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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记者们问及他将如何追随他父亲的脚步时，戈尔给了一个老套的回答。他说，艾伯特·戈尔的成就代表“对我的一个极好挑战”。事实上，这种挑战并不总是那么好的，而是负担、启发和告诫性的经验教训的混合，这一切决定了他儿子在立法机关的生涯。参议员敦促戈尔遵循科德尔·赫尔在他起步时所给予的忠告——在众议院里好好学习那些规章制度和惯例，戈尔部分听从了这项忠告，有大约一个星期，他每天花一个小时和一名隶屑于国会研究服务机构的职员一同学习国会议事程序。但戈尔也下定决心要“在他来到国会时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他自己的价值”，罗尼尔说道。他想要成为“一个由于其自身原因为人们所对的人物，而不只是他父亲的儿子。他很快就那么做了”。 他小心细致地总结他父亲的弱点并努力确保那些将不再是他的弱点。艾伯特·戈尔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卖力工作，但由于身处埃斯蒂斯·基福弗的阴影里，通常得不到承认，现在他儿子在这些事上首先考虑的是工作成绩的可见性。在他的优先权理论(该理论认为有关总统的电视报道削弱了立法机关的影响)的基础上，他参加了将众议院议事过程(不久之后是参议院)向电台和电视台开放的运动，并且确定由他在1979年发表了众议院历史上的第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这是解决对政府缺乏信心的一种方法，发言人先生”，戈尔在谈到众议院里的电视摄像机时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自欺欺人来自一位正在设法解决其自身缺少电视曝光率的问题的新人。 像基福弗一样，他明白将自己定位在引人注目的调查活动的舞台中心的价值。戈尔锻炼出了在人数众多、细致周到且富有戏剧性的委员会听证会中活动的特长。这些听证会通常充满了能引起新闻界注意的证人和故事情节：由于缺乏营养的食物配方而致病的婴儿，决意要为所爱的人寻找器官移植的家庭，被有毒废弃物破坏的社区，遭受腐败的联邦官僚掠夺的纳税人，以及被贪得无厌的公司董事们剥削的消费者。他的父亲由于对家乡州的民意漠不关心而受到批评，戈尔把自己回第四区的周末旅行行程排得紧紧的。水门事件之后的年代里的其他年轻议员们也不时地跑回家看看，但很少有人像戈尔那样毫不松懈。在他所代表的25个县里，他平均一年里参加自由集会超过一百多次。 他还吸取多年来在他父亲身边观察国会政治的所得，而他父亲曾为了与林登·约翰逊的冲突付出过代价。这一次戈尔没有学他：他父亲通常遵守小圈子里的规矩，与党团保持一致并尽力巴结长者。。“他想要做好士兵到了这样的程度，当他想要前进的时候，他就选择不会与同队的人起冲突的事。”《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前记者肯·约斯特说。他是戈尔的竞选助手并成为他的第一个立法顾问。戈尔将众议院里民主党人蒂珀·奥尼尔、吉姆·赖特和丹史斯滕科斯基的领导称为“极其进步”和“对众议院的机构改革不遗余力”。 戈尔为他父亲的自由主义传统自豪，但他自己却尽量避免被贴上左翼标签，这曾经过早结束了他父亲的政治生涯。他封自己为“非凡的温和派”，一个他认为突出了他仔细限定的行动主义的一个术语。尽管被投票者们公认为是个温和派，他总的表现有时倾向于自由派一边——一个南方人明显带有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是在国内事务上。在经济、税收和劳工问题上，他一直是自由派的一票，他的一些立法动机今天听起来像是“大政府”——与他作为克林顿的副总统时所拥护的中间派新民主党信条形成鲜明对比。作为新人，戈尔支持建立一个新的消费者保护机制。受到70年代末阿拉伯石油危机的刺激，他推动建立一个政府所有并经营的燃料综合组织——“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燃料辛迪加”，前助手埃里克·布莱克回忆说。随着能源恐慌的消失，这个主意被束之高阁。 然而，通过精心选择他的议题以及衡量他的政治风险，戈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坚定的温和派的形象。他支持自由主义政府的支出，但很少带头。他在诸如种族、犯罪和惩罚、贫困以及经济平等这样的敏感社会问题上与民主党人保持一致。他是田纳西州种植烟草的农夫的庇护者，为他们的价格保护措施辩护，但他又与健康保护组织的游说团体十起要求加强执行在香烟包装上贴警告标志。在国家安全与防御用题上，他走中间路线。肋年代早期，他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同时又帮助与白宫达成妥协以保留MX导弹。 被戈尔选中“突出自己”的议题可能是值得的，不过通常范围很窄且相当讲究技巧。他大部分时候所从事的政策讨论，是基于经验上的证据和理性的辩论，而不是出自情感。“我喜欢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他爱这么说。他对未来的想像力使他组织听证会讨论遗传筛选的影响、温室效应以及核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后果。他还专心从事一系列与消费者有关的事情，如隐形眼镜行业无关紧要的小事和卫星天线扔有者看电视的权利。这些都是合理的日常事务，几乎不会树立长远的敌人。同事们注意到他拣现成便宜的敏捷与灵活。丹·格利克曼是1976年那届国会的另一批议员，现在作为农业部长是戈尔的同盟。他在1987年对一位采访者说，当他支持迪克·格普哈特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戈尔“有一个妙法来找到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的事宜”。 尽管他最终成了全球环境运动的一颗明星，当他还在众议院任职的时候，他绝不是个绿色巨人。当戈尔对生态环境的关心与本地的经济考虑不一致时，他肯定会照顾家乡的发展需要。环境保护主义者同盟对他八年的国会议员工作打了一个60分，他是个朋友但只能是暂时的，更不可能是个能写出《地球的平衡》这类书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福音传道者。他支持被这项运动所嘲弄的两项田纳西流域项目，即特利科水坝和科克林奇河核反应堆。价值32亿美元的试验性反应堆遭到了环保人士和军备控制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该反应堆所生产的钚可能被用于武器项目。戈尔一直支持该项目直到1983年它被废弃。 布伦特·布莱克韦尔德是“地球的朋友”这个组织的主席，他记得1977年的某天所发生的事。当时他劝说戈尔支持卡特政府消除一系列常见的出于“政治分肥(P-ork-band)”目的的水坝项目。其中有一个位于达克河上游的哥始比亚水坝在他的选区，环境保护主义者批评该项目根本不能满足控制洪水的需要，只是为了给建筑商们多一点项目做。布莱克韦尔德说：“我们需要一个本地的领导者。这是在以一种不可饶恕的方式毁灭河流。” 年轻的议员虽表示同情但一点不为所动。“你们想要我怎么办？”戈尔问道，“政治自杀？” 早年的这次打交道对布莱克韦尔德来说典型代表了他所认识的戈尔的自相矛盾，这是雄辩与结果之间永远都存在的差异。“他是我所见过最博学的人，”他说，“他确实了解一切细枝末节，当你想要举行一个细致入微的听证会时，他是了不起的。但我想不出有什么事他会站出来，准备一个修正案以挑战目前的状况或是改变辩论中的力量对比。”当环境保护主义者需要在众议院寻找一个能站出来带头讨论一个难题的人时。他们会先考虑许多人选，而把戈尔排在后面。 最后，戈尔的外表加重了他温和派的形象——他看起来就像是这种人。他的整个形象表现出一种老式正统：勤奋工作的样子，深色西服，慷慨陈词，教人向善的唠叨，传统的家庭。这标志着一种看起来像琴弦一样笔直的生活——在剔除了通常多余的精力过剩和判断错误之后，净化了的年轻人的充沛精力。正如迈克尔·金斯利写的那样，戈尔是“一个有着老人思想的年轻人”。 ☆ ☆ ☆ 在国会山里，戈尔从未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作为同事，他用那种老式的努力充实自己、肩负神圣使命、来自圣奥尔本斯和哈佛的戈尔。他是一个既没有仇敌也没有亲近朋友的人。“始终有一层薄板，很难捅破。”曾与他一块儿在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共事的加利福尼亚的议员亨利·韦克斯曼说道。不过，他的同事们认为他对工作具有的天赋使得他成为一颗正在升起的明星。但是，他那种年轻人冲劲几十足的样子有时候可说是令人毛骨依然的。80年代早期的一个下午，他与俄亥俄州的议员汤姆·卢肯正在乔治城的四季饭店参加一个招待会时，收到了办公室的口信，告诉他们必须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内赶回众议院参加一项投票。卢肯看了看戈尔，说在交通高峰时间他们不可能办到。“看我的，”戈尔说。他跳上车，援引允许国会议员因公事违反交通规则的传统，全速冲过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白宫，冲向独立大道。车子在其他车辆中间穿行，呼啸着闯过红灯。“我们用六到八分钟就到了。我全身颤抖，”卢肯说。 戈尔的竞争雷达总是开着，在国会的那些自信的议员中捕捉潜在的竞争对手。1981年，有一次，当他在他的田纳西州农庄里与他的职员们共进圣诞晚餐时，一个助手随意问了问他的长远打算。这时，戈尔离参议员选举还有三年，距他的第一次总统选举还有六年，他谈到将来要争取“更高职位”。尽管他用词模糊，谁都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当有人间他的最大竞争对手会是谁时，他立即回答了。他的助手回忆说：“他毫不犹豫地说‘迪克·格普哈特’。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俩向来是不相干的。但在他脑中，早在1981年12月，他已经盯上格普哈特作为对手了。” 其实格普哈特不是他的朋友，只不过是戈尔在众院那种为数不多的私人关系打上了竞争和野心勃勃的烙印。这在众院体育馆举行的激烈的篮球赛表现突出。这种竞争也吸引了其他新来的人，如戴维·博尼奥尔、乔治·米勒以及诺姆。迪克斯。戈尔的表现虽有点过于热情但还算不错；并很快就赢得了外场好投手的名声。“人们慢慢明白不能把球传给艾尔，因为他们再也拿不到球了。”前俄勒冈议员莱斯·奥库安说，他也是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同样紧张的还有所谓的“马球”部分：试图照别人的高难动作做；戈尔的专长之一是在奶码外从体育馆的墙上反弹人球；“他对这简直着了迷”，博尼奥尔回忆说，他说戈尔做这样的投篮差不多十投四中。 戈尔吸引了其他被人期望甚高的聪明、自信的年轻人。来自纽约长岛郊区的汤姆·唐尼在政治上甚至比戈尔起步还早。1971年他22岁时，就人选萨福克县立法会。他们同样有着调皮的幽默，合适的妻子，投票纪录比他们代表的地区还要自由，并坚信自己比身边的其他人都聪明。科罗拉多的蒂姆·沃思进议会时的履历和戈尔一样优秀，他先进了弗利普斯·埃克斯特，然后是哈佛，并在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戈尔像对待唐尼一样，和沃思既是朋友又是竞争者。他们一同完成委员会的任务，并对能源、环境和通讯同样感兴趣。 同事们知道在戈尔面前称赞沃思会激怒戈尔。到参议院后，一次戈尔回众议院和韦克斯曼商谈环境保护问题。韦克斯曼说，他很高兴戈尔也关心这个问题，并加了一句：“我原先以为蒂姆·沃思是参院中惟一对环境问题感兴越的人。”戈尔大笑起来，但他对于这场竞争是很认真较劲的。韦克斯曼说：“两个人的关系二直很紧张。” 戈尔的父亲曾受到与田纳西人“脱离接触”的批评，为使自己不再重蹈覆辙，他想学乔·埃文斯进入猪肉生产拨款委员会，以给选民这样的信息：虽然埃文斯走了，联邦给予第四选区的大笔资金却不会因此中断。戈尔先得在州际与国际商业委员会(后改名为“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及它下属的监管和调查委员会谋求一席之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使他得以有机会接触到他第一个认真的国会指导：加利福尼亚州的约翰·莫斯。他是反对政府在“新闻管理”中的保密和官僚的斗士，在他的推动下，196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他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位来自纳什维尔的年轻记者，给予他机会主持自己的听证会，这使别人惊诧不已。迈克尔·莱莫斯说：“他从未把这个小木槌交给过别人，但从一开始戈尔就很特殊。” 在莫斯的指导下，戈尔培养出一种严厉地、对抗性地提问证人的风格。一位前众议员说：“他很强硬。你会觉得有些敌意，就像自己站在被审判席上。他会列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穷追不舍地问你。”1977年5月15日，戈尔第一次在晚间新闻中露脸，质询维尔塞科尔公司的代表。这家公司是一种用于儿童睡衣的阻燃材料的制造商。这种材料已于2月停止销售，但早在1975的动物测试中就显示，它会引起肿瘤的增长。“如果这个国家的所有儿童都穿着含有这种材料的睡衣，因而导致肿瘤或别的病，难道你们不为此担心吗？”戈尔就像他在愤怒时常有的那样，带着他那马森一迪克森线以南地区的口音大声质问道。那事件使戈尔开始了一连串委员会的听证会。在会上，莫斯的继任者鲍勃·埃克哈特及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让戈尔来提那些难回答的问题。肯·约斯特说：“他把自己描绘成是丁格尔的持矛者。”他用的一些语句都能被当做新闻的标题或是头条。上述事件听证会后一个月，他取笑海湾石油公司是一家“共同分享的赫斯特馅饼”——在强迫的情况下，公司主张组成国际卡特尔，强行提高铀价，使包括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在内的众多客户因此增加电力造价数百万。调查最终裁决赔偿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其他电力提供商数百万美元。 一项针对有关公司倾倒有毒化学废弃物的重大调查，给了戈尔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显示他与他父亲的不同。1978年，一个废弃的地下垃圾填埋场里的化学物质渗漏进了纽约爱渠社区中的地下室和后院，使树木和灌木丛都变成了黑色，并且在孩子们的运动鞋上烧出洞来。更吓人的是，居民们抱怨说流产和婴儿的出生缺陷数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应对这场灾难负责的公司是胡克化工公司，该公司在1968年成了阿曼德·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前参议员艾伯特·戈尔是西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之一，他是公司的执行副主席和掌管煤炭业子公司的董事。尽管污染事件发生在这位参议员入股公司前，但是有关利益冲突的问题足以让戈尔的职员们感到担心。他考虑过从委员会的调查中回避，但还是决定该事件——也许是这个让自己出名的机会——太重要了。那年的晚些时候，他联合发起通过了第一项筹款法案，委托要求公司和个人共同努力清洁该区域。 戈尔对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十分着迷，他的精力和手腕使他深受委员会职员们的爱戴。他们早就习惯在调查复杂的事件时对低级官员有完全的支配权。他说在报道国会消息和为国会工作的惟一区别是发传票的权利。“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做调查工作的记者。”1980年，当一名前《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暑期实习生卡特·埃斯丘来他的办公室面试新闻秘书一职时，戈尔这样对他说。埃斯丘拒绝了戈尔提供的这个职位，不过继续交往并成了他的朋友和他在竞选参议员一职时的广告咨询。1992年，埃斯丘作为竞选委员会的一员为克林顿一戈尔的选票处理电台、电视台的广告事务，现在他为戈尔参加2000年的总统竞选掌管媒体宣传和策略。 戈尔以他细致人微的工作吸引了新闻界的注意，但他也把工作转化成实质性的立法成就。除了联合起草超级基金法之外，他还是国家器官移植法案的作者。这项法案建立了一套电脑化网络来登记和寻找合适的人体器官移植对象。戈尔还确保了1980年的婴儿奶粉法案，这项法案建立了所有在美国被售奶粉的最低营养标准。 ☆ ☆ ☆ 在研究立法计划时，戈尔汇集了议会中有远见的手下。从选战起，他就把三个可以信任的田纳西人带在身边，他们是肯·约斯特、马西亚·韦伯和梅林达·诺夫尔德。但他还需要有议会经验的人来帮他经营这个位于朗沃斯大楼十七层的新当选议员的办公室。正当他翻看简历、想着该选谁的时候，居然有人已经选上他了。1977年7月初，韦伯坐在桌前，彼得·奈特走过他门前，向他宣布他想成为戈尔的办公室主任。 奈特那时25岁，来自马萨语塞州的温切斯特，是一名会计师的儿子。这是他积极进取的典型举动。他和戈尔一样急于在华盛顿崭露头角。他在康内尔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专业，是校足球队的一员。后来为温切斯特的众议员托伯特·麦克唐纳工作。在此之前，他在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做过一段时间的分析员’。麦克庸纳也曾是哈佛大学的足球队队员，他在1975年把奈特作为自己的行政秘书带了出来。几个月后，麦克唐纳得病并在1976年去世。奈特就主持整个办公室的工作，除了去议会投票之外，什么都做。 随着新一届的国会议员当选及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入主白宫，奈特想为某个将在美国政坛上迅速上升的人效力。他查阅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校(该学校专为新成员开办培训班)的成员，来了解谁将富有前途。他查到了三个名字：前圣路易斯市的市议员理查德·格普哈特；加州蒙特雷人利昂·帕纳特，是一名律师；戈尔。戈尔喜欢奈特的关系网：他来自马萨诸塞州，这也使他和新议会领袖蒂普·奥尼尔可以建立联系，因为就是蒂普·奥尼尔推荐奈特来的。在两次面试之后，奈特成为戈尔在华盛顿选用的第一人。 奈特的出现一开始还造成了一些文化冲突。约翰尼·海斯从田纳西打来电话，听到奈特的波士顿口音后，感到一阵紧张。他想，这样可不行。海斯说：“彼得，不管你做什么工作，请让别人来接电话。”当这些田纳西人还在华盛顿摸索时，奈特早已在其间游刃有余了。戈尔自己整日泡在听证会和在家乡建立大本营上。正是奈特成为戈尔在华盛顿筹集资金和扩大影响的代表。助手们记得他对院外活动人员很感兴趣，急于和他们建立联系。后来，当戈尔为其第一次参议员竞选做准备并发动筹集资金的行动时，也正是奈特带头去做的。于1981年作为新闻秘书加人办公室的马克。科普说：“被得会去做这些事情。在参加竞选总统之前，打政治电话，向别人要钱或是参加政治集会这些事情戈尔一直不太愿意去做。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他操心。彼得有这些人的名单，他会到戈尔的办公室并对他说：“这是你今天需要打电话的人。” 戈尔筹钱活动的另一得力助手是罗伊·尼尔，他的拿手好戏是让人觉得轻松自在。当大本营那边有个市长打电话来询问一些消息时，通常都是由在田纳西州长大的尼尔来接电话。 为戈尔工作有时并不容易，还会有些不愉快。像奈特和尼尔这样的高级助手觉得他可亲，但那些中低层助手就觉得他们的老板是个“可怕的人”。一名在参众两院长期为他服务的前助手说：“他的注意力和热情到他的办公室人员这儿就没了。”赢得竞选并未使戈尔忘了自己的年轻。他觉得有必要使自己更老成些，有时他会用严厉的语气，权威般地对那些通常年轻并缺乏经验的助手们说话。 作为事必躬亲的领导人，在最初的几个月，他甚至亲自分发信件并试图亲自给选民回信。他抱回一台IBM的电子打字机，用他越采越少的空闲时间来作出答复。 像他在学校和农场时一样，有时他会减少警卫，创造一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他会和助手们一起去中国城吃饭，或是出席办公室人员的聚会。—有一次他还把领带绑在头上跳舞。1982年2月，他还带全体办公室人员去西弗吉尼亚的库尔方特度过了两天，借此来使整个团体更和谐。 戈尔最努力去做的事就是他雷打不动的每周末回到第四区——36小时内马拉松似的穿越田纳西中部，有时他举办的公开集会竞达六次之多。别的国会议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精力充沛。就像在指挥一场精确轰炸的战役，他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第四区的地图，上面清楚地标着过去一年中他去过和还未去的地方。这个例行的行程少有变化：星期五下午飞往纳什维尔，当地工作人员的车子早已等在那里，当晚他们匆匆赶往两个集会，次日还要参加四个集会。一名先前的田纳西助手说：“这简直是谋杀，你不得不加速，你紧赶慢赶还是会迟到15分钟。” 长达如分钟的宣传活动在邮局、看护中心、商店后面等地方举行。不管有多少人参加(最少的一次是在史密斯县的十字路口，只有2个人)，程序都是一成不变的。戈尔的开场白是简单地介绍一下华盛顿的情况，然后让参加集会的人们自由提问。戈尔的记者式的解释，使他的助手们和记者们感到乏味，通常都把主动权交给田纳西的农村听众们。埃里克·布莱克记得，在70年代后期能源恐慌的高潮时期，有人愤怒地质问：为什么美国要把阿拉斯加的油出口到日本？戈尔能向他解释清楚—；阿拉斯加的石油离日本的最终用户比美国的最终用户近。美国向日本出口石油后，可以以更低的价钱再向墨西哥进口石油——并让他冷静下来。布莱克说：“他用手在空中比画出主个国家的位置。” 在极少数的场合，他在该区不受欢迎，他会马上缩短集会的时间来使人们的抵触情绪冷却下来，以免失控。他是众议院中极少数不同意里根总统1981年的庞大削减税收计划的南方议员之一，这是这个深受欢迎的总统的中心经济措施。因此，他在国内受到了很多质疑。他在集会上一次次解释，这项法案有很多不公平的漏洞，将导致巨额预算赤字。积怨很快消除了。前助手史蒂夫·欧文斯说：“他有一种信念，只要他使人可以接近、可靠并多出席活动，帮助人们理解他投票反对的原因，最终一切都会没事的。” ☆ ☆ ☆ 戈尔的第一个重大政治理想始于1980年默弗里斯保罗礼堂一群女孩子的聚会。那是一群十几岁的女学生，她们组成一个女孩国，自己成立一个立法机构来通过法律。其中有个女孩问戈尔，怎样才能结束核军备竞赛？除了说些空洞的国家间的合作等陈词滥调外，他也说不出什么良方。他问她们，有多少人相信在她们的有生之年会爆发核战？几乎所有的女孩都举起了手。然后，他又问，有多少人相信如果我们努力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三四个人答“是”。 戈尔被这个情况震惊了。他的政治追求显得这样的愚蠢。把精力放在孩子的睡衣中有致癌的化学成分这种事上固然是好，但比起每晚在他们入睡时对准他们的成千上万的苏联核弹头来说，那才是对他们生命的真正威胁。但是，在他头四年的国会生涯中，他参加激烈的军控辩论的时间还不超过15分钟！ 女孩国事件激起他心中原有的对核武器的焦虑，也让他回亿起小时候，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从他父亲眼中看到，似乎世界已到了灭亡的边缘。艾伯特·戈尔在他的回亿录中警告说，核军备竞赛是“通向核火山的火山口”，并提到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在他失去参议院的席位后，他成为“可居住的世界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旨在裁军的游说团体。 戈尔告诉朋友，他在集会后做的一个噩梦一直历历在目。故事的细节在多年的重述中稍有不同，但基本情节就是：美军到卡西奇中学去拆除一颗放置在体育馆椅子下面的核弹。士兵们成功地拆除了炸弹并把它放入装甲车运走。但在他们离开后，一位朋友告诉戈尔，又发现一颗核弹，该由戈尔来拆除。戈尔爬到椅子下面，可是他意识到他没有这样的技术和工具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害怕会不小心引爆炸弹。戈尔冲回到他在卡内河畔的农庄，把家人召集起来，躲到鱼肉熏制厂的后面。就在这时，突然间，一道明亮的光闪过，随后是强烈的冲击波，把房子震塌了，他们被完全压在了下面。 戈尔决心成为军控专家。他个人价值观及政治兴趣促使他要去这么做。很明显，女孩国事件及他本人长期以来对核爆炸的担忧都是原因。当然，戈尔也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他想为人所熟知，就不该光说一些监管婴儿奶粉的事情，他必须致力于一项更重要的大事。他了解选民，他也意识到80年代初人们对核武器的担忧已形成很强的力量。他相信，在辩论中应该出现一个走中间路线的声音，一个介乎于停止生产核武器的呼声和里根政府的好战政策及他的冷战斗士们之间的声音。他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奥尼尔和众议院情报筛选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博兰提出，在专门小组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于1981年1月成为该小组一员，这是他第三届任期的上任之初。 戈尔在一个混乱时期加入了军控的行列。五角大楼越来越担心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性，也越来越担心地下导弹仓库中美国防基导弹容易被摧毁。用来取代老化的民兵导弹的是Mx，也叫做“维和者”。它能携带十个弹头，而民兵只能携带三个。197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卡特总统说，如果不提高美国陆基武器的“生存能力”，他们将不会支持签署第二阶段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他们提议，要购买200枚MX导弹。 批评家们说，MX导弹不仅毫无必要——美国的空基和海基导弹已经能提供足够的核威慑——而且非常危险地在破坏稳定。这种武器的设计目的并不是战争威慑，而是有效的第一次打击。反对者们则说，部署200枚MX导弹能使美国达到使苏联最为害怕的目的：成功的突袭。而怎样部署这些导弹才能使其最能经受得住苏联导弹的打击的争论使MX导弹问题更为复杂。卡特总统支持建立一个从内华达州到犹他州，长达1万英里的巨大的“跑道”。这是一种末日庇护的游戏，这些导弹有多个掩体，定期更换地方来躲开苏联导弹的瞄准。这项计划在西方世界不受欢迎并不让人吃惊。里根上台后不久，就任命了一个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查尔斯·汤纳为首的委员会来寻找一个更好的办法。 戈尔知道，要让核武器专家们认真考虑他的意见，必须先掌握相关的技术知识。他请博兰为他介绍一名军备控制方面的专家来教他，博兰手头正好有这样的人选。利昂·富尔斯来自纽约，是一名聪慧过人的前驻外军官。他的娱乐活动就是，在他十几岁的女儿们上床睡觉后，深夜独自欣赏MTV。他在国务院待了11年，专门研究苏联和东欧事务。他是博兰的委员会的高级顾问，负责军备控制的核查事务。 从第一天起，富尔斯就成为戈尔的重要智囊。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曾说，他“有着电脑—般的头脑，工作能力极强，严格自律”。戈尔对能教给他东西的人最感兴趣，他成为富尔斯好学的学生。富尔斯也绝对忠诚，对和媒体打交道总是退避三舍——他是戈尔身边最理想的工作人员。他注重实效，经常采取强硬路线。他的观点对戈尔的外交政策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前工作人员说，即使是现在，富尔斯作为副总统戈尔的国家安全顾问，是戈尔认为惟一与自己的智力相当的助手。 从1981年冬到1982年春的—年多时间里，富尔斯教给戈尔有关核武器的各种知识。他们每周至少见一次面，把自己关在朗沃斯的办公室或在情报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有时一谈就是四五个小时。戈尔对此采取了秘而不宣的态度。他从时间表上划出大块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却从未跟人提及这么做的目的，甚至对他的办公室主任也没有提及。十个月后，他才把他的军备控制顾问介绍给奈特。 只有那些可以提供有用信息的人才被难许介入戈尔和富尔斯的辅导课程中来。詹姆斯·伍尔西1981年初刚从海军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一天他接到富尔斯的电话，要他和一位年轻的国会议员见面。伍尔西以为是关于海军的事，但富尔斯告诉他，戈尔想和他谈谈十几年前他在五角大楼当防军中尉时的工作。他曾参与建立“代码50”，这是国防部的一项计算机模式，用来演示核交火。伍尔西走进戈尔的办公室时，他看见富尔斯和一个只穿着衬衫的年轻人，“看起来他像是回到了20岁”。他坐在一张很普通的办公桌前，桌上摆着一台开着的IBM电脑。 没有什么寒喧话。戈尔见面后就说：“我有个问题。我想知道这个模式的前提。如果我弄懂这些前提，我想我不会喜欢它们的。”戈尔想了解更多的有关美国导弹的“生存能力”的资料。因此，伍尔西花了大约45分钟的时间，把自己记得的所有关于“代码50”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伍尔西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他离开时，他意识到他从未和一名国会议员就技术问题进行过这么详细的讨论。 戈尔对国际关系研究得越多，越觉得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对相互嫉妒的情侣。他说：“一点点小事就有可能激起无边的想像”，“一丝担心就会转化成无尽的担忧”。用战略的话来说，这一丝担心就是另一方会成功发动第一次攻击并仍有储备的导弹。1982年，戈尔在一次议会的冗长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他说，美国人被军备竞赛的方向所警醒，觉得自己的生命掌握在双方的专家们和理论家们的手里。那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打赢一场核战争；“他们对我们现在明显不过的方向非常担心：无限的、不受控制的和苏联竞争，来建立新的战略武器。把大笔的钱用在那些事实上最终会毁灭世界安全的东西上。这是群众运动所发出的预示。”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冻结核武器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被误导的，会有潜在的危险。这应由政治领袖们负起责任，在此基础上重开军控的讨论。 戈尔提议的中心思想并不是他的创新，在军控界已提出多年，为富尔斯所熟知。它的本质就是要求两个国家把他们的多弹头导弹都换成一个弹头的导弹。这一想法的核心就是核交火的二对一原则。也就是设想需要两个核弹头来确保摧毁一个核弹头。从苏联发射洲际导弹，其飞行时间内，在移动发射器上的一群单弹头的民兵导弹可以分散发射出足够宽的距离。这样，为摧毁这些导弹，苏联将倾其所有，用完所有的弹道导弹。这种情况对双方都有威慑力，并消除对第一次打击的担心。根据戈尔计划，两个国家都要停止制造新的武器，同时通过谈判，把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都换成单弹头的。对MX导弹的研发可以继续进行，但只是作为谈判破裂的补救措施。如果谈判成功，；就不需要部署这种导弹了。最终的结果是，虽说还有成千上万的核弹头，但世界会更安全。戈尔坚信，消除对第一次打击的这一丝担心，将为进一步削减军备开启大门，并有可能大幅度改善和苏联的关系。 人们很容易可以了解为什么戈尔会喜欢单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对于他的目标而言，“侏儒”是最完美的武器系统，可以使他在关于冷战前景及文化的生存的激烈争论中分化差异。这是一种如他的政治态度一样，经仔细校准过的武器。戈尔是个自由派，不厉害；“保儒”核导弹，但也不厉害。他可以对停止核武器和裁军的团体说他正在努力消除令人害怕的MX。同时，他宣传自己是支持一种新武器系统的南部自由党人。这是他得以进人一个有防卫专家组成的俱乐部。对于一个曾目睹父亲步人肯尼迪政府幕僚行列的年轻人来说，这决非易事。 但是，虽然有强大的宣传攻势，人们起初对戈尔计划的反应是沉默。虽说苏联官员对此表达过非官方的兴趣——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唐纳德，弗雷泽为首的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被问及关于“戈尔计划”的问题——这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颗导弹落在了森林里，周围没有一个人听到它。 然而，第二年，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侏儒”又旧话重提。其一是人们对于如何部署MX导弹才能使它受攻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一直争论不休。五角大楼考虑过不下35个不同方案。1982年夏天，汤斯委员会的报告中对“跑道”计划的安全性提出疑问，并建议用飞机装载Mx导弹或把它们竖立在很深的地下基地中。这两项提议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11月，里根又提议，100枚MX导弹应该“密集部署”——导弹仓库非常接近，因此来袭的苏联导弹会互相爆炸，这样就能确保留下一些美国的核弹头。12月，随着停止核武器的运动占了上风，议会投票决定减少MX导弹的资金；因为还未提出合理的基地计划。 1983年，“侏儒”再一次的兴盛。这归功于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中基辛格从戈尔那儿——也是从戈尔向其借鉴的那些人那里——借鉴了这个观点。同年冬天，里根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由前海军将军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为首。虽然它的官方使命是检查美国的核战赂，它的真正任务是草拟一项提议来拯救MX导弹，使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能摆脱夹在停止核武器运动和防卫团体之间的困境。戈尔是一个国家安全温和派团体的一员。 1983年4月，主要由詹姆斯·伍尔西撰写的报告包含了戈尔的提议，建议全面发展装在移动发射器上的“侏儒”，从90年代初开始使用。但他也建议应部署100枚Mx导弹，来满足“短期使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现代化”。而“株儒”早已有之，被部署在旧的“民兵”仓库中，就是和最初引发易受攻击性讨论的仓库一样的仓库。委员会解决了Mx导弹基地问题。虽然他们先前反对Mx导弹，并担心它可能破坏稳定，温和派们认可了斯考克罗夫特的计划，并在议会中建立两党联合来发放资金，用于研发和飞行试验。戈尔说伍尔西“像鸭子熟悉水一样娴熟地开始工作”。 戈尔和他的盟友们看到斯考克罗夫特的一揽子计划是个机会。虽说计划还不完美，但能迫使里根认真考虑军备控制问题，有限数量的Mx导弹换来“侏儒”并不算是太高的代价。但是戈尔的想法是对两个基本方面抱有希望。政府内部有强大的声音——主要是来自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他的国际安全政策助手理查德·珀尔——一直反对“保儒”和控制军备。在他们看来，斯考克罗夫特的小组并不要求政府对军备政策做出任何真正的改变。珀尔认为里根对Mx导弹有着“非常广泛而深刻”的支持。1983年5月2日，戈尔试图确定里根对“侏儒”的立场，他代表议会温和派起草了一封信，要求明确保证立即发展“侏儒”。令人失望的是，答复非常含糊其辞，只是说将“在高度优先的基础上”发展导弹。 为了汇集支持的力量，阿斯平团体的另一个成员、众议员诺姆·迪克斯在白宫安排了于次宴会，来动摇众议院民主党。他的想法是让里根明确说，虽然政府必须要发展Mx导弹，但他对军控是非常认真的。但他没有做任何让温和派们觉得对“侏儒”的前景放心的事。迪克斯回忆说，宴会的最低潮是戈尔因为刚学了专业知识，激动得站起来，向里根问了一个很长的关于核弹头与储存仓库的比例问题。他说：“你可以看见里根的眼睛瞪得那么大，我想只有阿斯平和我，还有(参议员萨姆)纳思能听懂他在说些什么。”里根的回答是不着边际的，他谈了六七分钟，反映了他对相关的原则并不了解。然后，他叫上委员会主席“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来帮他回答。迪克斯说：“我们也许丧失了50张选票。” 许多众议院民主党人认为戈尔被政府耍了，政府正在用“保儒”和温和派来获得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一Mx导弹——使之重新回到正题上来。也有一些人看到雄心勃勃的年轻戈尔在与白宫纷乱的高水平的磋商中成长起来。看来，戈尔已被他1982年讲话中提出质疑的那些团体的内部人士和专家们争取过来了。“这是卤莽的蠢事，”对Mx导弹让步持公开的反对意见的莱斯·奥库安说道，“艾尔总是乐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经过两天刻薄而又情绪化的争论后，1983年5月24日进行了投票。支持者们说，扼杀Mx导弹计划会给北约盟国这样一个信号，美国不再致力于武器的现代化，并将影响到在欧洲部署“潘兴II”中程导弹。而反对派则说，这项措施就像是核武器的东京湾决定——是今后在最后战争中支持这个国家的措施。他们不断强调报告中在他们看来很明显的逻辑不通的地方：为了要造一种使世界更安全的武器(侏儒)，美国先得造一种危险的、破坏稳定的并像民兵一样易受攻击的武器(Mx)。这正是让戈尔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他和民主党绝大多数核心人员的意见不和，甚至经常和他一起去体育馆的多尼也不点名地说：“这个理论就是我们在做某件聪明的事之前还必须做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我想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轮到戈尔时，他承认，部署一种携带核弹头的巨大的新导弹来作为从军备竞赛中抽身，这确是一种“讽刺”。但他也指出Mx导弹有可能破坏稳定的地方——它引起苏联第一次打击的能力——也正是尽可能减少苏联已部署的类似Mx导弹的高精度导弹所造成的危险的地方。“那些反对这项决定的人是否真的相情，他们是否真的相信，如果我们消除这项计划，就更有可能达成一项军控协定？”他警告白宫，他对Mx导弹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如果政府对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推诿的话，资金就会被中断。奥库安对这番话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军事计划一旦开始，资金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奥库安说：“如果这是在和走廊另一侧的同事们讨价还价的话，我能说的就是，我很高兴他们的谈判对象不是苏联。” 戈尔和温和派们占了上风，他们和共和党人一起以239票对186票的结果使Mx导弹计划死而复生。他继续在一系列的立法讨论中为导弹辩护，但他和白宫的妥协在今后的几年中逐步得到了解决。事实证明，MX导弹远非一种过渡性的武器。五角大楼从来就不喜欢更小又更贵的“侏儒”，80年代时就努力想否决掉。它的命运终于由于1989年的预算危机和其他造价昂贵的武器系统的竞争以及冷战的结束而最后划上了句号。“侏儒”在不被优先发展的境遇中蹒跚前进，1991年才第一次试发射成功。一年后，它被布什总统彻底取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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