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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的结论，人们记忆犹新。1996年岁末的一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庭庄严、肃穆，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五起著作权侵权案在这里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王同亿、海南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新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新现汉》）、《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的过程中，其行为已构成对原告著作权及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应依法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被告王同亿、海南出版社应立即停止侵权，在删除侵权内容之前停止《新现汉》、《大现汉》的出版发行；被告须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的声明；被告要向原告赔偿损失费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共38万元，偿付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2万6千余元。性特征，就是给原告设置了座位，并非原告自己硬去“对号”的。 辩论应该说是激烈而精彩的。 下午4点半，法庭认为所需核实的事实已经清楚，几方的理由、意见已陈述完全，于是宣布休庭。 参加旁听采访的记者来的不少，但报道开庭消息的传媒不多。 转眼就是元旦，紧跟着又是春节，日子连推带操一下子就又过去几个月。法院这期间又一再转达希望，希望各方再冷静考虑，争取达成谅解。 但当事人却认为自己已经冷静得不能再冷静了，考虑得不用再考虑了。 于是，朝阳法院决定，1993年3月10日上午9点公开宣判。 3月10号，和开庭的11月13号很相似。一个秋冬相交，一个是冬春转替。一样的气温，一样的景致。 但这一次却比上一次引人注目。开庭前半个多小时，法院门前就聚集了四五十人，路过的行人也常常驻足观望。布告栏前总有一群人在看宣判通告。大车小车停了六七辆。 依然是8点50分人场，依然是先旁听者，后当事人，最后是审判人员。但这一次的旁听人员增加了近一倍！ 9点5分，法庭宣布宣判开始，要求当事人起立。 由审判长杨承启宣读判决书。 记者们这次可以拍照，一时法庭内灯光闪烁，“咔嚓”声不断。电视摄像灯不时把整个大厅照得雪亮。 判决书开头简要介绍了起诉状与答辩状主要内容，接着说明审理调查概况：王国藩的主要经历，王、古一起工作的时间，《穷棒子王国》的内容概要。 判决书介绍了法庭查证的《穷棒子王国》中人物摹写遵化县及西铺村人物的情况。查明：“同姓不同名的有王显等3人，同名不同姓的有殷维藩等6人，姓同名中一字相同或姓名谐音的有天佑县委书记陶寿旬等6人。这些人（物）的身份等基本情况（与现实人物）相同或相近”。地名相近、谐音的有“黎明社、警钟山等10余处”。“书中主要人物殷大龙与王国藩几十年的黑布裤褂、扎腿带、黑布鞋的个人装束相同，从办合作社、当模范。当选中央委员等个人经历的主要情节相同。家里有毛主席题词，和毛主席握手的大幅照片等特殊摆设相同，家庭中有一早年丧夫的二大娘的特殊情况相同。” 判决书说，该书发行1.2万册，售出5000册，部分损毁，库存3000册。 判决书说，《穷棒子王国》出版后，古鉴兹将部分书赠给遵化与西铺一些干部和群众，“凡认识王国藩的人看后均认为该书写的是王国藩，是对王国藩的丑化、贬低，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判决书还提到古鉴兹向法庭送交遵化县委1978年整风材料，“主观上力图证实王国藩是应当贬斥的”。 判决书说，法院认为“公民的正当文艺创作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但是在创作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判决书援引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认为，“文学作品虽未写明现实人物的姓名，但是以现实特定人物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披露有损他人名誉的隐私内容造成不良影响的，即是侵害了特定人物的名誉权。古鉴兹的《穷棒子王国》具有上述性质，因而认定古的行为“侵害了王国藩的名誉权”。作家出版社征订单内容介绍“有侮辱性的言词”，并出版发行了《穷棒子王国》，“亦侵害了王国藩的名誉权”。两被告的行为“均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古鉴兹、出版社“对其违法行为给王国藩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王国藩的诉讼请求“是正当的”，“本院应予支持”。 法庭最后判决： 一、“《穷棒子王国》一书不得再版、发行”，未售出的，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全部销毁”。 二、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分别在一全国性报刊上刊登向原告王国藩道歉的声明，道歉声明的内容。报刊的种类、版面应经本院审定。如拒不执行，由本院指定报刊刊出本案判决书的主要内容，费用由拒绝执行者承担”。 三、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赔偿原告王国藩经济损失5308.3元，精神损害2000元，共7308.3元”。“古鉴兹负担4500元，作家出版社负担2808．3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执行）、”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古鉴兹负责50元，作家出版社负担30元。 宣读完毕，两名法警将判决书分送当事人，三人均在送达单上签字。 在确认当事人都收到判决书后，审判长问王国藩是否服从判决，王未听清，经陪同的年轻人提醒后他才回答：“服从。”问及古鉴兹时，神情激动的古鉴兹大声说：“对于法庭的判决，我表示抗议！” 审判长显然不满意这种态度。静场片刻，审判长复又问：“古鉴兹你是否上诉？” 古鉴兹答：“我要上诉。” 问出版社的代表，回答说：“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再决定。” 审判长提醒说如果上诉请在15天内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9点55分，审判长宣布：“宣判到此结束，闭庭。” 一审判决的结果，北京各主要报纸都在重要版面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 文学界震动最大。表示不理解的，反感的，甚至愤怒的人为数不少。很多人抱定一个信念：小说就是虚构，虚构就不能指实，指实就是对号人座，对号人座就是侵犯作家的创作权利。 据悉这种认识导致了对法院的不信任感。因此古鉴兹打输了官司却赢得了尊敬。不少人赞赏地说：“老古，有骨气！” 也许是针对这种情况，《法制日报》3月22日发表了题为《文坛官司与法律误区》的署名文章，指出：一部作品是否虚构，虚构成分有多少，不在于作者称之为小说还是纪实文学，“而在于它的内容对生活素材的包容量，对生活现实的摹写程度”。有的作品虚构成分大，有的摹写成分大。 文章最后希望作家呼吁“保护作家创作权利”的同时，还应该想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法律界普遍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文学界不少人却不以为然。文章发表时，正值“两会”召开之际，一位文学界人大代表打电话到编辑部，问作者写没有写过小说，懂不懂创作规律，是不是对文学界抱有成见。更多的代表则直接运用手中的权力表达意志。大会期间，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原作者陈源斌等32位代表共同拟写了一份议案，呼吁保护公民创作权利，杜绝近年来对小说作品人物对号人座而告作家、出版社的“不正常现象”。 《法制日报》3月31日报道了这一情况。据报道，议案同样以小说“本质是虚构”为出发点和理论基础，然后生发开来，说当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后不少人对号，60年以后的今天，居然又出现了这种“笑话”。而且状告作者和出版社，往往每告必胜。议案还举例说，有的案件甚至以生活中真人与小说虚构人物“同姓不同名”、“同名不同姓”、“同姓中一字相同”等作为定案依据，即判作家败诉。议案说，“这种不正常现象必须杜绝”。 这条消息刊出后，有人在评报时建议报社邀请有关方面人士召开座谈会，对文坛官司现象进行讨论，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 这是个好建议。 《穷棒子王国》空发生在北京，一审判决又在“两会”召开前几天，会议期间《法制日报》又发表针对性文章，这些因素的综合产生了共震效应，其反响格外地大。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可以更有利于对某些观念的匡正，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们对自身权利的重视。 （李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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