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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夜。 和白大的繁华喧嚣比起来，星岛最热闹，最著名的商业街——乌节路仿佛已经竦身一变，由热情开朗的艳装少女转而为纤弱雅静的淑女了。新加坡的夜生活并不是算很丰富的。 然而，乌节路并没有睡着，整个星岛也一样。我们下榻的文华酒店处在新加坡的黄金地段，就毗邻着乌节路。已是８月２９日晚的１１点多了，我们一行人在一种太难得拥有的洒脱心境中，围坐在文华之巅的酒吧里。放眼出去，远远近近，各色的灯映出鳞次栉比的多式建筑来，新加坡的夜原来别有一番都市的宁静秀美。“快十天了，还是第一次体味这异国情调的小夜曲呢。”我突然想起，于是感觉到嘴角上浮起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笑意。 王沪宁老师就坐在我对面，这位我在中学时就相当仰慕的著名年轻学者，素以才思敏捷精力过人著称，但此刻的他也显得略有些疲惫了，他的手中是一杯没有加酒精的饮料。在给辩论队担任顾问的这段日子里，朝夕相处，曾经在我眼中充满了神秘感的王老师，使我们见到了他可亲可近的本色，但同时，了解的加深，也使得我和队友们对他的知识、智慧、人品，更添增了钦佩之情。本已不算少的早生的华发，好像这些日子又多了几根。王老师的左手边是我们的校友张洪明先生，今天我们一举获胜，令他欣喜万分，一定要为我们设酒庆功，我们都说请客吃饭的客套还是大家都免了吧，倒是最好找个地方坐下来畅叙一下，于是，我们来到了文华的顶楼。复旦人，这个称号，有时或许在远离复旦的时候，才会更体会到她的意义。复旦的情怀，我想，这辈子魂牵梦萦，看来只会越来越浓烈了。紧挨着张洪明老师坐的，是他的得意弟子吴妙慧小姐，妙慧是新加坡大学辩论队的一辩，还记得在整个比赛的第一场，由新大对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辩论队的“娘子军”时，她初试啼声，就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曾经和她开玩笑：“妙慧，你是漂亮聪慧，妙不可言吧。”不过虽属玩笑，她的美丽、大方、热情和口齿清楚，倒的确让我们领略到了新加坡大学生的风采。不知因为是张老师的学生，还是对正统的中国文化特向往，或者其它什么原因，短短数日，她和复旦辩论队有了相当亲的感情，我们决定收她做我们的“编外队员”。 “俞总”，我们的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此时静静地坐在邻窗的角落，妙慧的旁边。依然是一派儒雅的学者风范，毫不矫情，毫不做作。王老师和我们辩论队负责人张霭珠老师经常和他开玩笑：“俞老师，你已经修炼到哲学上的‘无差别’境界了。”但是，平素不吸烟的俞老师此时手中也拿着一根燃着的烟，平静的脸上依然可见到难以抑制的兴奋，在大决赛前，他就说过：“赢了，我也要抽根烟，庆祝一下。”俞老师，我们几个弟子总算没让您失望，终于使您破了一回“烟戒”。张一华老师坐在我和俞老师之间，这次在新期间，与新加坡广播局进行联系，和各队打交道，帮我们出谋划策，有时还得整理内务，身为人事处长的他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大决赛前夜，“形势紧迫”，他甚至主动提出来，要帮我们几个队员把来不及誊抄的稿子誉清。在酒吧的第二天，也就是３０日的一大早，他就与王老师一起飞回了上海，虽说出了一趟国，却连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可以说都不大知道，难怪王老师回国后见到杨福家校长的第一句话就是：“杨校长，这回你可欠张一华老师一次出访机会喔。”但是，在我们获胜之后，回酒店的车上，张老师悄悄地跟我说：“我分享你们的喜悦，但不分享你们的成功。”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只是为了事业而奉献，虽说是有点老生常谈，但这不正是复旦精神中一种真正的精华吗？如果复旦人都能以这样一种风貌而开拓前行的话，世界一流学府的目标不是应该更快地得以实现了吗？昌建在我的另一侧，他的位左是烛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清纯可爱的姜丰，正对着的是妙慧，真是“最佳选位”。下午得了全部比赛的“最佳辩论员”称号，但他却是异常的平静，和往常一样与姜丰、妙慧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不过为了比赛需要，而营造一种矜持有深度的刻意形象，这时却是不必了，人轻松了好多。姜丰的高兴劲儿抑制不住，也不去抑制，她要了一杯有着很浪漫的蓝色的鸡尾酒，可是不胜酒力的她喝了几口，脸上立时红扑扑的，吓得不敢再喝，和在下午从李显龙副总理手中接过冠军奖杯后，落落大方而出人意料地回赠李先生一个小巧的复旦名片夹时相比，真是判若两人。姜丰虽然是研究生，但心理年龄却给人一点都不大的感觉，在辩论队里，就连实际年龄最小的季翔，嘴上认她做姐姐，其实却还把她当“小妹妹”。但这次三场比赛，她和昌建一头一尾，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出色发挥，为全队的脱颖而出立下了汗马功劳。坐着的还有一人就是季翔了，数次，我们的目光相遇，不语而笑。是啊，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时候还需要什么言语呢？从出征“白猫杯”时莫名其妙的失败，到系际辩论赛上一路过关拔寨，以不失一分的成绩夺魁，到在选拔赛天随人愿而又鬼使神差地两次抽到一个队中，再到集训时同住南区的上下铺，加上同在一个系，又曾共事于同一个系学生会、法学社，多少次的交流，共同的志趣，形成了相同的感悟。对这个天资聪颖又少年老成的小伙子，还有什么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呢？ “出来前，张德明老师提出赢了回去，帮我们出本书，大家想个书名吧。”王老师笑着说。 “嗯，《新加坡之梦》怎么样？”不知谁马上接语。“梦”？是一种妥贴的感觉，这些天，时空切换，情势飞转，真的如在梦中一般，的确该有个梦字。 “我看叫《星洲圆梦》吧。”又是谁的声音？对，圆梦！多么艰难而又美妙的圆梦过程，多么辛劳而又难忘的圆梦经历啊。“就用这个名字吧。”众人开怀而笑。 在开怀的畅笑中，我的思绪突然被拉回到了五年前。难道这是冥冥中的注定？８８年复旦辩论队出征狮城时，我还在南通一座滨海小镇的中学里读书。但是，《文汇报》对此的新闻报道竟深深地吸引了我，以至于其中的诸多细节描写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当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五四”青年节播放他们的大决赛录像而我错过收看机会时，我曾是那么的懊恼，而当中央电视台重播此录像的消息传来，我又曾是那么的兴奋。荧屏上的唇枪舌剑，妙语如珠，翩翩风度，令我难以抑制住激动和神往，尽管说老实话，我那时并没有能完全听懂，为什么“儒家思想不能抵御西方歪风”。 进复旦后，曾向学长问起：那些狮城雄辩的才俊们是否是学生会属下那个“演讲与口才”协会的成员。结果引来学长们惯有的对Ereshman不谙世事的善意嘲笑。而一个月后，就逢到了复旦的系际辩论赛，法律系便组成了一支由我们班四名同学做队员的辩论新军去冲锋陷阵，８８级的一位同学自告奋勇，成了我们的领队兼教练。因为觉着我噪门比较洪亮，于是我便成了总结发言的四辩。前面的阵容是一辩温文尔雅而又不失锋芒的女同学吕敏娜，二辩孙强，三辩周志峰。孙强后来在这次赴新前的选拔中一直冲到最后剩下的“八强”中，别人把他和季翔、我三人放在一起，戏称作“法律系三剑客”。而周志峰则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了复旦第二十九届学生会的主席。当时虽对辩论不明就里，但还是满腔自信地上去辩，初赛竟被我们四人一冲而过，可在复赛时遇上“演讲与口才”协会组成的“混成旅”，被对方一位“铁嘴”学长将入校不久的我们挑于马下。当时，校学生会一位才子以“金圣叹评点辩论赛”的名义，每日草成几篇评点“豆腐块”张榜于中央食堂门前的海报栏，还记得即日对我的评价是：“四辩尤有热血慷慨之士。”而这届辩论赛最后以演讲赛告终。 一年后，虽然由于军训，８９级在复旦校园内还是最低一级，但经历了校园风雨的我们四人，在辩论赛风云再起，重披战袍再度代表法律系出马时，已颇有些踌躇满志，志在必得了。当时都还私存着这样的想法：毕其功于一役，待９０级进校后，就可将辩论之事加以移交，从此“金盆洗手”了。而夺魁呼声，我们倒确也甚高。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半决赛时我们竟被一理科小系击败。赛罢，国政系拔得头筹。铩羽而归的我们四人都觉对不住系里的“江东父老”，虽说心有不甘，但纷纷立下誓言：从此不再参加辩论赛了。毕竟这还非学业正道，费时费力，难以忍受。可对那届赛事的辩风、学生裁判的水准，私下聊起，总还难免有些微词。 ９１年秋，９０级同学入校。稍后，系学生会换届，我和孙强分别担当起正副主席之职，而季翔作为法律系９０级的主要“学生骨干”，大家的接触多起来，季翔还夺得了那年新生杯演讲赛的冠军。这时有了一个叫“白猫杯”的上海大学生辩论赛。复旦由团委、学生会出面组队，学生干部找了四名刚入学的９０级同学，包括季翔在内，向他们解释了何谓辩论，辩论规则之后，由他们赴华东化工学院比赛。那时的领队是团委副书记燕爽，周志峰也在其中帮助组织。能为复旦做点事总该是义不容辞的，我和孙强便充任了陪练。四个新生居然一路冲到半决赛。据说为了表示重视起见，几个学生头头决定让我这个“老生”上，替下一位新同学，充任四辩。可是，半决赛在我们充分占据了场面优势的情况下，评委判决我们以０．２分（百分制计法）之差负于由校党委副书记亲自压阵的上海某学院。忿忿之余，再次立誓：决不再参加辩论赛了。 ９２年的“挥划时代光华”复旦系际辩论赛开始，法律系按惯例组成了最低年级四位同学做队员的辩论队，初赛顺利过关。可复赛前，担任四辩的季翔来找我们，因为功课紧，想让８９级的同学帮着顶一场，到半决赛后他们再上。既然立了誓，我当然表示誓言不可改，可心里却有点痒痒的。过了会，孙强跑来找我，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严嘉，要不然咱们就帮他们一下，只比这一场吧。”立时，两人拍掌大笑。既然周志峰此时已荣升“主席大人”之位，要避嫌，我们便又邀了同班的张翼同学，顺闯复赛关。自己立的戒自己破了，下面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尝一尝复旦辩论赛冠军滋味的进取心，或许是虚荣心，强烈地推动着我们干下去。于是吕敏娜、孙强、季翔和我的四人队伍组成。足以傲视彼时群雄的实力令我们终于如愿以偿。还记得那次决赛，３１０８教室窗内窗外也是挤满了同学。到场的王荣华老师兴致甚高，在比赛结束后，向同学们即席发言，谈到“振兴复旦”时，场下掌声大起。而决赛的评委中，就有张霭珠老师、张德明老师等人。终于，以为自己在大学阶段辩论比赛将只成为回忆了，我与季翔、孙强再度相约：一定一定不再参加这又要事前准备，又要场上应变、累煞累煞的辩论赛了，除非是亚洲大专辩论会。因为那时大家都知道，去新加坡参加辩论赛的大陆代表队各校轮流出，９０年南京大学队负于了台湾大学队，下一届谁去不清楚，但已去夺过冠军的复旦反正是轮不上了。 可是，复旦竟又轮到了，而且这次比赛升格成了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 “比赛已经结束了，我只想送你们一句话。”王老师的话语将我的思绪暂时收拢，他微笑而又认真地对着我们四个队员，“回去以后，夹着尾巴做人。”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在这些许成功的时刻，警惕便是真知与灼见。忽而，我又想到，我为什么要有“尾巴”呢？我难道可以在复旦，那片我深深眷恋的燕园热土上翘着“尾巴”走来走去了吗？没有人可以那样做的，我自然更是如此了。 记得我曾经和一位朋友聊起：“或许对在复旦前台‘窜来跳去’的同学你尽可以觉得算不了什么，但是，对复旦的潜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而这一次的集训、比赛，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新加坡期间，我曾接受新加坡广播局电视中文台“焦点三十分”专栏的采访，当记者问起辩论在大陆校园里的情况时，我告诉她：“对于辩论这种智慧与口才相交的比赛形式，大陆的青年学生是相当喜欢的，而复旦，是一座尤有着辩论传统的学校。”在复旦四年，对这种传统我有着深切的亲身感受。记得杨福家校长曾经在复旦第三十届学生代表大会上讲道：“一座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的学府，很关键的一点，看它能否为青年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是呵，对青年人来说，机会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辩论的传统，应该算作复旦给予学生小小的但又坚实的一种机会吧。 我的思绪又开始飘到选拔集训队员时的３１０８教室。《著名科学家生活传记》一书记载过达尔文小时候，一次不慎从矮城墙上摔下，在坠地的过程中，他的脑中转动了极多的念头，据此，达尔文得出结论，人的思维可以是同时铺开，飞速运转的。在文华酒店的顶楼，我确信了这一点。 ……人一场比一场多，热情一场比一场高…… 在９２年底，我免试直升本系研究生之事已基本成定局。 ９３年春，在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又从事了一番实习之后，我决定在本科的最后一段时间把英语水平和专业水平再提高一步，然后可能去参加一下托福考试。而在这时，国际大专辩论会的消息传来了。我开始对自己的决定犹豫起来，而我的“老乡”章晓野、顾雨春等人和其他一些朋友也鼓励我去冲一下，力求获得一个极其难得的学习、锻练和提高的机会。当系里的秦义龙老师把一张报名表送到我手中，让我去参加选拔时，我不再有什么犹豫了。 “重要的是参与”，这是一句著名的奥林匹克的口号，而复旦同学对于辩论这种智慧、口才和意志品质较量的比赛的参与热情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这种热情平时蓄积着，并不轻易显现。在选拔赛时，终于迸而发之了。 第一轮演讲，参加者近百人，观众更是极多。参加者中，纷见原来在校内进行各种辩论“游击战”的队友、对手。熙熙攘攘之间，常有诸如“怎么，也从英语禁闭室里爬出来了？”或“嗳，现在工作定了没有？”之类的寒暄，而遍谈之下，都觉得机会难能可贵，若能入选，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将来亲临点拨，实在诱人；而倘不能入选，经受一次严格挑选的考验，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应该说，普遍而言，心态都相当不错，体现了一种整体素质。我因抽签排在较后，就与许多老相识在外闲聊，那时突然产生一个感觉：仿佛有许多草莽枭雄，在等着被收编整饬，进而为真正有实力，有底气的正规军。也在那几天，听说了有一个叫蒋昌建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演讲相当出色。 第二轮一对一辩论，季翔找来我处，于是加上孙强，再拖来周志峰，四人关起门“密谋”准备，相互出主意。我比季、孙二人早一天比，碰上一位９１级的小女孩，虽说刚进校不久，却是毫不怯场，也对我的话竭力反驳。但作为比赛的辩论毕竟还是要有经验的，我很快耗完了她的时间，并偷偷用了一些以前一鳞半爪学来的技巧。可辩完下来，一帮朋友都讥我“胜之不武”。而第二天，季翔和孙强竟抽签到一块儿，同室操戈，所幸一同过关。 第三、第四轮都是组队模拟辩论，在３１１０教室，我和季翔竟两次抽到一组，于是我三辩、他四辩的老套配合自然驾轻就熟，加上其他同组同学也不弱，其中有其时任学生“演讲与口才”协会会长的女辩手董滨，所以准备时还是颇有自信。更巧的是两次抽到的指导老师都是国政系的邱柏生副系主任，师生之间合作很愉快，看来和国政系确实有缘。而姜丰则两次都抽到了我们的对立面，与我们对辩。从此认识了这位后来被新加坡舆论称为“亲切可爱、不温不火”的小姑娘。 毫无疑问，复旦同学在作为辩论观众时的水准也是一流的，当我和季翔在场上有急智应变的反驳时，场下都爆发了极热烈的掌声、笑声，但若要哗众取宠，则往往效果适得其反。而场下观众的欣赏水准、口味，则是对场上辩风有着直接的导向作用的。如果说复旦潜力，这种热情之外的潜力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吗？ 准备过程中，我们凑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也尽可能地调动自己有限范围内所能知道，可能请动的“老师资源”来指导我们。比如，有一次辩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时作我方一辩的国政系冼锋同学想起她们系周志诚老师正对此有研究，于是，众人冒昧登门拜访，结果收益颇丰。而法律系常务副主任杨心宇老师，早在我们得系际辩论赛冠军时就给我们点拔，那次，他在自己辅导一个队的同时，也数次为有我和季翔在的队开了小灶，算是胳膊肘往里拐了拐吧。 在３１１０教室抽签时，有一位翩翩风度的年轻学者以主持的身份给我们讲话，悄问旁边人，方知原来这便是我进校后即素闻大名，此次赴新辩论队的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而且已可算人到中年了。 在第三、四轮选拔前，众被选对象齐赴文科楼上观８８年亚洲大专辩论赛决赛录像，这时见到了一个身穿绛红风衣的年轻人，从相貌看，似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此人就是这次辩论队的副教练林尚立老师，刚从南京大学取经回来。后来，和林老师相处日久，感情建立，加深，也对“和平宜养无限天机”和“自古英雄出少年”两句话有了更深的实例感受。 我们看录像时，坐在所有人后面一个角落里，一言未发的，是王沪宁老师…… 经历了在诸多同学面前亮相的考验之后，终于可得直接接受众多老师的当面考察，领受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了。 “时间太紧了，该给朱维铮老师他们带点什么呢？”文华顶楼的谈天又转入到新的话题。 “是呀。虽说像朱老师他们这样的学界长者是不会在乎什么东西的，但我们的心意，哪怕一点，也该表达到。” “这么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专家老师，要夺冠可就太困难了。” 怎会不是如此呢？具体是哪一个日子已经不重要了，但最后一轮，去文科楼十楼接受二三十位专家教授的面试的情景，我是怎么也无法忘怀的： 推门进去，认识的、不认识的老师们早已围坐成一个大“U”字形，正背着门的一张椅子空着，那是我的“受审席”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也不再考虑什么紧张、浅簿之类的问题，拿出自己刚才在休息室准备的一张小纸片，便不管天高地厚地讲起我个人对于“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问题来。先从大一上中法史课时郭建老师讲的“历史认识箭靶说”开头，接下来又是“积淀说”，又是对“积淀说”的批驳，掺入自己所熟知的一点典籍知识，五分钟一晃而过。坐在我正对面的朱维铮先生首先发问，“积淀说”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如何具体操作？针针见血。在行家面前是没法唬弄的，但也还得硬着头皮上，幸好朱老师稍掂了一下我的份量后，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随后各个老师“发炮”。王老师问的“费边社会主义”，我从古罗马费边将军讲来，说得头头是道，可再问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我却是只闻其名，不知其然了。俞老师问我的康德三部“批判”之书名。前两天刚看过，竟没答全。而更可恼的是，倪世雄老师大概为了怕我太窘，让我讲一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可身为国际经济法专业学生的我，对这条本该最拿手的国际公法基本题，却在情急之下，无论如何想不出第五项了。彭希哲老师让我谈“天人合一”和中国当代环保的关系问题凑合着过了，而秦绍德老师让我讲一下对当今土地批租热的看法，倒是正中我下怀，因为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一个学期中，接触了好些批租文件，合同文本。可是很快，我的时间到了。”会审”出来，长吁一口气，总算这阶段结束。心中倒也并不惴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 幸运之神眷顾了我。 六名队员终于来到了一起，但老实说，这在那时是一些真正的“散兵游勇”： 昌建知识根底扎实，社会阅历较广，演讲尤具感染力，但在此次选拔之前，从未参加过辩论； 姜丰也具有相当好的知识基础，形象颇佳，进入角色快，并有主持大型文艺演出的经历，可是和昌建一样，选拔时的辩论对她也是“破题第一遭”。 张谦，管理学院９０级同学。“白猫杯”半决赛时我替换下的就是他。但正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次选拔赛中，他可谓锋芒毕露，知识水准，辩论技巧，场上风度与“白猫杯”之时相比，都可算突飞猛进。其实，辩论队队员，除了季翔，我也就和张谦原是老朋友了。张谦场上微笑尤其标准而迷人，特别能赚得女观众的掌声。我常跟他说：“谦儿，真可惜，如果你在香港，经过经纪公司包装一下，绝对是大牌偶像明星。”不过，毕竟辩论经验有限，加上９０级进校刚一年，以及理科学生专业性强的特点，知识积累也还尚欠火候。 何小兰，９１级新闻系的女同学，也是最后几轮中硕果仅存的９１级选手。小兰嗓音甜美，表现力强。可是，年级低，参赛少，也使得她要提高的任务特别重。 至于我和季翔，虽说辩论比赛参加了不少，彼此配合也有相当默契，可是要抓问题，那也是一人一大箩，季翔比较稳健，相对还好点，我是发挥型的，万一遇上没状态，那可是连自己都不忍卒听。 但是我们的老师队伍却是绝对高水准，绝对一流： 张霭珠老师，我们辩论队的负责人。她有着相当强的大局感，同时，作为行政管理者，处理“内政外交”都极其干练。而她对辩论队员们母亲般情怀的关心，更赢得了大家由衷的尊敬。张老师是副教务长，曾经主持过复旦附中的工作，参管着复旦学风、教风的建设，但是，自从秦绍德老师处领受了有关辩论队的任务之后，却始终以“举轻若重”的严谨态度进行着工作，她的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极大地感染和鞭挞着我们这些爱睡懒觉，喜欢闲聊，而往往不免眼高手低的年轻人。张老师不仅在后援上独当数面使我们得以专注于训练，还常常直接评点，出谋划策，屡有精辟独到之处。她的诵读功夫很不错，于是，给我和姜丰的诵读开小灶，也成为她的份内事。俞总和顾问王沪宁老师两位教授，都是目前在学术界凭籍雄厚底力，锋头强健的“少壮派”顶尖高手。俞总知识渊博，文笔华美，思路独特，尤长于中西哲学；王老师更是早年入选过“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除在学术上的造诣外，他从训练到比赛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分析力、判断力、决策力和组织能力都是令我叹为观止的。而特别难得的是，两位教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中国学界的不良传统是“文人相轻”，现在似乎也并不少见。然而，在辩论队，在俞、王两位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文人相轻”当让“文人相亲”。 “戏台子”早在新加坡就有了，“戏班子”也搭起来了，下面就看怎么唱了。 从杨校长处直接接过任务的秦绍德副书记在辩论队的第一次“全会”上指出： 对复旦的实力大家要有充分的信任，这次为辩论配备的力量很强，现在既然接手了这件事，大家就都绑在一块儿，他自己是不敢有所懈怠的，希望队员们也以出生以来最最多的认真对待这件事，因为毕竟从某种意义上，出去辩论代表着大陆当前的文化，高校教育和青年层次。 杨福家校长曾经下令，有两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件是发展研究院关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战略的全国研讨会；一件是辩论赛。这是领导者的气魄，但我的心中却有点惴惴。 而在公开选拔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钱冬生书记讲话，他以这样两句话结尾：“复旦必胜！复旦必兴！”对于复旦必兴，我从没有任何的怀疑，但对于这次比赛必定取胜，我个人却觉得难有把握。 其实，校长、书记也都表达了只要尽力而为，并不只以名次来作为成功、胜利与否的标志的意思。但我们每个辩论队员都感受到了压力与责任，事实上，这种压力与责任化为了动力。 我们都清楚，那时，离参加辩论的水准还有相当差距。但是，也就是在这时间紧，任务重，关涉到复旦声誉，必须集中点力量来干一下的事情中，复旦的底蕴，复旦的潜力迸而发之了。 不是说知识面还不够吗？那就调配点“知识快餐”吧。给我们开过讲座的，光博士生导师就有好几位：陈其人老师讲“南北关系与国际贸易”，张薰华老师讲“环境经济学”，金重远老师谈“近现代东西方文明”，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大家风范令我们获益匪浅。 而在层层筛选我们过程中充任考官的老师们也往往“粉墨登场”了。 朱维铮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沿革”见解独到，妙趣横生，确是平平淡淡中神奇迭出； 谢遐龄博士讲的“东西文化比较”，思路奇巧，通贯中西，功力中见天赋； 倪世雄老师的“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杨心宇老师的“前苏联问题综述”，资料翔实，分析入里，驾轻就熟； 彭希哲老师讲人口、环境、妇女问题等，董世忠老师综述国际法各主要门类，均是全面俯瞰，令各辩论队员们初窥门径，有备无患； 学校内举办的“学者周”、“复旦人节”等所进行的精彩讲座，我们也都整队而出，赶去聆听。 陈时中教授给我们讲台、港、新、澳的经济和社会，并作经济学基础知识的讲座； 俞吾金老师则亲自“披挂上阵”，从西方哲学简史，到现代西方哲学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将许多我们视为畏途的艰深哲学领域勾勒得相当清晰。 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姜义华教授也给我们作了“访台纵横谈”的精彩讲座。历史学家敏锐的观察，深刻的分析令我们仿佛也多了一些感性的认识。 此外，语言技巧、各大宗教、音乐、绘画、人权、核裁军、新儒学、世行报告、马克斯·韦伯、辩论心理等各式讲座，可谓“文化与经济齐飞，历史共现实一色”。 更令我们感动的是，７月９日，杨福家校长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为我们授课一节，综述“科技与人类文化的关系”，身为著名核物理学家、学部委员的杨校长，讲起一千年来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数十件事，于信手拈来之间屡见智慧之光。在旁的王沪宁老师突然想起：这几十件事，不正可以是不久将来的“廿一世纪学会”绝好的几十个讲座题材吗？复旦的潜力，真的，任何人都不应低估的。 还记得刚接到辩题时，其中第二道“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令我们诸人的确掉了一回眼镜，没想到会有此怪题。但是，不久，赵寿元教授等便被请来，加上复旦广泛的学界联系网，解决“艾滋病”背景知识的难题也没有费太大的精力。 至于说到读书、读报、读杂志，有时穿插一些录像，复旦的硬件可能和一些世界知名学府确实还有较大差距，但极小一部分也够把我们塞得饱饱的了。加上有专门的时间，还有绝对够权威的“读书指导”，我们每人在集训期间，连精读带泛读，都看了不下百本书。台湾的李敖先生在高三时自己决定休学一年，躲在家里的书斋中专心博览了一年，用他的说法是“痛痛快快的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从前我读书看到这位“空中文化飞人”的这段“皮肉生涯”时，总是特别的艳羡。此次集训的读书经历，时间虽算不得长，但条件之好，是令我暗暗自得和现今追恋不已的。 讲座与读书，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优化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充实了我们的底气。辩论也需“有恃无恐”，识多才能气粗。 想到这里，就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敬可爱的国政系研究生陪练队员们了。经王老师决策，由林老师组建的陪练队伍在我们集训之初便迅速成立了。这支由十多名博士、硕士组成的陪练队的宗旨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其实在我们训练提高的同时，他们也经历了一个飞速提高水准的过程。刘建军、唐豫鹏、曾峻、徐勇、马文运、李经中、唐贤兴等人在集训结束时都具备了相当强的辩论力，后期每天一场的模拟赛，我们正式辩手仍往往被他们辩得狼狈不堪。他们很好的知识基础也在辩题准备过程中为我们发挥了作用，而更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他们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始终如一地甘作陪辩，这种精神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的。而从国政系研究生们身上，我所感受到的是凝聚力，我想如果复旦每个系、每个部门都能有这样一种亲和力、凝聚力，那么复旦的潜力或许该能更充分地展露出来吧。 在６月中旬，秦老师宣布了赴新人员名单之后，张谦和小兰依然一如既往，专心集训，并为我们四人陪练。在新加坡期间的好多“战术”，就是在与张谦的对辩中反复多次而被逼出来的。而小兰还担负起许多对外联络的任务。“顾全大局，甘为人梯”，要干事业，就不能没有这种精神。 “唉，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睡在文科楼十楼的经历了。”这是季翔的声音。 “嗯，有些日子可真是多灾多难呀。”昌建答道。 可不是吗？一次是食物中毒，集体躺倒，接着昌建生病之后，姜丰又住进了长海医院。于是由昌建执笔的表达思念之情的骈文，起首便是“长海一日，文科楼十年。”可见当时思念之切，等待的煎熬之艰。 住宿则搬了好几次，先是将集训队员集中到南区的两间宿舍住宿。后因天气实在热，打熬不住，男生便搬到文科楼十楼，我们集训的地方。天天打地铺，因有电风扇数台，兼可以半夜醒来仰望星空，俯察夜市，很快甘之如饴了。不过为此专设了白天进集训室得脱鞋的规矩，以至有领导、专家来，他们自己也定要守此规矩，搞得我们有时尴尬不已。而出发前一晚，为了赶早班飞机，学校和华亭、衡山两集团联系上后，让我们住在了银河宾馆，算是提前获得了“星级享受”。 最后一个月的吃饭，为了让我们有保障，学校将我们特意安排在中灶教工食堂。从楼上又到楼下，加上不时有张老师亲手烧来的鸡汤、白切肉、水饺等，大家都津津有味。 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晚上９点模拟辩完以后，大家吃西瓜。很多西瓜都是倪世雄老师送来的，而常常由刚充任完“拟音效果”的王大教授操刀切瓜，因为他有过少时在农场杀猪的经历，“刀技”最高，而又乐此不疲。吃完后，还可以麻麻木木地看一集《京都纪事》，不用脑子紧张地转！真是难得的享受。而夜宵则以团委送来的“旺旺”饼干充任。从选拔到集训，校团委的原子箭老师以及燕爽书记、李尧鹏老师、王线等都是没少出过力啊。 我们出征前，张老师更是把她的女儿陈思为和一个外甥女史雯都动员起来，把我们带出去的礼品一件件包装好，其手艺之精巧，绝不在“职业选手”之下。我和昌建等人的西装扣子怕掉，西装有时要搞混，张老师便一针一线地把扣子加圈，西装领内侧缝上标记。当时我偷偷拍了一张张老师缝衣照，事后大家一致赞同，这帧照片应取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我的母亲则从家给我打来长途，叮嘱我好好发挥，不要有什么顾虑，讲话不要太急，急一点，别毛糙。真是“知子莫如母”。季翔的母亲专门到银河宾馆看了我们，和季翔交待了一番，又怕影响我们的训练、休息，随即便匆匆离去。复旦子弟可敬的父母们，我想，也该算是复旦宝贵的财富吧。 “真希望有机会去大陆看一看。”这是妙慧的声音。 “那可别忘了一定来复旦”。 “那自然了”。 下午的自由餐会结束后，妙慧和张洪明老师就领着我们一行去游览新加坡的市容。这还是到新九天以后的第一次呢。沿着新加坡河，我们来到了著名的鱼尾狮塑像旁，隔河而望，它确是雄武与优美的结合。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钥匙串，那个小巧的鱼尾狮钥匙圈还是我父亲去年从新加坡回来后送给我的，我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倒应算作“吉物”了。 “谈谈你们复旦吧”。妙慧说，这是一个游历过欧洲的女孩。 “嗯，还记得我刚进校的时候”，我说，“一位学兄对和我一样的新生们说道：‘不久，你们就可以感受到校园的文化氛围对你的辐射’。四年来，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是吗？”妙慧道：“我们新加坡是很清洁、有效率，也算富裕的地方，但是，这次我感觉到复旦是个真正有文化的地方。” 我突然感到，我受了一种深深的震憾。复旦，我们的精神家园，或许您还在为新的腾跃而经历阵痛，但您的潜力，是谁可以怀疑的呢？每一个复旦人，如果能为您做一点什么的话，那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奉献本身便是一种最好的回报。 作为一名深恋复旦的普通复旦人，我感到的是：自豪。 窗外，新加坡的夜色很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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