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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在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香港人民心中的复仇怒火熊熊燃烧。 我是“华南电影赈灾会”发起人之一。这个自动组织的民众团体，展开了宣传、义卖、义演；还由在港的电影公司老板们出资、影人们义务劳动拍摄《最后关头》纪录片。这些都展现了香港影人的巨大抗日热情。 《最后关头》由苏怡、高梨痕总负责。苏怡比我年长10岁，高梨痕又比苏怡年长10岁。苏怡是我的兄长，高梨痕则可以说是我的前辈。高梨痕20年代就投身电影业，是集演、导、编于一身的全才人物。他们两人，在香港都有威信。他们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带着摄影小分队拍摄学生甘洒热血为祖国的镜头。后来我看完成片，发现我们拍的镜头使用率很高。因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十分动人，我们在拍摄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当然，工人、农民、商界、市民等的爱国行动也很感人。 《最后关头》是纪实性黑白片，描写一群大学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各阶层民众中宣传团结抗日的故事。我拍摄的学生素材，实际是一条主线素材，所以我们拍得多，苏怡等在汇总编辑时用得也多。 记得80年代，香港电影界的老合作伙伴官文清和吴楚帆相继来上海，他们约我去下榻的上海大厦叙旧时，还记忆犹新，谈起我们都满腔怒火投身摄制《最后关头》的情景。大家都说“无愧于那个动荡的灾难年代”。 回首往事，能自我感觉无愧，实属不易。 见机行事 我要求作风正派、有艺德、有才气的编剧蒋爱民根据我的设想写出《上海火线后》电影剧本。这将是一部投资大，费时长的影片。我只有等机会向老板提出。说也正巧，上海魏紫波女士率梅花歌舞团去南洋演出归来，途经香港时，与大观公司签约将她们全部歌舞节目拍成“国语”和“粤语”两个版的影片。签约双方都要求汤晓丹导演。 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我对大观老板说： “如果能投资拍摄《上海火线后》这样一部抗日题材影片，我会愉快地拍摄歌舞片。” 于是，我很快就得到允诺。 那时拍摄两个版，只有拍两次。因为还没有发明配音译制工艺。我决定粤语版女主角由陈云裳担任。她的歌舞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国语版的演员则为原梅花歌舞团的成员。两个版分两次拍摄，都取名《舞台风光》。魏女士本人纤弱，感情极丰富。她看完成片，赞不绝口。老板也很高兴。他们预测那部影片在海外收入一定可观。 歌舞团的成员们在与摄制组话别的酒会上，个个哭得像泪人儿，惹人怜爱。魏女士一边擦眼泪，一边小声对我说： “可惜呵！我们经费困难，回上海就要解散了！” 我也鼻根发酸。建一个团不容易。值得安慰的是，《舞台风光》为她们留下了人生征途上的可贵足迹。 抗日题材人人喜 《上海火线后》的拍摄，十分艰苦，是我进入摄影棚碰到困难最多的一部。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开镜后才发现许多困难还是事先无法估计到的。尽管如此，大观公司老板还是烙守君子协定，没有丝毫责怨或催促。 摄制组进度受阻的最大原因是烟火与人物动作配合困难，要试许多次才能提心吊胆开机。当时香港政府规定任何单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持枪，更不允许实弹发火。我看过苏联片《夏伯阳》，对它的巨大震撼力印象很深，便自己开动脑筋进行各种试验，根据需要搞烟火设备。我们都悟到了构思是新的，但要实现新的构思却是难的。搞烟火试验免不了要被烟火烧伤，但大家劲道仍然很足。因为，每个人都自觉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表达自己的抗日热情。 《上海火线后》的男主角李清原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上海参加过《生死同心》影片摄制，与阳翰笙、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结下友谊。到香港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摄《血溅宝山城》，请他主演，他刻画的银幕形象朴实动人。他对艺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正做到不厌其烦地配合烟火部门。《上海火线后》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新意，而这要归功于李清。 女主角白燕，生得端庄大方。她的一生主演了300多部影片，属中国女明星中艺术生命力最强者之一。记得1957年我国文化部颁发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时，白燕因主演《春》，获个人一等奖，我们还握手互相祝贺。后来，我听说她出版了自传《锦绣青春》。我想，书中对我们合作的《上海火线后》会有记载。她演得情真意切，拥有了自己的观众。从那以后，她扶摇直上。300多部影片中不乏制作严肃的好影片。 《上海火线后》，老板投资多了些，资金周转的时间也慢了些。但是，由于精心制作，它不仅在港、澳等粤语流行的地方大受欢迎，而且在南洋、北美的华侨集中地上座率也很高。这时，电影公司老板发现抗日题材同样可获高额利润，而且名利双收，所以又与我签了新合同。 轰动效应 因为有了《上海火线后》的摄制经验，《小广东》的拍摄难度就小多了。该片描写我国南方活跃着一支游击队，队长是威震远近的小广东，他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接触到的一个新名词。它包括许多深奥的内容。我通过阅读书报、翻阅资料，了解世界范围内的斗争情况，力图使银幕上的游击队长真实感人。 香港报纸称赞《小广东》反映了游击战争的情况，对我的创作激情更加推崇。在大观公司，我又导演了《民族的吼声》。它描写香港奸商与内地武装司令勾结，偷运军需原料卖给日寇获暴利，最后被游击队截堵，受到惩罚的故事。它也表现了香港工人和劳苦大众团结对敌的高涨热情。 香港《华商》日报连续两天刊登《民族的吼声》广告： “……有弥天烽火，有惨痛流亡，有患难相助，有荒淫无耻，有贪污走私的败类，有慷慨起义的大众。” “发出全民族反侵略的吼声！昭示青年救国的光明路向！” 一位可亲可敬的观众在90年代初把这则珍藏的广告送给我，勾起我温馨的回忆。《民族的吼声》当时得到众多赞扬和高度评价。蔡楚生写文章说： “……在争民主的浪潮正在继续增长增高的今日，我们能看到像《民族的吼声》这样适应‘时事’需要的制作……真不知该如何表示兴奋！” “作者始终面对现实，勇敢地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而这些也就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想言，所想为的——这作品正喊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导演的成就可以说是非常优异的收获，他使一些说教的枯燥场面，演得那样流利活泼，既不流于为娱乐而娱乐的闹剧，又适当地传达了作者所企图反映的旨趣。无疑，这是一种使作品容易接近广大群众的方式，但假如操纵得不好，那是很危险的。在这戏里导演对这方面的努力算是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境地。” 蔡楚生不仅对《民族的吼声》有这样高的评价，对我个人也极有好感。他曾多次对人说：“汤晓丹是最懂镜头艺术的导演。”当时，香港的电影，尤其粤语片，仍有恐怖片、神怪片、色情片……不断投入生产。所以蔡楚生会高呼：“希望全华南的电影工作者来一个进步电影大竞赛。”这里，我特别怀念与我一起创作《民族的吼声》的演员张瑛、冯峰、王莺、陈天纵，监制人赵树燊等。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在厦门读书时就表现在行动上了。我付出了代价。如果说当年我是把自己的仇恨用标语贴在墙上、用漫画发表在报上，那么，这时我把它体现在银幕上。抗日三部曲是它的延伸发展…… 在回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电影界的所作所为时，我感到特别兴奋、自豪的是，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共同完成的《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三部影片（我把这三部影片定为“抗日三部曲”），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摄的《血溅宝山城》一起，都载入了电影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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