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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风格更适合嘈杂、犹如企业大杂烩般的众议院。在这儿，人们对有野心的人更加宽容，而一个毛糙的新丁也能为自己打开一片天地。彼得·奈特说：“在众议院有这样一种共识，即如果你真的工作努力、干劲十足而又办事在理，你能做出成绩。我想戈尔已体会到在参议院做事有多难。”参议院中几乎其他所有99名成员，在某一天清晨走进浴室面对镜子的时候都会看见一个未来总统的幻想。。在这样一个集体中，戈尔那种毛头小子的态度总是容易与人起摩擦。”参议院不讲宽容和耐性，所以他总是遭人白眼，”另一个老顾问说，’“这是一个排挤人的地方。”尤其在他任参议员的头两年，共和党占大多数的时候更是如此。 来到参议院，戈尔仍对以前在众议院的问题表示关注，主要是军备控制、环境问题和监督立法等。他继续维护Mx导弹项目，并参加了由12名参议员组成的观察团，对1985年在日内瓦恢复的军备控制谈判进行监督。1986年初“挑战者”号事故以后，在参院商务委员会中，戈尔是惟一反对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弗莱彻尔重新复职的人。70年代当弗莱彻尔负责航天飞机计划时，他大大地低估了航天飞机的建造费用。戈尔凡事刨根问底的天性帮助人们发现了国家航天局惊人的安全隐患，那里的安全限度已处于危险的状态。在一位与航天局有商务关系的朋友的帮助下，他发现有关数据证明，在15年中该局负责质量控制的人员减少了71％。 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竭力在发挥自己以前在众院时的影响力。作为托夫勒《第三次浪潮》(该书讲述了科技日新月异对未来人类的影响)的忠实读者，戈尔与另一个高瞻远瞩的未来学家——佐治亚州众议员纽特·金里奇共同发起一项建立“重大潮流分析办公室”的议案。该办公室旨在对下一场经济和环境危机作出预测。尽管他们只要求500万美元的预算经费，他们的提议还是被讥笑为“大政府”的中央计划，反对的声音远多于赞成的声音。他还与人发起过一系列的民众退休改革方案，但多数时候，他都感到受了伤害，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到众院体育馆和唐尼及其他老助手一起打篮球。1985年吃过晚饭后的一天夜里，他向自己的助手斯蒂夫·欧文斯吐露了心声：“有时我在想，离开参议院对我来说是否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对于戈尔来说，进人参议院还意味着他已经进入他父亲所开创的事业的中心。这对他也造成了新的压力。他进入参议院时只有36岁，但他还不算最年轻的(来自俄克拉何马的唐·尼克斯比他小9个月，进参院却比他早4年)，尽管如此与他父亲的同事们共处一室仍使他不自觉地老成起来。这一转变使本已有些刻板的政治风格更显刻板。前列总统及其参院同僚丹·奎尔注意到戈尔有这样一个习惯，即每次与人握手前他总要深吸一口气，同时挺起胸膛使自己显得更威严些。伊夫·西巴特发现她的老朋友已变得“更严肃，更有心计，更加不露声色。”他的头发剪短了，西服的样式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他对助手疏漏马虎的忍耐度降到了零。办公室里来自田纳西州的老工作人员感觉到，挨骂的危险突然变得多了起来，而以前在众院的工作经历只不过是一场好戏的彩排而已。 ☆ ☆ ☆ 戈尔对议员形象的定义并不包括向淫秽摇滚歌曲宣战，尽管他的妻子是反淫秽歌曲的总司令。蒂珀·戈尔反“淫秽摇滚”的行动既是为了在更大的世界里树立自己的形象，也是为了保护孩子不受庸俗音乐的污染。政治不是她所选择的生活。为了帮助丈夫找到属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她放弃了对自己两项很有希望的事业的追求，一是心理学，一是摄影。在戈尔越南之行期间，她还经历了一次感情危机。 1976年选举之后，戈尔夫妇重返华盛顿，之前他们已花20。8万美元买下了位于阿灵顿的华达·卡尔森的都铎王朝式房屋。该房离国家机场不远，正好方便戈尔每周飞往田纳西与自己的选民交流。与此同时，能搬回自己的旧居对于蒂珀来讲也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她仿佛又能看到自己幸福的童年。她想让这所房子里充满小孩，如果可能的话，她想要六个孩子。 但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抱怨，华盛顿的生活“能给最幸福的婚姻带来紧张关系”。戈尔一心扑在工作上，这使得他无暇顾及家庭生活。“戈尔恨不得一天能工作24个小时。”里德·亨特这样评价他朋友的工作热情。当戈尔整天忙于国会事务和召开田纳西州市镇会议的时候，抚育四个幼子的重担责无夯贷地落到了蒂珀的身上。虽然错过了许多拍摄机会，但她仍然坚持拍摄。萨拉出生后，她建起了一间暗室，在回卡西奇的路上也偶尔为《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拍摄一些照片。 她还帮助建立了由议员配偶组成的“国会夫人任务力量”组织，该组织的成员旨在就重要国策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它给了我们自己应有的身份，”她说，“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华盛顿，人们只知道‘议员先生’，即使在宴会上你也会遇到这种贬低你的态度。”“国会夫人”组织主要关注这样一些问题：不健康的摇滚乐，电视上的暴力镜头并研究其对儿童的影响，要求对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视广告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但在“初做议员夫人的大多数时间里”，她说，“我只是待在家里带孩子。” 像戈尔故事里的其他主要篇章，也正如蒂珀·戈尔所描述的那样，反淫秽歌曲运动起自她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1984年12月，11岁的卡伦娜，一个以前被称为“王子”的歌手的歌迷，要她母亲为她买一盘“王子”的《紫雨》专辑。回家后，母亲和女儿共同听一曲叫做《亲爱的尼奇》的歌，歌中唱道： 我猜你会说她是一个性感魔鬼。 我在宾馆大堂遇见她时，她正在用一本杂志手淫。 随后，这张专辑被放到戈尔家里最高的一层架子上，一个卡伦娜够不着的地方。蒂珀回亿说，就在同一时期，8岁大的克里斯汀和6岁大的萨拉也分别开始问一些从MTV电视片上看到的东西。当她坐下来和她们一起观看时，蒂珀说她被所看到的世界震惊了，充满暴力，对妇女野蛮无礼，施虐狂与受虐狂，吸毒，追求穷凶极恶的光荣，以及自杀。在蒂珀看来，其中大部分是由像莫特利·克鲁这样的重金属乐队制造的。该乐队《看那杀戮》一曲的MW表现了一些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人被一些身披羽饰的男人关在笼子里的情景。而德夫·莱帕特名为《照片》的MTV则表现了一个已死去的女人被有刺铁丝捆绑着的镜头。而一名十几岁的少女刚才还在她男友名为《从我的云彩上滚开》的唱片上刻下“永远的滚石”，一会儿已成了年轻的未婚妈妈。“这些形象吓坏了我的孩子，也吓坏了我。”她在1987年的一本书中写道。 苏珊。贝克在1985年初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她是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妻子，也曾因在华盛顿的丈夫公务繁忙而饱受孤独的煎熬。“我的心感到被遗弃，”她后来回亿说，“于是我向上帝寻找答案。我发现其他在华盛顿的妇女也因为同样的理由需要人陪伴。”她们其中之一就是蒂珀·戈尔。贝克夫人同样也为她孩子所听的音乐而烦恼，尤其是电台放的，她7岁大的女儿最喜欢听麦当娜的歌曲。她已经联络了几位也想对此采取行动的女士，其中包括华盛顿建筑局局长的夫人潘·胡佛，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市政理事会主席的夫人萨丽·内维尔斯。 净化摇滚乐运动的历史漫长而含糊不清，其最早始于人们对“猫王”埃尔维斯骨盆的担心，当时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对歌颂吸毒的歌词进行了谴责。音像界对待此类批评通常采取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1984年，国家PTA(原文如此——译者注)组织出于对歌曲歌词和MTV影像的关注，向30家唱片公司和它们的行业机构“美国唱片工业协会(HAA)”发出了一封信，建议成立一个包括消费者、艺术家和行业代表在内的委员会以建立一套唱片标准，借此人们可以决定需要在哪些唱片上加上对父母进行警告的标签。但在30家受到询问的公司中只有7家做了回答，且没有一家表示赞同。 戈尔夫人和贝克夫人初衷不改，在1985年春天，两人发起成立了“家长音乐咨询中心(PMRC)”，并邀请所有她们认识的人参加5月15日在华盛顿圣哥伦布教堂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她们邀请杰夫·林(原摇滚乐手、现为弗吉尼亚一郊区教堂的青年牧师)为与会者演示了一段幻灯片以证明摇滚乐中的性泛滥。与会者超过350人，两周以后，一封有16名议员夫人签名的信件放在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主席斯坦利·葛提克夫的案头。 “家长音乐咨询中心”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并向音像业主发出了一系列的信件，要求他们做到“自我控制”，同时希望建立一个像电影界一样的等级分类制度。像盯A组织一样，她们也要求唱片厂商制定统一的规定以对新音乐的内容进行分类。她们要求音像商店应能提供歌词的清单，不管是在专辑封面上还是在宣传手册上，这样父母在购买之前就可先浏览其内容。她们还呼吁唱片公司重新考虑与那些倡导暴力、吸毒和性的歌手所签的合同。而且未成年人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演唱会上。 她们经常被简称为“华盛顿夫人”，并且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国家PTA组织虽然自诩有560万成员，但它却没有“家长音乐咨询中心”所有的优势：妇女干部，而且她们的丈夫不是国会议员就是内阁部长。多年以来，她们都在注意观察她们的丈夫是如何利用媒体来帮助自己工作的。突然之间，乔治；威尔；艾伦·古德曼和迈克·罗伊科等专栏作家都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全国各地电视台也纷纷播放被议员夫人们所反对的那些MTV的片段。在一系列电视访问中，蒂珀再次提到自己对那首《亲爱的尼奇》的感受，而贝克夫人则表示自己尤其反对那首《糖墙》。这首歌曲由辛娜·伊斯顿演唱，同样也是由“王子”作词。这首歌颂女性反叛的歌曲销量达到100万张。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血液涌向你的私处； 让我感到那里有一团火， 热情似火，情难自控， 我的“糖墙”里的温度直往上蹿。 “你应该亲自去听一听她唱歌的方式，她的嗓音太性感和煽情了。”贝克夫人告诉《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并特别强调“煽情”一词。“你不用过十岁就能听懂她唱的是什么。”甚至布鲁斯·斯普林斯丁也不能逃避“家长音乐咨询中心”的净化歌坛的行动。胡佛指出其《我在受火烧》一歌即是在鼓吹性乱交。 并不是“家长音乐咨询中心”观点的道德力量或是它她哨逼人的媒体宣传，迫使唱片业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唱片业害怕妇女们影响它们在政治上的利益，因为这些妇女的丈夫们在投票立法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而许多立法都关系到唱片业的巨大利益——知识产权，如盗版、侵犯版权以及家庭唱片等。戈特科夫则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现实。”他还在那个夏天发起了与“家长音乐咨询中心”的谈判。 他认为该组织的许多要求是完全不现实的。唱片公司对于歌手在音乐会上的行为举止没有一点约束力。戈特科夫建议，阻止孩子们最有效的方式是父母们对他们说：“不”你不能去。”唱片制作人也不可能承诺在唱片店中摆放那些发行公司拥有版权的歌词名单。在戈特科夫看来，像好莱坞那样设立一个分级评定小组(每年评审发行的300多部电影)是非常不实际的，因为唱片业每年要推出2.5万首歌曲。他在写给帕姆·豪沃的信中说道：“就特别的、全行业的规范而言，且不说如何对待歌词的内涵，单就违禁单词而言，没有什么评定小组能列出长长的违禁单词，从而使未来制作的每一首歌曲都能干干净净。”他还说：“没有什么对与错，唱片界拒绝迈出建立审查机构的第一步，那种审查机构是在规定什么是好的或坏的单词、短语、思想以及概念。” 在那年的夏末，歌手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认为“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些边缘摇滚歌手的过激行为全无必要。金山唱片公司总裁丹尼·高德伯格就成立了“音乐大多数”这一组织与他和其他人眼中甚嚣尘上的要求建立审查机构的努力相斗争。弗兰克·扎帕在《垃圾箱》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认为“家长音乐咨询中心”的所作所为“全无益处，完全是一堆基本基督教义和无逻辑结论的大杂烩。” 当然，妇女们的观点在唱片界并不是没有同情者。“家长音乐咨询中心”早期的资助者之一是海滨男孩马克·洛夫。汽车城乐队的罗宾逊就公开表示反对音乐中的色情成分。保罗·麦卡尼对“滚石”说：“一个庞大的组织正在出现，他们带着一张巨大的唱片，并掀起许多人心中恶魔的本性。事情可能已经到了你必须说话的地步。你会说，‘哥们儿，你瞧！我们都坚持艺术上的自由，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任其毁了整个美国。’” 由于戈特科夫希望在妇女们赢得更多支持前就结束有关争议。他领导19家唱片公司，差不多是这一行80％的公司，与“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在19卵年夏季做成了一笔交易。就唱片界而言，唱片公司同意加上一个“父母监督——完全抒情”的标签。但“家长音乐咨询中心”表示拒绝，他们认为如果把分级评定制缩小为唱片上小小的标签，这只意味着不公平的标准并使消费者感到混乱。 其实，早有一些基层运动多年来一直为举行一场全国性听证会或论坛而奔走呼号。但“家长音乐咨询中心”的起点却远比上述的运动为高，它的成员包括莎丽·丹弗斯和皮特斯。霍林斯，她们朋d是美参议院商贸委员会主席及其高级民主党成员的夫人。密苏里州共和党人约翰。丹弗斯对于举行听证会一事心存疑虑，主要是因为没有特别的相关提案可供讨论，那么自然无法举行听证会；另外，政府机关就此事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也许是更多出于国内团结的目的而不是公共政策，他计划在9月中旬举行一天的听证会。 艾尔。戈尔是那种最喜欢参加一场能产生新闻效应的委员会听证会的人。但这四小时的关于摇滚歌词的听证会则是一场他宁愿躲过的听证会。在1985年9月19日的早晨，想进入拉塞尔参院办公楼几乎是不可能的。蜂拥而来的人群满楼道都是。丹弗斯也永远不能忘记，有17架摄影机在场记录这一事件。他说：“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那些在场的人所目击的是发生在华盛顿这个充满荒诞的大剧院的最有意思的一幕。总是引人注目的参议员保拉·哈金斯播放了万·哈伦的“HOTFORTEACHER”的录像，“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则引用了一首名为《金色沐浴》的歌词。而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埃克森则向弗兰克·扎帕询问他是否曾与格伦。米勒以及米奇·米勒同台演出；而调查的结果是扎帕曾在学生时听过米勒兄弟的音乐课。 在随后一本正经的公开声明中，艾尔·戈尔说，被听证小组邀请而来的唱片专家没有什么表现，而是让戈特科夫去说，戈尔对此深表失望。他说：“我想他们应该看看他们的同行在于什么；如果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谋生的话，他们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想以这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蒂珀·戈尔也许感到了此事中夫妇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注意力，她小心地没有摆出道德上的高姿态。还有一次，这位政治上的新手不得不在美“扶轮国际”社分社发表五分钟的演讲，结果受到了打击。当然，她现在自信多了。她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自由与责任而不是审查机构或是联邦干预才是问题的实质。她说：“很清楚，在自由社会中，自由与责任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还将存在下去。我们仅仅是要求那些公司和歌手们带着责任、对外界的反应比较敏感以及某种自我控制来行事，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还很稚嫩，容易受到不良影响时。” 但音乐家们看到的只是阴暗的前景，他们以毫无自制和对外界一无所动来表示自己的反对。扎帕被戈尔赞誉为真正的原创音乐人，戈尔还自称为他的歌迷。但扎帕却指责戈尔压制重金属音乐以便让唱片店更多地展示和销售以纳什维尔为基地的乡村音乐。他还说； 歌词评级制度的确立开了一个先例。此风一开，人们会用道德对许多 基督徒不喜欢的行为进行约束。要是华盛顿的妇女们要求在所有由犹太人 书写的东西上印上一个大大的黄色的“J”怎么办，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无依 无靠的孩子们受到伪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啊？“家长音乐咨询中心” 是虚拟神话中的怪兽，并强词夺理地要求人们遵循顾客指导，以免陷入到 所谓的“陷阱”中去。它下一步会不会就要求全国接受“‘家长音乐咨询 中心’的法律以理解女性的性自觉呢？” 然而，听证会随后却因“孪生姐妹”组合的迪·斯奈德的到来而大起变化，他站在证人席上戴着黑色的眼镜并穿一件无袖的T恤。他的一首名为《锋刃之下》的歌曾因宣扬虐待和强奸而遭到“家长音乐咨询中心”的谴责。 这不是又一场晚会的开始， 这次你无法站起， 你的双手被绑着， 你的双脚被缚着， 一道亮光刺进你的眼睛， 你模模糊糊看见了剃刀的锋刃。 斯奈德在听证会上自称是基督徒和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人。他既不吸烟或吸毒，也不喝酒。他指责戈尔对他进行人格损毁，因为戈尔曾指责斯奈德曾推出一种T恤，上面印着一。个像鹰一样展开并戴有手镣的女人。他还坚持说，他的歌实际是描绘对手术的恐惧，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一个乐队成员在等待进行手术摘去喉部息肉时的焦急。他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那些受虐、束缚和强奸只存在于戈尔夫人的脑海中。” 当其他委员会的成员被斯奈德对戈尔夫人、一名美国参议员的夫人进行这样的个人攻击所激怒时，戈尔却有点犹豫不决，当轮到他提问时，他并没有进行任何直接的指责。相反，他试图通过一系列关于《锋刃之下》的盘问来羞辱斯奈德。(例如，你曾进行过手脚被缚的手术吗？……这首歌提到医院吗？)当戈尔问到这个歌唱小组的歌迷俱乐部的名字——SMF“孪生姐妹”歌迷会时，斯奈德承认SMF代表着“病态的妈妈与歌迷做爱”。戈尔随即问道：“这也是个基督徒组织吗？”斯奈德则答道：“我不认为亵渎与基督徒有什么关系。” 尽管“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及其在委员会的朋友不断保证他们也反对审查制度，但事情明确无误地朝着官方审查制度发展。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法律顾问巴里·莱思在写给丹弗斯的信中谈道，“听证会不像是警告父母们音乐的内容，倒像是对唱片业的警告……他们要不‘自愿’地改变产品，要不面临新的制裁或管制提案。未来采用审查制度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在六周后让步了，它放弃了建立全行业标准及为纯净歌词建立分级评定制度的要求。它宣布，它接受“美国唱片行业协会”(RIAA)折衷产生的“纯净歌词——家长建议”的标签，并让唱片公司来决定哪种唱片将贴上这样的标签。“家长音乐咨询中心”也同意降低它咄咄逼人的媒体宣传一年。然而，唱片业对“标签协议”的执行是存在问题的。由于公司可以自行设计它们的建议标签，它们把标签做得很小以至于要么是没有注意到它，要么是与封面上的其他画面混在一起。 蒂珀·戈尔与唱片业的斗争只取得了部分的胜利，但它使她面临一场更大的战斗。她的工作得到了麦克。劳伦斯的注意，他是埃伯登出版社的一名资深编辑，这一出版社是位于纳什维尔的联合卫理公会出版社的下属。麦克·劳伦斯鼓励她出一本书，书的内容可以跳出摇滚歌词直到更广泛的流行音乐对孩子的影响。随后，在1987年4月，《在x级的社会里抚养PG孩子》一书出版了，这本书不但告诉父母如何避免孩子受到音乐、电视和印刷品中不良信息的影响，而且还用冗长的篇幅告诉孩子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她写道：“对色情成分的日益关注既不盲目，也是负责任的。它与那些假做正经想净化整个世界的企图是截然不同的。作为父母，我们有特殊的义务来为我们的孩子建立道德规范。” 书中的一些建议是有益的，比如，与你的孩子谈论流行乐队，倾听他们的喜恶，并且教育他们不要资助那些剥削妇女并将暴力商业化的音乐组织。而且早在1987年，她在书中就有一段谈到了网上色情对孩子们的危害。当然，她的其他建议只能说是很天真的，例如，帮助你的孩子选择积极向上的音乐，与孩子一起去唱片店，检查唱片的内容，与别人谈论有关的乐队。她也许全然忘了，几乎没有孩子有兴趣与父母共同外出。在这本得到戈尔的顾问卡特·埃斯克尔大力帮助的书中，有一个140页的有关检索。通过这一检索，你可以找到每一部“有问题”的电影、摇滚录像或重金属唱片，从而增强了她论断的说服力(这些用于解释的例子采用了大量图表，以至于读这本书也需要父母的帮助)。 戈尔夫妇没有料到，作为这件事的后果之一，他们的公众形象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对于一个小心翼翼选择政治斗争的政治家来说，由自己的妻子挑起斗争是极为不利的。戈尔的一位密友回忆，戈尔曾表示，他对妻子的新事业除了骄傲以外别无其他，但此事确实引起了严重的政治麻烦。他的一些助手不停地劝说他，戈尔的女儿只接触纯净歌词就把戈尔送上参议员的宝座，众所周知，这是竞争总统一职的有力出发点。此举将使戈尔站在那些担忧的父母一边，但却无法让本党内自由派选民们满意。在戈尔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对蒂珀批评言辞的反弹给戈尔在美国全境的募款活动浇了一盆冷水。在1987年夏天蒂珀不再大声疾呼后，纽约民主党捐款人派吉·科尔给戈尔的竞选班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会用我的金钱、我的选票或者我的影响力去支持一个妻子名叫蒂珀且干预摇滚歌词的候选人。如果这位参议员能离婚，请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会欣然考虑给予竞选捐助。”好莱坞传统上是民主党的捐款来源，尽管戈尔在有关唱片业利益的投票上表示得都很友善(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界是一个重要的选票来源)，甚至还在否决一项提议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提议本来会使作曲家和歌手搜集与皇室有关的材料更为困难，但唱片业还是对戈尔有着特别的敌意。其他人则认为这场关于流行音乐的战争使得戈尔失去了精力和吸引力，本来这位39岁的候选人对年轻人来说有着肯尼迪式的魔力。甚至《新共和党人》也指出了他的失败。亨德吕克·海因伯格写道：“有这样一位妻子使戈尔像一位给摇滚乐治疗的医生；这使得他成为一匠略显可笑的人物，就像《他的星期五女孩》中的拉尔夫·拜莱米这个人物一样。它以某种很微妙但毫无疑问可感知的方式，使戈尔显得懦弱，毫无男子气。” 对于蒂珀·戈尔来说。她作为公众人物的出场是伤痕累累的，她一直没有从中完全恢复过来。在她作为一位国会议员的配偶在偏远的弗吉尼亚州度过相对平静的八年后，她发现自己仍然受到文化战中交叉火力的压制；她记着《皮条客》的“这个月的屁股”以及“绅士”1988年的一部作品《我们爱的女人》(所以她不喜欢“孪生姐妹”这一组合)。她还记着罗宾·吉文斯·泰森、玛丽·贝思·怀特海德、马塔里纳·威特以及雪莉·麦克雷恩。她和她丈夫一样，属于那种公众形象与自我个性相去甚远的那类人。她在媒体眼中，是以漫画人物的形象出现的——一个有着小姑娘名字的、谨小慎微的、想净化整个流行文化的金发家庭主妇。而她朋友所知的蒂珀却不是这样，她是一个勇敢的、幽默的、富于魅力的和现实的女人。尽管她的道德说教有时显得刺耳，但她对待这种问题时不是保守的文化斗士，而是一个自由派的女权主义者，因妇女道德的普遍堕落而愤怒。 她的情绪在1985年9月由国家唱片艺术科学联合会赞助的论坛上降至了谷底。当时，她还天真地以为会有一场有意义的讨论，没曾想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全是废话，她觉得受了骗一样。席中，歌手温迪·O·威廉斯喋喋不休，一个劲地唠叨自己担心孩子听了歌后会开始手淫。她还问戈尔夫人孩子什么时候可以手淫这种无聊的问题。那天回华盛顿的晚上，她在拉瓜迪亚还碰上了恶劣的天气。她后来写道：“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独，我渴望家庭的亲密、关爱和舒适。我怎么会这么倒霉的呢？” 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生了好多轰动一时的大事。在这其中她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比如，艾尔斯特在《评论自由》中说： 我会在乎那个叫戈尔的母狗吗？去你的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吧。嘿，蒂 珀，怎么回事？你欠揍吗？你这条母狗也要对摇滚指手画脚就叫做审查。 当总统大选的关键一刻临近时，戈尔夫妇决定采取战略措施。他们表面上持严肃的保守立场，私下里却在寻求通过满足好莱坞的需求得到他们需要的大量资金。1987年10月28日，他们出席了一次没有记录的午宴。午宴是由音乐组织的头头艾尔温及一群心怀不满的娱乐业大亨在洛杉矶娱乐界巨子MCA(原文如此——译者)的饭厅里举行的。这些大亨包括电视制片人瑙曼。李尔和迈克·马恩、飞鹰制片商东·亨利、唱片经理丹尼·歌德伯格以及娱乐团大律师李·菲力普斯，他的客户包括王子。这次午餐会是由加利福尼亚律师，同时也是民主党资金募集人、来自得州的米奇·肯特促成的。他后来成为克林顿总统的商务代表。 但是这次戈尔夫妇悄悄让步的打算很快就被揭露了，有人将秘密录制的聚会记录透露给了《多维日报》。这使他们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记录表明当他们继续坚持与唱片工业联合会达成公开协议时，却都拒绝召开商务委员会听证会。戈尔表现得很没风度，他强辩称作为一个商务委员会新手，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他说：“我没要求召开听证会，我也不赞成听证会。”但根据他的一个前同事说，戈尔是再一次混淆事实。霍金斯说，戈尔曾试图游说参议员郝林斯召开听证会。戈尔夫人将委员会事件的责任归于别处也都有记录可查。在抚养孩子方面，她称他们夫妇都有所保留。然而，丹弗斯却记得苏奶和蒂珀两人都曾积极与他太太一起想引起国会的注意。 但是那些娱乐大亨们并没感到好受点，那次聚会演变成为一次再教育会。哥德伯格像发表演讲一样，大声问：“你熟悉黑名单及它是如何来的吗？它与第二修正案无关，它只与政府官员及他们周围的人何时开始批评娱乐业有关。”阿泽夫称“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如果去掉音乐改为“家长娱乐咨询中心”或简称“家长咨询中心”将使很多人迷惑。蒂珀答应将他们的意见提交“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委员会。正如《纽约时报》两周后在它编者按中调侃的一样，“午宴反映出，为了竞选戈尔夫妇是如何采纳他人意见的。” 前新闻秘书斯格达称，这条惊人的消息激起了戈尔1988年竞选团内部的巨大分歧。有些助手认为蒂珀是竞选获胜的障碍，应尽量少露面。蒂珀后来写道：“戈尔的顾问劝他一定要约束夫人，否则他的竞选将失败。那次去衣阿华州搞竞选，只有寥寥少数几个人在场。组织者告诉我说由于人们觉得我赞成审查，所以都不愿意出席。” 她试图赢得尊敬，做出一些贡献。但这些尝试都变成了一种企图说服选民的探索。当被问及她丈夫会成为什么样的总统时，她反复解释她不提倡审查制度。有一个戈尔基金募集者在加利福利亚出了一个九页的小册子《小猫蒂珀》以供参观的记者们看，小册子包含了她一生的故事。她还打开她的记录展示精致的老相册，想让人们相信她是斯浦林斯廷的歌迷，中学时就是一个鼓手。她说：“你正在和一个真正懂摇滚的人说话。我们是思想开放的入。”甚至卡伦娜开始听摇滚也是从《亲爱的尼奇》开始的，这使蒂珀处境很困难。1988年春天，卡伦娜陪她父亲到纽约小意大利街搞竞选。这个14岁的女孩这样说她的母亲：“她是美国被误解最深的女人，她很容易受到攻击。她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主妇，一个参议员的妻子。在她身上发生的事真的很不幸。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到1990年，蒂珀已从舆论中心全面撤退了，她甚至和娱乐业一起回绝了一些由“家长音乐咨询中心”发起的基层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在二十多个州强制通过议案。她还跑到密苏里为唱片制作人求情，在立法前说服了路易斯安那州长鲍迪否决了一项已经通过的议案。尽管那些强制立法都不是蒂珀考虑过的那种审查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州一级的交锋使得唱片工业联合会变得更认真起来。那一年，它采用了一种标准的制式标志并减少了抱怨。 那时的蒂珀已不再持强硬立场。当戈尔两年后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时，外界对快节奏的说唱有着广泛的争论，而她却出奇地安静，真是不可思议。当她降调后，音乐制作人便对戈尔夫妇友善起来。哥德伯格，即上次午宴中的提问者之一，帮助他的客户——赖特和尼尔瓦娜为克林顿一戈尔竞选团组建了一个资金募捐团。虽然，哥德伯格更希望布什再任四年，而不是喜欢副总统候选人和他的妻子。他还是这样做了。戈尔1993年搬到西区办公还不到两个月时，蒂珀便悄悄地辞去了在“家长音乐咨询中心”中的职务。好像是想结束过去，弗兰克的寡妇盖尔在1996年的竞选中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了24万美元，支票直接递给了克林顿一戈尔团主席彼特·奈特。 关于色情摇滚之争并没有使蒂珀远离公共生活，但有一段时间她没接触文化之争，接受了一些丈夫的劝告。她对流行文化及其对孩子们的影响非常感兴趣。她积极支持当局的有关立法，这使得父母们能够删掉有问题的电视节目。她对这一领域的关心比起更有争议的无家可归、神经病、家庭等问题来说还是有限的。然而，1999年5月发生在科罗拉多州里特雷顿哥伦比亚高中的枪击案引发了一场关于孩子、枪支、流行文化的大讨论。此事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蒂珀的正确。枪击事件后，她致力于改善精神健康和制止教条地对待精神病患者。她还首次公开了她是如何从1989年艾伯特车祸中重新振作起来的经历。 同以往一样，克林顿政府也有四张公共面孔：总统、希拉里、戈尔和蒂珀。蒂珀是比较矛盾的人。尽管她说她已经相当平静了，一些朋友还是认为她依然雄心勃勃，非常希望丈夫成为一个大学校长或是一个全职作家。一位戈尔家的世交说：“蒂珀有时心情很糟。” 在摇滚中发泄多年后，她已不再是一个歌迷了。1997年一个竞选团的老熟人在特纳的音乐会上发现她和一个女儿高兴地、轻松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而保镖警惕地站在走道的两旁。也有些时候，她工作得太辛苦以至于远离外界，你很难搞清她的真实一面。 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蒂珀被问及副总统是否在晚上有阅读的习惯时，她说：“你在开玩笑吧。他和我生活在一起。他会在晚上读书吗？”当问及戈尔2000年大选时，她答道：“我们很关心这次选举，而不是下一次。你不可能想下一次。我根本就不想它。现在评价2000年大选为时太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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