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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四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惟一通道只有约且，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森、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六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伪的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琅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富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二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作者注）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惟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接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 （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 （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一座英国式的三层洋房。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郑达庸是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武官曹彭龄亦北大毕业，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度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如著名的麦地那光明师、大汉漠拉比师；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呼吸着冰凉的夜凤，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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