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乘坐的轮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后，我的行李少，挤在人群前头上了岸。沿江马路有许多叫卖小摊，路旁墙上贴满大小客栈欢迎住宿的条子。我朝着热闹的方向边走边看，终于在八仙桥找到一家便宜客栈。 账房先生对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提出要预收十天房租，结账时多退少补。我明白他是担心我没有行李抵押，会溜走。我想，这样也好，我把钱存在他那里，不会遗失。倒也省心。 房间小得像鸽子笼，里面除了小木床、小条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样，人还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出。放好东西，我立即给《大众文艺》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三四天后，他们就给了我回音，里面还有一张开会通知。 我如约前去天通庵路一所学校二楼教室。里面早已坐了十几个年轻人。我正想上前打招呼，突然楼下传来大吼声： “我们被警察包围了……” 屋里的人都迅速往外挤。一个青年对我说：“汤湫淋（这是我发表漫画的笔名），赶快改个名字，就说你是来考学校的。” 他快步闪开时，我断定他是大众文艺社的人，心里似乎有了点依靠。 楼下操场上停着几辆囚车，警察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往上推。囚车被反锁后拐弯转道好久才停下。我们都被关进南市警察局拘留室。登记时我把“康德”作为自己的姓名。 过了半个多月，才有人把我叫出去问话。我本来就没有事，也不认识人，所以无论什么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没有”、“不认识”、“不是”之类，简单明了。问话的人只好自找台阶下，嚷着： “老实点，回去好好想想……” 又过了半个多月，我被带进一间稍大的拘留室。我不知道是凶是吉，心里很气闷，低着头在墙角坐下。屋里是些什么人，我根本不看。过了一会儿，有人也靠我坐下，还用手臂挤了我一下。我抬头望了他一眼，发现是通知我改名字的那个青年，马上微露笑意。 原来，他就是《大众文艺》的美术编辑沈叶沉。我的《布尔乔亚》漫画就是他作主发表的。我的求援信也是他回的。他又将同室的难友许幸之介绍给我。许幸之是日本留学生，在上海大学教美术。 我能在拘留室结识两个朋友，心情立刻开朗。那里不是细谈的地方，三个人很快就分开坐了。他们被叫出去谈了几次以后，具保释放。我因为刚到上海，人地生疏，找不到铺保，多关了一个多月。 白色恐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和仇恨。 画笔当武器D有个穿长褂的陌生人带着我走出警察局大门，我们后面还有两个持枪的警察尾随。乘车、走路、穿大街、过小巷，最后才到曹家渡一家南货店。老板在保单上盖了章，警察拿着它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板表示感谢，就听见楼梯上的急促脚步声，还高喊“汤泽民”。 我转头大惊：“赖羽朋！”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了，他当然也泪流满面。赖羽朋离开“集美”学校后就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一次大学生集会上，他听到《布尔乔亚》漫画的作者刚到上海就被无辜拘捕的消息。到处托人探听，才晓得“康德”就是我，于是求房东把我保出来。 以后，我就挤住在他的小屋里。南货店老板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还为他画过一幅素描人像，表示感激。 一间小房放了两张木板床。屋里堆满了各种书：文学、社会科学、杂志、讲义……精神食粮十分丰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书乐，乐读书”，有书在手，足矣。 赖羽朋订了一份《上海报》，上面常登漫画。赖羽朋又动员我去投稿。我画了一幅《望风而遁》，讽刺见人民大众狼狈逃窜的邪恶丑态。没过多久，赖羽朋拿着新出版的《上海报》，上面果然刊登了那幅漫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赖羽朋有许多青年朋友，常来斗室相聚。有时天南地北闲谈，有时交换读书心得，有时专题辩论……我总是专注地听着，从中吸取精髓。偶尔我还用刚到手的稿费，去附近买回生煎馒头，请大家美餐一顿。 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来源全靠漫画稿费收入。那样，当然只能节衣缩食，半温半饱。后来，白色恐怖日渐加剧，《大众文艺》被无理查封。我失去了珍贵的精神食粮，也失去了赖以活命的收入来源。 画报社被封 赖羽朋见我闷闷不乐，介绍我到杨树浦工厂区办的《画报》编辑部工作。没有工薪，只供三顿饭。这份工作只能埋头苦干，不能对人谈起。我当然守口如瓶。 所谓编辑部，其实是在一间向北的小亭子间里，除了画具外，只有一张小木板床。负责人叶坚比我大几岁，独挑全部重担。我去了以后，他才减轻了负担。 《画报》每月出版一期或两期，出版日期不定，版面只有一张小报那么大。每期要登四五幅漫画。漫画由我完成，所宣传的是武装夺取政权。评论、报道、通讯……文字编排全由叶坚掌管。 最初几天，我仍住在赖羽朋家。早晚在路上奔波。后来，我和叶坚都感到往返费时太多，也不安全。叶坚便把他自己睡的小木板床让给我。就是刮风下雨，他也外出“打游击”。 叶坚是个好心肠的兄长，常常带些干点让我早晚填肚子，还介绍我加入CY，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好景不长，我们设在工厂的印刷《画报》的暗室被密探发现。工部局派警察贴上了封条。《画报》停止出版。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叶坚立即为我在提篮桥的一条弄堂里找到可栖身的小亭子间，要我马上搬去住。他通知我，CY联系人叫李东平。解放后，我才发现当年的李东平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夫人，真名陈曼云。后来，联系人又换成“老夫子”。其实他很年轻，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 看话剧背电影 凑巧我与沈叶沉住在同一条弄堂。他已改名沈西苓，在泰东书局负责橱窗装饰。沈曾留学日本攻读图案专业，似乎学以致用，我却感到大材小用。因为他在日本时还到有名的筑地小剧场实习过。他早把自己列入电影编导行列，只是等候机会上戏。 沈西苓总是拉着我同去大道剧社看苏始排话剧。苏怡是大道剧社剧务部长兼导演，湖南省麻阳县人，比我整整大十岁。见我好学，便对我侃侃而谈。听他谈话时我非常专注，有时还写上几笔。他待我亲如兄长。 苏怡在排练时，极富灵感，即兴冒出的火花让人叹服。有时，反应慢一点的演员不能马上领悟，他会耐心阐明含义。所有的人都亲切地称他“苏伯”。 我们相识在排练棚，相助在危难中。我们的友谊称得上肝胆相照。他多次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之所以能迅速走进影人队伍，很大原因是他和沈西苓的鼎力襄助。 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那时，上海已有好几处外国资本家操办的电影院，票价都很贵，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进去看。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当时规定，买一张门票可以不出电影院连看几场。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人门极有帮助。 我们总是把一部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音乐起止、人物刻画……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交换心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断地看电影、背电影，我对电影有了初步了解。 普罗美术 许幸之和沈西苓计划成立时代美术社，他们邀我当发起人之一。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不同的美术观点，了解世界美术流派。增加理论知识，进而用以指导实践，有助于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 时代美术社社员在北四川路一家小咖啡馆碰过好几次头。大家都赞成许幸之和沈西苓提倡的“普罗美术”（即普罗列塔利亚美术——无产阶级美术），强调美术作品要表现劳动者，美术家要为劳动大众服务。 时代美术社成立后，还举办了一次苏联美术图片展览。开幕那天，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美术界的朋友。他们都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大家边看图片边交谈。有时两个人的问答变成了十来个人的集体讨论。学术空气很浓。 鲁迅先生看了展览后，对我们的活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希望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许幸之趁势又开办了“小小美术讲座”。报名听课的人很多。我要求系统听讲，许幸之高兴地说： “来吧，我免收你的学费。” 我上课时特别专心，课后认真完成作业，自觉进步极快。记得我的一幅木炭人体画，许幸之特别赏识。他是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他对我的器重，使我追求艺术的信心倍增。 我办广告社 我的CY联系人“老夫子”经常拿些宣传提纲要我定时绘成图画。我对他说： “你帮助我开家广告公司，对外承接业务，对内画自己的东西。” “老夫子”是位思想活跃的人物，当然支持。可是，钱从哪里来？ 想来想去，我只好去向大道剧社老板开口。听完我办广告公司的想法，他满口答应借钱给我。我把钱如数交在“老夫子”手里。他在老靶子路上租到一间两楼面街的屋子，又在楼下挂块牌子。广告公司算开张了。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想到叶坚离开时带我去过司徒慧敏家。他曾亲口对我说有事可以找他商量。征得“老夫子”同意，不但司徒慧敏请到了，而且能写会画的朱光也来了。朱光的毛笔字非常漂亮。 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顺利。附近的药店、商场、百货铺、书屋，都找我们布置。甚至工人读物，也要我们帮助设计封面、画插图。柯灵（当时叫高季琳）就有本书是我设计完成的。 司徒慧敏的母亲很喜欢我，常叫司徒带我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把老人当自己母亲敬重。我和司徒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我工作忙，没有时间去他家吃饭，司徒的妻子邓雪琼总是烧了好小菜，亲自送到广告公司楼上。 田汉惜用写字台 有个阴沉沉的傍晚，苏怡匆匆赶到我们楼上。进门就说： “你把台子收拾一下，田老大今晚要在这里写东西。” 一会儿，田汉先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信得过自己人。田汉把挟来的一个厚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钢板、一盒蜡纸、一支铁笔。他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停过刻写。我也没有睡觉。 第二天清晨，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取出几块干点，冲了一杯糖水请他填肚。他风趣地说：“肚皮正在唱空城计。”一口气喝完了糖水，干点拿在手里边走边吃。时间对他，太宝贵了。 几天后，苏怡才对我说： “那晚田汉刻的是《钟声》剧本。边印边分发给大家，晚上就在一所大学里演出。” 田汉比我年长12岁，当时已是知名文人。他创作的刻苦，使我受到极大教益。相比之下，一表人才的朱光，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不那么“闪光”。 朱光惜钱不还 朱光只比我大四五岁，一表人才，有学问，有主见，待人接物潇洒老练，我十分崇敬他。只是他有个习惯，我很不喜欢。朱光经常开口向我借钱，光借不还，而且再借时从不提前欠。我性格的一个特点是能容忍。他不提，我也视作他从未借过钱，甚至从不在司徒慧敏和“老夫子”面前提起。 他每次开口，我都如数给他。日子久了，我也算不清他到底借了多少钱。 不知是哪一天，朱光招呼也不打，就不来工作了。以后，朱光在我记忆中除了“借钱不还”以外，别的印象都淡薄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光在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1960年夏，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楼下驶来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下来的正是朱光。他走进我家，洒脱不减当年，而且更有风度。原来，他不辞而别去了苏区，又辗转到延安。解放后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要职。因公来上海，特地安排几个钟头时间见见青年时的挚友。他亲自用车来接我和我妻子。赵丹夫妇和郑君里夫妇是自己去的。 席间，朱光举杯严肃地说： “从前，我向晓丹借过许多钱，现在记不清，也还不清了。就用这杯酒聊表我还债的心意。”说罢，他一饮而尽。 他的话简单，分量重。这时，我感到欣慰。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