上，就有人授林彪意图发难，指责“大比武”冲击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济南军区民兵比武中的三代民兵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是欺骗了毛主席，等等。叶群的报告和这一发难，引起了与会的军区、军兵种大多数领导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以偏盖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错误的。他们起而反驳。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说：“去年，我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是我军多年来最突出的，成绩最好的一年。”他愤怒地责问说：“有人说，去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是假的。他们打靶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怎么是假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十分愤慨。他说：“你们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谁就是别有用心。” 副总长张宗逊列举了1964年军事训练的时间少于政治学习的事实，说明军事训练“冲击政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会议争论很激烈，原准备开一天的会议，结果开了四天，大家们言犹未尽。大多数人不同意林彪的看法。 罗瑞卿刚直不阿，他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真是个善于伪装、善于变化、善于搞阴谋的人。当他知道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大都反对他的说法时，竟然向罗瑞卿说： “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是不准确的。” 这样轻轻一笔，俺盖了他的面目。 他又说：“解放军报社论是个讨论稿，可以改嘛！” 淡淡一句，事情就此了结。 罗瑞卿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北京，以为他们正确的抗争取得了胜利。 谁知，林彪玩弄的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一年以后，他又搬出了“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旧帐新算。他公开指责说： “贺龙搞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这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 时机已到，他要把这笔帐同贺龙、罗瑞卿清算了。 善良的元帅，耿直的大将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