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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二月五日 早上，看到美国报纸的一条消息透露说，苏联克格勃收买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清洁女工，收集总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扔掉在废纸桶里的碎纸片，企图在这些废纸里搜寻北约的机密。克格勃的活动真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 我立刻要研究室的同志告知使馆各个处的同志看看这个消息，并且把这条消息译成中文写在黑板报上，提高大家保密的观念。 使馆食堂里有两块黑板报，一块写当天外交官的对外活动的日程，另一块写当天奥地利和其他西方报刊上已译成中文的重大消息。 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一样。在我到维也纳之前，苏联报纸也透露，中央情报局买通了在苏军驻东欧某基地工作的当地工人，要他们报告基地里装运武器弹药的木箱增减的情况，以了解苏军的调动变化。这也真是费尽了心机。 后来，我也要研究室的同志译成中文登在黑板报上。这种具体的例子对提高同志们的警惕性，比我口头上讲要好得多。 我每天早上在7：30吃过早餐后就开始看报，除了奥地利和西德的报刊外，还看一些美国和法国的报刊，直到9：30才开始对外活动。 当我看到一些重要的消息时，常请研究室和其他有关的处的同志们一起来讨论，并要他们注意跟踪研究。这两个小时的看报对我和同志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再告知使馆办公室负责礼宾的同志，除非实在迫不得已，一般不安排对外约会，因为不注意看报，就不可能知道驻在国和本地区的大事，在对外活动中必然抓不住重点，甚至不懂装懂，闹出笑话来。不懂外文的同志可以看黑板报，当然也要努力学习外文，尽快达到能够看报的水平。当然，两个小时还是不够的，一些长的消息评论要等晚上抽空来看。 保密问题始终是我们使馆要不断提醒和检查的经常性大事，尤其是窃密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更应提高警惕。 几个月前，研究室的同志在一家西欧报纸不太显著的位置看到一条消息说，中央情报局已经破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驻西欧某国的使馆的外交密码。这个消息有些含糊不清，也有可能是“神经战”，但我们只能信其有而不能信其无，不能失之大意。 窃密和反窃密的斗争在外交上一直是很严重的，在我们不少使馆和驻外机构里不断发现了窃听器和窃照器，而且技术上越来越先进。我过去在新华社驻国外分社工作，有一次在分社的房子里发现了11个窃听器，其中有一个在洗手间里。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提醒同志们文件和记录本要保管好，重要的会议、传达、谈话必须在保密室里进行，草稿、废纸等必须随时销毁，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必须以身作则，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做好使馆的保密保卫工作。我常常对同志们说，千万不要以为外交工作很轻松，被参加宴会和招待会、同别人干杯弄糊涂了，而要整天身上担着一个挑子，一点也不能松懈，否则就要犯错误。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 北约和华约之间的中欧裁军谈判在圣诞节和元旦休假后复会，开始了第八年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在早上11时之前，挂着胸牌的北约和华约的大使们以及他们的110个外交官，都准时走进了奥帝国故宫中由背着冲锋枪的士兵守卫的雷杜德大厅。在11时第二次开会铃响过后，大厅工作人员从大门上摘下了写着“大厅已开放”的牌子，轻轻地把大门锁上了。 双方的大使们走进楼上的会议厅，坐在一张巨大的圆形的桌子周围，外交官们分别坐在他们大使的后面。这个会议厅原来是奥帝国时期举行舞会和音乐会用的，在维也纳堪称是最富丽堂皇的了。在八盏巨大的水晶吊灯的照耀下，大厅内涂金和彩绘的画顶、雕柱、墙壁都在闪闪发光，挂在四周墙壁上的出自上世纪名家手笔的油画也更光彩夺目。但是，绝大多数的会谈参加者这些年来到这里不知多少次，对这些已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只有新来乍到的人看到这样豪华的大厅不断发出赞叹。 这个没完没了的谈判早已引不起新闻媒介的兴趣，但今天却来了不少的记者，给大使们又拍电视又拍照。原因是，美国已更换了政府。共和党的里根在去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打败了原来的民主党总统卡特，并且在今年1月10日上了台。所以，记者们想来看看在这个旷日持久的谈判中，美方会有什么新的举措，而苏方又有什么新的姿态。在谈判之前，苏方已急不可待地想试探美方的态度，放出空气说，可以先不谈把谈判引入死胡同的双方在中欧的兵力数字，而来谈双方可以裁减的兵力数字。原来，这个谈判已进行了7年多，却只谈了一个问题，即双方在中欧的兵力数字。华约方面说有81．5万人，北约方面不相信，认为应是96万人，华约故意隐瞒了15万人。双方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肯让步，而且造成会议一再中断。 在复会之前，西欧国家的大使们曾对我说，他们不相信会议会有松动，更谈不上会有突破。他们认为，美苏关系仍很紧张，难以有所让步。1979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公开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并且在1980年夏同许多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波兰经济严重困难，内部不稳，政府与工人的矛盾激化，党和政府都已更换领导，苏联极为不安，美国已警告苏联不要干涉波兰。当然，双方都不想谈判破裂，因为美苏在日内瓦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三阶段还未开始，只有维也纳的中欧裁军谈判仍在进行，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这个重要的渠道，所以谈判仍会拖下去，但不会有奇迹。 事情果然如此，谈判只进行了一个小时，会后举行了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加拿大大使代表西方指责对方缺乏诚意与和解精神，而波兰大使代表东方也抨击西方仍采取不现实和不合作的态度。记者们当然对谈判没有抱多大希望，但也不免有些扫兴，只提了几个问题就冷场了。会议散场，一个星期后再开，但4月中旬的复活节假期已临近，这一个回合的时间又没有多少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春节刚过不久，国内有二三十个公安、边防、海关人员到维也纳来接受麻醉品管制署的短期培训。我才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没有见过毒品，有些人见过，也识别不了毒品，绝大多数更不清楚如何检验毒品。培训是由联合国纽约总部安排和资助的，以后还有几批人员要来接受培训。听培训的同志说，缅甸、老挝、泰国三国的金三角地区生产的毒品除了仍经由东南亚和香港偷运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外，已经发现经由我国西南边境偷运到香港再转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甚至经由我国南方城市直接偷运到那里去。我国公安、海关、边防人员已经缉获了很多偷运的毒品，而且数量也在增加。在我国大陆上自解放以来毒品早已绝迹，很多公安、边防、海关人员缺乏识别和检验毒品的知识，因此给了毒贩可乘之机。而且，我国边境地区也受到影响，已发现有不少人吸毒，还在向内地蔓延。为此，我国有关部门决定派出一些人员到维也纳来学习。 我们的同志对我说，毒品问题正在变得严重起来，他们将很好参加培训。根据麻醉品管制署安排的培训计划，他们首先是看在世界各地拍摄的影片和电视片，从毒品对人类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到毒品的种植、生产、偷运、洗钱等。然后是如何识别和检验海洛因、大麻、鸦片、吗啡、可卡因等毒品以及仍可用作毒品的医疗用的针剂和片剂。最后是介绍国际毒贩用越来越隐蔽的办法偷运毒品的活动。培训大约半个多月，结束时管制署将赠送每个人一只装有在检查中可以快速检验毒品的设备的小箱子。同志们准备学完后立即回国去，连维也纳这个有名的城市也不想参观，以便早日回到工作岗位，并且让下一批同志到这里来接受培训。 这两个月来，管制署的代表已几次向我通报了有关金三角的毒品经由我国境内偷运到其他国家的情报，并且说联合国纽约总部已把这些情报送交北京公安部门，但为了引起注意，认为仍有必要向我通报。我对这几年来毒品泛滥如此之快，感到十分吃惊和担忧。我这次到任以后，同我的前任一样，只是对管制署的代表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接触，因为毒品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已很泛滥，但在我国大陆上已绝迹很久，也没有经由我国境内转运到其他地区的事，很多年轻的人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毒品。可是，为时不久，我同这个机构的关系就多了起来了。禁毒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国内已引起密切关注，我今后应用更多的力量把这个工作做好。 仅仅两年以前，我曾随一个代表团在曼谷参加了国际会议后，访问了泰国西北同缅甸、老挝接界的金三角地区。我在泰国一侧的一个小镇的宾馆阳台上，观看湄公河从缅、老边界中流过来，又向泰、老边界流过去，左边是老挝，右边是缅甸。这三国的边界上都是茂密的碧绿的森林，人烟稀少，看不到种植罂粟的土地。泰国朋友说，这里看不到，都在内地，这些年来每当罂粟成熟的季节，泰国派飞机去投弹焚烧，罂粟地就移向更深的内地，而且分散成更小的小块，连飞机也很难找到。这个地区的毒品生产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同时，这个地区吸毒人数也在增加，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如不采取更坚决的措施，将会越来越难以收拾，已到了采取坚决的措施的时候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 中午，我请流亡在维也纳的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姆利纳日在使馆吃便饭。他很快将同流亡在瑞士的捷克人一起到中国访问。他们曾在杜布切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时期在党和政府内在财政、贸易、金融、法律等方面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后来在苏联1968年8月20日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逃亡到瑞士和奥地利。他们对计划经济的问题有较深的认识，并且也有实行经济改革的初步经验。因此，国内有关研究所和大学邀请他们去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作为我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参考。 姆利纳日在1967年担任捷共中央书记处负责青年工作的书记，当时他只有30多岁，是中央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读法律系，同已在苏共中央工作的戈尔巴乔夫是同班同学，而且多年住学生宿舍同一寝室。在1968年1月初，杜布切克接替诺伏提尼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国内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政治经济困难加深和苏联肆意干涉内政严重不满，造成社会动荡，党内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上台的，采取了经济改革的政策，并且改变了对苏联亦步亦趋的做法，因而受到了群众和干部的欢迎，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为“布拉格之春”。姆利纳日积极支持了这个政策。可是，这引起了苏联越来越大的不安，在多次施加压力无效后，就悍然采取了军事入侵的行动。杜布切克被解除了职务，最后又被开除出党。姆利纳日逃亡到维也纳后，写了一本书《布拉格之冬》，记述了这个时期的经验教训。 他送给我这本书后说，“布拉格之春”很快失败了，但留下来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当时的领导，开始时是对苏联的军事干涉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后来在苏联威胁增加的情况下，又惊慌失措，软弱无力。那时，我们的党和政府曾向友好国家呼吁，希望给予支持和援助，可惜当时中国方面没有反应。但看到中国报刊却说这是老修正主义反对小修正主义，我们感到很失望，当然，那时中国正处在“文革”高潮时期，我们也可以理解。“布拉格之春”是一场我们人民反对苏联控制和干涉，要求独立和自主的运动，不会因这次失败而告终，而是相反，将来一定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 姆利纳日到维也纳后一直在一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他说，他主要研究捷克计划经济及国营企业的问题，也考察奥地利国营企业的问题。当然，这两种经济不是一回事，但有参考的价值。在战后，奥地利是一个小国，当时又是被战胜国占领的国家，私人资本有限，因此建立了不少国营企业，效果都不错，对我们有参考意义。他又说，他还有些问题不太清楚，这次能有机会与中国的学者交换意见是非常高兴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确实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有待大家来讨论和研究。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维也纳市长格拉兹按惯例为驻奥地利的大使和代办举行冷餐招待会，但今年不同的是先招待观看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的歌剧《阿伊达》，而在演出中间休息时招待冷餐，这受到了外交使节们的欢迎。《阿伊达》是意大利大歌剧家威尔第在1871年为纪念苏伊士运河通航而谱写的以古代埃及为背景的著名歌剧，在开罗首演时盛况空前，一百多年来始终是受到观众欢迎的节目。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圣诞节和元旦休假后再度推出了这部规模宏大的歌剧。著名指挥家马采尔是搞大场面、大阵容的高手，不惜重金排出了十分强大的阵容，特别是聘请了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担任主角，并且重新制作了布景和设计了戏装。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维也纳市长格拉兹考虑到今年初新任的大使很多，因而改变在市政府举行冷餐招待会的计划，先请大家一睹这部大受欢迎的歌剧。在冷餐时，市长邀请一些大国的使节与他同桌进餐，很多大使都热烈地赞扬演出的成功。 国家歌剧院是欧洲最古老的歌剧院之一，从1857年起修建，断断续续修了12年，到1869年才修成。歌剧早在17世纪初从意大利传入维也纳，但在很长时期内只停留在模仿上，到18世纪下半期相继出现了莫扎特、海顿、贝多芬等音乐家，特别是莫扎特的歌剧上演后，在维也纳才有了自己特色的“莫扎特风格”的歌剧，从而成为欧洲歌剧的中心之一。因此，奥帝国法朗茨·约瑟夫皇帝在1857年下令修建新的国家歌剧院，委托两位著名的建筑师努尔和西卡斯柏格负责这个工程。可是奥地利在1866年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打了败仗，经济上发生了严重的困难，这个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的工程受到了社会上激烈的批评和责难。努尔非常伤心沮丧，在1868年4月自杀，西卡斯伯格已患重病，听到好友的不幸遭遇也在两个月后去世。 国家歌剧院高大的方形的建筑雄踞在老城的环形大道上，是仿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剧院的式样，全部用意大利浅黄色大理石修建的，显出庄严而又华丽的气派。剧院正面高大的精工雕刻的门楼有五个拱形的大门，楼上有五个拱形的窗户，窗中站立着五个青铜女神雕像，门楼里是著名的《魔笛》画廊，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魔笛》在1791年在维也纳首演时连演200多场，因而在歌剧院建成时请有名的画家在门楼画栋雕梁之间的墙壁上全部画上了这部歌剧的精彩场面。走进大门，白色大理石的门厅在六盏水晶吊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辉煌灿烂。门厅正中白色大理石的楼梯分成两翼引向二楼的演出大厅和楼厅，在楼梯的转角上和两翼走廊的栏杆上站立着金色的女神雕像。演出大厅内更是金碧辉煌，房顶上是金色的花纹图案，周围贴着红色呢绒的墙壁上镶嵌着金色的花纹，三层100多个包厢上也装饰着金色的花纹，正厅和包厢里一共有1642个铺着红色呢绒的座位。可惜的是，歌剧院在1945年3月希特勒投降的前夜，在一次大轰炸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剧场和舞台大部被炸毁，只有门楼和门厅损失较轻。战后，奥政府用了多年时间到1955年才修复。 国家歌剧院所属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世界上历史最久和影响最大的交响乐团之一。这个乐团最老的前身是皇家歌剧乐团，在1498年成立，当时规模很小，只是为演出歌剧演奏，不单独举行音乐会。后来，随着古典音乐的发展，社会上和乐团内都有了举行音乐会的要求，乐团终于在1842年3月28日中午在皇宫大厅内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名义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以后，乐团把这个日子作为自己诞生的时间。乐团的团长通常是由歌剧院院长兼任的，著名音乐家马勒、卡拉扬等都担任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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