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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我家孤儿寡母极度困难的时候，旅长们并未施仁慈关照，但是，我小小年纪会画会赚钱的消息却很快传到了他们耳朵里。这时，掌权的族长才感到应该用祠堂的公积金资助我去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读书，学成后回乡办学。 我自己也想一个人出去闯闯世面，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 1926年夏天，我满怀喜悦赶到厦门。先找到免费食宿的会馆，放下小包衣物，看时间还早，直奔学校报名处。工作人员告诉我报名已经截止两天了。 他们见我再三恳求照顾，动了同情心，告诉我，也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出资兴办的“集美”农林专科学校还有名额。 我只能硬着头皮去那里，用“汤泽民”三个字填了报名单，领了准考证。考试那天，我第一个到场。考生不多，考题也不难。奇怪的是发表在榜上的录取名额比考场上的人还多。 “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刚开办一年多，校内设备全新。比我早一年进校的赖羽朋同学见我课余喜欢写生，就主动与我交朋友。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也借给我看。我特别愿意和他接近。 《布尔乔亚》 我和赖羽朋常常沿着农场小路散步。他的知识丰富，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还鼓励我做一个百折不挠的有为有志者，叮嘱我学会以笔代刀，杀向旧世界。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意为资产阶级），画面的内容是一个青年高举铁锤猛砸一块大顽石。顽石上有“布尔乔亚”四个醒目的大字。 赖羽朋非常欣赏我画的这幅漫画，高兴得拖着我转圈子，高喊：“我们一起干吧！” 他坚持要把《布尔乔亚》漫画寄到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寄来通知，说稿件已采用，还要求以后多投稿。无疑，在我心里，又多了一线更明亮的希望之光。 我把通知拿给赖羽朋看，他却很平静很自信地表示： “早知道一定会发表。上海的《大众文艺》很愿意扶植青年美术人才，以后多画多投稿吧。” 赖羽朋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经常组织我们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还发动大家三五成群上街张贴。我属能写能画的骨干人物，埋头做事最多。 被学校开除 有一次，几个当地“小政客”到学校指责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破坏治安”。赖羽朋火冒三丈，与他们辩论。越闹越僵。最后，校方被迫登报开除了几个学生。我和赖羽朋的名字都在其中。 消息传到乡下，族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停止对我的资助。赖羽朋决心带我离开厦门另找入学机会，我也答应跟着他闯荡世界。 这时，我的母亲哭哭啼啼赶到厦门，一定要我跟她回乡下。我把想法告诉她，她根本不听。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并不明大义，我也表现出了软弱。我回家后闷闷不乐，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多才慢慢痊愈。 躺在病床上，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既然生活的激流已经把我冲向险滩，我也只有挺而走险才能有生路。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众文艺》，求那里的编辑帮我解决生活出路。没过多久，就收到回信说，只要我到上海，他们还是能助上一臂之力的。 我立即把外出的决心告诉母亲。我原以为她会阻拦，没有料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点头：“这也好！这也好！” 母亲忙着变卖东西为我凑路费。晚上还在为我赶制新衣裤，特地缝了丝绵背心。真是一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景象。 离愁别绪，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心里明白有多深。临走时，我没有向任何其他人告别。母亲拉着我的手，走着、哭着、叮嘱着……可能，她预感到很难再见面了，格外伤心。从此，我们母子再没有相见过。 母亲苦了一辈子，却死得很惨，是在瘟疫病流行时丧的命。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而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没有善报。命运太不公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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