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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想法与丈夫的要求有距离：他想让她在假日里陪他去竞选。戈尔想让她高兴，他需要一个全职的政治伴侣。于是杰克·科恩试图从中斡旋。在戈尔宣布竞选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在田纳西见到顾戈尔夫妇。“他俩都很忧虑，”他回忆道，“他想竞选国会议员二而她想成为摄影师。” 科恩知道蒂功正在寻找一个可能的救世主，能够保护她刚刚在摄影方面显露出的天才，让她不去参加她并不想去的聚会，和她不想说话的人谈话。“她知道她不得不和艾尔一起去，”他说，“但是她想让我说：‘不，不，不，这样做不对。’”但是他帮助戈尔让蒂珀平静下来，和他一起走上了竞选之路。他对蒂珀许诺说，如果戈尔初选失败了，她仍会做她的工作。他告诉蒂珀：“你应该和他在一起，你应该帮助他赢得竞选。”她勉强同意了。 科恩有很好的理由希望她在夏末时回到田纳西的暗房中来。在第四选区的初选中，戈尔并非是热门人物。由于议员乔·埃文斯的退休而空出的位子引来了很多竞争者。如果得票最高的两个人都没过半数，田纳西的法律没有第二轮竞选。任何一个在8月5日首先完成竞选的人将成为民主党候选人。而且这次与共和党的竞争并不激烈，这意味着民主党的候选人将坐收11月选举的胜利。共有八位候选人，其中几个是有力的竞争者。汤米·卡特罗是位受欢迎的播音员，他有工会的支持。拉瑟福德县法官本·麦克法林在这个选区第二个最大的县拥有大量追随者。37岁的田纳西州众议员斯坦利·罗杰斯资金雄厚，他是田纳西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也是众议院议长纳德·麦克韦特的门生。罗杰斯已花了几年的工夫，做了不少打基础的工作，早就想接替埃文斯议员。他通过正当途径筹措了竞选基金，并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 尽管艾尔·戈尔在田纳西州很有名，而且他在本州大报工作，但他的首次竞选仍面临重重障碍。他在当地或州民主党中并不活跃，也没有有所准备的体制，随时可以启动。 这些年来戈尔一直在关注父母艾伯特和波林竞选，而自己做起来就像门外汉。这好比说外语。戈尔知道基本词汇，但是语法和成语达需要时间去掌握。蒂珀形容接近陌生人并请他们投她丈夫的票简直是一种“痛苦”。她对夏娃·扎巴特说：“如果我不得不去参加另上场下午茶会；我想我要发疯了。”对田纳西的选民来说；她是个新面孔，这也让那些挑剔者和自以为聪明的人很容易就把她当成一个目标。有人曾要求她列出第四选区所有25个县的名称，这对老政客来说也是一个存心刁难的问题。拉里·多特里5月份时看见戈尔夫妇在麦克明维尔的二家购物中心与民众握手，他俩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他说：“我一生中从来没看到比他俩更不自在的人了。” 戈尔在团纳西州的第一次竞选就是他竞选生涯中惟一一次势均力敌的竞选。如果他输了，他也许就会认为政治确实不适合他。回首他的胜利能揭示出25年一直保持的做人方式：坚持不懈的工作态度，恰到好处的谨慎，对有意义但争论少的问题要热情宣扬，愿意改正不足。这些反映出他汲取了父母的教训小戈尔在新政自由主义方面与他父亲一致，但是他父亲1970年竞选连任参议员的失败对戈尔来说是一个教训：在很多问题上立场鲜明会使一些选民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有所怀疑。这意味着竞选并非是对艾伯特·戈尔的继承，而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提炼自己的观点，与田纳西州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观点贴近一致。戈尔也融入了他母亲的务实作风，这一点在他向那些讨厌参议员的顽固者们拉票时表现得很明显。戈尔感谢父亲带他步入政坛，感谢母亲教他如何取胜。 他首先从改变形象做起，他换下不整的衣衫，收起调查水门事件时记者的穿着。他把头发剪短；由中分改为倔分。他尽量通过穿服装增加他的年龄：蓝色的西装(裤子通常有些短，这常常让他的妻子和同事们感到有些不高兴)、蓝色或白色的衬衫、红色的领带。他一直穿着这些衣服进行了六次众议员和参议员的竞选，就是在最热的夏天也是如此。 “再次振奋美国精神”是戈尔的竞选口号。他父亲经常谈到的一些问题也出现在他的演讲中，比如税改、降低电价等。但是这些问题都置于并非是他最看重的，这样做是为了让那些机警的选民相信，他是艾伯特·戈尔的儿子，但他也代表自己，本是哈佛毕业的傻瓜。实际上，戈尔承诺，他会让选民不至于感到乔。埃文斯退休了。在一个由梅莫菲斯公司广告人迪洛斯·袄克为戈尔制作的电视片中，在镜头中出现的是一个神情专注的戈尔，他承诺让每个人享受社会保障，解决退伍军人的困难，这些承诺将会高效率地执行。众议员巴特·戈登，后来他成为州民主党委员会的成员并接替了戈尔在众议院的位置，他说：“别担心，我不会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将像乔·埃文斯一样努力为这一地区工作。” 戈尔以前的报界同仁感到惊讶的是，戈尔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变得比以前保守，好像换了个人。《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劳埃德·阿穆尔编辑记得戈尔从前一些未发表的社论大多反映了社论组的一致意见，而这些看法是自由政治的主流看法。而当他谈到有关竞选的新闻时，他对戈尔作为一个社论作者和一个候选人在观点上大为不同，很感惊讶。戈尔告诉《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阿兰·卡迈克尔：竞选中没有真正的题目，比如他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他还反对1976年通过的枪支登记附加制度。而在他写过的一篇评论中，他对廉价手枪的扩散提出批评。阿穆尔说：“在我看来，他正准备重新定位。” 当有记者对他的刚刚定位的保守主义提出质疑时，他显得很轻松。他对卡迈克尔明言：“我相信我所说的；”私下里，戈尔坦白多了。老编辑弗兰克·里特记得在一次访问中碰到了戈尔，“他说：‘看，在我这个选区的人喜欢枪。如果我的看法是我会拿走他们的枪，那么我就不可能取胜。事实就这么简单。’”他们的好朋友戈尔没有让这些枪支拥有者失望。保护持枪权的市民委员会赞同托米·卡特罗的观点，他的态度是“在所有的问题中，与保守主义一致的立场是反对控制枪支”。枪支拥有者当然是正确的。戈尔在众议院有关枪支的议题中没有投多数票。但作为参议员，1990年时他支持的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法案，却没有通过。一年后，布雷迪·比尔参议员提出法案，要求欲购手枪的人要等待五天，由警察进行核查后方可购买，戈尔投了赞同票。1991年这一法案没有通过，但最终在1993年得到克林顿一戈尔政府的支持后得以通过。 ☆ ☆ ☆ 在堕胎这个问题上，戈尔也很小心地和他的选区站在一起。在初选的前一周，他对林肯县的听众说：“我认为女人没有只为她自己活着的自由。”但当戈尔面对的是其他听众时，他的观点就有所改变，以期获得更好的效果。在戈尔的政治生涯中，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改变是最大的。在他担任公职的20多年中，在众议院中他是令人信任的“亲生命”派，在此问题上投赞成票；现在他转变为克林顿总统的辩护者，否决了国会关于禁止堕胎的法案。戈尔以强烈支持《海德修正案》开始了他的众议员生涯，而《海德修正案》禁止任何对堕胎提供医疗基金。他也同意海德有关禁止联邦对由于强奸或乱伦导致怀孕而中止妊娠提供援助的看法，他认为只有母亲的生命有危险的情况下才可以堕胎。1980年，他投票赞成禁止联邦政府雇用的女职员选择包括在任何情况下均可堕胎而享受医疗保险；1984年，他对选民们写道：“我本人深信堕胎是错误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高居不下的堕胎率大幅下降。我向你们保证，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无辜的生命必须受到保护，关于如何向这个目标前进我有坦率的看法。”第二年在众院中有74名民主党议员支持1975年提出的《年龄歧视法案》，这个法案中把从受孕起就定义为“人”，戈尔是其中的一个。后来，他说对这个法案有个“误解”，它只适用于“公立医院”。但是这个法案的发起人，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议员马克·西利安德在1986年离开众院时说：“很显然，这一法案的制定是为了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向任何实施堕胎手术的机构提供联邦资金。我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在西利安德的倡导下，生命定义从受孕起。 80年代中期起，戈尔不断高升。1985年，他进了参院。这时他把眼光坚定地放在了总统的位置上。他采取了更为自由的立场。他反对撤消从事以下活动组织的免税地位，如实施堕胎手术、资助堕胎或向堕胎提供设备；反对未成年人必须在得到父母的同意下才可在联邦资助的诊所获得避孕工具的要求；他还反对批准反堕胎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者，如威廉·伦奎斯特和罗伯特·博克。 在他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中，由于戈尔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出了问题。他批评其他反对堕胎者。特别是众议员理查德·格普哈特的态度转变得太快是为了攫取利益。《西利安德法案》也引起了麻烦。戈尔的一个顾问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自从有那次投票的记录后，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做的只有否认、否认、否认……我们尽量模糊这个观点，幸运的是，注意力终于转移了——至少在超级星期二之前这件事没有成为大问题。” 到1990年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他反对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与西利安德相类似的修正案，即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有关儿童权利的法案中把“儿童”的定义包括“在任何生物阶段的未出生者”。1992年，他作为共同发起人，提出了“自由选择法案”，这一法案阻止有关堕胎的任何约束行为，甚至包括宫外孕，除非对母亲的健康或生命的考虑确有必要的话。作为克林顿的竞选伙伴，戈尔赞同克林顿的有关国家医疗保险的计划中包括堕胎这一项。 让戈尔对此转变作出解释很难。1992秋天，戈尔作为副总统竞选人，与新闻界的一次见面中，在蒂姆·拉塞特和莉莎·迈耶斯的节节逼问下，他机械地重复了七次：“我认为妇女有选择的权利。”也是在那个秋天，当戴维·弗洛斯特询问他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他否认了。他说他仍然认为堕胎是夺去“无辜的生命”，但他承认他不会使用那些词语，因为它们“充满了政治上的指责”。他加了一句： 嗯，如果我们心自问，在这个问题上我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认为， 我的看法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认为，我们都有种道不明的感情， 因为有两个问题混淆其中，难道不是吗？第一个问题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你 对堕胎的看法如何？第二个问题是……谁做决定？在特定的情况下，不管 你我认为做出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我想政府不应当介入，命令这个妇女接 受判决，权衡这个决定的方方面面，做出政府所说的决定，应当把决定权 留给她自己。这就是我的看法。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对一个低收入的妇女，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又无法负担个人医疗费用，不在此列。戈尔所在的地区是田纳西州相当保守的地方。这里的妇女面临的选择是接受政府的裁决或冒着生命危险中止妊娠。一些为戈尔辩护的人认为他的改变是原则性的，这反映出辩论的焦点从医疗补助资金转到里根政府对堕胎权的进一步攻击以及最高法院对“罗诉威德案？的翻案。国家堕胎和生育权行动联合会主席凯特·米歇尔曼，曾经与戈尔多次会面，她说：“我不是说政治不起作用。”但是她认为，戈尔真正“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蒂珀·戈尔对她丈夫立场的缓和起了重要作用。米歇尔曼认为，戈尔对堕胎的行动感到不安，但是一些人需要时间转变他们的观点，把他们对堕胎行为的不尊重与什么是法律区分开来。 ☆ ☆ ☆ 戈尔在这一问题的转变使他在1976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7月6日，他取得了《纳什维尔旗帜报》的支持，而这家报纸曾是老戈尔的宿敌。尽管斯塔尔曼家曾经在四年前把报纸卖给甘尼特联号，但是戈尔凭他记者的资历，对问题推确的把握以及刻意与他父亲及《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自由主义倾向拉开距离，遂赢得了《纳什维尔旗帜报》社论委员会的支持。这一支持使戈尔在难解难分的初选中获得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票数。曾在该报做过编辑，现在是发行人的埃德·梅纳西说：“这确实增加了他的本钱，特别是在保守派和中间派的读者中及企业界中。虽然《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同事对他立场的改变感到掠奇，但这种改变无疑奠定了他的基础。 ☆ ☆ ☆ 戈尔第一次竞选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极大支持；戈尔夫妇把他们的房子变成了竞选总部。起居室里到处是桌子和传单。亨格夫妇南希和弗兰克定期从格林维尔飞到他们家，鼓动老戈尔以前的支持者们。一些志愿者每天工作很长时间，这些人后来成为戈尔早期在国会时的核心工作人员。戈尔家的两个亲戚艾伯塔·温克勒和梅林达·莫费尔德负责接听电话。老戈尔的侄子拉里·哈里顿，当时是一个年轻的法律研究生，他和戈尔一起东奔西跑地竞选，后来他成为戈尔在国会的工作人员。戈尔浓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肯·约斯特从《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辞职，成为他的新闻秘书，后来他成为戈尔的法律秘书。肯的女朋友夏娃。齐巴特，继续留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工作，她每个周末到戈尔家做饭，保证竞选的工作人员们至少每周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她还带来了一个朋友，罗伊·尼尔，人很友善，曾在《纳什维尔旗帜报》干过体育作者，后来她作为戈尔的主要助手，在国会工作了15年。 戈尔听从了朋友的建议，雇汉德森保险公司的总裁约翰尼·海斯为他筹集竞选资金。海斯曾担任了两年萨姆纳县的专员；但任期未满就不干了。他认为那两年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光，他说：“人们占据了你一天的24小时。”但他有筹集资金的绝招，而且恰好他心仪的候选人退出了竞选。海斯很喜欢戈尔。 海斯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但确实不容易。曾作为资金委员会主席的沃特·金·罗宾逊说：“那时无钱人账。”他把竞选资金短缺的原因归结于1974年通过的“新竞选资金法”。他说他碰到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新法规需要过细的记录和政府规定而对捐款有所猜疑。也有部分原因是很多人对戈尔不熟悉，有的以为老戈尔又重回田纳西政界，因而对此举棋不定。 戈尔的家人和朋友们不仅成为戈尔竞选的工作人员，而且贴补了竞选的大部分费用。戈尔用于初选和大选的钱共有18.86万美元，其中2／3是他从自己家人和朋友处筹到的，5万美元是从银行贷款，另外7.5万美元是自掏腰包。剩下的6.3万美元则是戈尔父子的两代支持者捐出的，包括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威廉·麦克斯威尼和蒂珀的父亲杰克·艾奇逊。根据联邦选举报告，戈尔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朋友弗兰克·里特和沃内基夫妇也捐了款。 ☆ ☆ ☆ 到春末的时候，戈尔已经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作为一个竞选者，他感到自然多了。他一般天亮以前就要开始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有一次一天中，他去了第四选区的三个县，通常与他一起路上竞选之旅的只有哈廷顿和纳什维尔两家报纸的记者。在每个地方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先访问当地广播电台、报纸，还有每一家“肉加三”小铺(一种路边小吃，可作午餐)。戈尔和哈廷顿总是匆匆记下遇到的每个人的姓名，以便以后向他们邮寄资料。 戈尔用精力去弥补他的不足。诺埃尔·克拉克森记得，戈尔有一次就穿着他的蓝西装，跳过一道有铁丝网的围墙，跑了200米到田里，与农夫在他的拖拉机里握手。《纳什维尔旗帜报》记者戴维·莱昂斯说：“他简直是个斗牛士，不屈不挠的竞选者。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竭尽全力。。”他曾见过戈尔爬上电话杆，与在杆顶布线的人交谈。在一些他暂时落后的地区，戈尔会一遍又一遍来访问。在罗杰斯要塞一部分的路易斯堡，一家商店的收银员说，要不是他知道有关竞选的情况，他会以为戈尔在竞选市长。在一些对他父亲仍存有敌意的地区，他工作得更努力。史蒂夫·阿米斯特德1988年告诉科普利新闻服务公司：“我看见有人拿了他的资料扔在地上用脚跺。有些地方他去了四五次，最后他征服了他们。” 那些日子里，戈尔到各地的演讲成了土里土气的笑话，比如民主党小猫的故事。一天他开着车；沿途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出售共和党小猫”。几天之后，当他再次经过那个地方，同一个牌子变成了“出售民主党小猫”。于是戈尔停下来，问为什么不再为共和党的小猫做广告了。“哦，”一个男人回答说，“它们的眼睛睁开了。” 很多田纳西人都说那时的戈尔与到华盛顿后漫画中那个“乏味”的戈尔不一样。他令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不仅想起了他的父亲，而且想起了老戈尔的对手，埃斯蒂斯·卡夫维，他也是常春藤校的毕业生。戈尔常常仔细倾听农民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现在是纳什维尔律师的莱昂斯谈起年轻的戈尔时说：“他与农民们拥抱不仅是礼节性的，他是真的在乎这些人说的话。他丝毫没有东海岸那边的架子。他也许是傲慢的，但表面上看不出来‘我比你们都要强’的样子。他没有摆出副保护者的架子。他的表现不像人们原来认为的那样——他是艾伯特王子。” 戈尔获得了新闻界的好评也《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曾试图站在对其他竞选者公正的立场上，但最终站在了戈尔的阵营里。而对很多年轻记者来说，其亲和力是双重的。这不仅因为戈尔是他们的同龄人，而且他确实是他们中的一员。即使带有俗套和迎合保守派的味道，他们感到他们正在报道一个相似的灵魂。 这种和睦关系只因一次不快而破坏。《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艾伦·卡迈克尔与戈尔同行时，在竞选的空隙中，他询问戈尔有关大麻的法律的看法。戈尔回答说，他反对这项法律，但他赞成对第一次触犯者减轻刑罚的提议。卡迈克尔又问他是否自己也吸过时，戈尔反应有些狼狈。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车子去想他的答案。他回来后，说他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问得不合适。于是卡迈克尔就没有接着问。后来卡迈克尔解释说，因为他对戈尔的竞争者们没有提同一个问题。与蒂珀坐在一起的肯·约斯特形容当时戈尔夫妇的表情是“愤怒的”，特别是因为卡迈克尔没有问其他竞选者这个问题。约斯特说：“他们认为这不公平。除非他认识戈尔，他不应该问那个问题。而且他这样随便，对待戈尔比其他他不认识的人苛刻。” 也许后来成为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公共事务主任的卡迈克尔；当时没有要求就此采访戈尔，他没有坚持刨根问底是因为他知道可能得到多么诚实的一个答案。可他不是1976年推一对戈尔的吸毒史有好奇心的记者。卡迈克尔在《纳什维尔旗帜报》的竞争者戴维。莱昂斯回忆说，他也问过戈尔类似的问题，他形容戈尔的反应像是受伤者的自我保护；他私下里承认：“我试过类似的东西，”然后他说：“嗨，我可是你们中的一员。你真想伤害我吗？”最终这两个记者都选择放弃这个问题。直到1987年卡迈克尔才对此事开了口。那是戈尔在总统竞选中承认在他当学生、参军和做记者期间，偶尔吸过大麻后，卡迈克尔接受《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莱昂斯说，当时是因为出于对戈尔的喜欢，才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戈尔毕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我们对此也都很敏感。戈尔在1976年确实很顺利。” ☆ ☆ ☆ 戈尔和他的主要对手斯坦·罗杰斯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他们都是左偏中的民主党人，都在向右边靠拢，希望能在保守的选区获胜。罗杰斯的计划是想把年轻的戈尔描绘成他爸爸的延续。但是这个时候，当然不会说延续的是老戈尔的自由主义，而是他的商业利益。老戈尔曾是老坎伯兰的亲民主义者，后来发了家，他的朋友阿曼德·哈默也加人了他的行列，但不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而是雇主。 60年代，哈默拥有在利比亚开采石油的特权，他用赚来的钱买下了艾兰德克里克煤炭公司，当时这是全国策三大煤炭公司。70年代初，哈默对于从一些与自己签订了长期合同的公司中获利太少而不高兴，这其中也包括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老戈尔在国会时的助手比尔·艾伦说：“这些公司在煤炭价格非常便宜的时候与哈默签了合同，而且合同中没有适当的提价条款。哈默想找个办法把这些合同的价格提高一些。”老戈尔一直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在国会的老主顾，又恰是这个事情的负责人，于是哈默就雇用他办这件事。老戈尔干冉不错，哈默很高兴；就把整个公司交给他，并在1972年9月任命他为主席。肋年代初，他每年的收入是50万美元。要是他从这个职务退下来的话，他说：“我就不可能让家里发这笔财了。”然后又不无夸张地说：“我就会和以前一样是个穷光蛋。” 1976年能源价格一直是个政治热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也一直因为提高电费而遭受攻击。罗杰斯抓住老戈尔与哈默的关系，把小戈尔说成一个一心为利润的年轻抵押品。在5月份的一次演讲中，罗杰斯说：“艾尔·戈尔对煤炭公司施加压力以降低电价，他的所作所为是沾了他父亲的光。”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小戈尔接受了任何人的恩惠。罗杰斯还不甘心，他又提出哈默安排的锌权力付费问题，但由于史密斯县的每个人都从锌租中得到钱，所以无机可趁。 罗杰斯简直是被戈尔挤出竞选去的。相比之下，他资金充足，但用的却是老掉牙的竞选方式，胡乱吹捧，对一些机构的投资太多，比如教师、房地产经纪人、几个联合会及与他在州众院有关的机构。弗兰克·萨瑟兰说：“他用的是老办法，他去的地方是县政府大楼，而戈尔则去了乡村。” 很多分析家认为最后的几天竞选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在选举的那个夜晚，他本打算8点钟到位于莱巴农的竞选总部所在的假日酒店，但到了9点钟他还在卡西奇的家中，担心他会以失败者的身份出现在他的庆祝会上。直到9点半，当他和蒂珀由约斯特陪着驱车跨过州际40号公路行车半个小时来到竞选总部时，以微弱多数领先。尽管结果仍难以预料，戈尔却很平静，很专注地想着胜利后要说的大概内容。“我该感谢谁呢？”他问。约斯特似乎有些不安，他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长串朋友和支持者名单。 有两个小时，戈尔看来写错了演讲稿。他们到了假日酒店后的几分钟，从罗杰斯的大本营科菲县传来了消息，戈尔原来领先的3000票降到了200票，30分钟后又跌到了64票，后来罗杰斯反又超出了100票。戈尔回到自己的房间中，等着从自己的大本营史密斯县和威尔逊县的消息。蒂珀也在屋子中不安地来回走动。戈尔坐在床边，双手交叉，披着夹克，平静地看着电视上的消息。大约11点，史密斯县和威尔逊县的结果出来了，戈尔最终以2000票的优势领先；并稳操胜券。罗杰斯本来以胜利者的姿态打算乘飞机到纳什维尔电视台接受采访，几分钟后，他给戈尔打来了电话。 在11.5万张选票中，戈尔领先了3500票，即获得了32％的选票，而罗杰斯获得了29%的选票。戈尔得益于一些分裂的选区，特别是拉瑟福特县的法官麦克法林，他最终使几千张票投向了戈尔，而从前认为这些票很可能投给罗杰斯。正因为如此，罗杰斯认为这个结果反映了人们把对老戈尔提早退休的遗憾在小戈尔身上得到了补偿。他说：“我认为在民主党内有一股强烈的情绪，他们想让老戈尔下台，投给他儿子的票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对老戈尔所作的补偿。”确实。1976年是对老戈尔的偿还。那年秋天，田纳西人在比尔·布罗克任满一届后把他轰下台，由他家的朋友吉姆·萨瑟接任。 等戈尔出席他的支持者为他举行的庆功会时，已经是子夜时分。在这个漫长的晚上，他们只以可乐和薯条充饥。尽管约斯特为戈尔列了长长的感谢者名单，戈尔清楚地知道他首先要感谢的是谁。他说：“我和我的家人深知失败的痛苦。我的家告诉了你们为民众服务应当怎么做，他们也教给了我；我深知众议员的职位是一项神圣的职责。” 在那天晚上，戈尔的父亲艾伯特·戈尔是竞选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在公开场合，他的儿子很少提及他，但竞选成功后，他应邀讲了话，他的眼光不仅停留在众议院，而且更远。他对事实作了一些修饰，但他的意思很明确。“当我29岁时(实际上是30岁)，你们选举我为议员，而戈尔28岁时，你们选举他为议员。他开始这一生涯比我早一年，也许这意味着他会比我更进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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