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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正方） 我方认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虽然它会带来一些社会影响，但它本质上是医学问题，治疗艾滋病，必须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自从１９８１年首例艾滋病人被确认，这场“黄色瘟疫”从美洲到非洲、从欧洲到亚洲、东进西渐，肆意横行，迄今已经波及１７３个国家，艾滋病患者已达２５０万，感染者达到１４００万，到２０００年，患者将达到１４００万，感染者将达到５千万至１亿。８０年代初，艾滋病在亚洲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今天，亚洲有了１５０万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成为一个公认的医学问题。 对这样一个“世纪恶魔”，人类何去何从？当然要与艾滋病殊死搏斗。要战而胜之，首先要正本清源，弄清问题的性质，才能对症下药。要判断它到底是社会问题，还是医学问题，必须根据一定的客观的尺度。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医学指“研究如何维持健康及预防、减轻、治疗疾病的科学，包括为上述目的而采用的技术。”据此，我方提出三条标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问题的根本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一，从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看，艾滋病不是社会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归根到底，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感染引起的。无论社会是富甲天下，还是一贫如洗，无论是政通人和，还是战火连绵，哪里有艾滋病毒，哪里就有艾滋病。在病源上，艾滋病均源自艾滋病毒，这能说是社会问题吗？ 第二，从问题的根本性质来看，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艾滋病不是相思病，只会导致情绪波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得了艾滋病，是不会像相思病那样浪漫的。艾滋病之所以被视为避犹不及的瘟神，之所以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超级癌症，原因是艾滋病毒造成了人体免疫机能的全面崩溃，称为“获得性免疫功能缺损综合症”。难道它不是医学问题，倒是社会问题吗？ 第三，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看，艾滋病也是一个医学问题。如果艾滋病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人们只要给艾滋病人多一点人权、多一点美金、多一点温柔，问题就解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对症下药，在医学上找出杀死艾滋病毒的良方，找到抵御艾滋病毒的疫苗。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医急乱下药。得了艾滋病，不去找医生，整天纸上谈“病”，那就太危险啦！ 正确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只有认识到艾滋病是医学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克敌制胜。 我主要是从逻辑上说明我方的观点，接下来我方辩友还将从理论、事实和价值上进一步论述我方观点。 二辩（正方） 任何问题都是在社会中发生的，如果都是社会问题的话，今天的辩论就没有意义了。正像所有的问题均是在宇宙中发生的，那么所有的问题都是宇宙问题喽？判断艾滋病是什么问题，自然要遵守我方提出的“三条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理论上来说： 第一，艾滋病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而不是因为社会体制或社会结构的不完善。因而，艾滋病应在医学的范畴中来研究和治疗。自从艾滋病被确定以来，人们心目中它就和同性恋、性混乱等恶名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看法既不科学，也不人道。同性恋，并非世上新事，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非洲大陆性混乱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在艾滋病毒不存在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导致艾滋病。况且最早的艾滋病毒存在于非洲绿猴身上，而在澳大利亚，据有约四分之一的猫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面对这个“高危猫群”，能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吗？可见，关键是病毒感染。病毒，难道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吗？ 第二，艾滋病的预防关键是消除传播途径，而这本身就是医学问题。医学专家在讨论性行为、输血、输液、生育和吸毒与艾滋病的关系时，基本出发点是医学原理。他们警告吸毒者不要共用针头、对注射器具要严格消毒，性生活要正常，心理要卫生，这均是为了在医学上防止艾滋病毒的传播和感染，而不是要做警察局和肃毒局的工作。不然会使攻克艾滋病的努力误入歧途，结果一事无成。 第三，艾滋病的治疗与控制只有通过医学方法来解决，而不是通过社会改良或社会改造。如果不用医学方法，对于艾滋病，是通过改造社会结构能解决呢？还是通过更新文化观念能解决呢？显然牛头不对马嘴。对方辩友今天论述的无非是，艾滋病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这恰恰是我方的观点。造成影响不等于社会问题，而消除影响也不等于能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对艾滋病一定要对症下药，不要坐而论道，更不要讳疾忌医。 三辩（正方） 我方已经根据三条标准，从起源、性质、传播、医治等诸方面论述了，艾滋病的确属于医学问题，而对方辩友强把医学问题社会化，实在是不分青红皂白。下面我从事实的角度进一步论述我方观点。 第一，把医学问题当做社会问题，往往导致的是不能对症下药，从而延误病情。医学问题社会化的作法其实古已有之，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就可谓精通此道。他年老时，一旦得病，就认定是有人在搞政治恐怖主义，属于阴谋伤害国家元首的社会问题，于是找来方士对着盅虫念符咒。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消病免灾，反而连“安乐死”也没有享受得了。 再比如，酒糟鼻子原来有人认为是由酗酒所致，当属于社会问题，可事实上，这种病起因于螨虫，治疗必须采取医学方法杀死螨虫，而颁布“禁酒令”是不能禁止酒糟鼻子越来越红的。对于艾滋病这种危害甚烈的传染病，更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确定其归属，切不可逼着社会学家穿上白大褂、拿着针筒，去乱戳乱捅。 第二，病之为病，关键在于病理依据。对方辩友爱谈的同性恋，吸毒等，涉及的是医学中的高危人群的问题，不能与社会问题混为一谈。以职业病为例，导游易得的是咽喉炎，作家易得的是骨质增生，而饭店的大师傅们则常常是“脂肪增生”，这些问题虽然与社会有关，但哪一种病又不是医学问题呢？艾滋病同样如此。如果同性恋可以成为职业的话，那么艾滋病恐怕早就该是它的职业病了。至于“病”这个词，其引伸意义可以延伸到社会领域，比如人们说的“英国病”，但此病非真病，而是比喻，与人的机能无关，和艾滋病是绝然不同的。艾滋病不是真得由爱带来的，如果它属于社会问题的话，有了艾滋病，岂不是还应该有一个“恨之病”吗？第三，艾滋病带来的社会影响，必须通过根治疾病本身来解决。与许多其他事物一样，艾滋病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要真正消除不利影响，还是要用医学方法，从艾滋病本身着手。只要医生能掌握艾滋病的规律并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话，那么由这种疾病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自然就会烟消云散了。 望对方辩友三思而言之。 四辩（正方） 第一，我方辩友已经从逻辑、理论、事实上证明：从艾滋病的根本原因、根本性质、治疗的根本途径，到艾滋病的预防、控制、传播，都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不但是科学的结论，也是全人类的共识。我方提出了判断问题的“三条标准”，而对方辩友始终提不出一个象样的标准，如何来划分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呢？ 第二，历史证明，医学问题只能由医学方法来解决。当古希腊雅典被瘟疫所困的时候，医生那里，无人问津，而大大小小的神庙前却门庭若市，这些善男信女，并没有祈祷出什么灵丹妙药，就连他们的领袖伯里克利也命归黄泉了。众所周知，霍乱、白喉、鼠疫百年前在地球上肆虐，如果将治疗传染病的皮球踢给名噪一时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那么青霉素永远发现不了，人血馒头却要继续吃下去。援古推今，我们还能在这里高谈：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吗？ 第三，只有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这是人类解决各种疾病的不易之理。我们不能指望，让可怜的艾滋病患者当上议员，修改一下人权法案，就能枯木逢春；我们不能指望，让绝望的艾滋病患者克己复礼，观念复归，就能起死回生。谁都知道，试管、药剂的作用不是权力、法规代替得了的。即便是退一万步，假设权力、道德、法规有那么大的功效，那么对绿猴和猫身上的艾滋病毒，要在猴世界和猫世界中开展立法选举，推广猫道主义和猴道主义，来妙手回春吗？显然是说不通的。 第四，医学为人类战胜艾滋病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任何舍本逐末的作法，至多也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只有正本清源，在医学上攻克艾滋病，其引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和影响方能迎刃而解，药到病除。正因为如此，透过世界各国医学工作者的辛勤的汗水，我们才看到了希望。从“爱滋敌”到两种新型疫苗，人类尽管在克服艾滋病的道路上经历坎坷，但毕竟是向问题的最终解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值得提醒的是，一旦被错误蒙蔽双眼，在梦想中再跋涉几千年，前头依然是一片黑暗。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只有确立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的信念，并以之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坚信人类一定能够降服艾滋病这个“世纪恶魔”。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一辩（正方） 数千年来，人性问题困扰着许许多多哲人的思想，而人性本恶的观点之所以一开始就步入了误区，是因为它忽视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从而把人降到其他动物水平上，我方认为，人性本善才是对人性之谜的科学解答。 第一，人是由人性和兽性组成的。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具有食色、劳动、思维等各种机能，当这些机能处于人性的支配下时，人的行为是善的，相反，处在兽性的支配下时，人的行为是恶的。就某个人而言，当人性在他身上占主导地位时，他的本质是好的，反之，当兽性占主导地位时，他的本质则是坏的。当我们说某个人的本质是坏的时候，只表明他的人性处于兽性的压抑下，而非人性本恶。就如太阳是明亮的，但当发生日蚀时，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得出太阳本暗的结论。这一层逻辑关系是必须明确的。 第二，人性作为人类本性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这也正是人身上具兽性的根本原因。然而，人之为人不在于兽性，唯有人性才在人有其他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也唯有人性才在人类身上盖上了伟大而尊严的印记。狮身人面的司芬克斯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品，也是人类的本性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已经从自然界中挺身而起，抬起了自己高贵无比的头颅！如果人性本恶，那岂不像席勒笔下的卡尔对众盗说：回到波希米亚森林去吧！ 第三，人性本善。这里的“本”即“本来”、“本然”的意思，“善”，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是吉祥的意思。人性本善，也就是说人性是先天地善的。正如孟子说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水往低处流是水的自然规律，而本善则是人性的先天的特性。按孟子的说法，人性之善主要表现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反之，兽性之恶主要表现为残忍之性，贪婪之性，无耻之性和欺诈之性。如果肯定人性本恶，必然会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人性泯灭，兽性高涨的局面。只有肯定人性本善，把人的机能和行为置于人性的指导下，人类才可能维护自己的高贵和尊严。 下面，我方辩友将从理论、事实、价值诸层面进一步论证我方的观点。 二辩（正方） 我方一辩从逻辑上澄清了我方的立场，我主要从理论上阐述我方的观点。 首先，从哲学本体论上看，人性先天就是善的。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视心、性为同一个东西，“至善者，心之本体，哪有不善？”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小孩掉到河里，就会赶紧去援救他。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先天的恻隐之心，而不是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联合早报》。我们救援他乃是出于人性本善的“命令”。 其次，从日常文化意识上看，人性本善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人们歌颂善行善德，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孔融四岁时便懂得要把大的梨子让给哥哥姐姐吃，西方文化意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苏格拉底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心愿是还邻居家的一只公鸡，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面对着沉船和死亡的威胁，争先恐后地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面对这种蕴涵在人性中的崇高的善，对方辩友还要恶语相加吗？ 再次，从现实生活中看，恶行不是出自人性，而是源于兽性。决不能从某些人的恶行出发，去否定人性本善，甚至引伸出人性本恶的错误结论来。我们谴责侵华日军的暴行用的是“兽性大发”，揭露性情殊暴的犯罪分子是“人面兽心”，而谴责为世人唾弃的战争贩子希特勒是“衣冠禽兽”，恰恰表明某些人把自己的行为置于兽性的引导下。某些人的人性蒙上了兽性的阴影，甚至被泯灭了，这不等于人的类本性是恶的。朱熹说：“人性犹如一颗‘宝珠’，即使掉入‘浊水’之中，它耀眼的光芒也不会随之而消失。”对方辩友千万不要“张公喝酒李士醉”，把兽性的帐算到人性的头上去。 三辩（正方） 我主要从事实上来论证我方的观点： 第一，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人性而不是兽性。早在数千年前的古希腊，有一次，人们在一起辩论“什么是人”。当时，一派认为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和对方辩友一样，强调的是人的兽性。可这种观点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嘲弄。怎么回事呢？原来另一派把一只拔光了毛的鸡扔在对方的面前说：“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人喽！”今天，恐怕不需要我们到超级市场去买一只光鸡来使对方辩友警醒吧。显然，从兽性出发谈人和人性，甚至用兽性取代人性，如萨特说的，岂不是要把人这个万物的灵长推入到硫酸池中去了？！ 第二，本善的人性是与生俱来的。有这么一个每每令我热泪盈眶的故事。一名四岁的小女孩得了白血病，必须植入骨髓才能活下去，而唯一适合输髓的是她六岁的哥哥。医生征求他的意见，他迟疑了一下，答道：“好吧。”于是，医生开始手术。突然，正在输髓的小男孩天真地问：“医生，再过几分钟我会死呢？”原来，他以为人输了髓就会死的，而在医生问他的短短一瞬间，蒙昧尚未开启的他却做出了献出自己的生命、挽救小妹妹的决定。这是多么美丽而崇高的人性光辉啊！面对着这种充满稚气的纯洁和坚毅，对方得出来的结论难道会是人性本恶吗？ 第三，人性本善不仅从现实生活的层面上表现出来，而且也在理想的层面表现出来。从《礼记·礼运篇》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充分显示出人性本善的伟大的创造力。所以，唐君毅先生说：“人性是善的，我们要深信。人类在根本上是求向善，求精神上升的，我们也可深信。”对方辩友的“人性本恶”之说是在长兽类之威风，灭人类之尊严！ 四辩（正方） 我方辩友已从逻辑、理论、事实上论证了人是由人性和兽性组成的，人性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人性先天地就是善的。下面，我从理想与价值的层面上进一步论述我方的立场。 首先，只有确信人性本善，才能懂得人类之崇高与尊严，才能自觉地确立为人类而生活，为人类的事业而献身的伟大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决不能一念陷溺，使本善的人性蒙上恶的阴影，使放纵和恶行成为压垮脆弱的地球的最后一根稻草；相反，我们应该以善行和美德去重新塑造我们生存的环境，使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多一份温情，多一份爱心。 其次，只有确信人性本善，才能不断扩大并发展孟子所说的“善端”，从而真正重视道德教化和理想人格的培养。如果人性本恶，又何以出现弘扬善的学说的教化者呢？退一万步说，即使上天给了我们这样教化者，他又有什么力量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呢？只有确信人性本善、扬善抑恶的道德教化才会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理想人格的普遍出现和发展才会成为现实。当我们漫步在乌节路上，置身于彬彬有礼的新加坡人中间，难道还感受不到人性本善的伟大真理，感受不到道德教化的辉煌成果吗？ 最后，只有确信人性本善，才能对人类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为当今世界创造了令人目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科学技术犹如无缰的野马，如果套上兽性的笼头，它就会把人类引向悬崖，引向毁灭；相反，只有套上人性的笼头，人类才能走上幸福和谐、永久和平的康庄大道。（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当书写着“人性的、智慧的、效率的”横幅标语出现在台北街头时，我们不正看到了本善的人性普遍觉醒吗？ 历史存在每个人的身上。奉劝对方辩友，不要用靡菲斯特式的冷漠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不要因为屈从“人性本恶”的教条而对这个世界说：“放弃你的一切希望吧！”相反，应当坚信人性本善的真理，不断扩展自己的善端，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热情和美德带给这个世界。只有到那时，人类才真正地走出了自己的史前史，才有资格说：“我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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