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在被查出患上癌症之前，南希·戈尔。亨格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并且生活得很不幸福。在结束华盛顿的事务之后；她回到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做家庭主妇，这使她感到孤单和压抑。她一直没有找到她自己的职业。因此，当弗兰克·亨格努力做好一名民事事务律师、替像雪弗龙这样的大公司打债务官司的时候，她就从事园艺，学习厨艺，并为社区做一些公益事业。她经常在弟弟戈尔身边，帮助他竞选，还忙着替他带小孩，据说是因为戈尔和蒂珀经济上有些紧张。1977年，戈尔的第二个女儿克里斯汀出生；18个月后，萨拉出生；1982年，艾伯特·阿诺德·戈尔三世出生。南希曾向一个亲属抱怨说：“蒂珀究竟打算生多少个？”尽管这样，她是个溺爱孩子的姑妈。她在她的后院建了一个玩具屋，让孩子们过来的时候在那里玩耍。但是，她一直没有得到她真正想要的——她自己的孩子。 她曾试图说服亨格搬到华盛顿去住，但他不愿意离开密西西比的公司。“格林维尔对南希是个死胡同，”戈尔家的一个成员说，“她在那里非常不快乐。”在80年代初，她曾向至少一个朋友谈到过想离婚。她还有其他病——高血压、循环系统疾病，等等。在她44岁的时候，长年吸烟的恶果显现了。 戈尔一家人非常出色地处理着南希遇到的这个麻烦：南希坚持用最激烈的治疗措施；戈尔则开始关注细节问题。在回到南希住院的格林维尔之前，他在国家医学研究所停留，听病理学家们分析情况。那天晚上，在见到詹姆士·弗雷明之前，他已经能说出十种最常见的肺癌。弗雷明对他居然能这么快熟悉这个问题感到惊讶。这样，戈尔能够与医生们在一个水平交流，以找出帮助她姐姐的最好办法。然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在诊断后不久，医生切除了她的一个肺叶，发现治疗前景很不乐观。 就在戈尔忙着他姐姐的病的时候，政治上的好运继续到来。这时，有一个人的退出对他很有利。1983年1月，戈尔了解到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不准备在1984年寻求连任时，他开始摆出全力参选架势，希望能显示出势在必夺的决心，以吓倒潜在的对手。他扩大了周末和国会休假期的游说话动，在1983年到了所有95个县。他决心不再像他父亲的1970年那样花费过多，他开始动员田纳西州的金融支持者。戈尔把他早期的一个捐助者约翰·海斯带到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资金委员会会议，以便让他来负责自己的资金管理。 戈尔曾主持通过法律限制参选人从政治行动委员会接受捐款，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现有法律下尽可能吸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每一分钱。他与商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商业代表密谈，强调他投出的对他们有利的选票，譬如他对关于罢工工人的纠察权力扩大的否决。“我是强烈支持政治行动委员会加入政治程序中来的，”他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管理者》的记者讲，“我需要筹集大量资金，我很乐于与政治行动委员会打交道。” 商业支持涌向戈尔，尽管选举记录明显对他不利。共和党拼命寻找一个对手来阻止田纳西州又出现一个参议员戈尔。贝克和里根总统都试图说服拉马尔·亚历山大、田纳西州的州长来参选。但亚历山大知道要战胜戈尔很难，因此拒绝参选。 ☆ ☆ ☆ 当为成为参议员努力时，戈尔又陷入了另一个漫长的争论。这个争论包括他对南希处境的伤感因素。他与烟草打交道的历史是复杂的——这里边奇怪地包含着个人信仰、政治考虑和家庭不幸。在他与香烟厂家就新的健康警告标志进行谈判时，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来了。在众议院的大部分时间里，戈尔很少公开谈论过吸烟的危害。他采取的是一个烟草生产州的成员的常规立场，把这个问题划为关于这个州种植烟草的一万名农民的经济利益问题，而不是公众健康的问题。这些农民大都是小型家庭生产者，依靠现金和联邦价格支持系统来维持生计。 关心烟草既是出于政治实用主义考虑又是家庭传统。戈尔的父亲年轻时，每逢收获季节，当农民开着卡车把烟草运来交易时，卡西奇的大街拥挤不通。艾伯特·戈尔当时身无分文，他把掉在地上的烟草拾起来，然后一块儿卖掉，靠这些钱他第一次去了一趟华盛顿。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候，他还可以根据联邦政府规定每年种成千上万磅烟草。艾尔·戈尔自己从未种过烟草，但他从他父亲那里和夏天在田纳西州农场的日子了解了这个生产。而且，1973年他从艾伯特手中买下一块土地，以后他就从中收获部分定额(他后来把这部分烟草翘赁给他父亲)。有趣的是，戈尔这个在没有规定时就坚持报告他哪怕最小一笔收入的人，在80年代的国会财产登记表中从未列出从烟草租赁中的收益。他只是把这部分收人划到“农场租赁”总收入的栏下。 就在姐姐病倒时，戈尔开始在吸烟与健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在市镇会议上讲吸烟的危害，以试探农民的反应。菲尔·阿什福德曾在80年代采访过戈尔，他说戈尔常用的手法是利用地方之间的竞争。他会说：“北卡罗来纳州的人种了很多烟草，因此他们说这东西对你有好处，但田纳西州人并不傻。”很难知道有多少烟草种植者真正同意戈尔的说法，但这使他们意识到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已经具有政治意义了。 在1983年以前，烟草业对国会的控制意味着戈尔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重要选择。当由亨利·沃克斯曼任主席的国会能源和商业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提出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尼古丁会使人上瘾时，形势变化了。沃克斯曼和他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支持者指出，这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自从1969年以来一直未变的用于香烟盒和广告中警告标志(“警告：医生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已经不足以表明吸烟对健康危害的严重性。 结果出现了一个令烟草生产厂家意外的新提案。沃克斯曼要求有一系列警告，清楚表明吸烟能使人上瘾和导致癌症及肺气肿，并标明每种品牌的香烟一氧化碳，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公共健康的支持者认为沃克斯曼提案中的另一条款非常重要：香烟生产者要向政府提供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非烟草添加物。反对吸烟的人土指出，随着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下降，这些添加物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此需要研究其长期效果。 沃克斯曼遇到的一个障碍是能源与商业小组委员会的强有力的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约翰·丁格尔。丁格尔曾对路沃克斯曼一起工作的反吸烟联盟的马修·迈尔斯说，他认为警告标志没有什么作用。他的理由是：他妻子说如果第二天香烟盒上就印有新的警告标志，她照样会吸烟。丁格尔真正的考虑是与烟草种植州的议员们达成相互保护协议，因为后者将在汽车工业问题上支持他，比如不支持对新生产汽车在环境污染方面的要求。在丁格尔和沃克斯曼之间，还存在个人恩怨，他们在最近的一系列关于空气质量的立法问题上争论激烈。沃克斯曼使提案通过了小组委员会，但丁格尔使其在委员会搁置，要直到烟草工业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妥协条件为止。尽管做了大量关于吸烟的危害的基础工作，但戈尔不愿意在自己第一次参加州竞选前冒与种植烟草的农民疏远的险。虽然他姐姐快要死于肺癌，他仍成为在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中拒绝支持沃克斯曼提案的七个民主党议员之一。 在198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戈尔应进出席了前民主党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定期早餐会。在这些工作人员当中，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前主席麦克尔·珀茨恰克。他欣赏戈尔在消费者事务上的工作，于是就试着说服戈尔支持沃克斯曼的提案。戈尔重申了他的政治难题，但表示鉴于他的处境，他将尽力给予帮助。在珀茨恰克的建议下，迈尔斯和他的健康联盟在1983年1月初与戈尔和彼得·奈特开了会。 迈尔斯对此会期望不高。他不指望找到某人能与烟草生产者达成妥协条件。在他看来，只要戈尔表明他并不是在这问题上一味地投否决票，会议就是成功的。“投有理由认为他与来自烟草生产州的一般政客有什么不同，”他说。当他们坐下来后，迈尔斯告诉戈尔，他理解戈尔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只是想知道他的联盟能做些什么来使支持关于香烟警告标志的提案对戈尔更加有吸引力。迈尔斯说有几种可选择方案，比如联盟可以与戈尔就香烟价格问题进行对话，而在这问题上联盟以前一直是反对的。戈尔的回答令迈尔斯既感意外又感动：如果要投票，戈尔将支持他。“在关键时刻，你将得到我的支持。出于良心，我不能投票反对你。”戈尔说，并称联盟愿意帮助农民，是“值得合作的”。尽管未做出任何决定，会议是令人鼓舞的。他们商定在一星期后再谈。 就在那天傍晚，当迈尔斯在厨旁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戈尔打来的，他先打到迈尔斯办公室，然后再打到他家里。迈尔斯记得，戈尔显得气喘吁吁，声音听起来比下午时更有力得多。戈尔说，他想了想他们的讨论，变得很“生气”，因为更明确的香烟警告标志是正当的，他想不出一条可供烟草生产者用来反驳的理由。他和奈特已决定去同烟草研究所——烟草生产者在华盛顿的一支游说势力——接触，以了解是否存在妥协的余地。看上去似乎有余地。 戈尔问研究所的官员，他们对提案当中的哪些东西不能接受——不是哪些东西他们不喜欢，而是哪些东西他们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对更加严厉的警告可能使他们面临更多的产品责任诉讼表示担心。迈尔斯说健康游说团体的目的不是要使烟草厂家承担更多责任，问题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戈尔显得“非常高兴”，迈尔斯说。“我想我们达成交易了，”戈尔告诉他。 迈尔斯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戈尔在几个小时内从“对，如果确实有必要”的立场变为一个中间人。戈尔也许认为，在全国性反吸烟运动势头下，退让比为家乡谋利能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特别是在他看来，家乡的农民对吸烟越来越有种矛盾心理，如果能保证他们种植烟草和获得政府支持的价格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时，情况更是如此。迈尔斯和奈特都说当时他们不知道南希·戈尔·亨格生病的事。但迈尔斯现在怀疑戈尔对姐姐处境的悲痛迫使他将关于警告标志的提案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在那天晚上谈话后，他发现戈尔“(对这个提案)有个人兴趣并愿意冒险使其通过”。 第二个星期的一天，迈尔斯接到另一个电话。是奈特打来的，消息不太好。原来，责任问题只是那些烟草生产者想要解决的“10个或15个附加问题”中的一个。于是，在接下来的令人沮丧的四个月中，戈尔和奈特不得不多次回去与健康联盟接触，争取让他们做些退步。结果，在最后关头，烟草生产者把条件提得更高了。 有人认为戈尔的谈判与其说是促成交易，不如说是反映烟草生产者的口是心非和欺诈行为。他们显然是想拖延谈判，以使提案不能通过。但戈尔不这么看。“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位与反吸烟游说团体联系紧密的国会助手说，“我们的策略是让这出戏演完，让戈尔上当，然后他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的。” 1984年3月，戈尔给迈尔斯打电话，宣布另一个交易。“我想我们赢定了，”他告诉迈尔斯。这一回，烟草公司坚持要求香烟警告标志不能像沃克斯曼提议的那样突出地显示出来；关于一氧化碳、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内容要去掉；还要去掉关于部分物质使人上瘾的说法。迈尔斯不大情愿地停止了活动。但是，戈尔第二天下午又打来电话，这次他的声音听上去气得“发抖，的的确确是在发抖”。他听说审查新修订法案的烟草执行委员会很快就拒绝了这个提案。他还听说有的官员甚至看都没看就把法案否决了。“戈尔当时非常生气，简直不能说话，”迈尔斯说。在这次交易失败后不久，当戈尔在国会大厦过道遇到烟草研究所所长霍勒斯·科恩盖时，他发火了。奈特对沃克斯曼的助手里普·福布斯说，这是“他所记得的惟一一次见到戈尔完全失去控制，对着科思盖叫嚷”。戈尔一直让丁格尔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查理·罗斯——一个在国会的烟草厂商支持者——了解他的进展情况，这时他告诉他们烟草厂商的做法已经令他无法容忍了。 对丁格尔来说，这件事不再是关于引起争议的香烟健康警告标志，而是涉及他的委员会成员被在暗中搞欺诈的谈判者戏弄的问题了。当他从戈尔那里听说情况以后，派出了他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麦克·基茨米勒——众议院的人都叫他“约翰·丁格尔的杀手”。基茨米勒向烟草生产者转达了丁格尔的信息：在24小时内与戈尔达成协议，否则他这个主席将使沃克斯曼的提案在委员会中遭到否决。 甚至在激怒丁格尔之后，科恩盖和烟草公司仍试图推动民主党议员来做最后的努力，以使这项提案在参议院不能通过。他们成功地让肯塔基州参议员温德尔·福特——他显然不知道在众议院发生的一切——来对提案制造阻力。戈尔试图与福特对话，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戈尔打电话给温德尔，想知道他能不能不这样做，”基茨米勒说。“结果他说：‘你管你众议院的事，参议院的事不要你来管，妄自尊大的年轻人。’”基茨米勒对柏楚克说，在这项提案的整个事情上，戈尔的介入在有几个地方是帮了倒忙。“我对戈尔说我已经厌倦了替他擦屁股，”他说，“戈尔老是想解决每个人的问题，结果却总是把事情弄糟。” 戈尔被大烟草厂家耍了。与他同里根政府在Mx导弹问题上打交道一样，他在关于香烟健康标志的谈判中也暴露出他对对手有些轻信。甚至一个他的长期忠实的工作人员也承认，戈尔“是那种在打扑克牌时你希望做你对手的那种人”。然而，他的坚忍不拔仍然让烟草生产者吃尽了丁格尔的苦头。他的固执和丁格尔的实力——加上烟草行业害怕通过关于其生产到销售渠道中的更严厉、更具有惩罚性的立法——最终使提案得以通过。由里根总统于1984年10月12日签署的《全面预防吸烟教育法》基本上可看做是沃克斯曼原提案经戈尔淡化处理的结果。警告不如原来要求的那么大了，也不再提吸烟使人上瘾。在沃克斯曼的原提案中明确要求说明吸烟会致癌，最后确定下来的是恢复使用“医生的警告”作为引语——香烟厂家认为它能在涉及有关责任起诉时提供更多的保护。公司仍然需要提交非烟草附加物的清单，但不必列出具体数量和使用这些附加物的香烟的品牌——这些内容不公开，只有政府研究人员可以知道。然而，在四个轮流出现的标志中，仍然保持原文，其中有一个是警告怀孕妇女吸烟可能导致早产和出生婴儿重量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该提案对烟草产业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他们一直习惯于将来自国会的反对消除。提案为反吸烟组织在90年代发起的广泛的司法和立法攻势奠定了基础。“戈尔是第一个来自烟草种植州并真正在健康问题上向烟草产业挑战的国会议员。”迈尔斯说，“不管你说他其他一些什么，在1983年那并不算一件好的政治事件中，那是一件需要有个人勇气的事。”香烟生产者也将为他们傲慢对待戈尔付出高昂的代价。戈尔对当他姐姐躺在病床上快要去世时香烟生产者玩弄花招的记亿引发了一种仇恨，而这种仇恨则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更加刻骨铭心。作为副总统，戈尔与克林顿竞选班子的迪克·莫里斯一起发起制定了对烟草业的政府行政限制规定，包括对其向少数人种出售和宣传香烟的严厉限制。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1995年一次白宫会议上，戈尔说：“他们是杀手，他们是杀手。” ☆ ☆ ☆ 南希·戈尔·亨格甚至在她有个肺已经癌变时，也不能停止吸烟。到1984年春天，她变得更虚弱，并因为化疗掉头发了，她变得很沮丧，但她仍想抽烟，于是在范德比尔特医院治疗时她就让吉米·弗莱明偷偷把烟带给她。最后也出现了美好的一幕——她和弗兰克·亨格调和了分歧。因为她几乎不能走路，亨格就抱着她到处走，用自己的小飞机把她从格林维尔送到纳什维尔去治疗。在去世前，她告诉她在范德比尔特的室友南希·弗莱明说，如果没有弗兰克·亨格，她最后两年不会过得这么好。为帮助弟弟选上参议员，她于1984年5月30日挣扎着起床，带上假发，到纳什维尔机场参加他的首次竞选活动。这是她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六个星期后，在7月11日，当戈尔正在田纳西州东部进行竞选活动时，他听说她快不行了，于是立刻赶回纳什维尔。当晚晚些时候，妇女媒体顾问鲍伯·斯夸尔宣布“大姐中的大姐”去世了。“她是戈尔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蒂珀·戈尔说，“她是个协调人，是个顾问，是个有力的支持者，还是个关爱的批评者。” 然而，在南希死后，戈尔及其家人的做法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并没有断绝与烟草产业的联系，他们的做法是虚伪与拒绝接受的混合物——这从戈尔给人的关于他姐姐死因的说法不一开始。他家的一位老朋友说，1984年7月13日，在卡西奇史密斯县纪念公园为南希举行葬礼结束后，戈尔“抱住我的肩膀，说南希并不是因为吸烟死的。”另一个朋友南希。弗莱明说，戈尔家人告诉她“南希所得的肺癌不是与吸烟有关的那种，也许是产生于另一个部位”。 戈尔开始重新运用他新学到的癌症医学的专长，以减轻他的痛苦。但他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根据吉米·弗莱明的说法，亨格的肺癌的确既不是小细胞也不是扁平细胞那种，而这些是与吸烟关系最密切的。它虽然不常见，但显然仍与吸烟有关。弗莱明还说，治疗亨格的小组“研究了”她的癌是从另一个器官转移到肺部的可能性，但最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他姐姐去世带来的悲痛并没有减少他对烟草种植的热情。靠种植烟草挣钱，靠卖香烟赚钱，仍是戈尔思想中坚定的分裂的道德立场中的对立面。到1984年秋天时，他已在积极为参议院竞选向烟草种植者争取选票，许诺继续对他们忠诚。他在10月份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谈论他过去所做的对烟草种植者们有利的事。四年后，在1988年总统竞选民主党初选之前，当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竞选时，他向一群烟草种植者保证：“我一生大多数时候一直在种烟草。我想让你们知道，我这一辈子亲手锄过它，砍过它，撕过它，把它贮存到仓库，除去它的茎，然后卖掉它。” 当戈尔暗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时，他没说错。直到1991年，也就是南希去世整整七年后，他和他父亲才卖掉属于他们的烟草份额。在这个问题上，父子二人都捏造了事实。戈尔对田纳西州的记者说他是在1989年放弃份额的。艾伯特·戈尔说卖掉他的份额之前，四岁的艾伯特三世曾去过农场，并看他这个参议员给地灌水。“爷爷，你浇的植物是什么呀？”这个小男孩问。“烟草，”戈尔回答。他还补充说当时小男孩“吃惊地望着他”。然后他的孙子说：“是不是这东西害死了南希姑妈？”戈尔说这一刻“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很快他就放弃了种植烟草。这则动人的轶事的毛病在于艾伯特三世在1986年10月就满四岁了，而烟草份额实际上是在这五年后才卖出去的。 失去南希，或者是在香烟警告标志谈判中与烟草业打交道时遭受的欺诈，都没有减少戈尔对从烟草业获取竞选捐款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0年，戈尔接受了烟草业约1.5万美元的捐款——这确实算不上横财，但足以令人怀疑他的真实情感。尽管他支持反吸烟的宣传，特别是针对青年的，他也与另外18名参议员一道敦促布什政府的贸易代表对泰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进口美国香烟。 ☆ ☆ ☆ 1984年，在南希去世后的几天里，戈尔的参议院竞选进行得不大顺利。他回来后变得心烦意乱，精疲力竭。跟踪报道他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说话动的记者看到的是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不停的竞选者，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然而，接近他的人发现他竞技状态不佳，特别是在他乎时非常注意的微观管理的细节方面。“他这个人总是说：‘我能做这个——我能给这100封信签名，我能写这50张条，’”一个同行的工作人员说。 他慢慢地恢复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悲痛使他与弗兰克·亨格更接近了。这个轻言细语的密西西比人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但他后来经常出现，在每次竞选活动时就在戈尔旁边，成为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和知己。一位前助手说与亨格联络使戈尔能留住关于南希的记忆。“他显然在弗兰克那里寻找那种联系，”这个前助手说，“以不断提醒他南希还在那里。” 尽管戈尔在努力奋斗，但这在1984年是无关紧要的。他在共和党的对手是诺克斯维尔的州参议员维克多，阿什。他的竞选吉祥物是一只凶猛无比的猎狗，象征强悍和坚韧——这显然不代表战术上的机智。当他敦促戈尔公开个人资产记录时，戈尔高兴地同意了，结果他的净资产只有阿什的1／3(100万美元比36万美元)。 甚至在这种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戈尔竞选时仍十分紧张。他进行的竞选是小心谨慎的，进攻时很注意控制选票，以使他离选票最高数不太近。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在选票上领先，但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戈尔的一位在华盛顿的顾问说戈尔赢得了竞选而没有与蒙代尔十分接近，这“对戈尔是值得骄傲的”。蒙代尔在11月份惨败在里根手里。他完全将自由的明尼苏达州从他的信息中除去，并于9月30日在田纳西州杰克逊的辩论中阿什提出以5美元作为慈善费以换取戈尔提到“沃尔特”和“蒙代尔”两个字。戈尔对此拒绝。当阿什一周后在诺克斯维尔重新提起这个请求时，他把赌注提高到了10美元。戈尔这次改变了主意。他最终说出了这个名字，并把这笔钱以维克多·阿什和沃尔特·蒙代尔的名义献给了慈善事业。 在把戈尔描绘成披着羊皮的公开自由人士时，阿什尽力将竞选说成是“蒙代尔一戈尔”和“里根一阿什”选票之间的竞争，但这是站不住脚的。戈尔花了大量时间来详细描述他在众议院的温和行为：1200个公开会议、婴儿安全规定、针对有毒废物和产铀联盟的斗争。他特别强调了在国家安全事务上他与里根的共同立场，提醒田纳西州人他对Mx导弹的支持，政府向沙特出售“毒刺”导弹，向海湾增派航母以监视两伊战争。 戈尔在竞选时的小心谨慎和温和节制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深入竞选过程中。他时刻保持警惕，准备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对他的不利。如果他的司机为了赶时间而超速行驶，他会在有其他车驶过时弯下身来，以免驾车人发现他们的这位听话的未来参议员是个违反交通法令者。田纳西州的政治记者已经习惯于在一整天奔波后与竞选人喝点啤酒，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只是自己在相互喝。 戈尔还有一些如何与女记者正确打交道的奇怪想法。卡罗尔·布拉德利是为《纳什维尔旗帜报》报道竞选的，当她在汽车旅馆像通常一样短短睡了一觉，早晨睡服朦胧地起来时，她第一个碰到的人常常是戈尔。“我打开门，拖着我的箱子和小型电脑走，这时，他会跑过来，伸手接过它们，然后吻一下我的脸颊。这有点令人尴尬。”布拉德利说，并补充说其他报道戈尔的女记者也得到同样的待遇。 戈尔成功地使新闻界处于困境，但并未使他父亲如此。这名老参议员这时在史密斯县院子的石阶上参加竞选开始的活动。他看着孙子们传递着他在1952年竞选时使用的老的红一白一蓝色的戈尔徽章。他儿子几乎一字不落地借用了他在32年前在竞选演说中针对肯尼斯·麦凯勒的话。他避免直接讲对手的名字，说道：“核心的问题是谁能最好地在美国参议院中为田纳西州谋利。”(艾伯特在1952年的用语是，“我只提出一个主要问题。谁是最适合在今后六年里在美国参议院中为本州和本国服务的人？”)然而，戈尔对于艾伯特·戈尔的形象可能在选民心中引起的联想，尤其是其老自由主义者的标志，存在矛盾心理oE就像在1976年一样，他认为对艾伯特来说，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远离镜头和话筒。然而，他还是不顾顾问们的建议，坚持在所有他的广告和文字上都保留小艾伯特·戈尔这个名字，以不被视为要脱离家庭。 戈尔在公开场合将他父亲描述成一个值得依赖的顾问和导师，但显然双方关系非常紧张。有一天，在竞选结束吃晚饭时，一个来自一家东部主要报纸的记者惊讶地见到老戈尔在与他儿子争论并贬低戈尔。“不管戈尔说什么，他父亲都说：‘你什么也不懂。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很丢面子的。戈尔根本不同意父亲的说法。他只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尽管戈尔希望艾伯特能远离媒体，老参议员还是禁不住接受了《纳什维尔旗帜报》记者卡罗尔·布拉德利的在一次选举后进行的早餐采访。在采访中，他将自己描绘成竞选的主要顾问，并详细谈到他给予儿子的私下咨询。这些大多数都是泛泛的常识：在辩论时微笑，选择吸弓[温和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的话题。但布拉德利后来听说戈尔对他父亲同意接受采访感到“愤怒”——而且，她怀疑，老戈尔还建议他们应想办法对付阿什。但他们可能并不需要。戈尔在田纳西州比里根领先两个百分点，获得61％的选票，而阿什只获得了34％的选票。这是25年来共和党的州参议员最差的一次选举。 艾伯特·戈尔直到退休一直是参议员，现在终于到说再见的时候了。他和波林惊喜地看到他们的儿子又当上参议员了。在1985年1月2日戈尔的就任仪式上，艾伯特对他儿子在哈佛的导师马丁·佩雷兹说：“这是一个开端。”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