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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夏天，我告别了挚友苏怡、司徒慧敏、沈西苓、许幸之等，独自踏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 “呜……”汽笛拉响，船慢慢离岸。此时，我才感到生活了整整五年的上海，在我心里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伏在船栏边，凝视着飞溅的浪花。天边，电光闪烁。看样子，暴风雨将来临。我不知道乱世香港会带给我多少欢乐多少愁…… 第一次后悔 邵仁枚比我早几天到香港。他亲自开着小轿车到码头来接我。那时，有车的人不多，会开车的人更少。因此，虽然他的车不算新，但他仍神气得很。 我被安排在九龙他自己的小公寓住下。两房一厅，比旅馆安静，就是一日三餐要凑合。好在附近大餐馆、小食店都有。 邵仁枚开车到白帝街。他指着一间很大的破仓库，得意洋洋地表示用它作摄影棚。我顿时感到寒心，也后悔香港之行。他的话，我几乎全没听见。 邵仁枚又带我去见一位从新加坡来的英国录音师，还看了他随身带的录音机。我们用英语简单交谈了几句便告辞了。回到住处，我推说头疼，没有吃晚饭就上了床。那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破仓库怎么能拍戏呢？”让人苦恼。第二天清晨，我们两人都还没有起床，突然听见敲门声。进屋的是普庆戏院的股东，一个打扮入时而又健谈的老太太。她是来商谈合伙拍戏的。我心里烦闷，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邵仁枚当然察觉到了。老太太走后，他正式请我吃中饭，可惜我已倒足胃口，海鲜进口也如嚼蜡。 哑炮开张 邵仁枚信心十足，拿了份不到千字的故事提纲要我筹备开拍。故事的大意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养母，怕受罪犯牵连而主动代养女撕毁婚约。故事陈旧，但带些反封建色彩。我只能勉强答应。邵仁枚不惜重金请香港名角新马师曾担纲；高价邀胡蝶影、叶弗着领衔。这部《并蒂莲》是我在香港放的第一炮，使人哭笑不得的是放了哑炮。这主要是由于拍摄影片的技术条件太差，人物形象看不清，人物谈话听不清。我很难过。邵仁枚还算讲义气，我们还住在一起。 邵醉翁也到了香港。他看了影片后，对我很同情，提醒邵仁枚今后拍片必须注意技术质量。他能以行家眼光作出公正表态，我心里很感激。 《白金龙》的男主角薛觉仙突然来找我。因为他正导演兼主演新片《肖郎君》。戏里他一人兼饰两角，还要相对握手。这个构思在三十年代属标新立异，拍摄难度相当大。他在创作遇到难题时想到我们在《白金龙》里的合作，非常认真地要我帮他解决，提出以联合导演挂名。 我则表示，挂不挂名我不计较。只要有新意，有难度，我就会全力以赴求成。我看了他的设计要求后，与摄影师交换了想法，研究了拍摄方案，特别是对技术处理思考很详细。我们统一了意图，才开始试拍。结果成功了，摄制组人人赞好。《肖郎君》的创新成功让我积累了经验，淡化了《并蒂莲》带来的阴影。 《糊涂外父》闪银光 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驻港代表毛裕茹兴冲冲地拿了个故事给我看。它描写糊涂外祖父把自己从小带大的外孙女许配给让人讨厌的男人，引出许多笑话。 我很喜欢那个喜剧题材，并且认为必须使它达到“在观众捧腹大笑中，讽刺现实生活里的不良倾向”的效果，展示影片最大的社会价值。 毛裕茹立即与我订合同，破例先付一半酬金。那时当导演，责任很重，合同规定在两个月内与观众见面，违约就要赔偿。 “艺华”派小老板严幼祥到摄制组督管。他是“艺华”老板严春堂的儿子，曾经在《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烈焰》等影片中负责制片业务，属有胆识、有远见、反应敏锐的行家，尤其懂得“要赚进，先付出”的生财之道，除了重金聘请红星紫罗兰、吴楚帆、林坤山、大口何等担任重要角色外，还答应我提出的租大观公司露天摄影棚实拍的要求，摄影机和录音机等也由上海运到香港。 “两个月内与观众见面”决不是轻易能实现的。严幼祥主动从上海抽调30来个有拍片经验的人参加到摄制组各部门。导演要求，一呼百应。至今，我还怀念、感激这位懂行的制片人。 《糊涂外父》收到了我预期的银幕效果。观众在大笑中受到启发，大笑后有思索。据发行部门告诉我，有的观众看过十几次。它在南洋的发行收入甚至超过了票房价值奇高的《白金龙》。严幼祥和他的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虽然我并未因导演成功而多得分文，但是，我开始在香港站稳脚跟。《糊涂外父》接二连三为我赢得片约，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悄悄总结了经验，认为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演员个个闪光。尤其是饰外祖父的大口何，听名字就明白他的长相特点是嘴巴大。他的嘴巴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失去比例的特大，使人见了就感到奇怪。因此，他在银幕上一出现，观众就被震惊，就想笑。加上他很用功，演技自然朴实。他赢得了观众，征服了观众，是天生的喜剧演员。 《糊涂外父》的成功，为我奠定了在粤语片摄制中的地位。 天有不测风云 赵树燊，这位旧金山华侨，与友人合办了大观公司，是懂行的制片人，还导演过影片。他看了我导演的《白金龙》和《糊涂外父》后来找我，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慕名，更是真心诚意来与你合作的。希望你能答应。” 这是我跻身电影队伍后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特别兴奋。他破例先签约，先付酬金，然后由我编导一部社会题材的粤语片。 正好，我手头搜集了一些香港“小人物”不甘受权贵欺压，联合起来反抗的素材。我直接写了导演分场提纲，取名《翻天覆地》。那时摄制影片，有本事的导演常常依据一个故事梗概就能进入摄影棚开动机器。我与沈西苓去影院看片研究时，养成了写分场提纲的习惯，重场戏还有分镜头，乃至勾勒出取景光线…… 赵树燊特别赏识我的创作态度，看了厚厚一叠《翻天覆地》设计构思，立即催促物色演员和组织班子开机。 男主角邝山笑是广东人，一口流利的标准粤语。我看过他演的默片《璇宫金粉狱》，觉得他才气横溢，决定邀他担纲。女主角林妹妹是粤语片观众特别厚爱的，形象和演技都不错。 摄影、美工、录音……也都精心挑选。因此，开拍不久，舆论就接二连三地推荐、叫好。到摄影棚采访的记者不少。还没有正式招待新闻界，报刊宣传就开始热闹。众口断定《翻天覆地》上映会盛况惊人。赵树燊暗中乐开怀。 谁也想不到它正式开映的那天，香港碰到罕见的特大暴风雨，居民在家里戽水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电影院！但是，每场还是都有男女青年在座。尽管如此，我心里仍然十分纳闷，自怨影运欠佳。 赵树燊反而安慰我说： “我的发行网点很多，香港不过是其中一个放映点。别的城市没有暴风雨，票房价值一定高。再说，暴风雨总是要过去的，以后会重新掀起看片热潮……” 他，作为投资者，比我看得更远更透。我们又信心十足，开始了新的合作。 “金牌导演”桂冠 《金屋十二钗》描写一位中年富翁已娶11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她们生活在豪华家庭里，物质欲望样样能满足，而精神世界十分空虚。整天吵吵嚷嚷，哭哭啼啼。丈夫周旋于妻妾之间。哄骗，责怪……各种花招耍尽。一个更年轻、更迷人的小姐又被娶为第十二个妻子。新娘子有位“表兄”常来作客。谁也没有想到这对“表兄妹”是来富翁家谋财害命的。结局是一幕大悲剧。 编剧李涤凡，是中学教员。针对当时香港一夫多妻制现象，他写出这个剧本，揭露不道德的生活方式。赵树燊很喜欢它。我反复读了剧本，觉得取材新颖，主题鲜明，决定定为“警世性社会片”。如果单纯揭露，会有宣扬的负面影响。我强调的是要真正有内涵，有分量，要有社会价值。 赵树燊听了我的构思，大为赞赏。他说： “相信你会把影片拍得又好看，又卖座，又有社会价值。” 摄制组里演职员属精选组合。富翁由风靡粤语观众的邝山笑担任。12位妻子的扮演者中有享誉港澳及东南亚、北美等华侨集中地的当红影星。如黄曼莉，她出生在香港，就读于香港庇理罗士女子师范学校。30年代初就参加影片《江湖廿四侠》演出，共7集，该片卖座极佳。后来接连主演《玉连环》（上、下集）、《为谁牺牲》等几部影片。那时，香港和海外观众常常冲着明星购票。20岁出头的黄曼莉拥有许多崇拜她的影迷。还有一位新星陈云裳，当时刚16岁，清纯、机灵，会跳舞。她虽然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露过脸，但像《金屋十二钗》中这样重要的角色，还是首次遇到。她适合演戏里的人物，戏也成就了演员。陈云裳一鸣惊人。 这部影片里不仅有12位美丽女星，有扣人心弦的矛盾纠葛，有生与死的残酷陷阱——更重要的是揭露了社会的腐朽阴暗，对那些依仗财势、贪图享乐的人是辛辣的讽刺，是严重警告。随着情节发展，影片还配了抒发人物内心活动的插曲…… 影片公映后，达到了我构思中的良好愿望，得到舆论好评，受到观众欢迎。赵树燊乐滋滋地告诉我： “感谢你为‘大观’拍了这部好影片，为‘大观’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金屋十二钗》在好几年里卖座率都很高。有的发行网点放映好几次。都场场爆满。 众口盛赞“汤晓丹是金牌导演”。《白金龙》、《糊涂外父》、《金屋十二钗》这几部影片的上座率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很高，但我并没有比合同所规定的多得分文。 1991年，我在澳大利亚碰见几个移居那里的香港老影迷。他们谈起《金屋十二钗》时，热情不减当年，绘声绘色介绍自己排队购票和看影片时的激动。称赞邝山笑演得好，死得惨，还同情作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12位妇女。其中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老人感触更深： “当年，我就是为了陈云裳这颗新星去看《金屋十二钗》的。以后，只要是她主演的片子，一部不漏，反复看几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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